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柳和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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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试读：

自序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上海乃至全中国过去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因我家外公曾在中华书局任职，因此我从小就听说中华书局的名字，虽则外公送我的书里有商务印书馆《幼童文库》等儿童读物，父亲的科技读物中也有商务出的书，然而当时对商务知之甚少。我高中毕业后，因足有残疾，渡过几年待业生涯，后来当了会计，然而我喜欢读书的习惯没变，当时没有别的书可读，只能读鲁迅。从鲁迅和现代作家的书里开始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大名，至于它的历史与相关出版家仍不甚了了。

读了鲁迅，有点感想，写了几篇“豆腐干”文章，居然在报刊上发表了。有老同学介绍我认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梦熊先生。由梦熊兄引荐认识了张树年老先生，可以说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张老是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哲嗣，1980年代初，张老正在计划编著其父年谱。梦熊兄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出版界友人很多。张老年纪大，需要几位助手，梦熊兄推荐我，引我见了张老。老实说，此前我对张元济及出版史空白一片，张老耐心地取出一件件文献（当时大多未曾公开过），讲解给我听，让我拿回去抄写，还向我讲张菊老的逸闻轶事，有时梦熊兄也一起参加。后来正式组成年谱编写组，张老指定梦熊兄与张人凤兄收集整理材料，我担任执笔。上海出版局老局长宋原放先生很重视年谱的编著，我们编好一部分，先安排在《出版史料》杂志上刊登，征求意见，自1988年至1991年连载十期。《张元济年谱》全书1991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我有点儿“一发而不可收”，撰写了长长短短几十篇张元济研究的文章。期间我还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找到一批商务印书馆老书刊及张菊老有关的文献资料，视野为之拓宽。除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撰写“张研”文章外，我还撰成《孙毓修评传》一书。前些年，张人凤兄与我合作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201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无止境，书无完书。直到近期还有张菊老新的史料发现，对于这位民族精英、文化巨匠研究之路，还很长很长。

三十余年来，由文学而历史，从业余“爬格者”变为写作“专业户”，我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大小文章和几本专著，涉及出版史、藏书史、上海地方史等领域，但回想起来，可以说都从张元济拓展、引申而来。因而乘现在脑子与眼睛尚可，还能在电脑上打字，把我的“张元济研究”作品整理成这部文集，既是对自己三十年劳作的总结，也希望有助于读者对张元济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加深印象。本书大致按内容分为五卷。

卷一

开辟草莱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的出版宗旨和他的教育思想

卷二，收录介绍张元济先生各个时期主持商务出版物的情况。从译著、教科书、辞书、实用性图书，到近代文献、古籍等，就笔者所及范围，或详或略，予以介绍。当然这只是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期间出版物的很小一部分，挂一漏万，但也许由小见大，从一些不同侧面或典型书籍，能展示这位出版界元老的巨大贡献。所提到的商务出版物或文献史料，均为笔者亲见。所收三十余篇文字，发表时间跨度自1988年到2016年，将近三十年。

卷三，收录有关张元济本人几种著述，包括书札、日记、诗文、题辞的研究与考证。数篇介绍张元济传奇人生的文章，收于此卷，读者也许能由此多方位清晰了解，这位清末翰林公与时代俱进的人生轨迹。《张元济指导改进排字架的几件史料》与《张元济环球之旅的新史料》二篇，从新发现的一批史料展开，笔者希望能把张元济研究引入新的领域。

卷四，收录关于张元济与友朋交往的一批习作。张元济交往很广，有各个时期的政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文化界的友人。与后者的交往又常常紧密联系着中国出版与藏书事业。无论是吴稚晖、胡适、罗家伦、蒋复璁，还是傅增湘、刘承幹、吴梅、周汝昌，乃至昆剧“传”字辈，等等，交往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然而都已成为现代文坛上的佳话，流传至今。有关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与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两篇，虽则所述是团体与企业，但也涉及张元济交往事，故而也归于本卷。

长期以来，在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中有个倾向，只谈成功，不谈失策，其实有些根本算不上失策，只是事实，甚至为历史的进步。如一部权威的《中国出版通史》里，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硬是称商务从未出版过立宪图书，还不时对张元济“戳”上一二枪。该书又称夏瑞芳未曾卷入“橡皮股票”风潮，等等。从张元济的大量史料和当时出版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商务出版的立宪图书品种繁多，影响深远（《日本法规大全》近年还出版了“新译”本），一些“政论”读物更不像该书作者说的为了“增加利润”。夏瑞芳也确确实实卷入过“橡皮股票”风潮。有什么必要避开这两段历史呢？笔者忍不住，据张元济相关史实撰文与之争辩。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至今仍坚信我的观点不错。本卷其他几篇纠谬正误的短文，对研究商务馆史或许有所参考。两篇商务档案散失问题的专文，由张元济文献拍卖引发，现在已有更多事实证明，我只能对此事再次表示遗憾和痛惜。是为卷五。

最近，读到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一篇访谈录，说他担任《中国新闻出版史》副主编，“当时就有一种声音，反对将张元济先生列入出版家。反对者认为，张元济在出版古籍的时候，删改了古籍。但是我不同意，有缺点说缺点，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四部丛刊四编〉出版访谈录》，2016年11月14日《藏书报》）古籍整理本是个学术问题，不同观点可以讨论，因某些不同方法肆意贬抑前辈的贡献，乃至否定张元济是出版家，可谓荒谬至极！我不知道“声音”来自何方，出于何种动机，张元济先生不算出版家的话，那么谁有资格当出版家？笔者想起本书关于《衲史》的文章和卷五几篇所驳斥的谬误，何其相似乃尔！我的这部“集稿”所述，可以证明正如李致忠先生所肯定的，张元济先生就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真正的出版巨匠！

