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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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枯鉴-千年不二之异书试读：
序言官场达人的心血之作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人，应该不会对“冯道”这个名字感觉陌生。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附近)人，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的辅佐大臣，《新五代史》中说冯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无论朝代如何更换，他都能位居人臣之首，前后担任宰相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古代官场史上罕有的奇观，这与他事君很少谏诤、奉迎上意，不无关系。有人据此认为冯道是个“小人”，从北宋鸿儒欧阳修到今日大家余秋雨，这些代表着主流的意识无不如此论断。除了将冯道其人视作“小人之极端”外，连其著作《荣枯鉴》也被冠以“小人哲学之精粹”。
事实上，身处五代十国那种混乱的环境里，冯道的“小人”做法却恰恰闪显著大智慧的光芒，正是这样的大智慧让他成为了官场的奇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荣枯鉴》是一部有着大智慧的“小人”哲学，它是冯道在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中用心血总结出的人生之道。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真正“忠臣”与“奸臣”，只是政治立场不同，政治利益不同。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冯道能够在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利于不败之地，必然有他正确和智慧的一面，了解他的观点，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在现在的残酷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一章 圆通篇【总述】 “圆通”所讲述的是处世之道。处世之道，有善于变化的，有拘泥执着的，中国古代管前者叫做“圆”，而管后者叫做“方”。就像行车一样，依靠圆的车轱辘，则不论道路如何坎坷，总能无往而不通；反之，车轱辘若是方的，则会举步艰难。人生之途也是如此，善于变化的人处世圆滑，往往四通八达；而执着的人拘泥于一端，常常寸步难行。第一节善恶不拘，圆滑多变【原文】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译文】
善与恶虽然各有其名，但有智慧的人却不拘泥于这些名称；天理中所包含的准则固定不变，明智的人不会放弃它。当大道行不通的时候，善于变化的人才可以没有忧虑。【简评】
原书这一节的主要意思是“变”。外界形势一变，自己的立场就要跟着变，变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政治斗争中，一旦发现情势不妙，就要立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如此一来，任凭风吹雨打，也可以稳坐钓鱼台，永保荣华富贵；反之，如果拘泥执着，认准一个理儿，那么难免要翻船。
因此，善与恶的区分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情况发生变化后，原来是万万做不得的“恶”事，现在就成了“善”事，得抢着去做，反之也一样。所以善与恶虽然名称不同，但只要是私利需要，就可以互换。只要抛弃原则，善于变化，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会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适。【事例】
蔡京是北宋末年兴华仙游（今属福建省）人，他深得宋徽宗的宠信。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他就当了十七年的宰相。
蔡京为人奸诈阴险，所做之事祸国殃民，所以他被视为“六贼”（蔡京、王黼、童贯等六人）之首，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以致后来他被贬往海南岛、路经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时，街上的商贩听说是蔡京来了，不仅拒绝卖食物给他吃，还公开对他加以唾骂，导致他最终在潭州穷饿而死。
