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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9 00: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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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忠武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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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真善美

我的真善美试读:

“真”

人活着要真实,人之间靠真情。遇事多为别人考虑,我用真诚收获了真诚,得到了亲人、朋友、同事的关心和爱护。真心待人,就会活得心安理得。

怀念父亲

父亲叫杨绪仓,虽然已经离开人世 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刻在我的心里,几回回梦里把我呼唤。

父亲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年幼祖父去世,祖母 30多岁守寡。大伯患癫痫病,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为了给祖父换得一口棺材,二伯父被送给了人家。后来,由于无力养活子女,三伯父也被送了人。一个姑姑七岁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折磨,九岁夭折。父亲从小没钱读书,参军后才识了一点字,我至今仍保留着父亲给我的一封家书。

这样的家庭培养了父亲勤劳吃苦的精神,宽厚的胸襟,善良的品质。微薄的工资除了要养活我们这个小家外,要照顾两个老人,还要筹措两个堂哥的婚姻大事,负累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心理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使父亲诸病缠身,五十八岁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爱孩子是出了名的,为了孩子的成长做了一个老人能做的一切,费尽了心血。

我小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西安,是坐火车去的,第一次去公园,第一次吃西安的羊肉泡馍,回到农村讲的每一件事都让同伴充满了好奇。

上中学后,基本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里,衣服是父亲洗,饭是父亲做。为了让老师对我的学习多一些关心,在那个经济短缺的年代,他不惜找熟人帮老师购买特别紧俏的商品。

高考前夕,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千方百计给我补充营养。他文化不高,但想方设法在报纸上搜集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拿来让我看,居然有一个成语在语文考试中派上了用场。

收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父亲最开心的一件事,在他心里这是家里的一件盛事,买了几个大西瓜让同事尝,招来亲朋在家喝酒。大学报名时,他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到商店给我把生活用品买得一应俱全。

到宜君工作后离家较远,当时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联系的唯一方式是写信,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关心我的生活、工作、婚姻,那些谆谆教导至今刻骨铭心。

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更是一位老实人,退休以后和很多人想法一样,闲着没事,也想发一些小财。第一次做小本生意我不知道,假期回来才知道他和母亲到河南老乡那里买回了一批被面子,没挣到钱还亏了血本。第二次做生意我知道一点,父亲不知听谁说花种子能卖钱,坐火车到西农买回了一些花卉种子,熟人拿走了一点,钱没要回来,剩余种子压了下来。两次生意父亲赔了不少钱,对他打击很大。以前我不理解,现在学了一些经济学知识,才知道不懂啥做啥是要付出代价的,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一个普通人。

父亲对家人好,对周围人都很好,因此人缘极佳。在邮电局工作时,架设电线杆把村里的人召去干活,增加了农民收入。他为人热心,同事同乡有什么困难,能办不能办的经常到处找熟人。我记得小时候邻家的人得了急性病,父亲几次夜晚骑自行车把病人送到医院治疗。因此,父亲去世时来人很多,村上给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1988年3月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时市上的党代会刚刚闭幕,家里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病重。赵国玺部长派单位唯一的吉普车送我回去。回到家,他老人家已离开了人世,但面容仍然像以前那样慈祥。

父亲的去世,给我留下深深的遗憾,他老人家给我们做得太多,我给他老人家几乎没有做过什么,甚至没有陪他到饭店吃过一次像样的饭。父亲最爱孩子,可他去世时,我女儿杨晨还没有出生;他对老家充满了叶落归根的渴望,但去世的时候一直住在我外婆家。家人讲:父亲临终前那几天常到村口守望,盼着我回来!

丹心生辉 劲节凌云

刘培植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经历奇特,充满了传奇色彩,虽命运坎坷、屡经人生沉浮而信念弥坚,壮心不已。他以 80多岁的高龄而不忘人民疾苦、国家安危,献计献策,奔走呼号,丹心可嘉,精神感人,令晚生后辈肃然起敬,钦慕不已。

我于 1984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刘老的家乡宜君县工作,后又在铜川任职多年。1997年,我第二次来到宜君这个美丽的地方,挑起了县长的重担。在此期间,我有幸从父老乡亲的口里,多次聆听了刘老那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了解了他的生平、经历,他的性格、志趣,他的气节、风范。尤其是拜读了他的 12部大作之后,更是思绪万千,不由得想起了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句,以此来比刘老,真是浑然天成,当之无愧。我认为,刘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刘老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精神和现代革命精神的有机融合,是社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

值此举办刘培植著作研讨会之际,我仅以刘老家乡的一名晚辈的身份,代表家乡的党政组织和父老乡亲向刘老表示衷心的祝贺,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同时,我也想把自己研读刘老大作,探索刘老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坚定性、彻底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略述于后。(一)

刘培植同志的革命精神,其来源和基础首先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即爱国主义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 5000年历史的伟大民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反抗黑暗统治和外来侵略、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涌现出了许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化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人,无不具有历史的、时代的特征,受到民族的、传统的影响。我认为,出身于宜君县东舍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受尽剥削和欺凌的刘培植同志,在他的少年时代,首先耳闻目睹的是统治阶级的残酷、暴虐,感受到的是农民阶级的贫困和苦难。他永远忘不了姐姐、妹妹和侄女被迫出卖的惨痛,忘不了父亲为生计所迫,砍柴受伤、无钱医治而死亡的悲剧,忘不了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正是这些生活的教科书和贫苦农民的言传身教,使他产生了初步的阶级观念,萌生了反抗的意识,促使他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同时,民族的优秀遗产,也是形成刘培植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的农民也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希望于子孙后代,借助他们的读书成才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刘培植的家庭也是这样,尽管债台高筑,生计艰难,还是竭尽全力让他上了5年私塾、3年初小和2年高小。少年时代的刘培植,在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受到的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从读书中,他受到了屈原、文天祥等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受到了孔孟的思想、仁政学说、民本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忧患意识,立志铲除暴政,拯救贫民,报效国家和人民。因此,可以说,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是刘培植革命精神的基石,农民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则是刘培植革命精神形成、发展的良田沃土。(二)

