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大传（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柳春藩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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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大传（精）试读：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出生了。

曹操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桓帝灵帝统治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十侍乱政图

东汉王朝共经历12个皇帝（两个帝位未到一年的皇帝未统计在内），近200年。

东汉的开国者刘秀，出身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曾祖、祖父、父亲曾做过郡县长官。刘秀本人还是一个大商人地主。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好多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如邓晨、李通、邓禹、寇恂、耿纯、刘植等。东汉政权建立后，朝廷的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一类人中选用的。

这一情况，与西汉不同。西汉的建国者多为“布衣之士”，即较为贫寒之人。刘邦出身自耕农，做过地方小吏。他手下的重要将相也多出自下层，如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不是县级小吏，就是小手工业者或自耕农。

尽管西汉和东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东汉政权一建立，就表现出维护豪强大地主利益的特点。东汉政府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几乎采取了放任政策，从而助长了土地高度集中的趋势。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废除了盐铁官营制度，这对商人地主更为有利。因此，大地主势力在东汉一代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如贵族地主济南王刘康，有田800顷，奴婢多至1400人。官僚地主郑泰，有田400亩。不做官的豪民地主（包括商人地主）的势力更有明显发展。他们有的建立田庄，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东汉后期的思想家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概括指出：当时的豪强地主们“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众多富丽堂皇的住宅，蓄养着成千的奴婢，役使着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四方，珍宝奇货，很大的仓库也装不下，其荣耀逸乐甚至超过王侯，其势力显赫可以同郡守、县令相匹敌。

东汉后期，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出现了士族地主阶层，即累世做高官的地主家族。士族地主多为儒学世家，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他们居于官僚地主的上层，也居于整个地主阶级的上层（皇族是最上层）。

各类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广大农民的土地不断被兼并，自耕农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依附农，身份不断降低，有的甚至沦为奴隶。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斗争。

外戚或宦官操纵政权，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一种现象，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如此，还需要有其他条件。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他们可以利用太后、皇后的关系控制朝政。当幼年皇帝即位以后，皇太后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同专权的外戚就发生矛盾，怎么办呢？这样的皇帝往往依靠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即太监），把外戚势力搞掉，于是宦官又攫取了大权。等到这个皇帝死后，另一个母后及其父兄又选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权，又出现外戚专政的局面。幼小的皇帝长大后，又依靠宦官打击外戚。于是就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

外戚与宦官结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彼此勾心斗角，倾轧争夺，非常激烈。大体上，在桓帝（147-167年在位）以前，是外戚势力居优势，桓帝、灵帝（168-189年在位）时期，是宦官势力居优势，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

桓帝时，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个是顺帝皇后，一个是桓帝皇后）任大将军，专断朝政。桓帝不满，依靠宦官力量，围攻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宗亲被杀者数十人。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名宦官因诛灭梁氏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宦官侯览借口除灭梁冀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朝廷大权又落到宦官手里。

宦官的贪暴，同外戚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可兼做朝官，可收养子，养子可以袭爵。他们的兄弟、姻戚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长官，大肆掠夺，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老百姓痛恨他们，称徐璜为“徐卧虎”，称左悺为“左回天”（指权势之大，有回天之力），称具瑗为“具独坐”（指骄贵无偶），称唐衡为“唐雨堕”（指残害百姓，流毒像下雨一样遍于天下。“雨”或作“两”）。侯览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公开霸占民田118顷、民宅381所。他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邸宅16区，每区都有楼阁、亭台、池塘。他还派人到处拦路抢劫，掳掠妇女，挖掘坟墓，掠取宝物。他的哥哥侯参做益州刺史，倚势搜刮了一亿钱，金银、锦帛、珠宝装满300多车。

灵帝时，大宦官张让、赵忠等，搜刮民脂民膏更加凶残。京畿附近数百万上好土地被他们侵占。灵帝还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

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以中常侍为其政治代表，他们出纳帝王之命，往往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贪婪成性，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学无术，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太学生的仕途。同时，由于政治黑暗腐败，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一些太学生忧心如焚。他们便抨击宦官，议论朝政，要求改善政治。有的则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打击宦官的党羽。如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贪残犯法，杀害孕妇，剖腹取乐，逃匿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掌京师地区纠察）李膺毫不手软，派人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里把张朔捕获，然后处死。杜密任北海相，刘祐任河东太守，也都剪除了所属县令中的一些宦官党羽。这种情况，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恐惧。他们依靠皇帝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事件。

早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算命先生张成，预卜将有大赦，唆使儿子杀人，被李膺处死。宦官便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结为一党，诽谤朝廷。桓帝便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多所谓“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虽然把这些“党人”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

建宁元年（168），桓帝刘志死后，十三岁的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想消灭宦官势力，事泄，被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矫诏攻杀。

次年，山阳郡督邮（巡察官）张俭上书告发宦官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求加以制裁。侯览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企图危害社稷。灵帝便下令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捕入狱，他们都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172年，宦官又一次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176年，宦官怂恿灵帝下诏，凡是“党人”较近的亲属及其门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锢终身。

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一些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同宦官势力的斗争，可以说是“清流”同“浊流”的斗争。他们主张改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

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被杀、被禁锢终身，表明了东汉政治危机的加深。

但是汉灵帝毫不省悟，继续贪图享乐。他专门在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把国库中的大量民脂民膏，据为己有，积贮在这里。他还亲自到河间买田宅，以为私藏。为了搜刮更多钱财，他甚至把各级官爵定出价钱，公开拍卖。如规定在地方为官的“二千石”（相当于郡守）官职，为两千万钱，“四百石”官职，为四百万钱。在朝中为官的“公”（“三公”官）为一千万钱，“卿”（九卿官）为五百万钱。地方官比朝官贵，主要是因为任地方官便于直接搜刮民众。爵位的定价也不低，如关内侯为五百万钱。

定价之外，还要看求官者的身份和财产状况，灵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半价（五百万）买个“公”官司徒，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买个“公”官太尉就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有钱的可以现钱交易，暂时无钱的，可以赊欠，任官后加倍付给就行了。

