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宏雄,易罡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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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漫谈试读：
一、传统孝文化的当代意义
传统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孝文化，是以孝观念为核心、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对父母、晚辈对前辈的尊敬、爱戴和赡养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复合文化。在几千年来的孝伦理的实践过程中，孝观念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体现在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生活乃至礼仪、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孝道和孝文化与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的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把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文化给予批判。然而，孝的伦理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内核之一，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之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割断历史，孝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孝的历史功能“孝”为传统社会中子女敬养父母的道德要求。《尚书·尧典》说：“克谐以孝。”《尔雅》说：“善父母为孝。”《礼记·祭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伦，是之谓畜。”这些说法不一，但精神不二，所表达的都是对父母的尊从与奉养。我国现存的甲骨文，虽没有“孝”宇，但有“老”与“考”字。据古文字学考证，“老”与“考”和“孝’字的涵义大体相同，都表示后代对父母及祖先的赡养与尊敬。在传统社会，孝观念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农耕文明的经济生活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长辈家长不仅是生育与养育的亲人，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与依靠。一个家庭在家长的带领下，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经济生产活动。农耕经济活动是一种以经验性的传、帮、带为主的经济活动，家长在一个家庭中，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长者，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条件下，家长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家长的这种权威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血缘意义上的长者，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在这样一种家庭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行的经济活动中，对于长者的尊敬与爱戴的情感也就自然产生。孝的情感又反过来对家庭情感与经济共同体的维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工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传统家庭所负有的生产功能已经被集体性的工业大生产所取代。不过，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只要家庭还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作为社会成员私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那么，维系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这是因为，只有家庭内部和谐了，社会成员的生存与维系的家庭给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安宁与幸福，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是稳定与和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培养，而道德培养的第一个外在目标就是家。所谓“齐”，意为整治，齐家即以孝道来整治家里的秩序和人心。家庭的秩序与人心齐了，那么，进而外推，也就是社会的秩序和谐。而齐家也就要求以孝德为核心。在现代社会，由于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这一社会学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因而，传统孝观念所要求的整治家庭的功能仍然有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一个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重要方面就是代际关系的和谐；如果没有孝德，也就不可能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试想一个家庭内部子女不尊重父母，或父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必然使得代际之间的关系产生矛盾和紧张。在中国传统道德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一个人在家如果不尊重父母，那么，很有可能在社会上就会犯上作乱。这一推理的基点是，生养自己的父母应当得到应有的敬重（孝），如果得不到，这样的子女就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一个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的人，在政治上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基础。正因为如此，《围炉夜话》说：“百善孝为先”，即所有人的善或社会之善的基点在“孝”。二、孝是情感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和家庭的生产功能的消退，长辈家长作为经验性的行家里手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从而影响到家长的权威地位。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出现不同年龄层次的心理文化上的差别，即所谓“代沟”。在代沟的影响下，老年人在青年人心目中不仅没有地位，而且得不到年轻人的理解。因此，现代社会不能以家长的权威为理由来重新提倡孝道。实际上，我们不仅要从客观的经济层面来看待老年人在传统社会所受到的敬重，而且应当从道德情感层面来进行分析。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继承孝道和弘扬传统孝道中的优良因素和价值，主要不是从权威意义上讲，而是从道德情感意义上讲。
