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短经典·第五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让-克里斯多夫·吕芬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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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短经典·第五辑)试读：

法语爱好者

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保罗先生抬起头来。这是目前政治事件的后果之一：苏联游客得到大使馆的允许，突然造访此地。“她一边砸东西，一边不停地说话。可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大使馆的人没有给您翻译吗？”“她？她能吐出三个法语单词就不错了。德语是她懂的唯一一门外语。”“德语？”保罗重复着这个词，直起身子来。维吉妮应允着，强忍住不笑。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一听到“德语”，保罗先生的兴趣就上来了。他起身扯了扯背心，关上了电视机。好戏即将登场。“我去看看。”他说道。

因为工作原因，保罗先生必须用到各种外语。而在他会的所有外语中，德语是他的最爱。他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从小就教他学习德语。

保罗先生与保洁员一同进了电梯，他的脸色凝重而专注，就像拳击手正在赶赴拳击场。五楼还没到，他们就听到了吼叫声。保罗先生忽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砸东西也就算了，但在四星级标准的酒店里，这等吵闹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这四星来之不易，酒店地处黄金地段，距香榭丽舍大街仅两步之遥，住客都是高端客户。

走廊里有两扇门打开着，几个被吵醒的住客穿着睡衣，正在抗议闹声吵得他们不得不下床。保罗先生殷勤却含糊不清地向他们解释原因。他走到224号房门前敲了敲门。一个金发女人立刻过来为他开了门。她的妆容将苏联那无从模仿的低下品位表现得淋漓尽致，盘起的发髻来自六十年代的《每日法国》时尚版。她的表情蛮横无理，又惊慌失措，同样的表情常常出现在国家代表团随行的政治领导人脸上。她让经理进了门，狭小的门口挂着棕色绒布，作为门厅。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威尼斯镜子已成了碎片。一阵阵呜咽声从通往卧室的槅门后传来。“我，法国，我时间不长。”外交官含混不清地说着，“以前维也纳。奥地利。您懂德语吗？”“当然了，夫人。”保罗先生用流畅的德语答道，“您说吧。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谁，这番吵闹又是为了什么？”“谢谢，谢谢。”她握着经理的手，兴奋地说道。

她粗胖的手指上带着廉价戒指，指甲油零零星星地剥落了。保罗先生赶紧抽回了手。“是这样的，经理。这位是吉尔吉斯斯坦政要的女儿。您知道吉尔吉斯斯坦在哪里，对吧？中亚，靠近喜马拉雅山。”

俄罗斯女人发“h”音用足了力气，模仿着高峰上的刺骨寒风而不自知。“或者说在苏联南部。蒙古人住在那里。”她简单做了个在眼睛上拉出蒙古褶的动作，但考虑到好不容易化好的妆，还是忍住了。“冬天太……太太太冷了，但国家很富有：羊群，矿产，小麦……”

她神秘兮兮地笑了笑，探过头来低声说：“这位女士的父亲是吉尔吉斯共产党秘书长。大户人家。部落首长。您明白吧？”“那她在这里干什么？”“梦想！”俄罗斯女人大声喊道，语气忽然变得夸张起来，“是梦想，经理！一直以来，女士都梦想着来法国。”

紧接着，她的声音又变得低沉起来：“今天之前，不可能。她被看得死死的。您明白吗？”

克格勃特工谨小慎微，比起逐渐占领苏联的自由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敢说得太多。“在政治透明的新政之下，女士向她的父亲请示，由她的父亲再请示上级。”

她凑近保罗先生呼了口气，口中有一股薄荷味：“戈尔巴乔夫本人。”“我明白。”经理边说边挪开身子，“但这没法解释她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砸了。”

话音刚落，房门猛地打开了。女人一言不发地盯着不速之客，让人感到悚然。她的装束和表情让人觉得她刚从飓风中死里逃生。她看上去三十来岁，不过具体年龄很难确定。她的脸型大而平，面色苍白，就像愤怒的观众把最肮脏的材料都扔在了这块幕布上。唇膏碎了，睫毛膏化了，再加上抓痕，活像一场滑稽戏。她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悲伤，但让保罗先生更头疼的，是房间里被毁的情形。不过，女人没有给他时间去仔细查看房间状况。她走到保罗先生面前，用沾血的手指对着他的黄色领带，按下一个大大的指印。保罗先生本想往后退，却被年轻女人蛮横又响亮的声音钉在了原地。

女人对保罗先生说了很长一通话。可她的长篇大论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经理懂得多国语言，甚至对俄语都非常熟悉，但他辨认不出任何一个词根或词尾，甚至是从东方语言中流传过来的表示灾祸的法语单词，比如灾难、梦魇……尽管如此，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起话来却不乏表现力。她的声音时而悦耳，时而夸张，仿佛开始描述起羊群遍野的大草原来。最后，她轻轻嘀咕了一声，几乎有些温柔了。保罗先生被这哀婉的咒语触动了，他眨了眨眼，抬起头来，开始露出了微笑。女人也冲他笑了笑，在这寻常不过的一声笑声中，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解。经理很高兴，他一到这里就解决了问题，这让他自豪不已。

然而，这位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转向了大使馆代表，用另一种语言说了些什么。这一次，保罗先生虽不明白意思，却听出了这是俄语。“女士说，您理解了她。她非常非常高兴。”“我理解她……好吧。其实我只是在认真地听，另外……”

年轻人听到保罗先生的话，蹙起了眉不再微笑。她又和外交官说了些什么，语气任性得像小孩子。“她不高兴了。她希望您跟她说法语。只说法语。她甚至说：最好的法语。”

经理被这句话刺了一下：“我说的虽然不是什么‘最好的’法语，但的的确确是法语。女士，我觉得我说的法语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刻，他意识到吉尔吉斯斯坦女人正看着自己，脸上写着急切等待的表情。“欢迎您来法国。”保罗先生尽可能把每个字母都念得清晰易辨，“我们没必要让您生气。有什么需要为您效劳的，您尽管说。”