不仅如此，灵帝对那些没有花钱买官的地方官，还以助军和修宫室的名义，要他们向西园缴纳若干钱（多者几千万，少者几百万）。少数清正的地方官不满意这样做，有的辞官，有的被逼自杀。如钜鹿太守司马直上任时，被摊派纳钱三百万，这个数字比较起来不算多，但司马直不快地说：“为民的父母官，反而割剥老百姓，以达到上方的要求，我实在不忍心啊！”便称病辞官，皇帝不许，乃服毒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买官的人，还是被硬性摊派的人，上任后都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一个个都成了“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的贪官污吏。

由于桓、灵帝时期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因而造成多次水灾。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27次，桓、灵帝时就有13次，占水灾次数的二分之一；东汉时大的旱灾共发生17次，桓、灵帝时就有6次，占旱灾次数的三分之一。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桓、灵帝时期还发生大蝗灾7次，大风灾2次，大雹灾7次，大疫8次，地震十多次。水旱及其它灾害不断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

东汉后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民地主及各级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甚至倾家荡产，四处流亡。全国到处出现了“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甚至产生人吃人的现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时黄巾起义以前，各地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六十多次。其中以桓、灵帝时期居多。他们有的称“皇帝”，有的称“黑帝”，有的称“太上皇帝”，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推翻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迫切愿望。虽然这些起义由于力量单薄，先后都遭到镇压，一一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屠刀，前仆后继的精神是可贵的。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呜。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首歌谣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与他们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着。

曹操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环境中度过的。这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无疑会带来重大影响。二 家庭出身与少年生活曹操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字阿满。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里。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做了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才改了姓。曹氏是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继萧何为丞相的曹参的后代，家世逐渐没落。曹操的曾祖父曹节（此曹节与大宦官曹节不是一个人，“节”疑为“萌”）字元伟，在乡里魏武帝画像为平民。但他在地方上素有仁厚礼让的名声，为人们所称赞。有一次，邻居家丢了一头猪，这猪与曹节家的猪很相似，这家邻居上门查找，认为曹节家的猪就是自己家丢的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猪领走了。曹节明知邻居的这种做法不合适，对自家的名声也不好，却不同邻人争辩。后来邻家的猪又跑回来了，邻居感到非常惭愧，赶忙把猪送回曹家。并不好意思地连向曹节致以歉意。而曹节没说任何埋怨的话，只是笑着把猪收下。此后，曹节更博得了乡里人的敬重和钦佩。

曹节共有4个儿子。长子伯兴，次子仲兴，三子叔兴，四子季兴。季兴名腾，就是曹操的祖父。

由于曹节家里穷，没有条件供儿子们读书识字。可是小儿子曹腾既聪明又可爱，曹节很为他的前途伤脑筋。当曹节得知邓太后挑选少年入宫做宦官，伴读皇太子读书的消息后，便把曹腾送去，竟被选中了。

曹腾做事认真，性情温顺，当了伴读后，深得皇太子喜欢。曹腾因此得到了长期学习的机会，进步很快。

顺帝（刘保）即位后，曹腾为小黄门，迁为中常侍（皇帝的近侍官）。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和桓帝时期，曹腾一直为宦官。前后长达三十多年。

身为宦官的曹腾，自然要维护宦官的利益。早在桓帝即位前，硬直派官僚的代表、太尉李固想立年长有德、聪慧严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大将军梁冀则想立蠡吾侯刘志。曹腾也想立刘志，便去见梁冀说：“大将军总摄朝政，手下宾客很多，所犯过失不小。清河王严明，如果让他当上皇帝，大将军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的。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有了曹腾的支持，梁冀的态度更硬了。

第二天上朝，梁冀用高压手段慑服众人，罢免了李固的官职，将蠡吾侯立为皇帝，这就是桓帝。桓帝即位后，曹腾因参与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皇后的近侍官）。

曹腾同那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排斥名士的宦官相比，还有些不同。他能注意推荐海内一些贤能之人到朝中做高官，如边韶、张温、张奂等。他气度不凡，很懂得用人之道。一个蜀郡太守想同他拉关系，趁本郡官吏有人进京的机会，给他送去书信和礼物。益州刺史种嵩得知情况后，上书检举曹腾接受贿赂，请求皇帝将其免官。皇帝以“书自外来，非腾之过”，袒护了曹腾。曹腾没因此记仇，反而常常称赞种嵩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官吏，并有“事上之节”，推荐他做高官。后来种嵩升为司徒，不忘曹腾的好处，对别人说：“我今天能够做到‘三公’官，全靠曹常侍的恩惠啊！”

曹腾死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承袭了费亭侯爵位。后来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追尊其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宦官得帝号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例。

曹嵩字巨高。其亲生父母是谁已经不可考，史书记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只知道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是夏侯惇的叔父，曹操同夏侯惇是叔伯兄弟。

有了曹腾这么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大宦官作为养父，曹嵩的成长进步很快，仕途也一帆风顺，很快做到了司隶校尉。灵帝时又转为大司农（主管租税钱谷）、大鸿胪（主管接待宾客）。大司农、大鸿胪都是“卿”官。后来曹嵩又买了太尉的官职。

宦官在当时社会上是被人歧视的，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就更看不起他们了。但在汉末宦官专权的几十年中，曹氏家族的财势却是相当大的。

曹嵩能出一亿钱买官，表明他家财势不小。这时期，曹氏同族也有几支是在中央和地方做大官的。如曹腾的弟弟曹褒官至颍川太守，曹褒的儿子曹炽（即曹操从弟曹仁的父亲），官至侍中、长水校尉，曹腾的侄儿曹鼎（即曹操从弟曹洪的伯父）官至尚书令，另一个堂侄儿（曹休的祖父，名字不详）曾任吴郡太守。在这些家族中较为突出的殷富之家有曹炽之子曹纯（曹仁弟），史称他家“富于财”，有僮仆上百人。还有曹洪，他家中豢养的家兵上千人。这些僮仆、家兵不单纯是供其主人享乐、守护宅院的，其中有些当从事耕田的生产劳动，这意味着其主人家拥有不少土地。