孝的培育是施从亲始的道德情感的培育。在传统孝道看来，孝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生发的亲情情感。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人的幼年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的幼年如果没有亲人的抚育，可能就不能渡过他或她的幼年期。一匹马或一头羊，一生下来，只要风把它的皮毛一吹干，就可以在草原上奔跑起来。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无时无刻的关照，才可渡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才使得人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份。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人爱自己的生命，因而爱生养他的亲人。父母与子女的爱是自然生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因而是无条件的道德情感。相反，不践行孝道是不道德的。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孝的培育又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情感和关照为前提。子女为父母尽孝，是在子女成长懂事之后才有的。前面已述，父母则在我们还不知这个世界为何物时，已经为了我们而尽职尽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女子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所以作为普遍的出发点，孝应该放在一个持续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移情现象，它使得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而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如果没有人对父母的爱，也就没有最基本的爱的情感。三、孝道外推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不仅仅强调齐家，也强调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孝治天下。中国孝文化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道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的概念，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同上）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说：“王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收，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在这里，孟子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汉代的董仲舒，不仅提出了对两千多年社会生活影响巨大的“三纲”原则，同样也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要求。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本，为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无神》）又说：“无孝悌则无所以成也。”（同上）所谓“无所以成”，是指无孝悌则不成礼乐，也不配做人，那也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并且，当代社会所强调的是公忠而不是孝，两者的位置基本颠倒。这是因为，政治道德得到强化，而家庭伦理则退居社会伦理之后成为人们的私人道德。政治道德得到强化，固然有着现实历史的原因，即多年来我们把政治上的公忠摆在第一位，而忽视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我们重新回顾传统孝文化，首先应当看到家庭伦理尤其是孝德的重要。孝德是人类自然生发的第一个个人对他人的爱和敬重的情感。正如《孝经》所说的，“百善孝为先”，因此，应当把它作为一切人的道德品性生长发生的基点来看待，由此我们可以谈政治上的忠诚。我们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人是靠不住的，私德不好必然影响政治实践。换言之，我们应当回过头来像传统孝文化那样，看待私人德性与政治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考察个人品德。这也是传统孝文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启发。
