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安山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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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试读：

（代序）

由于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世界上对中国[2]在非洲的作用日益关注。新兴国家或地区相继召开峰会或论坛加强[3]与非洲国家的高层交往。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本人虽接受的是历史学训练，但也被卷入中非关系研究的“漩涡”之中。通过近年的研究特别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笔者觉得有必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中的一些现象谈谈中非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注解：[1] 李安山，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2] 通过谷歌检索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中非合作论坛”的英文译文），检索到的词条数目竟然多达3420万条（检索时间：2011年4月7日）。[3] 近年来新兴国家主办的非洲论坛（峰会）如下：韩国—非洲论坛2006年11月7～9日在首尔举行；非洲—南美洲峰会2006年11月30日在阿布贾举行；印度—非洲论坛峰会2008年4月8～9日在新德里举行；土耳其—非洲峰会2008年8月18～2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伊朗—非洲峰会2010年9月14～15日在德黑兰举行。

一 角度与学科：从两位外国学生谈起

近年来，笔者经常接到外国学生的来信，或希望解答问题，或要求采访，或希望介绍研究资料。对于这些学生的要求，我一般会尽量满足。这些外国学生对中国不甚了解，但他们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者，也是求知欲很强的年轻人，更是将来真正理解中国、促进中外友好关系的生力军。与他们的接触是引导，更是平等的交流。

2009年秋季，雷·菲利普斯（Ré Phillips）来找笔者指导她做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希望写有关中非关系的论文。她曾满怀信心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当年已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教授，觉得她当过国务卿应该什么都知道。当赖斯教授得知她要写中非关系时，就劝她改写中美关系，这样自己可以指导她。然而，雷坚持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又建议她写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这样自己也可以指导。不料这位非洲裔女生执意要写中非关系，赖斯教授只好作罢，说她没能力指导。后来，雷在网上搜索到笔者的名字并与负责斯坦福大学—北大项目主任申晓红博士联系后来到中国。她选修了我和王锁劳博士为北大/伦敦经济学院（PKU/LSE）硕士项目合开的“中国—非洲与中国—中东关系”课程的非洲部分，[1]并撰写了“从杜波依斯看当代非洲—中国关系”的学期论文。一位非洲裔美国学生对中非关系感兴趣，并孜孜以求地坚持要写这一方面的论文，这首先从某种角度说明了中非关系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其次，一位美国学生因自己学校无人指导论文而毅然决定到中国来挑选指导教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学者在中非关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最后，作为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从自己的角度选的论文题目很有意义——从一位爱好和平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与泛非运动领袖来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目前，雷·菲利普斯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国际[2]关系硕士学位。

再来谈谈学科问题。2009年11月2日，我收到一位名叫安伟杰（Andrej Jautze）的德国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读中国研究以及美国研究的德国大学生。我正在忙于写硕士论文，题目为“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我最近看了您所写的三篇文章《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改变（应为“转变”——笔者注）》《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你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您的文章我不仅更加了解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我也对您的理论概念非常感兴趣。我想麻烦您问一下，您如果属于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的学派，那么是哪一个学派？德国所有的大学规定写硕士论文得以具体的理论概念方式来分析每一个题目，因此，我很想知道您自己认为您是哪个学派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我的汉语水平还太低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

谢谢您！[3]安伟杰（德国名字：Andrej）

收到他的来信后，我觉得自己学识有限，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熟悉。因此，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安伟杰先生：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函。关于我的理论究竟属于何种学派，有两点说明。其一，我拿的学位是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并非学国际关系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不熟悉，也不愿意去硬套某一种理论。其二，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与角度，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非关系。我觉得中国的角度和历史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我对你的流畅的中文表达印象深刻。相信你能成为一名既懂中文又愿意以客观心态了解中国的新一代德国学者。祝好！李安山敬上

这位德国大学生在第二天就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教授：您好！

谢谢您给我回信。本人同意您的说法，大部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利弊兼具，不过依我看是弊大于利。虽然主流媒体天天报道的“地球村”是存在的，但是各个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和东方文化之差异以外，连一个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原信如此——笔者注）。关于中国最近几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派”的发展我也稍微了解一些。总之，通过读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章，我认为以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不理解他人的动机以及思维方式导致某些学者以偏概全，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有绝对性的。

谢谢您帮我理解中国的情况和您自己的看法。祝好！[4]安伟杰

从安伟杰的来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位国际关系专业的德国学生能以流利的中文写信，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增。他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见解，这也说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加强。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非洲因素——软实力以及石油”，这意味着他既关注中美关系，也敏感地意识到中非关系与中美关系的相关性。这说明中非关系对既定的国际秩序已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也意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以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政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理解他人的动机及思维方式去做研究，这种分析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