刘培植同志的革命精神虽然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影响,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毕竟不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东西。构成刘培植革命精神的核心和主体,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熏陶,是如火如荼、气壮山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气势宏伟、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斗争,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就不会产生近现代我们民族伟大的革命精神,更不会产生刘培植同志的超前思维精神。

让我们从刘培植同志的传奇式的经历和艰苦的革命生涯入手,来探索一下他的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1932年,刘培植来到宜君县高小读书,他一边劳动挣钱,一边刻苦读书,因为品学兼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他参加了强自修老师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思想觉悟迅速提高,革命人生观初步形成。

此后,刘培植一直密切注视着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动向,多次寻找党组织,以便救国救民。1933年,他终于在黄陵县隆坊镇找到了红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党的委托,他在高小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学生运动,发展党员,进行政治斗争、罢课、游行,终于驱逐了反动校长,赢得了胜利。后来,他又与反动当局展开新的斗争,再次被捕入狱。因为证据不足,加之他的慷慨陈词,国民党县政府不得不又一次释放了他。

进入陕北苏区后,刘培植担任了陕甘省苏维埃粮食部副部长,经常出生入死,为苏区筹集粮草、物资,保障红军和革命政权的需要。

1936年初,他出任白区工作部副部长,打入东北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通了驻守甘泉的东北军一O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使之与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随后和一O五师刘多荃师长(中将)、王以哲军长建立了友谊关系,两师一军帮助红军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

此后,他又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到陕甘苏区东线做刘多荃、王以哲、何柱国三个军长的工作。身份暴露后,他被扣押,临危不惧,公开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刘多荃的秘密接见,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促进了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刘培植同志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随东北军东调,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淮河血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以及保卫大武汉等战役。在挺进苏、鲁敌后时,他光荣负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做公安工作,任辽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东北人民政府成立荣军工作委员会,刘培植任委员会主任,负责安置几十万荣复军人就业。他带领数万复转军人向“北大荒”进军,唤醒了沉睡的荒原,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批国营农场,为发展经济、支援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诞生后,刘培植出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代理部长、党组书记,主持营造东北(包括内蒙古)西部防护林带,创建新林区,并参加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领导工作。1953年,他又被任命为农业部党组成员、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农垦部成立后,他任部长助理兼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误处理,受到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处分。“文革”期间,他更是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坚强不屈,抗争不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培植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他雄心不减,热情倍增,奋力工作,为农业系统的建设事业、解决住房困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3年,他退居二线,但仍然离职不离岗,拼搏做奉献,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农村、牧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0年里,撰写了300多份调查报告和党史资料,完成了12部专著,被誉为“提案大王”。江泽民同志看了他的回忆录《铁骨春秋》一书后,写信称赞他是“老一代共产党人赤心向党精神的写照”。

刘培植同志戎马一生,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主政农业,心系农村,为发展大农业、建立大市场尽心竭力、奔走呼号,做出了很大贡献。关心社会事业,热诚服务人民,为工农业生产、民办高校、农村扶贫而呼吁、献计,谋求发展,献出了赤子之心、火热情怀。

从刘培植同志的革命生涯和斗争经历,我感悟到了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个老共产党员对祖国和人民的一腔赤诚、一片忠心,他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拼搏奋进、敬业奉献的精神,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我想,一个人如果具有这种精神,他就会发挥出超乎常人的坚贞、忍耐、忠勇、顽强,执著奋斗,干出常人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伟大功绩。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王进喜的铁人精神,焦裕禄的奉献精神,还有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64字的创业精神,北大荒精神,抗洪精神,无不凝聚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民族的浩然正气、凌云壮志,昭示着一种崇高、壮美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国家就会壁立千仞,岿然不动,我们的事业就会如日中天,光华万丈!(三)

刘培植同志的革命精神,还具有坚定性、彻底性、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

刘培植同志的革命精神,首先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这是一个先进阶级的最自觉的认识,即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壮丽的事业,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伟大事业。由此而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这种坚定性,这种“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不拔,才使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成就了今日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刘培植的革命精神的彻底性,表现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归宿感,一种向伟大目标挺进的坚持不懈与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不是一时之计,不但要有革命的坚定性,更要有彻底性,要为之终生奋斗,勇往直前。刘培植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以80多岁高龄的忘我奋斗精神,诠释和彪炳了这种革命的彻底性。

刘培植同志的精神体系,不是一个保守的、封闭的、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体系。他在革命实践中,注意汲取各方面的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使理想、信念、精神在历练中不断升华。正因为它是开放型的,不断有活水涌流,才会永葆精神的新鲜、活跃,而不会过时和干涸。

我所说的刘培植革命精神的兼容性,是指他能广泛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精神营养,化腐朽为神奇,有批判地继承、兼收并蓄,发扬光大。刘培植的革命精神,既有民族的传统,又有现代革命斗争的精华,更有来自国内外的世界各民族的精神财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这种兼容性,才使刘培植的革命精神丰富而博大、更具先进性和号召力,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一部分。