实际上，把孝的感情与社会性的道德要求联系起来，仍然可以从道德情感意义来论证。爱父母的情感作为一种天然的亲情，首先在于父母对于子女的无私的爱。而父母对于子女的无私之爱，也必然培育子女对父母等亲人的爱，这种爱也必然从对父母的爱进而发展到对社会其他一般成员的爱以及对民族和祖国的爱。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治，进而道德的升华。试想，谁相信一个连“亲亲”德性或情感都没有的人，会真心诚意地热爱他人，热爱祖国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教。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施从亲始的爱，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的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而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尤其应当提倡这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孝道文化，有了这样一种“大孝”精神，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诱惑，诚信为本，合法经营，关键时刻能够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而尽职尽力。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现的英雄群体，都生动说明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美德。戏彩娱亲四、孝道与养老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孝道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计，载至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接近5亿，人口老龄化也将由目前的14.8%逐年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的35%左右。中国已经迎来了“银发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急迫问题。当然，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以如此急促、如此大量的人口进入老年社会所带来的养老问题，却是前所未有。
在传统社会，养老问题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消化。由于传统孝文化的作用，老年人在家庭内得到了后辈或晚辈应有的尊重，从而家庭养老成为养老的基本模式。在现代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正在以社会化的模式进行，各地敬老院都承担了社会养老的责任。然而，从比例上看，由于传统上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家里渡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因此，敬老院养老并非是多数老年人的首选，只有在家庭内条件不够具备条件如膝下无子女者不得不住进养老院。当然还有条件更好些的高档敬老院，有经济能力的老年人能够住入。因此，目前中国养老模式还难以说将发生重大改变，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模式。就道德精神层面而言，由于老年人所具有的传统权威的衰落，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农村中的老年人的地位和处境不容乐观。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为自己的子女而流落街头的报道。一方面是老年人不愿意去敬老院，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在家里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而造成了老年人的生存困境。在目前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需要政府关注的当下社会，弘扬传统孝道，提倡孝文化，培育后代尊重和尊敬老年人的意识，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在养老方面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独生子女步入成年，独生子女成家之后，独生子女承担着两个家庭的老人关照的责任。另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年轻人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关照家中的老年人。“养儿防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经不起家庭结构的现代变化的冲击。现实的问题必然使得更多一些老年人不得不选择敬老院来渡过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历程。因此，敬老院或社会养老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背景下，深入传播和弘扬孝文化就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并且，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为孝文化的弘扬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任务，即如何使得老年人在敬老院里所受的待遇如归至家中、如同受到自己亲人对待那样和蔼可亲。这就要求敬老院的一切护理人员，都要具有一颗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的孝心来对待每一位非亲老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提传统文化）传统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现代条件背景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文化传统的资源作用不可低估。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对道德生活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孝道的爱心来制衡物质化的利益趋动；面对家庭结构的变化，我们需要培育孝道的爱心来孰化家风家俗。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需要继承与弘扬孝道来营造一个使得老年人感到温馨的社会。（龚群、薛宝生）
二、从故事看孝文化脉络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国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制约和牵引着孝文化的发展、演进。总体可见，中国传统孝文化从内容上历经了先秦时期的朴素自然的孝、汉唐时期秩序规范的孝、宋明时期程式僵化的孝以及近代以后批判变革的孝，这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一、朴素自然的孝
先秦时期是孝观念的形成和完善期，也是孝文化的自然、纯朴的发展时期。强调“孝”是子女对于父母表示感恩、敬爱、关切的真挚、深切的感情，是一种亲情回报的纯朴情感。