蔡京的阴险狡诈，主要表现在他的为官之道上：他虽然位居人臣之首，却是个典型的官场混混。可谓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革当时的弊政。当时的变法，从长远来看，是件“善事”，有利于国家。然而由于变法触动了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遭到强烈反对。
于是，大臣们分裂为两派，一派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称为“新党”；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而要求守旧，称为“旧党”。
狡猾的蔡京在变法还是守旧的问题上，为了自己的利益，立场反复无常。没有人能够确定他属于哪一派，是支持变法，还是拥护守旧？
变法的第二年，蔡京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由于他当时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所以在短短数年内，蔡京由钱塘尉、舒州推官等地方官升为中书舍人，成为朝中大臣。这时的他属于支援变法的新党。
时过境迁，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十岁的宋哲宗即位，政治大权落入身为旧党的高太后手中。旧党领袖司马光成了宰相，尽毁新法而恢复旧法。蔡京看准时机，立刻反水，也跟着打击新法。
新法中有一条“雇役法”，是针对旧有的“差役法”而实行的变革。司马光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恨不得立刻全部毁灭，所以下令在五天之内，废除“雇役法”而恢复原来的“差役法”。大家都担心五天时间过于紧迫，可能无法完工。
当时的大臣章惇坚决反对废除雇役法，更反对在五天之内就要废除干净，为此他和司马光在高太后面前争论，并当着太后的面大发脾气。而此时管理首都开封的蔡京，却在他管辖的畿县内按期完成“雇役法”的废除工作，司马光高兴地呼吁大臣们向蔡京学习：“假如大家都能像蔡京一样卖力，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于是顺理成章蔡京就成了司马光的得力助手，抛弃了新党而投靠旧党，打击新法而恢复旧法。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准备恢复新法，开始起用原属新党的章惇为宰相。蔡京一看风向变化，立即又跟着变化。章惇提议废除旧党的“差役法”而恢复王安石的“雇役法”，但又担心反对意见太多。当把这件事交付群臣讨论时，大家争议不休，久久不能决定。这时蔡京怂恿章惇说：“大丈夫男子汉，做事要果断。下定决心，不要犹豫，直接施行雇役法就行了，有什么争议的？”章惇这才下了决心。这时的蔡京又抛弃旧党而重新成为新党，打击旧法而恢复新法。
宋徽宗即位，也倾向于新法，任命蔡京当宰相，蔡更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谁敢说王安石新法不好，就立刻治罪，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子庙。同时宣布旧党是“奸党”，罪大恶极者是司马光，还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称“元佑奸党碑”，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追贬官职，尚在世者贬谪南荒，许多无辜的人因此死于非命。
蔡京此人，恰如当时一位名叫杨时的大臣在奏章中所指斥的那样，并非真心推尊王安石或者恢复新法，只是把这当作幌子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所以不论是新党、旧党，只要是自己的政敌，就一概排挤，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要守旧；“雇役法”是新法中的一条，“差役法”则属于旧法，这些都截然相反。而蔡京为了一己之利益，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变化不定，用此舍彼，用彼舍此，忽东忽西，朝三暮四，根本没有原则可言，成为典型的政客。但正是圆滑多变，使他在政治斗争中成为不倒翁，当别人纷纷倒下的时候，他却一路高升，直做到宰相。（以上内容见《宋史》、《续资治通鉴》、《邵氏闻见录》）第二节舍弃名誉，爱惜生命【原文】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无咎，逐之无罪，过乃人也。【译文】