概而言之，在研究中非关系时既可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也可以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解释。当然，其他学科也如此。笔者目前指导的三位非洲博士研究生分别来自突尼斯、摩洛哥和刚果（金），他们的硕士专业分别是文学、国际政治和新闻传媒，但都对中非关系感兴趣。不同学科并不会互相冲突，反而可以互补。中国的影响力在增加，中国学者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开始影响国际学术界，中非关系已成为建构中的国际关系框架的重要内容。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选题，也可以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解释。注解：[1] 杜波伊斯（William E.B.Du Bois，1868-1963），加纳籍美国黑人领袖和泛非运动的领导人，曾三次访华。[2] 有意思的是，由于雷觉得上这门课受益很大，回斯坦福大学后向学校反映，从而使我和王锁劳开设的这门课列为该校的课程。这既说明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某种优势，也反映了世界名校在采纳学生意见方面的机制完善。斯坦福大学—北大校区的师资情况，参见http：//bosp.stanford.edu/beijing/meet_faculty_bei.html。[3] “德国大学生分析中非”，Andrej Jautze to Li Anshan，Monday，November 2，2009，16：19：04 +0800（CST）。[4] “Re：回复：德国大学生分析中非”，Andrej Jautze to Li Anshan，Tuesday，November 3 2009，22：11：21 +0800（CST）。

二 观点与立场：学术与政治的关联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既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震荡性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实际问题（如劳工问题、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劳工待遇、与本地人争利等），从而引发了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以说，在国外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有[1]的偏颇，有的客观。对中非合作的评论既有理性的批评，也有对中国在非洲卷入程度的渲染、误解和偏见。重要的是，尽管我们不断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但在国际政治这门特定的学科分支里，学者的国家身份会影响研究视角，从而影响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2008年，德国伯尔基金会为了促进中非学者之间的交流，邀请10名中国学者参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的“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议”。会议期间，我与其他两名学者作公开讲演，张明大使也讲了

[2]话。当我听到有关中国到非洲的劳工是否都是囚犯的问题时感到很诧异。经过采访和交谈，我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有所了解。当地的中国工厂往往重重设卡；中国工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服装随便，劳动强度颇大，实行三班倒；不会当地语言，不熟悉当地情况，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愿望。中国人吃住都在工棚，干活如此卖力，生活如此简便，[3]这与非洲人习惯见到的“白人”大不一样。非洲人将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后认为中国工人可能是囚犯。这种误解可以理解，早在修筑坦赞铁路时就出现过。然而，根据严海蓉和沙伯力的研究，早在1991年，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Roberta Cohen）致《纽约时报》的信函即以“中国在非洲使用监[4]狱劳工”为题发表。这种“中国派罪犯到发展中国家”的谣言在21世纪初开始传播。在2010年，5个大陆的报纸通过煽情但缺乏事实根[5]据的各种指责努力将这些谣言变成“事实”。这还能说是误解吗？这是传播政治观点的一种有针对性的丑化对手的形象表达方式。

带有偏见的报道负面影响较大。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膨胀的说法很多，但均不属实。《非洲投资者》杂志上的“2003～2009年投资非洲项目来源国”的投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第1位，总数411个，中国是第10位，总数86个，排在印度和南非的后面。然而，中国受的[6]攻击最多。对中国援非方式的批评包括所谓的“捆绑式援助”。捆绑式援助主要是指官方提供的贷款或混合形式的金融一揽子援助中所牵涉的货物和服务的购买仅局限于捐赠国或一组国家（不包括发展中[7]国家）之中。笔者曾于2009～2011年参与了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CHINA-DAC STUDY GROUP）的活动并担任中方联合组长。在一次有关援助的讨论中，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捆绑式援助应区别对待。例如，在购买与援助项目相关货物时，发达国家的价格比受援国的高出数倍，这种援款因必须购买援助国货物而回流援助国；但如果援助国的价格比受援国便宜，那么这种购买会使援款的使用更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捆绑式援助实际更有利于提高援助款的使用率。中国在援助非洲时往往是这种情况。笔者的这种观点得到时任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东北亚区主任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的认同。以事实为根据表达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最有效。中国的媒体也有偏见。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为了对2011年初将举行的南部苏丹是否独立的公投进行预测，决定于2010年7～8月访问苏丹。当我们在南部苏丹对朱巴大学老师和南部苏丹地区合作部官员访谈时，几乎90%以上的南部苏丹人都主张独立，而当时中国国内媒体多是关于南北双方团结和解决分歧的正面报道。媒体有时并不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歪曲的新闻报道不属学术研究范围，但它影响面大，可以树立或改变人们的观点，对这种报道进行证伪也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选题。做研究应竭力将政治与学术分离，保持学者的独立立场，这样的研究才真正有意义。