在原始社会，人们对各方面的认知水平很低。四季变化，刮风下雨，草木生长，庄稼收获，认为是天地之神所赐，便敬天敬地。人们一代代繁衍，系历代祖先传来，便敬祖先。对天地、祖先的尊敬演化成对他们的感恩。在历代祖先中，延续至今，与自身找关系最直接、对自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父母。于是这种感恩思想与行为便用到父母身上，这就产生了孝行。
到了周代，统治者积极致力于礼乐政刑的建设，有关“孝”的观念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孝的伦理道德体系开始建立。孔子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对周代孝礼的高度概括。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将古代早期的“孝行”发展为有理论、有实践、有目的、有作用，在社会上普遍推行了“孝道”。把家庭伦理之孝推己及人，从而由最初产生和存在于家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原本是大家庭道德规范的“孝”越出血亲大家庭的范围，扩大成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曾子作《孝经》，从孝的内容、孝的方式、孝对家庭、国家、社会的不同功能及社会上不同阶层孝的差别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使中华伦理道德中的这一重要内容更加完备，由“孝行”上升到了“孝道”。
舜，有虞氏首领，名重华，又称虞舜，是远古流传的第一位大孝子，他的行为是史书记载最早的孝行。他母亲早死，继母生子象，他们母子对舜都很嫉妒。舜的父亲不辨好恶，偏听偏信，经常对舜虐待、打骂，甚至加害，但舜对父母却一直孝敬、顺从。又一次，叫舜修缮库顶，却抽下梯子，放火烧仓。舜挟着两个斗笠，才能够仓库顶上飘落下来。又有一次，叫他淘井，刚下到井中，他们便填土扔石，要把舜堵死在井里，而舜却从井下预先挖好的地道中安全地走了出来。继母及弟象见后十分惊讶，舜却若无其事地向他们问好。尽管他们对舜屡次加害，而舜却对父母依然孝敬，对兄弟依然友好。帝尧得知舜孝亲爱人，德才兼备，便把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他。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后世尊为远古圣王。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造人，后世尊为“至圣”。他继承古代传统，提倡孝道。主张对父母要尊敬、奉养，不违背父母的意愿。他把孝提高到仁德之本的高度，把孝与忠结合在一起。孔子三岁丧父，母亲颜征在含辛茹苦地把他养育成人，孔子一直对母亲十分孝敬。在他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依礼应和父亲合葬，但他不知父亲葬于何处，便将母亲的棺木停在鲁国繁华的五父之衢，跪到那里日夜啼哭，终于感动了一位叫挽父的赶车人的母亲告诉了他，知道父亲当年葬在鲁国都城东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孔子便将父母合葬一处，这便是后来曲阜城东15公里的“梁公林”。二、规范秩序的孝
汉唐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加强，“孝”被不断地强化，已由家庭家族伦理范围向政治伦理发展，贯通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生活中。统治者从儒家思想受到启发，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孝经》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全社会通行的教科书，孝成为重要的统治方法，“忠”就体现在“孝”里面，“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形式，由普通家庭的事亲于孝，转移为事君于忠，家国同构的宗法格局造就了忠孝一体的伦理思想。
汉代以“孝治天下”著称，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孝”已经扩大到西汉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成为调整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更是规定和调整家庭与国家、君主与臣民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由此，孝道便发挥了协调家庭和社会两者关系的作用。如西汉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东汉时期，孝的内容有新的扩大，将师长与弟子关系用父子关系来解释，要求弟子对师长要行孝道，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此时作为儒家经典《孝经》的经学地位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确立，董仲舒提出的“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更是得到统治者的推崇，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孝的言行规范，并得到历代王朝的继承。唐朝继续强调社会教化政治表彰。孝在这一时期内容和形式都表现的多种多样，更多地强化“臣忠”和“子孝”，移“孝”为“忠”，“忠孝一体”。
西汉初年，吕后当政，引起许多人不满，刘氏宗室及老臣们联合诛吕以后，汉室内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只好从代地把刘恒请来即位，为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太后，被贬到代地好多年，一直被冷落，心情郁闷，年纪老了，身体也不好。刘恒对母亲照顾备至。精心照顾母亲三年之久，三年中夜里不解衣，睡到母亲身边，对母亲随时观察问候，将药熬好后，他亲尝汤药，亲自奉给母亲。他的孝亲行为，给全国做出榜样，自此以后，汉朝皇帝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每个皇帝死后的谥号前面均加一个“孝”字。刻木事亲
大史学家司马迁，西汉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亲司马谈，为汉朝的太史令，发愤要在资金及任职期间，写一部完整的史书，但志向未遂便死去。临死之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自家祖祖辈辈为史官，自己却未能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要儿子继承遗志，完成此事。司马迁谨遵父命，利用一切条件到处调查访问、阅读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但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经十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记》，彰显他继承父业的一片孝心。
