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俊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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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试读：

总序

评论者，批评、争论之谓也。要批评，首先要懂得被批、被评的对象，这样才能如实地指出其优长劣短。被批评者可能不服，或其他人对这种批评不满，那就会进行回应或反批评，这就引起了争论。由争论而引起更多学者、论者的关注和参与，形成更大的争论，也产生更大的影响。批评者与原作者之间可能早已熟悉或是朋友，也可能根本不认识，使他们发生联系的是作品，是问题，是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执。经过一番批评和争论，所谓“不打不成交”，他们彼此加深了解，有的还可能建立友谊。当然，也有的因此而结下“梁子”，成为“对头”，彼此以后都得小心从事，严谨为文，以防被对头抓住“辫子”，尤其是别出现那种“硬伤”，犯一些低级的、愚蠢的错误。正是艺术圈子、学术共同体内的这种批评和争论，构成了艺术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或重要机制。所不同的是，在艺术界，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分野较清楚，文艺批评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评论家专事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如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等，也有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而在学术界、理论界，作者与批评者没有分化，极少有专事评论的学者，大家都主要就学术观点而进行批评或争论，至于文章怎么写，那是个人能力和兴趣的事。我们这里的批评主要指后者。

很显然，无论是批评别人或是被别人批评后的反批评，抑或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经常互换位置，相互批评、彼此争论，使得批评者同时也是被批评者，都需要阅读和研究对方的作品，了解和熟悉对方的观点以及论证的逻辑，然后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就事论理，该赞赏的赞赏，该抨击的抨击，优点说够，缺点说透，这样才能写出有质量的、讲道理的批评文章，至少是说得过去的、不丢人的文章。仅此一点，就能大大减少那些劣质文章的数量，大大提高文化产品的学术质量。批评的文章多了，相互争论的文章多了，就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有益的学术环境。也可以反过来说，相当数量的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批评性文章，学人之间对于批评和争论的合理态度，本身就是健康的、正常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标志。若是缺乏这种学术环境，缺乏这种环境压力，实在是不利于理论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也不利于学术理论的发展。

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学术环境不是很好，甚至很不好。若以改革开放划界，之前是以“大批判”为主要特征，尤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即所谓“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大批判”，不是平等对话，不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分析说理，而是所谓政治挂帅、有罪推定、无限上纲，而且往往是以内部或高层事先定性为前提的“点名批判”，谁被“点了名”，就等于“出了事”，犯了错误。即使不是点名批判，受当时那种环境的影响，争论者也是彼此找“靠山”，大打“语录仗”，以引证代替论证，因为革命导师的语录不单是革命立场的证明，同时也是真理的标准。现在回看当时那些文章，实在是为那个时期的人和事、为那种思想僵化的状态感到莫大的悲哀。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大批判”的余绪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文风不仅被整个地鄙视和抛弃，而且正应了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的老理，谁都不愿再写批评性文章。书评、文评、影评等大都以广告式的说好话为主，最后再象征性地指出一点不足；真正敢于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且有彼此“交锋”的争论性文章几乎成了“罕见物种”“稀缺资源”。学界批评精神严重缺乏，表明学者们对学术的敬畏心明显减弱甚至缺失。研究者们似乎都是各自为战，都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对同行们在搞些什么并不关心，即使面对那种不能被称为论文的“论文”，根本不是成果的所谓“成果”，也都不愿多做批评。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我曾见过一幅漫画，题目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画的是大街两边的人们都在喊打，阵势震天，而大老鼠领着一群小老鼠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大老鼠还回头告诉小老鼠们：他们也就是喊喊而已。漫画讽刺的是那种对社会不良行为只有批评声音而无实际惩治措施的做法，而反观我们的理论批评，恐怕是连喊打的人都找不着、喊打的声音都听不见。现在我们每年出那么多书籍、报刊，论数量肯定居世界第一位，表面上看繁荣得很，实则有量而无质，真正有学术创见的“干货”太少，低水平重复的东西太多，而且二者太不成比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缺乏对学术的敬畏，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再不改变，中国的理论发展和学术复兴怕是遥遥无期。二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理论界、学术界，指名道姓的、不留情面的、十分尖锐的批评以及反批评，司空见惯。作品要接受批评，要经得起批评，是任何学人学术训练与学术成长的一条基本路径；任何一种理论都得接受批评，都需要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存在，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威力和威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起的理论，始终处在被怀疑、被批评的地位（一度还是被镇压、取缔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要被判罪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正是通过与其他理论的相互批评和论战，比如科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显示这种新理论解释历史、分析现实问题的威力的，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一统”，思想上也要求“统一”，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哲学。而随着“左”的思想倾向越来越占上风，“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意识形态全面政治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不符合这些语录的语言、行为就是思想错误、理论错误的证据。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置放于一种不能怀疑和批评的地位，谁敢怀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几乎就等于一种政治上的反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针对一些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疑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2]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据说当时毛泽东在大会上讲到这段话时，与会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热烈鼓掌，可随后的反右却坐实了马克思主义不能批评的说法。不仅马克思主义不能批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棍子”而进行的打击式、政治判刑式的“批评”也不能批评，无论哪种理论，哲学的、经济学的或法学的、文学的主张，只要被别人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这还算客气的，如果再直接予以点名，那作者就一定要在政治上“遭殃”了。此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会发表被点名者的辩护文字，甚至不敢发表他的其他文章。

