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州百街掌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健江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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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百街掌故试读：

前言

端州是“隋唐名城，宋元商埠，明清都会”，是广府文化的前沿。编著《端州百街掌故》一书，目的是唤醒城市记忆，接通历史文脉。“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端州每条老街巷的地名都具有岭南气息和乡土特色，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以“街”成书，分16个篇章，273篇短文。其以朴素的语言，随笔的格调，描绘古街巷的“风”情。本书着重从乡思、乡情、乡韵、乡音等方面去挖掘、整理城里的故事，反映市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认同感。它既有文史考究的严谨沉稳，又有谈天说地的生动活泼，力求知识性与趣味性兼顾，内容可资参考，不拘泥于史论的限制，使读者能从传说中得到轻松愉快的阅读乐趣。

以“街”入史，通过端州古街巷的故事写真，以大量生动的情节全面展示端州的广府文化、疍家文化、宗教文化、景观文化、历史文化等内涵，可以令读者如“行街”般地直接感受端州的千古神韵。尤其是那些在城市的变迁中已经湮灭了的街巷，让我们在阅读中回味历史、尊重历史，在生活中重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可以说，这是一本“活”的乡土教材，是一册“厚”的文史读本，也是一部散文版的《端州志》。

出于对端州历史文化的尊重和自豪，自2008年以来，先后得到端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建云、黎沛荣、谢光荣三任领导的支持。在各方的支持下，完成了这本书的编著。然而，书中以古街巷说事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况且端州沉浸在千年历史的长河里，要清晰地讲述一点一滴，不是作者力所能及的，因此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加上视野有限，恐难如愿，敬请包容并予以指正。

为方便阅读，先将本土行政区域地名作一下简单介绍。【百越】又作“百粤”、“诸越”。古代越族居住在江、浙、闽、粤等地，统称为“百越”。古文中常泛指南方地区。【岭峤】五岭的别称，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等五岭，这里特指两广一带。王瑜在明天顺七年( 1463)任肇庆知府，说端州是“岭峤南来第一州”。【郡】行政区域，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端州为南海郡。隋后中国历朝不再设郡。【县】行政区域，合乡为县。高要建县于汉元鼎六年(前111) ，直至1993年9月撤县设市。原址在今肇庆市端州区。【州】行政区域，隋唐改郡为州，宋将州直辖于中央，州的长官称“知州事”，简称“知州”。端州置始于隋开皇九年( 589) ，1988年设为肇庆市端州区。【府】宋代设有府、州。府与州同级，地位却略高于州。端州改为肇庆府始于1118年，址在今肇庆市端州区。1988年1月肇庆为地级市。【道】行政区域名。唐代分全国为十道，相当于后来的省；清代和民国初年在省以下府以上设道。如肇庆曾经为“广肇道署”，后来又改称“行署”。【市】古代由官府管理的市，与居民所住的里或坊严格分开；又称买卖之所为“市”，如集市、市井、街市。现为行政区域，如肇庆市。【镇】明、清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如肇庆在清代、民国设有肇罗阳镇守使。清末编练新军也称为“镇”，一镇统步队两协，马炮队各一标，二辎队各一营，以及军乐队等。不同于现在的行政区划单位，也有别于较大的城村镇集市。【军】宋元为军事重镇名称。肇庆府原称“兴庆军”，宋设置兴庆军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区、乡、里】《宋书·百官志》载：“汉制三家为伍，二伍为什，十什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后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又有每二十五户为里，四十里至一百里为乡，二十至五十乡为区，民国沿用。与现今的“区”略有不同。【都、图、厢】宋时改乡、里为都、保。元朝改乡、里为都、图。明代推行厢、乡、都、图编制，设保为图，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另县级以下改乡为都，改里为图。厢，靠近城的地区。“明洪武十四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旧时端州城内称内厢，厢设图。【坊、社、圩】古代把一个城邑划分为若干区，通称为“坊”，坊内有街巷。秦称坊为“里”、“闾”或“闾里”。社是清代的设置，二十五家即置一社，大约同图、邑、里相当。圩，古作农村集市。【路、街、巷】古代命名的通道，一般指南北向为路，东西向为街。直为街，曲为巷；大者为街，小者为巷。街巷也指住宅，与今地名之义略有不同。【桂林】指现在端州区睦岗一带。明代永乐十三年( 1415)创设桂林圩。【黄岗】洪武十二年( 1379)创设黄岗圩。2013年11月风起浪端一条古巷，是一座城市的文脉；一条文脉，隐隐泛着历史的波光。也许有百年，也许有千年，一直在涌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为人所察觉。偶尔有人察觉了，河流便能翻起浪端，澎湃出端州的诗篇。端州路：端州之名应运而生

历史不过是追随着人类目的活动而已。无论历史风物也好，地理环境也罢一切都是人所创造，一切为人所创造。再精美的房子，是人所造，也是为人所造；再有文化的桥，再有情致的亭台，都是人所造，也是为人所造。所以，一切历史，都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有了人，才有了端州之名。端州路，是以史实命名的街道，最早修建于1928年，当时只是过境公路，并未形成街道。如今，端州大道从城东大冲路段起，东西走向，直达睦岗，分为八路，称为“十里长街”，把城市的琼楼玉宇火树银花串如一条珠光宝气的游龙。

路有多长，历史就有多远。端州之名始于隋朝。开皇三年( 583) ，隋文帝一统天下，“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开皇九年( 589) ，将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推行至全国，端州之名也就出现了。

端州名称来由有什么历史呢？端州前身是高要县，为荆楚、吴越、岭南三种文化最早的交融地之一。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高要县，因境内“高而险要”而得名。南北朝时期，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出任西江督护和高要太守。他在这里招收俚、僚子弟兵，积蓄力量，不久平定了侯景之乱，坐镇京口。太平二年( 557)陈霸先自登帝位，建立陈国，是为陈武帝。他将广州都督府治所设在高要。杨坚一统天下，历史进入隋朝时代，开皇九年( 589)始置端州。于是，端州管领五个古县，即高要、端溪、平兴、乐城、清泰。

端州得名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端”即开端、第一，意为“西江第一州”取“西江第一要道”之意。据述，“端州当西江口，入广西要道”。第二种是引用汉朝贾谊《治安策》中“选天下之端士”之句治州。第三种是西江有一段称“端江”，取江名为州。至于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史志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以水取名之说较为流行。

也许是意头好，隋开皇九年( 589) ，端州“鸿恩大德，前古未比”，进入“开皇之治”的时代，《隋书·帝纪第二》载：“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端州，也就成为古粤西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北宋绍圣三年( 1096) ，十四岁的赵佶就被封为“端王”，以端州为封地。元符三年( 1100) ，宋哲宗赵煦驾崩，没有留下子嗣。于是，皇帝的人选只能在宋哲宗的兄弟中选择。宋神宗赵顼共有十四子，当时尚且存世的包括端王赵佶在内只有五个人竞争皇位。赵佶为宋神宗第十一子，但并非嫡出又非长子，按照祖宗法度，他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不过，事在人为，有谁能敌过向太后？由于向太后的偏爱和鼎力支持，赵佶被推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后人公认的第一个皇帝书法家——宋徽宗。

赵佶从端王升到皇帝，端州连用了五百多年的名字也随之升迁了。北宋政和八年( 1118) ，端州更名为肇庆府。在八百七十年后的1988年，肇庆行政区划分，端州之名以中心区再露峥嵘。

历史上，端州曾经有五次成为岭南或大西南各地军事指挥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第一次是公元507年至589年，梁、陈两代广州都督府驻端州(高要)八十二年；第二次在1564年至1649年，明代两广总督府驻端州八十二年；第三次是南明永历帝1646年在端州登皇帝位，掀起反清复明抗争十六年；第四次是1650年至1746年，清代两广总督府驻端州九十多年；第五次在1916年5月至月，中华民国军务院曾驻端州四个月。

如今，端州已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先后被命名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2004年被授予“中国砚都”称号，现正在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文明城市”。

冲浪在时代的浪端，人们指点端州的人文景观，想不到这文脉可以用一句话便可记住：“一城二山三峡四塔五楼六庙七星八砚九巷十名人。”我真的要数了一城是宋城墙，二山是将军山、盘古山，三峡是羚羊峡、三榕峡、大鼎峡，四塔是元魁塔、崇禧塔、巽风塔、文明塔，五楼是阅江楼、披云楼、丽谯楼、绿瓦楼、文昌阁，六庙是包公祠、清真寺、龙母庙、水月宫、梅庵和护龙祖庙，七星指天柱、蟾蜍、石室、阆风、阿坡、仙掌、玉屏等山名，八砚如老坑岩、坑仔岩、麻子坑、梅花坑、宋坑、绿端岩、白线岩、朝天岩……

数着数着，数出了美丽传说的古街巷，谛听了广泛流传的人物故事；再数下去，才明白端州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述说不完的话题。端州的历史文化“富矿”确需一个如来佛的大口袋才能装得了！肇庆大道：闲步在西江首府

肇庆府，其名起自北宋，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是当时西江流域最早的府城。肇庆大道就是以史实命名的道路。2004年，迎宾大道改为肇庆大道，即32国道市城区段的过境路段，西起三榕峡北峡口，东至三水与四会交界处止，全长数十公里。

据说，西江肇庆跟长江重庆被喻为两兄弟，有人开玩笑说“肇庆是老大，重庆排老二”。这两个地名怎能扯在一起呢？这真的要讲故事了。

肇庆与重庆都是“庆”，都是历史悠久的名郡，文化底蕴深厚。重庆现已成为省级大市，况且地大物博，肇庆又怎能被称老大呢？原来，宋徽宗赵佶登上皇帝宝座后，在庆幸之余，认为是靠端州这块风水宝地发迹，对端州“恩宠有加”遂于元符三年( 1110)十月颁令《端州升兴庆军诏》：“惟高要之奥区，乃南国之旧壤。土风淳厚，民物夥繁。朕诞受多方，绍承大统。顾启封于兹土，实赐履于先朝。茅土之荣，是为基命；节旌之重，宜赐隆名，可赐端州为兴庆军。”同时设置兴庆军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政和三年( 1113) ，宋徽宗降钱八万贯，嘱咐守臣郑敦义将端州土城墙拓建为砖城墙。大臣王诜趁机劝他将兴庆军升格，他遂下令将兴庆军升格为“兴庆府”。

政和七年( 1117) ，原广东转运判官燕瑛经调北方任职后再调回广东，升广东转运使。他从北方父老口中得知，八十多年前，西夏王元昊二年( 1033)曾将首府兴州改名“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大宋王朝沿用西夏首府旧名，显属不妥。

于是，燕瑛上奏朝廷，恳求宋徽宗赵佶改名。宋徽宗认为当初端王的封号实在祥瑞，想把端州封地改为“辛庆府”或者“升龙府”，向大臣征求意见。有大臣提议改名为“肇庆”，他取《尚书·尧典》中“肇十有二州”的“肇”字，有开始、开端之意。宋徽宗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肇”乃发端也，“庆”乃可喜可贺，合二为一，“肇庆”寓意开始带来吉庆，即“喜事是从这里开始”之意，乃同意此名。

广东转运使燕瑛再次上奏朝廷，恳求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肇庆府”名。政和八年( 1118)十月二十一日，宋徽宗欣然命笔，用瘦金书体亲笔题写“肇庆府”三个大字匾额，并派遣钦差大臣送到广东。燕瑛欣喜异常，陪同钦差大臣到肇庆，并在知府衙前筑楼，悬挂宋徽宗御书，号为“御书楼”，即今“丽谯楼”从此，“肇庆”一名沿用了近千年。

再说重庆。南宋乾道元年( 1165) ，孝宗赵眘封长子愭为“邓王”，封次子恺为“庆王”，封第三子惇为“恭王”。恭王赵惇本来无资格做皇太子，更不能继承帝位，但他的运气好。长子邓王赵愭虽被立为皇太子，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按照“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传统政治制度，接下来照理该轮到次子庆王赵恺当皇太子，但宋孝宗认为庆王赵恺秉性过于宽厚仁慈，甚至柔弱，不如第三子恭王“英武类己”，遂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 1171)二月立恭王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 1189)二月，恭王禅登帝位，是为“宋光宗”。

恭王赵惇称帝后，认为是恭州这个地方给他带来好运，先封王，后称帝，自诩“双重喜庆”，便学习他的先祖宋徽宗赵佶的做法，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的惯例，于当年八月将恭州升格，名为“重庆府”。由此看来，重庆可说是当官者的福地，那个“双”字，不就是“又”加“又”，“升”了又“升”的意思吗？

有人认为，“重”与“庆”合在一起，本指祖父与父亲俱存。古时，父母亲俱存为“具庆”，祖父母、父母亲俱存为“重庆”。南宋文学家楼钥著《跋金花帖子绫本小录》曰：“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中国人讲孝道，祖父、父亲都健在，对儿孙来说是件喜事，是值得庆贺的事。又有祖父，又有父亲，两辈老人都健在，当然是“重庆”了。赵惇承帝位时，祖父宋高宗赵构(不是亲祖父)和父亲宋孝宗赵眘俱在，亲临庆典，故将恭州改名为“重庆”，沿用至今。

肇，即“第一”之意；重，含有“第二”之寓。而“肇庆”之名始于北宋政和八年( 1118) ，“重庆”之名却始于南宋淳熙十六年( 1189) ，因此，可以说肇庆是老大，重庆是老二了。康乐中路：看见两千年前的一扇窗

大多数肇庆人都知道，端州的康乐中路其前身有一段路是祝家巷。但是，这条路抑或端州城到底有多古老，却鲜为人知。总之，康乐路取名不错，《史记有“而民康乐”之语，故名合古意。

2004年11月，康乐中路在改造工程的施工中发现了大型古墓葬群。一时惊动了肇庆市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他们组织人力物力对该地段进行考古勘探。经调查、勘探，清理挖掘出古墓葬九座，其中汉代土坑墓三座、东晋砖室墓一座、南朝墓砖室五座、宋代灰坑遗址和宋井三口，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套)。

这些珍宝的得来应感谢西江，这是一条可追溯到秦汉甚至更古老时期的重要的水上通道。端州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早的驿站，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产。然而，沿着这条河道探寻端州先民的遗踪，我们发现端州早已打开岭南文化之窗。

古墓群位于市内，在城市中心区内发现古墓群是十分罕见的，这也许说明端州古城原不在这里。康乐中路的古墓葬群，从汉代到南朝五百年间，排列井然有序，似当今有专人看护的墓园。三代大墓同处一地，在广东地区尚属首例。“亚字形的汉墓群形制之特别，在广东少有。南朝砖室墓规模大、形制奇、等级重规格高，文物精美，制件丰富。斗拱、棂条窗、影壁墙、门闸、棱角牙砖等为新发现，铜器、瓷器、陶器、玛瑙等文物为古精品。

肇庆的历史有多长，文化有多深，城建有多大，农业有多丰，风俗有多疯狂？无人知晓。而墓园的发现，推开了两千多年前的文明之窗，再一次让人们把端州城区的历史看得更远，这也是端州建立历史文化名城的佐证。

端州文脉很长，历史很深。端州的先民，有些是土生土长的，有些是南下大军。第一次南下，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卒五十万戍五岭，秦将赵佗称“南越王”，端州自此有了军人；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率数十万大军南征，从此端州(高要)便成为汉朝新置的郡县；第三次是北宋时高宗仓皇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祐太后远赴珠江三角洲，并最终留在端州；第四次是南宋末年，大批将士及庶民随帝南下，流散在今新珠江三角洲一带。

先民总是源源而来，历史也就不断发展。在唐代，端州为南方重要驿站，南下的达官仕人被朝廷贬至两广都到端州集中，再派遣到南粤各地。如宋之问诗题——“发端州初入西江”，他至端州驿，见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等人，也有诗咏。在元朝也是北民南来，在明代徐文长也说：“古来谁不重端州。”

历史上大批中原移民南迁，给端州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中州的古俗。南北民俗的融合，形成了后来岭南民俗的特异风貌，其中最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征的是广府民系，而最能代表广府民系的应该说是广州方言区的群体，自然包括西江一线的端州。

漫步端州康乐中路，就是漫步历史。从汉古墓群联想到南宋景定三年( 1262) ，当时由印度僧人主持的“西竺尼堂”，还有“击竹堂”均为佛教寺庙不少珍贵的中外古俗和中原文化，从七星岩的石刻也可窥见一斑。康乐北路：首家涉外宾馆

端州城区的康乐北路，矗立着一幢现代化综合商城——国际广场。商城里有一座国际酒店，许多肇庆人都知道，国际酒店的前身曾是肇庆市赫赫有名的首家涉外宾馆——芙蓉宾馆。

郭炳玺是芙蓉宾馆的创建者之一。1961年12月，他从部队转业到广宁供销社，十多年来留下了一笔艰苦创业的精神财富。1978年，郭炳玺因为创立广宁招待所出了名，被调到肇庆市任筹建芙蓉宾馆副总经理，自建宾馆，白手起家在当时，酒店所在地还是一片水田和菜地，他按照上级的指示，引进外商，要将宾馆建成花园式的一流涉外宾馆。

郭炳玺再一次发扬革命军人艰苦奋斗的作风，带着儿子住进了工棚。他们搬进工棚不久，就遭遇了一次强台风。台风从下午4点开始刮，狂风暴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顶棚的竹席被台风卷走一部分，大雨打湿了他们的铺盖，郭炳玺就这样和儿子蜷缩着，在暴风雨中挨到天亮。

1981年1月，环境优美、整洁舒适的芙蓉宾馆终于建成开放，成为当时肇庆地区首家专门接待外宾的宾馆。宾馆不仅硬件设施一流，而且在行政管理、餐饮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也抓得细，抓得严，让顾客很满意。为此，1982年肇庆地区行政公署还给郭炳玺记功一次。1986年，郭炳玺离休后，还时不时来看一眼1980年他亲手在宾馆门前栽下的一棵榕树。

如今拐进街道，满街都是店铺和悠闲的人群，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喧嚣的生活里，街道两旁的芒果树也仿佛受到感染，在春天里争相打开花蕾。盛开的芒果花小小的，淡黄淡黄的，却一星点一星点地簇拥在树丛上，排得那么亲密，那么紧凑。一眼望去，那高高的芒果树，满树淡黄色的簇簇芒果花把宽大的绿叶都遮掩住了，映入眼里的全是密密的一树繁花！

当年，由于芙蓉宾馆地处郊外，又是涉外宾馆，总给市民一种神秘、高级的感觉。2006年后，芙蓉宾馆被国际广场替代，变成一座更加气派巍峨的现代化综合商城。人们经常到那儿散步、购物、娱乐，对“芙蓉”二字抚今追昔，不胜唏嘘，而历史也将其名寄托于“芙蓉公园”之上了。古塔中路：最早的端州报纸“纵谈中外事，洞彻古今情”，报社就有这个特点。我们走在古塔中路，感慨今非昔比。在改革开放前这里原是一片荒地，1988年成立端州区后，区府大院就成为这条街道的标志。

有人认为《端州新闻》的前世今生，得从1950年说起。当年，驻地在肇庆的中共西江地委于4月创办了机关报《西江日报》，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其后几经合并，到了20世纪60年代停刊，时过六年肇庆地区均无报纸。

1972年1月1日，作为中共肇庆地委机关新创办的《肇庆报》正式试刊1975年10月4日出完最后一期的《肇庆报》停刊。1980年下半年，在中共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的积极倡导和肇庆市委书记宋国玺的大力推动下，市委决定筹办一份市委机关报——《端州周报》。令人费解的是，肇庆没有再用“肇庆报”这一名字。1980年12月6日，《端州周报》第一期(试刊)出版，报头为许士杰题书。这是广东省内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早办起来的县级机关报。

1984年11月9日起，《端州周报》更名为《端州报》。1988年，原来肇庆地区改为地级肇庆市，而原来的县级肇庆市改为端州区。就在这时，《端州报》并入《西江报》。一时间，新成立的端州区没有了大众传媒工具。

1988年12月，端州区领导决定自己办报，并采用《端城报》这一报名1989年，端州成为区后的第一个元旦，《端城报》诞生了，初期每十天出版一刊。随着端州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端城报》改名为《端州新闻》，并改版为周二刊。2008年再由小报变为大报。二十多年来，《端州新闻》一直是端州区委的舆论阵地。

其实，端州办报的历史可追溯至抗日期间。如《端言报》是国民党高要县的机关报，报纸名称曾用过《端州报》、《端言日报》等。1940年肇庆也创办有《雄风报》，社址设在肇庆公园(即今儿童公园) ，陈述公、谢长伦合股集资经营社内成员包括总编辑崔宝旋，副刊编辑谢加因，外勤记者陆千芬、罗浩基。《雄风报》于1944年8月肇庆沦陷前停刊。

1942年，《民族日报》在肇庆复刊，地点在宝月台高要县中学局部校舍，营业部设在肇庆公园侧，出版约一千份，遍布省内西江各县，远销到梧州等地。社内成员包括社长黄范一，经理黄航普，总编辑刘尚一，电讯编辑冯坤元、钟道生，地方新闻编辑邬野佛，副刊编辑周廷模，外勤记者梁芬、李永久、罗浩基(兼)。

肇庆1942年创刊的《正报》是一家私营小报，设在今肇庆汽车总站附近发行到西江沿岸各圩镇。发行人甘卓庭，原是广州《中山日报》驻肇记者。194年肇庆失守前夕，该报也同时停刊。而《晨报》于1943年秋天在肇庆星岩牌坊东复刊，发行人兼编纂是潘中时，记者是陈乃桐，但于1944年6月停刊。建设二路：广东第一商品房

端州建设二路在1978年前是荒田野地，当时肇庆市区人口14多万，居民住房十分紧缺，而且大部分房屋都是旧房子，其中残危房占了四分之一。

为探索出一条“筹集资金建房子”的路子，在由地方财政与企业联合筹资解决居民住房的问题上，肇庆市先走了一步。1978年底，肇庆市总体规划获得国家审查批准，肇庆也成为全国在拨乱反正后首批率先完成总规修编的城市之一。

总体规划的完成，为市委兴建住宅小区选址提供了规划依据。但是，在选择建房地点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一些干部、群众听说要将住宅楼房建在黄岗公社(现黄岗街道办)附近，觉得太远而提出了反对意见。当时，肇庆城区准备扩大，而按照肇庆的地形，东面地带比较开阔，土地也相对平整，市领导还是按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要求，将新楼房建在那里。

当年因为交通不便，缺乏公交车，更没私家车，居民出入全靠自行车，从住所到市中心要走五六公里自然就觉得很远了。其实，地处现在建设二路的城东住宅小区选址还是很适中的。

选址确定之后，接着是征地和开始基础工程。那时候征地手续很简单，地价也不贵，每亩三千块，再加上给土地所属的生产队一些招工指标，即城区企业从这些生产队的社员中招收吃国家粮食的职工，其户口也同时“农转非”，这也是当年的征地政策。

肇庆市委这一征地建房决策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建房用地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市政府成立以房管局为主的城东住宅建设指挥部，并在房管局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经营公司负责实施小区的建设，出钱平整土地，开始进行安装水电开辟马路等基础设施工程。“一切就绪之后，新楼房于1979年5月1日正式动工，打下第一口桩！”老干部宋国玺对兴建楼房的动工日期记得如此清楚，可见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一年之后，城东住宅一区的多幢新建楼房落成，被称为“广东第一幢商品房”。肇庆也于1980年7月在全省率先成立以房屋经营为主业的肇庆市房屋经营公司，成为广东首批拥有房屋经营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

在探索住宅商品化发展上，肇庆为全省起了示范带头作用。统一征地，统一规划，利用地方财政拨款和企业税利留成资金统一购买建筑材料。统一建设住宅小区的做法，这在当时广东省内尚无先例，国内其他地方恐怕也不一定有。新华社记者专门写成“情况反映”在供各级领导阅读的《参考》上刊登，对肇庆的做法给予肯定。

接着，肇庆市又先后建了二区和三区，总投资1362万元，建楼49幢，总建筑面积达9 . 53万平方米，住宅1877套。这布局均衡且稍具规模的新建住宅小区颇受省内同行的关注。

肇庆兴建商品房的消息不胫而走，省内佛山、中山、惠州等兄弟市的领导先后率团来肇庆考察和“取经”。正西路新巷：第一所粤军讲武堂

穿过正西路，拐过一条小巷，就来到了第一所粤军讲武堂旧址，这里姹紫嫣红，春意正浓。那花坛里已开未败的玫瑰和月季花，红焰似火；冬青绿丛里绽放的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香气淡雅；亭亭玉立的玉兰花洁白无瑕，暗香盈院……

1912年3月，陈炯明设广东总经略处，肇罗军政分府改称“肇罗经略处”周之贞任肇罗经略。部队以镇统(相当于师)、协统(相当于旅)、标统(相当于团)三级建制编定军队，并将肇庆巡防营改为“肇军”，地址在今正西路新巷。

肇军分为三标：李耀汉为第一标统，驻防高要、德庆、四会、新兴一带；贺蕴珊(前清三罗巡防营管带)为第二标统，驻防罗定、云浮、郁南一带；赵定国(前清督标右营参将)为第三标统，驻防阳春、阳江、恩平、开平、台山一带自此肇军正式成立。1913年5月1日，李耀汉公开打出“肇军”的旗号，任肇军总司令，彭华绚为参谋长。他们在肇庆修筑炮台，加固城墙，疏浚城壕以加强防卫，并不断拓展地盘，师至顺德、中山一带。肇军活跃在广东历史舞台。

1916年10月，李耀汉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广东督军，位居肇庆。他乘机在肇庆扩充军队，把肇军发展成十个团，扩编22个营，任命陈铭枢、陈济棠为营长。李耀汉抓住时机，着力加强部队建设，提高肇军素质，在肇庆创办了肇军讲武堂(旧址在西校场，今在正西路新巷市第五中学与卫生学校一带，即西门斜坡到前沙街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之间) ，训练下级军官。学员约五百人，分学员班和军士班，并分成四个学员队，学制为半年。“讲武堂为肇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骨干，肇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此乃肇军的全盛时期。

讲武堂开办之初，军事训练以“尚武”为主，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项，进行野外训练和实弹射击训练。步兵学员每次射击训练的都是实弹。这种课程设置，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先进的。学堂对学员实行高强度训练，严格管理。学员每日从凌晨5点起床到晚上9点训练完华方可入睡，三餐时稍稍休息，又立即投入课堂理论和操场演习战的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这种训练要求每一位军人在内务、着装、军容、军纪等方面都要做到一丝不苟，严肃对待。另外，学堂还要求学员对老百姓一定要和善礼貌，严禁扰民害民。

学员在经历了十多年国内各种战争磨炼之后，很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如陈铭枢、戴戟、陈济棠、李时钦、蔡廷锴、黄质胜、香翰屏、范德星、黄质文、李佛成、李林、张君嵩、李桂高、沈超如、陈文等一批粤肇军人，显赫一时。

肇军讲武堂比黄埔军校建校早八年，从时间上看，它突显了广东地区军事学校的历史地位，也对黄埔军校的建设有重大影响。正东路：最早的广善堂在何处

肇庆广善堂，原在端州正东路(即今四季春店) ，它是当时端州唯一的由社会团体集资兴办的慈善事业。该堂始创于清光绪十二年( 1886) ，是将原来仁爱善堂和方便医院合并而成的。

1924年，两广军阀战争爆发。因遭大火焚烧，商贾密集、客似云来的正东路被毁，广善堂亦遭殃。战事平息后，当即重建。广善堂建成一座砖木结构二层的楼宇，面积宽广，深达二进，中为天阶，后厅宽敞宁静，为办公集会的地方重建后的广善堂，统一进行赠医施药；冬天施粥、赠送寒衣，衣上印有“广善堂赠”四字；暑天在市内各茶亭施茶，向无依无靠的贫民施放救济金，并附设有“施棺会”；平时有收露尸、赠棺木、设义冢等业务。

广善堂在1935年于西门街设城西分诊所，在石桥亭附近；1942年又增设城东分诊所，于东门街塔脚二马街，以利群众看病、取药，从而改变了医药高度集中于市区内的情况，市民称便。

当时，还有间方便医院设在风景如画、浓荫蔽天、环境清幽的宝月台畔(今肇庆妇幼保健院内)。其背东朝西，前为百亩宽阔的宝月台塘，北侧是十里荷池乃肇庆著名八景之一的“宝月荷香”。南旁高地上矗立着一株高大的古榕树，树下围以半圆形矮墙，远望很像大佛的肚腩，故老肇庆称之为“大肚佛”。

义冢设五处：一设于城西梅庵红门坛，民国前设立；一设于北岭的犀牛岗位于该处的星岩宾馆，后发现了义冢碑石一方，碑上刻“义冢”二字，是用旧明碑改制的；一设于南岸的新兴江口，民国初年设立；一设于羚羊峡口；一设于鼎峡上的大湾围堤头。

广善堂民国时期各届董事人选如下：董事长初为黄华浦，连任有十年之久继任为谢伟纯，谢鹤年之父。以后依次是余善昌，住学前西街；罗复初是人和客栈东主；邓泳樗是公益行东主；詹万同是恒隆金铺东主；梁松芳是肇明电力管理人员；赵仕文是水街席店东主；陈卓文住沙三社；杜肃甫是公和杂货铺东主；梁炳浩是调元酱园经理。1949年，梁君玉当选为正董事长，直至解放。

1914年元旦，肇庆发生瘟疫，蔓延迅猛，死人无数。据本地群众计算，在高峰期一小时内葬于附近山冈的尸首就有数十具之多。当时广善堂方便医院设备简陋，容纳有限，而患疫者不断被送来，院内早告住满。此疫死亡甚速，一天到晚收葬不完，医生和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处理善后忙个不停。

一天深夜，医务人员将死者叠于殓房旁边，待到天明继续埋葬。不料，殓房传来叫喊“救命”之声，当时住在附近的县中留宿学生听闻，便奔告院方，搬开殓房尸体，遂将“假死”的患者救活。这种险死还生的事，顿时轰动全城。

广善堂是肇庆街坊士绅商贾集资举办的公益事业，其宗旨“以慈善为怀，以救济为主”深受社会各界人士赞许，因而维持了六十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机构的改变，广善堂各项业务分别由有关单位管理。城中路：岭南第一学府的来历

端州城中路在宋代修建，但不叫城中路，应叫府前路或协镇前街，城中路在民国才有。从古至今，城中路由曲折的街道变为直通路，形成如今的一边是政府机关，一边是闹市的格局，长达两千米。

顾名思义，城中路就是在城内贯穿城市中心之路。从古到今都是东西走向在“文革”期间曾被称为红旗二路，1981年复称城中路。

最有历史的学校当属肇庆中学，建在城中路上，清初被誉为“岭南第一学府”。它的前身是明万历元年( 1573)由巡岭西道佥事李材以“好讲学，所至辄聚生徒，辟书院”为宗旨而创立的端溪书院。

古时先后掌教端溪书院的历任院长，绝大多数都是科举、官吏出身的社会名流，有的则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全祖望、何梦瑶、冯敏昌、马俊良、谢兰生林召棠、苏廷魁、梁鼎芬、朱一新、林绍年、傅维森等。

如朱一新在端溪书院，教务相当繁重，但他热爱诸生，诱掖开导不遗余力虽只有两百名学生，但由于言语不通，答以笔谈，几于手疲。又如林召棠，于道光三年( 1823)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等官，因不满清朝腐败，托病辞官归里道光十三年( 1833) ，他受聘主讲，连续十五年，罗惇衍尚书、冯誉骑侍郎等都曾受过他的教诲。

在端州，清代的书院讲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兴盛。雍正十年( 1732) ，端溪书院是全国知名书院，是岭南四大书院之首。广东学政徐琪于光绪十八年( 1892)给朝廷奏报：“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优。”

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开设广雅书院后，端溪书院不再招收广西诸生，地位下降。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废科举，兴学堂”，广肇罗道蒋式芬、肇庆知府多龄将端溪书院改为“肇庆府中学堂”，“端溪书院”之名从此消失。

1912年，肇庆府中学堂改名“广东省立肇庆中学校”。1925年，肇庆中学改称“省立第七中学”。1935年“七中”又改回原名“省立肇庆中学”。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学校正式定名为“广东肇庆中学”。1971年2月，改名为“肇庆市第三中学”，简称“市三中”。1978年4月，复名为“广东肇庆中学”2001年9月，实行初高中分开办学，并把高中部迁移到仙女湖畔的新校区，实施全寄宿教学。

在四百多年薪火相传的城中路上，肇庆中学历经风雨沧桑，就如一部中国教育历史的缩影。岭南画派大师黎雄才、电波传播专家焦培南、水利专家蔡瑶忠地震专家黄玉昆等，都是由肇庆中学培养出来的。

如今，肇庆中学最引人瞩目的是那蔓延在回廊上面的凤凰花。从泥土中生根发芽，粗大的藤枝往上攀爬，然后铺天盖地地爬满了长廊，并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花瓣比桃花要轻盈，却比桃花还大；颜色没有桃花那么艳，却比桃花更明媚。层层叠叠的凤凰花，密不透风地挨在一起，像堆放在回廊上不真实的奢侈的彩花架。从早春二月一直开到了阳春三月，凤凰花丝毫没有一点颓败的迹象，让人不由地赞叹其美丽与执着……江滨路：最大的惠民工程

1976年夏天，西江河水暴涨，石堤之中不时有洪水渗入端州街道。这是肇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特大洪水。

全城从驻军到机关及各工矿企业，组成了多支抗洪队伍，24小时值班，分开地段把守江堤，并源源不断地将沙包垒上堤顶和堤底，抵挡即将漫顶的洪水严防石堤被汹涌澎湃的洪水冲塌。当时的防洪情景惊心动魄，洪水几乎漫过石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才防住了端州城区的洪水灭顶之灾。

西江哺育了沿岸百姓，为城乡交通运输、农田灌溉提供极大方便，促进经济发展；但西江洪患也曾给沿岸带来巨大的灾难，使无数良田毁坏，千万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然而，水漫端州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记述资料显示，千百年来西江洪患为祸肇庆，黎民百姓饱受其害。从包公时代到民国年间，再到新中国成立，人民一直强烈希望根治洪患。然而，只有改革开放、国强民富了，才有根治洪患的力量，肇庆人民才圆了这千年之梦！

根治西江洪患，乃世世代代肇庆人民的心愿。1989年元旦，肇庆市江滨堤路建设指挥部和西江报社、肇庆市广播电视局联合发出《根治洪患，造福后代——关于捐款支援江滨堤路建设的倡议书》，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迅速地传遍机关、企业和千家万户。肇庆军民，奔走相告，群起响应；旅外乡亲，闻讯泪流，纷纷解囊，争相为堤路建设贡献力量……

广东名老中医、肇庆市中医院长梁剑波一见倡议书当即签名认捐三千元；端州城东办事处一位干部捐款四百元，希望将已故父亲的名字刻在将来的堤碑上她说，父亲生前长居香港，对治理西江水患十分关心，现在，他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肇庆城区的侨眷和旅居港澳的肇庆乡亲对堤路建设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年过八旬的侨眷黄瑞兰，一听说要捐款建堤路，马上向端州区侨联表示，以她及其侨居美国的儿子黄荣禄的名义捐资两千元以作善举。

旅港乡亲董衍璇先生祖居肇庆市郊黄岗乡，他先祖父董玉球先生曾任景福围堤董，为家乡做了许多善事。董衍璇本人也一向热心家乡的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多次捐款赠物支援家乡建设。1989年前夕，董衍璇自港返肇，闻说堤路工程即将破土动工，就立即前往指挥部观看堤路模型。他激动地说：“根治西江水患，这是先祖的遗愿。现在市政府修建堤路，顺应民意。我们要继承前人未竟的事业，将堤路建好，让子孙后代免除洪患之苦！我愿出港币一万元，以尽微力！

建国六十年，肇庆建设大步向前。端州区的江滨堤路，是肇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心工程，为市政建设历史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如今，这条江滨堤路横卧西江河畔，平常日子是贯通端州东西的通衢大道洪水季节乃抵御洪魔入侵端州的牢固屏障。人们行经此路，是否会想起改革开放最初、最甜的成果？厂排街：中国第一家火柴厂

端州厂排街原有肇庆市火柴厂，是从巧明火柴厂沿承过来的，是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的延续。

据《中华民族火柴工业史》记载，中国第一家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日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文昌沙创建，时间是1879年。其“火花”已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第一枚火花。

卫省轩是肇庆市端州区睦岗卫村(现地属三村村委会管辖)人。相传，卫氏一族南宋时迁至肇庆，当时兄弟二人携带着妻儿，见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便开耕种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后来，当地人口逐渐增多又扩大耕地，广建住房，到明代发展为村，成为今日的卫村。

