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洛朗·普法阿德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蒙娜的法兰西情结试读：
前言
西蒙娜·韦伊女士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令人关注的女性代表。作为法国政坛著名的女性政治家、欧洲知名的女权运动的领袖、欧洲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她与法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她是一位主张自由的女性，虽然在政治上持中间偏右的观点，但是她能获得各大党派的支持，在公众中一直享有良好的口碑。1979年，通过民众普选当选为欧盟议会首位直选议长，在此之前，她曾在蓬皮杜和德斯坦执任总统期间，分别担任法国政府重要的职务。
在信念问题上，她是一位独立性极强、永不妥协的女人。西蒙娜的同事都十分了解她，一旦她作出决定，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她的主意。她会拼命地去坚守自己的选择。她的座右铭是：别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不要轻信任何传闻。如果有人问她：“什么是你最推崇的美德？”她会爽快地回答：“独立思考。”
高尚的道德和永不疲倦的奋斗构成了她人生的坐标。她是一位命运极为特殊的人物，她的一生能够折射出人类数以千计的命运。除了她坦率正直的形象外，在她的身上我们能够领略到她所生活的年代，她所为之不断奋斗的事业。她的人生阅历与民族的历史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战争、纳粹集中营、地狱、为妇女权益和妇女自愿终止妊娠法案的艰苦斗争、为欧洲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本书还让我们了解到法兰西学院的终身院士西蒙娜·韦伊夫人的内心世界，讲述了她为人贤妻、为子良母的女人天性。她有一张生动而富于表情的面容，她的双眼透着圣母般的慈爱。她体态丰腴，气质优雅，时常引来异性的目光，但很少引起女伴们的嫉妒。她始终美而不艳，媚而不俗。2013年8月6日，在法国公布的“年度最受欢迎的法国人排行榜”中，西蒙娜位列第二。她所撰写的自传体小说《一生》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该书的销量迄今已经超过了55万册，为法国2007年十大热销图书之一。
她在任职期间，不仅多次出席我国驻法使馆和华人团体举行的各类活动，还多次访问过中国，受到我国时任党政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对中国的发展变化印象深刻，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她说，很多在法国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做到了，这是值得西方人思考和研究的。
值此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我们以介绍这样一位充满法兰西情结的女性政治家来祝福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译者2014年初春于北京
序言
虽然精英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们的青春永驻人间。[1]——马夏尔
马夏尔的话很有哲理，至少对于法兰西政界当代女性的代表人物西蒙娜·韦伊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作为法国人，1974年9月西蒙娜在巴黎仅停留了3天，1979年在斯特拉斯堡也仅滞留了几小时。虽然西蒙娜在法国似流星般闪过，但是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一点，西蒙娜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给法兰西的历史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4年，这位17岁的犹太小姑娘生活在尼斯的阳光下，与法国甚至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并无异样，那就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享受大自然带给她的愉悦。西蒙娜的父母在学业上十分出色，尤其是她的父亲，学习成绩始终独占鳌头。但是，这并没有使她的家庭避免起起伏伏的坎坷与颠簸。她本人和她的亲人一样远远想不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但是，她人生最悲惨的低谷和最光辉的顶点都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她的人生，就像一个时时都有崩塌危险却不露声色的陡峭岩石一样。风暴给人带来苦难，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对西蒙娜来说，无论喧闹还是沉寂，血腥还是甜蜜，她总是带着同样的坚定和耐心面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时，命运就像一扇迎着阵阵和煦的春风而展开的羽翼，将她推向光明以避免落入深渊。
但是西蒙娜还是被押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坠入了人间地狱。大家都知道地狱是死神的领地。然而，西蒙娜和她心爱的姐姐蜜露却逃出了魔掌。就像希腊神话中被母亲在斯提克斯冥河中浸泡过的阿基里斯那样，告别了死神，走出了地狱，坚强地活了下来。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西蒙娜的双眼目睹了许多书刊都无法讲述的德国纳粹残酷杀戮犹太人的罪恶行径。西蒙娜的双眼曾流淌出愤怒的眼泪，这些眼泪在通往死亡的冰雪之路凝结。西蒙娜的双眼永远记住了哥哥让、母亲伊万娜和爸爸安德烈和蔼可亲的模样。
在寒冷的冰层下面，一直掩盖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一腔亟待奔放的激情。因为当西蒙娜走出地狱后，她并没有忘记带着满腔的热情干就一番更伟大的事业。西蒙娜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即使她的远大抱负有时迫使她有意识地做一下策略上的微调，她都拒绝使用政治手腕，也不会向别人退让妥协。面对试图使她就范的各派政治力量，她始终追求正义，捍卫妇女神圣的权利，尊重每一条生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欧盟的建设。所有这一切她都没有表现出丝毫高贵与不凡。尽管有些人曾试图找到置她于死地的弱点，其结果都是徒劳的。
西蒙娜从不顾及意识形态、男人和友情的问题，她凭自己的良知与信念，以一种独立的、不向任何人妥协的方式保护着我们共和国的神圣之火，在与不公正的行为作斗争的同时，为每个人争取自由。
西蒙娜作为现代的圣女，已经成为我们共同记忆中无法忘却的一[2][3]部分。她是第五共和国可以与M.德布雷或R.巴丁代尔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物，除戴高乐将军外，她与所有的共和国总统均打过交道。像[4][5]L.奥布拉克、居里夫人或G.狄戎一样，她是法国人民心中的民族[6]英雄。西蒙娜的生命和我们时代其他杰出巾帼如G.哈利米、F.吉鲁[7][8]、L.魏斯的生命交相辉映，折射出绚丽的生命之光。
这位20世纪为女性权利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勇士险些像法国历史[9]上另一位女权斗士奥兰普·德古热那样被送上断头台。尽管在巴黎先贤祠的横楣上刻有“祖国感谢伟大的人”，但是这位在法兰西学院已经坐上拉辛院士交椅的女性本可以在路易十四的领导下，从大家闺秀变成一名勇敢的公主。
很久以来西蒙娜就已经深得法国人民的爱戴。她将与R.巴丁代尔、[10][11][12][13]B.拉扎尔、V.舍尔谢、J.莫内、E.左拉一样，是令人类骄傲的巨人之一。
[1] 马夏尔的拉丁文全称为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公元104年死于西班牙东北部一个叫萨拉戈萨的城市。其著名的作品为《公元一世纪的讽刺诗》（Epigrammata of First Century AD）——译者注。