这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急就倾向与偏见。2007年6月，笔者接到开放大学一位教授的电子邮件，谈到他经人介绍就非洲华人问题联系笔者，希望笔者回答他设计的有关非洲华人的调查问卷（参见该报告第19～20页）。我在华侨华人研究圈子里从未听说过此人，他的研究背景与华侨华人研究也无联系。所以我的回答是：我可以就他的每个问题写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书，建议他先读我写的《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年）和《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2006年）。此后我再没有收到他的回复。然而，一个多月之后，由他主持的以“南南全球化中看不见的手：在非洲的中国移民”为题的洛克菲勒项目报告发表。我的名字出现在他的“2007年6月18[8]日～7月6日联系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记者”名单里。不容否认，这些年来由于西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机构对中非关系的兴趣倍增，提供资助的项目相当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笔者称之为中非关系的“一日速成专家”（one-day expert）。这种现象促进了世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我们不得不对缺乏基础研究的急就报告所表达观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存疑。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不算多，但问题不少。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公司存在相同问题就忽略中国公司的问题。笔者仍记得2008年在内罗毕参加“中非公民社会对话会议”时的场景。当一位中国学者为中国公司的做法辩护时提到“有的西方公司不也是这样吗？”一位刚果（金）学者当即指出：“不要用西方说事，他们已出局了，非洲人对他们没有好印象。中国人不能与西方人比，要有自己的标准。”2011年11月，人权观察组织发表了有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报告，“‘如果你拒绝就会被解雇’：赞比亚中国国有铜[9]矿对劳工的虐待”。报告出来后，笔者所在的一个谷歌通信组展开了自发讨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黛博拉·布罗蒂加姆也针对这一[10]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在这里不对报告进行评价，因为笔者未去过报告提到的公司；况且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参见该报告第103～112页）。有意思的是，对此报告的质疑均来自外国学者，主要有三种意见。其一，人权观察组织报告的资料和真实性存在问题。有学者指出，前段时间人权观察组织有关南非的一个研究报告引发人们对其资料可靠性的质疑，还有学者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报告结论提出挑战。其二，对单挑出中国公司进行批评的做法不同意。一位学者表示，他们进行的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公司的调研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其三，这种劳工待遇问题要看行业，不宜以国家区分。矿工待遇问题是在非洲经营的外国公司存在的普遍现象。华为作为国际电讯企业在非洲的信誉和待遇不错。由此可以看出，带有偏见或以偏概全的报告在学术界的名声不会太好。

2009年6月，南非学者基尔拉（C.Kiala）给我写信，希望我定义“中国的援助”并询问笔者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热门但又颇有分歧的话题。笔者当时回答：难以给予定义，因为对援助本身的认识迥异。虽然西方对“援助”定了各种标准，但笔者认为有各种类型的援助。此外，笔者还是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我对将援助与投资结合并无异议（西方国家对这一点特别敏感）。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与日本的关系多少说明了受援者与援助者双赢的博弈，一方得到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得到了廉价原料。中国出让廉价原料并给予外企各种优惠条件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招商引资。非洲目前面临着同样选择。第三，中国以前将一切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解放了思想，开始从不同角度看问题。非洲也需要解放思想，不要老是跟着西方人的思维转，不要从定义出发，应[11]从自己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学者在研究当代中非关系时，也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如何寻求政治立场与学者观点之间的平衡。不容否认，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一个学者的国籍身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研究、判断和结论。这种影响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从选择和决定研究课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不少政治色彩浓厚、倾向性极强的课题设计。当然，在西方话语权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学者尚未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任务似乎是忙于应付，这与中国外交的处境颇为相似。注解：[1] 以下研究值得参考：Erica S.Downs，“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g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Vol.3，No.3，Summer 2007，pp.42-68；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Jamie Monson，Africa’s Freedom Railway，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d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9。[2] “Speech by Ambassador Zhang Ming in the Public Lecture on China-Africa Relations，”http：//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429480.htm，2012/3/12.[3] 非洲人一般认为只有黑人与白人之分，中国人在非洲也被当作白人。[4] Roberta Cohen，“China has Used Prison Labor in Africa，” The New York Times，May 11，1991，p.22.[5] Yan Hairong and Barry Sautman，“Chasing Ghosts：Rumor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xport of Chinese Convict Labo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Forthcoming in China Quarterly.在此感谢严海蓉博士和沙伯力博士在文章正式在《中国季刊》发表之前将定稿寄给我参考。[6] “China sticks to ‘tied aid’ in Africa，”June 26，2007，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2316/en，2012/4/16.[7] 研究人员预计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每年约690亿美元用于购买开发项目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但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成为“回流”——资金仅在账面上流入发展中国家而实际上仍留在援助国。《卢旺达代表非洲要求“援助不得附带任何条件”》，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11/20111107855883.html，2012年4月16日。[8] “Policy makers，researchers and journalists contacted，18/6/07-6/7/07，”in Dr.Giles Mohan and Dr.Dinar Kale，“The invisible hand of South-South globalisation：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October 2007，A Report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repared by The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Department，The Open University，Milton Keynes，UK，p.25.[9] http：//www.africafederation.net/zambia1111ForWebUpload.pdf.[10] 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2011/11/human-rights-watch-report-on-chinese.html.[11] “Defining Chinese Aid，”Li Anshan to C.Kiala，Thursday，June 11，2009，06：14：34 +0800（CST）.