可怜的姑娘听到这句话，一点领会的迹象都没有。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集中注意力，但显然一个字都没有听懂。她沉默了许久，终于松了口气，又开始呜咽起来。

保罗先生没好气地质问俄罗斯女人：“好了，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刚才跟我说的究竟是哪国语言。”“我不知道。”“您不知道？”“没错。这不是俄语。”“这我猜到了。她跟您说的是俄语。但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用了另一种土语。是哪一种？”“不知道。”“也许是吉尔吉斯语？这些人，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我想不是。他们说的是土耳其语的一种。我有几个莫斯科大学的同学是吉尔吉斯人。而且她跟她父亲打电话时说的才是真正的吉尔吉斯语，和她刚才说的很不一样。”“那她在说什么呢？为什么给我撂下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俄罗斯女人垂下了眼睛。她显然比保罗先生先知道了些什么：“她说她讲的是法语。”“法语！她跟我说话时用的是法语？”“您别担心。您不是第一个听不懂她说法语的人。自从她来到巴黎，没碰到过一个人能听懂她的话。正因为这样，她才非常生气。今天早上，她按铃呼叫了客房服务。服务生来了，可他们没法交流。这就是你们说的在火药里点火。”

可怜的姑娘坐在翻倒的沙发扶手上，轻声地哭着。三位主角都静静地待在一片家具的废墟之中，一言不发。候在门外的保洁员见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便探进头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她的上司。保罗先生站起身来，一下子扶起了两把椅子，请俄罗斯女人坐下，自己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我得把这个秘密弄清楚。请您把我的问题翻译成俄语，告诉这位姑娘，并把她的回答翻译成德语告诉我。”“我得先和大使通话……”“这个之后再说。现在，请先按照我说的做。”

俄罗斯女人捣了捣头顶上的大发髻，做出苏联下属那副既顺从又不满的样子来。“首先，请询问她是在哪里学的法语，是谁教她的。”

姑娘听到问题的翻译，从沙发上挺起身子，跷起了二郎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她抓起一条拖在地上的毛巾。她一边擦脸，一边开始说俄语，语气平静而忧郁。每说五句话，翻译便让她停下，为她翻译。她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不再需要别人提问。

她首先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她是独女。她的父亲是个顽固而又暴力的人，经常毫不犹豫地把人送进监狱，甚至直接除掉。因为这些话关系到高级官员，俄罗斯女人翻译起来有点为难，但不管怎样，她还是翻了出来。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独裁又残忍的首长可谓人见人怕。他的妻子年轻时就去世了。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让这个暴君缴械投降，就是他的宝贝女儿。为了庆祝女儿满七岁，他送了她一匹蒙古小马驹。亚洲中部的炎炎夏日里，在小麦成熟的季节，他们在无垠的金色麦田中一起驰骋。冬日里，一匹纯白色的小马拖着她的雪橇。她父亲踏上雪橇，扶着把手站在她身后；她则裹得严严实实，嬉笑着发号施令。

首长对女儿很不放心，除了几个被严格监视的仆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权接近她。宫殿里，朝向门厅的整整一座裙楼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的父亲把整个苏联甚至邻国的玩具都弄来了这里。她是在古巴娃娃和越南草编堆里长大的。首长害怕的是女儿觉得无聊。

她叫库敏。库敏很早就明白自己有一样威力十足的武器。她只要叹口气，露出茫然的眼神，或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打哈欠，父亲就会担心她说“无聊”，对她所有的任性之举都缴械投降。

库敏读过很多书。她的父亲给了她一位法国作家的整套作品，这套书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作者是俄罗斯裔。塞居尔伯爵夫人（娘家姓氏为罗斯托普钦）占据了小女孩的每个夜晚。《善良小魔鬼》《杜拉金将军》的译本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法国。从此她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甚于一切。为了满足她对法国的热情，她的父亲又找来了其他书。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库敏对法国的热情。但父女两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发展方向：青春期的女儿终会提出要去法国，而父亲不得不拒绝。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所有问题都用保守主义解决。一个苏联成员国的首长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女儿送去西方国家。库敏明白这一点。她把奢望转换成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如果去不了法国，至少她想学习法语。她的父亲松了口气，答应了她的要求。可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管在首府还是在草原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法语老师。首长派了密使前往各个邻国，远至莫斯科，只为能找到一个珍稀动物，可还是没能成功。有一天，库敏的父亲正准备放弃，却得知监狱里蹲着一个会说法语的家伙。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这个囚犯是个怪人。他自称四十多岁，名叫安德烈，但他没有任何文件能证实他的话。他身材矮小，有点秃顶，不管是气质还是样貌，都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他靠在椅背上，表情像个爱赌气的孩子。但一开口，他的魅力就征服了对方，抓住了对方的注意力。他的俄语很流利，但又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口音。这种口音让他倍显优雅，并为他所言不多的话语平添了一份智慧。这位安德烈向首长解释道，他随父，是南斯拉夫人，父母在战后逃到苏联避难，他在托木斯克长大。他年轻时参加了学生政治活动，被驱逐出境，在六十年代末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个村里，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官员提出当时早已不往西伯利亚流放人犯，矮个子只是看着夹在指间的烟蒂微微一笑，首长就深信他很了解当时的情况，甚至比自己了解得更深远。

说实话，他什么都不在乎。唯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教他的女儿学法语，能还是不能。“首长先生，法语是我的母语。我的母亲是克里希拉加尔纳一位共产党员的女儿，她的父亲娶了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女兵。他们去了萨格勒布定居，我的母亲正是在那里出生的。她十八岁时，跟来自南斯拉夫北部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战后……”“我知道，他们来到了苏联，等等。但请您告诉我：法语，您会教吗？”“我？这简直就是叫米开朗琪罗来给您的厨房上新漆。我用法语写诗，用法语做梦，用法语唱歌，如果您想听……”