[2] 德布雷，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将军的亲密助手——译者注。
[3] 巴丁代尔，法国著名律师，曾任法国司法部部长，法国于1981年10月9日根据他的提议废除死刑——译者注。
[4] 奥布拉克，二战期间，法国著名的女抵抗法西斯成员——译者注。
[5] 狄戎，人种学家，著名的女抵抗法西斯成员——译者注。
[6] 哈利米，律师，法国争取女权斗争的积极分子——译者注。
[7] 吉鲁，法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8] 魏斯，法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9] 德古热，法国女文人，女性政治家，是法国人权宣言的笔者之一。她提倡女性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1748年被送上巴黎断头台——译者注。
[10] 拉扎尔，法国文学评论家，政论记者——译者注。
[11] 舍尔谢，法国政治家，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身后被葬于巴黎先贤祠——译者注。
[12] 莫内，法国经济学家，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之一——译者注。
[13] 左拉，法国著名作家——译者注。
家庭的幸福
母爱都是一样的。——科昂：《我妈妈的书》，1954
安德烈和伊万娜
[1][2]不久前，让·奥梅松在讲演中说“我们的故事始于童话”。那是1927年的夏天，当温暖的阳光洒在北部平原和地中海沿岸的时候，欧洲和法国虽然刚刚从世间最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走出不足10年的光阴，然而在那里的上空时常飘起朵朵迷人的彩云。人们期望一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噩梦，同时企盼以德雷福斯为标记的反犹太人的行为，能够在战壕里结下的兄弟情谊中成为令人遗憾的久远回忆。1927年夏季的这些彩云就像拂过蓝色海岸天空的彩云一样，让人心旷神怡。人们面带微笑地仰视这些彩云随风拂去，从没有想过天会下雨。
然而，那里确实在酝酿着一场恐怖的风暴。就在这一年的8月，被经济危机不断困扰又被法国军队占领部分领土的德国在纽伦堡举行了首次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大会。该党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一名下士军官，名为鲁道夫·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希特勒曾在一年前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奋斗》一书。在这本书中，希特勒表达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以及日后报复法国的心态。纳粹党当时还是一个不足挂齿的政治团体，因为在多次的立法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均未超过3%。[3]
在法国，普恩加莱在左派联盟失败后，于1926年组成了他的最[4]后一届政府。作为内阁总理，他呼吁全国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打击使法郎贬值甚至崩溃的地方性投机，并推行一整套严格的经济政策。他提出的“凡尔登金融政策”使法国的经济稳固多年，并且克服了潜在的经济危机。
1927年7月13日，法国尼斯迎来了一位小姑娘的降生，取名为西蒙娜·雅各布。她是家里的老四。像她的父母安德烈和伊万娜一样，马德莱纳、 丹尼斯和让也非常开心地欢迎小妹妹走进他们的生活。她的父母均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自1860年，他们就来到了以英国人大道而闻名于世的，素有蓝色海岸称谓的尼斯城安家立业，理所当然地成了法国人。
西蒙娜的爸爸，安德烈·雅各布是一个很出色的学者，从事艺术和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他出身于洛林地区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洛林在法国是一个较大的地区，该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一样，为法国培养出[5][6][7]许多名门贵族：布鲁姆家族、德雷福斯家族、施韦策家族等。
雅各布一家在19世纪迁居到巴黎，安德烈的父亲是巴黎煤气公司的一名会计，他有一个伯父在中央大学任工程师。安德烈的妈妈——M.斯奈尔伯是一个珠宝商的女儿。
安德烈在罗兰中学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后来，为了纪念在二战被德国纳粹在巴黎西部瓦莱里安高地杀害的法国著名作家、抵抗运动成员，这所学校更名为雅克·德库尔中学。中学毕业后，安德烈进入美术学院建筑设计系学习，师从巴黎许多大宫殿的建造者之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H.德格拉纳。在这里安德烈的出色天赋也渐露端倪。
然而，安德烈正在扶摇直上的设计天赋即刻被将整个欧洲拖入深渊的一战所击落。像许多犹太家庭的男孩子一样，安德烈与众多的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弃笔从戎，他们以愿为自由而献身的C.佩吉和A.傅尼耶为榜样，参加了共和国卫队。
西蒙娜在回忆其父亲这段历史时说：“像所有具有类似经历的犹太家庭一样，我父亲的家也是一个世俗的、充满爱国激情的家庭。他的父辈们都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因为自1791年以来，他们的[8]国家就赋予犹太人充分的民权。”尽管本世纪初，在法国军队里还尚存反犹势力，但像安德烈那样自愿参军的犹太人仍然很多。就连预备役的军官德雷福斯都已戎装在身，厮杀在法兰西的战场上。他们要保卫法兰西，保护人民，捍卫这个民族的尊严。因为在这里已经废除了特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已刻骨铭心。
由于安德烈所服役的部队是一个观察空中飞机突袭的预警卫队，所以在战事伊始他就被派往前线参战。他只是短暂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因为从1914年10月起，他就成了德军的战俘。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被羁押在法国北部莫伯日的德军战俘营里。
战后，安德烈带着对德国人的满腔仇恨回到了家乡，并重启学业。于1919年凭借“日内瓦万国宫”的设计摘得了第二届罗马建筑大奖，其获奖名字的排序仅在法国20世纪著名建筑大师J.卡吕先生之后。关于这一奖项，1919年9月9日的《政治与文学鸣论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昨日，法国艺术学院遴选了参加罗马建筑设计奖的十位建筑设计师提交的作品。被推荐参赛的设计作品为：日内瓦万国宫。本次评选的两类设计大奖分别授予卡吕先生和阿方奈尔先生； A类二等奖的得主分别是吉拉尔丹先生和索利耶先生；一个B类二等奖的获得者是1891年生于巴黎的，现师从德格拉纳大师门下的雅各布先生。”
安德烈怀揣获奖证书，开始了建筑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并邂逅了西蒙娜的母亲伊万娜·斯坦曼兹。当时认识西蒙娜母亲的人都说，他[9]妈妈与当时绰号为“仙女”的女明星G.嘉宝面容上确有几分相像。
这位具有比利时和莱茵兰血统的巴黎女子自19世纪末就获得了法国国籍。她有一个哥哥叫马克西姆，一个妹妹叫苏珊。读书时，这三个孩子都是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学生。认识安德烈时，伊万娜芳龄21岁，经营着皮草生意。她即刻被这位32岁却已略有秃顶的、虽外表严肃但酷爱蒙田和左拉作品的建筑师所吸引。
1922年5月22日，这对恋人在他们居住的巴黎第9大区、位于特吕代纳大街的市政府举行了婚礼。这里也是犹太人在巴黎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
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伊万娜就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马德莱纳，女儿成了他们精心呵护的宠儿。1924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丹尼斯。1925年迎来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让。1927年西蒙娜降生到这个家庭，给哥哥姐姐带来了极大的欢喜。