三 资料：研究的基础与依据

目前中非合作的信息渠道并不通畅，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尽管学者们一直在呼吁信息公开，但这种困境在短期内似乎难以解决。我们也应认识到，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时间并不长，机制性的建设尚未跟上。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表示出愿意与研究者合作的态度，但受时间和精力所限，很多措施跟不上；加之中央集权传统机制的影响，学者想得到相应数据来支撑自己的研究结论并不容易。然而，找到信息的途径是多样的，手勤一些，口勤一些，思路打开一点，有些情况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了解。略举几例。（一）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1]

有人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是中方设立、一手推动的。有的人甚至[2]将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国大非洲地缘战略的组成部分。然而，唐家璇的回忆录却提到了重要的线索：1999年5月，马达加斯加女外长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来华访问时正式提出建立中非合作正式机制的问题。“她与我会谈时恳切地说，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非洲国家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就共同关心的和平与问题进行磋[3]商。她建议成立一个‘中国—非洲论坛’。”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在进行“中非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项目时，专门采访了多位与中非合作论坛创办初期相关的人士，得到了较确切的信息。实际上，从1998年上半年到1999年，多位参加中非合作研修班的非洲外交官也提出过类似建议。非统组织助理秘书长艾哈麦德·哈加戈先生于1999[4]年1月访华时提出过中非之间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议。2007年，刘贵今大使作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出访美国，他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大厅发表演讲。碰巧的是，主席台上的非盟驻联合国观察员正是当年马达加斯加外长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当刘大使讲到马达加斯加外长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某种合作机制的建议时，她激动地说：[5]“就是我！就是我！”（二）江泽民的四封信与中国和南非建交

曼德拉通过民主选举成为第一届南非民族团结政府总统。由于当时他对国际事务不太熟悉，竟然希望凭借个人威望“在台湾问题上创[6]下一个美、英、日等西方大国都办不到的‘双重承认’的先例”。在选举之前，中国政府于1994年2月20日派田曾佩副外长以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客人身份访问南非，会见了曼德拉和姆贝基等人并转交了江泽民的信函。江泽民表示，“随着新南非的诞生，中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了日程。中方非常高兴地注意阁下一再重申，‘非国大’将按照联合国的立场处理对华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是江泽民就中国—南非建交事宜的第一封信。1994年11月18日，曼德拉总统公开表示奉行“两个中国”政策，这种使矛盾公开化的做法成为两国建交的障碍。11月30日，江泽民致信曼德拉，表示“中国绝不会接受‘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曼德拉并不气馁，于1996年3月托恩佐外长访华时带信给江泽民，希望“帮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1996年4月底至5月初，吴仪部长在南非举办的联合国第九届贸发大会期间带去了江泽民的第三封信，信中重申两国建交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统一。曼德拉最后决心尽早与中国建交，于12月5日致信江泽民表达愿望。江泽民给曼德拉总统回信，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愿与他共同探讨如何将一[7]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国—南非关系带入21世纪。这些信件表明了中国—南非建交的曲折，也多少说明了国家首脑在两国建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信息均可从钱其琛的回忆录中看到。（三）中国—非洲的科技合作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会议上，中方承诺接受100名非洲国家的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为了了解这一项目的落实情况，通过电话采访和其他渠道进行了咨询。2010年，科技部从非洲引进博士后12人，2011年估计有30余人，但2010～2011年两年不会超过50人，接收工作进展不快，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完成100人的目标难以实现。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帮助非洲各国提高科研水平，以自然科学为主，如物理、农业、生物、化工、环境、材料、光学等；涉及多个非洲国家，如南非、肯尼亚、埃及、尼日利[8]亚、塞拉利昂、突尼斯等。这一项目实施的过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科技部的协调工作比较困难，所属单位未能认真按政策实施。例如，一位从事农业研究的埃塞俄比亚博士生完成学业后本可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本人也十分乐意。中国政府的非洲博士后政策是每年10万元经费，但这位埃塞俄比亚博士的导师只同意给他3000元一[9]个月，致使这位博士非常生气，毅然决定回国。这种情况令人十分痛心。