他挪到了椅子前端，挺起胸膛。首长想他正准备开始唱《马赛曲》之类的。“请您闭嘴！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您到底会不会教法语？”“会。您想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我要学，是我的女儿。”首长垂下眼睛承认道。

矮个子戏谑地一笑，首长本该引起警觉，但现在后悔已晚。第二天，他被引见了库敏。

首先，他的基本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住在侍从楼里，但有一间独立的房间。他要求提供“欧式”服装。首长便把参加主席团会议时穿的衣服按他的意思作了裁剪。

库敏第一次见到安德烈的时候，他沐了浴，洒了香水，精心做了发型，优雅而潇洒地穿着西装。同样的西装，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把纽扣扣到最高。库敏毫不怀疑他是法国人。第一次谈话时，库敏的父亲也在场，安德烈显得极度认真，甚至有些专横。他一上来就制定了很多严厉的规定。他解释说，要学习法语，必须遵循不同的阶段，不能试图走得太快。杂乱无章的学习是最要不得的。他要求学生只能使用（他坚持这一点）他在每堂课上发的资料。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提供些法语书和报纸。在此之前，她不得以任何借口自行找资料。首长一直认为法国人全无优点，既矫情又好色，但他得承认眼前的这个法国人是靠谱的。他保证会严加注意，除了老师提供的资料，绝不让女儿接触其他外文出版物。“我坚持认为对话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的名字叫安德烈。’”

这是库敏第一次听到法语单词。她激动不已。“我叫库敏。”她小心翼翼地念着，就像赤着脚走在一条铺满尖利石子的小路上。

安德烈让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十来遍，直到她的发音完全正确。他总结说她进步得很快。年轻姑娘幸福地哭了整整一夜。

尽管库敏的父亲觉得不太喜欢这个外来人，但他给他的女儿带来了欢乐，他感激不尽。安德烈提出的要求，他都殷勤地一一应允。一开始，这些要求集中在教学问题上。他有权免受任何审查，与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联系，让书店把西方的教学资料寄给他。匈牙利隶属苏联集团，受着严格的监控。首长觉得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后来，安德烈又弄来了一台非常稀有的复印机。他用复印机来准备摘录书籍和报刊节选的小册子，作为授课材料。这些书籍和报刊都被他锁了起来。

随着库敏日益进步，她的老师显得更自信也更任性了。他要求与库敏住得更近。于是，他被安排到裙楼尽头的房间里，与库敏同在一个楼层。窗户面朝积雪的山峰，这景色只有首府南部才能看到。

春天来了，他们开始学习关于大自然和相关词汇的内容。安德烈要了一辆车，他敞开着车窗，一边开车一边抽烟。他看上去令人厌烦不已，两眼发光，金黄色的烟嘴上永远点着香烟，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库敏把自己交给了他。事实上，她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准备。她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毫无保留的地步。她口中的“法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自由，一种优雅，一言以蔽之，是她渴望全身心投入的文化。以同样的姿态将自己完全打开在一个男人和他所代表的文化面前，她无法想象生命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萌芽。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填满了爱情和学习。库敏能够流利地说法语了。她从未放弃梦想，但后来她的想法更实际，也更像方案。她把秘密告诉了安德烈。也许她能说服父亲让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比如借着官方访问的契机，一到那里他们就不辞而别。库敏从八岁起就借着收集金币，建了一个小金库。她把这笔钱藏在一个雪松木的小箱子里。一天夜里，她给安德烈看了这个箱子。看到他两眼放光，她感到很幸福。“你觉得这些钱够不够在巴黎买一间公寓？”

安德烈回答说是，她跳起来抱住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一起离开是行不通的，因为目前两人都受着监视。最好让他先到西方国家，安顿好一切后，她再过来会合。那是一个初春，四年前，他们相识了。首长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离开，他很高兴这家伙终于滚蛋了。他给安德烈弄了波兰身份证和德国签证，他到了德国就能去法国了。库敏把她的雪松木箱给了他，让他购置两人未来的房子。一番推辞后，他最终在她的坚持下接受了。

他走后，她哭了三天，一步都没有迈出过房间。然后她擦干泪水开始了等待。法语是她唯一的伴侣。她一遍又一遍读着安德烈为她量身定做的小册子。每一课都能把她带回他们相恋的不同阶段。她穿法式服装，在抽烟时努力模仿安德烈的洒脱自如。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回来。而她，从没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无法相信他会抛弃自己。她深信不疑地认为，定是首长拦截了所有安德烈的消息。父女间一度争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有一天，首长不愿再听到女儿的控诉，终于把实情告诉了她，这位所谓的老师离开后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份关于他的警方报告。“他是个贼，也是个骗子。他有好几个身份，因为在波兰和整个苏联出老千和欺诈而被判刑。他离开这里以后，应该是逃到南非去了，现在他跟两个女人一起住在那里。我看到这份报告后，甚至怀疑他会不会说法语……”

库敏听到这些，发出了一声大笑。安德烈不会说法语！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可怜的野蛮人！他们居然对一个自己望尘莫及的人妄加凌辱。他的敏感，他的文化，他们一无所知！

父女两人决裂得那么快，那么彻底。首长为此痛心疾首，不断尝试与女儿沟通却都无果。祸不单行，可怜的父亲还得抗击威胁着他的政权的苏联动乱。好在动乱的方向对他有利。他通过几个巧妙的政治游戏，成功保住了政权，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成功地向莫斯科要求了独立。至于女儿，她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离开的机会。铁幕正在慢慢拉开。她成了中亚地区被批准前往法国旅游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她在三天前到了巴黎。

她对安德烈在哪里毫无头绪。说实话，她已经心灰意冷，因为无法向他传递消息已经很久了。但她至少想要实现夙愿，想要投入他曾向她展示的文化中。所有她才会极度惶恐。她什么都听不懂，也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这对她真是一场噩梦。