这种做法，不管具体施为者的主观意愿如何，从客观效果上看，都双重地危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它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作神圣的教条，置于一种只能信仰不能怀疑和批评的地位，这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做法，根本就是不得人心的，并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和逆反心理。这种反感和逆反，不单是针对施为者，也连带殃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要人们相信它，人们就越是抵制和阻抗。正是受众的这种逆反心理，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可亲可信的基础，极大地妨害了其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一种垄断真理的地位，不能怀疑和批评，从而就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了竞争和挑战，也就失去了压力和进行应战的能力，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很显然，这二者本身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的。

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以批判“两个凡是”为目标，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它也有很大的不足。第一个不足是发展很不平衡，这主要体现为，既有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和作品，也有大量低水平重复甚至很难被称为学术论文的作品，还有一些继承了“文化大革命”遗风的、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的作品。这里所谓的以势压人，这个“势”就是这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优势”，似乎是他人对其只能仰视而不能平视、讨论不得批评不得的那种心理和劲头。这些作者或许抱着真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似乎很有战斗性，但其效果已如前述，大概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问题不在于一些人这么认为、这么做，而在于这种做法或劲头似乎还很得势，很得有司的青睐和赞许。这才是令人忧虑的。由此引发了第二个不足，即我们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反思和自觉，对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宣传与研究的矛盾还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对如何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没有一种总体合理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要体现为对人们思考、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更好的令人心服口服的“主意”和办法，而不是将“指导”地位规定为一种“特权”，乃至一种垄断真理的特殊能力。我们由于这种反思不够，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依然沿着旧的思路，似乎只要多批准些项目、多设立些奖项、多拨些资金、多分配些博士生名额，就能够壮大队伍、壮大声势，就意味着大发展、大繁荣了。不客气地说，正如我们的经济，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不依靠练好“内功”来积极回应竞争和挑战，不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还是依靠过去的拼投资、拼资源、铺摊子、上规模的外延扩大的方式来发展，就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形势，要是不好好反思、不改变旧的发展思路，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三

依哲学界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中国当代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当下呈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发展繁荣需要中西马进行深层次的、持续的对话，从而实现综合创新。这个道理自然是不错的，也提倡了好多年，但实际效果却很不乐观。为今之计，倒是应该认真检讨何以如此的深层次原因，检讨有哪些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和体制上、机制上的阻力。

我们平常习惯讲中西马对话，但应明白这只是个简便的说法，实际上学科自身并不会进行对话，对话总是作为研究者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我很认同赵敦华先生的观点，中国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与西方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是有相当程度的区别的，中西马云云，都是就研究对象而言的。就研究主体而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和研究西方哲学的，无论研究对象有多大区别，其文化背景和实践情势及其需求还是共同或相同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内容。换句话说，在外国学者眼里，无论现今中国哲学家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成果都算是中国当代哲学，也只能算是中国哲学。赵先生说：“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不只是加强中国哲学的本位而已，也不是为了发展西方哲学，而是走向世界哲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到这三点，中国人的哲学就会[3]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赵先生的眼界和境界都是很高的。