精神是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电波。没有精神支柱的人,是行尸走肉。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在 21世纪的伟大进军中,在向现代化高峰的登攀中,我们才更需要坚忍不拔、拼搏奉献、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刘培植革命精神,以此武装起浩浩荡荡的改革和建设大军,向着共产主义目标阔步迈进。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召开刘培植著作研讨会、发扬刘培植的革命精神的意义之所在。(1999年1月收录于《耿耿丹心 立功立言——刘培植著作研讨论文集》)

同一位将军的交情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祖国已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怎能忘记为共和国的诞生浴血奋斗、出生入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不计个人利益的光辉精神,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鞭策着我们为共和国的崛起不懈奋斗。原成都军区副政委王永宁中将就是这样一位共和国的奠基者。

王老是宜君籍军人中军衔最高的一位。宜君离延安近,老革命多,这些老革命都是一个村互相带出来的,相互之间多少都有一点亲戚关系。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将军是“土著”的宜君人,也具备宜君人的性格特质。宜君山区多移民,四川、河南、湖北人居多,这些后代一般思想兼容性强,善于与人交往,属于开放型思维。而塬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多,很硬气,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凡自己认为正确的、认准的事,动摇不得,几头牛都拉不回来,原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副部长、被江泽民同志誉为“提案大王”的刘培植和王永宁将军等,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代表。

王永宁将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曾获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我任宜君县县长时和将军首次交往,老人家离家多年,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充满了无尽的眷恋。人非常刚直,无私心,在职时没有用权为家乡办事。在同他的几位子女交往中,也了解到他从未用权为子女的工作说过情,这几位子女都很能干,全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老人家退下来后总觉得欠家乡点什么,就动员儿子的朋友为家乡捐款建一所希望小学,那次回家乡就是专程办这件事的。老人家快人快语,步履矫健,回到家乡那个高兴劲就像孩子似的。他给我们讲孩提时的故事,讲从军的过程和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来看他的亲属很多,他按来人给每个孩子发一个红包。亲戚提出子女安排、调动工作的要求,他明确给我们讲不要难为组织,按政策办,不愿意给政府添任何麻烦。

第二次见将军时我任县委书记,去广州招商时专程去看望了老人家。他比前几年清瘦了很多,前一阶段得了一场大病,动了手术,是可恶的胰腺癌,疼痛折磨着老人,但他非常坚强。家乡人来探望他非常高兴,兴致很高地给我们介绍院子的树木花草,带我们去儿子任职的保利大厦参观,又破例陪我们喝了几杯酒,这也是老人家得病后第一次饮酒,能看出他愉快的心情和真诚。老人家对家乡的建设也非常关注,问项目建设情况、县城的变化,关心老百姓的收入,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见将军时已是在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了很多将军,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老人家的逝世表示哀悼,气氛庄严肃穆。家人给将军灵堂书写的挽联是:“平平淡淡来为人民做事争强好胜,清清白白走教子女做人自强自立”,准确地概括了将军的一生和为人。军界对老人的评价是“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段评价主要来自于他长期在桂林陆军学院任政治委员,为我军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迎来六十华诞,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开国功勋,他们开创的宏伟事业我们会倍加珍惜,继往开来地推向前进。

大气的刘老

刘老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我原想一生风风火火干惯事能适应吗?结果他不但适应,而且好像焕发了第二次青春,红光满面,心态很好。

刘老退休,才敢把他拉出来聊一聊,“曝曝光”。刘老就是刘遵义,担任过两个市的市长,建了两座新城。任韩城市市长时建起了韩城新区,把韩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任铜川市市长时,建起了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铜川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煤城焕发了生机,对外形象和区位优势明显提高。

我任宜君县委书记时才有机会接待刘老。他在基层跑的多,想到办公室见他很难。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开会,老人家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来了,已在办公楼下,没有提前打招呼,只带一个秘书,不带任何随员,不带新闻单位,不让做安排,想看啥看啥,他说:“这样才真实。”

刘老任铜川市委书记时用干部,他能说了算,但他还要认真听基层党委的意见;基层说了也不算,还要征求各方面意见。干部用后,大家都说,是老百姓的企盼。刘老的胸怀,体现在用能人,用干事的人,敢于大胆用年轻干部:不管你对谁好,不管你是谁的人,一个要求你对党和人民能做事,我用你!

部下要获得刘老赞扬一声很不容易,不是他没有好恶标准,只要观察他的“包公脸”就明白了。眉头舒展了,说明干得还可以,刘老要求很高,这就不错了。眉头皱起来了,说明事没干好,刘老不高兴了!

刘老爱开我的玩笑,无非讲讲上海滩的事,会几国英语之类的,我也偶尔“砸”一下他的“洋炮”,没事,无非让他乐一乐,该干啥还得干啥。

刘老讲话一般很短,但都讲在要害上,不会长篇大论,不会无内容的空谈,讲了大家印象都比较深,也好贯彻落实。

慈祥的面孔、灿烂的笑容、诙谐的语言、敏捷的脚步、白白的短发,是刘老的“招牌”形象!