这位不幸的吉尔吉斯姑娘坦言一番后，累得在椅子上蜷成了一团。被毁的房间里笼罩着凝重的沉默。“真不知这混蛋究竟教了她什么语言。”保罗先生忧伤地摇了摇头，总结道。

在漫长的叙述过程中，门口已经静悄悄地聚集起一小队人马：两位警察，三位精神病救护人员，站在最前面的是保洁员维吉妮。“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等了许久的旁观者终于加入了他们，“这位女士学了法语，然后呢？”“然后，她说的不是法语。你们听听。”他请俄罗斯女人翻译，让库敏说几个“法语”单词。库敏漫不经心地吼了一长通，但警察完全没听懂。“我是布列塔尼人。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不是凯尔特语。你怎么看，丹尼尔？”

另一位保安警察是安的列斯人。他戴着军帽，挠着脑袋说：“这也不是克里奥尔语。”

库敏显然已不抱任何希望。她自顾自地继续着漫长的独白，语调凄凉，声音夸张得像在唱戏一样。或许她正追忆着与爱人一起说法语的快乐时光。没有人敢打断她。忽然，门厅里面传来一声低语。有人正试图往这里靠近。原来是第三位救护人员，这个年轻人穿着白色工作服，胸前佩戴着“实习生”的小徽章。他被堵在了第二排，于是清了清嗓子，用低沉的嗓音说起话来。吉尔吉斯姑娘呆住了。她竖起耳朵，就像林中鸟远远地辨出了同类的叫声，脸上闪现出希望的光芒。这是同一种语言。

年轻人的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一条道，他径直走到了房间中央。他身材矮小，金色的头发有些稀少，但态度却很坚定。他让人觉得颇有胆识，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和库敏的交谈现在开始了。这才是真正的交谈，旁人无从插话，但只听语气就能感受到他们相见恨晚的快乐。经理被这戏剧性的变化深深感动了。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讨好他们。“您能告诉我们，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吗？”

年轻的救护员停了下来，用带着郊县口音的法语回答说。“这是匈牙利语。她说得很好。”“那您为什么会说匈牙利语呢？”警察问道，因为职业习惯，他觉得嫌疑犯到处都是。“我的父母来自南斯拉夫。母亲来自伏伊伏丁那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小时候，她教会了我本族语言，现在我还在家里说匈牙利语。”

如此说来，这位所谓的老师不仅没有教库敏说法语，而且教的是欧洲唯一一种与其他语言都无相似之处的语言，对她日后练习英语、德语，或是真正的法语都毫无帮助。

库敏擦干眼泪站了起来。她消失在了盥洗室里。她透过房门用匈牙利语喊了些什么。救护员笑着回应着她。她一直在里面，他则靠在门上继续着两人间愉快的交流，久久没有停歇。门忽然开了，库敏走了出来。她变得认不出来了。经过精心的梳妆和得体的打扮后，几乎可以用漂亮来形容她。她用高傲的眼神往房间里望了一眼。差点没让人以为是警察和经理抢了她的东西。她说了句话，救护员为她翻译了出来。“她父亲会赔偿这一切。记在她的账上就是。另外，她希望有人帮她把东西搬到另外一间房间去。”“没问题。”保罗先生应道。

接着，他走向那位年轻人，把他拉到了一边。“现在。”他继续低沉说着，“我们必须得跟这可怜的姑娘谈谈。要是这个问题没有根除，一切还会重演，她会毁了新房间，就像这间一样。”“您想跟她说什么呢？”“唔……关于她说的语言，我觉得她该知足了。”

库敏再次来到了门口。她皱着眉看了一眼年轻人，示意他过去。“没用的……我相信。”救护员嘟哝着。“没用！”

保罗先生抓住年轻人的手臂，把他向窗口拉开了些。“为什么没用？她怎么跟您解释的？”“请冷静点，先生！没什么大不了了。”“回答我。”

年轻人挺起身子，眯起了眼睛。“我跟您说过。”他开始解释，“我是移民的儿子。七岁时，我随父母来到了这里。我了解作为外国人，在异国他乡意味着什么……”“请说重点。”“重点是，语言并不是一切，正如您所见。语言说得再流利，也会受到排挤。”“我同意您的话。”保罗先生说的话不太好听。他不太喜欢其他人对法国人的好客提出质疑。“毕竟，一个人出生在其他地方，难道是他的错吗？”但年轻人发出一声大笑，化解了所有的尖酸。“我只是想说，在这里，即使会说法语，也有可能被排挤……但是会说法语让人感觉很棒！”

门口的库敏开始不耐心起来了。“这姑娘想要说法语。”他继续解释，这次他认真地看着经理，“为了学法语，她已经吃了很多苦。不该给她痛上加痛。她总有一天会明白自己的情况。至于现在，就让她好好享受属于她的幸福吧。”

保罗先生靠近年轻人，两人的脸都快贴上了。他们的眼神像刀剑相接一样地交锋了一番。“您跟她说了什么？”“真相。”

年轻人在经理不友好的眼光下停顿了一会儿，继而哈哈大笑，在警察的见证下大声说道：“无论如何，如今真正的法语已经不存在了！真是遗憾。她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些人，您，保洁员，还有这些警察先生，你们说的都是难听的萨比尔语，听不懂她学的古典法语。”“好在有您在！”“愿为您效劳！”年轻人欢呼着，一边行了个伟大世纪的军礼，“很抱歉，现在我得走了。我得带她去参观……我的国家。”

他脱身回到了站在门口的库敏身边。两人礼貌地拨开门厅里挤着的人群，开出一条通往走廊的道来。保罗先生相信，他看到库敏抓住了年轻人的手。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警察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保洁员维吉妮漫不经心地整理着房间里的家具，烦躁地唉声叹气。俄罗斯外交官的四肢都在颤抖。她似乎吓坏了，就像有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担心被这些记忆谴责。她嚷嚷了几句德语，毫无句法可言：“我有责任马上送信息到大使馆。父亲想要女儿消息。我说什么？什么？”