曹操出身于有财势的家庭，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有条件求知学习，但并不像袁绍那样是世代官僚地主、世代书香门第。因此，曹操幼年时期没有受传统儒学教育的束缚，各家的著作和主张他都学。另外，曹操孩提时母亲不幸去世，失去母爱，缺乏亲人管教的曹操，少受封建礼法观念的束缚，很容易使他放荡不羁。后来，曹操在《善哉行》（其二）诗中追忆自己在少年时的情况说：

自惜身薄祜（怜惜自己福气不多），

夙贱罹孤苦（生来微贱孤苦无靠）。

既无三徙教（没有得到慈母教育），

不闻过庭语（很少听到父亲训导）。“祜”是福，“薄祜”即福薄。“贱”指出身宦官家庭低贱。“三徙教”，指孟子母亲为了教育好孟子，三次搬家选择邻居，最后迁至学宫旁边，便于学习礼仪，才定居下来。“过庭语”，指孔子儿子孔鲤从庭院中走过，孔子把他喊住，要他读《诗》学《礼》。这段诗大体上反映了曹操少年时期的境遇。

少年的曹操，喜欢飞鹰走狗，耍枪弄棒，精于骑术箭法，虽有些“游荡无度”，但表现了智勇机警，善于随机应变。

大约在曹操十岁时，有一天，他独自在谯水中游泳，突然间有一条大的水蛇（“蛟”）正翘着脑袋向他浮游过来。他见躲避不及，便同它勇敢地搏斗起来。最后这条水蛇潜水退去了。这件事过后他没对别人说。

又有一天，曹操同朋友们一起玩耍，遇见一条蛇向他们游来，同伴们很害怕，呼喊着往后奔跑，曹操不慌不忙笑着说：“我碰上大蛟都没有害怕，看见一条蛇哪能怕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才说出上次独自向大水蛇搏斗的情况。大家都对曹操的勇敢精神感到惊异。

曹操到十几岁的时候，还经常同他的族兄弟曹仁、曹洪或其他少年朋友外出打猎，奔驰在原野森林中，觉得其乐无穷。玩起来没完没了，很晚才回家。他每次行动都是不让亲人特别是父亲知道的。因为他父亲是不愿意他随意这样做的。他的叔父担心他“终日游荡”，“不务正业”，不能继承家业，争列名门，因而经常在曹嵩面前说他的坏话，曹嵩狠狠地教训了他。曹操对叔父的搬弄口舌，很是不满，找机会进行报复。

有一天，曹操在路上碰上了叔父，便故意倒在地上，假装中了恶风。他歪着脖子，张着大嘴巴，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叔父一见此种情景，叫曹操不要乱动，好好休息，便急忙跑去告诉曹嵩。当曹嵩同几个随从慌慌张张赶来时，见曹操口脸如故，好端端地站在那里，神态和平时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曹嵩感到奇怪，便问道：“你叔父说你刚才中了恶风，难道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装作委屈的样子，回答说：“我从来没有中过风呀！这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叔父不喜欢我，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吧！”于是曹嵩产生了怀疑，此后弟弟再反映曹操的情况，他不再都信以为真。曹操也就深为得意，比以前更加放纵了。

曹操想试试自己有无游侠的本事。在一次同袁绍观看别人的婚礼时，他动员袁绍和他一起进行一次抢劫新娘的行动，试试能否成功。

傍晚时分，曹操和袁绍经过一番化装，就溜进主人的花园中藏起来。等客人走得差不多时，用调虎离山之计，两人一喊一应地大叫：“有小偷啊！”“抓小偷啊！”等房内众人涌出来，向花园赶去，洞房中只剩新娘一人时，曹操便钻进去手持利刃逼着新娘不要喊叫，将新娘劫持出来。当曹操出来同袁绍会合后逃走时，袁绍路没走好，突然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不敢动弹了。曹操见状大喊一声：“小偷在这里，快来抓呀！”袁绍一急，不顾刺痛，一下子就从灌木丛中蹦了出来。然后他俩把新娘丢下一起逃脱了。游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件事可能属于传说，或许能反映曹操的性格。

曹操喜欢游泳、狩猎，也喜欢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有人指点，条件又方便，所以进步很快。除读《春秋》、《礼记》之类，还读《诗经》等。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以及耳闻目睹官场的矛盾，对社会了解的加深，他不再沉溺于飞鹰走狗的生活，开始关心政治，涉足社会。特别是他十四五岁时，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人，被宦官杀害，对他的震动很大。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改变政治黑暗腐败的局面。

此后，曹操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他读书与一般俗生儒士不同，不专读儒家的书，其他诸子百家的书也都读，而且注意经世致用，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吸取。他预感乱世将要出现，只有学好兵书才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来。为此，他收集了兵家的各种兵法，深入学习，并择其精要汇编成册，题名《接要》。与此同时，他还抓紧时间锻炼身体、学习武艺，掌握了一些格斗的要领，以作防身之用。他逐渐成熟起来了。三 结交名士

为了跻身士林，登上仕途，实现自己治世的抱负，进入青年时期的曹操，注意和名士交往。对一些年轻的名士就与之结交为朋友；对一些年长的名士就向他们求教。这样有利于争取名士对自己的了解和帮助，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宦官家庭出身，为广大士人所蔑视，因而很注意树立自己不与宦官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形象。

曹操虽在少年时就与袁绍相交，但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些隔阂。及至袁绍、袁术的母亲死后归葬汝南时，曹操同他的好朋友王儁一同去参加葬礼。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和袁绍是同乡。曾得到名士、“党人”范滂的赏识。曹操也很钦佩王儁“外静而内明”，很有才华。而王儁也很赞许曹操，认为他有治世的才能。