就在西蒙娜出生的当年，全家迁到了尼斯。她爸爸认为自19世纪末，法国的蓝色海岸就吸引了许多富人和权势，那里一定会成为房地产商们的乐园。
西蒙娜父亲的判断非常正确，从1924年起，他们便着手在尼斯置办家业。这也牺牲了妻子伊万娜的事业，因为她不得不放弃酷爱的化学研究工作。在尼斯，由于安德烈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和雇员，便开始设计拉西约塔别墅。这是一幢完整记录了西蒙娜美好童年的别墅。该别墅坐落于尼斯城音乐家们居住的宅区，因此在那里能够见到许多在一战前修建的，濒临大海的别墅。这些建筑展示了欧洲贵族和俄罗斯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保留了人们对曾在此居住过的H.柏辽兹[10][11]、G.勒鲁等名人的回忆。而安德烈的工作室就设在他们私宅的一间房子里。安德烈的女儿们共住一间卧室，儿子让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西蒙娜对上一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那种温馨舒适的童年生活一直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在2007年，西蒙娜颇有感触地说：“幸福[12]的童年会让你享用一生。”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行市的暴跌和吞噬整个欧洲经济的危机浪潮毫不迟疑地卷走了人们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从1931年至1932年间，西蒙娜家里的经济状况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家里不仅减少了日常订购的商品，而且还要卖掉小汽车。更为可怕的是全家必须搬出这套漂亮的房子，住到不很有名的克吕维街区，那里的房间矮小且十分简陋。地板变成了粗糙的石砖，每日目睹的英国人大道变成了远郊乡村的羊肠小路。
在这样的房子里，冬天还要节省暖气。由于房间少了，晚上让不得不住到客厅里。
年幼的西蒙娜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她特别依恋一直用心照顾她的姐姐。他们日子过得非常平庸单调：要么整天闲聊逗趣；要么在由于地面砖吸热而显得阴冷的房间中傻笑一番；要么在贴有蓝色壁纸的房屋中写写作业；要么周日到散发着鸟语花香的树丛中走一走。[13]每天蜜露、丹尼斯和西蒙娜都形影不离。西蒙娜愉悦地回忆道：[14]“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们组成了粘连在一起的三人帮。”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懂事的姐姐蜜露总是精心地呵护着西蒙娜。西蒙娜虽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但是在她那蓝色的目光中已经可以察觉到她少年般的倔强，以及后来她作为一名女性面对人生与历史考验的决心。
难道是西蒙娜年幼时就已经形成的坚韧性格、亲和力或者是她童稚般的美丽可以同时博得妈妈和老师的喜爱吗？也许是这三种原因同在。的确，就像众多家庭一样，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全家人宠爱的对象。而那些比她年长的孩子，作为家里的希望与期待，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缺少别人的宠爱。尤其是妈妈对家里最小的孩子自然会倾注更多的母爱，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意味着家庭孩童时代的结束。西蒙[15]娜刻意指出：“我的位子就是妈妈的膝盖，没有别的地方。”西蒙娜也非常情愿承认自己曾受到过家里过多的溺爱。
在她父亲眼里，西蒙娜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少女，对人生的理解还过于表面。由于在与耿直且善良的爸爸争论父亲权力的问题上常常需要妈妈的袒护，如今西蒙娜的沉稳、冷静使得她还记得童年她对父亲确实缺少一些温情。对此，西蒙娜回忆说：“我始终有着这样的印[16]象，我最大的幸福都是与我的母亲分不开的。”
西蒙娜的母亲尽管不很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职业生涯。后来西蒙娜之所以为争取女性权益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都与她母亲的经历和她自小就认为母亲始终处于不公平的社会地位有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较为混乱的社会现实的真实[17]写照：在那个时期，女性虽然可以在L.布鲁姆的政府中担任副国务秘书的职位，但是她们却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资格当选国民议会的议员。
对她的母亲来讲，能跟女儿们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事情。许多年后，当西蒙娜成为母亲、祖母和曾祖母后，她曾公开承认说：“我可没有[18]我妈妈那么温柔、宽容和慈爱。”伊万娜花了很多时间来陪伴她的女儿们。姐姐蜜露的一个朋友M.孔瑞特回忆说：“西蒙娜的母亲善听孩子们的意见，她不害怕孩子们提出反对的意见，反而喜欢与孩子们[19]争论问题。”
在闲暇的时候，如果说西蒙娜不跟她的姐姐们在一起的话，她一定和她的童子军伙伴待在一起。这些小伙伴教会她如何去帮助别人，与他人搞好互助，还学会了如何尊重他人，就像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20]L.巴登鲍威尔在1907年所提倡的那样。在童子军活动中，西蒙娜的绰号是“好动的小兔子”。在这里她有很多同班同学。晚上当她回到家中，不习惯有老师来家中拜访。在这些老师中，有很多人是她父母的朋友。雅各布夫妇和孩子们的生活圈子很小，不论在学校，还是在个人生活范围内他们都有共同的朋友。
在学校里，西蒙娜倒不算是一个特别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是，有一次，她却备受关照，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毫无障碍地从一个班被调到另一个班，还没有引起别人的议论。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还尚未发现这位女勇士所留下的奋斗痕迹，或者说，没有过早地发现其未来作为政治人物的某些端倪。1936年，当法国人民阵线组织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很多与她同龄的女孩都有自己的政治态度，而她却显得对政治漠不关心。
在家中，孩子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主要是受到西蒙娜父亲的影响。这是因为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德国战俘营的监禁后，变得很有人道主义思想。他拥护共和制，政治立场偏右，非常反德。他不赞成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间法国外交部长A.白里安与德国外交部长G.斯特斯曼所奉行的缓和两国关系的外交政策。并且要求家人在家里莫谈政治。这也许是为了避免给家人的生活带来不悦，因为他的妻子，如同她的姐姐和在巴黎当医生的姐夫一样，是当时主张和平，立场偏左的一家名为《作品》周刊的忠实读者。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西蒙娜在以后表现出在小资环境下所萌生的反叛思想。她毫不惧怕他的父亲，她可以借助词典的解释与父亲就某词的词义进行争论，以挑战父亲的威严。西蒙娜的父亲文学底蕴颇深，以至于今天西蒙娜不得不承[21]认“我爸爸说的都很有道理”。这也使得西蒙娜和他的父亲之间建立了一种唯一特殊的关系，与其他孩子相比，西蒙娜的性格更像他的父亲安德烈。
30年代末，不管你愿意与否，政治问题成了法国和欧洲各国所有家庭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居住在尼斯的雅各布一家也毫不例外。