这一刻，保罗先生认为自己可以重新置身事外了。他语气坚定地说道：“夫人，您只要告诉他……他的女儿在法国很开心。”

海难者

那天清晨，我终于发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想象着这一刻的到来。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发生，只能在担惊受怕中等待着它。

四十多年来，我每天早晨都去海里沐浴。我总在黎明时分出发。在这样的纬度，黎明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到来，不随季节而变。我裹着蓝白色的缠腰长裙出门。家门前的海滩上岩石嶙峋。走过大约五十米后，才能到达克里克皮拉特湾，我们这里也是以这片海滩为名。来到水边时，太阳刚刚露出水平面。棕榈树和周围所有的植物在慢慢地向天空伸展，云彩（如果有）整夜追随着月亮，疲累得躺在水平线上，晒着温暖的阳光。我松开长裙，任由它滑落到沙滩上，然后赤身走向水里。就在此时，我看到了她。

她背对着我，望着大海。她比我稍矮，肩膀宽阔，张着手臂。我吓得倒退了几步。由于逆光的关系，我无法辨认她的肤色，只能看到发光的地平线上有一个黑影。最初的惊吓过后，我也来到了海水深处，慢慢地靠近她，为了一睹她的芳容，我甚至走到了她前面。她的形象慢慢地变清晰，我这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座雕像。起初对超自然的恐慌，转而成了一种更人性的恐惧，这种恐惧更理性，却有增无减。请允许我斗胆地说一句，她真美！她弯着手肘，双手合十，紧扣手指作祈祷状。她的头部磨损得不轻。不过，从尖顶的发饰，扁平的鼻子和杏色的大眼睛这些特点就能认出这个经典形象。没错，这正是湿婆神，不过她是一位亲民的神，只是用来满足人们的迷信而已。由于材质限制，雕塑家显然并没有太多余地来刻画细节。这种灰色熔岩来自岛上的土地。我宁愿它是木头、金属，或是塑料的，随便什么都好。但它是用熔岩做成的，散发着我们岛上的气息，可样子既古怪又难看，让人心生厌恶，因而又削弱了这种气息。

太阳很快升起了。我仍在打量着这位深夜造访的印度神灵。此时，整个海滩都已经亮了。往南望去，浪花激起的泡沫向着海难者海角飞去。陆地上的树影化作雕刻家，精心雕琢着青葱的植被。其中可能隐藏着不老实的眼睛。我该重新穿上长裙回家了。更衣时，我冻得浑身颤抖，仿佛置身于南半球的冬日，听凭来自南极的冷风呼啸。可是我还没全完湿透呢。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这是我的父亲在六十年代为我建造的。那时候，我才十岁。父亲真是高瞻远瞩。这座平房是单层楼，窗户总是开得很大。每间房间都通风，在酷暑中也能觅得一丝清凉。随着风向的变化，房间里时而弥漫着浪花的清香，时而又充满着陆地上花粉的味道。周围的一切都不甘平静：海水击打着堤岸，太阳常年炙烤着我们，天气炎热而潮湿。但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切自然力量相抗相消，宁静而祥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相比。我得加上“曾经”二字，因为从此以后，“它”来到了这里。

我们家的厨房是全开放的，从客厅和露台都能进去。我来到厨房，回味着海浴的兴奋，独自饮上一杯咖啡。接着，我把丈夫唤醒吃早餐。他是法国人，在欧巴涅出生。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地中海的海湾上度过的，但对于岛屿，他一无所知。

那一天的记忆历久弥新，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这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我父亲备好了汽车——一辆巨大的西姆卡凡尔赛，配着镀铬的翼子板和蓝色的皮座椅。他让我和兄弟姐妹一块儿在车里爬。这是个大日子：我们终于要环游整个岛了。车子一路驶向正北方，穿过了芦苇田里蜿蜒曲折的小路。从海角到海湾，我们在一天里走遍了所有地方。晚上，我们回到了家，途中没有走过回头路。从此以后，这些数据不再是谜了：我们住在四周环水的封闭环境里。从那天起，每当我们看着大海和我们的岛，总是有股深深的爱恨交缠在一起的感觉，并无休无止。

有时候，这座水牢让我们感到窒息。当我们想要旅行，离开小岛，或融入其他文化的时候，我们怨恨大海让我们与世隔绝。这样的想法人人都有过。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把大海看作保护我们免受外界灾祸的屏障。每个人都曾在这两种态度中摇摆不定，度过了很长时间，接着，摇摆的频率越来越低，直到有一天停了下来。远行的人们回到了故土。留在故乡的人们感谢着上苍。二十年过去了，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幸福。那天早晨，我的幸福被摔得粉碎。

我丈夫走进了厨房，我没有听见。他进来时，我站在靠近海湾的那头，手臂耷拉着，目光迷失在海浪之中。他亲我的时候，我吓得跳了起来。

埃里克是个温柔的男人。我们结婚已经二十五年多了，孩子们都在国外读书。他是唯一一个不用我说话就能理解我的人。更确切地说，他懂我。我的感受，我的忧虑，我的愿望，他都能猜到，但我相信他对现实的看法与我不同。二十岁时，他曾打算游遍世界。对他而言，这座岛只是广大世界的一部分。他遍游四大洋，与爱情不期而遇——他遇到了我。于是他留在了岛上并在此立业。事实上，他有可能生活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而我，只属于这里。早在十五世纪，我的家人就来到了这里。我的祖先来自各个地方：法国、英国、荷兰，以及波罗的海。但确定他们身份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住在岛上的区域。对于住在西海岸的人来说，东部或内陆高原的居民完全是外国人。

埃里克很快觉察到我有些不对劲。平日里，我每天早上都活力满满，此时却如瘫痪了一般，甚至连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的力气都没有，只说了句：“去海湾吧。”他套上短裤就走了。