据述，卫省轩晚清时旅居日本，勤工俭学。他在日本一边经商，一边学习火柴生产技术，最后怀着为祖国服务之心，于1879年回到广东，在佛山文昌沙(后迁缸瓦栏)独资创设火柴厂，成为中国火柴工业创始人。生产的商标为“舞龙牌”，史上称之为“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当时，广东没有制造火柴的原料，盒枝、磷都靠国外进口——主要从香港买入，加上广东群众习惯用火石(火镰)打火，这使初办火柴厂从原料到销路都困难重重。卫省轩想方设法改进产销，招来生意，才使得巧明火柴厂名声大振，除在广东各地销售外，还远销全国各地。卫省轩后因年老且无子嗣，将厂转让给别人经营，改名为“巧明公记火柴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火柴厂工人逃难回到肇庆，把卫省轩传授的技术带回家乡，争相在城区设厂(坊)生产火柴。肇庆西门有个苏汉青，年轻时曾到佛山市南海盐步镇的爆竹及火柴厂打工十多年，后又到广州“人寿年戏班”做杂工1938年回乡，办起一间小型火柴厂。他自己设计、制造手摇排梗机、插梗板向招来的村民传授火柴制作技术后，外发到各家作坊生产。制出的火柴质量不错，群众和各地商人争相购买。民国三十一年( 1942)后，火柴生产从广利镇一带扩展到肇庆城区，成为一项颇具规模的轻工行业。

1939年，全区火柴厂(坊)成行成市，有四十家左右，其中，兴民、济民振华从业人员达一千人以上，日产火柴六百笠(每笠约一千二百盒)。1942年月，设在祝家路(现康乐中路)的兴民、济民等几家火柴厂(坊)纷纷改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生产，使年产火柴量提高到两万多笠。当时，城区不少街巷、家庭随处可见居民糊盒、晒盒，其情景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年代。

1953年12月26日，肇庆火柴厂冠名为“公私合营兴民火柴厂”，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1954年6月，为首批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企业。后来，肇庆市在兴民火柴厂的基础上，对城区多家火柴厂坊进行合并，搬迁到厂排街25号组建了肇庆市火柴厂。1987年，其固定资产原值210多万元，1996年前后改制停产。

前人有一首吟咏火柴的诗，可作“火柴礼赞”而传诸后世：纤纤寸火药硝黏，引得灯光胜火镰。莫怪焠奴夸利用，缘它工省价还廉！黄岗路：闲步中国砚都

走进端州黄岗路，就走入了“中国砚都”。黄岗以集中生产端砚闻名，而白石村更是端砚工艺的发祥地。历史上，中国制砚有苏派、海派、徽派、广作、宫作等，而广作的代表就是黄岗白石村了。制砚的“广作四大家”——程、罗郭、蔡就出自这里。

古时，白石村由黄岗的应日坊、文星坊、大德坊、惠福坊组成，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以刻石雕砚为生。白石村流传着许多故事，与村里浓厚的砚文化息息相关，充满了人文关怀，比如砚艺鼻祖伍丁点石之意、“石敢当”勇士授艺之说包公不持一砚归的正气、赵孟頫砚痴得书法的趣事、朱由榔称帝的由来，还有乾隆下江南题砚点进士、砚上题诗娶佳人、程真收徒女出师、“拦街递禀”光门楣……

在村里追寻，也在历史中追思，往事逐渐明了。村中地老天荒的荷池，仿佛是端溪鳞浪，牵引着文房四宝的源远流长；家家门前拂动的旌旗，跃然唐风，飘逸着李贺的紫云，放纵着武则天“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梦寐；户户小院纤巧的神工，活然宋韵，雕塑着包公的清心，声飞着苏轼的铭文；民宅古道，穿越“先师凿破山成路，后辈琢磨砚作田”的时空，回响着伍丁师祖的凿声。雨泡的石板路，光浮着帝王将相的大轿；风饰的土墙壁，影动出达官贵士的车马；露润的青苔，蒸发起文人墨客的神气；汗染的门槛，萦拂着商贾乡绅的华装；累累的砚石，依稀可以见证当年工匠稠劳的盛况；凄美的张之洞碑，泛绿了端州千余年劳动创造历史的砚谱。不大的白石村，那么一条袖珍的小街，却浓缩了中国端砚文化史上的精华。

白石村的砚艺很著名。巧如神的石工可以“听声选料”，称“石以木声为上金声为次，瓦声为下”，可以“因石构图，因材施艺”。他们日雕梦想，月刻画图，全由紫黄黑绿闹成团花簇锦似的一方一尊，仿佛珠光宝气冲入了眼，眼眸被嵌入砚中作“媚眼”，眼光则化为砚上的彩虹。整个村充满了争辉的星斗，仿佛一条银河就在神秘的街坊中闪动。

真是神奇，村中生长着的一棵老榕树，那枝枝丫丫撑起浓荫上的天幕，好像砚纹理的金线与蕉白，同时呈现翠绿和火捺，整个天就成了一方极品的端砚。老榕古木参天，浓阴蔽日。榕树之外有塘湖，塘湖之间有楼，有亭，有轩，有室有桥，有廊。春秋佳日，主人们总会置酒邀朋，在此吟诗作画。古树之下定有逸思，古树之下的聚会也会带着树的清幽气息吧。

据资料记载，1958年端州有两个端砚生产厂(社) ：一个是白石端砚厂，后又改为“市郊区端砚厂”；另一个是文教社，后改为“肇庆工艺厂”。广作的传承人、四大家之一的程泗，向肇庆工艺厂的全厂工人传授雕刻象牙和红木锐角的单刃刀技术，使全厂乃至端州的制砚技艺进行了一次革新。

但是，时间已将厂“革职”了。现在，厂是家，家是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采石、雕砚的工具。开坯、雕刻、打磨、配盒，整个制砚工序可由单家独户或几户人家来完成。

整个村三百多户人家，虽然“农夫荷锄至，把酒话桑麻”已成记忆，但是城中新村的“砚里人家”，还颇有“相见语依依”的纯朴乡风，传统观念融入“崇文、重教、明理、修身、助人、行善”之中。村里的人都是这样一辈一辈相传孩子们听着这些有趣的故事长大，也让我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脉脉温情。

紫云凝聚白石村，承载着一方人文砚魂。我对此既熟悉又陌生，既陌生又熟悉，透过白石村的文明见到了村的背影。鸭仔街：当年最大的农贸集市

很多老街坊都知道端州有条鸭仔街，其实这是俗称，它标准的街名叫作古崧路，在明代就已存在。“文革”期间曾被改为红旗一路，1981年至现在叫正东路东段。

古崧，指古时地势高耸；崧与嵩互通，指峰峦。在这个地方开辟了许多街巷，都是农贸集市。如鸭仔街，旧时这条街道是卖鹅苗、鸭苗的，故得名；如朝圣路是卖风炉的一条街，故有“风炉街”之称；又如猪市前，即古禹门坊四巷原来是摆猪摊的。看街名，就知道这街巷里有什么营生。还有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担着各种食物沿街叫卖，使这平常的日子更加活色生香。

旧时在这里有个农贸集市叫“大简圩”，卖猪的、卖牛的一应俱全。还有劏马巷、菱角巷等，每条街道都有它的经营特色，成行成市，群众便对具有经营特色的街道给予贴切的称呼。那时鸭仔街是最热闹的街道之一，圩日走在大街小巷上，总感觉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那弯弯曲曲的小巷，斑驳的大排档，座无虚席的茶市，处处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信息。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云：“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圩。”吴处厚《青箱杂记》曰：“岭南谓村市为圩……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圩，不亦宜乎！”

北方人来到广东，听当地人说到“趁墟”，往往不明就里，经人解释才明白过来：敢情“趁墟”跟北方的“赶集”是一码子事啊！农村集市贸易的场所，端州人称之为“圩”。在口语中，人们把约定俗成的集市交易日称为“圩日”；到集市上交易、办事，就是“赶圩”。习俗的圩日，均以农历的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固定，各地圩日互相交错，因而天天都有圩可赶。从年初三的头圩到年廿九晚的尾圩，一年到头不断。

逢圩当日，商贩、村民云集，好不热闹。远近的乡民商人，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赶来，车水马龙，汇聚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圩内贸易约定俗成，分门别类摆设井然有序。沿街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铲刀磨剪、阉鸡补锅、编织竹器、修制农具、开炉打铁、耍武卖药等古老行业，在圩日出现；老式大床、木制童车、八仙枱凳、草袋竹篮、禾篮扫把、锄头簸箕等传统商品，在圩日交易；豆腐、草席、酿酒、糯米粄、黄豆花生等地方风味美食，在圩日随处可见。

到了圩日这天，从各地赶来的村民和商贩打着吆喝，圩内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临近中午，人越来越多，长坊和小广场都被塞满了，赴圩的人数最少几百多则近千，场面非常壮观。有的把自己生产的粮食、日用品或家禽家畜挑到圩上去交易；有的带上钱往圩里赶，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则没事到圩上转转凑凑热闹，看看有哪些新鲜的东西……

最引人注目的是四邻八乡的农民都在这里进行鹅苗、鸭苗交易，一笼笼鹅苗、鸭苗摆满了街，“嘎嘎嘎”地叫个不停。经营者以灵活的双手在笼子里向鹅苗、鸭苗颈上一抓，刚好十只抓在手里，一边唱着数数歌：“一该又系五啦，二该又系十啦……”跟着报数，“哎——旦底啦住啦住行街哩(行话：卖出一百五十五只) ！”

到了中午，人们所带的各式农产品基本售完后，吃过本地小吃，或喝上一二两小酒，下午就各自散去。“赶圩只是和大家一起出门凑个热闹。”一位街坊说“赶圩的感觉蛮亲切，能找回一种乡村生活的乐趣。”现在鸭仔街等有趣而富有地方特色的端州街道，给老街坊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大桥路：闲步西江第一桥

大桥路，位于端州桥西客运站附近，南北走向，因有西江大桥而得名。

今天走在大桥路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这两年私家车猛增，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路边商家林立，既繁华又嘈杂，有时尚的现代气息，也尚存市井之气。

肇庆第一座西江大桥，位于端州城区之西，横跨西江连接高要市，是南北两岸重要的交通干道，也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特大桥，上面走汽车，下面走火车。端州大桥路、三茂铁路也经过该桥。

西江大桥于1987年4月通车，铁路全长1631 . 5米，公路全长1595 . 72米公路设于上层，车行道净宽9米，为双向双车道。两侧各设1米宽的人行道。铁路设于下层，单线、主桁外两侧各设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一条。这座桥结构新颖、技术先进，1987年曾获得中国建筑技术“鲁班奖”。

随着两岸车流量的增大，原桥已经不能满足交通需求。2003年9月8日，西江大桥扩建工程奠基。2005年，西江大桥副线兴建，双线通车。西江大桥扩建工程全长5 . 128公里，北起国道321线肇庆理工学校西侧，经蕉园村、风华路口、端州路平交。至今，西江大桥仍是广东省最长、跨度最大的公铁两用桥梁。

端州城区与高要城区仅一江之隔，多年以来，西江大桥是连接两城区的唯一直接通道。随着广肇高速公路的开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区多了一座肇庆大桥，又称“西江二桥”。它是连接端州与高要的主要交通要道，北起城区东部的黄岗端州一路，跨西江，南接高要金渡地段，桥梁总长2995 . 5米，引道长4 . 802公里，宽28 . 5米，双向四车道。连广肇高速公路白土互通立交，全长7 .公里，于2001年7月正式交工验收通车。目前扩建后的肇庆大桥主桥双向八车道，南引道按照公路一级结合城市快速路进行拓宽，双向十车道，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另外，正在建设的西江特大桥是铁路桥，人称“南广铁路桥”，位于端州三榕峡上游的小湘收费站附近，南宁侧接飞鹰隧道，广州侧接小湘1号隧道，是新建南宁至广州铁路干线肇庆段跨越西江的重要工程，建成后将是肇庆的又一个标志。该桥全长604 . 02米，主桥为450米跨径中承式钢箱梁提篮式拱桥，是目前世界上铁路同类中跨度最大的桥梁。西江特大桥建成之后将成为铁路拱桥中的“世界第一”。沙湖路：肇庆电灯之始

沙湖，因为古时此地有沙积土形成一个小湖泊而得名，其成因是端州沙丘的洼地自然形成；后来发展成小村庄，叫沙湖村。近年因扩展了一条路，从而改变了它是城中村的状况。

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端州城区万家灯火，彻夜明亮，流光溢彩，景色分外迷人。透过灯光的背影，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谁知道端州第一盏灯的历史？

一百年前，端州城区沙湖街住着一户苏家，有个苏老二，叫苏耀宸(原名锦星)。少年时，家贫如洗，年纪稍大就在端州厚岗鱼苗店做佣工，得“第一桶金后，便自营“茂兴”鱼苗店，后又与朋友合资组建从郁南都城至三水的西南轮货驳运业务。到了1910年，他创设两广航运业公司，拥有七轮七渡(柚木花尾大渡船) ，资产达数十万元，员工有四百多人，后来在英国领事馆备案经营香港至汕头、汕尾航线，成为西江航运实业家。

1913年，四十岁的苏耀宸，改变了肇庆城区黑暗无电的日子。一日早上苏耀宸和几个朋友在倚岩小馆饮茶时谈起想办电厂之事，朋友一听当场表示同意和支持。说干就干，苏耀宸、涂冠庭等合股在肇庆开办日华电灯公司，安装木炭(煤气)发电机组。据《肇庆市志》记载，肇庆城区电网形成始于民国二年( 1913) ，当时线路只有一条，从公司(即如今的江滨西路)起，东至五经里，西至沙街架设，导线是裸铜线，电压等级为2200伏。

1925年，苏耀宸独资接办肇庆日华电力厂，并接过该厂的小型发电设备加以充实后，更名为端光电灯公司。为了使城区百姓都能用上电，他又新增一条主干线为正东路、天宁南路、天宁北路、学前街、新街等道路的客商单位送电它的创建为肇庆带来了光明，苏耀宸也成为肇庆发电厂的创始人。

虽然建厂初期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只有一台54千瓦的发电机，220伏高压送电，其频率60赫兹，用电最高负荷相当于16瓦的电灯泡三千多盏，但大大振奋了时人的志气，更为肇庆以后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动力能源，为肇庆工业和商业逐渐兴旺起来提供了保障。苏耀宸以端光电灯公司的名义注册，增购发电机设备，用于市内照明和碾米。

苏耀宸开创了肇庆第一灯，他也一生以慈善事业为乐。1945年，他将公司70%产业捐赠给广善堂，30%赠给黄岗沙湖村锦星小学，用作慈善、文教经费他一生喜做善事，认为疾病是使许多人陷入贫苦的根源，便在崇禧塔下的塔脚街开了一间苏仁信堂，请来医生免费为百姓诊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获人民政府颁发的功劳证书。

因为肇庆手工业发展的需要，苏耀宸先后又与多人合资扩产，电力厂也几经易名。1949年10月18日，肇庆解放，此时的肇明电力厂年发电量已达每小时15万千瓦。为了家乡的建设，苏耀宸主动把全部资产交由地方人民政府经营随后肇明电力厂改名为肇庆电厂。新街：谁命名肇庆裹蒸

肇庆裹蒸好“大只”，半天吃不完，吃着吃着就吃出新街的味道，吃出宋朝的味道。

新街，北起正东路与城中路交汇处，南至江滨三路，江滨二马路连接其中其实，新街不新，在宋朝就有了。元大德二年( 1298) ，新街南建有陈大尹祠位于城内街巷之中，清代修为石街。新街在“文革”期间曾改称为立新街，附近的关帝庙街为立新街横巷。1981年后恢复原名。

在古代，有新街与旧街之分，都是并列的古街。从前，旧街(现叫立新街与新街成为东区与西区的分水岭，新街属东区，旧街属西区。现在，这两条古街早已失去了旧时之意，而演变成商贾、居民云集的大街。

别看新街不显眼，这里却是肇庆裹蒸的发祥地。肇庆裹蒸是用冬叶或棕叶作外皮，以糯米、绿豆、猪肉为主料，再加入适量的精盐、曲酒、花生油、白芝麻、五香粉等配料精工制作而成，裹好用水煮熟。“除夕浓烟笼紫陌，家家尘甑裹蒸香。”煮裹蒸，人称“守岁”。

当时在端州做官的包公，不仅任“公安局长”，还身兼“行政首长”、“教育局长”、“水利局长”等多种职务，发起了“耕深户广”的生产热潮。传说，端州衙门有一位姓梁的衙役，住在新街，为了让包拯在端州过好年，特意叫父亲准备一些酒菜，非常诚恳地邀请包拯到他家做客。

衙役说：“端州产鸭，我家母会做三杯鸭、酱油鸭、红烧鸭，包大人你就来尝一下菜色吧。”包拯说：“你的一番心意我领了，也多谢你家里人，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邀请！我现在做州官，今天你邀请，明天他邀请，后天人人都来邀请，这样一来，我就变成一个贪食之客了。因此，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衙役无计，就告知父亲，梁父点头称赞包拯是一名好官。为了见一见这个好官，梁父就带上手信(几只大粽子) ，登门拜访。那时候包拯不在家里，只有包拯妻子董氏在家，董氏拒收，推让再三，但梁父执意要董氏收下。待梁父走后董氏将大粽子挂在厨房的木钩上。后来，包拯回来知道送粽子这件事，就把梁父叫过去。包拯把梁父带到厨房，指着木钩上的粽子说：“我不是神，你不要用粽子来品我呀，请你都拿回去吧。”

梁父羞愧地说：“大人，这不是品神的粽呀，我们只当作团年饭吃用呢。”包拯问：“不是粽又是什么？”梁父解释了一番，接着念起一首诗：外包棕叶三两片，糯米绿豆放里边。猪肉芝麻五香料，裹好扎牢蒸半天。

说完，梁父解开其中一只大粽子，让包拯品尝。包拯只是细细地看了一下并没有吃。他叫梁父包好拿回去，留待与家人共享。董氏在一旁看不过眼就说“哪有粽子打开了又不吃，还叫人带走的道理。这个留下，我要了，我给钱。”董氏边说边给钱，梁父不肯收。董氏说：“你不收钱就把吃的带回去。”梁父只好收下了钱。

包拯笑着说：“这不叫粽，那叫什么呢？应该有个名称吧。难道真的是‘会生仔不会起名’？没道理吧。”梁父请包拯起名。包拯说：“梁老伯那首诗不错‘裹好扎牢蒸半天’，就叫‘裹蒸’吧。”梁父一听，瞪大眼睛，一个劲儿地说“好呀，‘裹蒸’这个名字好！”

梁父走后，包拯对董氏说：“我看‘裹蒸’这个做法不错，你过去跟人家学一下包‘裹蒸’，也让咱们共享。记住了，要交学费的呀，不许占半点便宜。”

董氏满心欢喜，就跟梁氏家母说，听从她家相公吩咐，过来学包“裹蒸”梁母头一回听“相公”二字，觉得很新鲜也很奇怪。“老公”听说过，“相公”真没有。梁母问董氏：“‘相公’是‘包公’吧？”这一下子乐开了。

此事传开后，端州百姓无不称赞包拯是好官，把包拯称为“包公”，包公之名传开了，“裹蒸”出名了，但再也无人敢给包拯送礼了。从此，肇庆裹蒸这一习俗传入西江流域民间。旧街：谁说“天下第一砚”

旧街，在“文革”期间曾称为建新街，1981年改作立新街。旧街在古代热闹非凡，从清末民初的一座肇雅戏院可以看出。民国元年( 1912) ，任广肇罗中等实业学校校长的邱邴君，曾为旧街肇雅戏院题有一联：武城何处不弦歌，望大众熏陶风雅；优孟犹能移世俗，愿吾侪爱惜衣冠。

旧街在宋代已有，也兴旺。街上摆卖最有名的端砚，不少达官贵人、文豪学者前来揽“贡砚”，更是夺宝。据说，宋代有个白玉蟾，他本来想到广东买舟回家的，一听说近端州，就决定“此行为砚访端州”。结果呢，他买舟的钱全用来买砚，变成坐别人的船回去了。

古人评价端砚，说法不一。唐朝李肇说端砚是天下的文人都爱使用；柳公权将端砚称为“三大名砚之首”；欧阳修称端砚为“罕有精石”；宋朝张九成赞端砚“天下奇绝”；而直接称端砚为“天下第一”的，就是元朝文学家刘诜了。

据说，元代某年，江西吉水的刘诜到端州寻砚。他晚宿城外荷花庄，雨一直下到深夜才停，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他站在茅舍前，看四面都被小溪和水田环绕，只听见一半是蛙声，一半是水声，于是写下一首诗：晚宿山村待雨晴，夜深云弄月痕明。茅庐四面溪田绕，半是蛙声半水声。

次日，他来到旧街，见到一位来自乡下的说书人，说端州不论农夫还是老人、小孩都能对对子。刘诜听了，自认为“家居讲授，素以师道自立”，但未看到端州人吟诗论对，便不以为然。后来他行过街尾，见在一棵大树下，有几位村夫围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还一边磨砚挥墨，仿佛晋代七贤场景。令他惊奇的是，这些人虽然是农夫穿着，说起话来却非常文雅，他在旁边，听高要话听呆了。忽然，听见一个老者高声说道：“再添三盏酒！”这时，静立一旁的刘诜想试探一下这班人是否像传说中那样会对联，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句：高朋满座，尽是有识才士。欢声笑语，呼人再添三盏；

众人这才发现，有一个外乡人在这里。听这话，分明是以联会友的高手，但他们一时却不知怎样答对才好。还是那位老者机敏，拱手一揖，说道：先生过誉，不知何方贵客？酒短情长，劝君也来两杯。

说罢，众人纷纷起立，请客人到上座。刘诜心想，说这个地方的人会作对子，果然名不虚传。后来，刘诜在老者的指引下，察看端砚，听老者讲述端砚得到了较深的领悟。于是，他在《端溪石砚赋》中写道：石者，天地阴阳之核也，故蕴神毓异，无所不有。砚之为石，又其精者。以天地之大，而产石之为砚不过数处，而端溪又为天下第一。则山川之英淑之气寒暑禅代之积，千百年间凝而为兹物，亦不甚易矣。吾闻端溪取石者，常千百夫挽绠而不能使之出，或雷电晦冥，失石所在，则知造物非无意于斯石也。夫以其生之不易，出之不轻，则其出也，足以经天地而饰皇酋，亦必有相之者矣。不然，造物之宝是也，将何为哉。

刘诜作《端溪石砚赋》，从此，“端砚天下第一”便闻名国内外了。风趣数字变幻的数字，在街巷中能演绎出美丽的故事。内在的有，特定的无，使大街对称，令小巷简洁，让坊市统一，将古城奇异。真的让人怀疑，这个端州是不是事先被设计好的？单木棉：诗词嫁入楼台中

那天，木棉花开得很旺，寻觅单木棉古地名，正看它分外豪气，树上落下一朵花，在空中旋转而下，然后“啪”一声落到地上，花不褪色、不萎靡，很英勇地道别尘世，化为火凤凰。

单木棉位于端州城西郊区，与双木棉相邻，1981年前曾称红旗四路二巷后为厂排街二巷。

单木棉古时建有一个邮驿。所谓“驿”，指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亦指供传递公文用的驿站，即驿馆。掌管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驿吏。邮驿是官府的通信机构，也是地方的交通组织，还负责接待过往宾客，为宾客和往来官吏提供住宿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据说，古代驿前街住着一个才子，姓于名楚，生而颖异，繁慧绝纶。年方总角，书史过目成诵，无论寒暑阴晴，手中未尝释卷。到了十岁，经类子传，靡不通晓。本郡积学长者，俱目为鸿才巨儒。年未弱冠，乡邑诸臣屡疏荐举。州中文人墨士，尽与于楚交游，联盟结社，皆成知己。

当时调来一个驿丞，应众友相邀到酒楼设席相会。谈吐之中，得知于楚年少多才，驿丞欲相识。众人即与于楚说，劝往一见。于楚道：“阉宦之流，古昔圣贤所鄙！”推托不去。众人再三劝说，称说驿丞素善词华，颇工吟咏，且人品秀丽，言谈甚饶风致。于楚被打动了，即与驿丞相见。

驿丞笑道：“足下高志固自不凡，但未识欲得怎样女郎，方缔姻娅？或可有意之人，本监当执斧柯。第恐三生石上已订一笑之期，非足下所能择耳。”于楚亦笑道：“晚辈虽然陋拙，至于室人，若非才而有貌者，誓不婚娶。若不得其偶虽终身鳏处，亦所甘心。”两人相视而笑。于楚得驿丞欢心，特把胸中学问透彻开陈。驿丞大悦，视为知己，语笑不拘。于楚亦觉情怀愉快，巨觥连饮，遂至酩酊，离席告止。驿丞苦苦相劝，于楚醉眼乜斜，力辞不饮。驿丞亦带微醺，笑对于楚道：“我有一对，要随口对来，如好免饮，否则听罚。”于楚道：“这却使得！”驿丞出对道：三十年如梦，一觉醒来千古事；

于楚对道：万般春似锦，九州绣出百花天。

果是不费思考，接上联之意脱口而出。驿丞连声道：“好，好！果是捷才还有一对，亦须如前对法，不则仍将罚以金谷酒数。”又出对道：地在图腾，史册长留胜境里；

于楚对道：天开画阁，诗词嫁入楼台中。“好一句‘诗词嫁入楼台中’啊！”驿丞称赞不绝，干脆将诗词嫁入邮驿中他命人撤席罢饮，铺纸挥毫。忽过数日，驿丞介绍一少女与于楚相识，两人两情相悦。后来驿站就成了摆结婚宴席之处，也成为谈文、吟诗、作赋的地方。二马路：苏廷魁两度落难

在清朝时，端州二马路与水街、西街、青云路相连，民国后称“横巷”1985年10月，二马路建起首座楼式市场，商铺如云，繁华热闹，有那么点从街名中透出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意境，老市民依然称这一带为“二马路”。“马路”是个外来词。在18世纪中期，苏格兰人约翰·马卡丹发明设计了由碎石铺设、路中央略高而且光滑平坦的路。人们取这种路的设计者姓氏，称这种路为“马路”，以表纪念。

二马路有关帝庙。古时，驻于此地的王室和官员逢年过节都要来这里参拜他们从二马路下了马，然后走路到关帝庙，完了再走回二马路上马离开。到了清朝时，废除了规矩，便可走马直入关帝庙前。

清咸丰九年( 1859) ，苏廷魁迁居端州忠勇路，掌教于端溪书院。他经常在二马路出入关帝庙，交友、散步、闲谈。

苏廷魁是清道光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御史。《南京条约签订后，他愤然上书清廷，力陈时弊，力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罪责(穆本是苏廷魁恩师，进士主考官) ，还请皇帝下令降罪自己，以开直谏之路。道光览奏，为之动容，嘉苏耿直。

然而，风气败坏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假、恶、丑的东西“积久成是”，变成似乎合理的存在，甚至造成一种不得不随波逐流的态势咸丰元年( 1851)四月，苏廷魁上疏弹劾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遭咸丰帝斥责还将奏疏抹去名字交给赛尚阿观看，赛尚阿大怒，在一次官员宴会上怒问：“谁弹劾我？”苏廷魁立即站出来应道：“公负国，我苏某不敢负公。”结果，在咸丰九年( 1859) ，苏廷魁便回端州养生寝息。他住在忠勇路，掌教端溪书院三年。

换了皇帝后，同治元年( 1862) ，苏廷魁受任河南布政使，后擢升东河河道总督，专管防治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与运河水利。他走马上任后运气不佳，因荣泽(今郑州西北)决堤，被革职留任处分，旋因修复堤围，官复原职。而在同治九年( 1870) ，他再次回到端州，称疾告退回乡，其实是“革职还乡”。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苏廷魁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他与河南巡抚一起奏请100万两银子用于堵塞决口。他亲自督工，决口很快合龙。经决算，剩下工程款30万两。巡抚主张按惯例由二人瓜分，苏廷魁坚决不允，力主“奏缴还部”巡抚的贪欲没能满足，羞恨交加，便倒打一耙，捏造罪状，上章弹劾苏廷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户部对苏廷魁的做法也大为不满，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在内外夹攻下，苏廷魁最终落得“革职还乡”的下场。“天下之患，莫患于知其不可，而群趋于不得不然之势。”在晚清，河工是有名的肥缺，乃“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任职于此的大小官吏，不但对治河经费任意挥霍，大肆侵吞，而且对此也习以为常，视为固然。但苏廷魁在贪渎成风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想独善其身，反罹其祸。

晚清这个封建末世，追求挥霍奢靡成了时尚。奢靡之风首先从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官场和聚敛着大量财富的商界刮起，这些人成天出入于花街柳巷，沉溺于酒食征逐，“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二马路上，当地官员最尚应酬，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也不足以挥霍。

苏廷魁对这种声色宴饮的酬酢十分淡漠，他醉心书法，其手书鼎湖山“庆云寺”，至今仍为世人所赞赏。在二马路，他留下一生写照的诗句：白絮漫天风未停，镜痕点碧嫩萍生。木棉百尺花如火，照见残春一片晴。三家村：魏之琇治好知府

民国时，在城南路有条街叫三家村，与府西巷、太平里相近，今已不存。

想当年，多少人曾经踏着夕阳的余晖，从繁华的城中大街往南拐，穿过苍凉的小巷，三家村狭窄起伏的青石板路和一排排老房便闯入眼帘。

过去，残破的石狮、石凳、黑位线仿佛都在向人们昭示，这里蕴含着历史收网的渔民、挑担的农夫、推着板车的老人，在黄昏的光晕中默默走过，踩着三家村的青石板去呼吸西江拂来的微风。三家村这一带的居民后来逐渐多起来，三家村也就有了不少兴衰沉浮的石板路。可惜如今没有了，只留下一个故事。

据《续名医类案·卷四·湿》记载，乾隆年间，肇庆知府吴绳年走进医家魏之琇的院子里，告诉魏之琇，他“初时恶心倦怠，食减便溏，继而夜不能寐，烦躁而数次起床，起后而又复卧，直到凌晨必呕痰数升”。吴绳年“以为中暑，而用香薷六一；或以为湿，而用萆五苓；或以为瘴，而用平胃；或以为痰，而用二陈”。吴绳年尝遍多种药也无效，续渐更加烦渴，饮服肾气丸及生脉汤后，病情急转加剧。“脉之濡而缓，右关为甚。据脉与症，湿热无疑，何诸治罔效？”

魏之琇在了解病情后，得知吴绳年之病，因其“素喜肥甘，又饮酒食面，其脾胃如土在雨中，沾渍既久，值夏令乃蒸郁而发。故非渗利厘清可愈，亦非风行燥发可瘳。唯圣术煎，一味白术重两许，酒煎，从而治之，必应”。魏之琇又说“如法服之，再以菟丝子五钱，煎饮代茶，服至一旬，渐瘥，半月痊愈。”果然吴绳年之病被三家村的医生魏之琇治好了。

后来，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吴绳年把感恩之心化作扩建端溪书院。他在近光亭的后面购买民舍，增建后有九间楼房，奉祀先贤；并移建近光亭，将莲池居中，以及修缮东、西两廊斋舍，使之成为两广规模最大的学府。同时，他还撰写《端溪砚志》和《肇庆府志》，共有二十八卷。

端州早春，草长莺飞，杨柳依依，春风烂漫，正是满眼春色。这时节，我寻找当年的三家村，它却不见了。只看到缤纷的桃花，一朵朵春天的诗情，一枝枝艳红的绽放，像春天的火焰，在墙角惊艳！四方井：巷古井深司马情

我想，水井承载着街坊深情的惦记，它所勾起的对生活纯洁甜蜜的回忆，那才令人酣然而醉！

早些年，我走进端州城东的塔脚路，发现“四方井巷”的路牌迎面而至，走入巷的中段，惊奇地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四方水井。井口石栏呈正方形，井壁用青砖砌成圆筒形，即“外方内圆”，看那明显而深刻的绳痕槽，虽不知其始建年代但也知其“源古巷深”了。隐约之中，眼前浮现了唐朝李绅的诗句：堤绕门津喧井市，路交村陌混樵渔。

这仿佛写的就是端州当年繁荣景象。古人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说井市代表了城市的兴旺和群居的生活。相传，端州四方井曾与李绅结下过一段不解的渊源呢。

李绅是著名的“悯农诗人”。宝历元年( 825) ，他受守旧派大地主李逢吉的排挤，被贬到端州任司马。李绅一路上翻山越岭，到了岭南，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两首千古传诵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到了端州，见污水横流，不能饮用，为解决用水卫生的问题，令乡绅打井汲水。一员外道：“此是龙脉，会触犯神龙的，挖不得！”

李绅勃然大怒，说道：“世上贪官污吏勒索百姓，尤令人愤恨，没想到龙为一方之神，竟也如贪官恶吏一般，可愤可恼！我偏要挖井，看龙能奈我何！”

员外连忙说：“司马千万不可莽撞！惹恼了老龙，恐怕要误大人前程……”

李绅说：“当今真龙天子恼我，尚不过把我贬到端州，看它地下一鳞虫，也来欺我？”动土之时，李绅命书童摆出文房四宝，研好墨，伸好纸，写道：“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地龙，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写好点火焚了，一道清烟升起。

当时，有个乡绅叫李再荣，带头动土，经过三天苦挖，井深两丈——水涨了！水涨了！李再荣又惊又喜，喃喃说道：“难道地龙也怕李司马么？”

井打好后，用青砖砌实，喻为“结龙”。当在井口要“锁龙”时，李再荣问李绅用什么形状为好，李绅说：“龙游四海，我漂四方，就把井口造成四方的吧。”这就是四方井的由来。从此，井水满而不溢，四季冰清。

有一天，李再荣走近四方井边，发现井里时不时发出红光，原来是一只红色的龟游到井水上面来。这龟似通人性，还举头翘望呢。李再荣觉得这只红龟是吉祥的象征，是龙的化身，便欣喜地捞上来，送给了李绅。

李绅端详一番后，感慨自己“遭诬”的心境，借意写了一首四十六韵诗，此录结尾四句：穷老乡关远，羁愁骨肉无。鹊灵窥牖户，龟瑞出泥途。

他的诗可以译为：我临老到了端州，从此远离家乡，可怜身边却没有亲人却忽然看到一只很有灵气的蛮鹊，在窗前偷偷地起舞；又看见一只吉祥龟爬出了泥泞之路。

诗成之后，李绅作了自注，说的是他在端州，有个叫李再荣的人献给他一只红色的瑞龟，他放入江中，龟多次来回地游，不肯远去。又有一只不常见的、形同燕雀的蛮鹊鸟，飞到窗前，说是报喜来了，认定有喜事应验。于是，他把龟和鸟一同带回住馆中。

李绅是否“人定有喜事应验”，我们很难了解。但是，千年之后的端州，如今旧城区的改造与建设却突飞猛进。2004年，由于土地被分期征用，连片开发，四方井巷原先有200多米长，生活着40多户人家；原先有民国的青砖楼房、清代的石柱，这些都被全部拆除，四方井也被填埋。从此四方井巷没有了，它成为历史的尘迹。

许多人都是诵读着《悯农诗》长大的，但是，我们是否都能诵得出“四方井”故事所体现的深情呢？五经里：古城半里多才俊

据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破四旧、立四新”时，此地翻出半块刻着“五经”的残缺板块。经老人确认，认为木板上面刻的“五经”应该是“五经博士”。传说是在嘉庆元年( 1796) ，本地官府赠给一个姓李的本里人一块“五经博士”匾，后来这块匾被安放于巷子“盛宁社”的门楼正上方。后人期望日后人才辈出，为了勉励后代发奋攻读四书五经，故将居住地盛宁社(其名有兴盛之愿，康宁之意)称“五经里”。

古时的“里”，指大概驻有25户以上的人家。五经里，古称五通巷，亦称盛宁社，清代东为东便巷，西为西便巷，有潘家巷、冯家巷，是古端州文化的聚集地之一。南接阅江路、北连建设路，全长约132米，宽3米。“文革”期间五经里曾改名为五星街，也称向群街。1981年复称五经里。

那么“五经博士”又是什么头衔呢？这是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秦始皇时已有博士70人。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置太学，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经学成为官学。西汉的儒学博士，对经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自汉至清，历代都设有“五经博士”的官职。

五经里曾居住过无数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查到名字的读书人，只有少数人的名字，和五经里一样流传下来。明朝初年，五经里已有陈长进(又名士广)居住；明朝末年，有个叫李元富的人，为了避兵乱，从新会迁来；后又迁来了新会的唐氏。清朝搬迁而来的人就更多了，大户有程、冯、何氏三大家，他们选择了有“秀色风光”之称的盛宁社(五经里)定居。

据说，李元富的后代李再思，在嘉庆初年，为儒家经典教育做出了贡献，被授匾“五经博士”，后又被赐举人。这样，此地的地名便改为“五经里”了。李家一向崇尚五经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世家”。到了李再思这一代，年纪轻轻的他，不用参加科举就有官学地位，被授予“五经博士”；又因为诗文出色，很得官方的赏识，在当时也颇有名气。他个性豪爽讲义气，颇有几分侠士的味道，而且也很喜欢谈论时事，希望能在地方政事上建立功业，于是谋了个幕僚职位。