在德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合法地掌握了政权，建立了以镇压为手段的集权制度并使之向外扩张，这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
在西奥塔，雅各布一家人已经习惯了在安德烈几年前亲手设计并建造的房子里度假。1934年，伊万娜利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的机会[22]和政治评论家R.阿龙谈论德国的情况，因为后者于1931年在柏林亲眼目睹了纳粹主义的形成与极度膨胀。比赛的场面很有意思，在球员们的正反手发球之间，这位未来欧洲议会主席的母亲和现代地缘政治家聊着火刑问题以及德国纳粹党问题，但是二者都没有意识到仅在几年后，他们将要面对20世纪人类最大的历史悲剧。那时候，西蒙娜只想着在西奥塔的海滩上堆沙堆，她的妈妈确信法国一定会得到有效的保护，躲过德国人的邪恶，因为她知道，法国在1934年6月遏制了极右势力企图占领议会大厦波旁宫的暴乱。毫无任何疑念，法国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的悲剧在各国人民的恐慌中，或者说在同盟者的策划中已经开始上演。这种恐慌同样也走进了雅各布一家人的[23][24][25]生活。像“达豪”“德奥合并”“慕尼黑”等名词频繁地回荡在孩子们的耳边，并使她们通过大人们的谈话感受到了一场新的战争即将爆发，也许这场战争比她们父亲所经历的战争更为残酷。
另一恐怖的现实日趋严峻，那就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尽管雅各布一家从来都不是很遵守犹太人的教义教规，但是他们还是十分担忧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那里犹太人所面临的命运。很多禁令直指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1933年，一纸法令将犹太人排除在公职之外。然后，在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案中规定禁止德国公民与犹太人通婚。[26]
最后是1938年9～10月间的“水晶之夜”，使得许多犹太人的教堂和商店被焚烧。数百名犹太人惨遭杀戮，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押送到了集中营。这一切终于使生活在尼斯的犹太人意识到时局的严峻。
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从德国跑到尼斯避难，西蒙娜正是从这些难民的口中得知了这一切。自全家迁到尼斯以来，西蒙娜的妈妈就经常去避难所接济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当时的避难所，是难民代替了穷人。一些德籍的犹太知识分子躲过了被送往集中营或惨遭杀害的厄运，这其中就有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S.弗洛伊德的儿子奥利弗。雅各布一家与奥利弗有着深厚的友情，西蒙娜和奥利弗的女儿埃娃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惜的是后者于1944年在马赛由于流产后疏于照料不幸身亡。这些犹太难民取代了1929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灾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首要话题。
从那时起，战争让人感到忧心忡忡。尽管西蒙娜的年龄尚小，但是她已经感受到了战争的灾难已经来临。很多来自外国的信息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西班牙，忠于共和政府的共和党成员遭到了血腥镇压；中国遭到了日本的奴役与侵略，所有这些迹象使得人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西蒙娜回忆说：“我最恐惧战争，这是一种早熟的、异常敏[27]感的直觉。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恐惧。”
西蒙娜当然没有想到，自1939年夏天以后，全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将变得越来越少。没有人能够想到，尽管有几百名犹太人躲过了野蛮的暴行，而那只不过是犹太人遭受这种野蛮行径蹂躏的开始。
在1939年西蒙娜上小学4年级拍摄的照片上，我们看到她梳着长长的辫子坐在第一排，就在语文老师鲁吉耶小姐的前边。一种曾经见不到的惆怅浮现在她只有面对摄影师才勉强流露出的笑容中。童年的无忧无虑已不见踪影，反倒是一种焦虑与不安已经写在这位年仅12岁妙龄女孩的脸上。
[1] 奥梅松，法国著名作家，是法国人较为喜欢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2] 2010年3月18日，在法兰西学院欢迎西蒙娜成为院士的致词。
[3] 普恩加莱（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1913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1920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后于1922～1924、1926～1929 再任总理——译者注。
[4] 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对总理的时任称谓——译者注。
[5] 以法国政治家、作家布鲁姆（Blun Léon，1872～1950）为代表的家族——译者注。
[6] 以法国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894）为代表的家族。对该军官的法律误判于1894～1906年引起法国一场政治、司法危机——译者注。
[7] 以法国神学家、音乐家、医生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为代表的家族。施韦策于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8] 西蒙娜·韦伊：《一生》，斯托克出版社2007年版。
[9] 嘉宝，美国好莱坞女影星。
[10] 柏辽兹，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11] 勒鲁，法国侦探小说家——译者注。
[12] 《她》第3224期，2007年10月29日。
[13] 蜜露是西蒙娜姐姐马德莱纳的昵称。
[14] 西蒙娜·韦伊 ：《一生》，斯托克出版社2007年版。
[15] 《她》第3226期，2007年10月29日。
[16] 西蒙娜·韦伊：《一生》，斯托克出版社2007年版。
[17] 布鲁姆，法国政治家、作家。1936～1937年和1938年3月至同年4月分别两次任法国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职务——译者注。
[18] 《巴黎竞赛》第3174期，2010年3月18～24日。
[19] 莫里斯·斯扎弗朗：《西蒙娜·韦伊 命运》，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4年版。
[20] 巴登鲍威尔，英国将军，1907年创建了童子军运动——译者注。
[21] 2010年3月18日在法兰西学院所致的欢迎词。
[22] 阿龙，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23] 达豪是纳粹修建的第一个集中营——译者注。
[24] 指1938年希特勒宣布吞并奥地利实现德奥政治合并——译者注。
[25] 德国第三大城市，此处指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签署同盟协约的所在地——译者注。
[26] “水晶之夜”，又译为“碎玻璃之夜”，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译者注。
[27] 西蒙娜·韦伊：《一生》，斯托克出版社2007年版。
面对纳粹的残暴
作为理想主义者，当梦想和美好的希望刚刚在我们身上开始萌芽的时候，即刻就遭受到现实恐怖的彻底冲击。[1]——《弗兰克日记》
纳粹的追捕
1939年9月1日，欧洲已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尽管年少的西蒙娜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她已经感受到了周围的一些变化。她的正常生活将变得动荡不安。这一年的夏天，西蒙娜染上了猩红热。初期的症状是她和童子军的小伙伴们在法国中部高原南面的加尔和洛泽尔地区之间的艾瓜勒山参加夏令营活动时出现的。
