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志宇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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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赵志宇（1975—)，山西保德人，华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201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3）。现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近年来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项，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总序
2014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下，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从2014年起组织开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
经过部直属高校及各地思研会遴选推荐、全国高校思研会组织专家评审，首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揭晓。这些获奖论文选题紧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规律性、前沿性问题，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较大学术创新贡献，一定程度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关领域的重要进展和最新成果，对推动学科发展、理论和实践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
为进一步推动成果交流、转化和应用，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毕业生出版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联合知识产权出版社共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优博文库》，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活动获奖论文提供出版资助。
学术有幸，薪火相传，希望广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树立问题意识，开展行动研究，聚焦当前时代的重点难点问题，回应重大理论现实关切，着眼指导和服务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探索，推出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2014年12月序
干部教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方兴未艾。本书以赵志宇博士的学位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为基础修改而成，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进行了系统而又全面的研究。
就研究范式而言，本书在干部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本书从宏观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科学理论、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从而完整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研究框架，为广大学者研究党的干部教育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度评价了干部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提出“干部教育是一个攸关革命成败的战略问题，没有成功的干部教育，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二是进一步拓展了干部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以往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更多的是把干部教育放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之中，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一种尝试。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干部教育的历程，本身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和列宁的干部教育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既开拓了干部教育研究的视角，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
此外，本书有着很好的启发性和借鉴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在党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目的在于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与借鉴。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重大考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些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肩负起历史重任，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队伍建设，离不开对党的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系统地总结并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进行的干部教育策略与历史经验，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干部教育、提高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研究还是初步性的、尝试性的，如果读者能从中获益或有所启迪，把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宽加深，这是我们所共同期待的。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 君2014年9月
导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是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问题。干部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重要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干部教育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干部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为党铸就了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28年的艰苦征程，中国共产党也从一个只有57人的小党成长为具有400万党员的大党，并领导各革命阶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事业是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更因为党拥有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事业能征善战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干部教育使党能从容应对革命时期各种困难与挑战。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中共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几个不同阶段，这期间既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孤军奋战，又有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同国民党的斗争与合作，还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同国民党的对抗。尽管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不同的，但这些困难对党的考验却是相同的，要么克服困难继续向前，要么被困难击倒从而使革命事业彻底失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党大力开展干部教育，成功地培养了一支能应付各种困难和挑战的革命队伍，从而使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和胜利。如中共成立初期，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遭到了反动力量的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也遭受严重挫折，党及时开展干部教育活动，有力地鼓舞了士气。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血腥屠杀和革命陷入低潮的困难局面，党通过及时的干部教育，使广大革命志士深刻领悟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形成燎原之势，继而有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勇气，并积极投入土地革命战争的洪流中。
干部教育使党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去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特别是随着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进，对干部的数量和素质要求日甚，面对这种情况，党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如干部训练班教育、学校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等，培养了一大批适应革命发展的优秀干部，从而使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获得成功。
干部教育是党在革命时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党的干部教育有力地保证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先进性就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能站在革命前列，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保持先进性离不开党的干部教育，早在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干部，武装思想和头脑，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使全党迅速适应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的战略性转变，党大力开展干部教育，特别是通过理论教育，坚定了广大干部的革命信念，使持久战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得以贯彻执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后期，党对广大干部进行针对性教育和培训，使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并出色地完成了接管城市的工作，确保了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党的干部教育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党建成一个有纪律的、思想和组织上纯洁的党，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开展教育和培训。党的干部教育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的作用如下：第一，通过思想教育坚定广大干部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之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腐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第二，通过党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严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第三，通过作风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革命态度与革命精神，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
干部教育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的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殊死决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党的干部教育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早在1945年，任弼时在中共七大期间写的发言稿就指出：“今天在敌人所占之长江以南地区，应增派必要力量和干部去创立新根据地，发展军事力量……而且可布下全国胜利的基础。”8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9月15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要派遣大批干部去东北，迅速占领东北。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开展干部教育，使党能适应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干部教育也为党成功接管城市作了充分的人才储备。一是解放战争前夕，党就为将来的城市工作积极进行干部准备。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指出要迅速训练干部，“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二是在解放战争中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占领的城市日益增多，党再次强调要加强干部教育训练，做好城市工作。1948年7月6日，彭真在北岳区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是从乡村包围城市进到夺取城市的时期。我们整个党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我们要抓紧机会好好地学习管理城市，努力做好城市工作。”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指出：“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因此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党利用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学校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及大量改造和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和训练了能从事城市工作、经济管理、文化艺术等工作的一系列干部，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在中共干部教育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苦的革命环境中，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途径，其间积累的很多有益经验值得探究与借鉴。对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丰富干部教育理论、充实学术研究，还是指导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选题的理论意义。
