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美慧,译者：赵旭东 孙珉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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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试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
译者的话
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教授（Mayfair Mei-hui Yang）的成名之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即将重印，作为译者之一，我觉得有必要为此书的学术贡献说上几句话。
此书的书名与英文原文并非一一对应，英文的原名可直接翻译为《礼物、人情与宴席——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艺术》（Gifts，Favors 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英文版原书1994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在1997年获得了美国民族志丛书奖。从后来诸多对此书的评论和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
我自己跟这本书的缘分似乎也值得一提。1995年秋天我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图书馆里见到了这本红色作底的并写有“关系学”三个汉字的著作。书上有作者的联系地址，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桑塔芭芭拉分校，随即写信过去，表达羡慕之意，并向作者求书一册，附带上说自己想要翻译此书的意愿。信寄出没有多久，就收到美惠教授寄来的样书，并支持我做此书的翻译。这份书缘也就因此而缔结。但是翻译和出版的过程着实很漫长，差不多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中间许多变故都在阻挡着此书的出版进度，但幸运的是，最终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回到此书的内容上去。此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从实地的调查和访问中去揭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社会中关系学的发展形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真正能够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人并不是很多。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关系学是在两个层面上各自得到表达的。一方面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民间的实践中。并且，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的对于关系运作的排斥和批判与在民间实践中到处充斥着的关系运作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两套表达可以并行不悖地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一个单位的小干部，白天里开会时可能要大讲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是，但是下了班就可能拎着礼物去某位关键人物的家里去拉关系，为自己的利益或者升迁而“走后门”。这样的例子在杨美惠调查的时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并在她的这本书中有比较细致的记录。
在本书翻译稿完成之后，美惠教授曾经专门来信，要求把我们直译的书名改成现在的书名。如果通读完全书，并且联系那个时代个人的生活与国家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形态，我觉得美惠教授改过的这个书名可能更加适合于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状况的概括。因为书中所描述有很多是人们如何通过礼物的馈赠以及关系的强化来体现出一种曾经被遮掩的主体性的存在，这与国家主体性建构的途径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
相对于国家主体性建构的结构性和规则性的特征，通过礼物和关系运作的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是缺乏这种结构性和规则性的特征的。这显然是跟礼物的流动性和关系的不确定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礼物的特征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流动，送出去一份礼物，获得的是一份人情，即民谚所谓“授人以花，手有余香”。而关系的维系依靠的也是这种所谓的以礼物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它是不确定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馈赠，一种相互稳定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维系。一旦没有了这种礼物的馈赠，相互的关系也就逐渐减弱甚至趋于消失。而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城市背景中的陌生人的社会中。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因为礼物的馈赠或者得到馈赠而欠下人情来维持着一种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因为人情债务的扩大而无限扩展开去，甚至这种关系的扩展会超越阶级、阶层以及地域的区分，以致可以“穿透”现代国家制度性的约束。
关系运作的历史是极为漫长的，甚至可以说在秦朝试图依靠官僚制来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体系之前，关系是中国文化里表达相互之间联系的唯一媒介，而之后的国家建构都在试图削弱建立在亲族关系基础之上的亲属关系以及拟亲属关系。但是经过了两千余年的历程，关系的运作并没有在传统的国家或者帝国的建构过程中消失。不过，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杨美惠借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嘎塔里（Deleuze & Guattari）有关中央集权制度的树状结构的分析，强调了这种“树状结构”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不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在压制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亲属制度和拟亲属制度组织的发展。即便是这样，这种依靠亲情和友情来维系的社会关系的运作并没有覆灭，一种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亲缘政治”进一步扩展到了家庭以外的空间中去。