袁家是世代做高官的名门望族。这次葬礼举行得非常隆重，参加的人达3万多，搞得很奢侈，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曹操见此情景感慨万分。他对袁绍、袁术十分不满，对王儁说：“天下将要大乱，倡乱的罪魁祸首肯定是这两个人。要想安济天下，为百姓解除痛苦，不除掉这两个人是不行的。”王儁也很有感触地说：“我赞同你的说法，能够安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说罢，二人对笑起来。

在王儁避居荆州武陵，官渡之战时，王儁曾劝刘表与曹操联合，刘表不从。曹操下荆州时，王儁已死，曹操将其改葬江陵。

颍川李瓒是“党人”领袖李膺之子，后来做过东平国相（如同郡守）。曹操同他交往，彼此了解很深。李瓒非常赞赏曹操的才能，临终时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要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曹操的，张孟卓（张邈）是我的朋友，袁本初（袁绍）是你的外亲，虽然如此，你也不要去依附他们，一定要去投靠曹操。”后来李瓒的几个儿子遵从父命，在乱世中果然保全了性命。

南阳何颙，字伯求，年轻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等太学生首领交好，很有名气。好友卢伟高父亲临终时，何颙前去问候，得知其父有仇未报，便帮助卢伟高复了仇，并将仇人的头拿来在他父亲墓前祭奠，很是侠义。

何颙和大官僚士大夫“党人”陈蕃、李膺相好。陈蕃、李膺被宦官杀害后，何颙也受了牵连，在被拘捕之列，于是他变易姓名逃到汝南躲了起来。袁绍慕其名，私下与其交往。何颙经常潜入洛阳与袁绍计议，解救“党人”。

曹操在这期间也同何颙交往，谈孔学，论百家，说《诗经》，讲兵法，头头是道。分析评论现实的派别斗争、党锢之祸，很有见地。表现了学识渊博而且有济世之才。何颙私下对别人说：“汉家将要灭亡，能够安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曹操听到后，非常感激。

此后，曹操在士人中的名声就更大了。

汉代选拔官吏主要是采取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的办法。舆论的评议（鉴定），对选拔官吏有很大影响。舆论评定得好，有了好名声，才有可能成为察举、征辟的对象。东汉后期，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以致产生了评议的权威。许劭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劭字子将，汝南人，以名节自我尊崇，不肯应召出来做官。他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名士，善于品评人物，被当时人公认为是权威。他经常在每月初一进行评议，叫做“月旦评”。谁要是得到许劭的好评，谁的身价就能提高许多。

曹操为了取得许劭的好评，先去拜访在评议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名士桥玄。

桥玄，字公祖，梁国人。历任县功曹、郡太守、司徒长史、将作大匠、度辽将军。灵帝初年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升为司空、司徒，又转为尚书令，后又迁太尉。他为官清廉，敢于打击豪强贪官，举贤不避仇，将素与他有仇隙的南阳太守陈球举荐为廷尉（主管司法刑狱的“卿”官），为人们所称道。曹操对这位老前辈很是钦佩和崇敬。

大约在桥玄为尚书令时，就是曹操十八九岁时，曹操的父亲曹嵩正在桥玄手下做“卿”官，两人关系自然比较熟。曹操去拜见桥玄，桥玄热情地接见了曹操。在交谈中，曹操坦诚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政治见解同桥玄讲了，并特别表态说：“我是宦官的后代，但我是明辨是非的。对的我拥护，不对的我反对。对别人或集团也是如此。就宫中的斗争来说，争权夺利与互相残杀，这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好处。特别是一些正直有才华的人受牵连，被打击，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我真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使政治能够清明，天下得以安定。”

桥玄听了曹操的一番话很感到惊异。他思忖曹操是宦官的后代，而并不站在宦官的立场上说话，尤其认为曹操年纪不大，竟有如此宽大的胸怀，确实不简单。

此后，曹操又同桥玄有多次交往。曹操得到了桥玄的指点和教育，桥玄也进一步全面地了解了曹操。桥玄认为曹操确实是一位有才华、有大志的人，将来必能成就大的事业。他发自内心地对曹操说：“看来天下将要发生变乱，没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不能使天下安定的。能够安定天下，使百姓能得以安生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了。”曹操听后感到非常吃惊，心中也感到十分高兴。他连忙表示说：“大人的夸奖有些过誉，我实在不敢当。将来我从政时一定竭尽全力，忧国忧民，不辜负大人的希望。”

桥玄听后，更加激动地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恐怕不久就要离开人世。我不仅希望你要实现我心中的愿望，而且愿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希望你日后多加关照。”

这位比曹操大四十六七岁的老人，把曹操当成了朋友，使曹操激动不已（桥玄于灵帝光和六年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后来曹操专门派人到桥玄墓致祭，感谢桥玄对他的知遇之情）。

桥玄为了提高曹操的知名度，对曹操说：“现在你的名气还不大，你可以到汝南去见许子将，或许他对你能有所帮助。”这正符合曹操的心意。

曹操带着厚礼到汝南去会见许劭。因桥玄介绍，许劭热情地接见了他。见面后，曹操态度谦虚，向许劭讲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许劭听后与桥玄初见曹操的感受相同，觉得曹操与一般有知识青年不一样，在思想、气质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因素。但由于过去也知道些曹操“飞鹰走狗”的行径，对他有些蔑视。因而一时很难给他下个恰当的评语，没有加以回答。曹操心想既然来了就要讨个评说，于是坚持自己的要求。许劭经过沉思之后，回答说：“你是太平时代的能臣，动乱时代的奸雄。”曹操听了这个评语，感到很开心，大笑着离去。“奸雄”是怎样的人物呢？既是胸有大志，能称霸于天下的人，又是善于权谋，戏人于股掌之上的人。其中既有褒意又有贬意。“奸雄”却不是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做到的。因此，曹操觉得这个评语的估价，并不算低，自己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心中颇有些得意。

由于曹操争取到一些名士对自己的了解和很高的评价，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注意，加上他祖父、父亲的关系和影响，他很快就步入仕途，施展其才华。第二章初登政坛 敢作敢为一 不畏权势，忠于职守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孝、廉原是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孝廉。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