赵苞，东汉甘陵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字威豪。奉朝廷之命，带老母、妻子到辽东赴任。那时正值鲜卑族万人寇掠边境，贼寇将其老母、妻子掳去，当做人质，声称只要献出辽东，便将其母、妻放还。贼寇押解其母到阵前与赵苞见面，要她劝儿子献城就范。赵母却乘机向儿子训示，劝儿子不要因为私情，坏了国家大事，宁要自己死去，也不要献城，她对儿子大声说：“抛私情为国家，正是对我尽孝！”赵苞谨遵母命，英勇奋战，打退敌人，保住城池。其母虽被敌人杀害，但免得更多的母亲、妻儿遭难，城池得保，气节得存，遵母命以忠代孝，以忠全孝。三、程式僵化的孝
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孝的原则被说成是宇宙的最高原则，一切违反孝的行为都是不忠的。两宋时期，理学统治了整个中国社会。孝道在宋代的发展达到巅峰，受到宋朝朝廷的发力褒扬，此时孝子层出不穷。
理学强化维护忠孝之封建纲常给社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的忠孝意识和民族气节，宋元时期确实得到发扬，出现了文天祥那样的“大忠大孝”的民族英雄，包拯那样的“忠孝双全”的爱民清官。另一方面理学给孝道加入了很多分裂人格、窒息人性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性”。（《朱文正公文集卷三七》）将发自人的天然本性的孝的思想抹上了保守落后的积垢，人们愈加强调“臣忠”和“子孝”，而很少谈到“君明”和“父慈”，是否犯上成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父子、君臣、夫妻关系由最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后被演绎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的愚孝、愚忠的绝对化原则。这说明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孝的内涵被严重异化，此时孝道教化变得日益绝对化、片面化。
在宋代，因报仇而被判处死刑者，没有一人，大多是被释放或者减刑，可见统治者为了表彰孝行而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还特意颁布诏令“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由于孝道被严重异化，愚孝之风愈演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的事情，诸如“割股奉亲”之类的愚孝行为，暴露出旧礼教“吃人”的本性。
正如苏轼所说“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代民间社会的割骨疗亲、为亲庐墓的愚孝之风愈刮愈烈，仅《宋氏·孝义传》中就载有十多起这样的割骨疗亲孝行。如并州太原人刘孝忠“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莱州人吕升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复能视而升不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丧明，翰自抉右目睛补之，母目明如故。”益州成都人罗居通，其母死后，“庐墓三年，有甘露降坟树，芝草生其旁”。滁州来安人苟与龄，“母殁，庐墓侧，有芝十九茎生于墓亭”。
宋朝时，因报仇而被判处死刑者，没有一人，大多是被释放或者减刑，可见统治者为了表彰孝行而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还特意颁布诏令“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如：宋朝青州人王赟年幼时父亲被人杀死，当时王赟无力复仇。待他长大后，刺杀了仇人，取其头颅四肢祭祀父亲，然后自首。宋神宗认为他是杀仇祭父，赦免了他的死罪，仅仅是刺配邻州而已。元朝法律不仅允许复父仇杀人的行为，反而要让最初杀人者的家属给为复父仇殴死仇人者赔偿烧埋银五十两。四、批判变革的孝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在艰难曲折中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包括孝道在内的伦理道德也实现着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换。由于社会进步、制度转换使封建孝道的生存缺少了根基，又加之孝道本身人民性与封建性同在、精华与糟粕并存，于是近现代史上孝文化受到激烈批判与弘扬重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华民国。民国给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人生、家庭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许多新理念，子女的独立地位得以确认。孙中山指出：在民国，孝已不是“父为子纲”，而是孝敬老人、尊敬师长，为传统道德注入资产阶级的新的思想内容，并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吴虞、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全面批判和否定。孝道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对孝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家族本位主义、批判吃人的礼教、批判忠孝合一、批判有悖人道的愚孝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拨乱方正，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的正确认识，既结束了盲目迷信孔子与儒学的时代，又结束了粗暴批判孔子与儒学的时代，进入了真正科学认识与评价儒学的新时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传统孝文化的理论研究开始复苏，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重建新型孝道的业已开始，古老的孝文化在新的世纪将返璞归真，放射新的光辉。（张学栋、赫郑飞）
三、古代文官之孝
司马迁人物简介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家，他所具备的史识、史才、史德使后代史家难于超越。故事一则