因此，虽然，国家已成功地对中国亲缘关系的等级的、垂直的、孝顺的和协同的层面进行了占用和律例化（如国家儒教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横向的实用之层面，如它的离心的流动人际交易，却持续地在国家掌握之外。现代关系学可被认为是亲属关系第二层面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者”的版本（参阅本书第278页）。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中实践着的关系就不再简单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如何联系的问题，它更可能是不同于寻求向心力的国家建构之外的类似根茎状的无中心的蔓延。面对这种蔓延，现代权力并无法能够真的对此加以控制，因为关系的建立、打破以及再建立是非常随意并且不受任何控制的限制的。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杨美惠集中在中国城市及乡村社会关系的田野调查，其所洞悉的是中国人社会关系建构中的“阴柔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多是由女性来施展和强化的，在男性的结构和规则的力量得到正统的维护之外，女性的阴柔的力量一直不断地在社会之中蔓延（见本书第272页）。但中国社会终究不是以女性的阴柔的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而是阴柔的权力嵌入阳刚的男性权力之中的一种不断变化其形态的支配关系。这可以说是杨美惠教授此书最为重要的一份学术贡献，这一点以前是为我们所忽视了的。
在今天，这一点已经开始为西方的汉学家逐渐地注意到。最近，法国学者余莲对于中国文化中“势”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余莲对中国文献的分析与杨美惠对中国田野的把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开始注意到了在中国社会中施展权力的非西方的一面，这种施展权力不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对抗，不是集团军的大规模的作战，更不是结构与规则清晰的理性的交换。对于这个文化而言，如何摆布一种关系，由此而造成一种使对方欲罢不能的态“势”也许比如何制定关系的规则更加的重要（参阅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一点在杨美惠的著作中是到处可以显露出来的，从这些显露中我们似乎更加清楚中国文化存在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弥补了权力施展的暴力性的一面，并强调艺术性地来施展一种支配，这是一个存在久远的文化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智慧和处世哲学，并且依旧在今天的现代制度下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杨美惠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记录至少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赵旭东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
致谢
在做研究和写作本书时，我曾经获得过中国和美国的机构和个人无以记数的情谊。我首先便要感谢埃瑞克·怀特（Eric C. White）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支援和启发，并且还阅读了我的大部分手稿。另外两位读过整部手稿，并给出过大量而又有益的评议的人是大卫·莱汀（David Laitin）以及我的同事爱尔文·哈奇（Elvin Hatch）。
我还要感谢下面的一些人，他们在提供和解释田野资料方面，或者是在对本书的各个章节的阅读和评议方面，都给予过有价值的帮助。他们是：安·安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塔尼·巴娄（Tani Barlow），巴顿·本尼迪克特（Burton Benedict），邓方（Deng Fang），金·德沃斯基（Ken Dewoskin），曼莎亚·迪瓦拉（Manthia Diawar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罗·埃根（Ron Egan），罗杰·弗瑞的蓝德（Roger Friedland），塔玛·高登（Tamar Gordon），阿布杜·简莫哈穆德（Abdul JanMohamed），艾略特·朱瑞斯特（Elliot Jurist），大卫·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本亚明·李（Benjamin Lee），刘禾迪（Lydia Liu），罗小朋（Luo Xiaopeng），杰克·波特（Jack Potter），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麦克·斯考恩哈尔斯（Michael Schoenhals），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唐奔（Tang Ben），伍晓明，阎云翔和杨小东。在本书后期写作中得到帮助的人中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孙红、庄珠丽、康小飞和陆美华以及感谢李卫民帮助做的索引。
没有研究经费和基金会负责人及其机构的鼓励，这本书的完成也是不大可能的。我要感谢下面的一些机构和个人，是他们对我的研究计划给予了帮助。对于研究基金会来说，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东亚研究所，伯克莱分校的米尔斯国际关系交流学者基金会，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圣塔芭芭拉分校教师生涯发展奖金，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跨学科人文中心以及国家科学基金总统青年研究者奖。对于促成我的文献研究，并完成本书的研究机构来说，我要感谢的是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提供给我的博士后研究机会。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心理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所作的演讲。
我还要感谢中国的机构对于我的多次去中国的接纳，他们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温州市政府。毋庸赘言，本书所表达的观点由我自己负责，并不反映这些机构的意见。
本书中所使用的中文名字除了著名的人物之外都是虚构的，或者除非是这个人本人允许才会用真名。
除特别标明之外，全部的中文的翻译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我对于中文版的已经有的英文翻译所作的略微的修改都标出了星号。
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的浮动，在80年代官方的比率是4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到1990年是5. 7元兑换1元，1993年的黑市交易是8元兑换1元。最后，我还要感谢两本杂志允许我使用最初曾经发表在这两本杂志上面的文章，它们是《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Yang，1989a；此次使用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慨允）以及法文的杂志《年鉴》（Annales）（Yang，1991）。杨美惠
