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述忠,邵建春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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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与战略选择：一个浙江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框架试读：
第1章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本书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个角度对浙江开放型经济进行了多方位的阐释，因而本书的研究在理论上也体现出多重价值。
第一，本书摈弃了以往仅从产业政策或贸易、投资政策抑或经济转型本身所进行的单一探讨，而是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将经济转型过程理解为一个由产业内关联和外部环境内外两种力量聚合产生推动作用的过程，制度设计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对经济转型的过程给出了另外一种诠释；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运用到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在一个开放型系统中综合考虑各要素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可行性，为阐释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工具。
第二，民营中小企业，在浙江的经济增长、扩大出口和解决就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国内竞争激烈、出口受到其他亚洲国家挑战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背景下，浙江企业如何顺应这一潮流，利用金融危机的契机走出国门实施跨国并购，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为此，我们运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针对目前浙江企业的比较优势和国内外环境进行了分析，在借鉴国外政府和其他省份扶持和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实施和推动浙江企业进行跨国并购，这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我们运用核心竞争力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系统分析了杭州出口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使用品牌形象理论研究了构成温州鞋业国际品牌形象的因素，并基于全球价值链构建了针对温州鞋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此外，还选取了绍兴最具代表性的纺织产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绍兴纺织企业国际营销战略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影响纺织业出口绩效的指标体系及理论模型，以研究企业制定出口策略时的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企业国际营销战略的选择理论和出口绩效评价理论。
二、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以产业链为视角对浙江省的产业升级进行了研究，拓展了产业升级的研究视野。从产业层面而言，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产业属性，宏观环境的改变和产业要素投入的改变是促进还是抑制产业的转型升级取决于产业本身的属性和其对变化的动态博弈。同样的政策可能对一些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对另一些产业可能造成损害。本书从各产业的共性和个性层面入手，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成本。
第二，浙江的综合实力比过去大为增强，在技术、生产、管理、人才等各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实施“跨国并购”战略，开展跨国经营，对于浙江解决资源不足、调整产业结构、输出过剩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过度竞争、突破国外贸易壁垒、提高企业整体竞争能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杭州产业出口曾一度遭受冲击，杭州出口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那么，杭州出口优势产业如何发现并解决出口优势产业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如何正确并及时实现出口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市场上拓展新的领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现实问题。本书第五章给出了一种全新的解答。
此外，温州鞋业长期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鞋类产品，但这并不能够阻止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加入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进入全球化市场，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不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温州鞋业陷入“贫困增长”，摆脱依附关系，提升温州鞋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产业竞争重心由产品转向品牌的新形势下，重塑品牌形象，以创新来改变温州鞋“低价、低质”的不良印象，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为温州鞋业的未来发展打造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更快、更好地实现温州鞋业的第三次飞跃，显然也具有一定的宏观经济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第四，纺织业是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产业，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于我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解决社会就业以及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面对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绿色贸易壁垒进一步增强的国际经济环境，企业如何及时调整企业的营销策略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持续稳步地发展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贸易，政府又能为企业出口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我国纺织业所面临的现实且紧迫的问题。而本书对绍兴纺织企业的国际营销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企业出口绩效有何贡献的研究，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第2章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开放型经济的转型问题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普雷维什（1959）的“中心-外围”论。该理论蕴含着这样一个观点：技术是划分“中心”和“外围”的基础，是“外围”依附“中心”的关键，“外围”要进入“中心”获得升级，其首要因素是取得技术突破和创新。显然，就技术进步依赖于先进国家而言，我国与普雷维什所说的“外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所以加快技术创新对我国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波特（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一个国家要保持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可见，以初级生产要素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我国，其外向型经济的未来升级转型需要高度重视和发展高级生产要素。