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再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是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学界的做法，一旦建制化，便成为一种藩篱，几十年下来，想撼动、撤销都很困难。纵观国外的许多哲学系，基本都没有按照研究对象进行的分科。中国学苏联做这样的分类，并非三足鼎立，而是中哲、西哲都是附属性的。其背后的理念是，中哲、西哲都属于历史上的哲学，都有许多局限和错误，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人类的哲学思想就达到科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认为要以马哲为指导来研究中哲、西哲，另一方面认为学习中哲、西哲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马哲。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理念基本上被消解了，这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西马要进行有效的对话，前提是能够平等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马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这个对话就无法进行。这里的平等，不单是学者的态度，更是一种法律规制、一种法治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家无论研究什么对象、秉持什么样的观点，都是中国的哲学家，都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公民，大家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更是平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社会、被学界、被当局认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即使如此，相对于其他研究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他们也并不具有更多的权利，在法律方面如此，在探求真理方面也如此。你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可以批评你，你并不因为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总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就有了一种特权，就能免受别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最多只能帮助或有利于我们把问题分析得更为透彻，把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更加能够以理服人，而绝不能成为以势压人的“势”，即特权。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贯彻依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常识，所以上述道理应该是没有谁特别反对了。但我们还有一个“结”，而且它是一个大“结”，一个十分敏感以至于一般人刻意不去碰的“结”，若这个“结”不打开或打不开，那么我们的思想就还是解放不了。这个“结”就是，能不能批评作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被写入宪法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批评它就意味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意味着违反宪法。这不是学术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在立场上绝不允许有半点动摇和松动。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批评、可以批判，甚至必须抛弃。一些人把20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问题、各种错误，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认为不抛弃马克思主义，不改宗相信儒教或自由主义，中国就无法走上正路。这两种观点形成对极，势同水火，相互刺激，没有任何通融、妥协的可能。第三种观点是原则上允许批评，承认可以批评，但骨子里还是不能批评。如前引毛泽东的话，先确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后又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都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按照这个逻辑，谁批评马克思主义，就证明谁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唯心主义，反正都是错误的思想对正确的思想的批评，是谬误对真理的批评，是反动立场对革命立场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上述几种观点，基本上都建立在把政治与学术不相区分甚至故意混为一谈的基础上，同时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关于历史、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或科学，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二者有联系，但又不能混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既是因为它提供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也是因为它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能够更好地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所以，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彻底性，作为一种党内纪律，甚至上升至国家宪法高度，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批评还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但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各种理论、各种主义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没有特权，谁也不能自封为真理，更不可能垄断真理，即是说，任何理论都得接受别的理论的批评，都得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坚持的。特权化从来都是一种理论自我僵化、自我衰败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尊奉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否定自己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东西，一些当时正确但已经过时的东西。它需要与别的理论进行对话，需要接受和回应别的理论的挑战，积极地与别的理论进行竞争。这才是真正具有自信的表现。相反，压制和拒绝批评则是没有自信的证明。第三，确实，从整个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即使不涉及政治，单纯从理论本身来看，批评与否定、攻讦的界限也是很难划清楚的。因此，就需要一个平台、一种机制，防止将批评当作恶意的否定、攻讦。这就是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允许被批评者予以申辩，为自己辩护。这个申辩和辩护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和争论在报纸杂志上进行，也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如果真要诉诸法律的话。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贯彻依法治理的原则。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一定要转变观念，从潜隐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依法治国的观念上来，从单纯以巩固权力为目的转变到激发、提升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的观念上来，从对知识分子深度疑惧、宁枉勿纵转变到为民族复兴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上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民族的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保护好、利用好这笔资源和财富，不仅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不断壮大的基本因素，而且是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标尺。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条件，使研究中哲的、研究西哲的、研究马哲的，都能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包括文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畅所欲言，不同的观点可以交锋，在相互对话、相互批评中，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挑战引起回应，刺激促进创新，这才是中国当代哲学应有的正常合理的状态。[1]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1-232.[3]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南方日报，2008 06 05.上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1]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或当代形态问题的讨论比较多，论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纷争，尽管交锋式的争论还不多。我这里主要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的方法论角度提几点意见。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政治地图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遇到严重困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伴随改革开放运动西方各种思潮相继涌入中国，抢占了相当一部分市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哲学界，过去我们有意屏蔽、很少讲到的现当代诸多哲学流派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最时髦的话语，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内外种种原因而受到不少青年人的怀疑，他们甚至从逆反到腻烦，传统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在削弱递减，社会影响力在急剧下降。这种情势是学界同人共同遭遇和感受的，也未表现出多少歧见。中央提出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正是针对此种局面的应对举措。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实现巩固和加强的任务。实际上，当代性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一些人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将来也不会过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做文章，丰富和发展它。把当下出现的一些思想混乱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当代性的一个问题，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是信仰不坚定的表现，甚至是盲目跟着西方哲学流派跑、受其污染的表现。在这些人看来，现在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根本上是我们没有坚持好“两手都要硬”方针的结果，是宣传不得力的结果，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问题，而不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阐扬其当代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发展是巩固和加强的根本途径。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永远都是必需的，但这种宣传和批判必须以具有当代性特征、当代性理解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才能增强效力，才能更好地消除人们的种种疑虑和不信任。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就是要站在当代高度、结合当代实践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基本内容，剔除一些明显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剔除一些后人的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附加，增加一些被新的实践证明是真理的新论断、新观点，确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确立其理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地位。提出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实际就是论证其当代合法性，为巩固和加强其指导地位提供学理上的支持。忽视内容方面的建设，只在加强宣传方面做文章，从形式上看是舍本求末的技术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则是凝固僵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问题。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的几种进路及其问题