中文版前言
由于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同时拥有更多不同的读者，一本书的翻译出版是很令其作者兴奋的。本书的英文原版于1994年在美国出版，其读者层是英文读者，特别是美国的英文读者。在我期待该书的中文版问世的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畏惧。对于一个处在西方世界，以别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最令人快慰，同时也最不确定的是，这一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并请教过的人们对于其著述的接受。一本人类学著作不仅必须忠实地描述当地人活生生的生活经历，而且必须能够准确地捕捉当地人经历中的重点，令人信服地展现其社会和历史意义，并在这一展现中提供以当地人的眼光发掘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本人类学著作能够打动当地读者的心弦，它将激发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对话将产生对于当地人的社会和人类学家新的洞见和犀利的剖析。
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学实践，它是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总共长达两年的对于中国都市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与许多中国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关系学的书籍不同，本书并非一本教人如何成功地从事商业交往，或者如何有效地与当官掌权的人打交道的指南。本书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运作，并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更具体地说，本书分析了在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了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而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本书展现传统文化的构成因素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及与通常的视之为“封建残余”的看法不同，本书展现关系学是如何在与当代权力模式打交道时成为中国文化的力量和韧性的源泉。
尽管本书深受当代西方社会批评理论[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由斯·德乐兹和费力克斯·嘎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等的著作，以及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西格蒙特·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早期思想家的著作]的启迪，但本书特别地探求这些理论的具体性、这些理论所出现的不同的历史范围和联系，以及它们对这些具体性和不同性的解释，并探求中国现代化的现时刻中的历史性。比如，第六章讨论了中国古代国家传统是如何深深地存在于现代国家之中的。为了使本书所讨论的关系学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焦点包含更多新的见解，我为此中译本写了一个后记，以讨论今日中国的关系学和新的商业社会的联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影下的中国。
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赵旭东先生，是他首先建议并着手将此书译成中文。同时，也感谢高波和李江颐对翻译此书作出的贡献。另外特别感谢王铭铭教授对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1999年9月于美国圣塔芭芭拉
导论 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政治与现代化
关系学的“发现”
1982年，在北京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骑车与朋友杜若奔去看望他“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在工厂认识的一个工人。若奔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研究生。他和一位老同学定期到北京大学找我练习英语，过了几个月，我们熟悉以后，他几次向我说起一种叫“关系学”的社会现象，说这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值得探究。晚上若奔要给我介绍他的工人朋友丁健，他不仅关系学做得窍门精通，而且放言无忌。
从1981年9月起，我是在北京大学留学的美国交换学生。访问丁健前的几个月，我对关系学的人类学兴趣被激发了起来。“关系”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客体、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不仅可用于夫妻、亲属和朋友的关系，也有“社会联系”的意思，这种双向关系建立在潜在的（而非明显的）互利的基础之上。一旦两人之间建立了关系，一个人就会抱着将来某个时候回报所接受的好意的想法，来要求另外那个人帮忙。我生在台湾，双亲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对各种中国人圈子里的送礼、维持人际关系的文化重要性已有认识。在那个晚上，我发现这套关系学的实践在中国大陆不仅更加深思熟虑、愈演愈烈，并且带上了政治和经济的有意思的曲折的涵义。
我们骑车穿过许多窄小的胡同，两边高墙内是居民的院落，我问若奔，他的朋友第一次和一个美国来的人交谈，会不会觉得不自在。在1982年，中国刚对外开放，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文化氛围还依然是对“外国人”或“海外华人”的接触保持警惕，以免被指控为背叛国家。
在敲朋友的门之前，他安慰我说：“他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谈中国社会的。别告诉他你是外国人，否则他会很紧张，甚至像他那样的人也不会跟你说什么的。这些事我来处理，我会向他解释的。”
他的朋友开了门，招呼我们坐下。看起来他也就三十五岁左右，豪爽、健谈，圆圆的脸很滑稽，从容地做出各种手势强调他的论点。我还没张口，若奔就已经介绍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研究社会学这个新领域。因为所有生活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过的，是“书房里的花”，现在觉得有必要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底下的情况”。换言之，若奔含蓄地想让丁健对我的家庭背景有一些具体印象：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其次，我出身优越，可能是高干[1]的女儿，人们可能乐意与之交朋友。