第三，Gereffi等人（1994，2005）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理论。他们把外向型经济的调整与升级问题，放在全球价值链中本地企业升级的框架内论述，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通过价值链中的动态学习和创新机制，可以逐步改进一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全球价值链有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一般而言，在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中，全球性大买家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个层次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产业升级的次序将会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线索，同时OEM→ODM→OBM的转换被视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Gereffi，1999；humphrey Schmitz，2002）。
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从整体角度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也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归纳起来，基本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一是对转型的必要性研究。其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外需大幅下滑、贸易摩擦加剧、新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挤占”市场份额，以及后危机时代主要贸易伙伴国开始反思和调整产业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开始受到重视等，都使得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挑战（江小涓，余永定，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低要素成本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而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的大量增长推动了土地和劳动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因此，我国以低成本要素价格为基础的“粗放式”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杨先明，2007；蔡昉，都阳，2007）；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自然资源的供给日益趋紧、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等问题，如果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入视野，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不可持续（张卓元，2005；卢映西，2009）。
二是针对我国现行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约束因素以及转型的必要性，一些学者提出了“转型升级”对策建议。裴长洪（2005）认为，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加强自主研究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加工制造业产品中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重视和发展服务贸易，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刘志彪等（2006）认为，中国应当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驱动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嵌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利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江小娟（2006）则强调外资政策导向作用，认为通过有效的引导，FDI 能够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发挥作用，提倡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政策，引导外资并购助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华民（2007）和张幼文（2008）主张通过人力资本培育以及其他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张二震和马野青（2009）认为，危机后我国应继续大力吸引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中国聚集，通过发展加工贸易的本土外向配套产业，构建开放型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创新升级，促进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向“内需主导型”方向转型。
总之，转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怎样的举措可以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使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目标。
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典型代表，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备受关注。为此，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地区和产业，对浙江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行了多方面的透视和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成功转型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第3章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经济从一个相对封闭、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现代的工业经济体并从一个资源和经济小省成长为经济和财政大省。GDp和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国内第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浙江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四次跨越”。
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发展的四次跨越兰建平。关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思考［J］。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起始阶段，浙江依据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体制创新与产业振兴，形成了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为依托的轻小工业体系。这种以日用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轻小工业体系，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前期社会消费需求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尤其是浙江的比较优势，成为推动浙江经济率先发展与持续增长的主要产业载体。