当她和姐姐蜜露、丹尼斯在巴黎姨妈家度完暑假最后几天的时光后，西蒙娜回到了尼斯，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生活。然而，就在边境线的另一端，墨索里尼已经聚集了几个装甲师兵团。所有西欧国家纷纷遭到德军的攻击。不久，战火就蔓延到了法国的边境线上。
西蒙娜的父亲忧心忡忡：一方面为自己的国家担忧，另一方面为自己孩子们的命运担忧。1940年5月10日德国对法宣战，他决定把孩子们送到他的老家：图卢兹。正是在图卢兹，这位仅有13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聆听到了一位将军的讲话，这是在赴往伦敦之前，在P.雷诺政府谋政仅仅数日的一位叫戴高乐的将军。由于西蒙娜的叔叔、婶婶也都逃亡到了伦敦，致使雅各布的孩子们不得不重返尼斯。
在法国政府于1940年6月22日和纳粹德国签署了令人羞愧的停火协议后，法兰西民族又重新步入了平静的生活轨道。尼斯当时处在一个被称为自由区的地域内。这是一个在南北方向从维希到地中海沿岸，在东西方向从多尔多涅到意大利边境的地域空间。不仅如此，德国的盟军意大利还占领着法国四个地区：上萨瓦省、萨瓦省、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当时叫下阿尔卑斯省）、海滨阿尔卑斯省。庆幸的是，在占领区意军没有像德军那样实行残酷的镇压手段。尼斯的百姓目睹了大批的犹太人像潮水般涌入尼斯城。西蒙娜像往常一样每天都到学校上学，然而由于他的父亲经济上的不景气，家庭生活入不敷出。1940年冬，家庭生活的困难倒不是暖气的问题，而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
自1940年8月起，法国开始发放粮卡，雅各布一家生活的物质条件日趋恶化。不久前，维希政府同纳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不仅标志着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法国正面临着丧权辱国的现实，这还表现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这些都是国家首脑人物的耻辱。1940年10月3日，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更为严厉的反犹太人的法律条文：从所有的公共职能部门彻底清除犹太人；不允许犹太人从事任何自由职业；禁止犹太人开展商务活动等。
次日，即1940年10月4日，另一项法令要求拘禁从国外偷渡来法的犹太人，还有那些自1933年以来为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和逃离被占领国家的，尤其是从巴黎潜逃的，试图在尼斯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城市避难的犹太人。这对于雅各布一家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更为严酷的是，安德烈从来就没有将犹太人身份看成是他与其他人的主要区别之一。恰恰相反，他选择了一条使自己成为一名主张共和制、热衷于世俗的爱国人士的道路。因此，在德雷福斯案的问题上，他没有用言语去攻击法国军队。正是这样，安德烈站到了与维希豺狼一起摇旗呐喊宣称要鄙视法国犹太人的老战友一边。
西蒙娜回忆道：“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不信教的犹太人，[2]这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她承认自己一点都不了解这个“承袭”下来的宗教。西蒙娜还记得，1937年全家人在巴黎参观世博会时品尝到的酸菜；记得父亲没有让他的儿子让做包皮切割手术；记得父亲因知道他的一个堂妹领着年少的西蒙娜去犹太教堂而大发脾气。然而，尽管他为使家人法国化而付出努力；尽管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孩子一样；尽管他和其他一战大兵在泥泞的道路上，为法国的胜利付出了艰辛；尽管他在战俘营经历过漫长的孤独与寂寞；尽管他对德国鬼子怀有民族之恨。这些都无济于事。他和他的家人是犹太人，这就是结论。
1941年6月，法国颁布了犹太人为次等民族的法令后，犹太人的从业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此，犹太人被迫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尽管这样，安德烈与大部分犹太人一样，仍然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共和国抱有希望，对已经披上遮羞布的法兰西充满信心。带着遵守法律是对自己最好保护的信念，安德烈走进了省政府的大门，对犹太人的不公待遇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纳粹的陷阱
1942年初，雅各布一家的境遇越来越糟糕。一方面，德军的盟[3]友和维希政权的同谋控制着整个法兰西，另一方面，L.塞林和P.拉[4]罗谢尔等人发表了很多攻击犹太人的文章。在很多年以后，由于西蒙娜的孙子对塞林的文章很感兴趣，促使西蒙娜又一次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
尼斯城继续接纳惊恐逃离的难民。逐渐地这种恐惧开始向抵抗分子和尼斯城里的犹太人逼近。在这些数以万计的因逃难而流浪到蓝色海岸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就有几位雅各布家族的成员，他们来投靠安德烈一家。如安德烈的哥哥、嫂子及其三个孩子就跑到尼斯投奔安德烈一家。这还不算，安德烈的妹妹和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安德烈的哥哥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他在1941年12月12日被捕，他是巴黎及巴黎地区被关押在贡比涅看守所734名犹太商人、工程师、医生或企业老板中的一员。贡比涅看守所和皮蒂维耶、博讷拉罗朗德和以悲惨而闻名于世的德朗西看守所共同组成了一个最终结果犹太人的候刑室。因为生病，安德烈的哥哥成了屈指可数获得释放的人员之一。正是这样他才有幸和他的妻子、孩子来到了法国的南方尼斯投靠他的弟弟安德烈。在尼斯，人们尚可享受意大利军队相对宽容的监管与限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布一家人毫无迟疑地临时接纳了在绝望中寻求帮助的家庭。为了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孩子们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不仅如此，老大蜜露在一家公司兼做秘书工作，二姐丹尼斯也做起了家教，给别人补习数学课程，17岁的哥哥让也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尼斯的一家影棚打工。
只有西蒙娜，由于年龄太小，还在中学读书。然而，当他们在充满阳光的南方按部就班地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时，在巴黎，1942年7[5]月16～17日，开始了冬季赛车场大逮捕的行动。大约有13 0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捕，然后送往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尼斯这种离奇的事情无人知晓。
1942年年底，尼斯的局势加速恶化。作为对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反应，德军在1942年11月11日开始大举进攻法国的自由区。特别是当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后，局势的发展使西蒙娜和他的家人受到了直接的影响。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导致意军元帅P.巴多格里奥与盟军签署了停战协议，并从尼斯撤回了意大利军队。但是尼斯民众的喜悦心情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意大利人的撤出，换来的是纳粹德国的进入。由于希特勒的部队变得日趋残忍，使占领区的百姓几乎陷入了绝境。[6]