开始时曹操被任命为郎（帝王侍从官的总称），接着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走上仕途。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属于大的县城，负责查禁盗贼维持治安的尉（相当于县尉）不止一人，分部管理。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可以说是京城北区的警备队长。由于洛阳是在皇帝脚下，权贵又多，管好治安是件重要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当时京城地区的治安情况很不好，经常有惊变的事情发生，为了保证皇帝和高层统治者们的安宁，当时政府规定了京城地区严格的治安条例。曹操上任后，为了把治安工作搞好，忠于职守，将自己管辖的四道城门修缮完好，并制作了若干五色大棒，挂在城门的两边。然后申明禁令，凡是违反治安条例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这样一来还真的起作用了，在一段时间内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犯。

过了几个月之后，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宦官蹇硕的叔父，仗着他侄儿的权势，根本没把这芝麻大的官曹操放在眼里。一天他违禁夜行，曹操手下的人把他拿住交给曹操处理。曹操喝问说：“你是何人？为什么违犯禁令夜间出行？”回答说：“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的侄子。”曹操听后，气得火冒三丈，又喝道：“夜间出行，违犯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不？”回答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能有作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曹操说：“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违犯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接着便把他押到城门处，当着群众的面，宣布了他的罪行。然后毫不留情地用五色棒把他活活打死。这一来，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后，洛阳城的治安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这件事轰动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都称赞曹操不畏权势、坚决执法的行动。当然也触动了汉灵帝身边那些被宠信的宦官，蹇硕对曹操就恨之入骨。但由于曹操是按照治安条例办事，舆论又多是赞扬曹操的。蹇硕欲伤害曹操可又抓不着把柄，只好怂恿有关部门把曹操升为顿丘县令，使其离开京城。

曹操对自己初登仕途所取得的这一成功，一直不能忘怀。后来在他当了魏王之后，还特地把推荐他做洛阳北部尉的司马防（字建公）请到邺城来，设宴款待。在畅饮抒怀时，开玩笑地说：“建公老先生，您看我还可以去做尉吗？”司马防巧妙地回答说：“当时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做尉啊！”曹操听了哈哈大笑。

熹平六年（177），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这次做县令的时间不长，却也有些作为。后来曹操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勉励他儿子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令时，年龄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这说明曹操在顿丘令任职期间，时间虽不长，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参与时政的议论。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权。次年，即光和元年（178），他因事受牵连被免去官职。

原来这一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了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倵强侯），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宦官们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因此将其免官。

曹操被免官后，不愿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还娶了歌伎卞氏为妻（后来为曹操王后）。

光和三年（180）六月，灵帝诏令公卿推荐通晓《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和《穀梁春秋》的士人，任为议郎，曹操因“能明古学”，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议郎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些建议，使政治清明。他首先想起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是窦融的玄孙，父亲窦奉是定襄太守。延熹八年（165），长女被选送入宫，桓帝以其为贵人，窦武被任为郎中。同年冬，贵人立为皇后，窦武迁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冬天，转为城门校尉。窦武爱惜人才，借职务之便征召不少名士为官。他为官清正，疾恶如仇，不受贿赂，妻子衣食仅保持充足而已。所得赏赐全部用来接济太学诸生，还经常把粮食施舍给贫民。其侄儿窦绍为虎贲中郎将，奢侈无度，窦武多次劝戒不改，他便上书要求免除其官职，窦绍才改变态度。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被宦官逮捕下狱。窦武上书桓帝，要求惩治宦官，信任忠良，明辨邪正，释放“党人”。结果，李膺、杜密等获得释放。

桓帝死后，窦武迎立刘宏为帝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桓帝时任太守、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在光禄勋任上时，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之事，公正无私，不偏袒权富，为势家所诬陷，被免官。后被徵为尚书仆射，转大中大夫，迁为太尉。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李膺等“党人”被下狱后，他上书为之申辩，言辞激切。桓帝大怒，将其免官。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陈蕃重新得到重用，为太傅。

窦武、陈蕃不满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想剪除宦官，结果失败被杀，并被加上“反叛”的罪名。窦武、陈蕃的作为，深得硬直派官僚士大夫的肯定和支持。

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重新讨个说法，以求得公正，有利于改善政治。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有这样的话：

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善人的进身之路被阻塞了。

从这短短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是把矛头指向害人的官僚，翻历史的案，而且还针砭现实，对灵帝隐约地加以指责。对曹操的建议，昏庸的灵帝，自然不会采纳。

曹操等了好久，也不见朝廷的回音，他不禁感叹地说：“这样下去，国家再也没有希望了。”

光和五年（182）正月，灵帝装模作样，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大尉许瘺、司空张济接受贿赂，按宦官旨意，对那些民愤很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不予查处。反而将有政绩的一些官吏制裁了。这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说明情况，结果陈耽被宦官诬陷，反被灵帝罢了官（后死于狱中）。

曹操对许瘺、张济的作为，非常不满。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大瘟疫，四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发生大火，以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灵帝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因“灾异”下诏征询政事得失。曹操便乘机在陈耽之后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丝毫起不到改变时弊的作用。灵帝由于灾祸仍频，似乎有所“感悟”，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瘺、张济失职，许瘺还在稍后的十月被罢官。由于这次曹操抓住了时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以上这些曹操反对宦官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他同硬直派官僚站的立场是一致的。一个出身于宦官家庭的青年，能够走反宦官集团的政治道路，颇博得人们的称赞。

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混乱，豪猾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用上书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一座快要倒的大厦“不可匡正”了。二 国相任上的雷厉风行

中平元年（184）二月，曹操三十岁时，酝酿已久的黄巾大起义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使东汉帝国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黄巾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首领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人张角。张角兄弟三人（老二张宝、老三张梁）用太平道的宗教组织形式，传道治病，联络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太平道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个州，信徒多到几十万人。