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与战略选择：一个浙江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基于效率增进视角的开放型经济下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关联与外生冲击研究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与要素资源结构变动，三大产业比重出现农业递减，工业和服务业递增的结构性变化。在工业产业中，呈现出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这成为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演化轨迹与发展路径。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浙江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并不显著。2001-2008年，浙江人均工资水平从15770元提高到34146元，增长2.16倍，而同期全省人均GDp由14655元提高到42214，增长2.88倍。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轻小工业体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出现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经济率先发展与产业升级滞后，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低端产业和低附加值产品规模过大，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的制约因素。
浙江省人均工资与人均GDp根据相关年份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在对外经济方面，浙江省抓住全球产业调整的历史性机遇，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分工之中。外资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浙江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200.4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为110亿美元，比2009年分别增长25.15％和10.68%浙江省商务厅网站。浙江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3万家，实际引进外资456.1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6家来浙江省投资兴办外商投资企业（2006）。外资的进入使浙江省经济发展所需的稀缺要素供给增加，丰裕要素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要素回报率提高，从而有助于浙江省比较优势作用的发挥。
但是，目前的外商投资大多数为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即便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也大多数为转移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外资往往不加选择，盲目攀比数量，引进高污染的产业，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也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浙江比较优势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路径依赖现象和产业锁定效应对浙江产业发展的影响。浙江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必然要求压缩与淘汰相对过剩的产能和落后企业，然而资产专用性使之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面临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更为科学合理地评价浙江省产业现状，在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系统中制定相关的产业升级建议，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完成产业升级的目标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基于这一认识，本章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浙江省产业的效率情况进行测度。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经常采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技术关系，即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配合可能生产的最大产出。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生产要素和产出品价格，要求选择要素投入的最优组合（投入成本最小化组合）和产出品的最优组合（产出收益最大化组合），以最大可能的劳动生产率组织生产。这种最优生产状态（即生产函数）所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称为生产前沿面（production Frontier）。但是，实际的生产过程并不全是在最优状态下进行的。从这一思路出发可以发现，浙江省产业升级的首要工作是测度浙江省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前沿面以及各自的提升速率，评估各产业效率的发展情况。对浙江省各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做一客观的衡量。目前，对浙江省产业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以地区或三大产业为分类变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各细分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从产业链视角予以把握。同时，现有关于产业升级的文献主要停留在对经济指标的分析，较少涉及对生产效率的探讨，并没有从一个效率增进的视角对产业升级予以考察。对产业升级的合理建议必须建立在对产业现状的客观分析之上，因此有必要对浙江的各产业以产业细类为标准进行重新划分，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另一方面，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对浙江省各产业的内在关联及外生冲击进行分析。产业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共同市场的竞争，使各产业间存在复杂的内生关系。考察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下，汇率等外生冲击的变动及传导路径的研究，对于产业的升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本章试图将所研究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素都纳入到统一的系统中，以便更加贴合浙江省的产业发展环境。
第4章 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
产业升级的真正涵义应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说，三次产业间的转移就是一个低附加值产业不断被高附加值产业代替的过程。从微观层面来说则是指某产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与效率的提升，进而增加该产业的附加值（孙文远，2004）。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研究；二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三是基于FDI视角的研究。
1.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人Krugman发现，在不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下利用D-S模型研究生产的区位问题，可以解决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学中关于均质空间的跨区域贸易问题，并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解释集聚产生的原因，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Clascser等（1992）和henderson等（1995）发现，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知识外溢，对城市就业增长和产业区位决策非常重要。Audretsch和Feldman（1996）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发现，创新发明倾向于集聚，而且新技术投入越是重要的行业，创新活动的集聚倾向越发明显。Keller（2002）指出，距离对技术外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有地方化倾向，而不是全球化。henderson（1986）和Bccson（1987）指出，生产率水平随着产业规模或者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KOO（2005）运用美国159个MSAs（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中的建筑、采矿设备制造业等行业数据，建立并估计了一个关于集聚和知识外溢的联立方程模型，其实证结果表明，集聚是技术外溢的重要解释变量。