在尼斯，有一个人是德军残忍的象征，他叫A.布鲁纳。该人是盖世太保在尼斯地区的总头目，也是德朗西拘留所的所长。在他的指挥下，数万名奥地利和希腊的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在蓝色海岸地区，他将继续其惨无人道的伎俩。
就在到达尼斯的当天，即1943年的9月9日，A.布鲁纳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西蒙娜和他的家人都亲眼目睹了学校里的好友，还有经常一起度过周日的童子军营队里的小伙伴坠入脚下的深渊而消失。她也看到了很多女生，不论是犹太民族，还是爱国同胞，不屈服于德国人的奴役，加入了抵抗运动组织。
西蒙娜有一个堂姐，由于特别仰慕一个在由老兵组成的 “火十字战斗团”担任团长的洛克上校，于1940年11月加入了由J.莱维成立的南方抵抗运动组织。不久，她被捕入狱，被送到位于德国境内的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同样，1943年9月，丹尼斯在从童子军营地返家的途中也悄无声息地加入了这个抵抗运动组织，无疑这是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可是陪同丹尼斯的姐姐蜜露却没能迈出这一步，眼睁睁地看着妹妹消失在黑夜之中，这一走便是两年多的时间。至于西蒙娜，她一直待在家中，帮着妈妈做些家务，有时出去转转。
纳粹来到尼斯后，使雅各布一家的生活变得格外谨慎。西蒙娜的姐姐蜜露借宿在一位非常了解雅各布一家孩子情况的，名叫德孔布的老师家里，而西蒙娜也借宿在同楼与姐姐相隔几层楼的西米兹家中。该幢楼房位于尼斯城的富人区，对面是一片罗马式建筑的废墟。至于西蒙娜的哥哥让，他则躲到了父母朋友的家里。曾经教过蜜露和丹尼斯古典文学的老师维勒鲁瓦夫人回忆说：“我对雅各布一家的情况比较了解，雅各布夫人非常恐慌。有一天她问我‘您可以让西蒙娜住到[7]您的家里吗？’我马上答应了她的请求。”
就这样西蒙娜住到了法国元帅后裔维勒鲁瓦太太的家里。西蒙娜后来回忆说：“这一家人的同情与帮助对我来说非常珍贵，遗憾的是，[8]在开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被迫辍学在家。”然而，这一年对于年轻的西蒙娜来说，是参加高中毕业会考的一年。这样，她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备考。有几位夜以继日坚持在学校里复习功课的犹太籍同学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会考定于1944年3月举行，西蒙娜为这一天做着认真的准备，但是有时她也会走神：爸爸、妈妈、蜜露、让他们都怎么样了？丹尼斯在干什么？她现在何处？西蒙娜仅有的几次外出，就是到市立图书馆查阅资料。
1944年3月29日，西蒙娜用自己的真实名字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吗？ 西蒙娜这样做的确是一种无意识。与参加考试的其他年轻女孩子一样，考试一结束，就开始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幸福未来。她们在走廊里悄悄地议论着，德国的城防部队屡遭失败，盟军占领意大利后，很快就会挺进尼斯城，解放法兰西。
1944年3月30日，盟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德国的纽伦堡市，该城被视为颁布残害犹太人法律的罪恶之城。
可是，西蒙娜怎么会知道，1944年的3月30日，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地狱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与哥哥阿让的诀别
在一条巷子里，两个男人在一名俄罗斯妓女的陪伴下，发出了淫荡的笑声。
就是在这条很普通的巷子里，西蒙娜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一刻起，她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个人是盖世太保的警察，正在盘问路过此地的年轻人。西蒙娜停住了脚步，后背直冒冷汗，但她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其中一位命令西蒙娜出示证件，西蒙娜马上将证件递了过去。
她打量了西蒙娜很长时间，然后眼睛落在了西蒙娜假身份证件上，并瞥了一眼面部表情十分僵硬的照片。在这个假身份证上，雅各布的姓氏被改写成雅基耶。那些由盖世太保警察们签发的假证件非常粗糙，警察的任何故意刁难都可以将很多像西蒙娜这样的女孩子送进集中营和死亡的坟地。
西蒙娜被带到了怡东大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幢酒店是盖世太保在此地的总部。西蒙娜担心她的家人，因为他们和她一样持有同样的假证件。和她一起被带到这里来的小伙子由于不是犹太人，很快就被释放了。他对这个小伙子说，希望他能够通知她的家人正面临着危险，却丝毫没有考虑到纳粹分子放走小伙子的目的是跟踪他的去向，以便抓到更多的犹太人。也许此时，西蒙娜又一次犯了不够谨慎的错误。但是，她顾不上这些。尽管恐慌，通知和保护家人是她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西蒙娜没有这么倒霉的命运的话，也许她的疏忽并不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为了避免不幸的厄运，西蒙娜的家人已经散居他宅。那一天，她的家人决定大家见个面。然而，盖世太保却在这个小伙子无意的引导下，慢慢地靠近了抓捕的目标。那一天，家人的团聚是噩梦的开始。
全家人相聚的地方，选定在离古建筑遗址不远的西米兹家居住的那幢楼里。可以说，这是雅各布一家人唯一可以选择的场所，也可以说，这里也成了他们的殉难地。尽管孔德布夫人骗走了警察，但还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当伊万娜到达这里时，儿子让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在盖世太保前来搜查的时候，蜜露被孔德布夫人藏了起来。可当德国警察发现被骗以后，再次返回的时候，蜜露被发现了。“当我看到他们被带到怡东酒店时，我即刻感到有一张罗网始终飘浮在我们的头上。同时我还意识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9]的变化。”今天当西蒙娜讲述这段经历时，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盖世太保总部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不人道的。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后，全家人离开了怡东酒店，踏上了死亡之路。1944年4月7日，西蒙娜、让、蜜露和妈妈登上了开往德朗西集中营的列车。但是，他们的父亲在哪？没有人知道。西蒙娜将见不到他的父亲了，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知道父亲的下落。
这是西蒙娜年轻的生命首次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撕心裂肺。站在德朗西集中营铁丝网的后面，西蒙娜在想什么？她希望见到爸爸吗？见不到爸爸是不是意味着他也被捕了?她心中仍然珍藏着一个幼稚的希望，希望爸爸能够逃脱盖世太保的魔爪，在抵抗组织中找到她亲爱的姐姐丹尼斯。
战后，西蒙娜才知道，就在他们被捕后不久，她的爸爸在尼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就在他们离开德朗西集中营后的数日，她的爸爸也被押送到了这里。
当西蒙娜谈到位于巴黎东北部，于1941年修建的集中营时，不无感慨地说：“集中营里的生活，从精神上说是令人恐惧的，从物资[10]上说是异常艰苦的。”这里是纳粹杀戮犹太人的候刑地。伊万娜、蜜露和西蒙娜被安置在一座木棚三楼的牢房内，距18号楼梯口不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囚犯们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我们会怎样？盟军是不是很快就能打进法国来解救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者听说过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的，大家都没有听说过。雅各布一家很担心被遣送到德国，在工厂或农村做苦役，当牛做马。
可以看出，德国纳粹已孤注一掷，试图在东西欧用尸体来建造他们千年梦想的坟墓。