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干部教育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干部教育的传统，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干部教育第一”的重要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在职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中的比重是第一位的”战略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干部教育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它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党的干部教育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干部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党的干部教育理论，建构起党的干部教育体系，为党教育和培养干部、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对干部教育成功实践的梳理与探究，所概括和总结出的有关干部教育的科学理论，无疑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党的干部教育理论宝库。
第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目的在于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与借鉴。
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重大考验。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在国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错综复杂，社会建设和管理涌现出许多新问题，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日益增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些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肩负起历史重任，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队伍建设，离不开对党的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系统地总结并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进行的干部教育策略与历史经验，对推进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干部教育、提高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选题的学术价值。
选题拓展了干部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以往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更多的是把干部教育放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之中，本书在此基础上，将干部教育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干部教育的历程，本身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和列宁的干部教育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既开拓了干部教育研究的视角，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
此外，本书系统地构建了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问题的框架。现有的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以单一的时间维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进行叙述式的研究。本书从宏观视角出发，跨越这一时间维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科学理论、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从而完整、系统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研究框架，为广大学者研究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研究现状综述
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对干部的轮训教育，学术界对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的研究也日益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介绍某个历史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主要有赵耀宏的《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郝琦的《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实践及其现实启示》、宋桂全的《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李永贤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杨久梅的《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包爱芹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杨东的《陕甘宁边区县级干部的党史与革命史教育》、郭生春等的《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工作述略》、刘建德等的《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李玉玲的《抗战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龚大明的《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李波的《论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杨得坡的《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等；另一类是介绍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有熊维强的《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陈世奎的《论邓小平的干部教育思想》、陈福今的《论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陈艳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特色及当代意义》、双传学的《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学校干部教育》和《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王树荫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李平贵的《论张闻天的干部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罗开贵的《周恩来的干部教育思想》、王守炳的《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刘斌的《论朱德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等。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对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也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借鉴，但到目前为止，学术论文基本上是对党的某个时期的干部教育或党的某位领导人的干部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尚没有文章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进行系统梳理，没有对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进行整体概括总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研究的著作有李小三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六个时期来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党的干部教育的发展历程；陈桂生的《中国干部教育》（1927—1949）主要把党的干部教育分为三个时期，即苏区干部教育、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教育和解放区干部教育；目前尚没有看到学术界有专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专著。这两部著作的贡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历史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介绍，不足之处是对党的干部教育主要侧重于一般性的概括和阐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贡献、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缺乏系统的总结。
四、研究基础
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干部教育研究问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独立或与指导教师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这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独立或与指导教师合作发表的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文章共有五篇。
第一篇是《浅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发表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论文提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随着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局面的开展，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为了缓解干部奇缺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各级各类干部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才，初步形成了党的干部教育体系，积累了干部教育的宝贵经验：思想政治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学校干部教育应与在职干部教育相结合；干部教育要坚持理论与实践、前方与后方相结合；贯彻正确的教学原则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论文认为，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干部教育相比，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进行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干部教育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干部教育开始的。
第二篇是《浅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团结教育》，发表于《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论文提出，影响党内团结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承担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此变化影响，党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享乐主义、骄傲情绪、宗派主义甚至腐败现象等不良倾向；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成分来源广泛、经历各异、思想复杂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低，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党组织后，把各自身上的阶级局限性也带入党内，导致党的一些干部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和拉帮结派等错误思想；三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范围内的干部调动较为频繁，新调入干部和原有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由于经历、习惯和工作方式不同，导致出现一些矛盾甚至是比较大的冲突。上述情况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对党能否作为核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艰巨的历史任务构成重大挑战。论文提出：党的团结是关乎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革命时期需要团结，建设时期同样离不开团结。为此，党通过颁布一系列规定指示、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等措施，对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党内团结教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论文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开展党内团结教育的重要原则；发扬党内民主是巩固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加强党中央和党的高级干部的团结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关键；建立和健全制度是维护党内团结的根本保障。
第三篇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干部培养经验思考》，发表于《人民论坛》2012年第5期（求是理论网2012年6月12日全文转载）。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干部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从总体来看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一些干部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一些汉族干部中存在大汉族主义。为此，党和各级政府通过大力培养和训练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对各级干部关于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教育，解决了从事民族工作干部的短缺问题。论文提出：民族团结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和合作，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实现民族团结必须培养一批得力的民族工作干部。论文提出：民族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党对各级干部关于民族问题的教育也要做到未雨绸缪，需要及时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情况。
第四篇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论析》，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文章提出：解放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决战。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这个战略的实施无疑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对干部的需求甚大；解放战争末期，随着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建设新的国家，对干部的数量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临上述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开展干部教育，为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章提出，与以往时期相比，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拓展了干部教育培养的新途径。即除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外，还利用新解放区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干部，大量吸收、改造旧知识分子，从工厂里的优秀工人中提拔干部等。二是提出干部教育培养的新思路。提出了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重要思想，促进了干部教育的新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干部短缺的问题。三是增加了干部教育的新内容。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和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干部教育增加了国际形势、职工运动与城市政策、对外国和外侨政策等内容。文章提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经验启示是干部教育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把当前任务和将来任务结合起来，做好干部储备。