较之国外研究普遍强调集聚效应可能部分来源于某种技术创新的地区性扩散和外溢，国内的学者更多的是在集群或集聚（Agglomeration）的分析框架内，从微观角度探究各种综合因素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动力的激励或抑制因素。陈佳贵、王钦（2005）从演进视角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进行分析，并针对集群发展中存在的行政区划锁定、社会资本锁定和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从如何规避和摆脱锁定状态出发，提出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张杰、张少军等（2007）通过构建一个空间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集聚视角下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间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对双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指出主企业领导型的集群分工模式对于改变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内，普遍模仿和跟随行为盛行所导致的“集体创新动力缺失”困境以及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具有重大作用。张杰、刘东（2006）在组织架构和分工协作体系视角下考察了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四种基本形态，提出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化和升级是组织架构、外向关联度、社会资本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协同转化进程。袁培红、樊浩峰（2005）认为，产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需求效应、产业关联效应、要素共享效应、区位品牌效应、成本节约效应、竞争互动效应等。马萍、刘丽明（2004）从产业流量结构调整和存量结构调整两方面，分析了高科技企业集群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
2.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研究
从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指的是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中的企业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升级过程可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
Gereffi（1999）较早认识到产业升级分析的层次问题，从企业角度，他认为产业升级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在产品层次上的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在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工艺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 Upgrading）、跨产业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Ernst（2001）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产业间升级、要素间升级、需求升级、功能升级、链接上的升级五种类型。一些国外学者还研究了政府角色在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如发展全球物流网络，组织由公共基金资助的研发联盟开发关键部件、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进一步提升信息产业的政策建议。humphrey和Memedovic（2003）通过对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的系统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升级，尤其是零部件供应商的功能升级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张益丰等（2009）则以政府视角为切入点，提出拉动内需根本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政府应积极介入与扶植，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与质量，形成生产者服务业有效集聚，利用产业集聚凝聚竞争力，最终完成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刘志彪（2005）则延续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提出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走出“国际代工”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然选择；认为一些先进企业在提高和稳定承接OEM订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OEM向ODM再向OBM的转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企业转型经营自有品牌，需要在战略上从提高经营效率转向产品差别化和产品创新。为此，社会和政府应当为这些先进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关注某一特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问题。陈劲（2007）从中国珍珠产业升级的主体、驱动力和途径选择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珍珠产业的升级机制，并以诸暨市珍珠产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张来春（2009）通过对国际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地方产业升级内涵的探讨，结合上海汽车产业在当代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分析，提出了促进上海汽车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和对策思路。张向阳等（2005）以温州和苏州为例，探讨了不同产业类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
3.基于FDI视角的研究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者对FDI形成的动因和行为，对东道国影响的探讨与研究也渐趋活跃。Coe和helpman（1995）、Eaton和Kortum（1995）、Keller（2001）等研究指出，一国技术变化往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Gary Jefferson和hu Guangzhou（2005）的研究亦证明了这一观点。他们利用中国1995-2001年的企业数据对专利申请量和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当某个行业中FDI企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每增加10%，专利的申请数量就会增加15%。一些学者将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性渠道进行了归纳，得出FDI主要通过示范效应（Swan，1973）、竞争效应（Wangand Blomstrom，1992；Fredrik Sjoholm，1999）、员工的培训与流动效应（Gerschenberg，1987；pack，1993）、联系效应（Markusen&Venables，1999）四种方式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的结果是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Das，1987）。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对GDp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贡献等许多重要的方面。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有学者指出通过供给政策和深化市场改革则能更为有效地利用FDI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