爱惜名声的人，反而被名声所伤害；爱惜身体的人，则会保全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名和利本身没有什么过失，所以追逐名利也没有什么错。如果有过失，那是人自己造成的。【简评】
在危机时刻，往往存在着两难的选择：是维护自己原有的好名声呢，还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事实往往是：爱惜名声的人，丢了性命；爱惜性命的人呢，又会毁了原有的好名声。面对着这个两难的局面，到底该怎么办？
冯道认为解决方法很简单：保住性命为上。有的人为了虚名而丢掉了性命，这是错的，很不值得，只有保全性命才是上策。
这就是圆通：无关紧要的时候，要树立名声；而在关键时刻，则必须丢掉名声，保全性命，追求荣华富贵。【事例】
十七世纪中叶，崛起于东北的后金政权大举进攻明朝，攻入关内，逐鹿中原。在这动荡、剧变的时代，到底该如何应对外敌的入侵？不同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
有人爱惜身体，不顾名声，投降了清人，以洪承畴为代表。
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作为明代大臣，率领吴三桂等八大将十三万精兵在辽东迎战清军，却战败被俘。
由于清人久居关外，对中原地势、汉人心理等都很陌生，而洪承畴则文武兼备、谋略过人，因此当时清政府的当权者皇太极非常想收降他，以便逐鹿中原时好有个向导。
洪承畴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软硬不吃，他大骂前来劝降的人，士兵们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吓唬他，他也满不在乎。但他真的会舍生取义吗？
皇太极指派明朝的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承畴大肆咆哮，范文程则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拂拭了好几次，生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他对一件破旧的衣服都这样爱惜，何况是自己的身体呢？他舍得丢掉自己的性命吗？”
于是皇太极亲自去见洪承畴，洪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他当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披在后者的身上，说：“先生冷了吧？”看到皇太极如此看重自己，洪承畴终于叹了口气说：“陛下真是天下的主人啊！”于是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大清。后来清政府入主中原，洪承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得到了重用，顺治皇帝封他为秘书院大学士，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而有人则为了名声节义，宁死不屈，被后人称为“明末文天祥”的南明大臣左懋第就是其中的一位。
左懋第从南京出发出使清廷，被清政府强留于北京，后又被逮捕，关入水牢中。左懋第绝食七天，宁死不屈。他的弟弟左懋泰投降了清朝，前来劝降，左懋第怒责其弟：“你是清朝的高官，怎敢冒充我左家人！”将其骂走。
后来，摄政王多尔衮亲自提审左懋第，台阶下站着不少曾经的明朝大臣，此时他们均已经投降了清朝，左懋第斥责他们说：“你们原来是哪个朝廷的臣民？今日竟然都剃了头发，做出这般丑态！”这些人都羞愧的无地自容。
面对多尔衮的审问，左懋第痛加反驳，并说：“大丈夫男子汉，现在只求一死！”多尔衮说：“你不怕死，真是个忠臣！如果投降了我，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左懋第说：“要我剃头发，不如砍了我的头！”
多尔衮只好命令处斩左懋第，但他仍不死心，派一个投降的大臣在临刑之前问左懋第：“左先生难道不害怕吗？”左懋第说：“不要问我怕不怕，请问问你们这些人羞不羞！”多尔衮许诺只要他投降，就封以王位，左懋第说：“我不要活着当清廷的王，宁愿死了做大明的鬼！”终于就义。（以上见《清史稿》、《三垣笔记》）第三节 不求虚名，但求实利【原文】
君子非贵，小人非贱，贵贱莫以名世；君子无得，小人无失，得失无由心也。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译文】君子并非一定就显达高贵，小人也不一定就卑贱低微，贵和贱不是靠名声好坏得到的。君子不会得到什么利益，小人也不会失去什么利益，得和失不是由人的意愿来决定的。名声虚无缥缈，而利益则最能迷惑人，让人无法抗拒。【简评】