第五篇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及其现实启示》，发表于《前沿》2012年第14期。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主要任务有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肃清残余反动力量和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党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干部教育体制。文章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思想教育主要是加强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教育和党内团结教育；对干部的业务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围绕党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包括经济建设工作、城市管理工作、外交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方面知识的教育。文章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长期执政的合格政党，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干部教育工作；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不断变化，党的干部教育要有前瞻性，必须从党和国家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干部教育的重要性。
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一，研究对象。
时间的界定。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研究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上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下限。
概念的界定。“干部”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本书采用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干部含义的界定，即干部包括“军事干部、政权干部、经济干部、党务干部、文化干部、民运干部、工、青、妇干部、理论干部、技术干部等等”。干部教育主要是指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党通过各种途径对干部进行教育，以提高各级党政、军队干部的文化、政治、军事素质。
第二，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属于中共党史，它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联系密切，因此，本书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综合运用上述各门学科知识原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历史研究方法。本书依据历史材料进行立论，通过利用现有出版的相关史料，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去分析和研究干部教育，系统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干部教育的基本历程。把干部教育放在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的两次转变的视域中研究，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和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前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本书提出并充分肯定了党的干部教育为党的工作中心的两次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党的干部教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既要从总体上研究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进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特点和经验等宏观层面的问题，也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各个时期、不同区域干部教育的具体情况；既要从总体上分析并论证干部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也要分析干部教育在某个阶段或某个地方的具体作用；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力求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微观支撑宏观。
比较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进行比较，揭示出个性和共性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就本书而言，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过程中，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将中共成立初期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时期的干部教育进行相互比较；对学校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训练班教育、老解放区干部教育和新解放区干部教育、军队干部教育和地方干部教育等进行比较；把国共合作进行的干部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干部教育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更加全面地分析干部教育的特点，总结干部教育的经验和规律。
文献学研究法。本书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历史文献，查阅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并对原始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本书中的基本观点都以原始文献为佐证，书中引用的数据、事例等都来自原始资料，并进行了认真核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毛泽东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稿、文选、年谱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
六、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体系的创新。本书超越了目前学术界仅以时间维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进行研究的模式，系统分析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科学理论、基本历程、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其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现实启示，从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的完整体系。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本书提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不仅是一项具体的政治任务，而且具有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载体。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干部教育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干部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应当是马列主义原则，绝不应当因为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统一战线，而把党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战士、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水平，绝不应当丝毫离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依照马列主义组织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党，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保持其纯粹无产阶级性。”第一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党建设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武器，它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对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系统总结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吸收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这个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伴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也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法兰西内战》等经典文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世界观、组织原则和国际主义等基本原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首要条件。他们直接参与了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斗争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846年3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胜利地进行革命、完成历史使命，除了热情——魏特林的唯一条件下，首先必须具有科学知识和严密的组织。”“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就是工人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政党组织对革命的重要性。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教育各国无产阶级把建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首要条件。
1866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864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挥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1870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是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最终却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导致失败。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法兰西内战》，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公社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领导是根本行不通的，工人阶级或者无法夺得政权，或者夺得了政权也无法保住政权。“在法国组成工人政党——这就是1871年大屠杀所能得到的一切。”此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各国无产阶级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并帮助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党纲以指导各国党的行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起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任，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继续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1889年，他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写道：“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在领导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只有具备了理论条件和阶级条件，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实践中他们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工人阶级运动，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在理论上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时，指出他们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独立性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阶级或政党建立合作时，始终坚持独立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知识人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培养和人才建设问题，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并从战略高度论述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未来共和国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支由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队伍。