与张元济先生一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的著名银行家、藏书家叶景葵先生诗云：“人生七十未为老，要在老前立不朽。”我很赞赏这两句诗。这是老先生人生的自我写照，也是对后来者的期待。屈指数来，笔者年已逾古稀，不能不服老了。虽则老前并无“不朽”之业存世，然而也算有几本书贡献于社会，希望包括这部集子在内，不是丢进垃圾桶里的废物。但愿如此！卷一开辟草莱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等职。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印刷所，发展为民国时期最大的中国出版机构，张元济作为元老之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近代中国出版家的行列中，也是最早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行者之一。茅盾说得好，张元济是一位“开辟草莱的人”。他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载史册。以救国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时期的张元济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童年生活于广东。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他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主张学习西方，曾与人合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戊戌前一年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年，他与康有为一起被光绪帝召见，变法失败，受到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南归后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办译书院，后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在接洽书稿中结识了张元济。夏十分敬重张的为人和学识，请他入股并主持编译所。1901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开始参与出版事务，但他在南洋公学的担子尚未卸下，直到1903年2月底，张元济因与南洋公学监督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公学又遭遇经费危机，他遂正式离开工作了4年之久的南洋公学，正式担起了商务编译所所长的重担[1]。蔡元培像

一位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现任堂堂校长的人，毅然参加一个小印刷所的工作，如果没有远大的抱负和思想基础，是不可思议的事。救亡图存，始终是张元济追求的目标。早在1896年，他就认为：西方“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寸尺，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坚定了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促使“民智大开”，达到民族自立的理想。张元济坚持自勉：“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无疑是爱国主义的一个典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人民的日益觉醒，报刊书籍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张元济本人就是从西学图书、维新报刊中吸取了营养和力量的。在一封致蔡元培的信中，他坦露了自己投身出版事业的思想基础：“盖出版之事所以提撕（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早期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加入前，商务印制书约16种，大都是《英华初阶》《英华进阶》等英译教材型读物，大约只有《马氏文通》一种学术著作。1901年至1903年，数量增至约90种，内容有《宪政论》《希腊史》《英国度支考》等，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好几个领域。出书品种和内容的变化，不能不归功于张元济。当时科举衰落、新学迭起，清廷颁布条文，改书院为学堂，社会上亟需新式教科书，张元济首先约请杜亚泉（当时在上海主办亚泉学馆）编了一套《文学初阶》的启蒙读物。1903年他亲自与蒋维乔、高梦旦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中，他们“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态度十分认真。课文摒弃了历来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只求死记，不求甚解的传统编法。第一册有“天地日月”“父母子女”“井户田宅”几篇，首冠一幅旭日东升的彩色图，有文有画，颇能吸引小学生。虽然还有忠君一类传统内容，但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一大革新。张元济请来有经验的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小谷重等参加编写，使教科书增色不少。据说配上插图就是他们的主意。1904年，这套书的第一册出版，深受全国教育界的欢迎。几个月里销了十几万册，畅销十余年之久。同时，历史、格致等课本也相继问世。从初小、高小，到中学和教师参考用书，种类日益完备。一时“商务教科书之盛，冠于全国”。蔡元培说：“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夏瑞芳像

其时清廷又想起用张元济了，朋友中也有劝说他重新入京为官的。但他答复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尽我国民义务”——说得多么好啊！

1910年，张元济作环球旅行，考察各国教育。在出国的船上，他见到千余名同胞被当作“猪仔”，贩卖到南洋去做工，感慨万分。在英国，他专门考察初等教育，深感教育并非单一的事，“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联想我国的落后闭塞状况，“为之浩叹”。这时，他对光绪帝虽尚存“知遇”之情，但对清王朝早已不抱希望了。救国的岗位，就是他所从事的教育和出版事业。

商务靠教科书起家，营业日益发展。到民国二年（1913），资本已增至150万元，先后在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了分支馆，1914年还在香港设立了分馆和印刷厂。这一切，与张元济的擘划和主持编译工作是分不开的。

民国成立，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应共和国教育的新教科书。商务一时落后，营业额大跌。挫折和教训促使商务改变作风。张元济出面约请写过《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的包天笑，参加编写共和小学教科书。包天笑在他的回忆录中有颇为生动的描述：这套书共四册，包每编三四课，就与庄俞、严练如斟酌修改；编成一册，即送编译所国文部长高梦旦审阅，最后由张元济鉴定。包建议封面印上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国旗，后来印在内页，这也是破天荒的创举。经过半年努力，崭新的共和小学教科书出版了。销路很快赶上同行。1914年春季共和初小教科书销了759万册，1915年销了726万册，还不包括一些分馆的销数。商务在张元济的规划下，1920年春出版了一套《新体国语教科书》，采用白话文、新式标点和分段法。这套书先于教育部关于国文教科书废止文言文、代之以白话文的公告行诸于世。