司马迁从小跟父亲来到首都长安城后，10岁开始攻读古文，学习非常刻苦。他漫游大江南北，先到长城，再渡黄河，登泰山，过长江，探禹穴，听众说，知传言，考注古书。一路上，他一面采访民间传说，考察文物古迹，搜集历史资料，丰富各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为多病的父亲采草药，学习医学。他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增加爱国情怀的同时，也增进了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一天，司马迁在翻越一座高山的途中，突然发现一颗奇花异草，茎直、叶小、花瓣很大、色泽极为鲜艳，让他眼睛一亮！于是他停下脚步，从随身带的布包里取出《神农本草》，可怎么找也找不到对应的药草名，他就左思右想，终于从山上的多条小路中得到启发，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易经》里说，与时偕进，古人没有说过的草药不一定就不存在啊，活着以前不存在，后来长出来了呢。后人要敢于超越前人，必须去发现、去尝试。他接着想，山上的路是人踩出来的，踩的人多、比较宽的路一定是通往大的村子，而小路则可能通往小村庄，或者是去采药的人走的路，同样是采药的人走的路，大一点的路说明去采药的人多，一定是数量多的药，治疗常见病的药，而特别小的路，就可能是去踩一种特殊的药，是用来治疗特殊疾病的药。想到这里，他把脚下的路与其他山路做了比较，发现确实是一条很窄的小路，那么可以推测，走这里采药一定是去采比较少见的药材。现在看到的这颗花草，书上没有写，会不会是一种能治疗疑难病症的药材呢？想到这里，他兴奋起来，赶紧摘下这颗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没过一会儿，他竟然昏厥了过去，身边的书童使劲摇啊摇，也叫不醒他，直昏睡了整整一天，醒来后他感觉神清气爽。他大声喊：快去，快去，把这里所有的这种草全部采来！两人在山上找啊找，把能搜寻到的这种草全部挖来，清洗后整整齐齐包好才下山。回到家里，他请父亲看，告诉父亲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感受。司马迁的父亲请来了长安著名的郎中鉴定，确认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药材，对于他父亲的病会有特效。父亲大喜过望，不仅为自己身体有望康复而高兴，更为儿子的一片孝心而感到欣慰。果不其然，服用一段时间后，他父亲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也说不定是精神因素治好了病。从此，小司马舍命尝药草、千里治父病的孝心行为传为美谈。事迹纵览
司马迁对父亲的孝体现在尊父、敬父、顺父。
先说尊父。
司马谈是西汉历史学家。从渊源上来看，司马这个姓氏就来源于史官之称谓，史学是司马的家学，司马谈对自己的祖先做过“太史”官，十分敬慕，司马谈一再说：祖上为史官的传统不能断绝。司马谈生长受教育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据司马迁说，司马谈的学问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学天官于唐都”。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是“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是“习道论干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司马谈学习这些，为他以后作太史令打下基础。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武帝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也是吏官历来的传统。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他任太史令。太史令通称太史公，为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并兼管文书和记载大事的官员。他居此得以观西汉国家藏书。司马谈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时，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广泛地涉猎了各种资料。
司马谈立志与典籍为伴，专心治史，他将这种以史官为职业的愿望和责任成功地灌输给了司马迁。他认为要把司马迁培养成一名史官，必须继承家学。可以说，把司马迁培养成为史官就等于传家学于司马迁。司马迁从祖先，特别是父亲司马谈那里学习治史的方略，奠定史家的信念。他对祖先极为尊重和敬仰。在《太史公自序》追述司马迁的家族史，自述为史官后代，以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自豪，以他们对历史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骄傲。司马迁对祖先世代为史官非常景仰，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习、实践，尊重父亲的理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可谓至孝。
再说敬父。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这就是说，最高层次的孝道，是让别人尊重父母。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随同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阳，不久即卒。由于责任心的驱使，在弥留之际，对赶来探望的儿子司马迁谆谆嘱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司马谈希望在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他以为一个人事亲、事君的最后目的在于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乃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自孔子死后，至今四百多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所以内心十分惶惧不安，热切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未竟的大业。父亲的嘱托使司马迁深感继承祖业责任重大。他既为父亲怀着遗憾离世而痛苦，又要慰藉父亲而表示决心，这一掷地有声的承诺，竟成了他从此终生奋斗的目标。完成父亲的临终遗命，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特别是他人生历程中一次最重大的考验，充分证明了他对父亲遗命的看重。汉武帝时李陵降敌后，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面对大辟之刑，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愤懑而作。最终，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亲尝汤药