在他们仍占领的土地上，纳粹的恐慌也在快速增加。至此，犹太人则成了他们罪恶的牺牲品。
有一天，让听到了一个消息：所有16岁以上的男人都可以暂时留在德朗西集中营，然后被押解到法国境内的某个地方，在德国的托德公司当劳工，为德国纳粹在海防线上修筑防御工事，以阻止盟军登陆。西蒙娜、蜜露和妈妈都劝说让抓住这个“机会”。毫无疑问，这一家人很快就要分开了，但是值得安慰的是，让还能留在法国。她们在想：待战争结束时，大家还可以重逢，让能够在尼斯我们曾放弃的房子里欢迎我们回来。
可是，让却不愿意和家人分开，必须用全家人的信念来说服他抓住机遇。
大家的泪水交融在一起：一想起让也许会踏上一条不归路，儿子的眼泪、兄妹的眼泪以及妈妈的眼泪流淌在了一起。在丹尼斯出走后，西蒙娜又一次面对自己的亲人将去一个无名的地方这个事实，更是泪流满面。西蒙娜非常后悔地说：“直到今天，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看让的最后几眼，和让说的最后几句告别的话。我仍然能够记得，为了劝说让不要跟我们走，我们娘仨所费尽的口舌。但当我知道我们的劝说与其说是让他逃命，还不如说给他送上了死亡之路后，我有一种难[11]以形容的揪心之痛。”
在她们到达德朗西集中营的第6天，也就是1944年4月13日，当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西蒙娜、蜜露和她们的妈妈伊万娜就被一辆汽车载到了博比尼火车站。在那里几节拉牲畜的车厢将把她们送往死亡之地：波兰。西蒙娜说：“我们当时都感受到了一种不可能返回的危险，但是同时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不管怎么说，我们[12]离开了这里……我们奔向东方。”她们这趟火车押送了约1480人，[13]其中约300名不满19岁的孩子，包括K.巴尔比押送的那些被关在伊佐集中营的孩子。
让在德朗西集中营留了下来。在那里他很高兴碰见了父亲安德烈。他详细地向爸爸诉说了妈妈、蜜露和西蒙娜的遭遇与去向，同时还向父亲表达了他打算留在法兰西，在托德当劳工的意愿。父亲也决定和儿子待在一起。由于父子俩又一次错误地对德国纳粹抱有幻想，于1944年5月15日登上了第73次死亡列车。战后，被押送在第73次列车上的劳工人员的亲友们组成了一个联合会，该联合会的创始人M.埃[14]克夫人说：“很多人都本能地登上了这趟列车，其中还有很多青少年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为了得到这份当时以为可以留在法国工作的机[15]会。在车上，他们唱着歌‘我们将要出发去做一次美好的旅行’”……从1945年这场惨剧中存活下来的只有22人，有一位幸存者回忆说：[16]“我们在火车上被关了整整三天，没有下车。”这个人叫H.扎登外吉尔，1927年出生，当时的年龄约在17～18岁之间，与西蒙娜的年龄相仿，西蒙娜多么希望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哥哥让·雅各布。
这趟载有878个男人的火车并没有开往法国的海岸防线，而是将他们拉到了立陶宛的中部——考纳斯地区。德国纳粹由于担心苏联红军在1944年7月解放立陶宛，所以运来了大批的“囚犯”，在公用墓穴里焚烧尸体以毁灭他们惨无人道的罪孽。让和安德烈是死在了9号要塞，即德国纳粹部分废弃的死亡集中营，还是死在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郊区森林中的监狱里，至今无人知晓。
今天我们只能在9号要塞的一堵墙壁上，看到其中一位不幸者充满绝望的篆刻文字，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里一共有900名法国人……”这组文字足以证明这些从德朗西集中营被押送到立陶宛的劳工们所遭遇的悲惨命运。
很长时间，西蒙娜都不知道父亲和哥哥的情况。1997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西蒙娜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我经历过磨难之后，[17]直到1945年夏天，我仍然坚信我会有机会再次与他们相逢。”
2010年6月，鉴于西蒙娜的健康原因，她没能够前往他父亲和哥哥被杀害的地方去寄托对亲人的哀思。
我的囚号78651
一个月后，确切地说是1944年4月15日，通往人间地狱吱嘎作响的车厢大门在奥斯威辛车站打开了。与冬季相比，虽然押送的过程还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一到这里，被押送到这里的人就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恐惧。
令人眼花缭乱的车灯，狼犬的嘶叫，还有纳粹分子命令犹太人下车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声，让这些瘦骨嶙峋的被押者从对过去的回忆和对一上车就开始觉得生命几乎完结的担忧中惊醒了过来。
1944年5月，在波兰的领土上，纳粹就是死亡机器的代名词。所以，在波兰语中，奥斯威辛被称为奥斯墓地。当波兰被第三帝国占领[18]后，一直遭受着德国统治波兰的大刽子手H.弗兰克的践踏。
奥斯威辛比尔克诺包括三个集中营：奥斯威辛1号集中营是最大的集中营；奥斯威辛2号集中营是1941年10月修建的，位于比尔克诺镇，这是一个真正的死亡之地，在这里德国纳粹杀害了100多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奥斯威辛3号集中营实际上是一座1942年5月31日开工的，地处莫诺威兹镇的强迫劳工为德国纳粹出苦力的工厂，该工厂主要为德国的一家化工厂生产原料。
集中营的组织与领导全部由纳粹党卫军监管，纳粹党卫军的头目[19]R.荷斯委派H.希莱姆在这里担任指挥官。
起初奥斯威辛集中营只是一个关押众多波兰军队战俘的战俘营，后来开始拘押一些反对第三帝国的各类所谓的“敌人”：如政治犯、妓女、残疾人、同性恋。从1941年6月开始也关押一部分苏军战俘与耶和华的见证人，还有生活在德国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后来包括抓到的所有国家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从1942年1月以后，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提议下，在柏林召开的最终处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灭绝犹太人的网络体系，奥斯威辛便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奥斯威辛与铁路相连，所以这里成为灭绝欧洲犹太人最多的一个集中营。
当火车抵达死亡之地后，车厢的大门开始向地狱敞开。各类犹太人要么被即刻送到了煤气房（就像1944年大部分身居匈牙利的犹太人一样），要么被押送到像一口巨型棺材的板房里，等候着死亡的来临。在这里，杀人的手段五花八门：苦役累死或者在“死亡天使”门格勒医生的安排下，躺在活体解剖的实验室里丧命。
这就是1944年4月某个夜晚等待西蒙娜、蜜露及她们的母亲来生活的地方。之所以说这对她们的打击如此的残酷，那是因为在此之前，她们谁都没有见过死人。
实际上，在押解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死去。如果这要是在严冬酷暑期间，将她们押来送去的话，肯定会死人的。还有值得庆幸的是，押送她们的周期非常短，所以没有死人。
西蒙娜首先看到的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走到了她们的跟前，让她们下车。西蒙娜在想：大家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没有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对她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尽快习惯这不可想象的、令人非常畏惧的生存环境。
不一会儿，不知道从这些“囚犯”的人群中什么地方传出了一个声音，在问西蒙娜的年龄。她觉得自从登上了这趟火车，她就成为一个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并且，这将是她一生永远带着的称呼，怎么会有人问到她的年龄呢。
就在她正准备回答说她仅有16岁半时，有人对她低语：“你一定[20]要说你已经18岁了。”这句话等于救了西蒙娜的命，因为据数字表[21]明，78.5%的法籍犹太人和数千名欧洲年轻姑娘们，当他们一抵达这里，死神就夺走了她们的生命。而对西蒙娜来说，死亡的翅膀只是轻抚了一下她的脊柱。当纳粹党卫军给她们提供一点方便，略显宽容时，她们犹如在法国不相信法国当局那样，绝不相信纳粹党卫军的任何恩赐。