五经里一向学风甚浓，早在明清两个朝代出过几个名人，从明代成化到清代光绪年间，五经里有三人高中进士，多人考中举人。据民国《高要县志》记载，程文在明成化年间考取进士；冯显端之后冯誉骥在道光二十年( 1840)考取进士；吴桂丹在清光绪十五年( 1889)考取进士，其次子吴国基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还有唐汝凤在清乾隆年间考中举人；四年后，冯誉骥的弟弟冯誉骢也考取举人；光绪十七年( 1891) ，冯誉骢的儿子冯元鼎考取举人。

当年中了进士的冯誉骥，曾任内阁学士和陕西巡抚等职，清光绪九年( 1883)遭弹劾革职回乡后建故居。其故居是一幢三进的古建筑，占地面积约一千平方米，形成了一条冯家巷。

在冯誉骥故居的斜对面，是晚清古建筑吴桂丹故居。吴桂丹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等职，他的孙子吴大猷、吴大业、吴大任、吴大立全部是留学美国或英国的博士。其中吴大猷是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近代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任是知名数学家，编写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数学教材，他们为五经里的历史添上了辉煌的一笔。六榕社：阿诚奇遇蟹精女

从前，在端州西江边有一条后街，叫六榕社，后人称为蟹栏街，曾一度叫爱民路五巷，1981年并入现在的蟹栏街。

当年，六榕社里有个年轻人叫阿诚，为人忠诚老实，乐于助人。有一段日子，阿诚外出打工。他回村后发现六榕社村里的人都患了一种怪病，村里的老村长告诉阿诚，有仙人托梦说，村民要喝本村的地下水，而且要喝上一年，怪病才会好。

阿诚在本村的一块空地上不分昼夜地拼命挖，想挖出一口井，让村里的人喝到地下水。阿诚挖井挖到十指流血，也只挖了一个坑，不见里面冒出一点儿水来。

西江河有一只蟹精，善良纯真，看到西江两岸男婚女嫁、男耕女织的欢乐甜蜜景象，深感河宫寂寞冷清，对人间心存向往。当她知道人间河边的阿诚为村民治病挖井的事，对阿诚顿生敬重和怜悯，决定帮助他。有一天晚上，她吸了一些地下水放到阿诚挖的坑里。

第二天，阿诚看见了坑里有清甜的水，非常惊喜，立刻把水舀起来，分给村民喝。村民喝后怪病果然有了好转。阿诚发现坑里的水舀完后，过了一夜又会盛满新的水，感到很奇怪，于是想探个究竟。一个晚上，他躲在坑的附近观察，不久，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少女翩翩飘至，飞到坑旁，从口里吐出一股清水流入坑里。阿诚恍然大悟，走出来想亲自答谢，少女一时无法躲避，害羞地低下头。阿诚又惊又喜地问：“你是何人？”少女答：“我是蟹精。我生活在河里，你的一言一行，我都清楚.我敬仰你为人正直、忠诚善良，我瞒着河神，到人间帮助你为村民治病。”阿诚拱手一鞠躬，说：“谢谢你，你愿意留下来与我一起生活，一起帮助村民把病治好吗？”蟹精含羞地答应了他。

阿诚娶了蟹精为妻，男耕女织，相亲相爱。蟹精继续为村民吸地下水治病，他们的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十个月后，蟹精生下一个孩子，取名为“水灵”，十分可爱。夫妻俩很庆幸能相遇相爱，希望终身相守，白头到老。

水灵出生不久，河神大寿。在寿宴上，河神唯独不见最能歌善舞的蟹精，立即派人查问，才知道蟹精去了人间。他勃然大怒，派遣虾兵蟹将把蟹精捉回河宫问罪。

这一天，蟹精正在做饭，阿诚从地里回来。突然狂风大作，虾兵蟹将蜂拥而至，不容分说便押着蟹精返回河宫。

阿诚抱着孩儿奋力追至河边，眼睁睁看着妻子和虾兵蟹将迅速沉入了河里。他在河边抱着孩儿，痛哭跪拜，祈求河神怜悯，让他一家人团聚。

蟹精向河神请罪，请求河神让她继续帮助村民治病，她宁愿牺牲自己，只要可以日夜守望深爱的夫君和可爱的孩儿。

河神有感于阿诚和蟹精的仁义与真情，将蟹精化作村庄内的一座蟹状的小山冈，两只蟹眼化为两口井，帮助村民把病治好。这两口井的井水清澈甘甜，就像蟹精的心那样纯洁善良。

后来，人们把六榕社这个地方称为“蟹栏(眼)街”。七星街：盘古将军此山中

山是凝固的诗篇，也是物化的历史。端州之山，以北岭山天然屏障为背景，从刀耕火种一路走来，大山脚下的端州拥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休闲乐土。文明点化北岭山的辉煌，使山成为中心城区的“市肺”，与七星岩景区互为衬托，交相辉映。

七星街在北岭山脚，东西走向，从街上可去往两处名山，一是盘古山，二是将军山。

春天的花儿已经陆续绽放了，山坡上的桃花、杏花和迎春花先后争相吐艳，阵阵清风吹绿了小草，吹得人心里痒痒的，十分惬意。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盼登北岭山的心情愈发急切了。北岭山的景色好美：春风荡漾，青松摇曳，山峦起伏，山岭相连，翠峰环抱，山鸟啼鸣……

盘古山，因北岭山有盘古庙而得名，盘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古端州是个多民族的地方，民间流传着这样的《盘古开天辟地歌》：“盘古开天地，造山坡河流，划州来住人，造海来蓄水。盘古开天地，分山地平原，开辟三岔路，四处有路通。盘古开天地，造日月星辰，因为有盘古，人才得光明。”

盘古山是中国罕有的城市原始森林生态区，活生生把闹市的声音盘入“奇、秀、幽”的谷深林翠间，由此有了盘古生态文化景区。景区地形高低错落，委婉中野趣横生，起伏中藏露得当，峰高谷深，森林繁茂，动植物丰富，瀑布溪潺，环境幽雅，最具山水型和城郊型公园的特点。

山上盘古祖殿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古代盘古文化建筑，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 1014)建造，龛上立盘古(元始天尊)像一尊，两旁有汉、瑶两族供奉的十位祖先神：伏羲皇(苍帝君)、神农皇(赤帝君)、轩辕皇(黄帝君)、颛顼皇(黑帝君)、少昊皇(白帝君)、高辛皇(东极清华大帝)、衡山皇(南极长生大帝)、后土皇(西极地祗大帝)、白马皇(北极紫微大帝)和盘瓠皇(瑶族祖先神)。最大的特色是殿中的盘古皇，保留了瑶族祖先神的原貌——狗头人身；这里的人将盘古称作“四皇爷”，排在伏羲、神农、黄帝之后，此为全国其他盘古庙所没有的。门石柱刻有对联：开天垂象物；辟地启鸿蒙。

肇庆曾是南方瑶族的主要聚居地。到明代中叶，肇庆府瑶山竟占了广东瑶山的六成以上。在盘古祖殿的十皇殿中，瑶族祖先与汉族祖先共处一堂，反映了在北宋时候瑶汉文化就已互相兼容，并反映了从元代起，肇庆就是岭南瑶族文化的中心。可以说，肇庆盘古祖殿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化石。

祖殿内香火鼎盛、灵气逼人，每逢农历十月十六日“盘古诞”，民间组织的庙会活动，热闹非常，还有“千人盆菜宴”，那真好玩。

离开盘古山，走上将军岭，在今石牌村北面，因传说南北朝时关公在此显灵而得名。山上有肇庆最高大的观景台。上能观秀云日出，群山莽状；下可览五湖七岩，肇庆全景。晴日，天高云清，胜景一览无余；阴天，仙雾弥漫，飘然遗世独立。真是：楼观闹市白云入，门对西江日月生。

将军岭又叫“将军峰”，源于这么一个故事：

以前，山腰上有一座楼阁，里面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一天，来了一队人马，领队是一位年轻将军，传令人马就地休息。他走到楼阁前向小姐施礼说：“本将军奉旨前往广西平定叛军，不知从哪一条路去广西最近？”

小姐见将军英俊威武，顿生爱慕之情，心想：得想办法让他多逗留一会儿，便说：“我父亲是当今地理名师，你去问他吧。”

将军急忙说：“有劳小姐带我求见令尊。”小姐说：“真不巧，今天一早，他就出远门去了。”将军很着急，小姐看了他一眼，微笑着说：“有办法啦，父亲有一张地图，我带你进去取吧。”

两人走上楼阁，小姐把地图交给将军。小姐喜欢将军的年轻英俊，将军喜欢小姐的聪明漂亮，于是两人私自订下终身。天色将晚，将军告别了小姐，飞快跑下山去，连夜带着队伍向广西进发。

叛军很快被平定了，将军立了大功，班师回朝。皇帝给他加官晋爵赏赐了大批钱财，许多官员都想择他为婿，都被一一谢绝了。他骑上骏马，万里迢迢来接意中人。

将军在楼下等候，快站成山峰了，小姐却梳妆半天不下楼，于是民间流传着两句诗：“将军落马门前候，美女梳妆未下楼。”原来，小姐是让将军接新娘呢。于是后人就将此地称为“将军峰”了。

再说山上有一座巍峨耸立的八角塔楼，名为“观星楼”。楼高六层，白墙丹柱黄瓦，翼角圆窗，高古雄浑。首层供奉着弥勒佛像，旁悬一副对联警世：以忠厚相承，积金皆由积德；为秀灵所聚，多宝更要多贤。

四周壁架上陈列着端砚、奇石、观音立像、卧佛等众多艺术品，琳琅满目。自二楼到六楼，依次供奉着黑、白、黄、红、绿五位财神，它们由印度财神演化而来。

楼下有殿，殿外有院，院中有池，寿龟、锦鲤、仙鹤全纳其中。殿内供财神赵公明，神情肃穆、气度威仪，辅奉福、寿、禄、喜神和利市天官等十六尊神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看上去，神像似乎在说：“莫笑我竹骨泥身，许个愿试试；别管你玉衾锦衣，烧炷香瞧瞧。”

向东走进好运阁，此处祀奉的是文财神范蠡，有人评论范蠡：“应怨大树招风，高功见疑，陶朱事业原无奈；赢得红颜知己，青史传美，烟水生涯聊可娱。”若西施再世，是否认同呢？

走进西边忠义轩，见门联“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汉封侯明封王清封大帝”，便知是祀关公了。关公凤眼双睁，蚕眉上挑，绝伦逸群。“数定三分扶炎汉，伐魏讨吴，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志在一统佐熙朝，伏魔荡寇，神威远震，只完当日精忠。”算是对关公一生的概述了。八贤里：闲话忠节八贤祠

我从端州宋城路走向肇庆市第七中学，有一条小巷名叫八贤里，一头连着城北路，一头连着宋城路。走入宽2米、长200米的小巷，脚步放慢了。闹市转幽静，一步步将我引进了这深藏不露的古里。

巷口那两棵大榕树，根深叶茂，两树枝叶紧挨连成一片，就像一把巨大的伞。据老居民回忆，这两棵榕树是1952年种的，如今已是枝叶参天。

秋日的阳光斜射下来，令连绵的民居顿时变成一幅画：大块的阳光，大块的背影，与深深的古街巷形成烟笼般的水墨色泽；褪了色的门联和偶见的紫暗雕檐，在朦胧的意象中幻化出各种不同的色彩。但此时古巷大都还是以青墨为主色调，只有在脚步声荡过旧墙时，人们的彩衣才翻卷起巷底的灰青色，直到街的尽头。

那么八贤里何时已经存在了呢？其实八贤里经历过许多变化，在明代之前这里是“十家九姓”，还没有命名为八贤里，到了明末清初才因“八贤祠”而得街名。“文革”期间这里称为友谊北路三巷，1981年复称八贤里。

据说，古时这儿有座净明寺。周围古柏参天，庄重肃穆。寺内香烟缭绕，香客不断。不远处住着二三十户穷苦人家。

相传，南宋后有个偏安皇帝在肇庆建都，把北面的城门闸口建得窄小，只容一个人进出，岗尾程的百姓通行很不方便。有个专门上市卖菜的程姓后生仔，觉得门口小得实在是让人难受，于是他立言：“他日我若发达了，定把门口八尺开。”果然，他后来考得探花归来，为官有钱了，便把闸门和路面扩大至八尺。

路扩宽了，来往的人也多了。有一天，有个县官和一个风水先生看中了路外山冈的土地，将这块地方作为修建祠庙的风水宝地。但是，祠庙离人居太近，“佛”难安静。于是，县官出了一张布告：“祠庙用地，屋往东移。”后来，百姓的房屋都往东西方向延伸，留下了好大一块建造祠庙的土地。

那么，这块土地建了座什么庙呢？原来是净明寺。它是当时端州最有名的寺庙之一，位于今肇庆市七中校址。

传说归传说，其实据《高要县志·建置略》记载，净明寺于南宋绍兴中由知府陈可大建造。直到明嘉靖二年( 1523)知府曾直改建，并更名为“忠节八贤祠”，祭祀着“精诚傥直”之人，之后人们称这里为“八贤里”。清光绪十三年( 1887) ，梁鼎芬任职端溪书院主讲时为八贤祠撰写有一副楹联：流落岂云悲，独怜迢递修门，无路再陈万言疏；精诚傥来格，应念徘徊壤屋，有人重赋八哀诗。

那么联中所写的是哪八贤呢？据考，是唐朝的张柬之、李绅和宋朝的刘挚、邹浩、胡寅、胡铨、雷正、张世杰等八人。他们为什么值得端州人祭祀呢？古时候定这八贤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真是无从考究。据旧时的老人们传说，这“八贤”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地以人传，闻名遐迩。

据说，张柬之、李绅、邹浩、胡寅、胡铨等人被流放到旧时的肇庆地区为官。张柬之是大器晚成之人，以主谋迫使武则天退位而知名，人称“恢复大唐社稷第一人”；李绅是“悯农诗人”，唐长庆四年( 824)贬为端州司马；刘挚以“推行新法”而著称；邹浩宋学士，以诗文著称于世；胡寅著书有《叙古千文》，为专叙历史之人，在端州留有诗篇；胡铨是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雷正政绩暂无考；张世杰英雄盖世，为“宋亡三杰”(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之一。

八贤祠不在了，这一带地方却依然称为“八贤里”，多有诗意呀。其实我觉得，八贤人物充满着历史意韵，又不乏如那两棵大榕树般的豪放。在榕树下摆上石条做成石凳，又成了一个阴凉的休憩之所。其中一条石凳尤为特别，石条边缘还能看到清晰的雕刻痕迹，可能是已经消失的八贤祠遗留下来的印记。

八贤祠的来历由历史变成了传说，由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逐渐老去、退化，变成了八贤里的一段记忆。九里香：吉日进宅的风俗

九里香巷，又称“九里乡”，是古城中路的一条横巷，与朱家里巷为邻。但是，2003年起它便不复存在了，因为旧城改造，一改就改去那些阳光不进、出入不便、破旧不堪的楼阁、房间、园子、铺位，从而出现新型的街道和房屋。

说到端州建新房，旧时与现在有所不同，过去对造屋有特殊的讲究。民国年间，端州的市民建新房时，要先请风水先生择吉日，包括兴工、行墙、安门头、上梁、进宅等日期；在破土动工前还要请道士净地，意为驱邪赶鬼，然后开线、定向；泥水匠、木匠在行墙、安门头、梳山、上梁等工序中，主家必须摆酒请饮。

上梁这个工序最为隆重，请道士做法事，贴大红“符箓”，挂红簪花，安“斗尺”、“粮袋”，放好大梁便抛油糍，让人挤抢，以示兴旺，然后分发“利事”。

建好新屋，要按吉日进宅，称为“返火屋”。进宅时全家男女老幼，由最老的带头，拿一笼鸡乸仔(母鸡带小鸡)入屋，取其佳而多之意；随后各人必手拿一物，衣服、家私、杂物均可，俗称“返火屋，手头足”，意在表示家丰物阜，丁财两旺。进入新屋先煮糖圆，取其甜蜜团圆之意；后设宴款待宾客，叫“请返火酒”。有钱人家还请来八音、戏班助庆。

如今，建新屋已减少许多烦琐的习俗，但进住新居之日，仍有送礼摆酒宴客的习惯。在造屋之前，要先请风水先生占风水确定房屋的坐向及动土日期；之后，在动工之日，要张贴“开工大吉”的红联，同时燃放鞭炮；造屋施工过程中，要不断地祭祀“土地公”，以保工程进展顺利。

在屋子框架搭建时，注意的重点就放在了大梁上。上梁时，要在梁上系上红布，红布至少能下垂约一丈长。梁的两头还要放上米、谷物，再在梁上贴上“上梁大吉”的红幅。

新屋建成之后，就要进宅了。进宅之日要选择吉日良辰。进宅当天要燃放鞭炮，驱鬼辟邪，接着由家中男人带头进屋。他们每个人还要携带一件东西进去，一般都是长明灯、神龛、米、谷物等，之后才能往屋子里面置放家具。亲朋好友则通常赠送花瓶，既美观又图“平安”之意。

当然，住在城市公寓式商品楼也就少了许多习俗。早两年，在叠翠南路的一位大姐搬新家，她说：“咱也图个好兆头，要得发不离八，于是选在腊月二十八日搬家。爱人说，花钱买享受，我们就要尽早享受。说真的，住新房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才叫享受。三室二厅，我和爱人一间，儿子一间，电脑就放在他的房里，目的是给他提供一点学习上的方便；另一间专门辟为书房。”

说到书房，一面墙的大书柜，显得很有气魄。过去由于没地方存放，只能躺在床铺底下的书全都见了天日，它们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站着，似乎随时都在等待主人的召唤。

客厅摆着电视、音响、沙发，看电视、唱卡拉OK、坐着休息等都随意。餐厅与厨房相通，条型餐桌是客多拉开、人少合拢，也算是得意所在。十字街：西方文化的道源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十字街是狭窄和拥挤的，但恰是这条窄窄的街道，让西方传教的历史浮现……

十字街的路线并非呈“十”字形，而是呈“T”字形。那么，这条街道为何称为“十字街”呢？十字街在明代是北门内大街，亦称“朝天社”，向北直通“朝天门”，南接城中路。清代传教士们在北门内大街建教堂叫“道源斋”，屋顶上建一个大十字架。后来人们不叫北门内大街了，改叫“十字街”。民国十八年( 1929)修筑马路时，正式定名为十字路。在“文革”期间曾称为友谊南路。 1981年复称十字街。

如今在街上边走边看，一座面积不大、也不显眼的二层小楼被夹在两座楼房中间，显得格外寒酸，这就是百年古屋——道源斋。透过这古屋的尘烟，看见了一位历史人物——利玛窦。他是意大利人，耶稣会神父，二十三岁被教会派往东方。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他取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叫利玛窦。

明万历十一年( 1583)九月初十，利玛窦和罗明坚到肇庆拜见知府王泮，要求在肇庆城南天宁寺居住。九月十五日，批地在西江边崇禧塔旁建造第一间小教堂，据说最初利玛窦给教堂起名“圣童贞院”，而王泮则题取中国佛名“仙花寺”(又称“鲜花寺”，译为“秀丽的会所”)。肇庆便成了中国内地修建第一座天主教堂的地方，也是利玛窦开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落脚点。

利玛窦用中国佛教使用的“寺”字给教堂起名，目的是拉近与肇庆人的距离。仙花寺内的“西物”如美术、地球仪、自鸣钟等摆设，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参观，以增进了解，建立友谊。他虽自称“西方净土”，却不穿西方的神父服，而穿中国僧服。后来他发现中国人对神灵并没有太多的敬意，佛教人士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有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才受到人们的尊敬。于是，利玛窦脱掉了僧衣，改穿读书人的服装，读儒家经典文集，向西方社会翻译介绍儒家的著作。不久，在儒学名人陈理阁的帮助下，利玛窦以中国人的“神”定下“天主教”名称。“天主”出自《史记·封禅书》的“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再加上中国儒家还有“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于是在得到利玛窦的首肯和确认后，“天主教”成了耶稣会在中国的正式译名。利玛窦也演绎了多个让后人为之赞叹的“中国第一”。

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万国全图》：利玛窦在此采用经纬线标明的办法，绘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由于中国的位置在地图边上，王泮对中国的位置感到不满意。于是，利玛窦重新设计了第二张世界地图，采用本初子午线投影转移的方法，把中国的位置放到了地图的中央。

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仙花寺落成后，利玛窦特意将一个大房间辟为图书室，他把从欧洲带来的一批天文、地理、数学、机械、水利以及城市建筑、美术画册等书籍放在里面，公开让人翻阅观看。尽管“图书馆”一词清代才出现，但专家们仍然认为，仙花寺的图书室应该被称为“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中国第一台自鸣钟：利玛窦在肇庆制造出中国生产的第一台机械钟表。钟面不用阿拉伯刻数，而是按中国人的习惯采用子、丑、寅、卯、辰、己、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来表示时间，这自然也成了中国内陆所制造的第一台自鸣钟。

世界第一部中西文辞典：利玛窦曾在澳门学习了十三个月中文，来到肇庆后又与罗明坚神父合作，花了五年时间编纂了一本中西文对照的《平常问答词义》，它又被称为《葡汉辞典》。

利玛窦在肇庆的第六年，万历十七年( 1589)八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刘继文“请他”离开肇庆。从那以后，利玛窦便与肇庆不再见了。至于仙花寺，被两广总督刘继文改为“刘公生祠”了。

万历二十年( 1592)年春，在徐闻“六月一息”的大编剧家汤显祖，神宗为他“落实政策”，调离徐闻，由吏部另行安置工作。他经过端州回临川，在肇庆旅店住下歇息，听到当地百姓说，有个叫利玛窦的洋和尚迁到韶州一年多了，现又来了两个天主教徒在广场和街头巷尾进行传教活动。汤显祖想起去年经过韶州时，就看到了在城西光孝寺前的西河岸边新盖的天主教堂，人们议论住在那里的几个洋和尚不像出家人那样隐修，而是常出入官府，结交了许多达官贵人，又从不向人化缘，生活还过得很好；还听说有个叫利玛窦的人“身怀无数奇技异能”，能把土炼成黄金。

汤显祖听到这些，对利玛窦来华的目的产生疑虑：“这些人来这儿到底干什么？天主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去看个究竟以长长见识，于是前去观看了他们的传教活动。但见这两个传教士，长着一对蓝眼睛，满脸蓄着长而卷曲的胡须，随身背有耶稣天主油画像，堆积的油彩使画面表皮像鳞片一样的粗糙，把它镶嵌在精美的有似神龛样的镜框之中，用红纱笼罩着，显得十分庄重珍贵，就像龙脑树，树皮粗糙，可那香气却藏在树中一样。

汤显祖观看传教活动后，认为他们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是个奇迹，但他们持有罗马帝国钤以金印的黄金文书，表明身份不用怀疑。通过翻译，传教士说他们来自西方，那里是不信佛教的。“告诉佛祖啊，那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即古印度)也早已没有佛教了。”汤显祖将所见的一幕，写成了《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汤显祖在明万历二十年( 1592)二月间经过端州，此时利玛窦已去到南雄，在端州所遇的“西域两生”有可能就是从印度调来的苏如汉和罗如望或其他人，他们受范礼安神父派遣，像中国的游方僧似的，背上绛纱笼罩的“天主画屏”，在端州的广场和大街小巷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因初入中国境内，没有剃须断发，且中文没有过关，还要靠翻译帮他们讲述教义。汤显祖在后来创作《牡丹亭还魂记》时就增加了一些以洋船、洋商、“番鬼”、译者、“三巴”为特征的情节和场景，被后人称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历史进入到清同治二年( 1863) ，端州教友为纪念利玛窦，仿照仙花寺于十字街建造教堂，取名“道源斋”，承接仙花寺的历史。为什么称“斋”而不称“教堂”呢？当时，清王朝政府不准在城内建造教堂。既然教堂可以称“寺”，当然也可以叫作“斋”，于是有了“道源斋”之名。道，是宣扬、宣传的意思；源，是天主福音的起源之地。不过，历史总是爱开玩笑，道源斋后来原貌无存。

清代，十字街道由青石铺成，两面全为商店、货铺、面馆、药铺，茶房；还有天主堂、邮局、营房、监狱、学校、戏院、肉铺、糖果铺、烧饼铺、花楼、烟馆等等，一应俱全。十字街有一句民俗歇后语：“罗新记牙刷——一毛不拔。”十字街又何止一家“罗新记”，民国时期，直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里曾经集中了大大小小的手工作坊，用猪骨、鬃毛制作各式各样的牙刷，满足了人们文明生活的需要。

古老的十字街，时至今日，那些曾经迷蒙在烟雨中的寺庙，还留存于端州的已是少之又少了。如十字街现存的“牙鹰楼”，在1945年端州沦陷时就曾被强占为日寇的宪兵部。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十字街一度成为当时文化教育活跃的地方，高要文化馆、狮山幼儿园、狮山小学、宝月中学、高要师范……一条街道，就这样把历史与现在连不起来。百丈堤：星岩烟雨冠天下

烟雨星湖似画图，微波十里水纹铺。在百丈堤路就可以欣赏到古端城八景之一的“星岩烟雨”。春夏之交，烟雨迷蒙，湖景绝妙，构成了集阳朔之山、西湖之水的“岭南第一奇观”。一回眸，就瞥见七仙惊艳；一挥手，就拂动秀气万千；一投足，就挺立于端州古城。独特的星湖，人间的仙景。

走在百丈堤看星湖，“四面堤边花树伴，静对微波倚空明”。百丈堤是端州新命名的路名，南接星湖西路，穿过出头村后，北连肇庆大道( 321国道) ，还可进入七星岩景区。有台湾朋友到星湖游玩，在321国道的畔溪酒家边转入星湖时，台湾朋友轻轻念道：“败仗的路。”当时不在意，过后又经过此地才明白，这里有个新指示牌标明转入“百丈堤路”，太有意思了！不是打“败仗的路”哦！粤语与闽语的读音差别太大了。

百丈堤是2010年市政扩建工程的重头戏。当时出动了施工勾机、运泥车、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等多种机械设备。每台机械配备两人以上，人停机不停，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在当年年底完成工程。堤路上面有条“波海桥”，桥的左侧是波海湖，右侧是星湖，又叫“中心湖”。端州春日，堤路两边岸柳，清风拂面，可称得上风景这边独好。

是谁人先说这里是“七星岩”呢？我们可在石室岩洞找到答案。刻于石鼓对壁的滕祜题名“滕祜岭使南海游石室七星岩”之句，明确地告诉人们：“(北宋)崇宁乙酉( 1105年)仲春十九日。”也就是说，“七星岩”之名起于北宋年代。七星岩由“五湖、六岗、七岩、八洞”构成，季季有别，处处引人入胜。春时，烟含柳翠，雨吐艳红；夏日，新荷如云，香远溢清；秋月，香飘金秋，水明澄碧；冬季，峭拔倒影，鸟掠浮云。“挥毫水上，咏哦山间”，春夏之交畅游绿道，微雨轻洒百丈堤。初看，七座披翠而立的小岩山，犹似天上的北斗七星，散落在这万顷碧波的灵湖中。瞬间，有的像玲珑的翠螺，有的若美人的发髻，有的似少女的黛眉，有的如湖边山民的箬帽，各具形态，各有逸韵。再看，层峦墨翠，雾气缭绕，柔媚动人，仿佛天地间烟雨迷漫，宛若蓬莱仙境。这令我填得一首《如梦令·星岩烟雨》：柳拂湖光天柱，草绿蟾蜍春树，石室阆风清，花落阿坡烟雨。飞鹭，飞鹭，仙掌玉屏深处。

这等美景，唐代李邕曰“景福”；宋人黄公度语“天上何时落斗星，化为巨石罗翠屏”；明人吴国伦道“圆屋山形应七星，北斗胡为傍南奥”；清人阮元云“五羊仙人来何处，必从此峡骑羊去”……还有从那花香、鸟语、虫唱、蝶舞、莺声中，幻化出的古今赞叹。

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元帅第一次来肇庆，便给星岩、鼎湖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风景，等于西湖加庐山。要把这个风景区，搞成华南有名、全国知名、世界闻名的风景区。”后来，叶剑英第二次来肇庆留下了一首诗：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风景区吸引游人最要紧。因之交通要先行，先布置搞好公路。”因为当年叶剑英的一席话，端州政府决定先修广肇公路转入七星岩这一段路，同时搞“两湖建设”，这才有了如今的“画幅”。

六十年过去了，星岩与鼎湖的治理一直在管，一直使它们保持秀丽，而且更加秀媚。于是，有了将星岩与鼎湖合二为一命名“星湖”的新意。但是，“星湖”一词早有出处，并且是星岩的专利。

历代游览七星岩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写诗题字，或用诗文或用书法来写景抒怀。石室岩洞中的璇玑台，算得上是一个赛诗场和一个书法艺术馆。在璇玑台壁，我们可以看见元末明初的卢原的《星岩歌》云：“客槎长见泛星湖，江上何人说渡卢。”可见，星湖之名早见于此了。我对“星湖”情有独钟，2011年写下长联刊登于《西江日报》：放晴当好，烟雨亦奇，清辉也靓，谁把瑶池半勺，迫寒惊绿，注活星湖，溢彩端州留胜景。犹见天公筑柱，仙女设屏，桥飘玉带，柳泛阆风。娇花露信，岩峰七叠眼前来。若看不够，勿步履匆匆，千载美名凭点画；逸水有灵，物华尤雅，面貌皆新，城如葩卉四时，携暖催红，缤纷肇庆，流金岁月醉今朝。更招哲匠凌云，英豪揽月，翼展鸿图，时鞭骏马。爽气撩人，热土一方心上喜。还等什么？趁阳光灿灿，满园春色任挥毫。

2013年，也是春夏之时，我与出头村的老钟闲谈，他说：“二十年前，那时候星湖区百丈堤这一带还有不少荒地，楼房建得不多，路上就是那么几棵树。这次一看简直认不出来，不但高楼大厦林立，而且绿化带也多了，马路也变宽变美了。市容市貌跟以前大不一样，就连市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明显的改观。出头村以前基本上就是农村，现在已颇有城市园林的味道，汽车通行也十分活跃。”我深有同感，调寄《卜算子》：春注绿岩幽，风把清波秀。喜看湖边尽画楼，人爱湖光否？爱在语融融，爱在黄昏后。不尽豪情谈改革，创出新成就。风生灵气在中国古籍中，龙、麟、龟、凤称为“四灵”。四灵毕现端州一地，是祥瑞的象征。大街小巷可以看到有龙吟，有麟舞，有龟动，有凤鸣。龙田里：见龙在田在巷中

龙田里在端州六路南边，近康乐中路，与登高路四巷相连，是古街名。古时，龙田里亦称“登高上四社”，俗名“田仔边”，得名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龙田之意指人生存的地脉。因此，古端州山脉叫龙脉，田地有田文，水里面也有水文。

有人问，“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文明”本义是指什么？最初之义是指人的精、气、神，即身体内在的文明，修身获得的文明境界。其中最常见的是善心，有善心，能做天下事；如今引申为精神力和生产力共同创造的财富。而“见龙在田”今指一个人有善心，对世事有预见性，定会前途光明。“见龙在田”又可比作宜居的地方。在宋代，端州有个何贵甫，原是福建人。宋开庆元年( 1259)己未科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后到肇庆任知府。他退休后见端州是“龙田”地，于是定居端州，其后裔子孙皆在金渡繁衍生息。

龙田里住着一个小伙子田仔，平时调皮捣蛋。有一天他在一棵树下坐着，何贵甫老人走到田仔面前与他下象棋，故意要田仔让一只“车”。田仔心中气愤，见是一个老人，算了吧。结果，田仔输了。第二盘，老人又很过分地要小伙让一只“马”。田仔想，既然上盘都让了，与他多让一盘又如何。

原来，这是一个考验的过程。田仔让了老人后，老人大笑，夸他“孺子可教”，又命田仔明天早上再下棋。田仔有预见，此老人非等闲之辈。第二天逾约，见老人早已到了，老人大怒，让他明天再来。结果田仔又比老人来得晚，老人又怒，再约他一次。这次天未亮田仔就起身，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老人见他先到，高兴了，于是送他一个“符”，可助过目不忘，心性向善。田仔就因为这次奇遇，经受住了三次考验，所以成功了。第二年，田仔成为举人，光耀乡里。后人说，一个人“见龙在田”千万不可错过。

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一天，我在云淡风轻的上午走进龙田里。太阳下的巷子里，人声嘈杂，穿着布鞋、提着菜篮的阿婆或者大婶，她们的银丝在阳光下闪着幽谧的光。街头巷口，总有一些手艺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忙活，他们是街市里穿插着的平淡的细节，让人觉得日子安稳，像西江之水一般流着。龙马街：龙马是马亦非马

人们认为，龙马就是仁马，是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明朝有个叫王铎的著名书法家，曾写《龙马记》，记述龙马的出处，说龙马身高八尺五寸，长长的颈项，显得伟岸无比；骨骼生有翅翼，翼的边缘有一圈彩色的鬓毛，引颈长啸，发出动听、和谐的声音。这是多么神采骏逸的形象，是多么潇洒昂扬的身姿。

端州龙马街，神奇地出现在康乐中路与八一路之间，由宋城二路通往端州六路，南北走向。龙马街清代之前归入龙田里，有人又称“登高上四社”，俗名“田仔边”。“文革”年间称为向阳里，1981年名为龙马街。

别看街道不宽，老树却又多又高，有的高至六层楼。这些树龄大都在二十年以上，枝繁叶茂，像一把把巨伞把照射住户的阳光都挡住了，也把昔日的故事遮蔽了。这里的故事就像一位大娘所形容的“树枝伸入了自家阳台”一样引人。

后来，街道树枝修剪了，我也像修剪树枝一样把故事修剪了一下。

这一条街名的由来，多少都与“龙马”有关。人们在世界观里已经把龙马等同于纯阳的“乾”，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据说，龙马街取名于《易经》中的“乾为马”，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君子、祖考、金玉、敬畏、威严、健康、善良、远大、原始、生生不息……

其实，端州龙马街的得名并非上述那么神奇，它是因为一项民间活动而成名的。据当地老人所说，这里居民的祖先，大多是南宋时从中原迁入的，也带来了中原挂红灯的习俗。每到节庆，村民时常拎着红灯相互比试灯彩；后来发展成一支队伍，配备锣鼓，有舞龙的，有骑大马的，与小马、游马一齐列队，还有八抬大轿紧随。由南宋民俗演变而来的灯会，形成龙马喜闹元宵这项活动。这个“龙马街”，就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另一位老人说，旧时有两条“龙”，平常都“寄居”在村民家里。“狮子”有四头、马灯十个，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威风锣鼓。一有空，就约上十来个好友一起练习舞龙、醒狮。古时候从六七岁的小孩直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几乎都会舞龙、耍狮子、走马灯。元宵节前，都忙着给十几米的龙灯化一下妆。元宵节那天，龙马队六十多个男女老少，要举着龙灯、马灯，在大街小巷中巡演，肇庆龙马队名气也越来越大。

如今，已看不到旧时龙马队的身影，却有了腰鼓队、舞狮队等队伍，还看得见肇庆人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龙马精神。龙圣里：城府龙胜之地

端州城西城中路段有条老巷叫龙圣里，是古代繁华地带的一条小巷，原名龙胜里，古代亦称弓箭巷。龙圣里，长不过百米，宽则在两米左右，是个古老的居民点，远在北宋时期已有居民在此居住生活。明代洪武年间，这里开始由“里”变“巷”，再由“巷”变“里”，经历近千年。

在清代行政区域中，道光年间至清末，弓箭巷亦称龙胜里，再后来弓箭巷之名变更后就没有了。“文革”期间一度更名为红旗二路二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以“龙圣里”命名。一条古巷，便成了一段钩沉的历史。

先说弓箭巷得名，有人说因街形似弓箭而得名。然而，在端州史料上很难寻找得到这种说法的依据，相反，弓箭巷属府地，制造弓箭武器才是它的本意。最早弓箭里应是弓箭的工场和仓库。

传说，有一位武士，路过一间弓箭坊，看到橱窗里有一张很耀眼的弓。弓绷得紧紧的，弦上架着一支箭，从木质到雕花，一切都符合他理想中的完美之弓。武士立刻冲进店里，对老板说：“我要买橱窗里的那张弓。”

老板说：“抱歉！橱窗里的那张弓是样品，不卖，能卖的都在墙上挂着呢，你去挑吧！”武士朝四周看了一圈，发现墙上的弓都不漂亮，松松垮垮的。他对老板说：“我多付你一些钱，请一定将那张样品弓卖给我！”

老板笑着说：“你知道什么是样品吗？样品不过是摆个漂亮的样子，它每日每夜都绷着，看似有力，其实早已没有韧性了。真正能用的弓，都是松弛的。松弛是一种涵养的状态，能让弓弦保持着柔韧。”

后来，元朝一统天下，此地又改变了用途。广府的群居多了，使弓箭巷的平面布局产生变化，与巡捕巷、旧街、新街等一样有了多条开放的纵巷，再迎合巷前风水塘，形成广府文化系统中排屋巷的布局模式。旧巷房屋的主体形制为门厅柱廊式，这些特征都是比较典型的广府民居才有的。当然，这形成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广府先民先后来到此地，其建筑遗存以广府文化特征为主。