不管我们作了什么决定，要在今天开展任何行动都为时已晚。我来到客厅坐下，转过身背对着大海。这时，埃里克回来了。“他们什么时候干的？”他问道。

他看起来很生气。和往常一样，我感到某种误解正在我们之间微妙地滋生。尽管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我确信这件事对我们两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对他而言，雕像的出现意味着邻里矛盾或景观保护，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在天蓝海岸或其他地方发生。但他是否明白，对我而言这就意味着世界末日？

更准确地说，我该称之为“终极末日”。事实上，如果要给我自己甚至我的祖先在岛上的生活做个总结，那就是持续不断的衰退之感，有限的空间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随着历史的推移，小岛渐渐被填满，居民越来越多，一切终结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从内陆迁来的人们对此难以理解。于我们而言，空间意味着自然、财富和生命。满溢则意味着一切事物的耗竭、穷困和死亡。“我看得很真切。”埃里克端着两杯咖啡来到了客厅，“它就被放在沙滩上。”

我马上明白了他想做什么。我们的想法一样，但思考方式却完全不同。“你觉得它重吗？”我问他。“不重，这是泡沫岩。两个人搬绝对没问题。”“我们晚上出动？”

他冲我笑了笑。我起身坐到他的身边，用手臂环住他的脖子。我们不再年轻了，甚至可以说已经老了。我们的爱情中有一丝近乎痛苦的味道，却比年轻时更加美好。我们彼此间分享的不仅仅是健康、美貌与力量，还有上了年纪的种种不便，对时光飞逝的惶恐，以及或喜或悲的回忆，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座岛上，有一个神话对我们至关重要，那就是保尔和薇吉尼的故事。人们绝不可能坠入爱河却没有想到他们。即使有心忘却，离家几十步之遥的纪念碑也会让人重拾记忆。在飓风时节，每一个暴风雨肆虐的夜里，我都会紧紧地抱住埃里克。房间里到处噼啪作响，狂风呼啸着穿堂而过，棕榈树被连根拔起，击打着地面。我想象着自己就是薇吉尼，和保尔一起在船上，拥有着与他们一样的感受。在这场记忆中的暴风雨中，一切都是那么剧烈。死亡的恐惧，海浪的苦涩，来自陆地的辛香——所有的味道在他处都找不到。这里的白人都是海难的后人。

从我们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起，一切都顺利多了。我从未想到竟有如此漫长的一天。我们在露台上共进午餐，我静心宁神地做了一道复杂的咖喱料理。

中午过后，海湾里就开始有人了，和往常一样。附近没有别的村镇，从其他地方过来要走几公里的路。我们这里与世隔绝。

在我的记忆中，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父亲带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时不时地有其他克里奥尔家庭也想在此定居。我们对他们并不陌生。这几位先生脱下帽子，相互交谈了几句，扯了扯他们的背心，然后各自带着孩子们到海滩的另一头定居了。

我们家族的地产在数公里之外。父母去世后，我的姐姐继承了遗产。房子很大，由圆柱支撑着。我的姐夫是个打猎好手，他的战利品和收藏的弹药都放在山洞里。因此必须装上铁门，设置警报器。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房门从来不关。去沙滩时，我们会把从厨子到用人的每个人都带上，空留一座房子。而如今，公园的面积越来越小，几乎要消失了。曾几何时，我们住在乡间，可如今我们的房子已被城市团团包围。

提到过去的殖民时期，要怎么样才能不当个可恶的怀旧者？当时的社会难以描述清楚，它拥有极高的文明程度，但却建立在暴力的奴隶制上。高风雅节与野蛮粗俗共存，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平均主义同在，虽受限于成千条不可逾越的法律习俗，却比如今的社会更加自由。后来，另一个社会诞生了，旧社会就此变得不可理喻。

在我们最小的孩子出生后，我曾打算用《飘》的写作手法写一部小说，描绘这个没落的时代。可我才写了百来页就停笔了。这些文字一直躺在抽屉里。对我来说，写作并不是唯一的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要重新提起这个世界，谈论过去。因为我们脱离过去的程度，远不及那个时代消逝的速度。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和我一样在这里出生的人们。我仍偷偷地认为自己永远属于那个世界。我们尽可能地改造着世界。我们被困在层层房产之中，砌起了高高的围墙，然后往乡下躲，一直逃到海滩，直到最后被大海拦住。于是我们在这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定居了下来，面朝着大海。只有当目光定在海岸线上时，我们才能奢侈地幻想着这座岛并没有变。接着，有一天清晨，我们被拉回了现实……

我丈夫虽已退休，却没有闲着，他继续经营着一家航海电子设备公司，为划船的游人提供服务。办公室在首都入口处。那天他去那里开会，便留下了我一个人。我没有留在家里胡思乱想，而是去了几公里之外的一家大酒店吃午餐，做美发。酒店里的住客并不了解这座岛，通过酒店才略知一二。这里设施齐全，根本不需要走出去。从按摩店到图书馆，到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运动项目，这里都有。从前，我有时会和游客聊天，可现在却不愿再和他们搭话，他们什么都不懂。如果只是对这座岛一无所知也就罢了，可他们对旅行指南里说的深信不疑，半点好奇也没有。“各民族和谐共处”这样的陈词滥调从他们的口中吐出来，也就毫无意外了。对我们来说，要承认自己属于古老的种植园主阶级是一件不无痛苦的事情，可他们却昂起头，理所当然地喊道：“啊，没错，就是这千分之二的人口紧紧抓着他们的特权不肯放。”没有问你们是不是还有奴隶已经很仁慈了。

他们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给这个体制判了罪，在他们眼中，我们就代表着这个体制。这些酒店里的体制与我们在自治领时期的生活如出一辙，可他们对此却似乎毫不介怀。白人身居领导高位；非洲人穿着工作服打扫房间；印度人微笑着提供服务；中国人在厨房里忙碌。土著人不得进入沙滩。只有少数渔民在办理了严格的注册手续后，才能驾着传统小舟在太阳伞前转悠，在碧蓝的海景上添上几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