张元济在编印教科书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工具书的出版。1906年，商务就出版了《英华大辞典》。经过八年努力，罗书十余万卷的大工程——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1915年出版。接着，《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各类工具书也一一问世。这些辞书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有其积极的作用。一位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行军时给了他一个“特别”任务，背两本厚厚的《辞源》，并且叮嘱要特别保证安全。毛泽东写作时，常常停下翻翻《辞源》，思索一下，再继续写下去。开风气之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办起各种报纸期刊，译介西方和东邻文化，企图唤醒国民，拯救中华。张元济是其中佼佼者之一。他主持创办的众多杂志和经手的大量著译，有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功绩，值得大书。

1900年八国联军蹂躏京华，腐败的清廷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了。这年农历九月，蔡元培、张元济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开先报》。“开先”“取英语前队、冲锋之义”。刊物“以有裨实际为宗旨”。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物改名《外交报》出版第一号。这期内容分“叙例”“论说”“谕旨”“文牍”“外交纪闻”“译报”“要电汇录”等数栏，还印有美国新总统肖像、驻京各国公使合影等照片。蔡元培因参加其他政治社团，仅为《外交报》撰译稿件，实际主持该刊的是张元济。在1903年第三册“报告白”中，声明刊物的宗旨为：“欲使内地人士周知四国，蠲除锁港之见，免受物竞之惨。”这足以说明张元济当时进步的开放思想。《外交报》历时十年，于1910年终刊。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未（1907）十一月二日记有这样一段文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景《外交报》为张菊生所创，历年来留心国事者，莫不争先快睹。其报多载交涉文牍，及译东西人名论，要皆关系于国际者，而五洲之形势如指诸掌焉。

由此可见，《外交报》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由于张元济的主持，历来都认为《外交报》是商务最早的期刊。《外交报》确与商务有密切关系，但它是独立的刊物，商务仅为投资入股和代印经销者而已。

1903年初，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后，创办了一系列的期刊。《绣像小说》（1903至1906年）是突出的一种，由李伯元主编并主撰，人称“晚清小说的宝库”。据李伯元写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由》中说，该杂志立意在“或对人群之积弊而痛贬，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即通过文艺形式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与张元济那时的教育救国宗旨是合拍的。1904年1月创刊《东方杂志》（1948年终刊），是国内创刊最早、历史最长的定期杂志。该刊仿略日本《太阳报》和英美《Review of Review》的体裁编辑。原是一种资料性的文摘杂志，内容分“图画”“社说”“谕旨”“内务”“军事”“财政”“交通”“商务”“小说”和“杂俎”诸栏。除“社说”中偶有一二篇自撰的评论外，大部分是选录和摘译国内外报刊的文字。1910年第一次改革，以撰译为主，由杜亚泉主编，销数达1.5万份，为当时各杂志之冠。《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许多文章，以及后来辑成的《东方文库》《东方文库续编》，在现代学术史和文学研究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商务另外几种有影响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也都是张元济任编译所长时期创刊的。

自明末徐光启、利玛窦合译西书以来两百多年间，译稿大多停留在外国人口授、中国人执笔的水平，且多属教科书类。直到清末才有大量汉译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艺图书问世。严译名著，曾风行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张元济与严复都是维新人士，相交稔熟，早年张元济的英语会话就是跟严复和伍光建学的。1899年春，严复给张元济的一封复信中提到“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十分赞赏张元济提倡译书工作，他说自己译书的目的是救国图存。张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一书。张元济进了商务，不久又出版了严译英国穆勒《群己权界论》和英国甄克斯《社会通诠》（即《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原富》《名学》等严译名著，都在张元济擘划下、由商务购下版权重印出版。商务与金港堂

商务吸收外资，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是商务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港堂是当时日本一家大出版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才，在教科书印行方面又是首屈一指，垄断了日本全国大部分市场。1902年，一场震动日本文教界的“教科书疑狱案”发生了。金港堂因贿赂文部省书籍审查官，有一批人受到牵连，声誉大跌。创办人原亮三郎准备向中国投资，并借此安置一些疑狱案出狱的人。他让在上海三井洋行的女婿山本条太郎设法联系。山本原与夏瑞芳等熟识。夏瑞芳得知金港堂有意在上海开厂，知道凭它先进的技术设备，加上它在编印教科书方面的丰富经验，商务是难以匹敌的。与其让金港堂在上海立足，不如与它合资，利用金港堂的技术以求自身的发展。经山本的介绍，双方议定各出资十万元，商务聘请日本技师襄助印务。谈判中夏瑞芳还坚持附有两条涉及主权的重要条件：一是经理和董事都由中国人担任，惟监察二人中有日方人员一名；二是聘用之日本人随时可以辞退。金港堂对合作采取“低调”，显然与当时的处境有关。在旧中国列强逞凶，民族工商业与外资打交道中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倒是少有的处于优势的例子。1903年末，合作正式开始。日方派出了长尾桢太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小谷重（原文部省图书审查官）等人参加商务工作。如前所述，在编写新式教科书过程中，长尾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改进印刷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商务得益更多。日本技师们带来了照相网目铜版、雕刻黄杨版、雕刻铜版和彩色石印等技术，使商务的出版物在与同行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夏瑞芳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企业家的胆识，为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张元济从善如流，积极支持夏瑞芳的合资决策，工作中注意发挥日籍职员和技师的特长。现存张元济最早提到日籍职员的文字，大概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在日本考察时给高梦旦等的信了。他写道：“中岛君所译商业教科可用否？博文馆出版儿童伽噺百种，如已寄到，可即请其翻译。长尾如无事，亦可姑办。”张元济1912年7月3日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长尾论陈列图书之事，共五页，于今日送夏（瑞芳）、高（凤池）二君。”这条简单的记述，说明长尾不仅介入编纂事务，而且对促进经营也提出过实际的见解。