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制造弓箭的工场已不存在，于是人们便要更改巷名了。那么，为什么叫龙圣里呢？“里”是代表住户人口比“巷”多。至于“龙胜”改为“龙圣”的意思，那真是考倒人了。

龙胜，是一个吉祥名词，各地广泛使用。有一种说法是，居住在这条巷的居民生活在“神龙之脊”上，故取名叫“龙胜”。也有一种传说，说弓箭巷是一块风水宝地。很久以前，这里的地脉是一龙一凤，这两条地脉采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年长月久，逐步演化成具有生命力的“龙”和“凤”，进行了一轮轮的搏结，应验了《灵枢·本神》中所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最后“龙”胜了，则为“龙胜”。

关于龙胜的传闻，以上述民间版本居多。究竟这巷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尚缺乏一定的证据。当我们查阅了史料后，发现事情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明代中期，有一个和尚来到端州，说：“城府适中龙胜之地。”于是，众人一致认为取名“龙胜”最为合适。至清代，人们认为龙是神圣的，称作“龙皇至尊”，于是，将“龙胜里”改为“龙圣里”。

从弓箭巷到龙圣里，古街有过豪商巨贾，富甲一方，也曾雄视海内外。而从古至今，这里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使广府的端州，争艳岭南。作为城市文化的物质承载物之一的民居小巷，质朴无华、古色古香，却留下一条文脉，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龙安路：旧时叫作朝龙里

古代端州以“安”字命名的街名有南安里、保安里、富安坊、新安社和龙安路等地，图“平安”之意。

龙安路在今时代广场西边，古代称为“朝龙里”，南接端州五路，北连星荷路，中段与南安里接壤。南安里今称南安街，在现星荷路西边，东西向，东接龙安路。在民国时期，是城北较长的，也是较繁华的旧街道。朝龙里原有四条古巷，1985年后龙安路被定为正式街名。

宋初至道年间，有慧日寺建造在朝龙里，使得朝龙里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慧日，是佛教词语，与“慧光、慧照”等同义，出自法华经卷：“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意为以日光比喻佛之智慧普照众生，能破无明生死痴闇(痴暗，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头脑)。右邻有紫林禅院，清代学者鲍浚曾题有一联：周护峰峦东印度；旁环日月小须弥。

龙在端州的地位，随着佛教的传入，变得更加崇高。佛经的广泛传布，与端州人崇龙、尊王的心理交融互渗，共同导致了龙王在端州大地上的滥觞和兴盛。从端州民间流传的有关龙王以及龙母、龙女的传说故事中，也能看到佛经故事的影响。因而，村有大龙、拦龙，上龙塘、下龙塘；庙有龙母庙，聚龙庙、护龙祖庙等，古街道名带有“龙”字也就更多了。

端州一些佛教故事也大多塑造了龙善良友好的形象。

传说，古代有个年轻人，在一天夜里去星湖塘边，用松火照明以捕捉青蛙。突然，眼前出现一只青蛙，它大如八角碗，浑身金色。年轻人心中一喜，想往前捕捉，奈何大青蛙一步跳落水塘里。年轻人叹惜之时，忽见从水中升起一柱银光，粗如屋柱，高有一丈，银光灿灿。年轻人不知凶吉，吓得扭头就跑。次日，年轻人将此事告知和尚，和尚叹道：“你错过了发财机遇。银光即银龙，光柱下必有一埕金银。”

年轻人听后，十分懊悔。之后，他便在水塘中挖寻金银。日复一日，挖塘不止，金银未寻得，却挖出了一个形如盘龙的星湖景色。那里便成了龙安之所，后人称之为“朝龙里”。跃龙路：古代称放龙入江

古代的皇帝登位了，就叫作“跃龙”。我见跃龙路的人去“登位”不是跃的，而是游的。那熙熙攘攘的景象可称得上车如流水，人如游龙。

跃龙路南北向，长长的街道连接着建设三路和端州四路。在古代，跃龙路一带是军屯，是供给军用的基地，水土丰盈。跃龙路在1981年开路成街时正式命名，将一条臭不可闻的河涌——星湖湾涌覆盖，建成跃龙路。跃龙路自此“藏龙”于厚土，不见天日，街市也就成了人的长龙。

古时，因为军屯境内山涧较多，涧流狭窄，山高田低。每逢暴雨，山坡坑涧洪水倾泻，恰似蛟龙吐水，涧流澎涨，滚滚如江，故名“跃龙”，此谓“放龙入江”。人行于木桥上，听龙吟水唱。

在古代，跃龙窦口处江水涨时可以倒灌，低潮时山塘可以排灌，后人在此建排灌站。在建排灌站之前，为防止江洪毁田，原本在清道光年间建有一座“镇端庙”，其名字来历有一说法：宋徽宗年间，改端州为肇庆府时有此庙，其为重檐三开间二落式建筑。据说，当时统治者认为肇庆地理位置优越，背山面江，形势雄险。而城东沿端江(即现西江)岸上一带地势比较低洼，在古代常受水害，所以立庙于“镇守端江”之地，以示祈望吉祥，故取名“镇端”，意思是“北帝坐镇的地方”。庙内供奉神像为北帝，以祈消灾解难，平平安安。庙门有一联：砥柱镇中流，窦外能穷千里目；龙门吞夜月，端方领取一江秋。

跃龙路的得名与古人尊龙不谋而合。许多人知道古代有一部深奥玄妙的《易经》，传说“龙”有助于造势，即“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可能端州的“大人”将此命名跃龙路，得于“利见”。

因为渴望预知吉凶以趋利避害是信奉命运之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所以龙在百姓的心目中，便获得一种超越自然的神性，成为吉祥的象征。而象征的东西比起实际存在的事物来，可能更具有魅力。旧时有句韵语：“天门一卦榜，预定夺标人。马嘶芳草地，秋高得鹿鸣。”“夺标人”指科举考试取得第一的人，说明预测考试高中。骏马在芳草地上嘶鸣，象征着奋蹄疾奔、驰骋千里和前途无量。“秋”是考试晋官的时节，“得鹿”就是得禄，意谓参加秋日考试，可得高官厚禄。

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走在跃龙路，我真的希望“跃龙”有助于端州造势，有助于端州腾飞。景龙社：长砦街是怎么来的

城里的人，爱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的心封起来，谁也别想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乡下人则相反，他们的心就像一个农家小院，透过篱笆就可以看到院子里的风景。而当下用石做围墙的，那都是搬古人的。

端州有条长砦街，就是用石砌起来的街。长砦街在明代叫作长砦里，又称景龙社，统指兴旺。而真正兴旺起来是在清代属西厢都之时。厢都，指靠近城区的聚集地。后来，人们淡忘了景龙社，长砦街应运而生，成为正西路一条古街巷，与君子里、朱家巷邻近。1966年改称团结路三巷，1981年复称长砦街。

时光倒回到四百多年前，长砦街这一带的街巷与现在相比有天壤之别。据史料记载，长砦里在明代已有民居。比如长砦周氏，其先祖周弥浩原籍新会河塘塔岗乡。清顺治初大兵南下，乡间不靖，周弥浩的孙子周文耀携后人迁至长砦街。后裔又分居城内中衙巷及城北登高四社、镇南路。住在中衙巷的周氏，建有一座豪华气派的大宅院，被称为“周家大屋”。人们对周汝镐、周汝珉俱举孝廉一直津津乐道。

住在肇庆的街坊问，长砦是什么意思呢？长砦里，就是古代端州驻扎军队的地方。砦，表示垒灶的石块，本义是炉灶垒石，即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引申义为军队野营时临时垒筑的石围子。在明末年间，属两广总督府辖下的一个督标营就驻防长砦里。

也有人问，长砦街的景龙社不知有何由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龙往往都会与神社、龙庙产生联系，景龙社也不例外。

景龙，指大龙。《宋书·符瑞志上》记述：“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意译为：在燧人氏时代，雷泽山出现了巨人的足迹，燧人氏去世，宓牺(人名)替代他为君主，接受《龙图》画八卦，这时有景龙出现的吉兆。

古人认为，大凡天子即位，德配上天，拥有天下，必然有接受天命吉祥的征兆，有天人感应的预兆。朱由榔在肇庆称帝，传是景龙迹象；朱由榔走后，人们不再接受景龙，而实打实地坚称“长砦街”。

古人认为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社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是公众聚会的地方，大约同邑、里相当。民众聚居的城邑也往往有社。据《左传》记载，约二十五家即置一社。由此而知，端州长砦里的“景龙社”，先秦时初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引申为祭祀龙的场所。回龙里：端州有布衣神吗

人有安居之处，龙也有藏身之所，回龙里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回龙里在城西，即现在端州的三联巷处。古代城西有“龙厢”之说，这一带以龙命名的有正龙社、兴龙社、回龙社、景龙社、金龙社、龙田里、聚龙社、龙安社、龙母庙等。回龙里在1966年后改称为三联巷，沿用至今。

传说，古代鼎湖住着一位龙王，幻化成人形，叫“端州布衣”。有一次，玉帝贴出皇榜告示，准备将世间符合条件的圣贤能者招为神仙，以示公平。这天，玉帝邀集所有的龙王去考仙，端州布衣也在其中。玉帝对众龙王寄予厚望，希望多数能考上神仙。

布衣在考仙途中，正遇一伙强盗抢夺一位漂亮的姑娘去做压寨夫人。姑娘不从，强盗们遂对她拳脚相加，惨不忍睹，路人不敢相救，纷纷避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端州布衣打抱不平，仗义前往，一番拳脚，将强盗们打跑，姑娘得救了。

然而，当布衣怀着“英雄救美”的心情来到天宫向玉帝邀功请赏时，玉帝却十分不悦，认为他胡说八道，身上有生人气味，定是做了恶劣事，说不定还吃了人。布衣知道玉帝最讨厌违反天条的行为，他肯定会被逐出天宫并从考仙队伍中除名，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明事情的原委，可玉帝怎么也不相信。

无奈，布衣只好自动退出考仙队伍，离开天宫往自己的老巢——鼎湖赶去。离开天宫三十里路程后，布衣想，自己修身五百年，尝尽世间苦难事，就这么无功而返，怎对得起端州百姓？想想太不值了，他又回天宫找到玉帝，对玉帝恳求道：“既然您不相信我是打抱不平，但我端州布衣修身五百年，也有一份功德，烦请玉帝答应我两个要求。”

玉帝听他这么一说，顿生怜悯之心，答道：“你说说看。”

布衣说：“第一个要求不高，我热爱大自然美丽景色，请玉帝赐我每天早晨抬起头就能够看见太阳的地方！”玉帝说：“这个不难，你可住到端州北岭去，那里风光很美，有七星山，艳丽无比。”

布衣说：“何以见得？想必玉帝不会哄我吧！”

玉帝说：“回到端州你就能见到了。”布衣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布衣又向玉帝进言道：“我是南海龙王，十分喜欢水，端州北岭乃高山峻岭，没有河流，我怎么洗澡？”

玉帝笑道：“我早给你考虑好了。端州北岭山下有个湖，叫星湖，湖外有条江，叫西江。平时，你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去洗澡。”

布衣还是不满意，说道：“端州地大，何处是我立足之地，求玉帝赐一个地名。”

玉帝想想也在理，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玉帝说：“你回端州后，龙脉西向处就是你的藏身处，叫回龙里吧！”

布衣点头称妙。于是，端州布衣在回龙里挖一个大井藏身，人称“大井头”，并养有马，以示龙马精神，人又称此地为“马巷”。

关于大井头的“布衣泉”，后人还有这样一个叫法——“包公井”，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麒麟街：这里是集美的化身

麒麟，外形为麋身、牛尾、马蹄、鱼鳞皮、独角。这种造型将珍奇动物所具备的特点全部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集美”思想。

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这种理念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追求的目标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州麒麟街也是集美的化身。

沿着端州正东路颇陡的狭长老巷走去，有一个不起眼的巷口，墙上挂着“麒麟街”的牌子，寓意着吉祥。麒麟街在明清时期已经存在，“文革”期间被改名为幸福街，1981年恢复麒麟街的名称。

如今古建筑极少。如今民房大都为砖木结构，屋顶铺设斜瓦。有的人家还保留了岭南式趟栊，并在家中庭园筑起假山鱼池，栽种花木，十分清雅。旧城改造后的水泥路面下，本由一块块麻石铺成。在一些居民房屋门口，依稀可看麻石砌成的台阶。一间古老大屋，人称“平庐”，当中一扇门为花岗岩装嵌，上刻有“美堂巷”三字，其颇具气势的建筑规模及风格，无不显示出这里曾是富贵人家的居所。夕阳中，它仍撑着破败的躯壳，依依不舍地送别渐渐远去的余晖。

一条小巷，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吉祥而霸气的名字——“麒麟街”呢？据说，肇庆古有“瘴气”，百姓经常患病。为了趋吉避邪，人们就在街筑起福肇社，供上麒麟坐镇，即意为“麒麟在此”，后来便以“麒麟”为街名了。开通宋城东路时，拆除了福肇社。有意思的是，在麦仔园附近曾有一街名“福庆社”，二者结合则是“造福肇庆”。

也许是“瘴气”的缘故吧，古街最出名的是行医之地，因此这里曾被称为“中医街”。

说起老中医，让人想到的，是行仁济世的故事。据说鼎盛之时，约有二十多位医生在此行医，如谢国藩、谢国强、胡寿川、何桐生、邓天平等。

中医谢国藩之祖于清光绪间居城东麒麟街，谢国藩出道行医挂牌为“中医师谢国藩男女内外科方脉”。他饮誉城乡，城郊内外的病人常登门求医。病人康复后赠送的木匾不少，都悬挂在他家医寓堂上边的墙壁，木匾上大多都刻着“手到回春”、“业精岐黄”、“良医济世”、“药到春回”等颂辞。

据说，谢国藩以“行医济世，与人方便”和“医者父母心，应有菩萨心肠”自勉。他的诊病桌子上写有“贫者减赠或免赠，穷者赠医兼赠药”两行正楷字。遇到穷困病人，他另写一张盖有“谢善行”字样的椭圆形小印章的小条纸，吩咐病人持此凭证连同处方，前往当时坐落在朝圣路口的保生堂中药店取药，直至病愈康复为止。有的病人无处煎药，谢国藩还特作标记请该药店代煎。

抗日战争时，日寇蹂躏，大群外地难民逃至肇庆，谢氏闻讯，即出资施药，兼施米粥救助。后来，肇庆地方慈善团体联合组织赠送谢氏镜屏一幅，上面写着“难民慈航”四个字，以表谢忱。

昔日，行医与药店是共存的。巷中有赞元堂、永福堂和永祥堂三间老字号药店，病人看完病就可抓药。如今，永祥堂的身影已寻找不到；巷口旁边的永福堂变成了厨具电器商店；赞元堂至今还存在，成为今天肇庆名副其实的老字号。据史料记载，赞元堂以专营地道中药材为主，货正量足，民国期间，其制药仓库就设在麒麟街。抗日期间，兼营药材批发，南北药材凡运到肇庆，皆以赞元堂为集散地。

现在，这些往事都已渐渐远去，如同门上的春联一样慢慢褪色，也如同自制的裹蒸日渐稀少。然而，麒麟街的春节却更热闹，户户几乎都贴上春联，什么“金玉满堂家宅旺，洪福齐天富贵长”、“家有福星四面照，财如人意八方来”等。窄窄的街巷中披红挂彩，那《新年好》、《财神到》之类的乐曲在喜悦中流淌。大人们碰面就互道恭喜，孩子们逢人就叫“新年好”，屁颠地讨个红封包。街头巷尾只看到欢乐和喜庆，那“除夕浓烟笼紫陌，家家尘甑裹蒸香”的欢腾场面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麟角巷：秀才与小孩对联

这里早先是城东外的空地，五百年前有人在此建房，后来住户越来越多，形成街巷，居民希望福运绵长，和睦相处，故取名“麟角巷”。

麒麟，雄性称麒，雌性称麟，现实中常用来比喻杰出的人。麟角，在古代的本意是指麒麟之角，是麒麟“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的仁厚秉性。后来，“麟角”也指宗藩之盛。如宋徽宗赵佶，年少时“宗藩”被分封为端州的端王。而“麟角巷”中的“麟角”则比喻稀罕而又可贵的人才或事物。

麟角巷，古时属端州城外东厢都第二图，与高码头、棱角巷相邻。1966年麟角巷改名为东风二路三巷，1981年地名变更为阅江路三巷，麟角巷之名从此不存。

一年早春，春的气息其实包含柔情，春选择在万物萧条的尽头，将千姿百态的生命孕育而出，让它们踏着那最为柔媚的第一缕春光而至，把无限的生机带给人世，也带给麟角巷。此时不禁令人想起发生在三百年前大江水域的一则故事。

相传，古时麟角巷住着一个小男孩，立志要考童秀才。他从小就喜爱吟诗作对，并且爱写八股文。在念私塾时，他的母亲帮他梳扎头发，把他的头发梳扎成双髻，好似羊角一样。

这天，被一班公子哥儿们看到了。其中一个秀才针对他的模样，问他是牛角还是羊角，小男孩就冲着秀才做了一个学羊叫的鬼脸。面对一花一木的意趣，一词一语的意味和一颦一笑的意蕴，秀才乐了，就吟了句上联戏弄他：羊头喜得生羊角；

小男孩听后立即反感了，他怒气冲天地应对：狗嘴笑开出狗牙。

男孩的母亲问他：“为何这样回答别人？没礼貌。”男孩说：“如果这些人说我是‘麟头喜得生麟角’，我就高兴了。”说着，他调皮地从高高的台阶上往下跳，三蹦两跳地到了下边。秀才见了，就笑着说：麒麟三跳，一跳二跳跳下地；

小男孩在下边一抬头，正好看见树上有只小鸟“扑哧”一声，飞上天去了，他马上对了一句：大鹏初飞，始飞再飞飞上天。

秀才听了很高兴，连连赞好。

如今，麟角巷故址，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那沧海，变桑田。思华年，恍然如梦，亦如流水，一去不返。在我心里，端州的街巷总是那么美丽！不必说八车道的绿化大街，不必说林林总总的楼宇，不必说川流不息的超市，不必说人间天堂的广场，不必说花园小区里的笑声，单是那九曲回肠的青石街，青瓦木架的骑楼，巷口伫望的石牌坊，弯曲巷里井边浣衣少女的身影，都唤起我不尽的遐想和静美的诗意。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赠予了这方天地一片回忆的画面，定格在历史深处。龟山路：观当今锦绣山河

一朝直入桃源地，不绕弯路，直接得到“当下仙景”的接见，这是所有人梦想的事情。在端州睦岗西江岸边，有座似龟样的山冈，叫龟顶山，古时称为白沙岗，又名圭顶山或黄岗山。山下本有一条山路，叫龟山路。2012年新修一条大路，叫龟鼎路，因龟顶山而得名。

古时，龟顶山是肇庆八景之一，有条小路可直通山顶。据说，在春夏两季，大雨过后，常有大草龟出没于山涧，给龟顶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整座山峰呈半球形，像只爬行的乌龟。一块黄褐色的巨石镶嵌在山下江边金黄的岩石上，向着江心微微翘起。巨石呈椭圆形，四周略显棱角，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只千年神龟，故名“龟顶山”。

龟顶山在西江大鼎峡北岸，在端州区西郊，海拔230米，是肇庆西南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顶上长满了连片挺拔苍劲的松树，散发着松脂特有的清香。山风掠过，树叶发出阵阵声响，此乃“龟顶松音”。由山顶向山下俯瞰，景象万千，整个睦岗镇及肇庆市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明洪武年间，梁敏在《南山晓翠》写道：秀拥春华丽晓晴，巍峨气势截苍冥。石梳台发堆螺鬓，露渍蓝膏湿玉屏。涧谷长留烟草色，松筠犹是岁寒青。天然一带真图画，观览无烦出户庭。

山上曾修建有桄榔亭、洗砚池、烽火台、元真观和赤水庙等名胜古迹。据清代道光《肇庆府志》记述，桄榔亭在城西南五里白沙岗。桄榔为棕榈科桄榔属植物，乔木状，多生于密林中，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亦为园林中良好的观形、观叶、观果植物。由于处在“竹身青叶海棠枝”的桄榔林中，唐代李翱便题此亭名。宋政和年间郡守郑敦义重修此亭，但其在元末毁于兵燹。

另外，在半山腰曾建有一座道观。观里有个道士叫陈真海，懂得法术。睦岗连年丰收，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这引起了西江河贪婪的鱼精和虾怪的嫉妒。他们经常在夜色的掩护下，成群结队地破坏河边的农田，盗取田地里的农作物。陈真海将龟砚石按九宫归元之数排列，身披黑甲。每当虾精鱼怪来袭，就会化身为八十一名黑甲卫士，保护农作物。这就是“撒石成兵守稻田”的传说。元真观在“文革”时期已被拆除。清代李良骥曾有诗赞云：飒飒秋声响涧松，日长古寺不闻钟。千军鼓角嘶班马，万壑风雷战毒龙。例吸江河悬木末，狂驱烟雾出山峰。绿荫如水人行处，消受洪涛一荡胸。

1936年，肇庆师范学院校长梁赞燊先生邀集名流重评肇庆八景，将此名曰“龟顶松荫”。

如今，龟山路建起了“锦绣山河”新城，将龟顶山一带归入园中，形成了万亩楼盘，犹如崛起一个新王国，展示古城新天地，非常美丽。那天参观后，我写了一词《虞美人·观锦绣山河》：龟山形胜西江碧，旧地生春色。楼台径外影朦胧，花绽龙湖绿树吻微风。新城锦绣山河美，玉宇彰王气。一园神韵画图开，天下贤才皆向砚都来。

有了人的生气，大地的内容便充实了起来，龟山一带的色彩更加鲜明。宏大家园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真诚祈福，风调雨顺，实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都在龟顶山汇成一首富国兴邦的振兴序曲。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端州，是我们义无反顾的理想，虽历经艰辛，却矢志不渝。隔岗路：曾是城外凤凰岗

古端州城外有龙顶岗，也有凤凰岗。龙顶岗即现肇庆军分区驻地一带的“城中山”，1929年，余汉谋率粤军11师将它开辟为公园。凤凰岗在何处呢？现在真正用“凤岗”为地名的，是如今星湖大道的东端，即旧肇庆师范学院一带。其实，古代在端州城外，即如今端州五路财联大厦西侧的“隔岗路”上，有一座小山冈俗称“凤凰岗”。虽然在古时这是一个并不显眼的小山，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里流传着一个神话传说。

远在公元前203年，秦朝将灭亡时，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赵陀带兵来到端州，见一白发老叟独钓于宝月潭边，便上前请教当地地名，刚好飞来一对凤凰停在老者的钓竿上，雄的叫凤，雌的叫凰，便随口答道：“凤凰岗。”话刚说完，一对凤凰便飞上岗顶。

当夜赵陀在凤凰岗安营扎寨。睡梦中，见白天所见的老者告诉他：“此处凤凰岗尽藏珍宝，你若取出珍宝，要在此地建一座庙宇，此地便能繁荣起来。”老者还欲语，赵陀忽然惊醒。第二天，赵陀为了得到这些宝贝，便派手下军士前往砍木挖掘。军士听说岗上有珍宝，于是各显神通，一日之间把岗上的树木砍了个精光，可惜还是没有掘出珍宝。

又一夜，赵陀忧郁入睡。梦中，白发老叟责备道：“那日托梦给你，我话还未说完，你就醒了。你可知道，建一座庙宇才能把珍宝镇住。而你现在把岗上的木砍光了，把凤巢毁了，哪能发现珍宝？”赵陀苦苦哀求，问：“可有其他良法？”正所谓“金凤只栖良木地，留得福气满人间”，老者说：“到隔岗追寻吧！”说完飘然而逝。翌日，赵陀召集众人商议如何寻得珍宝。

隔岗？一个谋士恍然大悟：“要找珍宝其实不难，隔岗就是凤凰岗的背面呀。”赵陀想了想，有道理，于是站在岗上往北岭望去，只见原址盘古祖殿处，渐渐显现金光四射，瑞气万条。赵陀哈哈大笑：“远看那是凤尾拖铃的形状，珍宝就在北岭山麓。”从此，凤凰岗就叫作“隔岗”，北岭山麓处叫作“凤尾岗”了。

古时，隔岗山势高陡，交通极不方便。六七月天气酷热，过岭是汗流浃背，挑担过岭更是汗如雨下。另外，此岗岭远离村舍，人烟稀少，常有强盗在此出没，拦路抢劫。行人路过此岭，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唯恐遭遇不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凤岗之下，隔岗之傍，修了一座紫林禅院。直到清代，来了个广东中山人，叫鲍俊，是个进士，在翰林院做编修。他为紫林禅院题有楹联：周护嶂峦东印度；旁环日月小须弥。

须弥的意思是“妙高”、“妙光”、“善积”等，因此须弥山有时又被译为“妙高山”等。

改革开放后，政府关心居民的生活，把此岗岭辟平，开了道路，来往车辆频繁，交通方便，社会治安稳定。从此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用担心过岭的安全了，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平岗”。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们在平岗建立了保障人民健康生活的端州人民医院。风尚吉祥古人云：“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古端州百姓居住的环境，以及蕴藏着传统喜庆的命名，包罗了福、庆、安、康，吉、祥、和、宁，还有那德星、吉星、福星和太平。福星巷：福星高照的传说

端州旧城街道，听名字似乎都意味深长，却又朴素得很，好像是过日子的时候顺手拈来的。在关于旧城的回忆里，这些街道都是暗藏玄机的线索。许多事都是在这些寻常巷陌里发生的。有些因为重大，被留在了故纸之上；而大部分都散失了。

从口述得知，旧城区里的福星巷，是端州城西府前街一条横巷。在清代，有条协前街，其南横巷就叫福星巷，又称福星坊。这条横巷有多少年历史，难以说得准确，大概在宋代就有了。

据说，此地住有一位卖豆腐的老人，终年辛勤劳动，苦心经营，生活逐年富裕，他盼望在此安居，福寿日增；再是坊中造型为蝙蝠形，寓意有福字立在上头，那是福星高照，故取名为“福星巷”。在“文革”中，福星巷被改为向前路二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

癸巳春节，我走在城中路上，由于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搬迁了，街道冷清，无节日之氛围。忽见街头有一个中学生，穿着胶拖鞋，摆卖两篮水果。我心里不知什么滋味，随意走近，想为这学生减负，买了两只柚子和两斤苹果。待我探完亲戚走回府前路，不见学生身影，心才稍安。再看看福星巷，那么窄小，窄小得高大一点的人恐怕都走不进去。

巷牌孤立，巷子孤清。这里寻找不到绚烂，只是一种平淡；这里没有张灯结彩，只有阳光和头顶的那一片蔚蓝。晴朗的日子，是否也热了老巷？无人知晓。当明媚的时光即将远去，才发现，我们真的恋恋不舍。

福星巷本是吉祥的巷名。在端州，百姓过春节时，最爱说的祝词之中就有“福星高照”或“吉星高照”，这都因为福星是吉星之一。古代时说福星职司“五福”，涵盖了长寿、富贵、平安、吉祥、子孙众多等世俗福祉。“五福”这个名词可谓老少皆知，但是“五福”所指的究竟是哪五种福，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五福”分别代表五个吉祥的祝福：第一福是“长寿”，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第二福是“富贵”，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第三福是“康宁”，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第四福是“好德”，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第五福是“善终”，临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且自在地离开人世。当然，具体内容诸书记载不一。

由五福派生出一些成语，如“五福临门”、“五福捧寿”等。“五福临门”就由五只蝙蝠组成图案，“五福捧寿”就由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寿字构成图案。这是古人借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谐音，将蝙蝠图案作为好运和幸福的标志。

现在人们逢年过节拜福星只限于形式，更多的是用手写一个“福”字。为了图个吉利，喜庆日子人们还把“福”字倒挂着，寓意“福到(倒)了”。如今目光闪过福星巷，心中回想起《蝶恋花》：小巷堪离闹市色，寂静犹怜，学子孤幽切。树下两篮生果子，倚街摆卖度佳节。几许人生多有别，罗覆霞衣，都是往来客。不怨冬来无一叶，春风总会留情结。福厚巷：昔日端州的“七夕”

有关“福”字巷及其派生巷，在老城区外还有不少，就算新巷也有以幸福命名的，如柑园南就有幸福街。

在端州中心商业街的城东，南接正东路的一条街，往北有十条之多的“近圣里”街巷牌名，这个“里”范围较大，形成了众多的小巷。现在的近圣里，好比百褶的长裙，每一条褶痕便是每一条小巷。福厚巷便是其中一条褶痕，今列入近圣里。

古时，近圣里每一条古巷名都很别致。如福厚巷，意为福寿厚德，故取名福厚巷；永厚巷，取永固深厚之意；朝魁巷，取朝贺魁星照临之意；兴仁里，取兴旺仁和之意。还有关家巷，指姓关的人家；牛栏巷，指大户人家拴牛之地。

清末民国时，近圣里分西横巷为一巷、二巷、三巷，“文革”期间这些都曾被称为胜利巷，分出一至十巷。1981年颁布标准地名，此地又复称近圣里。其余的巷名均不存。近圣里其实是因为古代有一座孔庙而得名的。

在旧时，福厚巷最有名的活动在七月初七，人称“乞巧节”，又名“拜七姐”或“七娘会”。清光绪二十年( 1894) ，举人邱邴君写了一首《端城竹枝词》，记载了端州城区“七夕”的繁华景象：采菱舟小漾清波，沥水花生并蒂荷。佛果媚仙供七夕，满街人卖贝多罗。

端州传说中的牛郎，是一个忠诚老实、正直勤恳的青年，父母双亡，依兄嫂过活。嫂嫂不贤，牛郎被逼分家出来，只分得一头老牛、一辆破车和两亩薄地，自耕自食。那老牛见牛郎一人孤孤单单，想给他娶个媳妇，便告诉他某月某日有七位仙女下凡游戏，在银河洗澡，只要取得其中一位仙女的衣服，那仙女就是他的妻子。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取得了当中一位织女的衣服。自此两人结为夫妻，情深意长。

福厚巷的人们在“乞巧节”这一夜，通过活动来表达青年男女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七月初六晚，等到天上牛郎织女双星出现在银河鹊桥两头之时，人们开始梦香点烛，烧元宝酹洒虔诚拜之。看着天上牛郎与织女渐渐靠近相会了，才算拜礼完毕。

古代的乞巧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妇女们向织女乞求智巧，期望通过虔诚祭拜，感动牛郎和织女，为自己牵来称心如意的心上人；另一种是正在读书的少年儿童，其父母则敬请赐予自己的儿女智慧，以使得他们聪明伶俐，勤奋读书，考取功名。

还有一件难以解释的事，初六夜五更时分，到西江或井里汲水贮藏，水数年不变质。乡里人用来泡浸冬瓜、雪梨或其他瓜果，给“大热症”(发高烧数日不退)的人饮服，常能有效退烧。

七夕的传统习俗，虽然只是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但是在古时候的福厚巷中甚是流行且隆重热闹。福肇社：天赐造福肇庆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的脚步，一生走出了多少脚印，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不曾留意。正如当年的端州街，许多人不知道或不留意路过的地方叫什么名，名字里有什么意思。

昔日的端州有福肇社，也有福庆社，合起来便是“造福肇庆”。寓意与地名嵌合得极佳，只是不知巧合与否。

福肇社、福庆社是地方街巷名，古时其位置在城墙外东北边，与麒麟街相接。麒麟街的街尾东厢，古时也有福庆社。1966年“文革”期间，福肇社与麒麟街改称为幸福街，1981年恢复原名，今已不存。

福肇社这个地方早有人居住。清乾隆年间，广东花县人汤宣泰，迁居广东肇庆城北福肇社。当时有个谢晋勋，光绪举人，署始兴、长乐教谕，工于书法，从高要下莲塘落籍肇庆福肇社。其子叫谢弼孙，原名中玉，号尺园，晚年又号老逸。弼孙幼承父教，稍长又师从岭南画家居廉的弟子陈鉴，擅画画眉与梅花。既成年，任教于圣德小学、高要女子师范和高要县立第一中学，教授图画、国文课程长达三十余年。

在福肇社中间，有个观音井，其名源于一段传说故事：观音菩萨从瑶池赴会回来，驾云路过端州，不小心将净水宝瓶里的甘露洒出了几滴，这几滴圣水滴落在地，便变成了一口水井，人称“观音井”。很多街坊说，观音井已有千年历史，起码唐朝时候就有了。一位阿伯称，这里一直有个占地十多平方米的小亭子，里面就是这口观音井，打出来的水特别甜，在井后面，还有尊半人高的观音菩萨铜像。

据说，福肇社原有谢晋勋写的一副对联，见证这里的历史：福肇丕基，建策贻谋远；安居仁里，承恩式穀长。

上联的“福肇”，有双重意思：一指有福到肇庆谋生，二指有福开基托业。丕基，指宏大的基业。唐张绍《冲佑观》有诗：“赫赫烈祖，再造丕基。”建策，意为制定策略，出自汉班固《西都赋》：“奉春建策，留侯演成。”贻谋的典故是据《诗·大雅·文王有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后来“贻谋”指祖辈对子孙的训诲，亦谓谋划留予后代的福利。

下联的“仁里”，指仁者居住的地方，后泛称风俗淳美的乡里。承恩，是蒙受恩泽。唐岑参有“前日承恩白虎殿，归来见者谁不羡”之句。式穀，谓赐以福禄，出自《诗·小雅》：“神之听之，式穀以女。”亦谓以善道教子，使之为善。

联语表达了福肇社自身源起的一种说法：而今有福再肇丕基，总是想方设法贻燕于远孙；且喜邻里仁风美俗，正宜创业安居，何期来者承恩继踵，伸式穀以绵长尔！人们梦想着一滴圣水开基业。可喜的是，当年这里的圣水开基业，经过数代耕耘如今已化为端州日益繁荣的景象。福德社：民间信奉土生财

福德社于明代初年是地方街巷名，原址在现端州芝兰街附近，后来才归入芝兰街，再成学校用地，今已不存。

为什么叫福德社呢？原来，这里的居民希望福运绵长，和睦相处，建有间财神庙。庙神民间俗称“土地公”，也有称为“福德爷”，所以此地也就得名“福德社”。

民间有传，福德正神姓张名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从小就是个天资聪颖又极为孝顺的小孩；三十六岁时，当上朝廷的总税官，为官廉正；到了周穆王三年才过世，享年一百零二岁。神奇的是，他死后三天，容貌都没有改变。有一贫穷人家用四块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他，过了不久，居然由贫转富。百姓都相信是神恩保佑，于是合资建庙并打造金身膜拜，生意人常来祭拜他。

而在端州民间，并非信奉张福德，他们把土地公视为财神和福神，因为民间相信“有土斯有财”。因此，土地公就被民间，特别是商家奉为守护神。据说，土地公还能使五谷丰收，因而很多人把它迎进家里祭拜。一般家庭的厅堂五神中必有供奉土地公，家中没有供奉土地公的，也在每月的初二、十六，在家门前设香案、烛台、供品祭拜。不过一般农家则于每月的朔、望两天，也就是初一和十五祭拜土地公。

在古代，福德社一带是民居也是田地，自从有民居之后，称土地之神为“社神”，是一种自然神。他们受历史的影响，更受历史“教化”。自古君王以至平民百姓，都得对土地公立社祭祀，以祈社稷、天下之福。因为大地孕育万物，所以“土”之功德浩大，封土立社，祀五方之土神，以为祈福。祭祀土神分为春、秋两祭，春祭为二月初二(头牙) ，秋祭为八月十五日(中秋)。“有土斯有财”这句名言，说明了从古至今，土地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价值。而在古端州，民间对土地神的祭祀也就成了一种相当广泛且普遍的信仰；从“田头田尾土地公”、“庄头庄尾土地公”，甚至是“街头街尾土地公”等谚语中，都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在古端州社会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长福社：福运绵长有寓意

说到“福”字，端州可考的“第一福”，算是七星岩李邕的岩刻“景福”了，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要说城里最早的“福”字，是南汉朝陈抟留在城东石头岗的“福寿”石刻，至今也有千年痕迹，应该称得上长福绵绵。

端州真的有古街名为“长福”，古称长福社，后来又叫大井头，即现在城西江南社区辖区内的三联巷。长福社是地方街巷名，清代在西厢都，民国后期与马巷、回龙里联为一块，在1966年之后改称三联巷至今。

这条古旧的街道，当年到底是什么景象呢？也许，有些东西再也无法获悉和参透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轮廓，影影绰绰，如同雾里看花。而那些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尤其是与人的命运相关的故事，多半就永远隐藏在了时光的深处。

长福社的得名，取意“福运绵长”，应该出自《汉书·谷永传》：“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长福社古时候有座白马庙。在古代，白马庙香火旺、名气盛，还有动人的传说。