人活一世，是求名还是逐利？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们追求的是大义，因此他们拥有好的名声；而在小人们看来，答案当然是后者。
名声是虚的，但拥有一个好名声又能怎样？名声好，地位并不一定就高，所获之利也不一定就丰厚。有时候还正好相反，君子因为正直、清白，不会逢迎拍马，不能老于世故，所以往往是沉居下僚，甚至穷愁潦倒。
还是逐利实惠些。财产、职位，这些都看得见摸得着，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所以不仅要追求，而且追求时可以不择手段。手段卑鄙无耻没关系，最多只是连累了自己的名声，被别人骂为不要脸，但名声都是虚的，即使有所损害也无所谓。
老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几千年前的哲人愤世嫉俗，所以这话未免说得过了头，但用来概括小人，却恰如其分。【事例】“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陇头行》中的两句诗，意思是说，苏武好不容易归国后，才被封了个“典属国”的职位，不被皇帝重用，他简直是白白在荒无人烟的北方受了十九年的罪。
汉武帝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出使任务完成后，苏武准备归国，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他的副使张胜背着苏武偷偷参与了匈奴内部的一起叛乱，想把单于的母亲劫持到汉朝。不料事情败露，苏武在此时才得知实情，他大惊失色，说：“我们必然要被处死。我作为代表大汉王朝的使节，被关押、审理然后才处死，这简直是辱没国家啊！不如现在就死。”于是决计自杀，手下人拼命拦住了他，才幸免于难。
不出苏武所料，单于果然派人逮捕苏武。在被单于审问时，苏武说：“我作为大汉使臣却被当成犯人受审，虽也许能侥幸活命，但还有什么脸回汉朝！”说着立即拔出佩刀向自己身上砍去，顿时鲜血直流，旁边的人急忙抢救。苏武昏迷了半天，才苏醒过来。单于也被他的节义所感动，认为他是一味忠烈之士，很想收降他。
单于派一个名叫卫律的人审理此事。卫律原是西汉大臣，后来叛变西汉，投降了匈奴，被委以高官。此时他拔出宝剑，杀掉一个犯人，接着举剑威胁副使张胜，张胜立即跪下投降。但苏武却不为所动。
卫律只得将剑架在苏武的脖子上，但苏武大义凛然，面不改色。卫律见硬的不行，只好软语相劝，他说：“苏君，你看我以前叛变了汉朝而归顺匈奴，匈奴对我多好啊！单于把我封为王，我部下的人就有好几万，马匹牛羊满山遍野都是，简直是无限的富贵！你今天投降，明天也就和我一样。否则死在这里，也是白白死去，汉朝有谁知道你的忠义呢？你只不过是让自己的血肉滋养这草原旷野罢了。”苏武不吭声。卫律又说：“如果你投降，咱俩就结为兄弟。否则，你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以后即使你想再见到我，也是不可能的了。”苏武怒骂道：“你作为汉朝的大臣，却不顾国家对你的恩义而投降了敌人，背叛天子、背叛祖国、背叛亲人，我还见你这种卖国贼干什么！”
单于听说此事后更为感动，也更想收降苏武，于是把苏武囚在地窖中，不给他饭吃。天下起大雪来，苏武把雪和节旄上的毡和在一起吞咽充饥，好几天都不死。单于以为有神来帮助他，就把苏武放置到偏远无人的荒芜之地，让他放公羊，说等公羊生下小羊，就让他回来。
苏武牧羊，没有粮食吃，他就吃草，或者挖野鼠吃。但对出使时的“节”，他始终倍加爱惜，不管是睡是起，都紧紧抱在怀里，以示不忘国家。
第二年，苏武的朋友、汉朝的大将李陵被逼投降了匈奴。单于让李陵来劝降，李陵设宴招待苏武，席间，李陵告诉苏武他家中发生了大的变故：“前不久你哥哥苏嘉跟随皇帝出行，管理皇帝的车辇，可是不小心让车碰到了柱子上，碰折了车辕，于是自杀以谢罪。你弟弟苏贤也死于非命，天子命他抓捕一个犯罪逃亡的太监，可是抓不到，苏贤担心怪罪下来，就自己服毒而死。我从大汉出发的时候，你母亲刚刚死去，她临死的时候你都不能在身边尽以孝道。你的妻子没办法，趁着还年轻就改嫁了。你的两个妹妹现在是死是活，下落不明。一家人就这样完了。汉天子已经年老，所以法令无常，动辄杀人。大臣被灭门的已经有几十家，我也不愿投降，可是汉天子把我的母亲、我的全家都杀光了，这是逼着我投降呀！你现在不投降，诚然忠诚无比，可是现在白白地在此受苦，汉朝又有哪个知道你的忠诚？你全家都七零八落了，你这样做是为了谁？”
苏武听到家里的变故，悲痛不已，但他绝不投降，说：“我父子受汉天子的恩德，所以常希望肝脑涂地以作报答，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你不要再说了。”
李陵不甘心，和苏武在一起呆了几天，乘机又说：“好兄弟，你还是听我的话，投降了吧。”苏武把酒杯在桌子上重重一顿，说：“我早就准备好以死报国了，你如果一定要让我投降，那么请结束现在的宴席，我情愿死在你的面前。”李陵长叹一声：“唉，真是个义士啊！我与卫律背弃祖国而投降敌人，罪恶滔天！”于是流着泪走了。