张元济与日本友人的成功合作，主要表现在书刊的编写上。1904年1月第一期《东方杂志》上有一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的广告，编辑者小谷重、长尾桢太郎和高梦旦、张元济的名字均列其中。长尾对《东方杂志》的创办，还有过贡献。1904年最初三期《东方杂志》上，都有一篇题为《对客问》的“社说”，署名都是“日本长尾雨山”，即长尾桢太郎。内容为纵谈中国兴亡问题，主张“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以求国之治安富强”，其主旨与张元济当时的思想正好吻合。

1910年，上海工商、金融界曾出现过一场人人皆知的“橡皮股票风潮”，人们为之谈虎色变十余年。商务印书馆那时吸取外界存款，参加流转。夏瑞芳动用公司资金参加股票投机，结果白白亏空十万元。公司虽不至于由此倒闭，但如果竞争对手借此游说债权人一齐都来索款，商务将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夏瑞芳为此十分颓丧，不能专心工作。张元济中断了环球考察的旅程，提前匆匆赶回国。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张元济去信日本向金港堂主人通报了情况。不久，又向原亮三郎等去信，告诉对方解决危机的办法，即通过三井洋行，由商务转借十万元让夏瑞芳清偿债务。这几封信，为我们了解商务和金港堂合作的内情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同时也是张元济在这场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

辛亥革命后，国民的民族意识增强，日股资本成了商务发展的一大障碍。1913年9月，董事会议决收回日股。10月，夏瑞芳亲赴日本与金港堂方面谈判。经过多次商讨，1914年1月6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商务以四十五万元代价全数收回日股。此后，商务与金港堂的良好关系仍然保持了一个时期。这从1916年至1918年的张元济日记，可以得到证明：（一）托办业务。1916年4月19日：“翰（高凤池）云金港堂来信，东京某仪器店停，拟将店底售与本馆。已令开细账来。发电去。”这表明商务曾有在日本设立分馆的打算，后因故未果。同年6月10日：“告小平元君，托金港堂代售廿四史，照同行例，每部提酬五两，并交去样二十份。”（二）聘用雇员。1914年初长尾、小谷重等离华返回日本后，商务仍留有日籍雇员。小平元和木本两人的名字，出现在张元济日记中的次数不少，直到1916年底他俩返国为止。小平元似乎经管纸张、设备的采办，木本则是印刷技师。张元济对他们的工作很赞赏。他们回国前，张元济等多次设宴婉商，以加薪等办法竭力挽留，无奈“两人去志甚深，不允留”。（三）求教经营。张元济在日记里，1917年2月5日还有“长尾桢太郎送乙卯寿苏集一册”的记载。可见他们私交甚笃。他与在上海的山本条太郎，还直接求教经营办法。1918年初，中华书局因“民六危机”的关系，曾有与商务合并的打算。2月6日，张元济拜访山本。两天后山本回访，建议不可买。他说：“书业归我独占，招忌愈”，“办事人无外患必骄，骄为最大之病”。张元济详细记录了这次会见的情况，足见他是很欣赏山本建议的。

商务与金港堂合资，中方不受外资束缚，发展了业务，改进了技术，而外资也得到了实利，在旧中国像这样的事是少有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互利互惠的中外合资，开创了中日民间企业间平等合作的先例。科学管理

1914年1月10日，总经理夏瑞芳与张元济一道从商务发行所下班回家。张元济忽然想起一事，复上楼去进行料理，夏瑞芳一人走出大门，来到马车旁，被守候在门前的刺客开枪击中，身负重伤，送至医院不久就去世了。张元济从此失去了一位挚友和事业上的亲密伙伴。由印锡璋继任总经理（后来是高凤池），但实际上挑起公司行政管理事务担子的是张元济。在他的日记中，1913年前仅设“编译”“职员”“杂记”“发信”等几栏；而1916年后增加了“公司”“发行”“印刷”“纸件”“用人”“分馆”“财政”“文具”“同业”等栏目。从公司经营决策、制度修订、人事更动、盈利情况，到订购纸张、添置设备、计算工本、同业行情等，应有尽有。

张元济把编译工作交给高梦旦主持，自己全力投入了全公司的行政管理工作。设立总务处是张元济改进公司管理的重要一着。1915年，陈叔通应张元济约请进入商务。不久他看出了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的弊端，建议设立一个统一机构，来协调三所的工作。他对张元济说：“你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张元济接受了他的建议，总务处虽不是一个领导机构，只是一个合议机构，但有了它许多规章制度得以统一贯彻，这对商务日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重视管理的思想由来已久。1910年在环球考察中，他就注意欧美企业的管理效益。如对英国邮政、电报两局经营有方，对顾客“能体贴至此”，留下很深的印象，认为“吾国人之司此事者，宜知所取法也”。后来在一封致总经理高凤池的信中，他就公司“永久之根本计划”提出“用人”“财政”“组织”三条大纲。在“财政”一条中，他指出：“是理财亟宜得人。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对于公司的组织事宜，则提出了“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等措施。他一针见血地说：“然确见公司成立以来，制度实未完备，且积习已深，不速改革，于公司前途甚有障碍。”