这个始料未及的介绍让我很吃惊，我整个晚上都焦虑不安。至少我看来有点像，我的中国官话也流利得可以让人误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北京话不地道也可以解释为我生在南方。但我的感觉或举止确实不像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会对我来说，仍是个充满着未知的巨大领域。对我来说，要在“海外华人”这个形迹可疑的身份和同样充满疑问的“美籍华人”身份之间平衡一种精神分裂般的分离已经够困难的了。现在我又不得不扮演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好身不由己继续欺骗着可怜的丁健，努力按我自认的出身显赫的大陆中国女性的可能的样子表演。这个企图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重重，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只是在中国电影里见过一两次这样的描述。我尽可能地表演，我希望我的羞涩、紧张的态度，以及我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都被认为是我缺乏对世界的了解而被忽略掉。若奔神态自若，讨论过许多话题以后，他很机巧地把谈话引上了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时候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说说关系学是怎么回事？”他站在我的一边催促丁健。
如下是谈话的摘要，这是我根据谈话笔记和回忆对那次直接谈话的重构。重写的记录把实际谈话中的语气和转场的话题都删掉了。在田野工作中，我学会了避免当着人面记笔记，除非这个人我很熟，我怕我的举动让人警觉、谨慎，甚至怀疑。更多的问题是用录音机随机采访的，在采访官员时，这种方法很管用，他们常用字斟句酌的正式官方语言向群众说话。
丁健身体前倾，很耐心地解释：“关系学对人是有好处的。每个人都用他们的关系网，你请一个朋友帮忙，如果他办不了，他会请另外的人。这样底层就能和高层联系上了。你可能知道高干是怎么得到社会上的消息的，并不是靠秘书的报告，而是靠子女和下层的朋友。”“你的意思是下层和高层靠相互帮忙联系起来？”我问道。在心里又把自己变成人类学者的角色。“这中间有好多层次，我想，下层有一种需要，通过很多人到了上面，上面帮了这个忙。像我吧，我出身不好（他的家庭出身是坏阶级，诸如旧社会的地主或资本家，结果他在新社会的政治地位就低）。文革期间，我们厂生产纪律松弛，我很少去上班，和小流氓混在一起，倒卖偷来的东西。‘四人帮’倒台后，我学好了，想进夜校学习中国历史，要学五年才能毕业。在夜校，关系网扩大了，我碰到城里许多不同单位的人，大多数是社会的中层。我文革时期与底层的人有联系，在夜校又与中层的人有了联系，我的关系网范围够大的吧。”
接着，他兴致勃勃、充满自豪地反复说起最近他如何用关系所做的漂亮事。一天，他认识的一个医生请他搞四副昂贵稀有的中草药，与这位医生有关系的医院和药房里都没有这种药。一副二级中药要花[2]49块钱，一级的要80块钱。他知道自己与这位元医生的关系是要好好培养的，于是很爽快地把这事揽了过来。因而，他“马上发动自己的关系网”。整个上午，他骑车跑遍全城，找各种熟人和关系。
觉得许多关系都用不上之后，他偶然走访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医院的一位助理医生，这位朋友直接帮不上忙，因为这类药的配药规定极其严格，需要专家级医生的处方。但是这个朋友可以介绍他熟悉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专家级医生关系不错，可能说动医生开这个处方。于是丁健拿了助理医生的条子去找他朋友的朋友。丁健告诉这个人他想要的东西以后，这个人眼睛盯着他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吗？这东西是给吃高级饭、拉高级屎的人吃的。”但是，他还是同意带丁健找医生。他在北京西北海淀区的一家医院工作，他们说服了医生，当场在处方上签字盖章，可以买到一副二级药，丁健拿到处方，一路快骑，找到东城区医院的朋友，取得了这副药。
这件事只花了丁健一个整天的时间，他认为在他的经历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讲述历经艰苦找到这副药时，请他帮忙的那个医生非常高兴，深表感谢。丁健猜想这药毫无疑问不是医生自己要用，而是给医生的一位重要病人用的。这位医生自己也深谙关系学。
这个运用关系的特例有许多层次，在请人帮忙的医生与实际开处方的医生之间有三层关系，他们都提供自己的个人关系找药——丁健、丁健在东城医院的朋友、认识专家的朋友。还有一种可能，要丁健找药的医生本人也是关系中的一个层次。我问丁健，这个关系的链条能扩展到多大。他回答说，从理论上关系网可以无限扩大。一个人从底层以这种方式开始搞关系，发现他间接的依赖上层的关系。他承认这件事是个例外，不能当作通则。如果这个链条上出现太多你来我往的情况，就很难保证所要求的东西了。这个过程将变得十分漫长和曲折，人家最终会放弃希望。“你办完这事以后呢？”我追根究底。“医生欠我个人情，我先放在那儿，四五年以后，我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再提起它。也就是想休长假，到全国去游游山、玩玩水，这需要几个月不上班，我可能让他给开一张病假条，休个长期病假。”
直到若奔的朋友这夜给我的生动描述，我才决定尽力去理解关系学的活力。对于此领域的探索可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得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动力及张力的某些脉络。这套关系学的策略正好在“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交叉点上，引人近前检视。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关系学
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这些活动和表述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像个人关系所牵涉的权力，及其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愿望所占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概念是为每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所共有的一种潜在的文化假设，像在1949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后的大陆、像在台湾以及像在东南亚的华侨聚居的地方。然而，与此同时，在1980—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假设本身与实施交织起一个众声喧哗的自觉过程，它既有公众的形态，也有官方的形态。把个人礼品交换当作是新事物，而成为最近几年逐渐茁壮的社会现象。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我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打交道时，关系学的话题出现频率极高，通常不需要我提示，关系学是个随处可见的主题。它出现在经济交易中，出现在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在文学作品、报纸、学术刊物、戏剧和电影中，出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话语中。与其他社会实践相比，围绕关系学的辞汇、笑话、谚语和礼仪里，似乎有更具文化的阐述。