憨憨的福才兄

老兄,可敬可爱的老兄,虽然你离开我们好几个年头了,但你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智慧的眼神,坚强的意志,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我认识福才兄时你任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矿长,以后历任多种经营公司总经理、铜川矿务局副局长、陕西煤炭建设公司总经理,你是从一名矿工成为煤炭系统一位高层领导的,同我是老乡,家离得很近。

福才兄干任何工作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也有一股拗劲,有点像拼命三郎。你刚到陕煤建司工作时,是该单位最艰难的时候,也是你人生最精彩最辉煌的时候。当时企业运转不力,职工工资不能按时发,干部思想不稳定。你大刀阔斧,从跑项目入手,硬是用热情、真诚、豪放和企业过硬的素质,拿下了一个一个大项目。在你的努力下,企业很快走出了困境,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那时难得见一面,见面最多的话题你总是谈企业的重大举措,辉煌发展。你考虑工作多却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我知道你胆囊炎多次发作,每次都是疼痛难忍,我也多次劝你尽快做手术,但由于工作太忙,你每次都打几瓶吊针,消消炎、止止痛又投入新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次病危就是由于胆囊多次发炎致使胰腺坏死造成的。

你爱朋友,爱家庭,同朋友交往直率,大家有困难你会千方百计出主意,尽最大努力帮忙,因此朋友很多。你爱同你在一起生死与共的掘进工战友,关心他们的家庭、身体,战友时常来访,你会好菜好烟接待。嫂子是你的最爱,有一年一位漂亮的韩国奉化郡公务员金喜善在铜川研修,我宴请时请你作陪,我给她讲,“韩总夫人同你一样漂亮时”,你憨憨地一笑,显得很满足,很开心。

你是从一名掘进工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总觉得文化水平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因此坚持不断地学习,参加了矿院的业务学习,年过半百还在攻读硕士研究生。

我和你吃的最后一次饭是在宜君。当时基建公司施工队在修建宜君县武装部,你来检查工程建设情况,要求把工程质量搞好,把速度加快。中午吃饭时你说,“宜君凉粉好吃”,因此再吃了一碗。酒也喝得痛快,就喝的宜君“大西北”。

同你最后一次交流是在2002年市人代会期间的一次会议上,那次是选举省代表。你把当选省代表看得相当重,认为当选后可更好地为基建公司、铜川市的发展呼吁、出力。你最后高票当选,可没等到出席省人代会就病逝了。

我同你最后一次见面是12月7日我去交通大学附属一院看你,你躺在重病监护室。我心痛地说:“你咋弄成这样子了!”,你微微一笑:“谢谢!”。在医生赶我们离开监护室时,你还在给我招手,真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

福才,你是大家最好的老兄!

怀念一位记者朋友

听到王科因公殉职的噩耗,我震惊之余,泪眼盈眶。前两天他和一帮新闻界的朋友在北京小聚,饭桌上谈得兴起就给我打来电话,互相间还弟兄般问候了几句,没想到寥寥数语竟成永诀。

和王科认识是在我担任铜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那时候他刚刚被任命为《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站长,我们脾性相投,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自然成了朋友。

王科个儿不高,但人却帅气、精神,白净的方脸,双棱大眼总是带着自信的笑意,长发飘逸,确有些文人风采,又很平易近人,少了文人的高傲和矜持。才华横溢,处世低调,为人随和,好人缘,直脾气,这就是王科。

党昊是我和王科认识的牵线人,我们相识自然从采访铜川开始,其时宜君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我通过党昊邀请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作为嘉宾出席,那时候王科刚到陕西,铜川成了他到陕赴任后下基层采访的第一站。我们的本意只是想让他参加一下活动,建立起联系,没想到王科很认真,把活动策划看了又看,决定用摄影报道的形式见报。上万人的活动场面,他一会儿爬到高处,一会儿蹲到地上,天气不热,他却满头大汗。最后见报的照片是从老百姓角度切入的,既反映了活动的隆重,又体现了新农村的新风尚,很生动。这张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很醒目。铜川市委、市政府举办“文化建设年”活动,王科认为立意很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得力之举,他不但自始至终参加了活动,而且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他采写的长篇通讯《铜川党员三兄弟》见报后,在铜川引起很大的反响。这篇通讯成了铜川党员学习的鲜活材料。

铜川陈家山矿难期间,他吃住在现场,在采访的同时,还积极发挥《人民日报》的影响力,对各路记者进行了正面引导,把党和政府对遇难矿工及家属的关心、救援进展情况真实地报道出去,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他到汶川地震灾区采访,返回山西途经西安,眼前的王科是一脸的疲惫、一身的邋遢,同以前的帅气、精干判若两人。在交谈中知道受了很多苦,遇了很多险,也体会到了很多人间真情。后来,听到他被中宣部等单位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我们都感到这是实至名归,也都由衷地为他高兴。

王科是农家出身,对农村有天然的亲近感,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在宜君县尧生乡郭寨村采访时,了解到群众吃水困难,回到西安便马上和省水利厅领导联系,争取到了农村饮水项目。在项目建设期间,他亲自到现场查看,多次给我打电话要求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实际困难,直到项目完工。他心地善良,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困难的家庭和群众,眼睛就会发潮,把随身带的钱物拿出来支助群众。

对朋友的真诚在王科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为了朋友他什么都能舍得。他一度身体过敏,喝一点酒浑身发痒,但只要我们见面,他总会破例喝几杯小酒。我女儿考上大学,他非常高兴,专程从西安跑到铜川祝贺,给孩子买来学习中需要的东西。朋友到他住处去聊天,他会把最好的书、最珍爱的东西送给你,他爱工作、爱朋友,对家庭更是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和胡果结婚后,非常希望有一个小孩,因此一度戒烟戒酒,非常认真。胡果去年被评为中国青年十杰,他比谁都高兴,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要好的朋友。夫妻同座的时候,他总是向客人先介绍胡果。朋友间谈天说地闲聊时,每每提起“人民日报那个才女”,他总是一脸得意的表情。