更多的中国学者则从实证入手，探索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王红领等（2006）收集了中国各行业技术研发与FDI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证明FDI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冼国明、严兵（2005）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且外资在东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强。潘文卿（2003）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1995-2000年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投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太大。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而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外商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外商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相对较大。黄先海、郑亚莉（2000）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等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
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决定于潜在的外部环境。顾永红、胡汉辉（2007）的研究显示，FDI激励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产业技术差距；二是东道国产业的市场结构。刘沁清（2007）就汇率变动对外向型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的微观机制作了进一步探讨，分析了汇率变动的影响通过企业互动，从外向型企业向经济整体扩散的机制。
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已深入到各个视角，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进行研究的统一、规范的分析框架。产业结构升级涉及内容十分繁杂，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有层次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不同的问题上，缺乏整体的研究框架，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整体安排，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二是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待进一步改进。虽然现有的一些研究运用了诸如全球价值链理论、城市化响应理论等新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总体上，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进行一些描述性分析，缺乏规范、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而且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实证研究总体不足。三是研究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措施等表面性问题上，同时大多数研究没有对产业的现状作深入分析，仅停留在对某些经济指标的数值分析上，缺乏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一些深层问题的挖掘与分析。（二）关于产业内在关联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
产业关联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产业关联方式是指产业部门间发生联系的依托或基础，以及产业间相互依存的不同类型。产业间连接的不同依托就构成了产业间联系的实质性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投资联系。学术界对产业内在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劳务联系和生产技术联系两个方面。
hirschman（1958）是最早提出后向和前向关联的学者，他系统分析了关联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定义关联效应为：创建一个行业引起另一个新行业的增长，关联效应具有协同性，多个行业合在一起的关联效应通常大于单个行业内部简单叠加的关联效应。另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跨国公司在本国产业链中的作用，Rodriguez Clare（1996）对跨国公司关联效应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提出跨国公司进入首先会通过后向关联引起东道国上游部门生产变化，导致东道国中间产品生产种类增多，同时通过前向关联导致东道国下游部门有更多的新企业进入并引起东道国生产效率的提高。Markusen和Venables（1999）通过对跨国公司、东道国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和东道国消费品生产企业建立模型得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会对同行业内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同行业内直接竞争效应和需求效应两方面效应，得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催化剂”。Balsvik（2003）通过比较跨国公司四种进入模式的最优利润均衡解，认为只有在东道国本土化采购模式下，才会产生较大的后向关联效应。Javorcik（2004）通过经验分析考察了立陶宛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与上游和下游产业的外资企业进入的相关关系，探讨了外资企业类型与东道国产业关联强弱之间的联系。
在应用研究方面，R。C。Jensen（1998）等利用产业关联方法分析了澳洲昆士兰地区的经济结构；peter W。J。Batey（1993）等基于投入产出关联方法分析了大型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Aniekan A。Ebiefung（1993）将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新技术的选择；Chiharu Tamamura（2002）分析了亚太地区产业关联和出口竞争力的关系；philip Mccann（1998）用产业关联的消耗系数方法研究了产业布局问题。herrera hoagland（2004）探讨了商业捕鲸与海洋生态旅游、国际贸易、商业捕鱼等相关产业之间的关系，Kwaka Yoob（2005）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研究了海洋产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探讨了海洋产业在短期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功能，表明韩国海洋产业存在着前、后向产业关联以及对生产的拉动效应。