最后说顺父。孝顺孝顺，并不是要人们一味地顺从、迁就父母之命，而是说要沿着父母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把前人的事业顺利地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他谨遵父命，把继承父业当成使命，做好修史的决心，不敢怠慢。他清楚地知道，只有把历史写好，才是真正地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才是真正地完成了家族的使命。司马迁尊重父亲的志向，他在父亲的精心安排下，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矢旧闻，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后来又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种经历造就了司马迁独特的治史风格，宋人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司马迁尽取为文章，因而他的文章变化无穷。小结
司马迁最初着手著史，实际上是从整理编排司马谈遗稿开始。《史记》的署名是“太史公”，这就是为了表明这部巨著是他们父子相承、共同所作，书称“太史公书”，标明《史记》发凡起例于父亲，自己继承，将父亲事业发扬光大。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立了部分论点。司马迁写成的《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诸篇之赞语，即为司马谈之原作。司马迁继承父志体现于《史记》的写作主旨和结构安排上。《史记》的思想及内容表现出父子相承的特点。司马迁从继承父业开始，继而完成《史记》，对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所特有的那种对家庭、对宗族、对祖先、对子孙后代负责，乃至对民族、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杜甫人物简介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出生于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祖籍襄州襄阳（今襄阳市）。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故事一则
诗圣杜甫有个伯父叫杜并，是深受武则天赏识的著名诗人杜审言的长子。杜并天资聪颖，老成持重，知书达理，好学上进。他非常孝顺，“八岁丧母，不胜其哀，每号哭涕泗中有血”，从小就是名闻乡里的孝子。其父杜审言年轻时曾入朝为官，但恃才傲物，敢于谏诤，后来被迫离开京师，几经变迁，“累转”为洛阳县丞。到了地方，杜审言的命运更为不妙。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他因公事牵连被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户参军。在这里，他嫉恶如仇的性格为结党营私者所不容。司马周季童听信司户郭若讷的谗言，罗织了他许多罪名，投入监狱，将欲杀之。正当司马大人在府衙内大摆宴席和群党觥筹交错之时，年仅十六岁的杜并身藏利刃，趁混乱嘈杂，潜入府内，刺杀周季童于座椅之上。他视死如归，期望杀身成仁，代父受过。当即，党羽们一拥而上，将杜并活活砍死。司马周季童临终前仰天叹息：“我真不知杜审言有这样的孝子，都是郭若讷妖言惑众，误我至此！”此后，杜审言被免职免罪。杜并性情刚正，忠勇孝烈，为了替父洗雪不白之冤而以死抗争的故事深深感染着家族后人。事迹纵览
杜甫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官僚家庭，而这个家族自古便有奉儒尊儒的家风。他的孝顺体现在对家风的继承和弘扬上。
首先是继承孝烈之家风。
杜氏家族自古便有践行孝义的门风。杜甫的五世祖杜叔毗、二伯父杜并都有孝烈壮举。特别是杜并为父报仇的孝烈壮举，曾深深地感动了杜甫。杜甫自幼丧母，父亲杜闲常年在外做官，因此杜甫自小便被寄养在洛阳姑母家。自小便长于斯，杜甫与姑母的感情自然非常好。天宝元年（742），杜甫三十岁那一年，他的姑姑去世了，杜甫特地为她服丧，并且撰写墓志，人们都为杜甫的孝行而感动，赞美他与叔叔杜并同样孝顺，对他说：“岂孝童之犹子与？奚孝义之勤若此！”杜甫哭着回答说并非是自己孝顺，而是为了报答姑姑的深情厚意。原来杜甫寄住于姑姑家中时，与姑姑的亲生儿子同时生病了，姑姑找来当地的女巫算卦，女巫认为将孩子放在房间的东南角病就好了。姑姑便将自己的孩子挪开，将杜甫安置在东南角，后来杜甫活了下来，可是姑姑的亲生儿子却夭折了。这个说法当然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起码说明姑姑对于幼年的杜甫照顾非常细心，而且视如己出。因此杜甫对于姑姑一直存有非常深厚的感恩之心，姑姑去世后，就与人商议给姑姑取了一个谥号，叫做“义”，在墓志中，杜甫称呼姑姑为唐义姑。这种亲历，让杜甫对于孝义家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坚定了他践行孝义家风的决心。
杜甫母系家族也有孝悌的门风。杜甫的母亲姓崔，崔氏是魏晋时期的望族，至唐仍然有着很大的势力，甚至在安史之乱以后也没有衰落。杜甫的舅家与唐王室宗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杜甫的外祖母是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之次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武后专权时，李琮被系狱中，杜甫的外祖母当时尚未出嫁，以女儿身分，布衣草履，颜色憔悴，出入狱中，为父亲送衣送饭，被人称为“勤孝”，当时的人都被这个小女孩的孝行感动。李琮的女儿是这样至孝之人，他的两个儿子也很刚烈，他们被发配到嶲州，即现在的四川省西昌市。老大由于已经成年，因谋反而获死罪，老二由于年幼尚可免于一死，但他请求代替哥哥去死，官员不答应，于是他自杀殉兄，这两个孩子就是杜甫母亲的舅舅，即杜甫的舅爷。杜甫对其母系家族怀有深情，所以其外祖母的“勤孝”和外舅爷的“死悌”故事，也会深深扎在他的内心深处。
杜甫的身上继承了家族壮烈之门风。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长期的壮游，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他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他的刚烈还体现在对权势的态度上。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其次是继承“奉儒守官”的家风。杜氏家族不仅家风淳朴，而且家学渊源深厚。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在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下，杜甫受到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接受了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念。杜甫接受这一价值观念与杜氏家族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杜甫而言，“奉儒守官”是家族传统的高度概括，也是自己人生价值的鲜明体现。在家风的影响下，杜甫以“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自我要求，唯恐先祖所创的家族传统在自己这里终缀“素业”。