百姓的贴心人,人民的好记者,我们的好朋友,胡果的好丈夫——王科兄弟,一路走好!(《铜川日报》2009年2月10日发表)

我和西梧 ——写在西梧去世三周年之际

西梧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去的人很多,吊唁大厅和院子里挤满了人,交通不得不临时管制。大家都想最后再看和蔼可亲的西梧一眼,怕他从眼里消失……,所有人心情都很沉重,神情肃穆,很多人满含眼泪。

西梧年龄比我小,到市委组织部工作比我早。他沉稳,话语少,细心;我豪放,不讲究,宏观。性格差异虽大,但非常投缘,不知不觉朋友般相处了二十年。由于彼此工作都很忙,不可能经常在一块相聚,但总互相挂牵。不管职务如何变化,他叫我忠武,我喊他西梧。

忠厚的西梧替别人考虑的多,爱给人帮忙。八十年代市级机关住房普遍紧张,我俩同住机关单身宿舍,我爱人从澄城调到铜川工作时没房住,西梧主动腾了出来,自己租了一间民房。西梧的专业是无线电修理,会修电视机。那时很多家庭用的是黑白电视机,也免不了经常出点毛病。他知道后会拿着工具上门修理,为同事排忧解难。

替别人考虑多却把家里事不放在心上。他妻子小娟一直在企业工作,工资少且不说,很辛苦也不稳定。依他在组织部的资历和职务,在前几年政策较宽松时调换一个工作不算很难,他硬是不往这儿想,至他去世时小娟还在企业工作,还住在老市区九层楼的顶层,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房。

西梧责任心很强,对工作极其负责,交办的事一百个放心。我在团市委工作期间,九三年班子换届,我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组织部派他指导会议选举,他对每个环节考虑得非常细致,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我任宜君县长、县委书记期间,牵扯到每一次人事变动,他考察干部非常客观公正,敢于坚持原则,确保党的干部路线正确贯彻执行。

知道西梧发生车祸的消息时我在西安开会,来到病床边,他两眼还是那样和善,像睡着似的,我真希望能有回天之力。党的事业,你的家庭、朋友、同事都需要你,离不开你,你走的太急了!

你虽然匆匆走了,但没有白活,你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你的精神永存!(《铜川日报》2010年1月22日发表)

附怀念西梧的诗一首:

忆 西 梧 己丑年清明将至,念及挚友西梧,不胜感怀:

淡泊心自宽,敬业勤躬耕。忠厚多挚友,褒誉存人生。(《铜川日报》2009年4月3日发表)

相 识 相 知 ——谨以此文怀念李宏民同志

一年一度春光回,又到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在人们怀念祭奠故人的时候,我又想起和我们一起工作了两年多的李宏民同志。宏民同志敬业、廉洁、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处处彰显着共产党员的追求、境界与情怀,展示了一名优秀机关干部的时代风采,为全市宣传文化战线树起了学习的典范。

我以前和宏民并不认识,只是到宣传部工作后,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李宏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憨厚,甚或有些暮气。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他不管是写材料、搞接待,还是安排各种会议,都做得很细致、很周到,而且他特别能吃苦,凡是交待给他的事,他都能尽责尽力办得很好。时间越长,我发现他身上闪光的地方越多,交往越深,他内在的品质越凸显了出来。

李宏民是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工作忙,总分不开身,两年多时间里,他基本上没有跟我出过远门,但他从不计较这些;两年多时间里,经常加班加点,他总是说“行”,没有因为任何原因做过一次难;两年多时间,从他口里没有听到过一句怨天尤人的话。我只听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跟你在一块干活,累点,但是痛快!”

宏民同志在工作上敢于承担重任。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是一个有影响的栏目,外省的陕西人也都爱看!但是从开办以来,已经办了几十期,就是没在铜川办过。李宏民考虑应该在铜川办,一是老百姓需要,二是能扩大铜川在外面的影响。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宏民同志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任务。他同栏目组一起联系场地,研究方案;他搞宣传、拉赞助、抽人员、抓协调,仅仅为找齐摆放在演出现场的百十个凳子,他就带着同事,先后跑了武警铜川支队、七一路小学、市幼儿园、史家河煤矿、陕煤建司二中等好几个单位,好不容易才给凑齐。累得气喘吁吁的他,晚上还要赶到市体育场检查演出场地的搭建情况,然后才放心地回家。2003年10月,在想方设法克服多种困难的情况下,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在铜川的演出获得了成功,这其中凝结着宏民的心血。

宏民同志写材料很细致。他改过的材料,基本上能放心。我审阅讲话稿主要是看大观点,一定要把我想说的体现出来,而对一些细节则看得不是很仔细,除了工作忙没时间外,还有一个习惯的问题。宏民同志就能认真地看,仔细地修改,总能做得让人很满意。正因为他材料写得好,同事们都叫他“材料主任”。直到现在,我的脑海中还经常浮现宏民同志小跑着到我办公室汇报工作的形象;浮现出他抽着烟,埋头改材料的情景;浮现出他交过材料,返身离开时被汗水浸透的背影。