事实上，已有不少教训了。1917年2月，商务安庆分馆账房褚某卷款潜逃。消息传来，张元济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议。不几日，他亲自定下“整理账务”的两条决定：①经理管图章；②月结单由经理逐笔核对。为加强各地分馆账务的力量，商务向社会招考财会人员。张在他的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下了数十名“正取”“备取”“补习”“备补习”的名单及其评语。

公司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很快制定了分馆稽查账务规则等章程。但当时总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很不健全。比如账房所设仍是老式簿记；公司历年结算报告，只载贷借对照表而无损益计算书。少数人依然借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贪污案时有发生。图书公司负责人鲁某挪用公款七千余元，在外私设进出口洋行，私自印售书籍。1918年1月事发后，不少人为此人说情，劝张元济不要将案子捅出去，私下了结完事。张元济一面自责“平日用人不当，办事疏忽，咎无可辞”；一面坚持将事揭破，诉之公堂，限期追回赃款。一个部门长期不向总馆解缴收货款，竟无人过问；出了问题，有人又以“此事于公司甚不好看”，主张私下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张元济态度鲜明，认为“公司范围日广，不能不照章程办事”。从此他更加关心各部门账务，经常派人查核，有时亲自调阅账册。他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制度，必须物色一位能掌握会计工作全局的人才。他在日记中写道：“公司范围日广，簿记必须更改新式，但事前必有预备，人才必须预储。最难一层，旧人必不惯此，将改未改之时，必有无数阻力。如抓办此事，必须通盘筹划，非仅佣雇一二人便可着手也。”1920年，张元济终于聘请到了年轻的英国留学生杨端六，制定全公司的会计制度，使商务的管理向新型现代企业大大迈进了一大步。杨端六还为商务的编译工作提出过改组办法，深得张元济的信任。

我国最早订有稿酬条例和版税制度的出版企业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10月，严复翻译的甄克斯《社会通诠》一书出版，就订有版税合同，版税率为40%。立合约译书人严几道（严复）为一方，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一方。张元济在1911年前后与梁启超的通信中，还多次提到稿酬和版税问题。这些制度的建立，对我国近代出版界影响很大。

张元济办事认真，讲求效率。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商务的几个所不在一处，编译所在闸北，发行所在棋盘街，张元济几乎每天一处办好事，就赶到另一处，下班后还常把未了的公文大包小包地携回家中处理，虽至午夜亦不厌倦，第二天一早即将文件文稿分交各主管人员。他对于办事拖沓马虎，不负责任，极为不满。有一次他到杂志部查看，发现对读者来信和汇来购书款，有的复信不及时，有的邮费算错，有的同一收信人分寄两信，他都一一指正。平时发现收发处报告、信件有未复者，他常常当即“调阅原信”，亲自批阅。那时有人私下议论，说这过于琐碎。其实，这正是一个企业家的高度事业心和求实的工作作风。

张元济倡导廉洁奉公，提倡节约，从来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爱惜纸张，来往书札都利用纸边或废纸撰写信稿，一个旧信封使用数次。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据一位商务老职工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次奉秘书科长张雄飞之命到张宅送信。信封是旧的，上面原有的“张雄飞先生收”几个字用毛笔涂去了。边上写“菊老亲展”。信由保姆送上楼，十分钟后信即送回来人，信封上“菊老亲展”也用毛笔涂去了，在已涂去的“张雄飞先生收”的右上角添了一个米粒大的小三角。一只信封用了三次。但是，张元济为了健全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即使多花一些钱，也毫不吝惜。英文部提出添购打字机，高凤池以“撙节之不易”为由加以反对，而张元济认为当用者不能视为“豪奢”。原来邮寄刊物的贴头，每次都是手写，费时费事，时有错讹，张元济提议一律改用铅字排印，哪怕月刊的半年订户只需贴头六张，也一律铅印。文书档案的分类保管用纸量很大，为了健全制度也在所不惜。

企业要发展，靠资金积累。张元济历来注意盈余分配问题，主张多留少分。而股东会讨论红利分配时，多年来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为维护企业的长远利益，张元济常常与人争论不休，甚至一厘之微也不让步。商务原定盈余的十分之一为公积金。1922年5月，张元济提出一项提存股息公积的方案。这种扩大企业公积金提取范围的改革，在当时确是一种开辟草莱的创举。推行中阻力很大，争争吵吵好几年，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仅三年，股息公积本金连利息已积存86万余元，对增强企业实力大有好处。1932年“一·二八”之役，商务损失1600万元，亏耗347万余元。公司一不倒闭，二不向银行贷款，完全靠自身力量重振旗鼓，很快复兴，主要靠的是老底子厚。当时北平、香港两厂日夜三班赶印秋季教科书，保证了市场供应，对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一切，得力于张元济当年“多留少分”的主张。用人惟才