多年之后，汉与匈奴和亲，苏武这才被放回。临行时，李陵设宴送别，宴席上，李陵感慨地对苏武说：“你终于等到了回国的这一天，你不屈的名声传遍了匈奴，也显耀于中原，就是青史上所记载的那些忠臣和图画上所画的那些义士，也比不上你。”
苏武在匈奴呆了十九年，终于回到了故土，当初出使的时候还是壮年，归国之时已是鬓发班白。
可是归国后，天子并没有因为他的忠诚而重用他，只是给了他一个“典属国”的职位，专门管理前来归汉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事务。按照规定，这是个每月赚一百二十石粮食的级别。但他出使时已经担任了“中郎将”，级别是每月一百石粮食。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受了十九年罪，吃草咽雪，回来之后每个月只比以前多了二十石粮食，级别的提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年，苏武的儿子因为别人的一桩罪而被牵连进去，皇帝完全不顾苏武牧羊十九年的忠诚，而把他的儿子处死了。苏武也被牵连进去，法官要治理苏武，幸亏苏武的好朋友霍光执掌大权，才救苏武不死，但“典属国”的职位被免去了。几年之后，苏武因为其它一些功劳官复原职，担任“典属国”。其后，他又担任“祭酒”一职，管理祭祀、宴会等事务。由于儿子被处死了，他跟前连个亲人也没有，还是皇帝发了一点慈悲心，把他在匈奴娶妻所生的儿子接了回来，这才算膝下有子了。
至此，我们不得不感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人们一种天真的理想，现实却往往不如此。苏武忠诚守节，感人至深：为了不使国家受到侮辱，他宁愿自杀；敌人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宁死不屈；他忍受饥寒牧羊，吃草，吃雪，吃毡，吃野鼠，但决不投降；这样艰苦的生活，过一两个月也无所谓，可是他咬牙过了十九年！诚如李陵所说的，他的忠诚节义，传遍匈奴，传遍了中原，也流传千古，到现在，我们还在唱苏武，画苏武，《苏武牧羊》的音乐被改编成琴、萧、扬琴、二胡、埙曲以及歌曲、戏曲等广为传唱。
但苏武有善报吗？没有！母亲死时，苏武不在身边，哥哥和弟弟自杀，妻子改嫁，妹妹不知下落；回国后，只得了个“典属国”的职位，和出使时相比级别差不多，而且接着又被免去，儿子也被处死；之后又当了官，但不过是官复原职而已；升了次官，也不过是管理些杂事，仕途确实坎坷。难怪王维要为苏武打抱不平了。
可是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呢？卫律得意洋洋，从他自己的夸耀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生活真的不赖，比苏武强多了，简直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所以对这种人来说，背上个卖国贼的骂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参见《汉书》）第四节君子小人，角色多变【原文】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君子无及，小人乃众，众不可敌矣。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译文】处于显达之时，或许还可以当个君子，而处于败落之时，就一定要做个小人了。君子就不要提了，小人却是众多的，既然众多，那么就不可以与之对抗。名声可以改变，事实却很难改变，思想可以改变，命运却难以改变。人们不担心做君子，又何必担心做小人呢？【简评】
人的处境由荣变枯时，为了改变命运，品德或行为就应当有所改变。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也应不同：在处于顺境时，不妨做个君子，但在处于逆境时，为了功名利禄，就一定要当小人了，这样，哪怕自己原来的君子名声受到损坏，或者是原来的君子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接踵而来的富贵、荣华却已成事实，不可改变。
为了荣华富贵，要善于变脸，这也是“圆通”。【事例】
元稹，中唐时代著名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他的名篇《会真诗三十韵》和《莺莺传》是后来《西厢记》故事的蓝本，他怀念妻子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名句也广为传诵。此外，元稹在仕途上也很有作为，曾当过宰相。不过伴随着前后仕途的降升浮沉，他的品行也经历了一个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