张角提出了16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内部的斗争口号和暗号。“苍天”是指汉朝，“黄天”是指太平道。“甲子”是指甲子年（中平元年），在这一年同时举行起义，推翻汉朝，那就“天下大吉”了。

这次起义原计划在三月初五，各地同时进行，由于叛徒告密，不得不提前到二月进行。起义者头上都裹着黄巾为标记，被称为“黄巾军”。黄巾起义之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他们焚烧官府，释放囚犯，镇压贪官污吏，没收财产，开仓放粮，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的巨鹿、豫州的颍川和荆州的南阳，形成对首都谘阳的严重威胁。黄巾大起义形势图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全力对付起义军，汉灵帝宣布赦免禁锢的“党人”，然后调兵遣将，在临近京城的紧要关口设置都尉，加紧防犯，集中兵力分两路去镇压。一路由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黄河以北的冀州，一路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毌前往河南的颍川。剩下的南阳地区，一时派不出兵马，只好等待他们把颍川黄巾军镇压下去之后，再移兵过去。

出乎统治者的预料，颍川地区的黄巾军，在波才的领导下，打败了朱毌，还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而南阳的黄巾军在张曼成的率领下，打下了郡治宛城，杀掉了太守褚贡。

汉灵帝得知消息后，非常紧张，他想起了精明能干的曹操，任命其为骑都尉，率领一支人马前去支援皇甫嵩、朱儁。

当曹操领兵到达长社时，正值皇甫嵩用计烧敌营，曹操全力配合率众猛冲，很快打败了波才军。然后曹操与皇甫嵩、朱儁集中兵力乘胜追击，斩杀黄巾军数万人。波才领余众逃走。然后，朱儁奉诏移兵南阳。最后镇压了荆州的起义军。

与此同时，卢植在冀州镇压张角军，开始时很顺利，但被监军的宦官诬告，被灵帝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董卓进攻张角不利，灵帝又派皇甫嵩去镇压张角军。在起义军与政府军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幸张角病死。张梁、张宝也先后阵亡，冀州的起义军最后陷于失败。

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其它各地的起义军，特别是青州、徐州的黄巾军以及在冀州的黑山军，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在朱儁、皇甫嵩分别镇压荆州、冀州起义军时，曹操没有去协同作战。因他镇压颍川起义有功，被升迁为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东）国相。

曹操就任济南相，在官阶上迈了一大步。这时曹操的祖父曹腾已死，万贯家财已归曹嵩所有，作为曹嵩惟一合法继承人的曹操，对于富有的家财并无兴趣，他踌躇满志地赴济南上任了。

两汉时期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同时把一部分郡县封给王侯，称为王国、侯国。东汉时王国封区相当于一个郡，被分封的王，只能享有封区的赋税收入，没有行政治民权。国相是中央政府派到王国管理政事的官吏，职位与郡太守相同。曹操由县一级的官升到郡一级的官，这样就使他大有用武之地。他决心运用手中掌握的实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大干一番，将这一地区治理好。

济南国管辖的县有10多个。曹操上任后，了解这些县的令、长（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大多数是上依附权贵宦官，下勾结地方豪强，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能手。而前几任国相，明知这些地方官为非作歹，也不敢加以干涉和处置。曹操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后，就上书朝廷，一举将县令、长罢免了8个。这样一来，大小官吏无不震恐，一些犯法有恶行的人，为了逃避制裁，还逃入外郡躲起来。于是济南地区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另外，在青州地区，地主、商人、官僚们立祠庙祭祀祖先的风气很盛，他们以此标榜祖宗的“功德”，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西汉初年，齐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因诛除诸吕（吕后势力）有功，在文帝二年（前178）被封为城阳王，死后，后人为他立祠奉祀。青州诸郡转相效仿，修祠庙祭祖，成了风气。祠庙修建得越来越多，笃信鬼神的事越来越盛，济南地区更为厉害，当曹操上任时，祠庙竟达到六百多处。

祭祀功臣，怀念祖先，本来是件好事，按照国家典章规定建的祠庙，按照礼制的内容进行祭祀活动，这是被允许的。但济南的这些祠庙多数并不是按典章建立的，属于“淫祠”（滥设的祠庙）。更不是按照礼制的规定进行祭祀，而是大搞奸邪鬼神之事，这属于“淫祀”。更有甚者，一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大搞排场，他们坐着只有大官才能坐的车子，穿着只有大官才能穿的衣服，并有艺人唱唱跳跳，吹吹打打，以标榜祖宗的所谓“功德”，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特别是商人地主和地方官吏竟然把这些祠堂当做迎神赛会、诈骗钱财的场所。他们在建立祠庙进行祭祀的活动中，大搞摊派，使老百姓叫苦不迭。至于老百姓因迷信出于自愿或被迫到祠庙进香、上供，这更是经常性的负担。这样，“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之风，刮得越来越厉害，老百姓也就变得越来越穷苦。而历来的国相，也不敢去禁绝这种滥设祠庙和滥搞祭祀的活动。

曹操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大刀阔斧地将这些“淫祠”全部摧毁，并严禁官民不准再搞“淫祀”活动。禁令一出，震动很大。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奸邪鬼神”之事了。在此基础上，继曹操之后为济南相的人，都推行这一政策，致使“淫祀”之事不再出现。

罢贪官、毁淫祠，这是曹操上任国相二年中烧的两把火。正当曹操雷厉风行要烧第三把火时，中平四年（187），朝廷调任他为东郡太守的命令下来了。三 以退为进的策略

曹操接到东郡太守任命后，考虑这次调动虽然不是降级，但与自己在济南的所作所为触及了权贵势力有关。他深感在“权臣专朝，贵戚横恣”的情况下，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整顿吏治，使政治得以清明，社会得以安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照样继续干下去，很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甚至会给家庭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去迎合权贵们的意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这又违背了自己的志向。

为了避开权臣贵戚对自己刚露出的锋芒，为了等待时机再显身手，曹操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上书辞退了东郡太守官职，回到故乡谯县去了。