张元济的用人主张，归结起来是“储才、汰冗”四个字。

1917年，他在一封致高凤池的信中说：“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象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此等病象决不发见于今日，而病根实种于此时。”他与高凤池虽然“政见大不相同”，仍然提出“逆耳之忠告”，主张“退无用的人”，“进有用之人”。高竭力主张论资排辈用老人，用平素相识之人；张则主张推陈出新，用年轻人，不论相识不相识。1918年5月29日，张元济进一步提出了“急于储才”的“用人说”。他认为，“故欲储才，不能不先汰冗”。商务领导层中关于用人问题的争论，一直未停止过。1919年10月8日，张元济于灯下写成一千余字的长信，再次痛陈利弊，指出高凤池用旧人的做法“是以人为重而公司为轻”，有四方面“流弊”：“老朽日增，新进不易超擢，而公司办事必无精神，一也；凡稍有年资者，以为禄位永保，办事无庸尽力，二也；冗老愈多，耗费愈甚，三也；公司事业不能随时势进步，四也。积此四弊，公司有不趋败坏者乎？”

张元济一贯主张“取诸社会，用人惟才”，不受年龄、资历或亲疏的约束。比如，高梦旦思想敏锐，学问精博，而“淡于荣利”，“以教读自给”，连秀才也未中过。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废除跪拜，翻译西书如普罗米修斯窃火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张元济极为赞赏，即邀其入馆任国文部长，以后还委以编译所长之职。杜亚泉也是位求实学、淡功利的学者，靠自学精通数理化等学科。他开设亚泉学馆，自办《亚泉杂志》，是我国近代倡导科学的先驱者之一。张元济聘杜为理化部长。恽铁樵，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喜爱文学，以优秀的译作和小说创作崭露头角，为张元济所发现，聘为《小说月报》主编。鲁迅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就是经恽热情推荐，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恽铁樵慧眼识鲁迅”，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一代文豪茅盾（沈雁冰）当年进商务时，只是个月薪仅二十四元的“试办”者，在英文部函授学校改改课卷。一次见到新出版的《辞源》，忍不住给张元济写信批评得失。第二天高梦旦由张指派，约沈谈话，调他到国文部工作。张认为把沈放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才”。后来事实也证明，沈的文学创作才能远远胜过它的英文翻译。张元济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早年留学英国归来，还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师。张元济就约请他编《动物学》，以后又出版了丁主编整理的《徐霞客游记》等书。1926年，张拟请丁文江入馆，但为高凤池所阻未能成功。又如美国留学生周厚堃，曾发明中文打字机，1916年回国。张元济等议定“每月送月薪百六十元，可任监造打字机”。后来周又出国深造，商务出钱资助，继续聘用其为公司服务。中国动画影片的首创者万籁鸣兄弟也都出身于商务。商务人才辈出，与张元济的“惟才是用”，广为收罗的用人方针是分不开的。林熙在他的文章中曾写道：“自民国成立以来那20年间，国内著名的学者、作家、名人、名士，几乎没有一个不和商务发生文字关系。”这话毫不夸张。

张元济既从社会上延聘人才，也注重自己培养人才。主要办法是业务实践，提倡在实践中增长职工的才干；同时给职工提供良好的条件，提倡职工自学和业余进修。商务的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藏书之富，为当时世界上许多出版社望尘莫及。张元济指令图书馆不论业内或业余时间，任人借阅。商务的编辑人员得益于这些丰富藏书的滋养，有许多后来成为各学科的专家里手。茅盾和郑振铎就曾说过，在商务学得了大量知识。张元济对于有相当学识的编辑和职工，常由馆方给以资助，进行深造。

商务附设的商业补习学校，由张元济兼任校长，1909至1933年先后办了七期，毕业学员三百多人，分派到公司各个部门，后来有的担任了公司的科长、秘书，有的担任各地分馆经理、主任，成为企业的骨干。如人事科长丁英桂、秘书科长张雄飞和后来成为著名编辑的徐调孚等，都是补校毕业生。1915年，编译所附设函授学社，开始只授英文一门，后来增加国文、数学、商业和图书馆等各科。张元济仍兼任校长，并亲自过问学校事务。函授学社前后毕业数千人，著名共产党员杨贤江，就曾参加商务函授英文科学习，后主编《学生杂志》等刊物。商务还办过印刷技工学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等，从毕业生中吸收职员或练习生。

张元济一向反对公司高级职员子弟在公司任职。1918年9月，某高级职员儿子赴美留学，有人主张送津贴资助。张反对这样做，指出：“其子弟席（藉）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设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之，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知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平，而公司愈受其害也。”

他竭力主张年轻人在外办事，多受磨炼，到其确有能力再由公司延聘。鲍咸昌想让自己儿子当印刷所长，张元济对鲍开诚相见，劝说他不要这样做，鲍词色愤懑，甚不以为然。张不顾情面，又给鲍写信，希望他从“公司利害”出发，跟自己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这种进步的用人主张令人敬佩，至今仍值得效法。

张元济向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树年三十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回来，想进商务工作。张元济一口拒绝，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了商务，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之后，必然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我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处处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这将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想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1926年张元济就用人问题对人说：“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他以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在“五四”浪潮中

一场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拍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各种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张元济感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竭力改革图新，赶上时代的步伐。