宏民对任何人都能很和蔼,对任何人的事他都能当心办。我是一个不爱麻烦别人的人,自己能办的事尽量自己办。我没有同老师接触过,较陌生,由于宏民在学校工作过,给孩子联系补课的事就让他代为联系。我女儿以前同宏民接触不多,但是他对孩子非常有耐心,经常给她讲一些学习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李宏民去世后,我女儿非常难过,说:“宏民伯是个好人。”宜君棋盘镇水沟门村是我的扶贫联系点。我每次去村上,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进了老乡的家门,见活就干,日子久了,乡亲们把他也当作“自家人”看待,每次到村上,乡亲们总会拉他到家里唠家常。发现老乡家里缺啥少啥,下次我们去,准会给带上。

宏民是一个清廉的人。走进他的家,让我不由得眼圈发热:这哪像个家啊!两间低矮简陋的危房,面积不足 20平米。家里老掉牙的电视机,经常没有图像,实在是用手拍都拍不出图像来了,才下决心买来一台25吋的;上世纪80年代买的洗衣机,早已经残破不堪了,还在继续使用。

2005年10月9日,在李宏民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曾经泪流满面地说:“组织上正准备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他却走了。”宏民同志才47岁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去年是我市的“文化建设年”,全市连续开展了 200多场次各种文化活动,仅大型文化活动就有 60多场次。作为统领全市宣传思想工作的“指挥部”,宏民协助领导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对各种大型活动、会议和各项重要工作,都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安排部署。10月12日,我市举行了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笔祭柳公”活动。作为活动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宏民担负着协调、接待、材料准备、议程安排等大量的筹备工作。国庆节前一天下午,当其他人都早早去度长假时,宏民却赶到耀州区信达印刷厂,赶印“笔祭柳公”《工作手册》和《活动安排》。国庆期间,他不断和办公室人员电话联系,询问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指导下一步该如何做。10月3日,他联系市文明办的车,接待中央电视台记者;10月5日晚上,他给办公室干部打电话,让联系打字员,第二天要加班;10月6日上午,他负责接待中央电视台记者,下午,他还接受任务,准备写一份材料,节后向市委汇报“笔祭柳公”活动的筹备情况……但是,当天晚上,忙了一整天的李宏民,却在回家途中突发脑溢血,眼看就要跨进家门了,他却倒在了外边!

宏民同志匆匆地走了,但是他的精神常存。我曾动情地说:“宏民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地工作,能够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考验,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放大了的两个字——奉献。他做的都是些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工作,但是他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但是我要说,宏民同志也不是一个完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有爱有恨的人。然而,他身上所具有的崇高品质,正是我们所推崇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党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爱岗敬业、不怕吃苦的李宏民式的平凡人。(《铜川日报》2006年4月5日发表)

大腕陈凯歌

陈凯歌是刚参加完“华表奖”的颁奖仪式来到铜川的。正阳酒店经理胡玉芬是陈凯歌的“粉丝”之一,给陈导的房间布置了一些各个时期的照片,让他有个回到家的感觉。胡总的安排让他很受感动。

陈凯歌这次是受市委、市政府邀请来到铜川的,主要是为铜川的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策划、包装,寻求合作的机会。我7月份在北京第一次见他时,详细介绍了铜川的文化名人、旅游景点,他非常感兴趣。当时夫人陈红在场,虽然是晚上没有化妆,也能感觉到明星的光彩照人。我开玩笑说,铜川的大香山是观音菩萨坐化的地方,其肉身就在大香山,陈红很像观音。陈红听了非常开心,和我合影留念。

陈导在铜川整整看了一天,从早晨八时出发,晚上八时回到宾馆,每一处看得都很细。

在药王山对孙思邈很崇敬,他说的几个“医学第一”让人敬佩。

凯歌对耀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讲的也很在行。耀州窑博物馆馆长薛东星是一位陶瓷专家,对凯歌的评价是“遇到知音了”。他把郭沫若的《西江月》看得很细,还让助手抄了下来,他说郭老才华横溢,这首应属精品。

他对耀瓷的评价是,厚重,玉的质感,精美绝伦,不像青花瓷那样华美而不自信。他给耀州窑的留言是“雨过天青”、“万千颜色在耀州”。

陈导来到耀州文庙,被存放隋朝皇帝供奉舍利的石函所吸引,他仔细研究两边精美的构图,特别是看了石函盖顶端的文字,深深地爱上了。他喜欢研究书法,说从来没有见过汉字的这种写法。

凯歌显然对葡萄酒是个内行,对大唐萄园的红葡萄酒大加赞赏:仔细观察像红宝石,要细细品尝。他说这种葡萄酒不亚于法国的,再起了个大唐萄园的名字,和文化结合得很好,因此又多喝了几杯。我们讲葡萄酒七分在原料,三分在工艺。他说,关键是铜川的葡萄好!