恩格斯晚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在领导第二国际的过程中，针对无产阶级政党出现的新问题，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培养干部和人才的思想。恩格斯认为知识人才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一是离开知识分子就不能取得夺取政权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一大批有着丰富专业技术知识的干部，需要能胜任各项工作的优秀指挥员和善于做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才。恩格斯认为，在大学生中间将涌现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结合在一起并发挥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还将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对比，他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二是在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建设中更加离不开知识分子和人才。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要培养一支庞大的、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队伍。他们把自身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恩格斯指出：“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数量很大。”此外，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相当数量的专业人才，必须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为了壮大这支队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应摒弃把知识分子拒之门外的错误倾向，要以开放的思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者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但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他们的家庭出身而忽视他们甚至盲目地排斥他们，而是要对他们进行客观的、实际的分析，看重他们的现实表现。应当团结他们，将之变成积极的社会力量。对转变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团结教育政策。恩格斯指出：“我预计，今后八至十年内，会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恩格斯认为团结、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还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地位，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及依靠力量。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的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水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证团结统一
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所在，是党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高度强调团结统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他们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指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各国共产党人应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有着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团结起来并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互助合作，去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神圣使命。当然，坚持团结时必要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恩格斯认为“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即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会破坏团结，而且会加强团结。二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都要团结统一。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讲团结时一定要有原则性，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就是指党的理论基础、党的政治纲领、党的组织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也可以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但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必须开展必要的党内斗争，使他们“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恩格斯认为为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对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态度，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二节列宁的干部教育思想
干部队伍建设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根本性的课题。有没有一大批素质好、能力强的干部，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一直重视干部的选拔、培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更是把培养和造就一支新型的干部队伍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指导下，结合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对干部教育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都作了重要论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干部教育思想体系。一、干部教育必须突出思想教育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对广大干部的教育，认为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总结俄国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列宁认识到革命的失败不仅带来政治上的动摇和背叛、组织上的涣散和瓦解，也直接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和混乱，因此布尔什维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应千方百计积聚力量，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尽力挽回革命失败造成的损失。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最大任务是组织生产、管理和建设国家。但在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严重不足，干部中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于革命时期的工作方式和作风，而在新的国家生产经济建设、社会管理面前却显得极不适应，尽管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已经被证明是英勇的革命斗士。究其原因，他们不是缺乏工作热情，而是缺乏工作能力，“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干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就胜任的工作”。对此，列宁认为，虽然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过去的革命中已被证明很优秀，而且人人都知道他忠诚可靠，不怕牺牲，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于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在当时，影响俄国建设的问题除了干部不懂行以外，就是各种错误思想在干部中不断显现。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列宁觉察到官僚主义、腐败思想等错误倾向正在苏维埃国家和党的干部队伍中蔓延开来，并日趋严重。1922年，列宁在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却被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彻底败坏了”。列宁认识到干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在苏维埃人民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苏维埃俄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列宁决定对广大党员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为此，列宁及苏维埃党利用各种途径来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考虑到一部分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列宁还主张通过一些易于学习和理解的方式对干部进行教育，如利用广播、电影、艺术等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的形式，融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二、干部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
列宁高度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1922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指出：“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指南，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他多次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教育广大干部必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并从中不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列宁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不断克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优秀干部；只有努力学习并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深刻了解俄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原因以及革命的条件，才能从容应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能肩负起管理、领导工作的优秀人才。
为了加强对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列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提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写入干部教育提纲中。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十一大，都明确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干部教育的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各项政策。在列宁的倡议和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在短短几年里多次再版。二是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如创立各级干部学校、发行报刊，借助广播、电影、艺术表演等不同形式的文化载体，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以提高党员干部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创办的刊物中，代表性的有《火星报》《消息报》《真理报》等。此外，列宁还提出党的理论报刊要对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反动观点和著作，进行“坚定不移的揭露和追击”，以肃清它们对广大干部的不良影响。同时，这些报刊在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各种思想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时，还要深入研究和分析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科学说明。
列宁在强调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特别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要把它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并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革命斗争相割裂，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事业也会误入歧途。此外，列宁还强调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要通过适当的形式来检测学习的实际成效，以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能够切实真正深入每个党员干部的内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只会生搬硬套的空谈理论家。三、干部要掌握专业文化知识
列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出发，强调学习文化知识对于建设苏维埃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要求各个部门的干部都必须精通本部门的业务知识，以更好地实现对本部门的具体领导。他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针对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干部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列宁指出：“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并强调党的干部队伍要认真切实地实行专业化，这是党在目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面对全新而又繁重的国家建设任务，广大党员务必要尽快成长起来，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合格人才，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因此，全体党员干部要努力培养领导党和国家机关的能力，学习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使每个党员干部由“门外汉”变成“内行”，列宁认为在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中“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列宁还提出了干部学习的具体途径。一是到实践中学习。他提出学习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范围内的学习，而是要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学习。他强调：“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但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了解成有点像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他认为广大干部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会懂得更多，学得更深。二是从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学习。列宁教育广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需要运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即要正确对待并利用好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即使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亦该如此。他提出苏维埃虽然推翻了腐朽的资本主义政权，但是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文化中也有先进的东西，“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掌握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应该大胆借鉴资产阶级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充分吸收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要积极从资产阶级专家身上学习一切有利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并大胆地使用它们，这将使广大干部在领导俄国人民探索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尽可能地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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