为配合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商界酝酿罢市和抵制日货，张元济的态度是积极的。1919年5月7日，有两家书局率先登出声明于9日停业一天。张遂约总经理鲍咸昌等响应。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是日因书业商会议决，表抵抗日本及北京学生敬爱之意，停业一日。”他通知出版部，停止刊登日本广告。他还减少了三井洋行保险的投保额，当对方查问时，他坦然地答称“时事如此”。5月26日，上海学生代表到商务要求检查日货，张热情地接待了他们。6月5日，全市罢市罢工，商务印刷厂工人带头停工。商务领导层中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担心经营受损，主张不能发薪，甚至想遣散罢工工人。张元济认为这次罢工“与寻常争加工资不同”，力争发给罢工工人部分工资。罢工持续一周，有些领导人不耐烦了，张元济说服他的同事们，等待事态的发展。6月8日，他提出并在董事会中顺利通过了捐赠学生会银洋五百元的决议，还要求“在发行所设休息室，略备茶点招待学生”。后来因租界当局禁止游行而作罢。回顾1916年时商务衡州分馆罢工，张元济曾主张“尽数斥退”罢工者。时隔三年，态度完全不同，无疑是受到“五四”运动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

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一些使用日本纸张的同行，濒于停工待料境地。张元济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从5月到8月，仅上海总馆支援同业的纸张就达一万余令。他通知有关人员，商务“所定日货，一律结清，勿任延宕”。生产所需原料，宁可高价购买欧洲货，也决不再进日本货。张元济以他赤诚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五四”的时代洪流中来了。

作为出版家，当然还应该从他的出版物来看他在时代浪潮中的表现。“五四”前，商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趋于保守的出版企业。刚进商务的茅盾就看出，这里“一方面似乎搜罗人才，多出有用的书籍，而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变相的官场”。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上点名批评商务的杂志是“守旧式”“杂乱派”，批评得十分尖锐。

张元济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1918年，他就认为“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1920年2月的一次董事会上，他告诫大家：“现在各省自编教科书，又新思潮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本馆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书籍不免减退。应当注意印刷，力求进步。”在此前后，他亲自抓了出版物的一系列改革。他主持讨论改编教科书问题，主张加注音字母，改文言为白话。1920年2月又商议编白话辞典。张元济主张“《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等皆可入注，各志书、方言也要采”。一整套新式白话文的教科书问世了，一册册介绍新思潮、新科学的著译出版了，一扫人们心目中的不良印象。这一时期商务的出版物中，《共学社丛书》是十分突出的一套书籍。

共学社是梁启超发起的一个学术团体，1920年4月成立。张元济应邀参加，并安排商务为共学社编译垫款。共学社组织并不严密，它的实际工作就是出版《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共学社丛书》出版了82种，类别达17类。内容很庞杂，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包括相对论在内的新科学，有俄罗斯文学译作，当然也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实证主义等著译。作者、译者有梁启超、蒋方震、张东荪等研究系骨干人物，有王星拱、夏元瑮等科学家，也有当时还年轻的进步文学工作者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张元济本着介绍西方新思想，发展中国新文化服务为目的，切切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7月，他还向驻日使馆的朱绍廉了解日本出版“俄国共产主义”书籍的情况，表示商务愿意出这种书，可见其“兼容并蓄”的出版指导思想。这一点与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宗旨十分相似。“五四”浪潮推动着张元济对商务一系列杂志进行改革。他请当时在著译上已崭露头角的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结束了鸳鸯蝴蝶派文人长期把持这个刊物的局面。1921年初，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充实的内容、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也得到了更新。胡适在当时被守旧派视作“异端”，而张元济坚邀他来沪主持商务编译所工作。连写文章批评商务的罗家伦，张元济也请他担任馆外编辑。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如胡愈之、叶圣陶、杨贤江、章锡琛等，在张元济的支持下脱颖而出，担起了各种书刊编辑的担子。“考文献而爱旧邦”

茅盾曾说过，张菊老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这可以从他创办图书馆和整理出版古籍的重要贡献中，得到证明。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有个图书资料室，后来取名“涵芬楼”。由于藏书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公司拨款十万元，建造了一座五层大楼，取名东方图书馆。1929年，它脱离编译所而独立，并对外开放，成为当时上海一家著名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作为庋藏善本的一个专用书库，依然存在。东方图书馆的命名，据王云五在《涵芬楼书目序》中说，是为了“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可见它的创办目的和社会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作为一家私营出版机构，拥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并且对外开放，这是与张元济等领导核心人员的识见和魄力分不开的。张元济等之所以要办这座图书馆，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编译所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二是为社会服务，达到“扶助教育”的目的。“扶助教育”是张元济一贯的主张，事实上东方图书馆的建立，确为上海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专家学者带来了极大好处。商务及东方图书馆

为了扩充图书馆的藏书，张元济更是不遗余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又说：“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据他的嗣子张树年回忆，他父亲爱书成癖，走进上海四马路一带的旧书店，就一头扎到充溢着霉味和灰尘的旧书堆里翻捡，如同沙里淘金，流连忘返。当年他家住在现今西藏路北京路附近，为了搜购旧书，特地在大门上端钉有一块铁皮，上用红漆书写“收买旧书”四字。某次，有人送来一包旧书，恰巧他父亲不在家，晚上回来较晚，未来得及打开查看。翌日，此人匆匆赶来将书取走，不料几日后巡捕房包探来查询，说那人取回书后打开包，被包中的炸弹炸死。不久就发生夏瑞芳被刺事件，真是好险啊！

张元济的搜求范围不限于国内，东方图书馆所藏罗马教皇梵蒂冈宫中明末唐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就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搜购的。1928年赴日访书，几乎遍视了日本各公私图书馆所藏我国珍本秘籍，以后通过中华学艺社拍照影印回了许多国内已绝版的古本书。今天我们见到的一些古本小说，就是依据当年张元济等从日本带回的明刊本排印的。