我的一位农民朋友

我虽然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但只有到宜君县任县长后才有和农民深入接触的机会。

县级领导都有包扶点,我包棋盘镇韩庄村。村长叫丁铁牛,现在是书记兼村长。这个村非常偏僻,特别是交通不方便,进出一趟很不容易,群众居住分散,学校是几间破瓦房,群众收入非常低。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镇干部多次研究村上的发展规划,先后解决了通路、通水、建校、移民搬迁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确定了产业定位,把发展核桃作为产业重点。当时县上正在进行十万亩核桃基地建设,在苗木方面给予了扶持,使该村的核桃种植面积快速增长,家家都建成了核桃园,现在成了农民的摇钱树。

由于长期和村干部丁铁牛交往,我们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他把我不当县长,要解决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而且理直气壮。过年前雪下得再大,总会提一筐鸡蛋,一块自宰的猪肉,一袋玉米糁到家里看我。我也不例外,拿两瓶西凤酒、一盒茶叶,带一点路费,当然少不了在家喝一顿。

虽然我离开宜君已六年,前几天,他同棋盘镇书记、镇长又到市上找我,说通村道路硬化配套资金无法解决。路面硬化是他任村长时对群众的承诺,这是给老百姓办好事,我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同省上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丁铁牛是农村的“能人”,脑子好使,加之能吃苦,日子过得很红火。去年承包的四十亩玉米收入3万元,核桃收入3万多元。他说党的政策好,补贴到位了,税费不收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紧迫了。

铁牛能干好家里的事,也能把村上的事干好,虽然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有不想干的念头,但群众信任他,所以能连选连任。他为村上的事经常找我,但从不为家里的事打扰我。文化不高但点子很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就看准核桃的发展潜力,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现在人均5亩核桃,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多元。这个偏远的贫困村逐步走上了富裕路。

有人讲,村干部问题多,有问题的村干部的确存在,但绝大多数村干部都是在默默地奉献,拿钱不多,奉献不少。他们是党和人民事业最坚实可靠的基石。

正竖与大香山寺

看见正竖的遗体时,我神志凝重起来,不禁哽咽落泪。五月九日,据说是佛辰日,又是传来一声噩耗,又是在山西的路上,又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先前离我而去的是人民日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王科,为此我已写过一篇纪念文章。

正竖是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耀州大香山寺的方丈,我对他评价有三句话,一是为大香山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二是他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好和尚,三是他的示寂是大香山寺的重大损失。

传说中大香山寺是观世音菩萨的出生地、修行地和成佛地。大香山寺遭受过两次较大的破坏,一次是战争使千年古刹毁于兵火,一次是文革期间僧尼相继被驱赶下山,檀木千手观音等佛像被焚毁一空,宗教活动中止。

正竖方丈在大香山寺二十五年。2010年农历二月初二我去山上看望大师时,他幽默地说:“咱们都是铜川人了,你在铜川二十六年,我在铜川二十五年,差一年时间。”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文革刚过的大香山寺,一片破败。僧人没有住的地方,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寺庙就是仅有的崎峰洞,与大香山寺在佛教界的影响极不相称,早已失去历史上“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的景象。正竖主持大香山寺的这二十五年,也是大香山寺大发展的时期,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在宗教界的影响,广结善缘,化缘筹资,先后新建和修建了西山门、钟鼓楼、大殿、东峰塔、佛龛等建筑。从山下仰望大香山寺,蔚为壮观。

正竖对大香山寺的宣传十分重视,他担任顾问,推动编写了《大香山寺》、《妙善公主与陕西大香山寺》等书,全面介绍了大香山寺的历史、文化,使很多人对大香山寺有了更深的了解。他非常支持《铜川是座山》的编写工作,提供资料、实物,介绍有关情况,付出了不少心血。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主任王晓斌在铜川挂职期间,联系中国科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金铁木拍摄《玄奘之路》,我陪金铁木专程拜访正竖,了解玉华宫和大香山寺的关系,以及佛教在铜川的发展过程。他讲佛经浅显易懂,很细致,很生动,金铁木听着频频点头。著名导演陈凯歌到铜川商谈同市政府进行文化合作时,也专程去了大香山寺,他被方丈的气度所震憾,同正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他会用现代语言讲深奥的佛经,甚至会把国家的主张同佛经结合起来讲,会化解老百姓心中的怨气,帮政府分了忧解了难,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作用。

大香山寺珍藏着很多与佛教有关的珍稀文物,都是正竖在山上搞建筑时挖掘出来或香客供奉的,现在还不具备全部展出的条件,因此正竖把这些文物锁在山上一个秘室里,他是不让外人看的。我陪重要客人上山时他展示过两次,有一件瓷制千手千眼观音十分精美。

正竖是个有心人,谁为大香山寺的发展做过事他都记在心里,比如电是谁拉的,水是谁通的,路是谁修的……。他还经常会给人说,省政协马中平主席为大香山寺的文物保护安排了一些钱。

我每年都要去大香山寺几次,我去不是对佛有多么信,而是佩服正竖的为人和为大香山寺发展做的事。今年正月没去成,事很多。有人下山给我说,正竖说“杨市长还没来”。我是二月二去的香山,给大师带了一口德国铁锅,再带了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茶之类。在山下的农家乐简单吃了一顿饭,没想到这就是永别。

将佛经向善的精髓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融合起来,这是正竖的最大功德。(《铜川日报》2010年5月14日发表)

小时候二三事

小时候不懂事,整出了一些让父母操心的名堂,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内疚、后怕,也才更加怀念父母的恩情。

70年代初的关中地区,冬季是让人难熬的季节,很冷很冷,有一天听大人传说,半夜村头要过部队,人很多,有大炮、坦克。从听到的那一刻起一直很兴奋,着急的等着天黑。那一年我也就上小学三年级,个子很小,也不时听到外村有狼吃孩子的事。但那一夜一点也不害怕,眼睁着熬到半夜,悄悄地穿上衣服,拉开门栓,来到村口,硬硬的等着部队的到来。母亲起夜,突然发现不见了儿子,那个惊吓可想而知,推醒了身旁的父亲,先在院子里找,再叫醒了邻家,全村人喊我的名字,最终在村口找到了我,母亲抱着我哭成了泪人。