据说，长福社原是个小丘陵地带。古时荒丘缺水，日照时间长，暴晒气温高，长年失收，生活困苦，故取名“常碌”，指常年忙碌。后来，乡人在境内一面造林种果，一面挖塘蓄水养鱼，既改变了环境条件，又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乡人收入增加，逐步富裕起来，便把“常碌”改为“长福”，意在表示人民长此幸福无边。

另外有一种传说是明弘治年间，安徽省桐城有一个姓张的军人，在端州为官并迁来家人落藉，后建白马庙，为纪念先祖功德，于是称此地为长福社。马巷之中有白马庙撰联于庙门两侧：惜民不惜身，万户张侯忠莫比；载德不载力，千秋良骥人难齐。

白马庙虽然后来毁了，而长福社之名却保留到1966年“文革”前。几百年来，长福社的民居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

如今走过三联巷的老巷，再思索长福街名，看到居住在这里的人，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心中洒满阳光的人，即便身陷囹圄，也依然自信并洋溢璀璨；心中密布青苔的人，即便人在晴空，也依然自卑并满目晦暗。”

我在想，生活在旧城的人，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是梦开始的时候。人，即便在寒冷的夜空，依然应该守候自己的美丽梦想。心，置放在梦里；梦，融化在爱里；爱，温暖在心里。这就是有“福”了。群庆街：当年市民的吉庆

群庆街，体现在端州的“庆”字，街在城东古塔南路东面，南接江滨中路，穿过出入口检疫局。在明代，群庆街称作“吉庆坊”，取吉祥兴旺之意，是清代末年“肇庆二十一坊”之一，民国年间因盛产豆豉又叫“豆豉巷”，直到1966年改名为群庆街至今。

吉庆坊改称为群庆街，改得一点也不错。在旧时，端州民间有一种说法：“西有天宁南，东有吉庆坊。”说的是这里的晚上太热闹了。吉庆街在白天就是一条普通的小街，实在是清冷寂寞；一到晚上，顿时活了过来，反差强烈。大热天，特别是晚饭后，人们在家待不住。男人们三三两两地，打着赤膊，坐在街边吃夜宵吃得爽快。

一些勤快的人从家里抬出四方台在屋前临街的路上，放上凉面、米粉、米饭、鸡蛋、凉菜和自己卤好的牛肉、牛肚、牛筋、肥肠、鸡鸭等，简易的小桌板凳一字排开，卖花的、卖唱的、拉琴的、吃饭的、擦鞋的……你还没搞清楚这些人是从哪个角落冒出来，他们就已经甩开嗓子吆喝着和你做起了生意。

老板炒点家常菜，很符合市民的口味。席间的食客形形色色，可以称得上社会各界人士都流连忘返。大排档将这种面对面的消费方式和平民化的表演方式浑然天成地糅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人们就地坐，吃着喝着，老板每晚都有钞票进账。那时，没有“下岗”一词，女人们靠这种方式赚钱贴补家用。

对吉庆坊来说，夜是白昼，生活理所应当是从此刻开始的。买卖人不知疲倦地做生意，直至凌晨四点依旧精神抖擞、声音洪亮；食客们卸下白日里的憋闷，一口气兴奋到深夜，不知归去。这个不夜城给人的就是欢畅和痛快，难怪让人爱到了骨子里，美得妙不可言。

当然，现在群庆街的吉庆场景，并非仅大排档的热闹就概括得了。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文化生活要求比旧时高得多了。广庆社：古代的普天同庆

广庆社是街坊名，在清代属原东厢第二图，地址在现端州天宁管理区的明直街一带，古有一座名为“广庆”的佛圣庙，今均已不存。

广庆，取意为普天同庆，因为此地建有广庆圣庙而得名。古代端州，人们什么神都拜，对儒道佛三教更是要拜，正如诗云：翠竹黄须白笋芽，僧袍道旅白莲花。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处是一家。

相传，广庆社在晴空一碧、风烟俱净之地，于清朝初年建有佛圣庙，为供佛像的佛堂。里面供有如来、弥勒、关公等神像，多为铜铸或泥塑，也有纸画和布画。它以所谓的灵验、神明，曾一度享受端州的人间香火，可谓香火兴旺，盛极一时，“煊赫辉煌”。

佛圣庙有关帝圣君大护法，金盔金甲，左右有关平、周仓分别提刀执缰。据说，建庙供神表达了人民要求根除河患的强烈愿望，也是古代端州大地屡遭水患的历史见证，可惜该庙毁于近代战火。

如今，从“广庆”之中，看着人们拜神拜佛的缕缕青烟，突然想起了端州街头中元节烧纸的情景，这真是让人心生痛感的“普天同庆”。中元节又称“七月节”或“盂兰盆会”，为三大鬼节之一。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又称“亡人节”、“七月半”。民间则多在此节日怀念亲人，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祝愿。

在端州城乡，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等三节，同为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汉族称传统正月十五为“上元佳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称七月十五(端州称为七月十四)为“中元节”，祭祀先人；称十月十五为“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贤人。

但是，在中元节黄昏里，端州百街通火，十里烧烟，迎着流火的晚风恣意地绽放在街头，那淡然温馨的夜晚被浓烟萦结了。善男信女们是有爱心拜神呢，还是“善良”地选择从众祈愿呢？

善良比爱心艰难，善良从爱心生起。爱心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保安里：送出去的对联谁要

保安里，以“安”字取名，意在“永保长安”。其在今端州府前西街，属城内厢都，如今依然有其巷名。清末时，府前路西南横巷为保安里、太平里、吉星巷。“保安”一词最早不是职业名称，而是指对人或事物加以保护，使之安全或稳定不乱。《汉书·王莽传》已有此词：“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后来，在宋代的中国成为一个军名。而在现代社会，它又成了职业名称，指从事保卫治安工作的人。

据说，在古代有一名外来人，迁至此地建房起院，遂成里巷。这一家人的堂名是保安堂，为适应来客之需，即设一街道，之后取堂名之“保安”，故称“保安里”。保安里在1966年“文革”期间改为向前街五巷，1981年地名变更为原称。

传说，在清朝，保安里有个秀才，才学渊博，出口成章，颇有名望。他不好当官，只好游山玩水，却是民间写对联的高手。四邻名士，云集至此，论赋吟诗，虽然他没有彭泰来出名，却才华了得，写的对联直白易懂，又有趣味。

一天，街坊叫他为保安里写两副对联，秀才一挥而就。第一副对联将“保安里”嵌入其中，寄怀此地平安。保吾门，休谈国事；安尔业，便是良民。

横批是“里外一样”。

第二副对联是告诫行人不要走错路了，因为此地横巷太多。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横批是“都是横巷”。

端州有一家茶馆也请他写对联，秀才说：“写，可以。写得好不好由我定，贴不贴由你选择，不要难为自己，也难为食客。”于是他写道：来不请，去不辞，无束无拘方便地；烟自抽，茶自酌，说长说短自由天。

此联一贴出，食客不仅多了，生意火了，找秀才写对联的茶馆也更多了。其中有三家对联是这样写的：

一家写的是：处处通融，何去何从只求两餐；啖啖味道，谁宾谁主独饮一壶。

另一家写的是：来应饮也，山好好，水好好，开门一笑无烦恼；安则行之，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

第三家写的是：茶香座上待君来，与星岩有缘，乃尝此水；春满壶中留客醉，唯青山不老，如见故人。

据传，徐士林在江苏做官时，有人送来一副对联，他打开一字一句地看起来，不住地点头赞许。徐士林看着看着，叫道：“好！挂出去！是谁写的？”通判说：“是请肇庆一名学子写的。”徐士林听是广东肇庆学子写的，纳闷怎么会传到江苏了？通判又说：“这本来是为肇庆府衙写的，但是，被当官的赶了出去，因此被人取得送来。”徐士林一听大喜，赞赏地看看手中之联。

那些幕僚们好生奇怪：徐士林对稀世珍宝不感兴趣，也拒绝礼品，为何对这一副对联倒爱不释手了？原来对联写道：

非真枉莫来告状，任凭神谋鬼算，听法堂鼓三敲，也要心惊胆落；

是良民且去种田，试看村农野叟，住茅屋饭一饱，何等梦稳神安。康宁社：大师对小姐的传说

端州以“康”字命名的街巷，今有康乐路，清代有寿康坊，在城东有平康街和康宁社等，今均已不存。寿康坊，意为“长寿健康”，古有“饮且食兮寿而康”之说。平康街，意为平静安康，在清代东厢都范围，为原塔脚下堡村处，即现在古塔南路一带。

而康宁社呢，在古代属东厢都，现今塔脚路附近，旧与平康街相近，人称“左有平康街，右有康宁社”，算是祈求“平安”的古街巷了。传说，清代有位医生住此康宁社，挂牌行医，因医术较高而深得居民信任。当时居民认为，与医生为邻，可以永葆福寿康宁，故名为“康宁社”。

其实，康宁之意，一指安宁，颜师古注：“康，安也。”二指健康，在古代流传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康宁”指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

相传，康宁社外有个凉亭，是社里住的两兄弟所建。兄弟二人情深义重，每夜必促膝长谈。当时的端州康宁社，正如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所描述的那样：“这里有什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后来两人商定，建一亭，块石铺面，阶条铺边。设坐凳，供游人休憩。正脊为砖条，抹灰浇筑，歇山顶，设沟头滴水，铺小青瓦。亭建好了，取名叫什么亭呢？两人夜谈无果，只好请大师起亭名了。

一天，有个自称大师的人来了。兄弟二人不知大师文化水平如何，于是有心试一试他。为兄的出二字上联：“大师。”大师眼望望他俩，张口不知对什么。其弟见状，就对答：“小姐。”大师问何解，弟答：“小对大，姐对师，是配对。至于何解嘛，就是当今的大师如同小姐一样多。”话未说完，大师红着脸，气冲冲地走了。兄弟二人大笑起来，说大师原来是个“二百五”，有名无实。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傻瓜或说话不正经、办事不认真、处事随便、好出洋相的人叫作“二百五”。关于“二百五”由来的说法比较多，最让人信服的应该是一个历史典故。

故事来源于战国时期。苏秦是战国时的一个说客，身佩六国相印，很是威风，但也结下了不少仇人。某天，苏秦在齐国被人杀了，齐王大怒，要为苏秦报仇，可一时拿不到凶手。于是，他想了一条计策，命人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并贴出一道榜文说，苏秦是个内奸，杀了他的赏黄金千两。

榜文一贴出，就有四个人前来，都声称苏秦是自己杀的。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分？”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从此，“二百五”一词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后来，康宁社兄弟二人干脆起名“兄弟亭”，在柱间设一牌匾，也请了一位老先生为两根柱子题写对联：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路；一亭俯视群山，占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天宁路：天宁国宁赖民宁

纵横交错的街道通向城市的每个角落，犹如生命的脉络，承载着岁月的印迹。端州以“宁”字作街名的，今有天宁路、清宁坊、丰宁路，古代在城东有保宁社、镇宁社，五经里也称盛宁社等。

当今的天宁路，分南、北、中三段，既是端州城区最繁华、最具现代气息的街道，也是历史悠久的古街。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天宁路就已经存在，并在天宁南路开始繁华了，因而有“市井商埠”之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古时候，天宁南路不叫天宁路，而叫“水街”(水街就是接近水边的街道) ，在南宋绍兴年修建。直到民国十三年( 1924) ，水街才改称为天宁南路。在民国十五年( 1926) ，又建成天宁北路。在“文革”时期，天宁路曾被改称为解放路，直到1981年才复称天宁路。

水街怎叫天宁路呢？那就有一段“古”。

天宁，意为祝颂天下安宁，因古有“天宁寺”而得名。宋朝将五代十国统一后，在北宋淳化年间，端州的知州冯拯，在水街修建了一座“安乐寺”(古址在今天宁贸易中心商场) ，意为宋朝统一了中国，端州百姓从此可以安乐了。谁知，宋朝历年征战不断，尤其是侬智高侵占端州的叛乱影响甚大。相传，在端州置兴庆军时，其节度使郑敦义到了端州，他气愤地说：“何来安乐？老子还要南征北战，保天子安宁呢！称‘安乐寺’简直是在‘拍马屁’。”

人们常用“拍马屁”来说献媚奉承的行为，然而古时候“拍马屁”却并不是贬义词。据说，这是蒙古人的习俗，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那么“拍马屁”为什么会演变成贬义词呢？这是因为宋代的拍马屁风气，那些趋炎附势者看到权贵策马而来，不管他的马优劣如何，都争着拍马屁股恭维一番：“大人的好马，大人的好马！”于是“拍马屁”渐渐地就演变成了“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意思。

郑敦义为了不“拍马屁”，于是把安乐寺改名为“天宁寺”。这样一改，天宁寺便无愧有“一府伟观”之誉了。据说，就天宁寺的规模而言，位居端州城四大寺之首。其大体的布局是全寺坐北朝南，以山门、金刚殿、大雄宝殿、药师殿为中轴结构。门前有一块照壁，还有一对石狮。自此，端州在相对安宁的宋朝中度过。宋政和八年( 1118) ，“兴庆军”也顺利过渡为“肇庆府”。

历经两宋，至元朝，肇庆的“府”便被改为“路”了。后来，杨廷璧到肇庆镇压南海欧南喜反元军结束后，知事(主持府事长官)朱深通在延佑年间又将天宁寺改名为“天宁万寿寺”，并在寺内铸有一口铜钟，意为“铜钟一响，万寿无疆”。两百年过去了，到了明朝末年，朱由榔在肇庆立都称帝，又在天宁寺东部建起“万寿宫”，他不管万寿寺与万寿宫是否用名重复，反正他将新建的万寿宫用作供大明皇帝牌伫。来使不管到天宁寺还是到万寿宫，文官一律下轿，武官一律下马朝拜。

说也奇怪，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逾千年，天宁寺总算“万寿”，保留得好好的，寺的名称不变，连寺外的水街名称也一直不变。但是，在民国六年( 1917) ，天宁万寿寺和万寿宫一夜之间被拆毁，灰飞烟灭。从此，“水街”依然在，却已无万寿寺。直到1924年，人们在扩建水街后，才将此路命名为“天宁”，也许是对天宁寺的追忆吧。其实在当时，天宁路仍然污水横流，街市杂乱，因而当时有人戏说：“万寿寺宇不万寿，水街依然是水街。”

天宁路这条马路，既是端州城内的交通要道，又是主要商业区域。千百年来，这里繁华依旧，门庭若市。20世纪20年代初，天宁南路车水马龙，商业发达，街上好一片繁华景象。倚西江是南北两岸往来的渡口，在天宁南路这里作为一个物资聚散地，临街几乎家家开店，什么生意都做，大到卖金银首饰，小到卖针线笸箩，一天到晚人声嘈杂，吆喝声、捣药声、“咚咚锵锵”的打铁声此起彼伏。来往的人也多，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买东西，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当然，天宁路今非昔比，如今已是亮丽大街，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购物的中心。真是：红尘横围十善地，青烟径入九重霄。天宁国宁赖民宁，沧桑正道天不老。丰宁巷：十八姑娘八十郎

话说民国初年，端州有条丰宁巷，即如今人民南路东边的一条巷。丰宁巷取“丰阜康宁”之意得名，1959年因改路而被拆迁，今己不存。

据传说，清朝秋月的某一天，住在丰宁巷的一位姑娘去赶集。她花钱如水，却自称不是什么大手大脚的人，只是该花的从来不手软。只可惜每次花钱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是个“街边女”，收入无多，常常搞得入不敷出。

这不，人一穷，丑事就跟着来了。天有不测之风云，突然下大雨。“落雨大，水浸街”，她买完胭脂又穿街过巷，不慎一脚踩进泥洼里，花鞋被泥水浸透了“胭脂”，比手上的胭脂还浓，花袜也变成污黄浊黑，她判定花鞋将“鹤驾归西”。

情急之下，她决定买一双新鞋，便走去摊档，看看这双很好，太贵；看看那对很新潮，也太贵；再看看，还是太贵……看了一个多小时，一双也没说买。那老板娘是个势利眼，瞅了瞅街边女就说：“买不起呢就别买，不要摸来摸去的，把我的鞋都摸脏了。”街边女大受刺激，翻出钱来就打算买一双，数了数，发现还真是不够，便冒着雨灰溜溜地走开，再也没回头。

不过，她郁闷了，穿着这双脏花鞋怎见人呢，于是买了双便宜的劣质木屐充数。两齿木底鞋，走起来路来“吱吱”作响，适合在雨天泥上行走。但是，便宜没好货，不到一刻钟，断带。她打算再买一双。这时候，另一档卖鞋的老伯，前来兜揽生意，自言自语地吟着：一姐不及二姐骄，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七包胭脂粉，八九打扮十分娇。

姑娘装作听不见，低头瞅了瞅鞋，郁闷地说：“这鞋是美，也太贵了呢。”

发须皆白的老伯一听，看了她一眼说：“如今大姑娘上花轿都贵了，娶不起，我八十岁还是光棍呢，一双鞋贵不过娶老婆吧。”

姑娘红着脸，不与老伯瞎扯。老伯又说：“姑娘你干脆嫁给我吧，我将整个鞋档都送给你。”姑娘哈哈大笑说：“我十八岁你八十岁，你真会吃豆腐和计算呀。你刚才吟的诗以为我没听到，你是想：十九月亮八分光，七姐下凡配六郎。五四三更灯鼓响，二人一起入洞房。

接着姑娘剑眉一皱说：“哼，你想得美，姑奶奶我不穿小鞋。”“小鞋”，是旧时代缠了小脚的妇女们穿的一种绣花鞋。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穿小鞋”，源自宋代一个故事。

相传北宋时，有一个名叫巧玉的姑娘，她的后母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又丑又哑的有钱人，巧玉坚决不从，后娘也没有办法，便暗暗想法子整治她。恰逢有一位媒婆把巧玉说给一位秀才，巧玉很中意。后母却在背地里剪了一双很小的鞋样子，让媒婆带给男方。

巧玉出嫁那天，这双鞋怎么也穿不上，害得她上不了轿。她又羞、又恼、又急，一气之下便上吊自杀了。后来，人们便将这种背地里打击报复的行为或是利用权势让人难堪的做法，叫作“穿小鞋”。

再说老伯，无奈地指了指姑娘说：“我怎会给你穿小鞋呢，你穿多大的鞋都有。”姑娘觉得人穷就气短，死要面子就活受罪，但想到老伯比自己还郁闷，便也心安理得，故作诗调侃道：十八姑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装。鸳鸯被里成双对，一树梨花压海棠。

老伯一听，心想，姑娘你会吟诗，我更会吟，便得意地跟着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妹十八，妹是红颜我白发。与妹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姑娘一笑了之，光着脚走了，不成一段佳话。安和社：三才子论典

在端州城区以“和”字命名的街道今有和平路，古时在禹门坊有清和里，城西有安和社、忠和社(亦称“石嘴街”)等。旧时的安和社，在现在城西君子里附近，道光年间属西厢都地域，今已不存。

安和在古时遍地杂树，住宅建在埯边，始称“树埯”。耕地多数濒临山溪，早时因河道淤塞，每逢暴雨，泥沙冲压田园，苦劳终年无所收获，村民常在田里哀叹苦恼，故把这片田地称为“苦地”。后来经过改道，疏通河流，免除水灾，取得丰收，人人过着美满的生活，便把“苦地”改称“和地”。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屡遭强盗抢劫，后又谐音称为“安和”，意在能得到安宁和平。

传说，古时住在君子里的有陈、李、王三人，都自称才子，虽然上了年纪，但谁也不服谁，凡事都爱引经据典，经常争个面红耳赤，斗个你死我活。

有一次，安和社准备旌表(即立牌坊) ，为一个姓赵的人士“保社安民，五世同居”有功而立。正在这一天，陈、李、王三人在安和社偶然碰面，便又争论起来。

有人提问陈姓才子，安和社的“安和”二字寓意是什么，出自何典故。陈才子说：“安和社是平安、和好的意思。至于出自何典故嘛……”他转身说，“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原来陈才子回去翻书了。一刻钟之后，陈才子又匆匆赶回来对街坊说：“‘安和’二字最早出自唐朝韩愈的《与大颠师书》，书里有云：‘孟夏渐热，惟道体安和。’宋朝范仲淹《与中舍书》之十：‘今日钱主簿来领书，知尊候安和。’另宋朝沉作喆《寓简》卷八：‘思虑清静，步履轻健，寝寐安和。’他们都是引用韩愈的，意思是身心健康、心安气和。”

谁知，姓李的才子也正好在旁听着，他马上驳斥道：“安和社是安详平和之意，出自《汉书·杜延年传》。”

陈问李有何依据，于是又争执起来，各执一词。李说：“《杜延年传》有‘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后有《南史·王僧辩传》‘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再有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强不足’。”李反问道：“这不是安详平和吗？唐宋人的说法都是根据《汉书》的。”

陈才子一时哑口无言。这时候王姓才子又来了，他说：“你俩都错了，安和社之意是安定和平、安定和睦，最早出自《晏子春秋》的‘未免乎危乱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韩诗外传》卷五又曰‘百姓皆怀安和之心，而乐戴其上’；唐朝元结的《夏侯岳州表》又曰‘公能清正宽恕，静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说，为当时法则’；再有《元典章》云‘今后五世同居安和者旌表其门’。”

街坊们最后说：“你们别争了，安和社就等着旌表了。”和平路：华佗医院的得名

和平路，许多城市都有此路名，其名取“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之意。端州和平路在1984年开通，东西走向，将乡村变为城市，各行各业都有。和平西路段旧属景福围中屯，称为“鱼米之屯”。新修建的大街现横接工农路、跃龙路、古塔路，一直到前进路。

和平路之名沿用至今，象征着端州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如今已成繁华通衢和交通枢纽，在和平西路，标志性建筑有华佗医院等。

我与华佗医院的孔令深老中医有一段诗词缘和书法缘，他是市书协主席，也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当然，在书法上，还有晏任飞老师对我影响很深。孔令深在医术上声望极高，是颇受人们敬仰的著名医学家、养生家。有一天我与他不谈书法，只谈华佗医院的得名，他说当年经过几番讨论才敲定医院名。众所周知，华佗是三国时的“神医”，这儿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华佗年轻时，家里很穷，可以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一日夜里，华佗刚睡着，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轻声说：“华佗，你想成为神医吗？若想的话，你明日就拿个大锤把城西北的那个石狮子砸开，里边有本药书，你若能熟读那本药书，你就会医治各种疑难疾病，那样你就会成为一名神医。”华佗惊醒，原来是梦。

翌日一大早，华佗就按梦中人说的，来到城西北将石狮子砸开，一看，里边果然有一本厚厚的药书。华佗如获至宝，将书捧回家中，发愤研读，后来确实为人们治好许许多多的疾病，“神医”的美名不胫而走。

当然，华佗医院的起名，寄托了人们的希望。人们总是希望医者“华佗术，父母心”。几十年来，华佗医院善于总结前人关于强身保健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现已成为一所以传统中医中药为主，实施中西相结合的，集医疗、康复、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在此，我想起一副对联，与孔令深大医师作交流：医史溯前贤，把酒凌虚，叹历代医林何盛！想汉推仲景，唐赞王焘，明颂濒湖，清尊天士，著述各千秋，整理提高需巨擘；药庠培后哲，披襟岸帻，喜先朝药石弥珍！看草肇神农，炙由华佗，图源苏子，采纪桐君，鸿儒垂万世，继承光大振中华。德星巷：和气霭于门庭

端州的先人们为祈福纳德，便给住的地方取名德星社，后来变为了德星巷。此巷与吉星巷、福星巷形成端州城西“三星拱照”的古街巷。德星巷在清代时分为一巷、二巷，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文革”中被改为向前路六巷，20世纪80年代恢复原名。

这条巷可称得上古代“步行街”。巷不算长，民居屋连屋、院通院的，从德星巷进去，又可从吉星巷出来。古时孩子们唱着自编的儿歌：“灯笼挂屋，火炮蜡烛，灯笼挂门前，满屋是银钱……”吉利的话乐得东家眉开眼笑，这时就会给孩子们红包。

这条巷轿车是开不进的，即使进得去，恐怕也难出来，因为巷道实在太窄，人们行走都是擦肩而过；更因为古时没有机动车辆，官员最气派的交通工具是“文官坐轿，武官骑马”。

这条街巷名称是大众化的名字，也具有鲜明的吉祥色彩，类似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区划分，使用的是“星官”系统。“德星”的得名，来源于唐代赋家《德星聚赋》“贤人下会，德星上聚”之句。德星，被认为是光明吉祥的征兆，因而取为街名。古以景星、岁星等为德星，认为国有道有福或有贤人出现，则德星现，因此，德星也喻指贤德之士。

相传，端州德星古巷中曾建有格调肃穆淡雅又颇具规模的德星堂。说是街里人家安居乐业时，正值德星聚，德星乃一岁星，岁星所在有福，故取堂名曰“德星”，也应验了“德星聚奎，五百里内有贤人聚”的端州景象。据说，当时德星堂有楹联写道：“德星长聚五百里，广厦颜开千万间。”其实五百里的范围已经包括端州老城了。人们希望家传礼义，世绍簪缨，和气霭于门庭，淳风彰乎邦国，凤毛济美，兰桂腾芳，鼎甲华宗，后先辉映。

据老端州人描述，过去德星巷由于地处府前路，府前路又是嘈杂的闹市，于是人们便沿巷搭屋，逐渐形成民居，这些一条条的小巷就是今日老城的雏形。自古以来，城西作为道及府的所在地，道府并无直辖地，在端州城则设高要县衙署管理地方事务。当年的高要县与肇庆府连为一体，清代有民谚：“火烧肇庆，连及高要。”“喊冤递状一通鼓。”意思是相邻一街，两座衙门相连，在一处击堂鼓，两处都能听到。

这些有星字的古街名，代表了古时候端州人民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属于较典型的精神寄托。吉星巷：吉神的代名词

吉星巷，在端州旧城区，在清代属内厢府前西街横巷。古人为一方平安图个吉利，才命名为“吉星巷”。该巷的名称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一直被叫到20世纪60年代。其后被改称向前路四巷，到了80年代第一春，才仍然恢复了吉星巷的老名头。

老街的每一段路，每一堵墙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走进小巷，立即便会感到一种静谧和清凉。这块地方之所以叫“块”，原因是它太错综复杂了，像迷宫，绕来绕去找不到北；像市井，东拉西扯终归是一条条的小巷，吉星巷就是其中之一。“吉星”用来象征给大家带来吉祥的人或事物，“吉星高照”寓意吉祥之星高高照临。同时居民取其祥瑞至极的彩头，称“吉星高照”、“福禄无限”；商家则称“财运亨通”、“生意长久”。旧时，有这样充满文化韵味的门联：巷有仁风春色溥；家余德泽吉星临。

这静静地镌刻在吉星巷一处寻常人家的普通随墙小门儿上，而就是这样精彩的文笔，也不过是吉星巷那纸香墨飞的门联中的一对而已。这足够你去想象，吉星巷在端州城的胡同中，是多么独特而重要的一条了吧。

有位街坊说，过年吉祥语人人都讲，你派个“喜洋洋”祝愿青春常驻，他派个“恭喜发财”祝愿新的一年挖座“金矿”等。而一个“大展宏图”的利是封面一直烙印在我脑海——在一片金色的海上，一只大鹏在夕阳的余晖中展翅飞翔。“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图，鹏程万里！”其乘载的这些祝福对一个在人生路上越走越迷茫的人来说，是一种睿智的表达和至诚的鼓励。

俗话说：“天上三吉星，人间福禄寿。”其实，吉星是玄学的星相，吉星是吉神的代名词。有位老伯说，一个人想吉星高照、吉神常随，必须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方可，否则要将生命作“替罪羊”了。因此，古时这里的人很少用“三阳开泰”的字眼，一直以来用的是“三星拱照”。端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替罪羊”来比喻代人受过的人，端州人称其为“替死鬼”。

据说，羊是古代祭祀中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祭品。羊除了用作献祭上帝的牺牲，还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给人类“替罪”。用羊替罪来自古犹太教。古犹太人把每年的七月十日定为“赎罪日”，并在这一天举行赎罪祭。仪式如下：先牵来一头公羊和一头公牛，用公羊和公牛的血作为赎罪祭品。再牵来一头活山羊，由大祭司双手按在羊头上宣称：“犹太民族在这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已经转嫁到这头羊身上了。”接着，便把这头替罪羊放逐到旷野上去，即将人的罪过带入无人之境。最后，再把那赎罪的羊和牛烧死。“替罪羊”一说由此流传下来。

老伯还说，吉星高照之人是不会代人受过的，因为他不是羊。迎祥街：取意迎纳吉祥

迎祥街在现在的阅江路东段，道光年间，与擢桂坊、桂馨街相连，1966年至1981年改称为东风二路，后统称为阅江路。

迎祥街，取意迎纳吉祥。我也为了“迎祥”而走进迎祥街。据说，民国时的迎祥街，街上有警察分署，再往古处寻，就到了桂馨街那个火攻营。这里原来是军警、部队兵工厂的地方。现在，“火攻营”已不存在了。只见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狭小的街衢，还在那里展示过去端州旧城悠悠的态度。

矗立在两边的，不是一间间高大的店铺，而是那些被岁月的风雨吹剥得褪了颜色的民居。即使有招牌店号，也仿佛是白了发、掉了牙的老人在用颤抖的声音，诉说着昔日的繁荣。

如今走进去，一到所谓的古街口，不太相信这就是古街。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咋会透不出古味呢？转念一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里只是概念化的古街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古街吧。

沿着窄窄的、不怎么平整的现代石板小街一路走去，没有商铺，没有行人，没有招牌甚至没有指路牌，便下意识地产生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虽说夸张了点，但随手指了指面前的一块石头，说是以前留下来的，我也会将信将疑。恰巧见到一位老人，他很善谈，还说“迎纳吉祥”是街名的用意，并取出一幅《童子抓蝙蝠》旧图给我看，他解释说：“纳，收入、接受、容受之意。抓蝙蝠是纳福、享福、受福，是旧时见面或通信常用的问好语。现在多指‘祈福迎祥’了。”不过提起现在的迎祥街，老人有些不服气：“现在的迎祥街成了阅江路，也没了祥味，也不知道是谁没经法院批准就让迎祥街与擢桂坊、桂馨街结了婚。”

遥想当年，迎祥街四通八达，古街上牌匾林立、旗旗飘舞，是何等的热闹。这一种祥和之美，若硬要用近代语言来表现，我想没有比“迎纳吉祥”这四个字更恰当的了。“迎纳吉祥”体现在元宵节，这是古街上最祥和的景象，这里曾经龙灯起舞，笑语连天。据老人说，过去闹元宵是锣声阵阵，声闻十里，踩高跷舞狮更是热闹，有渔翁、媒婆、傻公子、小二哥等，表演者扮相滑稽。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相约出游、成群结队走出家门，祈祷祛病除灾、祛病延年。

过去是过去了，现实就是现实。穿过这一连串旧巷，我分不清哪一块是迎祥街了。再望一眼这里的新旧之楼，以及站在巷子里的独居老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学者说，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传统文化遭遇尴尬似在情理之中。这种尴尬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会进步了，人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试问，谁还愿意回到那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只有靠祈求上天保佑而迎祥的岁月中去？太平里：梁三夜闯大院

人求安乐，最关心的是太平。端州城西有一条并非十分出名的太平里，位置在府前西街的西南，如今是一条横巷。太平里曾在1966年被改称为向前街三巷， 1981年又恢复原名。

太平里，折射出端州大清盛世一段太平史。史料有记，古端州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是太平的，为官一任也是想平安一方。从州衙到府署，城市建设加快，社会还算稳定，寺庙学宫也增加不少。为保太平，城西的西门内大街设有城隍庙，意为保佑城府。当时的庙前街、道前街、县前街、府前街十分兴旺。特别是城里又多了一个两广总督署，当时端州又打造出新一轮的太平盛世，于是府署的官员们为显示有所作为，大改巷名，就以府前路为例，最具标志的是将府前西街的所有横巷都冠名，称为太平里、吉星巷、保安里等。“太平里”因此而得名。

相传，当时城里有个官员为歌功颂德，便请了一帮文人墨客各撰一副楹联，选出最佳的挂在府署上。其中太平里一个不知名学者写的对联被选上了：府县为斯民最切近之官，造孽则易，造福则难，莫为片念可欺，天地神明皆鉴我；刑罚亦朝廷不得已而设，用轻者纵，用重者残，只此一心所及，是非曲直敢冤谁。

后来到了清代，当地有个孩子排行第三，名叫梁太平，人称梁三，自小得师父传授他拳腿棍棒、软硬功夫。他为人正直，深明大义，看到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压榨百姓，心中极为不满。他听从师傅教导：“回家一定要孝敬父母，好好做人。万不可仗着会点武艺，去帮助腐败官府，欺压乡亲啊！”

一天，梁三回到端州城，天色已晚。晚风阵阵，送来管乐的靡靡之音。原来是知县的深宅大院，门窗紧闭，灯烛辉煌。他看见一个华贵的老太婆，坐在盘龙椅子上观赏歌舞《乐太平》。但是，在一旁有个丫环哭得死去活来，看来是被人欺凌了。

梁三运用飞檐走壁功夫，摸出防身武器——袖珍飞石，左手扳开窗棂，右手端平飞石，对准九支好大的红蜡烛，“唰”的一声，满屋烛焰纷飞，转眼一片漆黑……

知县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吃一惊，携老太婆跑了，衙役们也一哄而散，桌凳东倒西歪。待到灯光再亮时，只见白粉墙上留下两行大字：官笑民哭，世道不明。若要太平，盼望官清。

这本来是平常的一句气话，却被官府翻译成了反诗。咦！这不是包含着“哭明平清”吗？这是反诗呀！知县老爷带领衙役搜城，谁知怎么抓都抓不着。而太平里的街巷名却和人名连在一起，轰动了全城。风行坊市城以市而兴，市以城而存。凡邑里，民居所聚之处为坊，而货物贸易之地为市。坊则系之以名，表厥宅里；市则治之以官，平其物价。“坊市”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福绣坊：一方街市谁作绣

古人作绣，一生的光辉只为这一针一线。端州历史文化老区之一的福绣坊，也许是从这光辉之中从历史走到现在。

福绣坊从宋代开始有其街巷名称，在现端州区城中路中段地方，南北向，巷头有坊，历经千年，名称沿用至今。“文革”时期称为红旗二路四巷，1981年后复称“福绣坊”。

福绣坊在宋代为内厢的一部分，发展于南宋，兴盛于明清，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商机勃发，闻名遐迩。在清末民初，福绣坊连同城中路商业兴旺，楼房富有浓郁的南国特色。这里积聚了大量的手工艺者，也诞生了一些老字号商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批老牌字号逐渐消失，一些手工艺也无法流传下来。《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及，肇庆府城中的福绣坊绣衣街一带曾是为官府官员缝制衣物的坊间。当利玛窦与肇庆的官员打开交往的局面后，也曾去福绣坊缝制一两件干净得体的衣裳。后来不少人到福绣坊赏唐装，买工艺家饰，购童装、鞋帽等相关商品。

在福绣坊内漫步，小巷的入口处是一座新建却古韵十足的门牌楼，其顶部用琉璃和细瓦做装饰，在门牌的正中央，赫然写着三个金黄大字——福绣坊，牌匾十分醒目，老街中的古迹旧址偶有一见。

说起福绣坊的由来，有许多传说。

一说，宋朝时期，城中路一带文士聚居，街坊大多以经营刺绣、缝制生员和秀才的服饰为主，市场需求使之形成了绣衣专业街，时人称之为“针绣坊”。于是，针绣坊成了府城的一个标志，也成了古街的一处景观。针绣成了一个典故，这一典雅的名字也流传至今。

另一说，当年这条街巷聚集众多秀才在会馆中求学，街巷中常见秀才文人行走。这里也居住着很多大户人家，并出仕为官。大宋时期，读书人都穿刺绣的衣服，绣衣成为封建社会读书人身份的象征。皇帝在朝廷闻听此地的求学之风盛行，认为是有福之地便钦赐“福绣坊”三字。当地官员将皇上的赐书立牌坊于街巷口，从此，福绣坊声名远播。

还有另一段长者喜欢提起的佳话：福绣坊曾经有个美丽的女子，刺绣技术精湛，为人贤淑，因为她曾居住于此，教人“送福作绣”，使其居住地附近的人都能“福绣”，谐音读为“福寿”，以后，就逐渐演变为福绣坊。

福绣坊当年因刺绣、缝制而闻名，可惜如今的老街，昔日飞针走线的作坊消失了，裁云剪月的场景也不见了，狭小街道边也难得一见改裤脚、缝补衣物的摊位。

随着岁月的流逝，福绣坊再也不是商业街了。它成了小巷，成了社区，很多人对它已经感到陌生，唯有牌坊上“福绣坊”那三个字依旧在讲述那段逝去的历史。来紫坊：瘴乡恶土妇人泪