再次是继承诗歌之家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一位重要的诗人。杜审言诗歌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五言律诗上，对近体诗之形成与发展，颇有贡献，被后人评论为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杜审言的“謇傲”性格也影响到杜甫狂放性格的形成。杜甫和祖父一样，十分重视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独立的人格精神，甚至有时表现出一副卓然不群的狂傲姿态。他们蔑视庸俗，认为自己非同寻常，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受祖父的影响，杜甫也十分强调“至性”“真率”和“真情”。杜甫认为祖父在诗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天下学士至今仍然以其为师，他甚至进一步说“吾祖诗冠古”，从中我们能切实地读出杜甫的自豪与骄傲。杜甫之所以成为唐代的一个最重要的诗人，与他的家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啮指痛心
杜审言之于杜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精神上，即杜审言对杜甫精神上的鼓励。“述祖德”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传统，杜甫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止一次提到祖父杜审言，言语中充满了对杜审言的崇敬以及为有这样的祖父而骄傲自豪的情感表达。他在给他儿子所写的一首诗中曾经得意地说“诗是吾家事”，他叫他儿子也作诗，说作诗就是我们家的家传，可见他是很尊重其祖父的。杜审言对于杜甫的另一个影响便是诗歌创作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诗体的影响，此处的诗体主要是指律诗。在杜审言的近体诗中，五律音韵和谐，对仗工整，成就最高。杜审言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律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律诗在初唐定型后，唐代的诗人竞相创作，杜甫也不例外。虽说杜甫诸体兼善，但其中写得最好、最为人称道的仍是律诗。可以说，中国的七律是从杜甫才写出最好的作品。而杜甫之所以能把律诗写得这样好，这与他祖父的律诗写得好有相当大的关系。不但如此，就在他早年刚刚学习写律诗的时候，就已经明显受到了杜审言的影响。祖孙二人皆以律诗名世，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传承一一家学传承。而杜甫对杜审言诗歌创作的风格、手法和表现技巧进行选择性地接受和吸收，使其诗歌更上一层楼，也是诗坛佳话。
杜甫的对家风的继承，还体现在他创作的大量亲情诗中。唐代亲情诗发展到杜甫出现了一个高峰，据粗略统计，杜甫诗集中的亲情诗有将近一百首。杜甫的亲情诗非常丰富。从对象上来看，有写给妻、子女、弟、妹、侄子、宗族兄弟、舅舅等等。从内容来看，表现乱离中对家人的思念，与家人团聚时的悲欢，家人颠沛流离的艰难情状，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安定的生活画面，对儿子的喜爱以及期望。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真实写照，杜甫的反复咏叹正说明其对亲情的重视。对杜甫这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至性至情的诗人来说，亲情更是他人生旅途中情感的主要归宿和生命动力的重要支点。
亲情诗的创作是杜甫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这些诗篇不是最耀眼的，但却以它们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感动着我们。他的家庭亲情诗往往体现了一种情感深度。杜甫不但与妻子相濡以沫，他对儿女们也始终充满了慈爱。长期的动乱漂泊，使杜甫对天各一方的兄妹们十分挂念。杜甫的家庭亲情诗，表现了他对家庭的热爱与对家庭的强烈的责任感。杜甫的家庭亲情诗，还表现了杜甫的仁者之心，他把对妻子的怜爱、子女的疼爱、弟妹的关怀等日常的感情化作令人动容的诗篇。杜甫之于亲情诗的创作让人们看到了亲情的美好与重要。无论是天各一方时的思念，或是团聚时的欣喜，或是分离时的苦楚，杜甫都将这些真挚的感情毫无保留地抒发，从中我们看到了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兄长对弟妹的关心与爱护，于此中更凸显了杜甫的孝悌情结。小结
莫硕锋在《杜甫评传》中说：（杜甫）一生中始终与家人同甘共苦，对妻、子的爱是其仁爱之心的逻辑起点。杜甫由对妻、子的爱，对弟妹的爱，扩展为对朋友的爱，继而对普通百姓的爱，甚至于对世间万物的爱。杜甫之于家人的爱除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应该是受家庭亲属孝义行为的触动。杜甫便是在儒家思想与亲属孝义行为的双重影响下建立了浓厚的亲情人伦观念以及家庭观念，以此开始他的仁爱之旅。总之，是杜预的“奉儒守官”，杜审言的“诗冠古”，两个方面的杜家传统，影响并孕育了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司马光人物简介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故事一则
司马光一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司马光与哥哥司马旦的感情特别好，他对哥哥既敬重又倍极关怀。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八十岁左右时，司马光也年事不小了，但照料兄长从不委由仆人代劳，侍奉兄长就如同侍奉父亲一样地尽心尽力。尤其老人家体质羸弱，消化不良，需要少吃多餐，所以每当吃完饭不久，司马光总会亲切地问候哥哥：“您饿了吗？要不要再吃点啥？”几乎是时时刻刻地关注，就如同照顾婴儿般地无微不至。天气稍稍转凉，司马光就常常轻抚着兄长的背，并关切地问道：“衣服嫌薄吗？会不会冷？”司马光虽然高官显贵，但照料兄长巨细靡遗，都亲自操持，司马光将兄弟间真挚的友爱做到了极致，传为古今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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