研究这些话语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把它当成是对社会事实的描述，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描述人际关系的性质和行为的透明的媒介。另一种不仅把这种话语当作是一种表征，还当成存在于自身之中并属于自身的社会事实（Rabinow，1986）。它的历史、形成条件、明确的轮廓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是在反映其参照性和关系实践，而且还反映产生出话语并赋予其重要意义的更大的社会力量。
我当初是从第一种方法入手的，假定关系话语与关系实践所覆盖的内容完全一样，但是田野资料的复杂性使我意识到第二种途径也重要。从事于同样的关系学行动，不同的人有不同描述、解释和评价，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不一样。我想到的问题是，是什么驱使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认识和评价关系学，或如何达成一个粗略的共识关于关系学是何时复活的。正是这个问题——由于认清关系学不仅是社会实行，而且也是成话语而产生出的问题——应许将关系学的研究扩展成产生和认识关系学的这种社会形成的研究。这是本书两方面的任务，即尽可能多地用本地的辞汇描述和解说关系学的逻辑和机制，并且探究导致它出现（或再出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
在非中国人的环境中确实也能发现相同的做法，像美国穷困的城市黑人社区（Stack，1974）、智利的城市中产阶层（Lomnitz，1971）、尼日利亚（Eames，1992）。特别有趣的是，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里，礼品和好处的交换是突出特征（Kenedi，1981；Wedel，1986；Sampson，1983，1985；Berliner，1957）。个人的礼品关系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民国时期也是很显著的特征，在当今台湾地区也仍然大行其道（Yang，1957；Fei，1983；Fried，1953；Jacobs，1979；King，1991）。尽管有这些相似性，我所研究的这一现象仍然有些重要特征是专属于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情况。
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现的类似做法，说明不应把这一现象简化为传统中国对变迁的抵抗，而应当带着一种理解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的关系的眼光来对它进行探究。在本书中，我试图解析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力量，这些推动和扩大了关系实践，并在中国人的文化天地中，布下了一种参与者众声喧哗的话语。本书提供的信息和讨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城市，而不是农村。
尽管“关系”这个词在台湾的日常语汇中也存在（Jacobs，1979，1980），但与它同源的辞汇“关系学”，在大陆之外却很少听到。“关系学”之所以值得考察，是因为，民间的虚饰赋予其语义学的意义，这是一种展示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学”是名词尾码，附在某个词后，意思是“对它的研究”，例如像“动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因此，关系学可被翻译成对“关系的研究”。关系学讽刺的意思，在于把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提高到一门完整的学问，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有效和必备。正如俗话所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这个顺口溜不无讽刺地暗示，关系学比其他受人艳羡的分支学科处于优越的地位，是因为关系学能让人得到的东西远比正经八百的学问得到的多。明白了这种讽刺意味之后，关系学翻成英语最好是“人际关系的艺术”，只有用艺术这个词才能表达出它的手腕、精妙，及狡黠的涵义。“关系学”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感情和伦理特性。“礼品经济”突现礼品、好处、宴请交换这样的成分。礼品经济是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关系学运作的逻辑与礼品互惠的许多属性有共同之处，马塞尔·毛斯和其他人类学家在各种各样社会的非市场交换的体制内都发现过这个特点（Mauss，1967；Sahlins，1972；Malinowski，1961）。这就是在关系学中能发现“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这样的成分，一种非营利的、工具性的慷慨的混合，同时也是自愿和强迫的互惠的混合，“礼品经济”这个术语也说明不论什么可从关系学中得到的物质利益，都只有遵循这种关系的仪式化形式的规定才能得到。
除了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丁健对关系学的生动描述，我自己在北京失败的经历，也促使我把关系学归结为中国社会中值得探讨的主题。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研究生，我本来打算做一年完整的工厂生活的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这个工厂符合我对传统人类学田野的概念，田野就是有范围、有边界的空间。在这里，田野工作可在一个可确认的社区进行，对互相之间有长久关系的人进行访谈和交流。回顾起来，我在这个工厂从事的田野工作的两个令人不满意的方面表明了，在中国政治化的都市独特的田野情境中进行关系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获准在工厂进行研究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有价值且又折磨人的教训，即它本身就表明在中国城市官僚化和这种权力关系的体制怎样和为什么能保存和产生关系的艺术。我从采访笔记中摘录的下列片段，表明我怎样试图通过官僚权威的不同层次和部门来获得许可的，它们勾勒出关系学在其中运作的庞大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即官僚权力的复杂体系。