来紫坊，唐代已有此名，民国后期划入塔脚路，今不存。古代借“东来紫气”作吉祥、祥瑞的象征。然而在唐代，端州谈不上“紫气”，有的只是瘴气。唐代的端州是瘴疠流行的贫瘠和落后的地方。“瘴乡恶土”的成语，说的就是古端州。唐代，一名秀才叫袁逊，有志于功名，想到京城求个一官半职做做。在京城滞留几年，竟然一事无成。后来，有一个知己推荐他做端州的巡官。他嫌弃那是充满瘴气的地方，穷山恶水，心里非常不愿意去。朋友就劝道：“你窘困到这种地步，还有工夫选择地方吗？”不得已，袁逊带着家属走马上任。可是还不到一年时间，大小老婆及子女都死掉了，只留下他憔悴一人。后来虽然与当地另一女子相爱了，但他不想留在端州做官，于是一走了之。

而那个来紫坊的女子，嫁给袁逊为妻，因为他离家远行，经久未归，就天天在西江边远望，盼望丈夫归来。

她正值妙龄，又有艳如桃花的容貌，本应尽情享受夫妻的恩爱生活，无奈袁逊经年不归，少妇面对残酷的现实，悲痛至极，以至产生了幻觉。她梦见丈夫乘着快船来和自己相会。夫妻犹如绿浦上的鸳鸯，锦屏中的翡翠，形影不离，永相和谐。她醒后自知是梦一场，自己的亲人呐，唯有在梦中才能相聚！思念之深，忧恐之极，不禁泪涟涟。可知平日该有多么寂寞、空虚和痛苦。

一天，她梦里出现可怕的场景：夜风大作，将江边的树木都吹折了，船也翻了。白天一看，江面上烟雾弥漫，茫茫一片，谁知道袁逊现在身处何方呢？平日已有“望尽千帆皆不是”的惆怅，而此刻对相隔天涯的袁逊吉凶未卜、安危萦怀，内心更是一片慌乱。“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许多年过去了，袁逊终未回来，这女子便走上山巅去观望。她日复一日，伫立江岸，风雨不动，坚如磐石，没有改变初衷，依然在盼望着，等待着远方的丈夫。那真是“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最终女子化为白石头，在西江南岸边的羚羊山上，人们就把此石称作“望夫石”。

后来到了明代，有一个风流文人叫伦文叙，来到端州，听说了这个故事，便题诗一首：白石佳人住海旁，天为罗帐地为床。日为宝镜朝阳照，月作银灯夜夜光。千年不梳龙凤髻，万载不换紫罗裳。可怜不见亲夫面，痛哭江干恨断肠。

一年春天，我试图找一下来紫坊，却只找到这一带火红的灯笼，一个个、一串串，挑上了屋檐，悬在了半空，滚圆、方棱、八角……形态各异，造型奇特，用鲜明的中国符号，暖红的色调，映照着江城，映照着人们的欢笑脸庞。鲜红的春联，一条条、一副副，用饱蘸浓情的笔墨，书写出美好的新春祈愿；用对仗工整的词句，恣意彰显着恒久的华夏文化。贴在门框，顶天、立地；看在眼中，幸福、暖人。红色，开启了崭新的希望之门。龙津坊：西江要津越千年

端州在很久以前就有渡头，西汉时便设有盐官，成为食盐通过西江运往中原地区的重要转运地。

汉建初八年( 83) ，大司农郑弘倡修交州入贡峤道，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其时，端州已有专门从事丝织品长途贩运的商人，其中广信县苏娥贩运丝织品死于龙津坊就记录在古人书中。宋代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和发展。宋代学者钱易云：“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墟。”墟上主要摆卖陶瓷、纺织品、藤器、竹器、木器、文具等。

端州龙津坊，自古为西江津要之地，是重要渡口，水陆交通要道。在宋代，龙津坊西至宋城东门，东至崇禧塔。到了元至正三年( 1343) ，龙津坊创设石顶渡，于今崇禧塔西南高码头，龙津坊之名今不存。

在南宋绍兴年间，龙津坊的知府陈大可，在如今的天宁南路修筑水街承建了“摧锋军府”，其他大户人家也相继落户龙津坊。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冼氏在龙津坊建了一座华石公祠；咸淳四年( 1268) ，崧台谢氏建有“芝兰书室”于龙津坊，故址在今市第十中学内。

传说，在清代，芝兰街的玉树书室，因年代久远，横匾的“树”字崩裂了，字迹模糊不清，父老士绅请了好几个人重写“树”字，可是，没有一个人写出的字能和剩下的三个字相搭配，更写不出原来“树”字的神韵。

有人提议：“请彭泰来写吧，他楷、篆、行、草样样皆精，摹写的字，可以乱真。”另一个人说：“人人都知道彭泰来的字写得好。不过，这位老先生非常高傲，有些大财主生日，出重金请他写个‘寿’字，他都不写，我们怎能请得到他？”又一个人说：“彭泰来像他祖辈彭显一样，最喜欢吃狗肉，你们买来狗肉美酒，我自有办法。”

吃晚饭时分，彭泰来被请进了门。他站在屋里，看见狗肉在瓦煲里炆得“卟卟”响，满屋是狗肉的香味，不禁咽了几下口水。

天渐渐黑了，碗筷美酒已摆上桌面，狗肉的香味撩得彭泰来的肚子“咕咕”叫，他忍不住了，问：“该开席了，还等谁？”

有个人指指铺在另一张桌上的宣纸笔墨说：“我们在等一位老先生，只有他才能把玉树书室的‘树’字写好，你耐心等一会儿吧，等他写了字再开席。”

彭泰来很生气：“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真不像话！这字就他能写？我就不能写？”看了横匾上剩下的“玉书室”三个字一眼，捋起衣袖，挥笔写下“树”字，他写的树字，和横匾上的字排在一起，果然天衣无缝。

屋里的人互相打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笑了，说：“开席，上狗肉。”

彭泰来后来才发现上当了，不过，他说这是一件好事。

三十年后，看不见“玉树书室”了，只见到新的“育树教室”在兴起。有一年学校大门建成，大红的鞭炮，凝结着来年的心愿与期盼，极具诱惑地招引着欢跳的孩童，激励着勤奋的人们。在新学年的节点，鞭炮通通被点燃，人们辞旧迎新，迈入新的一年。金津坊：三十五姓闯端州

据史料记载，渡头村一带在唐代名为“金津坊”。据说，唐初武德四年( 621) ，端州城设在今二塔路以西至崇禧塔脚下一带，即目前渡头村所在地，当时还没有宋城墙。据说，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官府将端州的州城迁往现在的宋城墙内。宋皇佑中，肇庆始筑土城。

渡头村是端州区厚岗管委的一个自然村，西起城区前进南路东堤湾小区，东至二塔路文魁塔脚下。全村六百多户人家，共有一千多位村民，村中男丁全部姓梁。走进渡头村不显眼的南巷，有一座梁氏宗祠，称为“安定郡祠”。据查，这是端州仅存的宋代碑记，刻于宋嘉定十五年( 1222)。推算一下，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了。

安定郡，这是个“堂号”，堂号是姓氏历史渊源的标记。不同的姓氏，为了给自己的姓氏打上历史印记，便命名各自的堂号。“安定郡祠”碑文记载渡头村梁氏始祖梁燮的事迹。

梁燮，字汝和，河南洛阳人，宋咸平元年( 998)考中进士。初任南雄州判，宋祥符元年( 1008)至天禧元年( 1017) ，先后两次担任端州刺史，因“端士民感德，至秩满日，累奏，敕留历年任十一年”。梁燮卸任端州刺史后，考虑到端州“南海风涛壮，西江瘴疠多”，不想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遭受如此灾患，要不真是心痛至极！端州人丁单薄，劳动力严重缺乏，而他曾经管治过的南雄人多地少，百姓生活困难。为使端州长治久安，他便做出“添人添口又添丁”的壮举，引进人力、物力。梁燮先将家族安置在城东渡头一带，且为世家。据说，安定郡祠梁氏族谱是这样记述的：

宋景祐三年，梁燮授意其子梁卞，从广东南雄珠玑古巷招来严纯、谢景福、刘顺、何有过、黎景茂、莫让、唐辛、冯冬弟、罗裳、陈冬弟、邓乳牛、苏亚、程仁、张贵、梅花白、黄亚雁、伍良受、马仔、杜狗奴、覃奴仔、麦山、李惟明、白玉、陆文振、龙顶、林帮彦、赵成、杨时春、谭戌住等29姓270口，这对以后的南雄历次民族南迁影响很大。

尔后，又从珠玑古巷招来宾于廷、周贵、钟天道、瘳彦、曹亚平、蓝秀等6姓人，分派端州、高要郡各都、甲落脚。35姓氏引入了人力水车、稻床、木砻、木米臼、石臼、石磨、风车、竹筛、耙、犁，竹编的篓等农具，这对发展其时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令端州的耕作农具有飞跃的发展。垦荒三十九年，开辟耕地350余顷，入于家，输于国。

梁氏也开枝散叶，大部分随职落籍任所，繁衍后裔。其分布板块，有的成了一村望族，有的成了一街大户，加快了端州的发展，梁氏家族也逐渐壮大起来，成为端州今日第一大姓。宋嘉定十三年( 1220) ，梁燮的后人为了纪念渡头村开村的始祖，修建了梁氏宗祠为“安定郡祠”，是古时代的标志，因而该祠堂又称为“世德宗祠”。

再说如今的“金津坊”，梁氏祠堂位于渡头村西村口，坐北朝南，江滨大堤就像一座城墙，横立在梁氏祠堂大门前，也许是想把人留住吧。禹门坊：谁谓草茅无忠武

禹门是龙门的别称，指科举试场，喻人科举及第。端州禹门坊，在宋代己有此名，直到民国，禹门坊的东横巷称头巷、二巷，东南称清和里、清平里。“文革”期间，禹门坊称为阅江巷，1981年复称禹门坊至今，并分为正巷和一巷、二巷、三巷、四巷。

禹门坊流传着清朝奇人张忠武的故事。

张忠武，本叫张国梁，原名嘉祥或家祥，字殿臣，死后谥忠武。他家在清代落籍端州城东禹门坊。少年丧父，十五岁随叔父到广西贵县做工。因土豪欺侮他的同伙，他打死土豪，被官府通缉，逼不得已落草为寇，练得一身好武功。山寨首领死后，他因勇猛善战，被推举为首领。

清道光年间，张忠武率众参加天地会，在1846年率义军近两万人，掌控贵县、横州一带，旗号为“怡义堂”，在横州大滩伏波庙设营寨。张忠武军纪严明，劫富济贫，扬言要“替天行道”，势力扩展到左江一带。当地流传俗谚：狠如狼，怯如羊，锄强扶弱张嘉祥。

道光二十九年( 1850) ，张忠武势力威胁南宁，震惊广西各州府。他还创造了一首当时流传最广又最有鼓动力的反诗：上等的人欠我钱，中等的人得觉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

上等的人是革命的对象，中等人暂且放过，下等贫民都来造反，再不让人剥削。这反诗不但有鼓动性，而且富于策略，搞清楚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统战的难题，许多人都被这首歌谣鼓动起来反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反诗的作者、起义军的偶像人物，不久便接受两广总督劳崇光的招安，解散队伍，投靠了清朝，成为镇压起义的悍将。

从此，张忠武成了最荣耀的“幸运儿”，从一介平民成为高级武官。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年在军旅度过，从咸丰元年( 1851)起连升八级。《清史稿》记述：“江南提督张国梁谋勇兼优，忠义奋发。在军十年，战功卓著，东南半壁，倚为长城。”

咸丰元年( 1851)三月，张忠武剿广西上林墟太平军，取胜封为千总正六品武官；后又单身跃马，纵横驰骋，斩杀太平军首领，升为守备正五品武官。咸丰二年( 1852) ，张忠武在梧州杀太平军二百多人，接着收复全州，又歼灭湖南道州太平军，进攻湖南省城，攻陷永兴县升为都司。咸丰三年( 1853)二月，张忠武移师江南，征战各地，剿灭太平军，升补湖南永州镇中营游击从三品，赏“霍罗奇巴图鲁”勇号。咸丰四年( 1854) ，围攻南京，收复太平府城，升广东三江协副将，官阶为从二品。咸丰五年( 1855) ，擢升福建漳州镇总兵，官阶正二品。咸丰六年( 1856) ，收复浦口，获赏加提督衔。咸丰七年( 1857) ，又领部队收复句容，获赏穿黄马褂，擢升湖南提督，获赏骑都尉世职。咸丰八年，调任江南提督，加恩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咸丰十年( 1860) ，张忠武退守镇江，身受重伤，策马渡河，水深马没，淹死在丹阳河。

相传，张忠武读书不多，但治军闲暇时，好写“虎”字，一笔而成。字方一丈有余，气势雄大开阔，中间的一竖直墨半枯，屹立如铁柱，为大书法家所不及。张忠武的爱将冯子材也模仿其写一笔“虎”字，但功力境界均远逊。此后武将如孟恩远、陈诚等都好作一笔“虎”字，张忠武可谓开“一笔虎”之滥觞。

咸丰十年( 1860) ，在端州城东的阅江楼东侧，将原仰湖书院作祀吴桂芳的吴公祠，改为“张忠武公祠”，有楹联赞曰：身膺斧钺十年，奋威端州，谁谓草茅无将种；血溅江南一带，至今江皖，犹闻父老说军门。

如今张忠武公祠已改建他用，只有一井传名。富贤坊：嘉言善行方为贤

富贤，出自名人贤士的嘉言善行：“国富天信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和好，子孝父心宽。”起初“富”的含义是表示家庭稳定，人丁兴旺和田地广阔。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有房，有车，有背景，有家业，反映了我国古代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进化及私有制的产生。“贤”是表示有道德的，有才能的人。《说文》：“贤，多才也。”

富贤坊在端州天宁路的天宁广场附近，旧址就是在天宁文宝书店后面，属睦民社区管辖范围。富贤坊在宋代属城厢范围的东厢，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文革”时期改为爱民路七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至今。

在宋代初年，富贤坊是没有富贤之名的，据说因有一户染坊而叫布染坊。染坊，给布、帛、衣、物染色的作坊，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业，不知何时传入端州，相传包公在端州任职时已盛行。

据民间传说，在很久以前，北方有个懂染色的人曾化作跛脚汉行乞。为感谢一对青年夫妇的施舍，他在酒足饭饱之后唱道：“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烂，颜色依然好。”那青年夫妻听闻草能染衣，便割了几筐放在缸里，过了数日仍不见动静。不久，这位跛脚汉又来借宿喝酒，临走时把剩酒和残汤全倒入缸内，顿时缸水全变成蓝色。跛脚汉告诉青年夫妻：“蓝水是蓝靛草变的，染衣可永不变色。”小两口高兴地用它来为乡亲染布。此后，人世间便出现了染布业。

不久，端州这里果真有了第一家染坊。以葛藤、黄麻、青麻、苎麻等织就的“夏布”染色为衣，本地民间谓之“漂坊”。在坊内染好后用竹在较为空旷的地方搭架或铺地晾晒。每到晴日，布浪翻卷、蓝靛飘香，蔚为壮观。

包公升职了，临行那一天，端州染坊的父老乡亲携酒请包公起一个巷名。起名“布染坊”嘛，觉得太简单了，包公心想。此时正值春季时节，巷内长满密密的米兰花，嫩白细小，布满小巷。他停下脚步，望着绿蓬蓬的树枝长出的米兰花念了一句上联：花出米如富；

忽然，一个年轻人分开众人，走上前来轻轻地接下联：官清民亦贤。

包公听了不禁拍手叫好：“好一句‘官清民亦贤’呀，就命名为‘富贤坊’吧。”于是“富贤坊”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走进富贤坊，了解富贤坊的得名，我们是否学到了“嘉言善行”这些古训？“富贤”二字，言简意赅，寓意深刻，需要我们时时品味。富文坊：博学清操方以智“三五今夕，月华临路，忆故人之遥邈，念登高之寓目。”这是有人写中秋赋的开场白。在古代赏月，端州富文坊是个不错的地方。因为在城外高地处，临近西江，朗月升空，江水泛银，尽可一览天地宽。

富文坊在宋代己有，即如今的登高路一带，在宋城墙西北地方，组合为四条巷。富文坊在民国年间改名为登高路，“文革”期间又叫新华西路，1981年与孖土地一起名为登高路。富文坊今已不存。

明末清初，有个进士出身的哲学家方以智曾在此地居住。他与冒襄、侯方域、陈贞慧合称“明季四公子”。李自成入燕京后，方以智逃至南方。1646年，方以智在“永历”朝为礼部侍郎，住在府西巷。他在肇庆曾为两广总督朱治涧作画，为吏部右侍郎瞿式耜题《春溪图》。他发愤图强，希望能抗击清兵，收复失地。

太监王坤因方以智有东林党背景，心存疑虑，处处排挤。于是，方以智搬出肇庆城外，到东厢富文坊居住，别号“龙眠愚者”。方以智在富文坊看肇庆月色，写下一诗《独往》：同伴都分毛，麻鞋独入林。一年五变姓，十字九锥心。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

方以智虽然深居简出，却依然受王坤等人排挤，于是挂冠离开肇庆，隐居于湘桂边界苗峒中，以行医卖画为生。后永历帝连下十道诏书命他入朝，他十次上疏推辞。他见朝中大敌当前，群臣仍内斗不止，无复宦仕之心，但是仍然忧虑国家，每以书信入朝献计。据说，方以智在社会底层浮沉，组织抗清时，秘密结社，推动了“天地会”的发展。

顺治七年( 1650) ，方以智移居平乐，后于梧州云盖寺出家两年，改名宏智，字无可，别号药地、浮山愚者、愚者大师、极刃老人等，人称“药地和尚”。他叹惜：“衰颓不兴，淡危之势。可喜当世，更生宏达。志士有道，重任无涯……”

穷则变，通则活。方以智不愧为精通易学的高人，他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出家不是一般被动的逃脱世俗，也不是一般的参禅苦修，而是致力于研究哲学，即以思想学术的精神教化世人、拯救社会，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先后写作了《东西均》、《药地炮庄》等哲学著作。

后来，方以智又回到肇庆富文坊，感慨万千。清廷怕他复起反清复明，于是趁“粤案”下密令将他押解进京审问，又押往广东对案。十月初七日行至江西庐陵府万安惶恐滩头，他想起宋朝末年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殉国。

富文坊之名虽然早已不存，而方以智之行却令后人怀念。正如诗云：博学清操垂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富安坊：草场也是富安地

端州现在的草场路在宋代叫“富安坊”，民国时将富安坊、正龙社、朝元社合为草场路。东连忠勇路，西接人民南路与登高路。“文革”期间草场路曾改称为新华中路，1981年复称草场路。

富安，寓意富裕平安，故名。为何称此地为“草场路”呢？相传古时候，宋城墙外以北的地方山道蜿蜒，林木葱翠，野果遍坡，清泉淙淙，古寺掩映，稻香弥野，风光旖而丽，物产丰而佳。宋军在这一带安营扎寨，招兵买马。由于当时此地环境清幽，水草丰美，确实是个理想的养马基地，故名为“草场”。

而富安，则鸡鸣犬吠，炊烟袅袅。“悠闲白鹅塘戏水，匆匆羊群倦归村。”这宁静、祥和景象令人恍惚。“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远古的一切都成了绝唱，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街道新楼栉比，市民安居乐业。

而神秘的富安坊有着世代相传的神奇故事。老街坊说，生活在那个时代，羡慕田园风光，许多人会寻这个宝地来隐居。

富安坊旧时住有陆、武、胡、李、范五大姓人家，都是清初或清末搬来的，比如陆姓，始祖陆儒昭，清代自高要砚洲迁居至城北草场路。陆文华、陆汝谦、陆咏勤、陆庆庸皆其后代。武姓的先祖武世勋，顺天宛平县人，于清康熙初迁来城北草场路。岁贡武子韬、香山协都司武尚礼是其后裔。胡姓的始祖胡观梦，开平人，清康熙初始迁居来，咸丰举人胡瑶是其六世孙。李姓在清道光三年( 1823)有李世杰，从城北朝龙里迁居来。草场路大菜园的范姓，祖籍浙江严州府分水县，有范应捷于清康熙间由福建随两广总督吴兴祚至粤，任武职，离职后，留肇庆。其子范崇文官督标营守备，后定居于城北十字路。范崇文长孙范政伦迁寓于城北草场路，次孙范政伯则徙居至草场路尾大菜园。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姓氏人家迁来，使草场路变得繁华了。

时日流转，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在重建。朝代会更迭，房屋会拆除，主人换了又走了，不变的只有那些名字，“昔日玫瑰如今只存芳名，陪伴我们的只有赤裸的名字”。透过那些纯朴直白的巷名，凭文字可以在脑海里恢复当日的端州景象。

昔日富安坊，如今草场路，我们没有看见旧时光景，看到的是今天与明天的生活景象。近几年来，草场路居民在立足经济建设长远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且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大，伴随着客商涌入，草场路明显繁荣起来。擢英坊：铎阳书院拔英才

擢英坊在宋代已有地名，故址在今天宁南路“假日酒店”后面，即豪居路五巷。明洪武年间擢英坊有大街巷，并有横巷。“文革”期间称解放北路西街， 1981年后命名为擢英路。在清代，擢英路归入豪居里。豪居里分为东横巷，头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其中五巷原名擢英坊。

这条街的名称与宋代的科举考试有关。宋代到明清时，端州曾是科举考试之地，考棚就设在这条街附近。明清时期的考场，都是单间号舍。每个考生一间号舍，答卷、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号舍内，及至考试结束方能出来。当年的擢英坊，是各府县考生考前考后的住宿之处。街道关乎考生前途命运，“擢英”即“选拔英才”之意，是为诸多考生图个吉利。当时的端州擢英坊虽然小，名气却远播于西江流域。

在宋庆历年间，知州朱显之在擢英坊建圣妃顺济庙。南宋绍兴年间，知府李麟改圣妃顺济庙为兰陵庙。兰陵，据传由楚大夫屈原命名。“兰”为圣王之香，“陵”为高地，有“圣地”寓意。

乾隆五十二年( 1787)开办的“铎阳书院”，如今成为擢英路第三幼儿园。其实，端州自南宋末年，在擢英坊就设有社学。社学在明代更是普及教育的机构，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送入读书，主要讲习礼节，学习成绩优秀者可以得到县学的资格。

从宝月塘之路行走，寻找当年肇庆“选拔英才”的地方，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确实，擢英坊什么“古”也看不见，只听来一些传说。据传，圣妃偏爱各种花木，是一位种花、养花、赏花、爱花成痴的仙人。她对描写花草苗木的诗词歌赋亦有爱好。如写兰花“幽兰芳草，天地纯精”；咏杜鹃“洛地曾闻子规鸟，端城又见杜鹃花”；吟月季“花开花落无日了，春来春去不相关”；赞菊花“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题莲花“灼艳熏芳水犹香，炎天犹觉肌生凉”。

圣妃顺济庙的花很奇特，这边是醉芙蓉，一日三变色，晨开白花，中午转桃红，晚间变深红；那边是照水芙蓉，第一天花开洁白，第二天变浅红，三日带黄，四日成深红，以后变紫色，那真是神了。还有芍药花也不简单，名叫“紫袍金带”和“胭脂点玉”。

后来圣妃顺济庙改为兰陵庙后，李麟移植一棵卧龙槐，栽种于门口。卧龙槐枝繁叶茂，苍苍郁郁，有龙盘虬曲之姿，有凌烟致雨之势。李麟又请人种上报春花，又称“仙鹤莲”，花色鲜艳，深红、淡红、紫色，看似一只只美丽的杯子，又像红喇叭。庙内大院有“香、花、叶”三美俱全的二月兰，有像一群漂亮的蝴蝶落在绿色的叶丛上的三色堇花，有“冰清玉洁”的水仙，有花瓣重叠的碧桃，还有红、白、黄、粉红色和紫色的牡丹、虞美人、杜鹃花，鸟语花香，百花盛开，繁花如铺锦绣……

兰陵庙供奉各类神佛，在每年五月初五举行庙会。有说书、唱戏等文艺表演，还有各色花布、绸缎、杂货、海鲜、火烧等铺位。吹糖人、捏面人、杂耍等亦是应有尽有，甚是热闹。

如今铎阳书院及庙会早已消失，留下来的只是人们一些美好的回忆。擢桂坊：狮子台门盼及第

擢桂坊像月亮上摇曳的桂花树，被挤进端州城东古老的小巷，便成了路。擢桂坊在1970年前后被称为东风二路，1981年标准命名属阅江路中段。“擢桂”犹“折桂”，指科举及第；“桂馨”、“步蟾”也有中榜之意。“桂”，谐音“贵”，有吉祥意义。这些都是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最古老的地名。

擢桂路本来建有一个牌坊，称为“擢桂坊”。相传后唐天成二年( 927) ，刘岩巡视端州，居住在此的李氏金榜题名，登进士第，乡里甚感荣耀，真是“向年擢桂儒生业，今日分茅圣主恩”。端州太守在此建坊旌表，刘岩将之命名为“擢桂坊”。

南宋庆元五年( 1199) ，有一个叫何珃的人，字席珍，举进士，官职为肇庆府通判。他离任后定居于城东擢桂坊，建有何氏宗祠。至民国时已传约二十八世。

擢桂坊旧时巷口有石狮，俗称“狮子台门”。按照封建社会规制，七品以上官员的宅第方可置石狮。品级可从石狮上的卷毛螺髻分辨，一品13个，称为“十三太保”，以下每降一品减一个。石狮子的摆放，左雄右雌，成双成对。雄狮一般雕成右前爪玩弄绣球或两前爪之间放一个绣球，意为“张灯结彩，权(谐‘全’字)定乾坤，国泰民安，有‘球’必应”；雌狮则雕成左前爪抚摸幼狮或两前爪之间卧一幼狮，意为“母仪天下，太师少师，子嗣昌盛，千秋万代”。

在清代，桂馨路这里住着一户谢姓人家，待人友善。同街坊住着一位菜农，他有两只水桶，每天用扁担挑着水桶去河边汲水。两只水桶中有一只有一道裂缝，因此每次到家时这只水桶会漏得只剩下半桶水，而另一只桶却是满满的。就这样，日复一日，菜农每天只能从河里担一桶半水回家。

一天在街边，菜农鼓起勇气向街坊开了口：“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这个桶有裂缝，一路上漏水，把街巷淋湿了。”谢姓人家回答农夫说：“你注意到了吗？那一侧的路沿上开满了花，而另外的一侧却没有花。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有漏水，于是在路沿撒了花籽，也种上桂花。你每天担水回家，也给它们浇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桶有缺陷，我们怎么会有美丽的桂花和鲜花装扮桂馨的街巷呢？”

说来也是，每个街坊都好比那只有裂缝的桶，各自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倘若街坊都怀着一颗包容的心，懂得发现对方的长处，并且能够扬长避短，街坊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和丰富多彩。步蟾坊：再挑灯火看文章

小巷往往是挨着月光入睡并老去。步蟾坊是老街坊，原塔脚上堡村。和其他坊一样，成为后人鼓励晚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个念想。在当年，那些大户人家，兴盛一时。现在，时事已变迁，只留传其名，不存其“坊”了。

自古以来，步蟾坊一带人才辈出，这与其尊师重教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元明两朝，市民就竞相送子求学，培养人才。那时有诗言学子：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夜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步蟾”喻科举登第。晋武帝泰始年间，吏部尚书崔洪举荐郤诜当左丞相。后来郤诜当雍州刺史，晋武帝问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晋武帝大笑并嘉许他。用广寒宫中一枝桂、昆仑山上一片玉来形容特别出众的人才，这便是“蟾宫折桂”的出处，后来“蟾宫折桂”便用来比喻考中进士。唐代白居易先考中进士，他的堂弟白敏中后来中了第三名，白居易写诗祝贺说：“折桂一枝先许我，穿杨三叶尽惊人。”

相传，步蟾坊在古代围绕蟾宫折桂有这样的习俗：每当考试之年，应试者及其家属亲友都用桂花、米粉蒸成糕，称为“广寒糕”，相互赠送，取广寒高中之意。古人用它来赞喻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在晋朝，有个姓郗的人对策考试取得第一名。武帝问他有何感想，他回答说：“我如今为天下第一名，好比折得桂树林里的一枝。”

据说，步蟾坊的确因建有一牌坊而成名。古代建牌坊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对牌坊的规模、用柱、牌楼多少都因人因事而异。报建牌坊，必须由地方按程序上报，经皇帝亲自批准后方能修建，所以明清的许多牌坊上都有“圣旨”或“诰赠”等字样的额牌。同时，牌坊的功能有多种，有“道德坊”、“功名坊”、“标志坊”等。

端州步蟾坊立的是“功名坊”，立柱间数、檐顶字牌，是牌楼的造型。据说造型非常漂亮，是最为珍贵的一座木牌楼。可是，城市像月光一样流淌，流过的都会是另一种风物。

步蟾坊于端州古巷中历经三百余年风雨沧桑之后，风采无存。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已安然换了新的环境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忧戚，有的只是他们对这座古巷中远去的先人们的思念和追忆。寿康坊：惊天动地一门户

洪武年间，有北门大街，民国时名叫城北路，可穿过城墙朝天门，直通城中路。北门大街古有寿康坊，因1949年划入城北路而不存。

朝天门是城墙的眼睛，洞察千年世事。古代端州，在寿康坊住着一个打更佬，他打更报平安，有人赞“悬挂在竹筒的露珠，被木槌敲打出满天星辰”。

寿康坊里住着的这个骨瘦如柴的打更佬，人很穷却力大无穷。骨瘦如柴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力大无穷呢？因为有一年除夕前，家家在祭灶，将灶君神像，贴在锅灶旁边正对风匣的墙上。两边配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锅上锅下，备足柴米油盐酱醋茶，端州人叫“小年夜”。人人都“有穿有嘢食”，而打更佬依然白粥加番薯。这天，打更佬在门上贴出一副对联：惊天动地门户；独一无二人家。

横批是“先斩后奏”。

一个秀才不禁思忖：这户人家口气不小啊！于是上前探个究竟。原来打更佬是单身人家，此乃“独一无二”。他又是更夫，深更半夜打更要敲“木梆子”，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动静就不算小了，所以是“惊天动地”。秀才听罢恍然大悟，但是何为“先斩后奏”呢？

打更佬羞愧难当地说：“昨天，我在田野上游晃。突然，城基有条蛇爬过，吓得附近的人四散逃走。我走过去把蛇捉了，剥去蛇皮，然后刀斩蛇身，不用跟别人商量，算是‘先斩后奏’吧。”

这天晚上，打更佬吃过蛇肉，也算是过小年了。但是，半夜时分，他身上又痒又痛，在床上滚来滚去，接着浑身热气腾腾，神气十足。第二天起床，觉得神清气爽，力大无穷，莫非蛇为龙肉，吃完劲头十足？因已近年关还无米下锅，不容多想，于是，他皱着眉头走到街上。

这时候，有个当铺老板与人打赌说：“谁能扛起朝天门的门板，我就奖五文钱。”当铺老板这是为难老百姓了，朝天门的一块门板少说也有千斤，谁能扛得起？打更佬一听想了一会，说：“我来扛！”

他不但能扛起，还扛着朝天门那扇一千多斤重的大铁门来到当铺门口放下，说：“我要把铁门当了。”老板见打更佬力气这么大，吓呆了，说：“大佬，这门是不能当的。”“不能当？不能当就送给你吧，你把钱给我。”打更佬不走了。大铁门挡住当铺门口，不能做生意，老板很着急，说：“大佬，你要多少钱就说吧，请你把门扛走。”

一来一去，计算清楚，老板给了打更佬十文钱，他才把大铁门扛回北门。随后有人感叹地说道：“可知人世有钱有嘢食，谁说力大无穷无鬼用？”清宁坊：得天清而得地宁

清宁坊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是端州城南路的一条巷名。清宁坊在清代后名称几经更迭。“文革”中，清宁坊被改为体育路二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仍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

清宁的本意是清明宁静，语出《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端州古城，到晚清时已街巷纵横遍布，街道有众多牌坊和坊市，清宁坊是其中之一。路面多用卵石铺筑。房屋普遍为砖木结构，木石门框双扇门，雕花帘、垛脊、青瓦面、烽火墙，临街有商业门面，后面则多是三、五、七进庭院。

繁盛时期，清宁坊曾经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清宁坊在自身独特的街巷文化基础上，承接老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情，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只不过，随着岁月流逝，那些“坊”大多荒废，成为遗迹，仅知其名而不知其址、其貌。那些没有被改建的小木楼也变得越来越残破，历史的痕迹是一天比一天淡。

一个城市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东西一直存续下去，这个城市便值得尊重。因为历史不可复制，在现代人眼里，老屋子、老街道就成为对望历史的一个载体。

现今的清宁坊仅存一段古街道，两侧建筑鳞次栉比。穿过城南路现代气息浓郁的街道，转入这段古韵犹存的清宁坊，踏着当年车轮碾压而成的印痕，触摸着斑驳的木门板，仿佛穿梭时空，回到商贾如云、车水马龙的明清时代，感受那份喧嚣与繁华。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清宁古街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而街道建设却日益繁华起来，住在这里的街坊希望古坊能修保一下。繁华如梦，古坊依旧。有一无名氏写有一首词：承皇统，天地洽清宁。熙帝载，建民极，百度推明。崇让肄、博考儒经。游豫腾谣诵，星跸天行。留绀宇、顺拜金庭。兆庶动欢声。灵心上达，卿云成盖，祥风袭物，瑞日耀园清。列圣孝德被寰瀛。就阳位协吉，周正俨簪缨。交对越群灵。皇威赫奕盛仪成。徽册受鸿名。鸡竿肆赦，鸳行均庆，翾飞浸泽，期万保升平。

离乡的游子，一次又一次怀揣浸满汗水与泪水的红钞票，将浓浓乡情、满心思念全部打包，踏上了回乡的车。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前方有多少辗转，都会赶在年前，欢喜地扑进清宁坊，扑进父母的怀抱，与家人团聚，过个红红火火的团圆年。升俊坊：梁氏一门三进士

话说天宁路边有一条百余米长的横街，叫明直街，起于正东路，止于水师营。

明直街在宋代叫“升俊坊”。“明直”，意为主明臣直，即君主圣明，臣子正直，比喻上行下效，出自《北史·张晏之传》：“天下有道，主明臣直；虽休勿休，永贻世则。”而“升俊坊”之意呢，“升者，登也”。俊，引申义是才貌超群，千里挑一。“升俊”，是使才俊升入学校之解。

据宣统《高要县志》记载：“明直庙在城东升俊坊，庆历年建，县人姓梁兄弟四人以明直称，元代庙毁于火灾，今为民居。”庆历二年( 1042) ，朱显之任端州知郡事，他在升俊坊主持修建了一座明直庙，才把升俊坊改名为“明直里”，后称路，今称街。

升俊坊东西两侧，有何家巷、姚家巷等四条街巷，生活着大约一百户人家。虽然明直街早在宋代就存在，但是现在这里绝大部分是现代建筑，只有少数清末民初的古民居，其中古民居仍然保留着具有岭南建筑风格的趟栊门，也算是留下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据查，升俊坊梁氏在南宋时有梁绍基，字建创，宁宗时官宣徽院签判，始居城东明直里。而明直庙为梁绍基带来好运，生子梁富，梁富生梁斗南，淳祐元年( 1241)进士，官迪功郎，主学南海。子梁世美，咸淳四年( 1268)进士，官贺州吏目。梁世英，与兄梁世美同年进士，官翰林院简讨，国史院编修。给世人留下了升俊坊梁氏“一门两代三进士”的佳话。

以前，明直街十家九井，几乎每家都有一口井。现在，明直街的古井已经所剩无几，但明直街姚家巷的一口古井则神奇地保留下来。光绪十一年( 1885)和民国三十二年( 1943) ，肇庆大旱，竹树开花、赤地千里，肇庆城区许多水井干涸见底，唯独明直街姚家巷的一口大井仍然水满如故，引来众多街坊排队打水。明直街一连数日打水的居民排成长龙，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景观。

如今明直街的街坊过着自足、悠闲的生活，各家各户都敞开大门，街坊们摇着蒲扇、手捧茶杯、相互串门，街头巷尾不时可见三两街坊聚在一起聊天。迎恩坊：万里端江留晚唱

迎恩巷，古叫迎恩坊，在江滨路内，北接二马路，南接江滨西路。“文革”期间曾称为红卫路二巷，1981年复称迎恩巷。

清道光《高要县志》记载：“迎恩亭在城东门外临江，道光五年署县叶承基捐俸甃亭前石路……”传说，迎恩亭是明代嘉靖年间，由任山西道御史的陈九成回端州西厢时所建。从此迎恩亭处成了文武官员迎接“圣旨龙恩”的地方，故又称“接官亭”。

古代，肇庆既是府城，又是两广总督府的所在地。总督、知府和知县，经常出现在迎恩亭，迎来送往朝廷的官员，跪倒在迎恩亭附近的码头石阶上，恭候朝廷圣旨和接受御赐、赏封。迎恩亭有府城码头和官办驿站，当地官员还要在此接待朝廷的钦差大臣或者衣锦还乡的京城之官。于是，在清朝道光五年( 1825) ，署县叶承基主持捐资修建迎恩路，由泥路变为石路，一直连接西江边的迎恩亭。