曹操这一大胆反常的举动，使朝中人士大为不解，一个三十三岁的青年，风华正茂，仕途也算顺利，正是大展雄才之时，竟居然辞官不做，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其实，曹操的这一举动，是思前想后，经过深思熟虑的。

曹操回到家乡后，没居住在少年时候居住的地方，而是在谯县城东50里的僻静处，盖了一座幽雅的书屋，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健身，文武并进，积蓄力量，以图再展。

曹操想过一段不问政治的清静生活。他不问政治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随时都在关心政局的发展变化。他想要过清静生活，但生活却不让他清静。他在家乡生活了才一年的时间，就有人来干扰他了。

原来，冀州刺史王芬联合策士许攸、陈蕃的儿子陈逸、道教法师襄楷、沛国人周旌等，密谋政变，打算趁汉灵帝北巡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旧宅之机，用武力挟持灵帝，诛除宦官，为陈蕃等人报仇。然后，废掉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决定拉曹操入伙。因为曹操有正义感，有号召力。所以派人给曹操送来了密信。

曹操读罢密信后，心情很不平静，他仔细考虑之后，觉得此事不妥，给王芬等人回信明确表示：

废立帝王的事，是天下最不吉祥的。古时候的人有权衡成败、计算轻重而这样做的，那就是伊尹、霍光了。伊尹怀着对国家最大的忠诚，依据辅宰的权势在众官之上，所以他要进要退，要废要立，能够想到做到。到了霍光，他受遗诏委托辅政的重任，凭借有声望重臣的地位，内靠太后秉政的威势，外靠众大臣的同心协力，事情成功如同摧枯拉朽那样容易。现在各位只看到事情的容易，却没有看到今天事情的困难。各位估量一下，合肥侯的显贵比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如此不寻常的事情，想希望必定成功，不是很危险的吗？

曹操的看法是正确的。从当时主客观条件上来说，王芬等人确实不具备像当年商朝掌权者伊尹放逐太甲、西汉大将军霍光废立昌邑王刘贺的情势，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王芬等人是由地方发动的政变，无法一开始便控制朝政，就是一时取得成功，也容易受到中央集合力量的围剿，像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大的规模最后都失败了。王芬等人以一个冀州之地，想搞成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是属于轻举妄动的冒险行为。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同曹操所料，王芬没有取得成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在对待王芬政变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曹操对灵帝没有采取“愚忠”的态度，去告发他们。王芬等人敢于去拉曹操入伙，也是对他的心态有所了解。曹操不是不想改善朝政，如果通过废立皇帝能有利于国家，取得积极效果，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但是，没有一定把握的冒险盲动，是他所不取的。

其实，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和黄巾大起义之后，一些正直忧国的官僚和士人，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对汉灵帝已经失去了希望。想搞政变的不只是王芬一伙。

当皇甫嵩大破黄巾起义军之后，信都令阎忠劝皇甫嵩说：“天道无亲疏，老百姓跟着有能力的人走，智者应当把握机会发展，不应当受制于昏君。将军应当顺应时势，举兵推翻这个摇摇欲坠的汉朝，登上皇帝宝座。如今宦官专权，无恶不作，向一个像朽木的王朝效忠，在昏君手下做事，是很难保持长久的。将军功高盖世，一定要受到谗臣的忌恶，如果不早日设法采取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

皇甫嵩听罢阎忠的话，有些害怕，连忙摇头说：“您的这一建议，是叛逆不忠，会闯出大祸来的。为人臣的应该守其臣节。即或我受到谗臣陷害，最多不过被罢官返乡，仍然可以保持忠臣之名。您的这一反常之论，绝不敢信从。”

皇甫嵩虽然拒绝了阎忠的建议，但并没有将此事告发朝廷。

曹操和皇甫嵩一起镇压过黄巾起义，又都对朝政不满，曹操很可能知道这件事。皇甫嵩对阎忠的事不告发，曹操对王芬的事自然也没有必要告发了。后来，阎忠参加了凉州韩遂等人的武装叛乱，忧愤死去。

韩遂是西北地区军阀，中平二年（185），拥兵与边章等反叛朝廷。攻打右扶风郡，朝廷派车骑将军张温、破虏将军董卓往讨。在美阳县（今陕西武功西北），打败韩遂、边章军，韩遂、边章败走榆中县（今甘肃兰州东），汉荡寇将军周慎率军往讨，被打败。中平四年（187），韩遂杀边章和北宫伯玉，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郡，陇西太宗李伯如投靠韩遂，将前来讨伐的凉州刺史耿鄙杀死。耿鄙手下的将领马腾也举兵反叛，与韩遂联合，进攻汉阳郡，声势浩大。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即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受到严重威胁。一时间天下骚动，朝廷震恐。

与此同时，在北方幽州，原中山国相张纯与原泰山郡太守张举及乌桓族大人丘力居等联盟起兵，反叛朝廷，杀死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兵肥如（今河北迁安东）。张举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然后移书各州郡，宣称张举应当代汉为帝，命令汉天子退位、公卿大臣奉迎。

面对地方叛乱和黄巾军余众的不断起事，东汉的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两项加强统治的措施。一是改州刺史为州牧，一是建立西园新军。

原来，秦汉的地方政府实行的是郡县制。汉武帝开始设置十三州，以州刺史负责所属郡县的监察工作，州刺史无治民权和兵权，州也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平五年（188）三月，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刘焉以“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建议把重要地方的州刺史改为州牧，给予领兵治民之权。选派皇帝宗亲重臣以居其任，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刘焉为益州牧，以太仆（掌管舆服车马）黄琬为豫州牧，以宗正（掌管皇族之事）刘虞为幽州牧。这样，在中央与地方郡县之间，便多了州一级的行政机构。州牧权力的加大，助长了以后官僚地主武装的割据和混战。

紧接着，在这年八月，灵帝为了加强守护京师、保卫皇室的力量，组建一支新军，在西园成立了统帅部，设置八校尉统领。西园新军可以说是禁卫军团，以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灵帝选中了宦官蹇硕，武官袁绍，也选中了曹操。曹操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典军校尉之职。其他的几个校尉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方，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