有人会反对，说我的田野是特殊的个案，涉及到一个外国人想打探中国情况遇到的特殊困难，并不代表本社会的人一定要经历的官僚程式。这个争辩想说的是，我个人遇到的官员不通融，是因为官员害怕为我的行为负责。确实，我的情况比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更敏感，但是我与许多不同的国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经历，跟无数本地人和官僚迷宫打交道的故事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第二章中一个工人想得到官方许可换住房的经历就是如此。我了解到与官方打交道有许多方法，它需要利用关系学艺术中的技巧。这些我从田野日记中摘录的片段，说明了在官僚权威和关系权力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1982年3月26日[在这个地方，我已经申请了（口头的和书面的）三个月，让学校安排我参观并研究一个工厂的组织，观察工人的日常生活]。每次我询问校方，他们总说要研究研究，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一次课上，我认识了苏大姐，她是第一电扇厂的会计。她说她准备带我到她们厂做研究。我还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大学生名叫方丽萍，她说她能利用关系让我得到进厂的许可。今天，丽萍告诉我，她已经安排我会见轻工业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讨论我研究的点定在哪里。她在冶金部工作的妈妈联系了中华工商联合会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助我。这个朋友指定轻工业联合会（工商联的下属机构）的某人下午接待我。[目前已经有了两个官方的系统：（1）工商联的系统，全国层次的，专业分支层次的（轻工业联合会）；（2）冶金部的系统]。我们走之前，丽萍让我准备两件东西：一封我单位（大学）的介绍信，一份我要考察这个工厂的提纲。她建议我删掉有关和工厂工人一起生活的部分（我们以后再提出），删掉工资和奖金系统的那部分，因为这是当时的敏感话题。还删掉了工厂里党的活动的部分，因为党毕竟是个有机密性的组织。她说在中国，正式的或公家的关系，像我从单位开的介绍信，并不能让我办成所有的事。同时，仅靠私人关系，像她妈妈的个人介绍，也不能办成所有的事。我们需要双管齐下。丽萍也带了她妈妈给我们要见的轻工业联合会官员的信。在轻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里，两位官员接待了我们，他们很诚恳，仍有些拘谨。他们很审慎地读了我们的介绍信和提纲，口中念念有词。丽萍最后提到她妈妈的名字时，他们的态度才明朗一点，放松了下来。丽萍以她平易和热诚的性格开始了这场谈话。她说我是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华裔，在美国的学校学的中文，热切地向往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我在中国的单位已决定帮我到一个工厂调查，但他们与工厂缺乏直接的联系，我是怀着友好的愿望研究工厂的等等。我甚至认识第一电扇厂的一位主管说他们工厂愿接待我。联合会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市联合会，问他们是否可为我安排有关事宜。“这事是从上面派下来的，所以不好不办。”他解释道，说的是他从冶金部丽萍妈妈那里和工商联那里得到的指示，这两个单位级别都比它们高。自始至终，丽萍一直用平和的语气说我们如何不想给他们添太多麻烦，我们将一切费用自理，如何能适应各种生活条件，等等。最后，其中一位说，增进两国的友谊是他们的责任。他告诫我，中国工业的状况很落后，虽然没有剥削，但中国的生活水平却不高。最后，他的语调乐观起来，“到工厂去没有问题”。我们在良好的气氛中告辞。1982年4月1日丽萍和我都给联合会的官员打了电话，问事情办到哪一步了。他告诉我们，市联合会已两次派人到电扇总厂（就是我想研究的工厂的上级），两次工厂负责的同志都不在。丽萍请他加紧联系。1982年4月7日丽萍又打了电话。轻工业联合会的官员回答说，按照市联合会的指示，总厂党委开会讨论了我的研究计划，结论是第一电扇厂不是个适宜的研究点，但可以为我安排另外一家电扇厂。除此以外，他们需要接到直接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轻工业局的批准。（现在，第三个官方系统——市政府行政管理层进入申请过程。我想去的第一电扇厂处于这一系列逐级往上的行政级层的最底层，它上面还有个总厂管着它，总厂向城市区级轻工业局汇报，轻工业局又在市的监管之下）。丽萍对形势的估计出人意料地乐观。她的理由是现在国家和市里的工商联已同意了这个计划。她坚信如果我们仅依靠大学的安排访问工厂，事情就办不成了，因为他们还需要过他们的上级单位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一切都在正式的、“公家”的路子上。我们之所以能走得这么远，就是因为公私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只是总厂坚持要先得到市轻工业局的批准才能往下进行，让事情变复杂了。因为我们在轻工业局又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她原来希望总厂能自己作出决定。1982年4月15日丽萍和我又到轻工业联合会要求我们的事能办得快点，他们仍没有收到市轻工业局对这个计划的核准。1982年5月5日我刚从四川旅行考察回来。消息仍然不太乐观。总厂总算勉强同意我到第一电扇厂调查，但他们也仍未得到上级单位——北京市轻工业局的任何通知。现在我要做的是，让我所在的大学主管与这个局直接正式联系，以保证我的计划获得通过。我的心沉了下来，因为我以前做的努力，已将学校置于脑后，也就是说，我直接面对工厂、工商联、市政府的同意，认为只要他们核准我的计划，学校就不得不同意。而现在，我仍必须先通过这一关，他们已经表示过不愿意了。我带苏大姐来到一位大学主管家里，彭先生同意关照这件事，但他告诫我说，他必须给北京市教育局和教育部打个报告，这两个都是大学的主管单位。我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个非常难跨过去的官方机构（现在第四个官方机构——国家教委和市政府系统牵涉进来了）。1982年5月17日彭先生告诉我他已和北京市工业局联系，他们说电扇厂“不对外开放”，如果我持有台湾护照，就可免于这一限制。日本商人曾获准进厂参观，但他们没做研究，厂里建议我的大学现在要通过上级单位市教育局来办这件事。1982年5月20日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没有人能忍受这种折磨。我认定是彭让轻工业局不同意这件事的。他根本就不想让我去。我决定做最后一搏，唤起彭先生对一个中国同胞的感情，让他帮助我。我问他，50年代苏联人在的时候，做研究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困难。彭先生只是笑笑说：“他们非常理解我们，我们也理解他们——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在这里做田野调查，我们在他们国家也不会这么要求。”1982年6月20日彭先生就我的调查计划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他甚至给我的计划做了自己的解释，起了这样个名字：“资本主义企业物质奖励制度和社会主义道德奖励制度的比较研究，目的是要发现社会主义方式的优越性”。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舒服：这完全曲解了我整个的学术努力，使之为狭隘的政治目的服务。转念一想，也许是我过于天真。彭先生懂得如何在体制内运作，说出独特的语言。他的方法会比我直截了当的方法取得更好的效果。自从彭先生离开城里，他就把这件事转给另一位姓郭的学校主管。郭对我已经获得联合会、工厂和总厂同意一事毫无印象。“我告诉你”。他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对在组织和单位之外建立个人关系是非常反感的。如果你一开始就与我们联系，而不是到处找关系，事情应该会办得更快一些。你应该能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职责分明、分层负责的有组织的社会。仅仅因为你认识工厂里的一些人，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去那里，或允许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每件事都要通过每级的主管决策部门，征得他们的同意。首先必须征求你自己单位的同意。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还不了解我国的正当程序。”我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我从一开始就向你们办公室请求帮助，但你们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我不愿一条道走到黑，与其遥遥无期，还不如多找其他门路。”“我们承认在中国还存在一些官僚组织，让你的事拖延了一些时间。但官僚主义最近将大量减少。”