据说，迎恩亭呈正方形，四根极粗的方石柱，顶起了石梁，亭顶呈攒尖式，分三层缓缓向上，亭顶的正中是一个扁方敦实的顶饰，亭脊平缓而舒展，亭角上方有石雕花纹。整座亭古朴端庄，厚重大气。石亭路旧时为通衢大道，为古时迎接来嵊上任的官员小憩之所。

相传，在乾隆年间，不少文人墨客在此赏景共叙，吟诗作对。一天，正当一班才子吟哦正兴时，忽然传来一阵高亢悦耳的山歌声，把才子们都吸引住了：不羡官来不羡仙，端溪江上撑渔船。百姓为家官为国，人生快活八千年。

歌声飘处，只见江面摇来一船，船头欲撒网的是一汉子，船尾把桨的是一妇女。亭中一秀才搭讪道：“船家，刚才听你唱的山歌，说什么不羡官来不羡仙，做官做仙有何不好？”

汉子“呵呵”笑起来：“公子有所不知，自古做官难，难在真正为国为民有几个？为名为利有几多？至于做神仙嘛，更是泥菩萨过河。”秀才一时无言以对，只好干笑几声沉默不语。才子们也感到扫兴，自然而散。

据《肇庆市志》载，后来有个叫方浚师的人把迎恩亭作为端州一景，为此亭撰写一联：绎路界东西，直远通万里端江，千盘庾岭；鸿泥谁主客，且坐看春帆细雨，秋水文波。

此景此联虽好，只是星移物换，世事变迁，已不见当年迎恩亭，今日只有迎恩巷之名。据说，迎恩亭被民国三年( 1914)6月的那次特大洪水浸了很久，几年后就倒塌了。迎恩巷和二马路一带成为沼泽地，一些渔民和“咕厘”(码头搬运工)在原迎恩亭前的石路两旁搭棚居住，是肇庆有名的贫民窟。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迎恩巷仍然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僻静小巷。后来，迎恩巷邻近建有肇庆客运码头，政府在迎恩巷南端临江处也修建了江滨招待所，还在招待所的大门两旁种植了两棵红棉树。时至今日，江滨招待所也已不见踪迹，但是那两棵红棉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改革开放后，冷清、贫困的迎恩小巷变得热闹、富裕起来。如今道路两旁大多是高楼大厦，临街做批发生意的商铺林立。

行走在这条繁华的街巷中，回想起迎恩巷和迎恩亭的历史，不得不感叹世事的沧桑变幻。文魁坊：打铁也能成文魁

在端州古城南门的府前路，有一条数十米长的小巷叫“文魁坊”，一块“打铁西巷”的牌子映入眼帘，这里原来就是宋代打铁行业的一条街。“文革”期间曾称为向前街一巷，1981年恢复打铁西巷的巷名。

在宋代，打铁西巷称文魁坊，又称寿宁社。明代之后，那些文化人不见了，只留下那些打铁的，固俗名叫打铁西巷，与打铁东巷相对。如此一叫就是数百年。

文魁坊据说是因在宋代出了一个新科举人而得名的。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这也说明端州这旧巷里曾是举人之家。

那么，文魁坊为何变为打铁巷呢？明代，这里成了打铁铺一条街。开始时，打铁铺是一家“兵工厂”，专门生产刀枪剑戟等兵器，后来发展成多家，也打制民用铁器，成品有与传统生产方式相配套的农具，如犁、耙、锄、镐、镰等；也有部分生活用品，如菜刀、锅铲、刨刀、剪刀等；此外还有如门环、泡钉、门插等。

明末年间，这里住着一户姓黄的铁匠，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黄老爷子”。黄老爷子祖辈几代都是打铁的，他自然也有一身打铁的技艺。他采当地矿石或溶一些废铁冶炼，铸造农具出售，买卖越来越兴隆。当年有副对联：南端州北端州南北端州通南北；东铁匠西铁匠东西铁匠打东西。

据说，当时有个年轻人看了对联，也以黄老爷子的打铁手艺写联，可是，只有上联，下联再也想不出了，于是成了绝对。他的上联中包含七种颜色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白石街，黄铁匠，生红炉，烧黑炭，冒青烟，闪蓝光，淬紫铁，坐北朝南打东西。

据传，黄老爷子还有一手“绝活”，锤为笔，铁为墨，砧为纸，锻铁成画。打铁也能成文魁，他的铁画风格独特，既有工笔白描，落笔瘦劲简洁、冷峭奇倔，又有剪纸的特征，似国画的线条，又有雕塑的立体美，可惜民间铁画在肇庆已无踪迹可寻。

所谓“无边风月，有限年华”，用独特的艺术构想去理解，行业的兴衰也如同人生。一条街的历史景观与印象人生巧妙地结合起来，呈现给人们的都是一种回忆的体验和感受，只能为我们追溯打铁巷提供历史的印记。忠勇坊：精忠知耻而后勇

端州城北，有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忠勇路，宋朝叫忠勇坊，又叫聚庆社，民国时称忠勇路，“文革”期间改名为新华东路。1981年地名普查时，一个大翻新，又恢复忠勇路之名。“忠勇”，意为忠诚勇敢，出自《后汉书·李固传》：“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相传，忠勇路由此而定名。

忠勇坊自古有苏、梁、谢、胡等大姓氏族居住。宋度宗时，苏明道咸淳四年( 1268)中进士，任肇庆府教授，退职后定居青云坊。其后裔苏廷魁，于清咸丰九年掌教端溪书院，迁居肇庆忠勇路。康熙年间，梁天禄、梁会邦、梁广宗迁居于此。谢有宗是从化县忽洞村人，其子谢永朝，在雍正年间以武进士任督标中营守备，迁家落籍于忠勇路，其后子孙谢招恩、谢宗明、谢兆华多以武职显著。清乾隆年间，胡廷芳为高明三州巡检，卒于官。其子嘉庆举人胡敬业奉母来肇庆，留居忠勇路。

有人来，也有人走。比如胡敬业，字乐培，清嘉庆五年( 1800)中举人后，到山东任高苑县令，后改任雷州府训导，史书称其“自授徒外无他营求，由诸生至筮仕，授徒二十余年，门下士千余人，多人显贵。及官雷州，复主讲雷阳书院，善奖掖后进，雷州士子多宗之”。

到了民国年间，忠勇坊变为忠勇路，好日子变为一段辛酸史。1944年夏秋，侵华日军进犯端州区。入城当晚，汉奸流氓乘机抢劫，一夜之间，城北公路头(即现在星湖牌坊一带)千余店户摊档被掠劫后焚为灰烬。城北路(今端州区医院附近)一天发生数起日军调戏、强奸妇女事件。在城北斜坡脚，距日军的宪兵巢穴仅百米，就有日军当街调戏妇女和施暴事件发生。不管白天黑夜，都有日军到旅店索要“花姑娘”。

当时，日军在忠勇路强占苏家花园，暗设“慰安所”。明娼暗妓，充斥于途，随街卖俏。天宁酒店、福安旅店高悬艳帜，“导游社”藏污纳垢，寻游小姐倚门招客。天宁北路由旧大钟楼至肇庆公园(今儿童公园)体育场一带，赌档、馆舍林立，白天黑夜，呼幺喝六。密侦队、汉奸、流氓，三位一体坐地分赃。鸦片公开出售，到处设有烟馆。烟馆门前悬挂“大四喜”、“云香馆”的招牌，垂帘招客，室内“吞云吐雾”，美其名曰“谈话室”，坑害群众。有的还“敲竹杠”，即旧时黑心店主，凭借恶势力，或利用他人弱点，或以某种借口勒索讹诈人家钱财。

当年，入夜后锣声阵阵、哨声呜咽，抢劫事件经常发生。忠勇路的市民为了保安全，自发集资在街道分段、分社建设栅闸，入夜聘人打更巡夜，闭门自保，白天启闸站岗守卫。

如此挨过一年，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高要县商会(今端州区正东路工商银行储蓄所)举行仪式，接受日寇投降，肇庆人民从此才扬眉吐气。景星坊：景星出而庆云生

走在端州街道，城市离我们很近，因为天天穿梭其中。然而，寻觅古街巷，又觉得城市离我们很远，逝去的历史令我们惘然……

在城西有一条宋朝的“景星坊”，清代叫西门大街，“文革”时期改称为红旗三路，1981年正名为正西路。

景星坊得名由来已久。相传，在宋朝建立屯落之初，人们骤然发现“景星”闪烁于天空，然后降于城西之山，预示吉祥，遂取名“景星山”，街名称“景星”。后来，人们依照《潜夫论》“景星出，庆云生”之说，在景星坊建庆云社。

读过《幼学琼林》的人，应该知道“王者政教无私，则景星见，王者德合山陵，则庆云生”，此句意思为天下有道，德星闪耀。

有人说，城市没有老街，就如祖母没有皱纹。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正西路与城中路对接处人称西门。古代，这里有座石桥，叫景星桥，与石咀街相邻。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曾是大家族聚居之地，如嘉定年间高要县教谕伍天赐，定居景星坊，建有伍氏宗祠；清初王藉荫随军任职肇庆府，定居城西；龙瑞云于清雍正年间以武职官游肇庆，落籍西门；黎耀景咸丰年间任肇庆知府刘肇兰幕僚，居西门；清末进士龚骖文世居西门……可见景星坊多么聚集人气。

景星坊蛰伏在古端州西边腹地。风云历史的那些人物，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巷子时，在景星坊留下自己的脚印。宋初，包拯任职端州，在景星坊修建了一座文昌宫，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教化一方，鼓励读书人走科举之途为国效力。明代后变为法轮寺，民国时用作西江讲武堂，今为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清初书画名家之一的王宗烈，府学贡生，也是城西景星坊人，善画山水，亦善为文。

这个不大的片区，曾经是端州民居保存最多的地方，是小资们的淘宝之地，是市民们逛小物件的地方，是孩子们的小动物园、植物园，是热爱端州小吃一族的小吃天堂。

阅尽沧桑的古坊，虽然如今叫正西路，但依然充满景星的风情。穿行于雕花的回廊中，院门没什么特别的，和一路下来的院落似乎一样。斑驳的木门安然静立，在陈旧的木梯、雕花窗、灰瓦之间探寻一遍，在怀旧的精美建筑里，身不由己地感慨时光的苍茫。永庆坊：一朝天赐得高第

永庆坊与高第里属同一个地方，古有永庆寺，又有高第社，是端州宋代的古地名。在清道光年间，永庆坊属城内厢都，也是百姓家族聚居的地方，遗址在城西府前路附近。清朝至民国前后，这里的名称只见“高第里”，却不见永庆坊，但在“文革”期间，高第里与永庆坊一起曾被称为红旗二路十四巷。1981后永庆坊消失，只保留“高第里”。“永庆”，意为永葆福泽，长久吉庆。因传说远古神农氏采药尝百草曾到过此地，故而得名。而“高第”，这里指科举高中及第的人家。相传在古时候这里修祠建宅，有家庙、戏台、书室、花园等，古色古香，雅致非常。

永庆坊为什么会变成高第里呢？传说，以前这里有个“福安”财主的女儿向外招婚，可是一月有余，上门相亲的不少，中意的却无一个。

财主向外招婚挂的上联是“高位加阶天赐福”。上联挂出后，财主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急切地眺望，但一连几天无人问津，好不愁闷。一天早上，“福安”财主忽然看见城中路一个身穿青袍的书童慢慢朝这里走来，以为来对联应婚，一点也不高兴，“一个书童有何本钱娶我女儿？”财主心想。

书童本是入西门出东门赶秋考的，经过“福安”门也不上心。财主看到书童这样不望高门一眼，就自作多情地说：“敢问后生来临，定为双喜临门之事？”书童一惊，诧异地看着这位财主反问道：“双喜临门？”

财主笑着回答：“主家招亲，你应婚，这是一喜。今秋上京赶考，你将折桂而回啊！不过，你要对得通这上联才行。”

书童一看：“这有何难。”便开始构思。财主睁大眼睛，吩咐书童入厅。

书童说：“贫苦的书生向富贵人家求婚，这就难了。还是考取功名回来再说吧。”

财主疑惑道：“你对不出下联，还夸海口。”书童一边行一边大声说：“第门延瑞世承安。”财主沉吟半刻，好对呀！待他反应过来时，书童已走远了。“高位加阶天赐福，第门延瑞世承安。”此联用地名“高第”作凤顶，用堂名“福安”为雁足来压阵，俗谓“穿靴戴顶”。联文寄慨皇天赐福，裔孙进取功名，有朝加官晋爵。

一朝天赐得高第，书童果然双喜临门。后人一直美谈这个故事，便取“高中科举门第”之意作为里名。这样，永庆坊不叫了，高第里一名流传至今。玉麟坊：天开灵岩彭玉麟

端州玉麟坊取其吉祥之意而得名，“玉麟”，古时是麒麟的美称；又因坊中有五显庙，此地亦称“庙前社”。清代属东厢都镇南街，即如今阅江路、五经里邻近。玉麟坊今已不存。

玉麟坊与彭玉麟有缘，地名与人名相同，这是历史的巧合。彭玉麟，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清末水师统帅，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他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是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

光绪十一年( 1885) ，水师营被废，由彭玉麟在端州的广安水军替代。于是，桂馨街名为“火攻营”，玉麟坊设立“水师箭道”，还有彭玉麟的游天府。这一条箭道是清代端州城内外多条箭道场(练靶场)之一。“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彭玉麟到肇庆后，视察了羚羊峡。羚羊峡由羚羊山同烂柯山雄踞西江两岸而成。地形险要，扼两广咽喉，兵家必察。两岸陡坡险峻，峡谷绵亘7 . 5公里，河道窄，最窄处才200米；河床深，最深点达78米。水流湍急，水卷漩涡。旧时，东下的船艇可顺路直放，西上的船只就要靠撑蒿抬橹、架桨扬帆，更多的时候要由船工系缆登山拉纤。诗云：几叠风帆挂夕阳，万重云嶂锁羚羊。山围江口容孤棹，天压潮头露短樯。岚影夹船春水绿，林坳系缆暮烟苍。望夫石畔人如在，更睹归桡一断肠。

明代以前，纤道错落不整断断续续，行走不便。明正统十三年( 1448) ，高要知县陆驹开始在峡山筑桥梁，到万历十年( 1582)才凿石路，称为“峡山旱路”。万历三十九年( 1611) ，陈一龙集资重修，筑桥13座，这是古栈道的雏形。清嘉庆二年( 1797) ，高要知县裴盛清再加修理，筑桥19座，栈道更完整。

羚羊峡的龙门山上有石碑写着“增修羚羊峡道(桥)碑志”，由肇庆府事翰林院编修杨希铨撰，彭泰来书写。据记载，羚羊峡古道修于道光十九年( 1839) ，道光二十二年( 1842)完工，总长“两万五千八余丈”，约10公里。古道上有24道桥，乃当时肇庆通往广州的必经之路。碑上还刻有出资修羚羊峡古道的众商行名字，其中包括梧州有恒店、佛山巨丰行等，这些商行大多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

羚羊峡有一洞为“羚峡古刹”，因地处羚羊峡口，故而得名峡山寺，曾是肇庆的一处佛教圣地，始建于萧梁时代( 502—577)。唐代诗人沈佺期、杨衡以及以“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扬名的许浑等，留下了不少西江三峡的文章。可惜古刹被毁，今只留遗址。

后来，此地名列古端州八景之一——“羚峡归帆”，远近闻名。每当夕阳西照，波光帆影，水天一色，如诗如画。清光绪十一年( 1831)的一天，彭玉麟到来布防军事后，见一块大石壁上，镌刻着三款红漆楷书面向江面：一是清康熙三十年( 1691)刻的“江上清风”；二是清嘉庆二年( 1797)刻的“裴公十九桥”，落款印章比脸盆还大；三是清道光十八年( 1838)张泉题刻最大者的“山川秀美”。于是彭玉麟请人刻一款“天开灵岩”。

后来，彭玉麟在玉麟坊建一座五显庙，让市民供奉“玉封佛中上善王显头官大帝”，了却心愿。清代同治年间，任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去世，谥号为“刚直”，端州人将玉麟坊路上的五显庙又称为“彭公祠”。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与昔日的玉麟坊一起消失，令人难免有弹指一挥就已百年的感觉。慧福坊：莫状元私访砚村

端砚之名享誉于世，白石村也名为中国端砚文化村。离白石村不远，有一条街名叫慧福坊，在端州一路黄岗之南。“慧福”是佛家语，教给人们慧福双修，自然容易成就功名！

白石村，是端州砚艺的发祥地，“天下奇珍”就出自这里。据说，制砚可从唐武德年间计起，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见证了端砚的兴盛与辉煌，也留下一段“状元访砚”的故事。

话说唐代末年，岭南第一个状元莫宣卿，从广州回封州，沿西江直上，中途到了端州。因为端砚闻名天下，那年秋夏，他游览鼎湖山，再行栏柯山紫云谷砚坑岩。莫宣卿明白，自己考取状元所用的端砚正是出产在这里。他到慧福坊一行，向坊中正在雕砚的老伯讨教。老伯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便是当日凭着端砚有如神助而考取功名的“状元”，便没有说砚如何，反问道：“小哥，你认识端砚吗？”

莫宣卿虽然感到有些贸然，但却懂得尊重长者，就很有礼貌且谦逊地说：“当日我考取科场，感觉端砚并非一般。”雕砚老人又问：“怎的非一般？”莫宣卿很有韵律地说了一段话：石性嫩润，油然脂肪，似婴儿面，如女乳房。水寒不冰，质强腾黄；贮水不耗，质润清霜；研墨无泡，质柔透朗；发墨无声，质嫩弥彰；停墨浮艳，质细莹光；护毫加秀，质腻端庄；起墨不滞，质洁流芳；经久不泛，质美泱泱。端砚奇石，世上无双。

雕砚老人兴奋地答道：“年轻人真不简单，你把这老坑岩的优点说全了。老夫佩服。不过——”“不过什么呢？”莫宣卿问雕砚老人。

雕砚老人说：“看你应是考取科场的读书人，我有一个藏在心里多年但对不出来的上联，你把下联对出来吧。”

莫宣卿心想，雕砚老人要考人了。这位雕砚老人，就以自己雕砚的事，念出上联：一世耕砚田，空劳碌碌；

与莫宣卿一起来的人中，不乏文人雅士，他们听了上联，一时应对无句，帮不了莫宣卿的忙，干着急，担心他对不上。才思敏捷的莫宣卿，眨眨眼，摸摸端砚的砚堂，不慌不忙地对了下联：半池藏墨海，俯视茫茫。

莫宣卿话刚说完，众人拍手称妙。雕砚老人听了，也暗暗佩服：“对得不错，但不知他是偶然而得，还是实有其才。”心想，再出一对试试。于是，雕砚老人开口说：“小哥，让我再赐教一对如何？”众人见雕砚老人有点无礼，想发话，但还是耐着性子。只见莫宣卿恭恭敬敬地回答：“敬请老伯教诲。”雕砚老人就以他们今天游览胜地白石村为题，侃侃念道：白岩白端白石村，白也砚也；

同行的人听了上联，知道雕砚老人用的是复字的修辞手法，把白岩石、白端砚、白石村一齐融入联中，便绞尽脑汁，想助莫宣卿一臂之力。然而，莫宣卿已是心中有数，他回顾今日登山游览的情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又重现在眼前：栏柯山上的紫洞寺，寺映紫霞，一时天上尽是紫云。他想到这里，立刻得了下联，就慢条斯理对道：紫微紫气紫云谷，紫然洞然。

雕砚老人听了，高兴得竖起大拇指，连声称妙，即刻端出上等老坑岩。莫宣卿接过砚，正在赞叹，那雕砚老人说：“来！你看——冻比鱼脑，点泛星光；白映蕉叶，纹绮细浪。”就在这时，雕砚老人发现砚中三只眼融入山水风云的砚刻中，见景生情，又叫一声：“再对一联。”随着念了出来：三只大眼，看山看水看长云；

这上联，不但难住同来的文人雅士，而且也确实难住了莫宣卿。这时，莫宣卿手捧“石性贵细润，石色贵青”的老坑砚，不敢抓紧。他放下端砚，低头苦苦思索，难得佳句，只好抬头，向四处寻找答对的素材，当他发现有一水塘湖，形似桃心，联想到百姓之情比水深，一时开窍！高兴地大叫：“有对了！”接着朗声念道：一颗丹心，对地对天对百姓。

众人齐声叫好，听得雕砚老人也高兴得连胡须都翘起来，连忙叫人到村后瓜园，摘了几个大西瓜来招待客人。雕砚老人种的西瓜，又沙又甜，莫宣卿等人吃后只觉得清甜可口，舒服极了。雕砚老人一时高兴，再次高喊：“小哥！”大家一怔，以为他又要出难题了。原来他真的又要出难题：“你再对一联，我将此砚赠予你。”便顺口吟出一联：东村老人送西瓜，些小礼物；

莫宣卿喜出望外，爱砚心喜，笑呵呵地又将端砚捧在手上，然后说：“老人家你讲话一定要算数哟！”莫宣卿接着就对：南极仙翁拜北斗，天大人情。

雕砚老人高兴地说：“你太有才了！”随从这才接话：“那当然啦，他是新科状元莫宣卿啊！”风采牌坊《诗经》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就是牌坊的雏形，后指城市居民区之间的“坊门”。老城的牌坊，为端州人文的重要地标之一，但作用不同，其意义自然也就各有不同。江滨五：走笔广荫牌坊

江滨五路在端州城西，连着前沙街、后沙街，旧称白沙街。古时街东有鲁家园，街南有水窦口，西边就是白沙龙母庙了，庙前有一座“广荫牌坊”。

广荫牌坊与龙母庙依然存在，地处“龟顶松荫”美景之中，有深山隐庙之称。其建筑布局坐北向南，以中轴线贯穿整个建筑群。《高要县志》记载：“城西八里有白沙台濒临端江，台上有鹄奔亭，台邻有龙母祠。”据传，庙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但又有记载说，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 1587) ，清代多次修缮。

牌坊特别之处是清代石建筑，由祭天、祀孔的棂星门演变而来，可以说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广荫牌坊之名，是“广布福荫”的意思。

由于西江经常水涨，堤陷渗溢，清光绪六年( 1880) ，时任肇庆知府的绍荣认为“闻龙母神累昭灵庇，恳请襄封”，便上书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曾国荃，请求朝廷加封龙母娘娘。

载湉于光绪八年( 1882)十月二十日用朱笔圈出“广荫”为龙母娘娘封号。这是历朝历代皇帝第九次加封了，龙母娘娘被封为“程溪永安永宁永济夫人灵济崇福圣妃护国通天惠济显德昭显溥祐广荫龙母娘娘水府元君”。在这38个字中，“水府元君”是道教加封，龙母便由人变成了神。

绍荣奉旨按照“九五至尊”之意，斥巨资督建广荫牌坊，在西江流域众多“以奉龙媪”的龙母行宫中，这是规模最大且唯一得到皇帝敕封的龙母行宫了。秦汉以来，把龙母尊称为“龙媪”，这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亲切称呼。西江流域对龙母的称谓有四种说法，岺溪龙母称“温凤娇”，藤县龙母称“温媪”，梧州龙母称“温氏”，德庆龙母称“蒲媪”。

广荫牌坊顶部是“二龙戏水”图案，坊板正、背面镶嵌阴刻“圣旨”两个大字。坊额下面的坊板正面镌刻“加封广荫”，背面镌刻历朝历代皇帝加封龙母娘娘的“八大封号”。整座坊镌刻人物、龙狮、宝珠和花篮等图案，还有“永济”(永远和衷共济)和“孝道”(立身行道)字配。“圣旨”二字是清德宗钦点著名的石雕大师用御用顶级石材精雕而成，并指派钦差大臣率领御前侍卫从京城送达端州。“三品衔肇庆府知府绍恭修撰书”联，镌刻在牌坊石柱的正、背面。

正面楹联：圣世即今初膺旷典；黎民从此共庆安澜。

背面楹联：众母位隆千秋神圣；六姬配享五子侯王。“六姬配享五子侯王”讲述的是一段故事：话说安南招讨使郭逵，于北宋熙宁九年( 1076)奉命征伐交趾(今越南) ，兵粮运送未遭风浪患害并凯旋，上表言称龙母娘娘有功。次年，宋神宗赵顼加封龙母娘娘为“灵济崇福圣妃”，赐额“永济”，后来改额为“孝通”；加封五位龙子：长龙为“显济广泽助顺侯”，二龙为“佑济助泽广惠侯”，三龙为“助济普泽敷顺侯”，四龙为“支济顺泽惠福侯”，五龙为“协济敷泽嗣应侯”；敕封龙母娘娘的姐姐为“柔泽翊惠赞灵夫人”，妹妹为“美泽昭惠协顺夫人”；敕封龙母娘娘结拜的邻姬许氏为“前殿赞泽夫人”，邓氏为“前殿翊济夫人”，黄氏为“后殿襄泽夫人”，魏氏为“后殿协济夫人”。

广荫牌坊见证庙中纸火延续到民国，之后，龙母庙曾经是高要县公安部门看守所，用以关押人犯，“大跃进”时期又变成肇庆钢铁厂的仓库。2000年后重新修缮成为了旅游景点。

如今，走近广荫牌坊，看看龙母庙朝厅大殿，再往里走就是庭院了，小鸟啼鸣，花香扑鼻，香烟袅绕，环境寂静清幽。不过，最让人心潮难平的却是眼前的西江，历史就这样被冲洗着。石咀街：走笔节孝牌坊

端州城西有条石咀街，旧称忠和社，在“文革”期间曾改称为红旗三路一巷，1981年恢复称石咀街。街上有一座不太显眼的“旌表节孝”牌坊，是四柱三间冲天柱式的石牌坊，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建造，诉说着石咀街的一段历史。

旌表，是古代统治者提倡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历代王朝对所谓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推崇，往往由地方官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以匾额，或由官府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明清时期，为加强对妇女的束缚，大力表彰节烈，节孝牌坊就属旌表的范畴。

该坊被一排平房夹在中间，难辨当年模样。只见其用花岗石砌成，坐北向南，四柱三门，石柱为方形。正门上方的横匾额正、背面，均镌刻“圣旨”、“旌表节孝”的字样。节孝牌坊右侧门柱上方的横匾额镌刻：翁姑继逝，与庶姑苦节同守，现年六十余岁，节孝克全，都人重之，请诸大宪奏准，奉旨旌表，略述其概，以励贞操之，阖邑绅士识。

节孝牌坊左侧的石柱镌刻“嘉庆庚辰仲秋吉旦”，右侧的石柱镌刻“龚胡氏立”，两旁镌刻人像。粗略可知这旌表的是一名节孝之妇，是“圣旨”批准的。

节孝，即贞节与孝顺。从旌表节孝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封建社会，妇女一生只准婚嫁一次，男人丧妻可以续娶，女子丧夫只能守寡，以示贞洁守节。这是当时许多女人共有的际遇，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种牌坊是封建社会赋予终生守寡妇女的一种象征性荣誉，折射出衡量妇女道德操守的评判标尺。所以，旌表节孝牌坊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妇女遭受逼迫、摧残的真实写照。

在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间，端州究竟有多少遵守封建礼教的贤媛、孝女和节烈之妇，无法考证。老街坊们不认同贞节牌坊所承载的封建思想，说：“古时候对女人‘三从四德’的约束害人不浅，为夫守节不能生搬硬套，这是对人自由的压抑。”

一辈子住在石咀街市场附近的老街坊，见证着这清代牌坊的没落。抗日战争期间，旌表节孝牌坊的左侧门被日本飞机炸毁；“文革”时期，牌坊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为是花岗岩材质，所以不少人纷纷搬走了牌坊两旁的石板石柱，甚至修路的时候也拿一块石板作为路面。

一百九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风云卷走了那些逝去的时代，残存的旌表节孝牌坊成了历史的见证。有一年七夕，我走近节孝牌坊，写下《江城梅花引》：端州七夕却如春，雨纷纷，叶纷纷。石咀迷蒙，灯火又黄昏。旌表牌坊节孝里，银河梦，鹊桥愁，欲断魂。

迈出夏的门槛，走入秋的街道，清爽的笑意，在空气中渲染开来。沿着秋的古巷走下去，秋意倏然从巷两头直窜过来，眨眼间整个身心便被裹在了古色古香的秋色里。天后街：走笔清节流芳牌坊

端州正西路有条天后街，在“文革”期间曾改称为红旗三路二巷，1981年恢复原名。街上有座四柱三间冲天柱花岗岩牌坊，名为“清节流芳”，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 1848)。牌坊遍布青苔和蜘蛛网，似乎在说，这是对妇女不合理的束缚。

这个牌坊正门横额两面均刻“清节流芳”字样和人像，有当地举人何九鳌在正门柱上题刻一联：清节勒贞珉，心铁铸成不朽事；紫泥膺宠命，口碑刊诵示后人。

另一个当地拔贡生叫汤盘，也在侧门柱刻有题书：竹劲松坚，四十年中标峻节；冰清玉洁，九重天上锡纶音。

左侧门横额刻着：天地之正气赋予人，为忠孝节义，固无分于男与女也，得之皆足增三纲五常之重，故朝廷有旌表之褒。至于待聘闺门，柏舟矢志之死，靡他，尤人情之所难者也。贞女梁氏，静涛黄君次子维善之聘妻，肇城西国学生崧亭君之次女也。

右侧门横额上续刻字如下：未于归，舅姑早逝，闻夫讣，时梁氏年十七，誓以身刑，父母曲慰之，既而无家可归，乃以亲老弟幼，介然矢从一之志，撤其钗珥，奉侍父母以终身，守清节四十余年，倘所谓天地正气钟于女子者欤！道光丁未邑人上其事例，得旌表，戊申六月内奉旨建坊，因为之序。邑人口贡生□□□。

读文方知，原来，清代嘉庆年间，肇庆城有位梁氏女子，她嫁给黄静涛的儿子黄维善为妻。梁氏十七岁那年，丈夫去世，她“誓以身殉”，终身不嫁，孝顺公公婆婆，关心弟弟妹妹，“奉侍父母以终身，守清节四十余年”。可见牌坊旌表的人非同小可，守寡四十多年，才立得清节流芳牌坊。

梁氏女子十七岁的年华，守寡四十多年，心境的苦楚正如《贺圣朝·雨夜哭别》一词那样：无眠最怕孤清住，心声对谁语。三更灯火五更风，眼泪空如雨。悠悠往事，深思几许。殉情守君侣。不知他日再生时，又相逢何处？“清”，指寡妇，“节”，指贞节，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行为。“贞女梁氏”为何有如此节烈之气呢？一怪历代女性教科书，如《列女传》等熏陶的作用。明清之际，端州宗族势盛，义学普设。县塾、私塾、书院请名儒灌输程朱理学，“明人伦，正风俗，崇孝悌，励廉耻”，影响颇深。二怪缙绅所起的卫道作用，大力褒奖贞节。自宋代开始，端州历代不少进士以及官职显赫的达官贵人，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对贞节妇女大加颂赞。三怪对节妇在经济上资助。

有人说，那些矗立在街边的贞节牌坊，必定埋葬着一个活泼的生命，埋葬着一个女子数十年的青春。这名垂青史的贞女节妇，本身就像这座森严冷酷的牌坊，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见证。军路头：走笔七星岩牌坊

在天宁北路与端州四路交接处，古时称为“军路”，因旧时驻军于此而得名，肇人至今还把天宁北路叫“军路头”。

民国时期修建的军路头后叫天宁北路，后来从麦仔园一带，不断向北延伸，如今与端州路交接了。“文革”时期，该路段曾改称解放北路，1981年肇庆市人民政府颁布标准地名，称天宁北路。

1923年7月开始修筑端州四路，是一条过境公路。与军路头一样，周围只有寥寥数间商店，多是卖鸡鸭、腊味之类，民居数十家也多为矮屋。解放以后，这一带的商店也还不多，晚上灯光暗淡，夜间或有一两档小贩叫卖声，如“热蔗啦”、“裹蒸啦”之类，九点钟以后行人稀少。有了“七星岩”牌坊后，它才成为一道华丽的风景线。

一提起牌坊，很多肇庆人都会指向七星岩牌坊，因为它是端州的标志。如今这里变成端州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每当人们路过这里，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景仰。

为什么七星岩会建在“军路头”呢？因为牌坊广场身处的路段是七星岩景区的主要出入口，又是风景区与城市接壤地域，考虑到需要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凸显城市的中心，因而七星岩牌坊便应运而生，成了端州的地标和城雕。肇庆市民一般只简称其为“牌坊”，或称为“肇庆牌坊”。

七星岩牌坊是一座巍峨庄严﹑瑰丽夺目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牌坊坐北向南，是依照北京雍和宫前门牌坊的样式建造的，属北派风格。整座建筑高12米，宽17 . 5米，一跨三门四柱，花篮形柱础，仿歇山顶式。整座建筑用四根朱红大圆柱承托着三层七叠的琉璃瓦面，檐角饰以蹲狮，檐下刻有不少龙凤等精美工艺图案。左右两旁植有红棉树，衬托尤显华丽庄重。

七星岩牌坊始建于1958年11月，1959年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亲笔题字“七星岩”。然而，许多人所想不到的是，这“金漆招牌”并非朱德专门为了牌坊而题的，它的来历只是机缘巧合。

1959年2月17至19日，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和警卫秘书乘坐苏制轿车，几位陪同人员坐一台面包车，用三天时间视察了肇庆城区、农村和星湖风景名胜区。他住在地委院内(现在城西旧卫校)南楼二楼，品尝完四菜一汤之后，在旁人的邀请下，朱德用钢笔即席挥毫，写下“七星岩”和“朱德”刚劲有力的题字。这一“神来之笔”后被作为七星岩牌坊的牌匾，从此“七星岩”牌坊成为肇庆的象征和游客摄影的最佳景点。

如今七星岩牌坊前的牌坊大广场上，音乐喷泉、演出展示、电影晚会等应运而生，成为端州新八景之一的“牌坊夜韵”，有《相见欢》词赞：牌坊夜韵妆浓，胜熏风。万发龙泉，喷起到天宫。多姿彩，人如海，笑声中。歌舞悠扬，喜气乐融融。端州四：走笔洞天敞奇牌坊

与雍容华贵的端州七星岩牌坊相比，洞天敞奇牌坊造型奇特，风格极为简单朴实，好比暖柔的阳光，在秋天中显得精致明快，使建筑艺术得到一定的升华。“洞天敞奇”在端州区工农路与端州四路交界的西侧，有小公园。在明代，这里是东校场。民国二十四年( 1935) ，留学日本回国的肇庆爱国人士梁祖诰，在此捐建牌坊。牌坊用混凝土砌筑，两柱单间冲天柱式。上端由两根混凝土横梁连接两柱，在两条横梁之间砌墙壁；正面是灰塑篆书“七星岩公园”，背面是行书“洞天敞奇”，取宋代道家“洞天福地”之意，称之谓名山胜地。“洞天敞奇”奇在何处？牌坊设计正面向西，方柱两根，类似八字脚，略呈梯形，上窄下宽，形似“开”字，横跨路面，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原先柱子表面是民国特色的“抓帽”批灰工艺装饰，这种“抓帽”技术只有民国时期才有，主要是将水泥铺在柱子上，用人手抓出帽子的形状来。专家说，可惜的是这座牌坊被某些不懂建筑艺术的人粉刷一新，装饰全被掩盖了。

捐建牌坊的梁祖诰，字孝郁，1889年生，世居肇庆市。他幼年就读于肇庆府中学堂，后升读两广高等工业学校，后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历任海南万宁县、广东封川、惠州知事，江门市政局局长，广东省民政厅秘书，中山大学十五处主任，广东省教育厅秘书等职。

民国二十四年( 1935) ，端州城区的面积较小，七星岩景区离城区较远。为此，七星岩公园筹备委员会开辟了一条长三公里的汽车专用道，在汽车始点建造了洞天敞奇牌坊站，直通到终点揽胜牌坊站，以方便游人从城区乘车前往名胜区。洞天敞奇牌坊为发车起点，而揽胜坊为车站终点纯属巧合。

当然，在解放前，为一个景区设汽车专用道及专门建造一座牌坊作为大门的做法并不多见，也由此可见端州一直重视旅游文化。20世纪90年代，洞天敞奇牌坊“门前冷落车马稀”，如今只作为一个历史标志而存在。

风，掠过树梢，簌簌地像公园的絮语。早晨几声脆脆的鸟鸣，荡漾在含有花草香味的空气里。远离城市的拥挤和喧嚣，往日浮躁的心境变得豁然开朗。牌坊傲居街边，便拥有了一片自然和萦思，博得了一份淳朗和从容。阆风岩：走笔揽胜牌坊