上面几个案例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资料来源：口头采访、回忆录和电邮通信。这些案例说明，在研究当代中非关系时，除了有关档案、报刊、政府文件和相关著作外，其他资料也可使用和借鉴。近年来，[10]官员、学者和援非医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回忆录。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的回忆录用了一个饱含深情的标题——“此生难舍是非洲”。除了涉及中非合作的多个方面外，他在“第三篇：援助篇”近100页的篇幅中谈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情况，涵盖了援非医疗队、援非培训、建筑工程、志愿者、农业技术援非、优惠贷款等内容，[11]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援非的框架和内容有了基本了解。袁南生大使的回忆录以生动活泼的文笔叙述了七篇内容：“走进非洲百姓”“走进非洲社会”“走近非洲名人”“走进非洲文化”“走进非洲华人”“走进非洲奇观”和“走进非洲历史”，全面介绍了他所熟悉的非洲。作为在前线的外交官，特别是在争议颇多的津巴布韦担任中国大使，他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对这些长期坐在书斋里搞研究的人确实是一种启发。[12]

李振中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埃及的留学生之一。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如苏伊士战争和他们学习的课程记录等，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原是被派往苏联留学，但后来“由周总理亲自批示选派回族同学去埃及留学”。一个国家向外选派留学生由国家总理来决定，实属世上少有。[13]李计留医生德高望重、医术高明，从1989年起三次参加河北医疗队赴刚果（金）执行援非任务，曾担任蒙博托、洛朗·卡比拉和约瑟夫·卡比拉三任总统的保健医生，多次获得总统嘉奖。他的回忆录记[14]述了鲜为人知的总统生活和工作情况。钟日胜作为广西援非医疗队医生，2004～2006年赴尼日尔共和国津德尔国家医院工作。他与队友们在偏远小城开展工作，克服困难，救死扶伤，圆满完成了援非任务，获得尼日尔卫生部颁发的“优秀医疗专家”证书，也完成了心[15]灵的洗礼。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

地方的各种出版物也是中非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方面的资料颇多，特别是部分省市自治区卫生厅编写的援外医疗队的出版物。[16]一些部门如农业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商务部等先后出版过一些有关中非合作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一直举办外国军官培训研讨班，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军官为主。该学院主办的《防务论坛》上经常刊登有关非洲军官的发言稿或论文，专门论及中非关系。这实际上是了解中非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另一种渠道。该刊自2010年创刊，每年两期。此外，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和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也不时出版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对了解中非关系以及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有所禆益。

充分利用资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值得欣慰的是，一些青年学者正在实地考察或重视档案资料。沈喜彭博士和刘海方博士为研究坦赞铁路，或是遍访有关人士，或是亲历坦赞铁路；潘华琼博士多次实地考察摩洛哥和马里以完成摩、马古代关系史；肖玉华博士为探讨埃中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正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研；徐薇博士以人类学的方法探讨非洲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与文化传承问题，在博茨瓦纳的塞波帕村进行实地考察；薜琳博士的论文尽量利用了外交部的官方档案。尽管这些青年学者收集的资料可能不够齐全，在非洲呆的时间有限，但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老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他们应是中非关系研究的希望。注解：[1] Ann Cristina Alves，“Chinese Economic Diplomacy in Africa：The Lusophone Strategy，”in Chris Alden，Daniel Large and 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eds.，China Enters Africa：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London：Hurst & Company，2008，p.72；Mwesiga Baregu，“The Three Faces of the Dragon：Tanzania-China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Kweku Ampiah and Sanusha Naidu，eds.，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Africa and China，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2008，p.163.[2] Maurizio Carbone，“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Rise in Africa：Competing Visions，External Coherence and Trilateral Cooper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Vol.29，No.2，April 2011，pp.203-221；Helmut Asche，“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A Survey，”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hina in Africa：Who Benefi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hina’s Involvement in Africa，”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December 14-15，2007.[3] 唐家璇：《劲雨煦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433页。[4] 舒展大使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讲座，2010年11月5日；对许孟水大使的采访，北京，2010年12月22日；许镜湖大使致李安山邮函，2012年1月21日。[5] 对刘贵今大使的采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0年12月31日。[6]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73页。[7]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69～281页。[8]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电话采访商务部援外司、外交部非洲司和科技部国合司亚非处，2011年12月30日。[9] 引自埃塞俄比亚博士研究生XXX的私人电邮通信，2012年3月5日。[10] 相关回忆录还可参见李安山《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西亚非洲》2009年第4期，第12～13页。[11] 魏建国：《此生难舍是非洲：我对非洲的情缘和认识》，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魏建国先生曾向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各位教师赠送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回忆录，本人在此特代表非洲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12] 袁南生：《走进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 李振中：《尼罗河畔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46～51页。[14] 李计留：《我与总统那些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15] 钟日胜：《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6] 参见李安山《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第13页，注释8、9。