张元济竭尽全力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行动，却为某些商务股东所不理解。1927年4月一部分股东聚会，批评公司花巨款购进藏书家蒋孟苹的一批古书，以“徇一人之嗜好，购此无益之古书”，影射张元济，并披露于报端。消息见报后第二天，商务召开股东大会，张元济公布了买书的各项文件，力陈得失，回答了那些股东的质问。

正由于张元济等的大力搜购充实，截止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四十六万三千余册，图片、照片五万余幅，其中善本书近五万册。然而，除了少量古籍珍本早先移藏银行保险库外，几乎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这场毁灭我民族文化遗产的浩劫，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重大罪行之一，值得中日两国人民牢记和警惕。此后，1933年3月，张元济曾聘请社会名流，组织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募集图书基金，他本人认捐一万元。可惜收效甚微，东方图书馆复兴计划终成泡影。

1939年上海已沦为“孤岛”，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也遭流散，为了抢救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力邀当时在北平的顾廷龙来沪主持馆务，创办人各自捐出自己的藏书。张元济所捐一大批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计九百三十五部、近三千八百册。“合众”以收藏古籍为主，可称为研究东亚学的专门图书馆，许多学者和青年文史工作者在此得到过丰富营养。1953年该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现在是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有些人提倡西学，却对我国文化遗产抱有虚无主义态度；有些人则相反，对外国先进思想文化视作洪水猛兽。张元济从没有把西学与中学两者对立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温故知新，二者并重。”他完全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他在商务主持古籍整理、出版几十年，不辞辛劳，锲而不舍，其根本出发点就是在于“考文献而爱旧邦”。他不仅有史学、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而且有着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一生主持出版了五部大书，即《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张元济整理出版这些古籍，鉴于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抢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二是解决学者求书之难，满足阅读的需要；三是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此外，通过校勘和考订，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得到善本、珍本，他常常到处奔波，辗转托人，费尽了心机。为解决影印的修版问题，他亲自与工人们一起作长时间的研究，用各种办法试验修复破损的字或笔画。为早日把书印行出来，他又经常利用在轮船上、火车上以及夏季避暑的时间辑校。这种对待事业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精神，令人崇敬！夕阳正红

上海解放时，张元济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他感到万分的喜悦。他愉快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职。1949年9月，他作为特约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住了近五十天。这是他自清末离开官场以后在北京耽搁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地重游，引起他许多回忆。19日午间，陈毅来到他的住所，说：“菊老，毛主席让我来邀请您和李明扬先生一起游天坛，车子在外面等着。”到了天坛，毛泽东在祈年殿门外等候，还有程潜、陈明仁以及刘伯承、粟裕等好几位。他们一起浏览了祈年殿、圜丘、回音壁。在回音壁外树荫下，毛泽东请大家坐下休息，喝茶、谈天。张元济年最长，毛泽东坐在他旁边，问他戊戌变法时的情形，问光绪召见时的仪式。毛泽东谈到商务印书馆，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当夜张元济不能入眠，对陪同他的儿子说：“今天看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识。……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希望了。”10月1日，他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面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他激动不已。他对祖国建设十分关心，多次提出建议。在讨论《共同纲领》时，他对第三十六条关于交通建设，建议增加推广水运的决定，被大会采纳。毛泽东邀请中南海座谈，他又向毛建议：“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应酌登确有地址姓名之来稿，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为工业，再次为农业。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在京期间，他会见了许多商务的老同事和老作者，还向出版总署提出了有关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的一些问题。他在这段时期的活动和感受，曾写有《赴会日记》，作了详实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夕阳正红。张元济的晚年“及身已见太平来”。他充满着喜悦和活力。但是，繁忙的公务和社会活动，打破了多年平静的生活规律。从北京回沪后不久，他在一次大会讲话时，因脑血栓病倒，左肢偏瘫。在多年的病床生活中，他仍然照常看书看报，写信谈话，有时还写些旧体诗。1951年8月29日，他为西藏和平解放致信毛泽东，就西藏文化教育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信中附《西藏解放歌》长诗一首，热情欢呼这一“民族大团结之伟业”。毛泽东复信说：“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1956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九十高龄的张元济读了报纸，兴奋不已，还想作诗，但脑力衰退，已经做不出来了，可他心中仍燃烧着一团火，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1957年6月，他以浙中父老身份给蒋介石写信，希望早日见到国家的统一。

1959年8月14日，这位爱国老人、杰出的出版家、企业家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三岁。（本文与陈梦熊先生合撰，原载《中国企业家列传》第2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10月）注释

[1] 还有一说，称张元济在正式入商务之前，曾推荐蔡元培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第一任所长，1903蔡因《苏报》案被迫离沪去青岛时离开商务。但此说不确，原出于蒋维乔1935年《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页）。多种商务研究专著及《蔡元培年谱》均采用此说，但始终未见其他确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张人凤兄曾撰有《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说质疑》一文（见《济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人员名录》及其他商务老人回忆中考证，商务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置编译所于虹口蓬路，张元济即担任所长，而蔡元培并未加入编译所，更无担任第一任所长之事。蔡本人的文字也没有提到过任此职务。今《张元济年谱长编》已纠正此说，见《长编》卷上第122页注释。——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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