当天，我要是在酒店里拦下一个游客，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他一定会气愤得跳脚。对于我们这些遭受过真正海难的岛民而言，没有比在此待了没多久的保尔和维吉尼们更差劲的对手了。

快到五点时，我在车上碰到了一群印度人，他们洗完澡从海滩回到了内陆。当我回到家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海滩上的黄昏远近闻名，也的确美得名副其实。可我却很讨厌这样的景色。我对黎明的爱有多少，对黄昏的厌恶就有多少。黎明时分，冰霜皑皑，预示着新一天的希望，太阳在海中经过了一夜的濯洗，仿佛更显纯洁。可黄昏却像一场恐怖的悲剧。我讨厌红色。我们家没有一朵花是红色的，连木槿都不是。太阳落山时，我去沐浴更衣了。这时候，我丈夫回来了。他脱下工作服，为我们即将执行的任务换上了合适的装束：黑色牛仔裤，深色T恤和篮球鞋。“我查过农历了。”他隔着浴室的门对我喊道。

他的音调听起来精神焕发。“怎么样？”“凌晨两点之前，天都是暗的。”“太完美了！”

我们即将开始长久以来的第一次犯罪。以岛上如今的情况，恐怕我们即将犯下的罪行是对白人最严重的违逆。尽管如此，也可能正因此，埃里克高兴得很。我喜欢他身上的这种能量，勇气和激情。他有着岛民的缜密心思，也有着至纯至真的力量，只有是非观念非常简单的人才会有这种力量。

我们吃着简单的晚餐，不时把目光投向海湾。海上风平浪静，为我们的任务提供了不少便利。埃里克正在看电视新闻头条。小岛的总统——一个颇具英国范儿的印度人正在国家中心开会。他前面挤着一大群人，其中纱丽上的红色斑迹格外显眼。我让他换了频道。因为红色。

十点了，埃里克把四驱车开了出来。要在夜间行驶，这辆车并不是最隐秘的。但我们必须在车子搁浅之前开到离海滩最近的地方。埃里克一路向前，成功驶到了离水边五十米左右。我们在黑暗中等了一会儿，以确定没有看到可疑的身影。晚上，常有情侣或酒鬼在沙滩上。而这一晚，什么动静都没有。

于是我们脱下鞋子，卷起裤脚，在水中径直往雕像走去。海水温暖而平静。一片黑暗中，湿婆神比白日里更触目惊心，也更显高大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我们能不能把它抬起来，而埃里克却已然抓住了它的手臂。不费吹灰之力，雕像就倒了下来，不一会儿便横在水中，像树干，又像尸体。“抓住它的脚。”埃里克跟我说。

这块熔岩石重量不轻，不过也没有我担心的那么重。可我们还是得停下好多次才能把它搬上车。我们在松软的沙子里走得踉踉跄跄的。埃里克已经撤走了车子的后座，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让雕像平躺在车里。“别浪费时间了，快走吧。”埃里克气喘吁吁地说道。

上车后，我们都没有说话。因为这位沉默的神灵的到来，我们选择了内侧的道路。出门之后，我们首先穿过了一片明显荒废了的甘蔗田。我时不时地瞄着埃里克。他总是紧闭着双唇，收紧着下巴。每当他感到危险即将降临时，就会做出这种像小公牛似的反射动作。

我们来到了这个在海边小道和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发展起来的大村镇，此时，第一个麻烦出现了。在我童年时期，劳作的人们经常拜访的只有一座小教堂、一家卖朗姆酒的小酒吧和一家轮胎硫化厂。

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印度城。马路两侧，两三层高的房子一幢接着一幢。这里是贫民区，砖石结构的房子乱得不堪入目。有的墙刷着扎眼的颜色，有的用浴室地砖铺就，还有的什么装饰都没有。屋顶上无一例外地竖着一根根钢筋，像竖起的头发。这是为了将来更多孩子的到来做准备的。

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会中招：当我们家早已一片漆黑，荒无人烟的时候，这座村里还是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仿佛这里的活动日夜不休。从不休息或许是印度人最主要的品质之一。我们不管时间，在喧闹的人群中卸下了货。

建筑物上的霓虹灯照亮了在村里行驶的汽车。我们忘记把湿婆神遮盖起来。要是不幸被迫停车，路人只要往车里瞄一眼，就能看到这具雕像。幸运的是，我们顺利穿过了村庄。虽然晚上并不热，但在最后一盏路灯的灯光下，我看到埃里克的额上已沁出了汗珠。

汽车发动时车况不错，但到了主干道却发出了可怕的声音。这条路环绕着整个岛，故而被当地人称为环城公路。我们一路穿过了其他村镇，都没有减速。离开其中一个村之前，我们经过了一座宏伟的混凝土建筑，这座建筑呈平行六面体，被蓝色的霓虹灯照耀着，顶上竖着一个巨大的十字。这是一座叫作“末日兄弟”的路德式教堂。我和埃里克相视一笑。我们俩经常拿这座教堂开玩笑。我告诉他，如果这个横跨三个世纪的天堂面临终结，我们这些“末日兄弟”——先驱者的传世后人，才是名正言顺的终结者。