四 成绩与问题：对中非关系研究的基本评价

近年来，由于中非关系的推进，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将政府的27个部门卷入，从而大大促进了各级部门在对非交往中的作用，各部委在与非洲交往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中非关系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非关系研究的总体状况是积极有为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中非关系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国内各界对非洲问题的关注，也提升了非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关注度。外交部的“中非合作研究项目”的启动、教育部“20+20”项目（即20所非洲高校与20所中国高校的组合）的推进和10个各具特色的教育援外基地的建立都大力推进了国内学术界对非洲事务的重视。同时，促进了多种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近年来，多个非洲研究机构先后成立，笔者曾撰文提及。[1]随后商务部研究院的中国—非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和中非商学院的成立、非洲博物馆的建立以及一系列学术活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华东师范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种中非联合研究的新模式，必将为中非学术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北大非洲电讯》（Peking University African Tele-Info）周刊的发行不仅加强了国内各界对非洲事务的关[2]注，也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非洲研究的了解。一些机构出版了论文集，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非洲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亚非研究》和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等。

其次，中非关系研究推进了学术与社会需求的结合，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各部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力量进行相关项目研究，外交部和商务部尤为突出。一些研究成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和依据。多个中非合作研究项目和援外研究项目开始启动；金融和企业单位与高校科研力量一起进行与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研究，如国家开发银行多次召开咨询研讨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助以加强对中非合作和中国企业在非活动的研究（由世界自然基金提供资助、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进行的“中非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的角色与作用”的研究项目，德国伯尔基金会提供的中非关系研究项目等）。

再次，由于中非关系研究的拓展，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非洲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近年来，中国学者访问非洲和非洲学者及公民社会团体来访中国的机会日益增多。各方面的交流也更加活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为例，每年总要举办数次国际研讨会，推进了中国学者与国际特别是非洲学者的交流。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增长很快。

表1将所有中非关系方面的文章分为5类：政治外交、经济投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华侨华人。统计数据显示，1990～2005年的研究文献中，关于政治外交与经济投资的文章占绝对多数，其中关于经济投资的居首位。1990～1996年的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章从单项来看不少，几乎占总数的1/5，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1997～2005年，政治外交与经济投资两类最多，但文化教育的研究成果直线上升，从前一时期的约5%增加到12.8%。2006～2011年《西亚非洲》的文章中，政治外交升为首位，可能有两个原因，《西亚非洲》的定位和这段时间的研究多与中非峰会的分析及应对西方批评有关。表2将发表的文章分为两类：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1990～1996年的文章共有179篇，其中历史方面的文章占的比重较大（28.5%），现状研究占71.5%。到1997～2005年，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下降到占发表文章的13.4%，而现状研究大大增加（86.6%）。2006～2011年《西亚非洲》的140篇文章中历史类文章占15%，现状研究占85%。表1 1990～2011年有关中非关系文章发表分类统计表2 1990～2011年有关中非关系文献历史与现状研究分类统计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各种对策性研究。这种研究是多层次的，包括行业（石油、矿产与能源、工业、农业），方向（外交、经济等），或是战略或策略。同时，反应性研究增多，以反击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渲染和攻击（如“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资源论等）。与此同时，这类研究往往会成为一种政策解释性的研究。不容忽略的是，中非关系的研究缺乏深入细致和具有功力的研究，也缺乏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研究，更缺乏可上升为理论的系统研究。由于急于求成，我们满足于一得之见而缺乏长线和基础研究；由于穷于解释，我们满足于空洞的说教或限于就事论事。概而言之，目前的研究驳论多，立论少；宏观多，微观少；整体多，个案少；说教多，说理少。这样的研究在国际上是对不上话的，也不可能掌握话语权。

学术研究的价值表现在多方面，但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为社会提供各种资料和信息；可为社会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针砭时政并提出忠告。这就需要中立的研究，只有这种学术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注解：[1] 参见李安山《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第14～15页。[2] 目前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的发送名单上共有国内外读者5000多名。此外，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每期均转载《北大非洲电讯》，非洲投资网等网站是加盟单位。

非洲论坛

非洲国家的再军事化：试析美国非洲司令部背后的计划

由于美军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越来越多的书刊文章倾向于阐述这一事实：美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因为过度使用而出现功能失调。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话是这一观点的最佳佐证，“积极进取的美军基本已不复存在”（active army is about broken）（Scahill，2007）。伊拉克虐囚丑闻和其他负面新闻正在摧毁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良好形象。疲惫不堪的军队削弱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角色，而次贷危机则在经济方面将美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暴露无遗（Blackburn，2006）。这种衰落引发了连锁反应，经济下滑使美元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和信誉。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形象也在上海合作组织和欧盟的竞争面前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开始成为欧盟、中国和美国角逐的竞技场。对美国而言，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正是为谋求全球霸权和应对新的国际竞争而采取的一项策略。