既然那么多的官方系统都牵涉进来（四个），每个系统里又有那么多的行政级别，获得批准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并不令人吃惊。在每个级别、在每个官方系统都立着一位或多位主管，经他个人同意后，其他低一级的或其他系统的领导才愿意考虑我的情况。在作为田野工作者的（我）和电扇一厂之间的科层制的等级。箭头所指的方向是指我获得允许研究这一工厂进入的路径
最后在1982年秋季，我被允许到一家工厂访问整整一个月。但不是苏大姐工作的那家工厂。几年以后，通过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前主管（他访问伯克利的时候，我给他做过短期翻译）的妥善帮助，1984—1985年，又为我安排了在北京市的一家印刷厂研究了三个月（Yang，1989b）。因为有愿意帮忙的一位有地位的主管的私人关系，这个过程比我申请到第一个工厂花的时间少了一半。这样，为进一个工厂获得官方许可的复杂过程，给了我与官方系统打交道的第一手经历。这次经历以及其他与多层次的官方权力的遭遇，官员和职员对恳请者习惯性的冷漠和敌意，提醒我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围绕官方系统的不妥协所造成的社会紧张上来。使我醒悟到关系学首先能够被设想为是一种捷径，或者是与官方权力打交道的一种应对策略。
在一种恐惧文化下的田野工作
我对关系艺术的人类学研究跨越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对关系学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我在北京居住两年时做的。那些年我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也收集了材料，还有在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我重访时的材料。在起初两次访问中，我的角色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在首都做调查的民族志工作者。在1990年，我的角色上升为美国学者，访问了山东省的德州和河北省的一个县。在1991年、1992年、1993年我以海外华人和海外学者的身份，与其他人一道访问了上海和上海郊区、杭州、绍兴、温州和西安。回到美国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也对在阿拉巴马州和洛杉矶地区蒙特利公园的中国移民做了广泛的访问，也访问了我驻足过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像在伯克莱、科罗拉多、康乃尔、圣巴巴拉、密西根和哈佛等大学。
现代城市条件下的田野工作，比起古典人类学的调查原始人或农民社会的环境要舒适得多。可是城市中国却表现出困难和它特有的挑战，像上述与官僚部门和领导权威不可避免的冲突等。我在田野工作中还遇到另一种困难，这一困难是因恐惧的文化而展露出来的，甚至在我访问丁健这个机敏的关系实践老手时，这个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在1982年2月那个夜晚，丁健讲完他拉关系的故事后，我们谈话的主题开始围绕中国的婚姻和离婚。通过他在夜校的熟人，丁取得了一些最近北京市离婚率的资料，这是一份标有“内部”的出版物，带有这类印记的文献和出版物只限于相关领域的专家才可浏览，它们并不用于一般传播，更不用说对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了。这些分级资料与机密资料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机密文件保存着党和国家的机密文献，只限于上层官员阅读。内部读物并不是很严格，后来我从许多人给我的这类读物的情况里看出了这一点。就其内容而言，通常并不比官方媒体展露更多的内容，而且也是用同样的官方语言来表达的。由于他不知道我从海外来，又想表示他的好意，丁健坚持让我把资料带回去看。
我极度惊恐地接了过来，想看这种非正常管道的消息的愿望与怕这东西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顾虑，一起在心里颠来倒去。忽然一种莫名其妙、妄想的猜忌飘掠心头，丁健已猜出我从国外来，想向当局告发我接受了这些分级的文件。混合着这种恐惧的是我的罪恶感：装作本地人和人自由交谈欺骗别人是否道德？如果他们抓住带着这些文件的我，又顺藤摸瓜逮住丁健会怎么样？这样我不就是让一个清白的人陷入罗网了？丁健到另一房间取瓜子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告诉若奔，我们最好说出我的真实身份。若奔认为没必要做这种愚蠢之举，耸耸肩似乎听从了我。当我不经意地说出我从哪里来，把资料递给他时，他面容冷漠、不失礼貌。过了一段时间，若奔和我狼狈而逃。
出来以后，若奔对我大发雷霆，直接了当地告诉我，我危害了他和丁的安全，让我想一想他还怎样有脸再见丁健。并不是丁健说的那些关系学，而是他和我们讨论的其他主题（并没有录音），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话题，使事情变得很微妙。我若泄漏出他所说的话，确实会使丁健感到恐惧，在今后的交往中也会对若奔产生怀疑。更不用说丁会对别人广为传播若奔与海外人士有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具体的后果，我在头脑发热的一刹那都没想过，只顾着想田野调查的伦理这些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建立在西方历史的情境之上的。最后若奔自己安慰说，他坚信丁健不是那种会到处乱说的人，特别是丁健自己也说了政治禁区里的事；再说，他们单位的主管也不大会相信丁健。
这个小插曲没惹来任何麻烦，但这件事和其他几件事显出我在这种微妙政治环境中的笨拙，我很快在我的田野调查中被灌输了一种警惕的习惯，不要给我认识的人惹来官方的麻烦，也不要让他们给其他人带来麻烦。在我与人交谈的研究笔记中，我从不用中文写他们的名字，只用罗马字母写下他们的姓，以防这些笔记落入存心不良的人手里。我得小心谨慎和我的熟人与朋友圈子保持“低密度”（Boissevain，1974：37）的单线联系，这个联系网里的多数人只通过我一个人相互联系。为达到此目的，我采用了一个策略不向我在北京资讯来源者透露我都见到过或访问过其他哪些中国人。着眼于单线联系还有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听到过不同版本的一句俗话：两人说真话，三人说笑话，四人说胡话，五人说假话。
别人对我解释说，你和一个人说话时，他会放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是泄漏出去，他也知道是谁泄漏的。确实，我经常发现许多人在场的时候，你很难收集到好的资料。在别人在场的时候，人本能地自卫，说话心里多了个把门的。
尽管几乎每次我都告诉我的访谈对象或与我在一起的人，我是从美国来的，我还是很小心的为他们着想，不在他们的邻居、熟人和同事中传播他们说的事情。我总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将这些资讯公开。因为80年代初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还处于不确定的起步阶段，开始我对向哪些人表明我在台湾出生的背景也很谨慎，但在80年代中[3]后期，就不再把它当回事了。