第一种侧重从时代性方面着眼，论证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的时代”，落脚点是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我们的任务是重新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批判精神，开出人类解放的新路。一些学者指出，尽管说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许多东西是马克思没看到甚至没想到的，但时代的本质没有变，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的时代，比如说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问题，如劳动与资本对抗的问题、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逻辑，资本的总体性仍然规制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都附属于资本，跨国公司是资本扩张的新形式，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现代传媒都受到资本的内在控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是改变了形式，消费主义使社会不公正、人的异化现象有增无减，更为严重，全球性问题也都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等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的批判当然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最尖锐、最彻底、最前卫、最当代的。也正因如此，西方的诸多社会批判思潮都从马克思那里寻找资源和灵感。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入挖掘、开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资源，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深度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批判性和当代启示意义，说明和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具有当代性的哲学，是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指导方针。

第二种侧重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角度，从与现当代哲学对话的语境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是从哲学的根基处发动的，是对整个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尽管在政治立场上有异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可在思维方式方面则与之同调、同功，这构成了它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进行对话的基础性平台，也形成了它内在的当代性气质，即连现当代许多哲学大家都认同的不可超越性。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哲学在根本气质上属于“当代哲学”，也只有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对话中，特别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在批判当代社会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观念和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光大其当代性气质和当代性精神。

第三种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差异上理解当代性，这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同观点的差别上理解的当代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从对斯大林版哲学体系的批判到重新检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实质、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很多学者认为，斯大林版哲学体系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以前的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一般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没有充分理解甚至误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真精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并重新理解马克思，针对当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新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和解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以适应当代实践的要求。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经济政治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使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现代生产、网络交往、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性问题等新现象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必须根据新的历史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解释和解决办法，只有创新、只有发展，才能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这几种进路都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都意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区别在于侧重点和着眼点有所不同。前两种进路更侧重论证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后一种进路则比较侧重如何结合当代实践和现实问题，在与时俱进和发展中体现当代性；前两种更注重文本诠释和在理论层面上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后一种则更着重于重新把握真精神和对当代我国实际问题的解决。现在似有一种各成派系、各突出自己特色的倾向，如何实现合理分工、互补互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需做出切实的努力。