较之国外学者在产业关联方面研究的多样性，国内学者的研究则较为单一，大多数以投入产出为分析手段，以产业或地区视角研究产业关联及其影响力。王海英、栾维新（2002）分析了海洋产业和陆地产业的相关性，提出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应当遵循的原则；崔木花等（2006）提出中国在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中，对各产业群内或产业群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和协调性考虑还不够充分，并提出在发展海洋产业的同时必须发展与之相关联的陆地产业。于谨凯、曹艳乔（2007）结合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和海洋产业关联的特点，构建了海洋产业关联的一般模型、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关联模型、海洋三次产业关联模型，并提出针对海洋产业关联的各项指标系数。陈宪等（2006）抽取投入产出表横截面数据，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内在联系，存在动态的互补互动机制。张小兵（2005）利用产业增加值，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计算了江西省各生产性服务行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度。李新、王敏晰（2009）结合投入产出分析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运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对中国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中2001-2005年数据重新整合，测算了直接消耗系数、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等一系列经济参数，定量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间的关联效应，并对其关联效应进行归类和动态分析，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与相关产业部门的关联效应以及波及程度的比例关系。
当然，也有学者以区域为视角进行产业关联的研究。国家信息中心（2005）编制了中国第一份八区域17产业部门投入产出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区域间产业联系的研究。张亚雄、赵坤（2005）利用这份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区域间的产业联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中国沿海与内陆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这两类效应。潘文卿、李子奈（2007）利用投入产出表，提出了一个统一以最终需求为出发点测度各类效应的方法，其研究结果显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彭连清（2008）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首先测算了中国八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由此描述了中国区域之间产业关联的大致轮廓。他认为，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溢出效应总体上还比较弱，不同区域之间产业间关联也各不相同。
综上，学界对产业内在关联的研究都是以投入产出为研究手段，都只是基于各产业间可测量的要素之间的关联，并没有考虑产业间一些不可测量的要素流动所形成的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关联。同时，由于所使用方法的缺陷，实证研究的数据大多数为横截面数据，缺少时间序列数据，无法对产业间内在关联的时间趋势进行研究。
在开放型经济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从全球范围来把握其发展和转移趋势。因此，要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为背景，动态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达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孔令丞，2005）。国内学者对于开放型的研究大多数是在一个开放型经济的框架内，研究贸易开放度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对产业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外部冲击无法进行定量分析。李亚雄、张晓辉（2006）从中国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其竞争优势的表现入手，分析开放经济对中国传统产业集群的影响，进而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产业集群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徐康宁（2001）的研究显示，在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崔大沪（2004）认为，在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内外环境的制约显著加重，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外源性增长质量和内源性增长动因是中国在开放经济中转变战略和提升开放效益的重要环节。杜丹清（2004）对中国零售商业的研究显示，单靠市场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与效率化，必须同时大力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必要的产业扶持、引导与规制政策。黄新飞、谭秋梅（2004）利用14个行业构造两种产业专业化指数，运用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法来分析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开放度的增加，能够提高生产率较高行业的专业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可以说，开放型经济下对产业升级研究的最优框架，应该是将影响产业升级的内生与外生条件有机地融合，充分考虑到影响产业升级的各类因素。同时从上文所述中可以得知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产业效率的提升，一个基于效率增进视角的分析，是研究浙江产业升级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第5章 浙江省产业的效率测度
一、数据说明（一）数据说明与处理
1.产出变量
为衡量浙江省的产业生产效率，本章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浙江省各产业进行效率测度，其中以工业生产总值valuet工业总产值计价单位为千元人民币。为产出变量。由于统计数据中缺少2000年和2001年工业产值的季度数据，我们根据相关的会计计算标准以累计利润与累计税金总额两个数据进行估计得到。
2.投入变量
投入变量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方面，分别用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assetst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计价单位为千元人民币。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labort表示。其中1998-1999年的统计数据只有年末值，因此不纳入本章的分析。同时，2007年之后由于统计数据的调整，只发布每年2、5、8和11月的数据，与2000-2006年的数据有不同的统计口径，因此2007年之后的年份不纳入本章的分析范畴。
3.内生变量
在构建GVAR模型时，所包含的内生变量即浙江省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变化（tech）、技术效率变化（effch）都是通过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以工业总产值为产出变量，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投入变量）计算而得，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测定是通过距离函数测算而得，其假设中暗含了各产业的要素投入比与可能的生产前沿面，由于各产业具有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其可能的生产前沿也不尽相同，因此本章所计算的浙江省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是以全国各省的相同产业为比较对象。在数据处理中如果一省没有相应的产业收要素禀赋的约束，各省区的产业结构不尽相同。例如大多数内陆省区没有船舶业。，则不将该省的此产业纳入DEA的分析中，其本身也不影响生产前沿面的构建。
4.外生变量