上中学时,我已开始给家人干点活。那时候用水很困难,村里一口井、一口窖,降雨量大时一般用窖,缺水年份一般用井。井很深,很多人轮流转动辘轳上的麻绳,才困难地打上一桶水。窖是用来收集地面雨水,也有天旱时从水库放的水,相对浅,一个人就能吊上水来。母亲一个人在家,我认为打水应该是男人干的活,经常周末放了学就会主动去打水,由于个子低,担水时需把扁担两头的吊链卷上一两匝。有一次打水,忘了把辘轳上的绳扣扣上,水桶脱钩沉到了水里,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非常害怕,躲到了邻居家堆杂物的屋里大半天不敢出来。母亲到吃饭时还不见儿子回来,开始着急,一家一家地寻找,我当时都能听到母亲到邻家寻找时着急的询问声。最后还是我饿得撑不住,心情紧张地回到了家。最后才知道母亲紧张的原因,怕我掉到窖里,也曾在窖里探测了多次。

上高中放暑假期间,开始在村里干活,帮家里挣点工分。村里有一个砖厂,和几个同学一起同大人给砖厂拉土。那时年龄小,也给不了几个工分,就觉得好玩。有一天,我刚从土崖底下走出来,松动的土就塌了下来,把同学宋生贵埋到了厚厚的土里。大家迅速从土里把他刨了出来,送到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他落下了终生残疾,如今腿还是一走一瘸。我当时是在最里边,如果不是无意识退出来,命能不能保也真说不来。从此以后,父母坚决不让我参加村里的劳动。

童年有无数美好的回忆,如今父母不在了,我们的下一代也长大了,才能真正体会到父母的疼爱,对儿女成长的担心,那份温馨让我无尽温暖。 

“善”

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开掘的越多,人类越进步。我常常在想,当善成为内心自觉,和谐社会就在身边。

让爱温暖世界

爱是人类最深厚、最朴实的感情,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由于有爱,世界才如此美好。爱是太阳,照亮心灵,使人向上向善;爱是甘泉,滋润心田,使人充满力量;爱是钥匙,打开心结,使人远离恩怨;爱是纽带,把人类连在一起,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生活中得到关爱,使人懂得感恩;灾难中给予关爱,使人变得高尚。

用爱做人才能做好人。人之为人,在于境界,拥有一颗爱心。用爱做人,必然胸襟开阔,淡泊名利,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用爱做人,必会古道热肠,见义勇为,扶贫济困,不遗余力帮助他人;用爱做人,必能孝敬父母,疼爱家人,善待朋友,体恤下属;用爱做人,必定心地坦荡,没有忧馋畏讥的烦恼,拥有半夜敲门心不惊的从容。多替别人着想,多为别人付出,这样的人生因简单而幸福。

用爱做事才能做成事。比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对工作的热爱。热爱工作,就能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干一行、精一行;热爱工作,思路就开阔,办法就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热爱工作,就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勇于开拓创新,努力创造一流业绩;热爱工作,就能研究和遵循规律,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谋求更好更快发展。每做成一件事就增添一份动力,心里始终奔涌着使不完的劲。

用爱做官才能当清官。用爱做官,体现在心中装着老百姓,时刻感念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自然能够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心中装着老百姓,时刻考虑群众疾苦和难处,自然寝食不安,一定怀德自重,勤廉自勉,不敢稍有懈怠。保持这样的操守,自会觉悟到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人生的真谛,头脑不会发昏,清清白白做官。

用爱温暖世界才能政通人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进步的时代,前进中伴随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和谐社会,本质就是用爱温暖人心,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坚信,随着我国科学发展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会越来越大,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和谐,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温暖幸福的国度。

吼一声“酒神曲”

人民大会堂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2009年7月28日我在上海厅美美地吼了一声“酒神曲”!《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经国务院批准,使这一区域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全省的一件大事。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当然也特别高兴。

六月份陕西省人民政府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时隔一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高层论坛。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院士潘云鹤以及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对实施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建议。论坛由省发改委祝作利主任主持,时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赵正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分别致辞,开得相当成功。

赵省长在致辞中说,《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北地区经济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发挥经济区优势、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着力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进而实现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战略构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在讲到《规划》颁布一个月来对陕西的影响时,赵省长高兴地说,关中——天水经济区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知名度快速提升,正在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新的热点投资区域。

曹玉书副主任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主任不论是先前担任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司长,还是后来担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始终情系西部,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倾注了心血,参加了一系列重要规划的编制,推动增加了对西部开发的投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编制,曹主任是重要成员之一,因此他的发言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又切中要害,特别是提出“要积极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在西部地区率先构建创新型区域”的思想,抓住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特别是陕西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对实施好经济区发展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让这一地区重新崛起是陕西人民的期盼,也是党中央的厚望。《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就是这一地区振兴的宏伟规划。

如果说西部开发使陕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变绿了、水变青了、人变富了。那么《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则会使陕西科技、人才、资源、文化优势的潜能高度释放,使这一古老文明区域焕发青春。

在招待宴会上,赵省长和专家频频举杯,我们几位副市长和发改委等部门领导酒更没少喝,气氛十分融洽,官员和专家想到了一起。我趁着酒兴,在人民大会堂美美地吼了一嗓子,喊出了全省人民的心声:祝《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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