三、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方式的当代性问题

在这些年的哲学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哲学”这一术语而避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深思。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缩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选择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或理解方式的当代性问题直接关联着的。

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区别并对立起来，甚至把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对立起来，只讲早期马克思，不讲或捎带且带有贬抑地谈论恩格斯以及列宁，这在西方学界是比较流行的。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一方面，为了与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话时术语接榫的方便，同时也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正面地只讲马克思哲学从而也就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悬置起来，省却了许多解释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是从理解维度上，感到马克思的理论气质和本真精神更具有当代性解释空间，直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与马克思对话、再现当年的马克思，可以消除后来的许多不合理的附加。这些考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自足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还是存在于与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交互作用、相互发明中？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后来继承者的历史联系，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如果说与马克思同时代且长期合作的恩格斯都对马克思存在着诸多“误读”和“曲解”，那身处当代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到马克思”，这种“还原”主义的理解进路是否本身就违背了当代诠释学揭示的理解规律？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理论的自洽还是对当代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等等。

返本开新历来就是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返本开新从来都以当时实践突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并存在着自己特有的局限性，不断地克服这种局限性就构成了历史的连续和理论的发展。将“本”与后来的发展相割裂，“本”也就不成其为“本”；将“源”与“流”抽象地对立起来，“源”也就是不再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马克思思想发源而不断流变着的一派学说，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的并具有分歧的枝杈的理论生命体，其实西方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也无不具有这种特征，都是无法将之封闭在源头和根部以保持纯洁性或同一性的。换言之，力图保持同一性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即使在源头和根部，也存在着本身的差异和矛盾，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确实如此，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在实践中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或强调点都是不同的，形成了各具特质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家族。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马克思哲学具有更广阔的理解空间和历史合理性，也更符合当代理解的规律。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盟

我们今天强调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目的是在科学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规定了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充分重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以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为中心，提高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就是活生生的、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挖掘、整理这份宝贵的资源，向世界展示、宣传这些宝贵的思想智慧，我们既需要关注人类当代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更需要关注中华民族的当代实践和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问题是理论发展的动力，解释力是理论生命力的表现。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族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问题，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的问题，我们自有我们的问题，即使一些问题有共同性和交叉性，但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出现不同的理论主张自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经过适当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实现一定的视界融合，相互促进；其实，在许多地方只能求同存异，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今世界哲学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强势话语和强势集团，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联盟，共同对付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挑战，共同探讨人类解放的新路径。

总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仅要看马克思当年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是否适合，是否还具有指导性意义，还要看他的继承者们、看当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对于解决当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意义，包括在与其他哲学流派进行对话、进行辩驳中所表现出的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对当前国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提出的新的理论与观点，如果不具有当代性，那么这个当代性和当代性的标准怕就很成问题了。[1]本文原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1]对“马克思哲学”概念的辨析