如果没有人指点，游人都不会意识到在七星岩景区一隅，周边长满了藤本植物的揽胜牌坊，它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4)建成，曾经辉煌过半个世纪。2007年，揽胜牌坊被定为肇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揽胜牌坊位于七星岩风景名胜区的阆风岩东南麓，是用混凝土和花岗石构筑，四柱三间冲天柱石牌坊。柱为方形，下端前、后置抱鼓。正门上端横额阴刻“揽胜”两个大字，上款阴刻“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下款阴刻“县人余佶闲捐建，梁清平书”；背面阴刻“山色湖光”四个大字；侧门横额有简单的饰纹。从整体来看，揽胜牌坊雅致清幽，古意盎然，艺术价值较高。

如果说，七星岩牌坊是伟人题书，那么，揽胜牌坊则是文人题书了。有人把建于1934年的揽胜牌坊和建于1935年的洞天敞奇牌坊称为“兄弟坊”，按年份来说，“揽胜”为兄，“洞天敞奇”为弟。

捐建人余佶闲，即余骏谋，一生以经商为主，如今名胜区内的佶闲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题字者梁清平，世居端州城区，清末附生，肇庆名重才子，西泠印社社员。梁清平学识广博，国学功底深厚，工诗词，精书法，善篆刻；书法宗魏碑而多从清篆刻家、书画家赵之谦化出，意态潇洒，笔力雄健；篆刻则师从浙派，刀法严谨，浑厚古朴。

梁清平为何写“揽胜”，而不写“览胜”呢？不得而知。“览”即看、见的意思，指集中观赏某些胜景。时下“揽胜”这个字眼使用得越来越多，如“学海揽胜”、“教海揽胜”、“书海揽胜”等，前人也将“览”作“揽”，导致“揽胜”常见。“揽胜”牌坊建成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曾经进入了无数游人的镜头。以前游人进入七星岩，均要从它下面经过。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牌坊因故改建于现七星岩风景名胜区东门的位置。自此，游人进入名胜区不再经过牌坊，牌坊渐渐淡出了游人的视野。如今，牌坊仅供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出入。犀牛岗：走笔浩气长存牌坊

犀牛岗是抗日战争时一个驻军的地方，身傍大名鼎鼎的七星岩。其形状如一只雄健的犀牛，因此原名就叫犀牛岗。这里曾经有一座“浩气长存”的牌坊，并修建了一条支道方便登临，于是被称为犀牛岗路。

时光回到1939年11月底，日军两个半师团6万人从北部湾登陆攻陷钦州，计划攻陷广西省会南宁，拉开了桂南会战序幕。1940年，驻肇庆的64军开往广西参加桂南会战。

经过整整一年的战斗，中国军队终于将日军赶出了桂南。桂南会战之后，64军驻防西江地区，在端州犀牛岗、双源洞一带设立军部。1942年春，64军在犀牛岗修筑坟场，将在兰封、武汉、粤北、桂南以及其他大小战斗中阵亡的将士遗骨，除不能及时带走的都集中安葬于此。

小小犀牛岗，成了与日军激战的伤心岗。据称，坟场台阶半山腰处有一座牌坊，上有64军军长陈公侠题写的“流芳百世”。在岗顶上，有一座纪念碑，正面刻着“陆军第六十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由“陆军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拜题”。岗下另一座牌坊，上书“浩气长存”，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写。两边柱上刻着一副对联，落款是“蒋中正”：以丹心存令节，以碧血存令名，不愧七尺昂藏，顶天立地；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赢得千秋景仰，继往开来！

纪念碑右侧是第35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黄飞军的墓地，旁边还有在桂南、粤北战役中阵亡的155师营长关达璋、156师营长唐锦胜等人的坟墓，人称“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坊”。于1959年被拆除。

国民党第64军坟场建成后，召开追悼会。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亲自主持祭祀，驻防在肇庆的第64军将士全体参加，还有广东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高要县长张虞韶等。当时有人诵祭文，选段如下：倭侵我国，天地晦暝，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兄伤弟亡，肝脑迸裂；夫死妻亡，肢体残缺；白发奶老，哀哭陋巷；稚子觅娘，泣声心裂；百万难民，生灵涂炭。粤桂将士，血骨横飞，断肘抗凶，裹肠杀敌，誓灭倭寇，还我家园。一抔黄土，埋几许之英雄兮，神鬼哀号；三尺菁蒿，染无穷之碧血兮，忠心贯日。惜中华青山大地，粤桂将士万万忠骨，喋血赴死，国殇如云。建墓铭记，托体山阿，既以慰英雄之灵，凝聚民族之精神，还殉国英烈之尊严。竭诚致祭，表我斯衷。生者腾欢，英魂含笑。嗟呼，朝生暮生生生死死，弘扬民族正气，秉浩然千秋，且凭幡而致祭，特呈祭文于灵前，西江呜咽，魂兮来格。哀哉——尚飨！

山岗下的树，齐刷刷地脱掉了绿色的外衣，些许皱巴巴的叶子悬在空中，让人一眼就看到了秋天个性的张扬。路的另一侧，蒲扇一般的叶子墨绿墨绿，挤挤挨挨吐着一抹青葱，在秋天的舞池里，漾着一波又一波绿色的涟漪，使人幡然醒悟：夏天并没有离我们远去。风满亭楼“古端名郡”，有众多的亭、台、楼、阁、塔，设计匠心独运，结构精巧古朴，造型奇特宏伟，表现极富浩气，是建筑艺术中非常迷人而又能典型反映端州文化艺术成就的一道风景。城中路：丽谯楼记

城中路由旧时的东门内大街、道前街、县前街、西门内大街拆迁组成，丽谯楼就在此街上。

1646年11月的一天，冬日融融，万里晴空，端州城中路八方街巷人山人海，大街小巷旌旗蔽日。丽谯楼上，红灯高挂，充满喜庆。楼宇雄姿，震人心魄，两旁甲士林立，架在两丈多高台基上的八尊礼炮威武壮观。这是明末朱由榔在此登位称帝，史称“南明”的场景。

于是，坐落在如今城中路的丽谯楼，既是古端州的府衙，又是治所，更是皇宫。台基拱门上镶嵌着“古端名郡”的匾额，令端州被誉为“一代帝王城，百年广督府”的历史文化名城。

一座厚实的红楼，曾几度冠名。汉隋唐宋，洼地之处的一幢土楼便是知州、刺史、司马的办公地。在端州拓土城墙为砖城墙时，端州升为“兴庆府”。知府郑敦义一举将州衙变府衙，楼台高筑，气可揽城，目可丽谯，意指华丽的高楼，便定名为“丽谯楼”。

1118年，古革接任知府，府衙变成了“肇庆府”，这是宋徽宗赐名并亲笔御书题匾，也是端州人文环境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历史地位突显的真实写照。因为是皇帝圣书的府名，因而肇庆府被称为“天下第一府”。于是，古革就在府衙前大兴土木，将丽谯楼建为三层，取“天地人合一”和“国泰民安”之意，示为供奉，楼建成后便改名为“御书楼”。

御书楼经历了南宋、元朝多次炮火的洗礼，被烧毁成为残楼败瓦。直到明朝天顺六年( 1462) ，肇庆郡守黄瑜收拾败瓦，重建此楼。成化七年( 1471)八月，肇庆府署再度落成，高台上的美丽建筑，巍峨雄浑，又采用原名——“丽谯楼”。那时，“丽谯春晚，望东南千里，湖山佳色。画戟门前清似水，时节初过灯夕。封井年登，京华日近，每报平安驿……”

丽谯楼又是博物馆，府上陈列铜壶滴漏、乾宁铜钟、大藤鼓等报时器，以报时刻。城里的百姓“清清细数三更到，第一关心是丽谯”。清代乾隆时文人袁枚，来肇庆旅游时，曾写诗赞曰：端州城楼有藤鼓，以尺围量丈有五。其色黝黝瑕环黑，其声逢逢音节古。……

在风雨飘摇的明末清初，丽谯楼成为朱由榔的“帝都行宫”。朱由榔在这座丽谯楼登基摄政，将其修复成一座古色古香的红彤彤的彩楼，改称“永明宫”。从“南来第一州”，到“天下第一府”，再成为“一朝帝都”，这幢楼充当着皇城和西京的角色。

西京的来源有此说法：顺治三年( 1646)十月，肇庆成为西南地区反清复明的领导中心，遍及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等省，将领们称肇庆为“西京”。一时间，西京有了许多新鲜事。君臣们在肇庆开科取士，铸造“永历通宝”钱，招兵买马，制造火炮，检阅水师。同时，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和其他军队附明，颇有中兴明室、“西京中兴”的迹象。

如今，丽谯楼再也不是永明皇宫了，而俗称为“红楼”。苏廷魁的《杨枝词》写道：“斜拂红楼映绿波，云痴雨腻淡烟搓。浪传通体能倾国，触着春风丝绪多。”一千多年来，丽谯楼被故事染色。李邕石刻经传，犹如墙体的历史典籍；“砚渚清风播古今”的余音，化作红楼的拱门；陈尧叟《集验方》的移风易俗，缭绕着乾宁铜钟；叶挺北伐的鼓角相闻，凝固在民众编织的大藤鼓中。门前老街百业，成了一幅和谐完美的市井风俗画。

我们看着红楼，看到了今日端州的中国红，正在闪耀着“兴国之光”，呈现着“祥和之福”。红色情结，再次搅动了茫茫端州大地，激荡着浓浓的“爱我端州”的深情。披云楼脚：披云楼记

生动有趣的粤语童谣，勾起新端州人对披云楼的记忆：宋城墙，高又长，好似条龙摆街上。龙头有座披云楼，琉璃绿瓦红红的墙。城楼有个包公像，我们大家都敬仰。八面来风哗啦啦，吹得端州美名扬。

踩着童谣的节拍，追逐宋朝。穿过披云楼脚之路，回想在“文革”时期被改名为人民北路西街，1981年才恢复“披云楼脚”之名的地方，被后来修建的宋城路抽去，于是，我在“粤海第一楼”的披云楼驻下了步。

且看，披云楼采江西滕王阁之形，集湖北黄鹤楼之胜，添山西飞云楼之瓴，纳广西真武阁之灵，突显广府文化的精华，重现岭南文化的气派，交汇中原文化的底蕴，宛如帝苑一阁，玉宇一方。

胜景至今留旧迹，月明风露草如茵。如今登城上楼，披云楼却雄伟不再，因为当今的琼楼玉宇已遍布全城。然而，披云楼还是壮丽的。它矗立在北城墙至高处，金龙玉兽傲首长空，飞檐翘角气宇轩昂，廊柱斗拱披红挂翠，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再看那碧瓦朱甍，烨然绚彩，斗角璇题，突然凌空的勃勃英姿，令人想到了古代文化氛围浓厚的端州，有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清同治年间任肇阳罗分巡道方浚师题联：举头天外，高处不胜寒，看修雉骈罗，几叠云山开画本；倚槛风前，壮心殊未已，问元龙在否，千秋湖海共襟期。

有的或达官显贵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极目远眺南岸的象山、王侯峰、铜鼓山，东北边的鼎湖山与莲花峰；近看星岩与龙顶岗公园，心旷神怡！明朝人一句“岭峤南来第一州”，千古传唱，无怪乎引来“登其上者若览星辰而临风雨，不知兹楼之在人寰也”之慨叹。清咸丰年间，高要县事刘维祯题联：刚逢素月流天，更上一层，樽酒有谁邀太白；拟种碧桃满树，登斯四望，名花知我是刘郎。

在民间，有个“龙头化作披云楼”的神话，但比不上“披云鹤唳”这一故事凄美。传说，明朝年间，有一位年轻人上京考试，不料名落孙山。年轻人心灰意冷，辗转来到端州，在西江上遥见披云楼雄踞江边，宏伟壮观。年轻人赞叹不已，于是在披云楼住了下来。

年轻人满腹辛酸，感怀身世，白天靠卖字换几个钱糊口，晚上读书之余就在披云楼上弄箫遣怀。有一天，忽然一股欢快动听的箫音悠然相和，江边的白鹤竟也闻之起舞。原来，一位美丽的渔女每晚聆听年轻人的箫声后，心中感动，不禁也以箫相和。年轻人和渔女一见钟情，结为夫妻。渔女秀外慧中，伺候丈夫寒窗苦读。这一年，她再送夫君上京。

有些学子在途中死了，在哀悼的同时，年轻人感到惋惜。等到年轻人赶回京师，朝廷已不再让他进考场。年轻人悲悔交加，心灰意冷地回到披云楼，仰天长哭，哭完则亡，鹤亦唳。渔女赶到披云楼，但只剩下凄厉的鹤鸣了。

渔女抚箫痛哭，既哀丧夫，又恨错爱。据传渔女之后也随夫而去了。从此，白鹤盘旋在披云唳鸣，成为端州一景——“披云鹤唳”。

其实，将披云楼移入端州八景之中，经过几次易名。史树骏观其楼“披云耸翠”，李良骥听其声“披云鹤唳”，星湖逸叟赞其色“披云浓荫”，老百姓睹其雅“披云揽月”。如今我辈复登临，纵观雄奇一楼，新八景之一——“宋城揽古”，那真是：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当然，古代的披云楼并非现在这个样子，登楼人物也只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古代点兵擂鼓的人物，幻化于秦风汉月；刀光剑影的历史，销迹在闲云晚霞。响马摇铃，转换成渔歌晚唱；唐诗宋词，凝固成青砖壁垒；明曲清赋，流传为披云鹤唳；土著风情，绘制为民俗图画；包公出巡、永历帝登基的风采，化作披云楼内的蜡像。然而，许多惊天动地的人文壮举，却还潜存在宋城墙内外百姓的记忆里。东门大街：倚岩楼记

正东路在民国前叫东门大街，指古城东门的路，东起阅江楼旁边的路口，西止东门斜坡，全长大约500米，横跨古崧横巷，连接天宁南路。在古代，正东路的东段称古崧路，西段才称为正东路，“文革”期间曾称红旗一路，1981年复称正东路。

据清道光年间的《肇庆府城图》显示，正东路因为在明清时期地处宋城墙的东门，所以名为东门大街。明清时期，肇庆宋城墙内多为政府衙门和县学，谓之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的街道，谓之市，城与市构成了城市的基本框架。据史料记载，从明代开始，端州城区正东路一直都是肇庆的商业旺埠。而骑楼，是民国十二年( 1923)五月，改造东门大街时才修复一新的。

正东路骑楼街的最大特色也是最早的茶楼名叫倚岩楼，在当今大展药行处。倚岩楼的前身叫景云楼，1924年开业。“景云”的解释是祥云、瑞云。也许“景云”冒犯了唐睿宗李旦的年号，总之，火了十八年后，就出现了“生意淡薄，人情险恶”的问题。于是，1942年，有老板接手便将其更名为“照岩楼”。楼主是想借照岩来比喻其映照七星岩。谁知“店怕安错名”，照岩楼生意无人“照”，经营更不如前一任主人，1944年则改名为“倚岩楼”。“倚岩”之名也有来头，是由新楼主请了一些文人再三商议而定。“倚岩”一词语言清丽，寓情于景，与肇庆贴切，也对做生意具有“靠山”的作用。通过造朱栊，修屏风，就像豪富人家一样。

倚岩楼内有间“胜利厅”，是当时肇庆名流巨富常会贵宾的一个餐厅。抗战期间，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曾在该厅办过宴会，孙中山在肇庆也到此歇息、品尝美食。他还题了一副对联，现为七星岩星湖亭上：众生平等；一切有情。

肇庆人梁寒操也是稀客。1946年初秋，阔别家乡二十三年的他，回乡拜祭后母陆太夫人之墓。回到肇庆城，倚岩楼主人请梁寒操题诗写对，于是他提笔呵成七言绝句：“依然深秀星岩树，一样逍遥北岭云。屈指暌违廿三载，如今重见更相亲。”梁寒操意犹未尽，又欣然撰写一副鹤顶联赠予倚岩楼，悬挂于大厅之中：倚栏低掌谈风味；岩石点头赞异香。

年过古稀的老人回忆，他小时候家住睦民路，见倚岩楼生意红火，不少市民习惯到那里品尝“一盅两件”，他还是小孩子时就常跟父亲去那里喝茶。新中国成立后，倚岩楼曾几度改名，如倚岩饭店、倚岩小馆、倚岩酒店，但都未离开“倚岩”这一老字号。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肇庆市民一家老少或三五知己吃饭喝茶的地方，知名度甚高。

倚岩楼大概是于20世纪60年代末，摇身变为“大展药行”。建筑为楼高三层的房子，旧式骑楼设计，白色外墙经重新粉刷，红色窗棂有点褪色，乍眼看去，很难让人将其与当年的名茶楼联系起来。店内工作人员说，倚岩楼变成药行已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但附近的老街坊还是很清楚这栋楼房的历史。西门大街：绿瓦桁记

西门大街在明代已有名称，民国拆城墙时改称正西路，“文革”期间曾称为红旗三路，1981年标名正西路。正西路东接康乐路，对接城中路，西连西江路。此街不大，但古民居多，古巷也多。民国时，城中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均聚集在正西路。

端州城区现有的民国洋楼本来就不多，而保存下来较有特色的，恐怕只有十字路的崖鹰楼和正西路的翕庐了。

崖鹰楼，楼高两层半，说是1928年修建，因楼顶安装着一个硕大的铜质老鹰，百姓因此称之为“崖鹰楼”。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至今依然是谜。崖鹰楼采用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是两百年前欧洲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许多天主教堂使用，但在肇庆较少见，其建筑工艺和奢华程度可以与正西路的翕庐相媲美。

就说翕庐，又叫“绿瓦桁”，是一幢富有气势，典雅堂皇的民国旧楼。大概因为肇庆市民比较少见“翕”字，又因为“翕庐”的名字太难读了，所以一般人见其屋顶是用碧绿的琉璃瓦盖的，便称之为“绿瓦桁”(桁指的是房屋上的承重骨架)。“绿瓦桁”从此成了“翕庐”的代名词，而“翕庐”则少为人知了。

其实，“翕庐”这个名字，意为“和顺、和睦之宅”。“翕”有“天人合一”的意思，“庐”有“结草为庐”的恣肆随性，二者合一，就有了一种旷达的态度。这种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乱世中尤为难得。“绿瓦桁”有传统民居的形式，又有中式园林布局，更巧妙的是融入西方建筑特色，是典型的中西合璧。这是身份的象征，有钱人家才盖得起这样的房子。其规模大，装修豪华，在当时堪称豪宅，也是正西路的标志。正如其楹联所题：天章表里；风采名楼。“绿瓦桁”的主人余佶闲，又叫余骏谋，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兄弟姐妹十多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其兄弟余汉谋。1933年，刚好是余骏谋经商发展最好的时期。余骏谋早年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经商，“绿瓦桁”的建成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时期的见证。后来，余骏谋先生开始关注慈善公益事业。

据述，“文革”时期，“绿瓦桁”一度成为红卫兵的司令部，后来成为高要公安局，再有一段时间规划为市图书馆，从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大家都可以进去。

入正门，是南方民居特有的大趟栊，用上等进口木材制作。刚漆过的门柱，厅堂铁锈红的大阶砖，门廊地上七彩拼色的马赛克，梯级铺面的实木地板和二楼精雕细刻的实木楼梯扶手。用糯米饭拌灰浆砌出来的水磨青砖墙，斗栱是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窗户为西式上下推拉和定位的木窗、百叶窗，天花采用西式线条作为装饰。楼板为钢筋混凝土捣制，上铺进口彩色拼花马赛克阶砖。“绿瓦桁”周围绿树拢荫，草茂花香，后花园还有石山、水池等，优雅美观。修葺后很“打眼”，像刚细细梳过短发、穿着青灰色长袄、夹着竹编书箱准备上路的旧式文人，穿过岁月活在一个错乱的空间里，风采依然。北门大街：宋城墙记

端州古有北门大街，又称正北路，与城北路相交，如今成为宋城路了。宋城路是拆了不少旧街才在2000年开通的，其由东向西依傍宋城墙而去，因此而得名。宋城墙的墙角里留下了千年齿痕，它像一条如意，构造了广东最绝美的古城，人称“广东第一古城”，也就是今天人们称的端州新八景之一——“宋城揽古”，《忆王孙》词有调：宋词磊起半城高，朗曜西江引自豪。揽月披云唳鹤翱。看新城，满眼春光入画图。

宋城，顾名思义，是宋朝的城墙。一千年前，广西首领侬智高反宋，从广西南宁沿西江直下，兵锋直逼端州。端州太守丁宝臣不敢应战，称无城可守，便弃城逃跑，后被朝廷撤职。朝廷派狄青大将军领兵前来端州，与侬智高决战，把侬智高赶杀回南宁，最后平定了这场战争，演绎出一系列“狄青平西”的故事。

有战争必有城池，于是端州有了宋城墙。端州城墙是何时建造的呢？是在宋皇祐三年( 1051)江柬之任端州知州时，为吸取历史教训，建城抵御敌兵，于是依山靠水，修筑端州土城。城池坐北向南，背靠黄土岭，面向西江水。将州衙、县署所在的两个小土岗及南面部分溪塘用城墙围了起来。当时规模很小，“仅容廨宇”。

宋政和三年( 1113) ，端州升级为兴庆(肇庆)府，郑敦义是第一任知府。他亲自勘度地势，设计城墙，将土城扩大，筑为砖城。东起正东路斜坡，西至宋城酒店侧；南从南溪路口延伸到人民中地段。古墙构造为内外砖墙，中间填土。墙围建有二十八个突出的敌台，开四个门：东曰“宋崇”，西曰“镇西”，南曰“端溪”，北曰“朝天”。城邑城墙建设，远远超越了对外防御侵略的意义，对地方治安、社会经济和商品商贸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城墙是肇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到了明成化十六年( 1480) ，又加大了部分城墙的厚度，改东门为“庆云”，即今正东路斜坡；西门为“景星”，今城中路西门斜坡；南门为“南薰”，今体育路斜坡；北门仍为“朝天”，今宋城路。城墙周围筑有炮房炮台、大小窝铺、垛墙，用作放置火炮、隐藏士兵、拉弓放箭之处。军事设施一应俱全。

宋城墙历经宋、元、明、清的修葺，以石为基，垒砖以瓦其隙，端方圆正，见证了端州近千年的沧海桑田。其中，砖有九种不同的规格，堪称广东第一、全国罕见的砖的博物馆。

据说，民国中期，粤、桂在此一场大战，导致城墙损毁严重。古城墙的拆与留，争论不休。高要县长严博球主张全部拆毁，肇庆梁赞燊主张保留。当时，李济深在肇庆任西江善后督办，下令“拆东墙留西墙”。这样，宋城墙才得以保存历史的一角。

据了解，宋城路的宋城墙是目前中国国内保存较完好的宋城墙遗址之一。这宋代建筑文化，不仅是肇庆的文化品牌，也是岭南的历史文化品牌。2002年，该处宋城墙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2005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年会在肇庆召开，签署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肇庆宣言》。

如今的宋城墙，一边是市中心车水马龙，一边是老城区悠然自得。一道城墙居然分隔得如此明显，实在是令人惊叹。正东路：端州骑楼记

从明代开始，端州城区正东路一直都是肇庆的商业旺埠，后来变成最大特色的“骑楼街”。大路两旁，骑楼和商铺林立，人群川流不息，街景非常热闹。虽然当今正东路的地理位置并不在市中心，但如果以正东路为一个圆心，再在适当的范围里(如与天宁路作交叉点) ，确定不同的半径，向四周画圆辐射，就发现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方面，无不涉及，又更以文化教育为最。如果说正东路长期以来是端州文化的一个中心，此言并不虚妄。

正东路街至今还保留着以前的骑楼建筑，各有特点，耐人寻味，由此组成“骑楼街”，极具岭南建筑特色。由于岭南地区(包括台湾、东南亚一带)雨水较多，精明的岭南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发明了骑楼这种建筑。骑楼一般为两到三层，它的建筑结构是前店、后作坊、楼上住人，店铺前一般留有两米多宽的通道供人行走。即使在下雨天、大热天，骑楼里照样可以做生意，顾客和行人就“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了。

骑楼既是道路向两侧的扩展，又是铺面向外部的延伸，人们行走在骑楼下，既可遮风挡雨，又可躲避烈日。漫步其中，仿佛行走在历史的长廊上。长廊之中百业兴旺，且说当年有间药店，叫“赞元堂”，是百年老字号。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正东路还是南北药材的集散地，这里曾有永福堂、永祥堂和赞元堂等三家老字号药店。但是，永福堂、永祥堂在解放后先后停业，赞元堂这家幸存下来的百年老字号，则被收入《肇庆之最》一书。

据史料记载，赞元堂由高要大湾冼氏开设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 ，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史上的赞元堂以经营地道中药材为主，以货真、价实、量足深受百姓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赞元堂公私合营，成为股份制国营企业，下属华南医药公司。2003年，华南医药公司转制，他们坚持以弘扬中国传统的中药行业为己任，期待着擦亮百年老字号招牌。

同时期的骑楼附近水街(现天宁南路)建有肇庆酒店(现肇庆旅店) ，楼高四层，钢筋水泥建筑，成为当时肇庆的标志。

说起肇庆旅店，有一个传奇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入侵，飞机侵扰，民不聊生，肇庆好多商店酒店纷纷关闭歇业，房屋建筑被炸毁乃是家常便饭。但肇庆旅店在炮火中一直毫发未伤，真是个奇迹。

据说肇庆旅店的顶楼天台一米多高处，有一个用竹子扎成的“网”。避雷针就听得多了，而这一竹网乃“避炸网”，它既可以隔热，又可以避炸。因为炸弹前头有一个撞针，当撞针与地面剧烈相撞后才会引爆炸弹。如果炸弹投下来，触到“避炸网”的时候弹起，撞针无法获得强烈的撞击，这样炸弹就不响了。每次敌机走后，军队的拆弹工才上楼把炸弹拆下来。

解放初，肇庆旅店被用作工人文化宫，文化宫搬走后又恢复为旅店。

这里除了骑楼，西江码头也是兴旺发达的。从明代开始，天宁南路和阅江楼附近就有多个码头，阅江楼附近还有一个西江流域的大型集市。天南地北的商人乘船来到这个集市交易、贩运货物，从而带旺了正东路的商业。民国时期，肇庆开通了广州和广西梧州等地的客船，客运码头设在正东路附近的新街，使正东路这个商业旺埠更加繁华。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广州、佛山和香港等地相继被日寇占领。肇庆处于敌前的偏安地带，大批沦陷区的百姓涌进肇庆，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和富翁，使肇庆的旅业、饮食等行业十分兴盛，商业繁荣，出现倚岩茶楼、中南旅店等知名商号。同时，正东路又生出了不少街巷。

如今正东路骑楼仍在，旧梦难寻。它没有天宁路宽敞，商铺比不上建设路盛，人也比不上端州四路多，自行车、小卖部、散晾的衣服、堆放的杂物，使这里和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没什么区别。不过在不经意的角落，我们仍然可以随意地捕捉到骑楼那不加修饰的娴静与诗意。无限沉寂又蕴含无限激情的骑楼又作金色的幻梦。阅江路：阅江楼记犹忆登楼发尚髫，楼前亲见海龙朝。万乘旌旗屯北郭，千军万马聚寒潮。

这是“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回忆当年永历帝登基，在端州阅江楼点将台的场景。

走进阅江楼，可行阅江路。阅江路，因阅江楼而得名，20世纪60年代扩建，融入了三埠、迎祥、桂兴、擢桂和镇南五条古街坊而成。东接柑园南路，西连正东路，南联江滨路。在“文革”期间被称为东风路。1981年，肇庆市政府颁布标准地名，将此地统一称为阅江路。

阅江楼坐落在阅江路，位于西江之滨。它是广府大式(这里定义为歇山顶或攒尖顶的)楼阁，在广东十分罕见，古时与披云楼、端明楼、丽谯楼、斗辉楼，并称为“五采宏光”，各有特色。

阅江楼在石岗之上，伸展8100平方米。据说，曾留下倩影婀娜的鹄奔亭，寄托石头和尚的石头庵，蕴含古朴的嵩台书院，折射出拙朴的东隅学社，包容着孩子的学校。但是，无论怎么变，二层楼宇屹立在典型的岭南四合庭院中，已逾千年，依然楼台高耸、重檐飞阁。

穿过阅江楼的庭院，嗅一下三百多岁的米兰香，看一眼不知年龄的假山真水，享受那份清幽雅静；再洞穿历史的时光，睇一睇阅江楼的真面目。阅江楼之名是明朝两广总督张镜心所起，再由下一个两广总督劳崇光题匾。阅江楼成为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名楼之一，有“岭南一楼”的美称。

一座临水而建的华丽高楼，巍峨雄浑。走进厚重之门，便是走进了纵深的历史。登楼眺望，江水横流，浮光点点，对岸青山，两塔相对，天边霞影余飞鹜，水际渔歌入韵秋。诗情画意令人陶醉，难怪古人定其为端城八景之一——“江楼晚眺”。清代举人邱邴君《端城竹枝词》云：石头冈上阅江楼，楼远青山绿水洲。十二栏杆人倚遍，笛声吹破木兰舟。

这古楼既是吟咏之所，又是军事重地。南明永历帝、清将彭玉麟、叶挺独立团等都曾在此指挥军事，训练队伍。自从西江唱起了“叶挺之歌”，阅江楼从此浩然大气。王朝的历史，被陈列的长矛、大刀、土枪、梭镖改写；北伐的军服、袖章，从1925年11月21日诞生这一天起，化为2100多个中流砥柱，造就了众多的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支“铁军”，“八一”南昌起义有了第一枪，朱德同志题写了“独立团团部旧址”匾额。

如今，阅江楼以“江楼浩气”成为新肇庆八景之一，闻名于世。正如《望江南》所写的：魂铸就，南粤一名楼。威震八方担道义，气吞万里写春秋，天际水长流。

今上阅江楼，西江牵幽情。君不见，肇昌、穗昌华丽之船已成往事，被川流不息的大车小车代替；君不见，省梧、肇梧的“拖尾渡”，已成纪念之船，夜伴西江万家灯；君不见，老街百业，形成了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君不见，闻名朝野、青史留名的人物，在百姓的心目中，“只见公仆不见官”；君不见，大江两岸，把“江楼浩气”，传递给今天的端州，带向更加繁荣的明天。学前东：文昌阁记

走进正东路的学前东巷，好比进入胡同，巷宽仅一米，只能容下一个人单独通过。这条古巷在“文革”期间称红旗一路二巷，1981年称为学前东巷。

行走其中，只可看到巷前巷后窄窄的一线景色。穿过去，会看见一幢像是一支巨笔的楼阁，似塔非塔，当地人称其为“文笔塔”，其实叫“文昌阁”，又名“奎星阁”或“奎光阁”。

该阁形状怪异，别具一格，为平面六棱形，是一座砖木构筑的三层楼阁，有十多米高。每层均有瓦檐，由下而上逐层缩小，六角攒尖顶，顶部黄釉陶质，似葫芦形塔刹。

走近底层，南面开有一个门，上额镶嵌“文昌阁”汉白玉石匾；第二层无字无画，只留下小小的空间；第三层南面开的是一个圆窗，窗的上端镶嵌“奎光”匾，也是汉白玉石制造的。

这个文昌阁是何人建造，何时落成，暂无书可考。传说在明末年间，端州有个建筑设计师，他既懂天文，又通地理，便以风水格局为依据，取“文昌六星”之意建造了这一座文昌阁。他的选址是临江建楼，引以为“文昌位”，是有益于读书和考取功名的方位。在文昌位上的建筑物，叫“文笔峰”或者“笔架峰”，只要有秀丽的河水朝来，就有利于文。因此，这个设计师把“文昌阁”建在举目可瞩西江来水的最佳之处。

第三层的“奎光”匾，代表首位，意头十足。古时候，“奎”与“魁”相通，端州民间常说：“魁星赐斗，独占鳌头。”魁星又叫“文星”，尤为古代文人学子所顶礼膜拜，杜甫也信“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文昌阁造型六角也有意头，天上文昌有六星，是吉星，于是把阁楼设计成六角形像竖立，意为上应六星。

据老街坊说，旧时文昌阁摆放有魁星像，定七月七日为魁星诞。这个魁星造像不是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而是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看起来仿佛是鬼的造型。

端州一方热土，自古学风盛行，文气十足，建造一座文昌阁就不足为奇了。这片土著文化的荒土，播下了中原文化的种子，结出了本土的果实。人们仿佛在此翻阅过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看见过光禄大夫苏廷魁挑灯耕耘，聆听过西江文豪彭泰来浅唱低吟，欣赏过岭南大师黎雄才的“黎家山水”，感受过能工巧匠缔造出的“中国砚都”。

据说，现在很少人来学前东巷的文昌阁了，都跑去七星岩天柱山的“文昌阁”，特别是近年，登天柱岩摘取“文曲星”成了学子的活动内容。有个学子在凭栏静思，写下偶作《点绛唇》：雨后晴烟，端州十里空缥缈。文星何处，独对苍天眇。远是残云，近是低飞鸟。情未了，与星相照，终有那一笑。豪居路：“韬园”记“韬园”是民国初年的楼宇。“幽栖眠疏窗，豪居凭高楼”，因为从未见过摩天大楼，古人也就把十来米高的楼称为高楼了。

事有凑巧，端州城北区域宋城墙之东有条豪居路，古称豪居里(东横巷有头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 ，清初又叫濠基里，“文革”年间称为群众路， 1981年正名为豪居路。

豪居路早在明代以前已有地名存在。古时候，宋城墙外围有一条护城河，河旁有一条路，名为濠居路，意思是壕沟边的路。在清末民初，许多有地位的、有钱的人纷纷到濠居路，围绕护城河建大屋、豪宅。因此，“豪居之路”名正言顺。

如今走进豪居路，这里的确还有一幢四层高的“高楼”，是青砖小洋楼院落，称作“韬园”，占地面积数百平方米，坐落在豪居路48号。据介绍，“韬园”建于1925年，门上石匾“韬园”题字落款为晚清“戊戌变法”运动发起人之一康有为的手迹，几个字现在依然清晰可辨。有史料记载，1916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曾来过肇庆，韬园之名很有可能是康有为亲笔题书。

无独有偶，当时中国有四处“韬园”。南京第一公园又名“韬园”，位于复成桥东，明故宫南部，秦淮河畔，风景秀丽；另一处“韬园”，位于南京金銮巷与羊皮巷交汇处，1935年，盐政官兼盐务专家景韬白在此建房居住，故名；第三处“韬园”，是王韬纪念馆，在上海甪直中市下塘街6号，为一座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住宅；第四处“韬园”是端州豪居路的韬园，以一个小花园楼，名为“韬园”。

据说，豪居路韬园的主人是林烈。林烈，字捷之，民国十一年( 1922)授中将衔，1938年回肇庆故居“韬园”疗养。日军进犯西江时，林烈将包公祠之大藤鼓、古铜鼎、锡香案等运至禄步庙校贮藏。

1944年，肇庆沦陷，日军多次到林烈寓所“韬园”诱其出来当傀儡。林烈秉持民族气节，为避日寇逼迫，逃入山中，但因年老体衰，疲于奔命，1944年病死于禄步黄田坑中。

如今豪居路韬园仍在，园中似有一树收获了果实，像完成了使命，已是满身轻松了。满树的枝丫，饱含笑意，舒展手臂，挽着秋风，直冲天空。府前路：白楼仔记

端州有“红白”二楼，处在宋代的衙门内。“红楼”(丽谯楼)是民国年间叶挺独立团第三营战士的驻地；“白楼”即“白楼仔”，是一座洁白的中西合璧的特色建筑物，是大军阀林虎的别墅，也是叶挺团长和李秀文女士结婚的住处。“白楼”与“红楼”相近，位于端州城中路的旧府衙内(即原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址内) ，靠近北城墙，即披云楼下东侧。前为浓荫夹道的“听鹤轩”，左临“包拯洗砚池”，正前方为旧县府的“督办处”，右侧垒土为台，台上榕荫蔽日，很像明代所说“仁寿山”，偏西就是传说中“包收陆放马成潭”的包公井。“白楼仔”的四周，绿影婆娑，花香鸟语，环境清幽，不愧是居住的好地方。

民国年间，林虎独镇端州，大权在握。他把肇庆府署改为洋楼，便着手兴建这座“白楼仔”。林虎说：“我是林虎，要建成一座像‘虎’一样的别墅……”

据民国《高要县志》载，1919年6月间，广东省长翟汪被迫去职，大军阀林虎率桂军从广州奔袭肇庆，继任为肇罗阳镇守使，独镇端州。肇庆府署在民国四年( 1915)改为肇罗阳镇守使驻地，镇守使林虎改后楼为洋楼。林虎将洋楼改为“镇守肇庆的行宫”，于是，在府衙内要建一座像“虎”一样的别墅，工程人员只好按其意设图。不久，果然一座虎形别墅，蹲伏于榕荫地上。西边厢形，如猛虎扭头；门前设台阶数级，似猛虎张口吐舌。东边厢为圆形拱顶，号称老虎尾巴。全楼里外均粉刷乳白，色彩协调，构成绿荫粉墙，颇堪入目。从正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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