元稹刚开始当官，嫉恶如仇。
他不顾个人安危，打击不法官员，一见到官员们有不良的行为，便立刻上疏弹劾。后来他奉皇命出使四川，调查到已死的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背法令，擅自对百姓课以重赋，又罚没涂山甫等八十八户百姓的一百多处田宅、二十七奴婢、一千五百捆草和七千贯钱。当时严砺已经死去，可是元稹还是不放过他，上疏弹劾，使其死也不能逃脱惩罚。
后来元稹又调查到浙西观察使韩皋擅自将一个县官打死，他立即弹劾，治之以法。这些人官职远高于元稹，可是元稹毫不畏惧，坚决予以惩罚。
元稹还打击当时作威作福的宦官。中晚唐的宦官之祸非常激烈，甚至连皇帝的废立、生命也被宦官所操纵。
元稹对宦官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出使外地，天色晚了，他就在一个驿站歇息。宦官刘士元也恰好要在同一驿站休息，他来得很晚，可是他看上了元稹住的那件屋子，硬要元稹让出来。元稹早就讨厌宦官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径了，所以坚决不让，他据理力争，说：“先来后到，凭什么要让给你！”于是两人争吵起来。
刘士元有皇帝撑腰，目空一切，他见元稹竟然敢和自己顶撞，勃然大怒，命令手下人踢开房门，强行闯入。元稹见刘士元的人多，急得鞋也顾不上穿，赶忙逃走。可是刘士元还是不放过他，穷追不舍，追上后还用铁锤打伤了他的脸。
元稹被宦官所欺负，但主管的官员却害怕宦官的威势，反而处罚元稹，把他由中央朝廷贬到遥远的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由权力很大、可以弹劾大臣的监察御史贬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参军，而且一贬就是十年。
元稹受此打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混迹官场却要嫉恶如仇，这根本行不通。于是他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发生了变化。
十余年之后，元稹终于被征还朝廷，成为一个小官员。他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转而投靠宦官。
元稹竭力逢迎当时一个有权有势的宦官崔潭峻，对其恭恭敬敬，逢迎巴结，于是崔潭峻在皇帝面前说元稹的好话，称赞元稹诗写得很漂亮，极富文才，然而现在的官职却很低。皇帝听后，立刻破格提拔了元稹。而元稹获取高官之后，宦官也争着和他交结，双方彻底勾结在一起。
元稹还一改以前嫉恶如仇的思想，反过来打击正直的大臣。他和宦官魏宏简勾结，谋求宰相一职，他此刻的心腹大患就是前任宰相裴度。
裴度是中唐名相，为人正直，又很能干，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藩镇叛乱，裴度带兵前去征讨，一路得胜。可是元稹很忌讳裴度的功劳，担心他重新拜相，不利于自己，于是暗中和裴度作对。裴度关于军务的奏折送到朝廷后，元稹等人就扣下来而不上报皇帝，成心想让裴度无法平定藩镇，不能建功。裴度对元稹这种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国家大事的做法非常气愤，就上疏弹劾元稹，痛斥他欺下罔上，破坏平乱大计，是个奸邪之人。
皇帝昏庸，把裴度和元稹都贬了官，可是元稹贬官不久，又升为副宰相。正直的大臣们都很愤怒，集体向皇帝请愿，说裴度无罪而被罚，而元稹有过却处罚太轻。但皇帝偏袒元稹，不理会大臣们的意见，不久还升元稹为宰相。元稹成为宰相后，请皇帝安抚藩镇，对其采取妥协态度，这样做，更增长了藩镇叛乱的气焰，他的目的，则仅仅是为了打击裴度，削弱其兵权。（参见《旧唐书》、《新唐书》）第二章 闻达篇【总述】美好的名声广为传播即为“闻”，而“达”则是显贵之意，此处的“闻达”，主要意义偏重于“达”，即官高位显。
这一章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导人们如何入仕、如何高升。冯道认为，好名声和显贵是不相容的，要想入仕，就势必要抛弃好的名声；而入仕之后，要想步步高升而不是中途跌落，同样也得如此，甚至可以做出无耻行径来。
至于具体的做法，主要有：
对上负责，而不必理睬下级；品行可以无耻，不必顾忌名声的好坏；一定要善于揣摩他人的心思，察颜观色，伺机而动。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步入仕途，继而一路高升。第一节 取悦于上，富贵长命【原文】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悦上者荣，悦下者蹇。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小人悦上，下不惩恶。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译文】