近年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正在相当范围内流行开来。一些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为了保证研究的学术严格性，应该退回到“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上来；一些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以便清除后来者的一些附加成分，正本清源。许多论者或是从研究对象的界定出发或是从自己秉持的立场出发，都宁肯用“马克思哲学”而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在行文中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意味着这是直接承接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与恩格斯、列宁等继承者的理解不同，有时甚至还可能相反。很显然，在这种理解下，恩格斯、列宁等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就被消解了，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作家这样那样地被抬到了“准经典”至少是权威的地位，许多文章、著作引文的频率和数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以西解马”的视角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弊端的时候，但问题在于，这种割断历史而简单否定的“一边倒”思路，特别是其中隐含的那种学理学风倾向，如不对之进行适当的反思批判，就可能走向另一种片面性，不仅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会导致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总体精神、根本旨趣正相反的倾向。这正是我有所疑虑也有所担忧的。我的忧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念为渊源，也与“马克思学”的兴起相关联，直接命意是排除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合理解释，具体操作途径是通过文本的辨析分清哪些是马克思的原文哪些是恩格斯后来附加的东西，以求“还原”马克思的“本貌”、获得马克思的“真精神”。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不难理解，也很合乎逻辑，问题是这种差异是枝节性、技术性的还是根本性、本质性的？如果是根本性、本质性的，那他们“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无法成立，马克思也不会对这种根本性、本质性的分歧长期隐忍而几乎没有丝毫表示，更不会把整理其理论遗产的任务交给恩格斯来处理。再说，他们经常共同讨论一些问题，相互启发、相互辩难，如何通过现存下来的文本分辨清楚哪些思想是马克思先提出或恩格斯先提出的，哪些是马克思提出恩格斯做了解释和发挥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再退一步说，即使从解释学的角度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个解释者，那么，如果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关注共同问题、共享同一文化传统并进行大量直接交流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解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那么作为一百多年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的解释比恩格斯的解释更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这些前提性的问题若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种“马克思哲学”概念的“合法性”就是成问题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注重实践，它不仅用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来解释各种观念，而且以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因此它需要诉诸人民群众的实践，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伟大认识工具。在我国哲学界，尽管也存在种种争论，但对于这种观念大致说来是有很大共识的。而“马克思哲学”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受西方的“学院化”或“学院派”研究思路影响的产物，是为了与其对话或接轨的方便而提出的。这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就其意欲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倡扬的主导倾向来说，则带有一种强烈的“学院化”或“贵族化”的意味，是与将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的主旨相悖逆的。

第三，与上一点相关联并受之决定，就是“马克思哲学”概念的封闭性问题。既然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等都被排除在“马克思哲学”之外，马克思哲学也就只能是马克思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存在于也是封闭于马克思留下的文本中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所包含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都只能是自足地存在于这些文本中，只是需要“挖掘”“发现”而不是在与时代的相互作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种学院化传统下的“封闭化”处理方式，在西方学界或许是一种具有“正统性”的学术范式，西方学界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都是如此对待的，对马克思哲学自然也不例外。但这样一来又会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这种新哲学的开放性特征就无从落实或体现，也堵死了其与时俱进的通道，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和发展如何与之接续也成了大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为源头而形成的一条“河流”，以马克思为根而长成的一棵旺盛的知识“大树”，尽管中间存在着一些误解甚至歪曲，有分支和分杈，也曾为争夺“正根”或“正统”发生过令人痛心的分裂，但毕竟都属于这条河流或这棵大树。为追求概念的明确性或学术性而人为地进行“微分”式的分析，其产生出来的矛盾和弊端比使用有些含糊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绝不会更少而只能更多。其实，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社群主义、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概念，没有哪一个不是因其内部构成复杂观点众多甚至相互抵牾而难以“纯粹”、难以不“含糊”的。如此看来，这种“含糊性”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为其发展变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最早反对黑格尔的封闭体系、一开始就强调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最富开放性的学说，若是为了“学术的严格性”、为了概念“明确”而不断向原点“退回”，那么，这种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是“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这种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做法，难道不正近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这种学术导向难道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吗？

重申一下，我并非决然反对“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更不是反对文本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下，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使用“马克思哲学”这个概念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将之普遍化，不能将之作为一个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更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导向“学院化”“贵族化”的那种学风和文风。[1]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2月19日。[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与研究范式

近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成果之多，势头之旺，都是以前难以比拟的。最主要的还是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当代形态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自然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差异的”甚至对立的见解，为争鸣提供了基础，其相互间的辩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矫正国人长期形成的怕“多”厌“乱”而宁肯“定于一尊”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历史性作用。正如市场经济促使了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权利意识显化成为一种基本社会态势一样，表现在社会意识方面，理论家们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理论的多样化、个性化、异质化成为一种常态性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多种面孔的“马克思”取代了以往一种面孔的“马克思”。借用德里达的话说，马克思成了一种“幽灵”，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有着不同“面相”的存在。可以这么理解，这种关于马克思的“多”与“一”的矛盾不独在当代中国存在，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西马如此，后马、新马也如此；若往前追溯，列宁与第二国际之间、西马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此观之，如何合理地理解和正确地对待这种现象、这种矛盾，就成了一个很严肃也很严重的问题。一、为何要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