这种疑虑又一次地保住了她们的性命。西蒙娜马上想起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一句谚语：“死神今天忘记了你，但是明天就不一定会忘记你。”这就是集中营生命存在的原则。即使你下了地狱，死神也有可能仅在瞬间忘记了你。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在1944年4月15日夜晚发生的事情吧。第一班驶向远方的列车，把西蒙娜她们带到了一个极为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面对这样的现实，她们不明白，她们也不愿意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相信这一切是真[22]的。”西蒙娜和她的家人被带进了一间木板房里，只能见到浓浓的黑烟升入波兰的天空。她们和其他人挤在一起，听集中营管理其他囚犯的囚犯头在大声地宣讲着集中营里的戒规戒律。这些女囚头也是被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为了活命才当上了管理其他人员的小头目。西蒙娜她们的恐惧感不断增加：她们害怕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她们十分恐慌，不知道一起下车的另一些人的去向以及能否再见到他们；她们惊慌地看到人们抢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东西；他们更恐惧死亡的来临。最初，西蒙娜和挤在这间板房中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她们应该活下来，去战胜一个又一个恐惧。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诋毁人格地、反人类地给每一个被关押者在胳膊上烙下侮辱性的“囚犯”编号。
在敌人的眼中，西蒙娜只不过就是一组数字：78651。这是一个[23]写在账本中的，每星期A.埃斯曼都要过目的数字而已。西蒙娜在2005年重返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很有感触地说：“他们摧残我们的身体还不够，还必须让我们失去灵魂，失去意识，失去人格。在我们到达这里后，通过在我们的胳膊上烙上数字来达到他们让我们失去个人身份的目的，我们只是一种产品、一个物件。”
对于像雅各布一家尚在一起的人来说，在集中营里，人们会更深刻地理解家庭的重要意义。我们在黑暗中传递着友情，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这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如果你用小名或者用昵称叫你的亲人，或者他们这样称呼你都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精神上的摧残之后，便是躯体上的侮辱，就是对你人性的彻底摧毁。在纳粹党卫军的监视下，对这些赤身裸体的女人进行消毒、冲洗并投以污秽的语言，原因就是她们是犹太人。
在冲洗过程中，洒落在身上的凉水倒算不了什么，最令人感到耻辱的是刽子手们的奸淫，还有西蒙娜或者蜜露看到妈妈所表现出来的羞辱。“这太痛苦了……我很年轻、健康，留着棕色的头发；肌肉很有[24]弹性……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身体之间的相互挤撞。”
马塞利娜是西蒙娜最要好的朋友，她回忆说：“西蒙娜比我高很多，我个子很小。还有就是她长得很漂亮，她不仅面容上很好看，身材也很苗条。我们总是赤身裸体地相遇。她的身材让我着迷。大多数人的身体都被搞得瘦骨嶙峋，不堪入目，而她的身体始终年轻，很有[25]生命的活力。”
据1944年2月也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P.勒维先生说：“凡是能够适应这里一切的人，都能够活下来。但是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26]因此也就都故去了。”对西蒙娜来说，她姐姐和妈妈自那时起，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经常的点名，接受强负荷的劳动，为生存而拼命。“尽管我们的身体被劳役和差事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是仍然[27]保留着最后的一丝热情：团结互助，尽力捍卫人的尊严。”伊万娜、蜜露和西蒙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待在一起，留在奥斯威辛第2号集中营。这是一个位于别克诺被夷为平地的小村庄，距1号集中营仅有3公里的路程，并且是专门关押妇女的集中营。
也正是在这里矗立着几座大型的焚尸炉，这些死亡机器以成百上千的数字贪婪地吞噬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生命。这里还有数间毒气室，以及帮着德国纳粹驱赶“囚犯”走进地狱的囚犯，这些囚犯最终也是同样的命运。别克诺同时还是一个强迫“囚犯”从事苦役劳作的工厂。在这里，犹太人和其他人员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都在被迫承受各种不同的苦役，有时在厂区内，有时到厂区外。西蒙娜被派去做挖坑填土的劳役。
当火车抵达奥斯威辛车站后，这些“囚犯”被赶下专门用来拉运牲畜的车厢。然后，步行约1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别克诺集中营，即他们的坟墓。由于纳粹党卫军计划将铁路一直延伸到毒气室，所以动用了很多劳工参与铁路的修建工程。西蒙娜就被安排在修建这段延长铁路的工地上干活。
1944年春末，德国纳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灭绝居住在匈牙利的犹太人。
自1944年，第三帝国在解除了由M.霍尔蒂领导的匈牙利政府以后，成为匈牙利绝对的主人。德国纳粹决心在匈牙利彻底灭绝犹太人族群，便开始将大批的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在短短的56天里（1944年5月15日至7月6日），有将近44万名犹太人被杀害。他们主要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惨遭杀戮。可以说这段时间，奥斯威辛这部杀人的机器是满负荷运行的。有很多“囚犯”，像西蒙娜一样，由于她们住的板房就在毒气室的旁边，亲眼看到了多节车厢直接开进了毒气室，把大批的犹太人送上了不归路。西蒙娜回忆说：“我惊恐地看到了那些扭曲变形的面孔，看到有的妇女怀里抱着婴儿，手上拉着稍大一点的孩子，还看到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有如此的命运而走向毒气室。我能很清楚地辨认出老人面带疑虑的微笑和徒劳无用的、想继续生存下去的决心。我们每个作为当时没有权利说话的证人，完全能够从他们的面容上看出他们的惊愕、无辜和难以理解的表情。他们脸上所呈现的各种情感，令我欲哭无泪。尽管我们在铁丝网的另一侧，[28]离他们很近，却爱莫能助，我们已经为他们哭干了眼泪。”
随之而来的，便是让人感受到这里有一种衰亡的、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阴森恐怖的味道。“在奥斯威辛的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特别是从焚尸炉里泄露出来的头发被烧焦的气味。当他们被焚烧时，集中营里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出去，也没有人敢说话。这些临时搭建的板房紧锁着大门。有一天，我出去上[29]厕所，我见到整个天空被映得通红。”一位在1944年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有幸生存下来的波兰女士回忆说。
面对着向人类理性不断挑战的非人道的野蛮行径，如何才能做到不丧失人类的理智、不丢弃宗教的信仰呢？
然而，这些年轻的姑娘仍然保留着一丝天真，即带着青春的记忆和少年的愿望，带着对爱的憧憬离开这里，逃出魔爪。应该说是长辈们告诉这些很快就长大成人的年轻姑娘，爱是非常简单、非常温馨的。然而，对于这些她们根本就没有感受过。
在这些“囚犯”闲聊中，就连平日里最腼腆的人，都会不时地举头望着星空，或者偶尔不经意地扑哧一笑。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暗示着这里生存的痛苦，同时也隐藏着对未来的希望，以及支撑她们每天面对艰苦生存条件的勇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