曹操自己说他原来有个理想是：为列侯当将军。进西园新军当将领，是他实现这一志向的极好机会，典军校尉这一任命，对曹操的诱惑力太大了。他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京上任了。

曹操能打入皇室核心武装，并任要职，连大宦官蹇硕也要同他共事。这说明他在仕途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一定意义上是他以退为进策略的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由于他本人才能突出，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树立了好的形象，博得了好的名声。当然也和他祖父、父亲的作用和影响有关。

曹操重登政治舞台，开始了新的征程。但政局多变，前途多艰，尽管如此，他总是以强者的姿态去迎接困难的。第三章协助袁绍 讨伐董卓一 反对召外将进京

曹操进京为典军校尉，只有半年的时间，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死，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激烈起来。

灵帝生前，群臣请立太子，当时皇子只有何皇后所生的刘辩（十四岁）和王贵人所生的刘协（九岁），灵帝想立刘协，由于何皇后的地位，其兄何进又任大将军，手握兵权，所以犹豫没有定下来，临死时才把刘协托给上军校尉蹇硕。这样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清流”的官僚名士与之联合）和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势力立刻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灵帝死后，蹇硕本想先除掉何进，然后再立刘协为帝。不料阴谋泄露，在何进的威胁下，蹇硕只好同意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少帝），封刘协为勃海王（后徙封陈留王），尊何皇后为皇太后。这样何太后便临朝听政，何进与太傅袁隗（袁绍叔父）参录尚书事，掌管朝政。

何进控制朝政后，以袁绍、袁术（时为虎贲中郎将）兄弟为心腹，依靠他俩谋诛宦官。蹇硕深知何进图己，写信给宦官赵忠、宋典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政，想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宦官），扫灭我等，只因我蹇硕统率禁兵，他们才未敢立刻下手，现在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快点捕杀他们。”但是中常侍郭胜是亲何进的，他同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了密。于是何进等先发制人，将蹇硕捕获杀掉，并把西园禁军控制在自己手中。

接着，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说何进下决心尽除宦官，他对何进说：“宦官亲近皇帝，出入发号施令，现在不把他们全部杀掉，以后必然发生祸患。”何进表示同意。

何进去向何太后请示，何太后以为将宦官头子蹇硕除掉就可以了，不同意尽除宦官。何进的弟弟接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劝何进不要这样做。何进不敢违背太后的旨意，有些为难，便把事情搁置了下来。

袁绍见除掉宦官的计划受阻，便又劝何进召集外地将领，领兵入京以威逼太后尽除宦官，何进接受了这个建议。

何进的主簿陈琳认为袁绍建议很不合适，对何进说：“将军现在大权在握，只要您当机立断，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如今召集外兵进京，将兵权交给别人，事情是否取得成功，很难预料，恐怕要带来一场祸乱啊！”侍御史郑太也劝阻说：“董卓强暴寡义，如果授以大事，必将危害朝廷，不应该以董卓的力量为资援。”但何进听不进这样的忠告。

曹操这时也是站在反对宦官的立场上的，诛杀蹇硕他是赞同的。他虽然不是何进的心腹，但也参与了诛杀宦官的密谋，知道何进等人的意图。他对袁绍、何进的做法也表示不同意见，说：“宦官是历来都有的，问题出在君主把大权交给他们，过分优宠他们，以致闹成这个样子。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应当除掉首恶分子，杀几个头头就行了。这只需要几个狱吏就够了。何必纷纷把外将召来呢？如果想要尽杀宦官，必定要走漏风声，很可能会遭受失败。”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宦官态度上，曹操与袁绍是不同的。袁绍主张尽除宦官，一个也不留，曹操主张区别对待，只将宦官中的几个罪魁祸首除掉就行了。袁绍的过激态度是危险的。曹操的求实态度是可取的。而且表现有策略性。在召外将进京的问题上，曹操是持反对态度的。后来的事实表明，曹操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董卓行凶图何进拒绝一些人的建议，召并州牧董卓领兵入京，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兵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带兵进驻河内，几路大军逼近洛阳。丁原的军队火烧孟津（在洛阳北），火光隔河照人城中，声言要诛除宦官。袁绍在城中还搜集宦官的罪证，进行消灭宦官的准备工作，只等董卓领兵进京了。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居住的地方与羌族相邻。他的父亲董君雅是颍川郡轮氏县尉，领一县之兵。董卓体壮力大，勇武慓悍，能骑马射箭。年轻时曾到羌人地区游历，同羌族上层“豪帅”结交，精通“羌胡”之事，被羌族人视为豪侠好汉，在陇西有些名望。从军后，被地方官看中，做了凉州的兵马掾（古代属官的通称），领兵巡守边塞。桓帝末年，为军司马，跟从中郎将张奂攻打西羌，镇压少数民族，屡立战功，连升官阶，由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到并州刺史兼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他为东中郎将，领兵镇压起义军，兵败被免官。不久，又被任为中郎将，领兵跟车骑将军张温进攻在凉州反叛朝廷的边章、韩遂，因功拜为前将军。

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等作战时，壮大了他的凉州兵势力（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合组成的部队），政治野心越来越大。东汉政府想解除他的兵权，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他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当灵帝快要死的时候，派他为并州牧，要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他又拒绝交出兵权，并带领部队到河东（离洛阳较近）等待局势的变化。当他接到何进要他进京的书信后，真是喜出望外，认为时机已到，马上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治宦官张让等。

宦官见董卓带兵进京，感到形势危急，决定孤注一掷，先去掉何进。中常侍张让与段珪等乘何进入长乐宫见何太后的机会，布置亲信埋伏在门外，当何进出来时，突然将何进围住，张让怒斥何进说：“天下混乱，不全是由我等之罪造成的。先帝曾和太后闹翻，是我等各出家财千万送礼，取悦于先帝，才与太后重新合好。如今你竟想把我等灭族，不是太过分了吗！”说罢亲信们一拥而上，将何进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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