任何一个伟大的学说，在创立者去世之后，都难免遭到被误解、被歧解的命运。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后世都宗派林立，黑格尔死后，新老黑格尔派各执一端争得一塌糊涂，新康德主义老早就分成两派，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没有哪一个内部不是歧见多多，枝杈迭出。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更为突出和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政治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必然加剧理论论争上的决绝性，彼此都在争夺旗帜，证明自己是正根、正统或合法继承人，指证对方不仅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简直就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在共产党没有执政之前，这种理论分歧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如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左”倾主义泛滥的年代，这种指证直接就可能演化为政治上的“清洗”。这种政治“清洗”或强行统一化的结果，在一定时间段和国别范围内出现了“统一”，但从世界范围看，却只是增添了一种或两种比较畸形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过了那个特殊时段，这种强行的“统一”就难以维持，甚至被彻底颠覆。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天下一统”或“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从来就没出现过，似乎将来也不可能出现。

于是，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观：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分化着的多样化形式而实现着自己的扩展或发展，另一方面是离马克思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越远，后起马克思主义的“面相”与原初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似乎越小；一方面是各种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都以为自己是真传、正统，是体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的嫡系传人，指斥与自己的理解不一致并反对自己的流派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这些争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彼此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支脉。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能否也从一种旁观者的超越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我们自己在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否能对其他国家或国内其他派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予以一定的认肯？我们能否有效地克服根深蒂固的理想化的“纯”“一”心态或情结的蛊惑，理性地、宽容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异质化、多样化的问题？

这些或许都是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同样也适合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都有着自己的哲学，而且正是通过这些哲学理论集中地表现着自己的理论立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各自都声称自己秉持的是马克思的“真精神”，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但彼此之间却扞格、抵牾以至形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而难以进行必要的对话交流，相互指责和批判也远远多于平心静气地商谈讨论取长补短。这种“窝里斗”形成的内耗严重伤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和吸引力，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或现象。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马克思主义比起自由主义，比起一些宗教力量，并不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相反，倒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需要扩大马克思主义力量，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队伍，需要形成马克思主义最广泛的同盟，这既是政治上、实践上的要求，也是理论上扩大影响的需要。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版图中，马克思主义，这样那样认同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基本都归属于左翼势力的范围，而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看，“左”倾主义或极左派历来都是危害最大的一种力量。政治上的“左”倾主义往往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联系在一起，以“纯粹”“纯洁”为旗号，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主张当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把大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看作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左”倾主义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从组织上对他们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士进行“清洗”，以实现队伍的纯洁性。这种极左思潮及其思维方式遗毒很深、很广，非常难以消除，直到今天我们有时也能看到它的表现。比如，一些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完全排除异质性和多样性、只能有一种理解的统一性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的那种理解或某个官方权威的解释才是正根，是真传，是本真的正统嫡系，与之不同的观点都具有“异端”的性质。一些人总担心一旦出现多样化的理解就会威胁到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所以力主动用或借助政治力量来解决理论争论问题。或许这些同志在思想动机上是真诚地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按照他们的这种做法，结果只能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和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不合理的观念和心态，同时也是呼吁，在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弱势地位的条件下，为了壮大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和力量，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建立广泛的理论上的统一战线，少一些苛求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猜忌多一些理解，求同存异，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态势。选择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公民、一个理论家的基本权利，并不需要谁的批准和确认，只要他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自称——在正常情况上，也实在没有必要去假装——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比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好一些，多一些同情者、同道者总比多一些反对者要好一些，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强势力量，在一个国家如中国处于统治地位，也是如此。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

返本开新历来就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基本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开始，中国哲学家就表现出力图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正本清源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质精神的努力。到90年代后期，“回到马克思”一时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西方学术思想的大规模传入，“以西解马”更为多数青年学者所青睐。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批评者的矛头还仅仅指向斯大林，那么此后就逐渐延伸到恩格斯和列宁，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歧，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怎样看待和评价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合理分析苏联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怎样合理看待后马、新马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谱系就全景式地展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无论是体系之争、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之争、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马克思本真精神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争论，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否可能和必要的争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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