这样的世界观与基督教背道而驰，没少遭到埃里克的嘲笑。“对你来说。”他说道，“土地是永恒的，天堂却有尽头。”他说得一点没错。我们甚至能够给出一个完美的比喻：在天堂里，我们犯下的不是原罪，而是另一桩被我称为“奴隶制”的罪行。如果保尔和薇吉尼不曾犯下这桩罪行，统治这座岛的璀璨白人社会也就不会诞生了。要把我们的海难与创世纪相提并论，有一点必须搞清楚：造物主安置在这座岛上的并不是男人和女人两个生命，而是三个。奴隶就是这第三个生命。和谐、和平、繁荣——这些黄金时代的代名词背后，掩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阴暗面有增无减，它与光明的抗衡从未停歇。奴性的社会总是包含着两面：一面是母性、家庭与温厚，来自于乳母、炉灶和管家；另一面则是暴力和危险，来自于逃亡的奴隶、血腥的叛乱以及国际社会的制裁。我们最终用自由劳动取代了奴隶制，但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未曾改变。在我们的招揽下，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比哈尔人纷至沓来，他们终将取代其他所有的人。生活重新焕发出了更美丽的光彩。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盛世晚期。我们坐着小篷车在不同的地方跑来跑去；当时的我们青春飞扬，无忧无虑，生活富裕，容颜姣好，而且是白人。我们是这里的主人。在我们统治的这片土地上，每个人各居其位，种族之间互不相混。对我们而言，走出了自己的土地，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没有人在意印度人是在田野里或是在村镇里。他们自有属于他们的地方，正如牛栏于母牛，箱子于工具，谷仓于粮食。

每一次他们为了争取权利而站到一起，我们就多让出一些空间。这就像有的人硬挤到了座位上，一句话都没和安坐在旁边的人说。印度人口越来越多，我们随之成了可笑的少数派，也越来越不想见到他们。就这样，我们对他们视而不见，从而剥夺了他们真正的存在感。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感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埃里克什么都没说，但我猜到了他要带我们去哪里。他是法国人，却有着各国的血统，他是摩尔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后人，也是巴斯克人和来自布列塔尼的航海者的后人。因此他对其他种族没有任何偏见，甚至还颇有兴趣。在他公司里，有印度人，有中国人，还有各个非洲国家的人，其中来自桑给巴尔岛的穆斯林居多。在我们岛上，贵族阶级面对奴隶阶级，总是怀着既恐惧又鄙视的复杂情绪，言行虽不失礼貌，却冷若冰霜。而埃里克与员工的关系却不是如此。他能够聆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的趣事而欢笑，为他们的哀伤而悲痛，并且参加他们的各种仪式。他对他们的信仰、历史和语言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从来不叫上我，因为他明白这些事情，我做不到。而我对他的这份痴迷充分包容，谁会对一个迷恋玩具的孩子不依不饶呢。况且埃里克慢慢地回到了我的立场。岛上的种族关系愈发紧张，尤其在印度人夺取政权后，所有的白人随之被贴上了同一个标签：前奴隶制的拥护者。埃里克吃了不少苦头。他逐渐和我站到了统一战线，也开始寻求隔离与独立。他从前不喜欢我们的房子，觉得它离生活太远，离植物和大海太近，但现在也开始欣赏这里了。他因工作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有在家里才觉得舒服。

但毕竟他曾与印度人频繁交往过一段时间，对于印度的民俗和当地文化中的圣地如数家珍。我想我们此时正朝着其中某个圣地驶去。

我们离开了环城公路，改道向内陆行驶。在岛上的这块区域，几乎一个村子都没有。没有了月光，外面一片漆黑。通过发动机的情况，我想我们正在攀爬一段长坡。埃里克带我来到了这个我不甚熟悉的内陆地区，这里树木丛生，山峦连绵。在贵族阶级的眼中，只有寥寥几个选择是体面的：海边或者湖边，或许再加上首都的高地。内陆的小山因为不适合耕作而被废弃，任由原生森林生长。从前，逃亡的奴隶便以此为庐。亚裔移民来到了这里，他们似乎对各种宗教视若无睹。

即使在弹丸之地，各种宗教习惯也都得到了官方认可。但那些隐秘的神庙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其中以印度人为甚，神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我猜想，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愿意诉说内心深处的祝愿。比起杵在马路边人人可见的水泥教堂，在这里才能寻求到更原始、更有力的帮助。

我这才想起十五年前，埃里克深深地迷恋着印度文化，他曾带我去过其中一个圣地。树干代替了柱子，高出地面二十来米，紧密地排列在一起，树冠如盖，几乎透不进一丝阳光。空地上四处都是印度神像，像一场展览。

这些年来，印度人开始把神庙建在海边甚至海里，也许是为了在一个更安静的环境里找到这些天然的装饰。又或许是想证明岛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无法踏足的。一开始，他们悄悄地在沙滩上竖起一具雕像，就像我们家那里一样。紧接着，其他雕像也出现了，于是海滩一点点地变成了一座神庙，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在离神灵更近的地方生活或是死亡，老人、病患与苦行僧都在附近海域安家置业。贩售恰巴提的小贩为了碰运气，住进了周围的小木屋里。没过多久，这片荒地就和恒河两岸别无二致了。我有个表妹住在南海岸边，她的房子就成了这样的朝圣之地。

我表妹最终搬去了欧洲。但她比我年轻得多。我没有她那样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力量。

车子爬坡时发出隆隆的响声。此刻，埃里克正静静地思考着些什么呢？肯定不会是这些抽象的问题。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喜欢细节。在他看来，整个公司的成败就在于细节。而此时，他想到了一个细节。“你到后面去把它遮起来。车厢里有一条旧毛毯，在左边的座位下面。”

于是我从座位间挤过去找毯子。在手电筒的灯光下，我看到那具雕像仰卧着，脸上露出谜一般的微笑。我这才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如今，岛上的各个社群都怀着浓浓的敌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引火上身。试想，一个人在偷盗（没错，这显然是一种偷盗行为，除非记者们更喜欢称之为“亵渎”）印度神像的时候被逮了个正着，而此人又代表着最古老的种植园主家族，这一定会被称为惊世骇俗的丑闻。如果这件事被人有心加以挖掘，可能会引发种种过激的报复，给抢劫甚至犯罪都冠上正义的名头。

巡警拦下我们时，我已经遮住雕像，回到座位上了。

两名巡警一老一少。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老巡警。他的脸上有皱纹，门牙的缝隙很明显。他说话矫揉造作，一看便是个很重视旧制的人，唯唯诺诺的样子就像仆人看到了主子。“女士，先生，你们好。请出示车辆的证件，还有你们本人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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