在中国城市地区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被指派到“工作单位”里工作，像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医院（Whyte & Parish，1984：25—26；Henderson& Cohen，1984；Walder，1986；Yang，1989b）。工作单位并不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是一整套的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提供相当广泛的福利（住房和一些消费品），也作为国家秩序的基础细胞。即每个单位几乎都有党、青年团和工会组织，它们既协助也管理其成员的结婚、离婚、生育和社会流动的事情。工作单位也通过主管的指导、同事的监督（或“帮助”），以及对每个成员档案的编制，来检查思想和监督行为。这些个人档案记录着每个人的活动、错误、主管和同事对个人的评估。
在北京的外国人口也不能豁免于这套体制。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这意味着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要负起我行为端正的责任。我住在专为留学生设置的宿舍，并要服从于这样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真实的也是想象出来的，总之是存在的。一个人类学家，特别害怕让人把他和所要参与观察的那群人分开生活。举个例子，中国人到我宿舍访问我，必须在楼下看门人那里填写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与外国人接触的这个记录要存档。经常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多年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又被抽出来，以不可预见的方式用来证明他们有罪。因此，这一整个时期的田野调查，我始终想办法要克服这个主要的障碍，这个以文化及政治逻辑将外国人与中国人隔开的障碍。
我不仅需要甩掉生理和心理负担，去与北大的中国学生接触，而且还必需甩掉大学自身的负担。我不愿把我局限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环境中。田野工作要求我扩大学校以外的社会关系网，接触城市里各行各业的人。通过学校的朋友和熟人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邻居和亲戚。我逐渐了解了关系学，从工人、小干部、商店职员、机关工作人员、代理商，甚至属于新一类的个体户和企业家那里，我了解到关系学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涵。我尽量想办法到他们家和宿舍访问，也在公园、博物馆、餐厅安排会面。被邀请到家里彻夜畅谈我很乐意接受，不仅因为可以敞开来谈，也因为在这个大城市里的交通问题。我在南方的亲戚家里住了一个月，第一次见到了我年迈的祖母，但我并不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决定不在这里做田野调查。
到别人家去，不让邻居怀疑和吃惊，最好是骑车、走路或坐公共汽车。这样我能充分发挥我中国血统的优势，混在其他过路人中。虽然在来北京最初的半年里，我穿的中国服装无法掩饰我的外国姿势和步态，但一年以后我就不再引起别人注意了。说真的，1983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确证我的身体语言彻底扔掉了“外国口音”。注意到穿西式牛仔裤（即使是褪色的）突然变得时髦起来，我也鼓足勇气，第一次在中国穿上它。一伙小流氓跟在我后面起哄嘲笑：“嗨，嗨，业余华侨！”说我假神气冒充从海外来的。我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回敬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是真的华侨！”对着那样的话，他们照样继续作弄起哄，根本不信。这种让人当成本地人的本领，即使只是像本地人一样装华侨的本领，让我能到处活动，没受到任何人或最[4]灵敏的居民委员会的注意。居委会是像国家监察膀臂那样的组织，在每个城市的居民区都能发现它，既然负责的都是一帮老年妇女，她们有时也被冠以“小脚克格勃”的绰号。有时乘计程车更便利，但我总让司机隔几个街区停车，或者停在远离我目的地的胡同里，其余的路我走过去。
在80年代的前五年，这种恐惧的文化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限制人们每天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确实，它比文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恐[5]怖文化要温和多了。但对我这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却是文化冲击的主要来源。米切尔·陶西格曾正确地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它的脆弱的本质。来源于知识圣殿中心，及内部以外的幻想（Taussig，1992：113，130）。虽然国家是作为表述社会整体的理念和图腾，但是它却是通过一种恐惧的文化达成的，恐惧把国家当作一个神圣的实体，当作极其团结和有自身意志的实体。因此，恐惧文化的出现可用来衡量国家权力的大小，也可用来衡量渴望国家形象完整的强弱，完整形象是又令人安心，同时又令人害怕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变成了惧怕的文化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因此我也对国家权力有所贡献。
北京当时的政治气氛可能比较像波兰70年代的气氛，尽管直接的个人安全威胁不存在了，但它并不标志着小心警惕和自我保护的习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Nowak，1988）。北京的气氛在80年代后期很明显地变得宽松，直到1989年6月4日的创痛，才回复到80年代初的气候。而到了90年代初，气氛才又开始放松了。
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即国家秩序的象征性的和意识形态权力轴心，北京弥漫着一种恐惧与危险交织的特别沉重的气氛。一方面，庞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在北京，另一方面，它也是学生和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国家的教育和文化中心。由于原先一直闭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国家和知识分子都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兴趣，甚至连工人和店员都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更关心政治。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是如此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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