托马斯·瑞克斯的《大失败》（Fiasco，2006）一书爆料，为了把对伊拉克的侵略和占领合法化，（美国政府和军方）将许多事实扭曲后再呈现给国内外民众。伊拉克成为了帝国统治下新型军国主义的试验场所，这种新的军国主义依靠当地武装力量和私人军事合同承包者来维持统治。装备低劣的伊拉克战士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政府将战斗任务外包给依靠（人们的）恐惧心理而生存的一部分美国资本主义者手中（Hughes，2007）。国家安全，作为愈益男性化的现实问题，通过培养具有美国男子气概和爱国主义的传统种族主义者，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Enloe，2007）。女权主义学者与和平活动家通过解读好莱坞的（政客）代言人和制造恐惧心理的军事/工业/信息复合体，已经把美国军队的完美形象打破。“灾难的资本主义”的崛起需要非洲的不安全和贫困化作为背景，从而可以将恐惧心理复制传播，进而使非洲成为21世纪新的军事试验场（Klein，2007）。

非洲的各个民族（非洲大陆内外）是（美国）建构恐怖主义分子形象的特殊目标。1998年美国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外交机构遭到炸弹袭击后，由美英主导的西方国家政府便把非洲认定为其安全威胁和滋养恐怖分子的土壤。“9·11”事件更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论调：所谓的“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非洲研究领域的学者随后对非洲的恐怖主义进行了各种研究，包括书籍、论文和社论。[3]丽塔·亚伯拉罕森（Rita Abrahamsen，2004）认为，（恐怖主义）“温床”这一主题已经成为非洲和西方关系“安全化”（securitisation）的基础，甚至要用“风险/恐惧/威胁”这种分类来制造一种印象：非洲是反恐战争的中心区域。

通过政策的安全化，非洲已经从昔日悲观主义者眼中需要援助、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大陆转变为充满好战精神和威胁的大陆。非洲之角是恐怖主义温床的代表。对于一部分西方资本主义者而言，把非洲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可以与美国政府宣扬的恐惧政治联系起来，进而为新的商业投资创造机会。

以往的好战主义融入了（新的）全球军备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的军国主义者和工业家走在了前列。21世纪的前十年中，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但是，在新的战争形势和军力配置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军事冲突的形式不断演化，以往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冲突已经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冷战结束时，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突然间成了“没有任务的巨人”。军方的思想家们不得不面对“不对称战争”这样一种新的冲突形式，即两个或多个冲突者之间的相对军事力量有着天壤之别。不对称战争有时也被称为“第四[4]代战争”（Metz，2007；Mack，1975）。面对高额军事开支和非对称战争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被迫依靠前线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等非常规军事力量。

对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私人雇佣军这一情况，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披露，这些私人军事力量接到的命令不仅仅是保护和捍卫美国公司的利益。这些私人军事承包商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和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私人保安公司也成为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在这些军事承包商中有哈里伯顿公司（Haliburton）、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Kellogg，Root and Brown）、戴阳国际集团［Dyncorp，它合并之前的军事专业资源集团（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orporated）］、三蓬公司（Triple Canopy）、伊利尼斯装甲集团（Erinys ArmorGroup），以及黑水公司（Blackwater）。

军事力量的私人化使得美国可以避开和平运动的直接挑战，并且能够绕过国会和其他民主机构的监督来实施军事行动。《新闻周刊》（Newsweek）认为，私人保安公司在伊拉克的横行制造了一种道德真空——“美国人可以随意杀戮”（Hirsh，2007）。颇为讽刺的是，私人军事承包商竟然是在国际和平行动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Operations Association，IPOI’A）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这一协会作为42家私人保安公司的代表，试图通过出版《国际和平行动期刊》来影响有关问题的讨论。

美国非洲司令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如今已经没有哪个殖民力量或是帝国主义力量会明目张胆地宣称其目的是掠夺和剥削。就像比利时人对刚果人的种族屠杀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一样（Hotschild，1998），（美国）在非洲新的军事司令部也有和平、外交、发展和安全这些口号来粉饰。美国军国主义者不会公然宣称他们试图控制非洲的石油资源。

对于计划建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者中既有安全智库、国会研究者（Congressional Researchers，2007），还有非洲安全问题专家（Cale，2005；Berschinski，2007；Volman，2008b）。从国防部的报告和公开声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保证非洲石油生产和出口不被打断是建立非洲司令部的原因之一。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为了确保石油供应而与非洲政府合作的行为，受到了非洲石油生产国人民的排斥和反对。石油公司和政府间的关系制造了极端贫困、军国主义以及对于油气生产区自然生态的破坏，而尼日利亚则是这种关系所造成恶果的一个典型案例（Okanta and Douglas，2003）。

本文旨在研究（美国）急于在非洲建立司令部的原因。文章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提醒学者与和平缔造者们不要忘记美国军队历史上在非洲的破坏和其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劣迹已被非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记录下来（Hutchful and Bathily，1998）。这一纪录清楚地表明，在非洲人民试图摆脱各种形式的殖民掠夺之时，美国自愿而且主动地站在了殖民者一边。最为戏剧性的干涉发生在去殖民化时期，当时美国政府密谋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并且试图扰乱非洲的自决方案（De Witte，1999；Kelly，1993；Devlin，2007）。第二次干涉发生在非洲人民准备在1980年的《拉各斯行动计划》框架下进行经济一体化之时。美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推行结构调整计划来回应，在军事方面则建立美国中央司令部。最近，即在非洲各国寻求为增强非盟的力量而给非洲合众国设立时间表之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力量提出了建立“非洲司令部”的计划。