Barro和SalaiMartin（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指出，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如FDI的引入，是促进技术扩散和决定收敛及其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此外，技术扩散与地区或国家间的贸易也是紧密联系的，贸易也是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落后者从技术先进的地区进口产品，然后通过模仿学习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这样技术知识便从先进的地区通过贸易流向了落后的地区。Dan Ben pavid和Ayalkimhi（2000）发现，在重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量的变化将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产生较大的影响，贸易集团之内的贸易增加会促进集团成员之间的收敛。即使将贸易集团分为以出口为主和以进口为主的国家，双边贸易同样显示出收敛趋势。如果递增的贸易发生在较贫困国家或区域（主要指出口），那么这种收敛将会加剧。据此，本章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fdit、贸易开放度opent衡量浙江省经济的开放程度。Stephane Dees在研究欧盟经济发展所受到外生环境的影响时采用汇率、石油价格、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三个指标，模拟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本章的研究亦采用相同的方法，选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ext、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t和世界平均原油价格oilt为（弱）外生变量，表示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国际原油价格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署网站，根据EIA的周报世界石油价格加总得到。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根据月度数据加总得到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结合国外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的新进展，选取五种指标具体测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外贸依存度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章采用外贸依存度（International Trade Dependent Degree）衡量浙江省的贸易开放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当期外贸依存度=（当期进口总额+当期出口总额）/当期国内生产总值
在有关浙江省的统计数据中缺少2000-2006年各季度的数值，只有各年年度的地区生产总值，因此本章通过浙江省年度生产总值、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中国2000-2006年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数据进行估计而得通过将2008年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值与2008年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发现估计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很小。此外，浙江省的统计数据中还缺少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本章依据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方法，得到各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值。当期进口总额和当期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因fdit、oilt以美元计价，为此利用同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计价，再以2000年为基期的中国CpI平减指数进行折算，rt也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中国CpI平减指数进行折算。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均是名义变量，因此我们通过以2000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将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量，以排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二）产业整合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十一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我们选取浙江省十一大振兴产业为分析对象，由于十一大振兴产业所包含的内容和通常使用的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不完全一致，并且只能够得到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分类的产业数据2003年始中国开始采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进行产业分类，2003年前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1994）》，新旧分类标准对行业分类有所不同，作者已根据研究需要对1998-2002年的数据进行调整。因此需要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中的相关产业整合为对应的十一大振兴产业，十一大振兴产业与行业分类标准
十一大振兴产业国名经济行业分类汽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汽车制造类船舶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类石化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钢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装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剔除汽车与船舶制造类）电子信息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1994）》没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一分类，2003年之前的数据采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名目下的数据。轻工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有色金属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业医药制造业建材业建材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中没有建材业这个分类。
产业整合的依据主要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中关于各行业的具体说明。其中尽管建材业被列为十一大振兴产业，但建材业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不对其进行分析，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为汽车业、船舶业、石化业、钢铁业、装备业、电子信息业、轻工业、纺织业、有色金属业、医药业十个产业。
第6章 效率和生产率理论
计算生产效率的方法多种多样。在此前对生产率所做的相关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基于Malmquist指数的DEA方法（王志刚等，2006；官建成，何颖，2005；孙巍，叶正波，2002）；二是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顾乃华，2010）。
不同的方法虽然目的类似，然而其原理却不相同，结果也多有差异。在确定技术前沿时，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的DEA仅要求简单的凸性和自由处置（Free Disposal）假设，而无需其他更严格的新古典假设，特别是不需要假设特定的函数形式和经济单位的行为模式。给定技术前沿估计效率指数时，情况则刚好相反。DEA假设经济单位对生产的各个方面有完全控制能力，将经济单位与技术前沿的所有偏离都归因于无效。而SFA则允许随机因素的存在，换句话说，它将生产与技术前沿的偏离归因于两个方面：效率低下和随机冲击。因此，DEA的结果对数据的选择往往十分敏感（Fiorentino等，2006）。本章的研究涉及多个不同产业效率的衡量，固定的生产函数形式无法正确区分不同产业可能存在的不同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我们采用DEA模型来估计各产业的效率。
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是由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1982）所提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距离函数的比例来计算投入产出的效率。这一指数主要通过从时期s到时期t过程中可观察的产出向量和投入向量的径向距离构建，可以将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两个部分，因为距离既可以面向产出，也可以面向投入，所以按照导向的不同，TFp指数的结果也会不同如果在时期s和时期t中，技术有全局规模报酬不变（CRS）的性质，那么这两种方法产生的测量数值结果相同。Malmquist TFp指数关注在一定参考技术下，能生产出产出向量ys，yt所需要投入的水平。
假定向量x表示投入量，x=（x1，x2，…，xn）；y表示产出量，y=（y1，y2，…，ym）；ρ（x）代表使用投入向量x所能生产的所有产出向量的集合。即产出距离函数可以定义为：
di（y，x）=max{ρ：（x/ρ）}（2-1）
假如用时期s的技术为参照技术，那么时期s面向投入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时期s和时期t的定义为：
msi（ys，yt，xs，xt）=dsi(yt，xt)dsi(ys，xs)(2-2)
如果产业在两个时期都是技术有效的，则dsi(ys，xs)=1，并得到式(2-3)说明，在这种情况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只是简单地使用了s时期技术定义的产出距离函数。：
msi（ys，yt，xs，xt）=dsi(yt，xt)(2-3)
同样可以定义基于时期t技术的面向投入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
mti（ys，yt，xs，xt）=dti(yt，xt)dti(ys，xs)(2-4)
由于Malmquist面向投入的指数可以用如参考技术一样在时期s或时期t的技术定义，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将面向投入的Malmquist TFp指数定义为：
mi（ys，yt，xs，xt）=［msi（ys，yt，xs，xt）mti（ys，yt，xs，xt）］12(2-5)
当存在技术无效时，Malmquist TFp指数反映出的可观察生产率水平提高有可能来自技术效率提高或来自生产技术的改进，将式(2-2)和(2-4)代入式(2-5)，Malmquist TFp指数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mi（ys，yt，xs，xt）=dsi(xt，yt)dsi(xs，ys)×dti(xt，yt)dti(xs，ys)12(2-6)
式（2-6）中面向投入的Malmquist TFp指数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mi（ys，yt，xs，xt）=dti(xt，yt)dsi(xs，ys)dsi(xt，yt)dti(xt，yt)×dsi(xs，ys)dti(xs，ys)12（2-7）
式（2-7）方括号外的比值反映了从时期s到时期t过程中技术效率面向投入的测量中对产出的测量，方括号内的两个比值反映了两个时期内技术的变化，用xs和xt来评价。即技术进步等同于时期t的法雷尔技术效率与时期s的法雷尔技术效率之比。式（2-7）中指数的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的测量，是这两个时期之间用xs和xt评价的技术水平变化的几何平均数。式（2-7）中的这两个指数为：
技术效率=dti(xt，yt)dsi(xs，ys)（2-8）
技术进步=dsi(xt，yt)dti(xt，yt)×dsi(xs，ys)dti(xs，ys)12（2-9）
Balk（2001）提出了影响生产率提高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生产率改变的重要驱动力。第一是技术进步，它是生产技术变化的结果，是影响生产率提高最普遍的要素；第二是效率变化，是指公司运用可用的技术来提高公司的效率，通过更有效率地使用投入靠近技术前沿面，以实现生产率的增长；第三是提高规模效率，通过规模效率改变使之移动到运作的技术最佳规模点，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四是在多产出多投入的情况下，产出组合影响和投入组合影响。技术效率的变化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前沿面下的企业学习前沿面上企业的技术（包括管理方式、组织形式）。在技术知识具有正外部性的前提下，如果落后的地区能够学习、使用领先者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则可以减少研发的成本和风险，并提高技术使用的效率，那么落后的地区比技术领先者处于更有利的迅速增长的位置上，结果经济增长就会出现Solow（1956）、Baumol（1986）、Barro和SalaiMartin（1992，1995，1997）所说的收敛现象。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即是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下，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FDI、贸易开放度的提升能够提高浙江省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汇率、利率等国际和国内经济政策因素对产业技术水平提高有何影响。
第7章 开放型经济下浙江省各产业现状分析
（一）开放型经济下浙江省各产业规模现状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产业属性与要素需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产业特征，全面地把握各产业的特征是我们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资本密集度看，轻工、纺织、装备制造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均资本的占有量并不高，而石化、医药、钢铁、有色金属产业人均资本的占有量都比较高，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发现除纺织产业外，各产业从劳动力投入考量的企业规模都在逐渐变小，说明各产业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节约了一定的劳动力。浙江省的十大产业中，只有石化、医药、钢铁三个产业的企业规模较大，其他的产业单个企业规模都较小。然而，一个可喜的发现是各产业的人均资本在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浙江省在逐渐改变自己的要素禀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攀升。（二）浙江省各产业效率情况
本章的研究目的是在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系统中对影响浙江省产业技术水平的内生和外生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对目前浙江省各产业效率情况进行分析。
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可以将浙江省的技术水平情况做一全面的描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反映整体生产率变化情况，若TFp大于1，表示从t到t+1时期整体生产率提高，反之生产率下降；若TFp等于1，表示生产率没有变化。TFp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反映两个时期生产前沿面的移动，称为“前沿面移动效应”或“增长效应”，以衡量决策单元后一期的生产是否有技术进步。若技术进步大于1，直观上表示技术进步，生产前沿面“向上”移动。技术效率表示对目前技术运用的有效程度。运用DEA分析所计算的浙江省各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为了保证数据的统一性通过DEA所计算的季度值加权平均得到。
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虽然浙江省的一些产业在某些年份存在退步的现象，但就发展趋势而言各产业都有良好的表现。各产业2001-2006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均值，在十大产业中船舶、电子信息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较为明显。
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量浙江省的技术水平，各产业均有良好的表现，各产业的技术前沿不断推进，并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纺织、石化、船舶、电子信息的技术进步都达到了1.3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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