本文还力图指出当下的一种背景：美国在其全球军事化的计划中集中关注非洲各国。为了给美国在非洲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和与独裁者的合作提供社会和政治借口，美国建构了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文章的第二部分正是要对这一反恐话语进行审视，旨在引起人们对其的注意。这种（与独裁者的）合作关系正迫使和平活动家和严肃的学者们揭露美国在非洲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行径的劣迹史。我们有必要理解这一情况：和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相联系的宣传战争同时将美国非洲学界受到冷战情报活动影响这一事实摆上桌面（Martin and West，1999；Zeleza，1997）。

本文在结论中重新聚焦于这一现实：一国的外交政策反映在其国内政策中。如果在美国国内非洲裔美国人仍然受到迫害、监禁和剥削，那么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就不能把自己确立为争取非洲和平安全的积极力量——就像卡特里娜飓风后非洲裔美国人的遭遇所显示的那样。二 非洲司令部：背景与变化的国际环境

二战结束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在这一时期，美国建立起了联合军事司令部体系，如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建立，而北方司令部则在“9·11”事件后建立。根据美国军方的解释，“联合作战司令部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军事司令部组成，承担各种各样的长期任务，并且分为两个类别：作战司令部（Combatant Commands）和功能性作战司令部（Functional Combatant Commands）”（Varner，2007）。每个司令部都由一位四星上将领导，该上将对国防部部长负责，并在自己的区域内承担责任。联合司令部的这种作战结构是帝国大战略在命名系统中全覆盖统治的实际应用，意味着对于陆地、海洋、天空、外层空间和所有其他资源的控制（Cale，2005）。

在这一套指挥系统初建之时，非洲只是（其他司令部的）附带品。美国过去把剥削非洲大陆的领导权委托给了欧洲殖民者们（Campbell，2000）。非洲（的作战任务）隶属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司令部，地理上并不在欧洲司令部的作战范围内。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殖民力量为维护西方在非洲的利益会毫无疑问地继续保持自己的军事存在，非洲也继续处于欧洲列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1948年的一份公告中，反共遏制战略的创始者乔治·凯南明确表示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信仰不应该扩展应用到非洲人身上。

我们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但却只有3.6%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嫉妒和憎恨的对象。我们下一阶段的真正任务是设计出一套关系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维持这种差异地位。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自以为我们可以承受利他主义和援助他人这种奢侈行为……我们应当停止对诸如人权、提高生活水平和民主化这些模糊而不现实目标的讨论。以权力概念讨论问题的日子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越少被理想化的口号伤害对我们就越有利……最终的答案可能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们在当地政府警察（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面前不应该犹豫（动摇）。这没有什么耻辱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是叛徒。与其要一个被共产主义者所渗透和软化的自由派政府，不如要一个强大的拥有权力的政府。（Landau，1988：43）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James Forestal“白人至上”的世界观十分明显，那些冷战中提供大量军事武器的大公司亦是如此。虽然二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支持去殖民化，但是艾奇逊和凯南都想让欧洲继续维持殖民统治以作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

英国、比利时、法国和葡萄牙是主要的殖民主义国家，它们在殖民地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这些殖民者中，葡萄牙殖民政权保守和残酷的统治支撑起了西欧统治最久的法西斯政权——葡萄牙。比利时是葡萄牙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学徒，比利时的种族屠杀活动被Adam Hochschild 的 《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殖民主义时期非洲的一个关于贪婪、恐惧和英雄的故事》（King Leopold’s Ghost：A Story of Greed，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一书很好地记录下来。迄今为止，只有德国人对自己在纳米比亚犯下的罪行进行了道歉。英法等其他殖民国家则拒绝承认自己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卡洛琳·艾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关于英国军队在肯尼亚罪行的著作《帝国的清算》（Imperial Reckoning）对一代非洲学者的研究进行了补充。这些非洲学者认为，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社会）结构、机构和法律是压迫和暴力的推手。

了解殖民时期的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在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反抗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反黑人种族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唯有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才能使美国军方取消种族隔离。无论是在非洲还是阿拉伯国家，种族主义压迫都强烈刺激着美国政府和公司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Vitalis，2005）。那些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人被当做恐怖分子——这一时期非洲恐怖主义分子的名单中有许多独立斗争的领导人（Crenshaw，1994）。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知识氛围中，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贴上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标签。直至今日，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自由战士仍被政府部门视为恐怖分子。这些领导人需要特别许可才可以进入美国。最近，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在国会中表达了对一部分美国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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