当官不会计较这个人是善是恶，升职也不会在乎他是否奸邪。
取悦于上级的人，其人生往往能荣耀显达，取悦于下级的人，其仕途往往坎坷淹蹇。
君子常取悦于下级，虽然下级纷纷称赞他，但是上级不会惑于他的这种好名声而把他升官；小人常取悦于上级，虽然恶行众多，但下级也无法惩罚他。
下级把刚直不屈视为美德，上级把谄媚自己视为忠诚。正直不屈而不会献媚，上级就要起疑心；献媚而不正直，下级的人就会抛弃他。上级的疑心会祸及到身家性命这个根本，而下级的抛弃只不过是对名声有所伤害罢了。
荣耀显达的人都被称为小人，是因为固守身家性命这个根本而舍弃名声这个细枝末叶的缘故。【简评】当官、升职有窍门，掌握了这个窍门，就能一帆风顺；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和人的品行无关，哪怕是恶贯满盈、奸邪狡诈的小人，只要深得其窍，也一样能步入仕途，步步高升。这个窍门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只对上负责，不必理会下级。
一个人能否当官、能否升职，权力掌握在上级而不是下级手中。那么道理就很清楚了，要想仕途顺利，只对上级负责就行，而下级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则完全不用考虑。
具体说来，对上级，一定要奴颜媚骨，这样就会被上级视为忠诚，如此一来，即使自己恶贯满盈，老百姓也奈何不了自己，因为有上级罩着。大不了，下级会怒骂自己，然而怒骂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一丁点儿损失，而没有生命之忧。
反之，一个人，如果只对下级负责，而经常得罪上级，那他这个官肯定当不久。为什么？因为对下级负责，往往只会得到一些赞美而有个好名声，可名声有什么用呢？上级是否提拔他，标准不是名声的好坏，而是对自己是否忠诚。更严重的是，如果他一味地替下级着想，正直不屈，而不奉承讨好上级，那么上级就必然就会怀疑他是否忠于自己；上级一起疑心，他的脑袋可就悬在了裤腰带上，名声再好也无济于事。
名声和生命哪个重要？当然是生命了，生命如果是大树的根本的话，名声就只不过是细枝末叶了。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必须对上巴结讨好，而不必理睬下面的人。
这就是当官、升职的诀窍，不是深谙官场内幕的人是不会总结出来的，冯道，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官场老手，他的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洞察力之强，令人不得不佩服。【事例】
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头子魏忠贤把持朝政，权势冲天，被称为“九千岁”，他使用残酷手段残害百姓，为非作歹，祸乱天下。面对这种局面，一些朝臣和文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以顾宪成等人为首的政治团体东林党站在普通百姓的一边，坚决同魏忠贤作斗争。东林党成员包括朝廷官员、在野的士绅等，因为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议政，故有东林党这个称呼，他们的政治倾向相对正直、进步，得到了下层百姓的拥护。东林党人纷纷向皇帝上书，请求处死魏忠贤。
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魏的二十四件大罪，比如排挤残害忠良、舞权弄法、残害百姓等，魏忠贤闻知，惶惶不可终日，对杨涟恨之入骨。
左光斗不仅参与了杨涟的弹劾，而且还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同党崔呈秀。紧接着，左光斗自己又写好一份奏章，抨击魏忠贤有三十二条该斩之罪，还没来得及交上去，就被魏忠贤探听到了，于是魏忠贤立刻派校尉前去抓捕左光斗。
魏忠贤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他毫不手软，前后兴起两次大狱，害死了被称为“君子”的东林党骨干十三人。
第一次大狱，魏忠贤谋杀了六人，时称“前六君子”，包括杨涟、左光都等；时隔不久，又害死了高攀龙、周顺昌等七人，时称“后七君子”。
这些人被称为“君子”，当然品行端正，如杨涟与“在朝正直，居乡廉谨”，在下层百姓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所以老百姓很拥护他。在被逮捕的时候，都市数万市民，拥挤在道路上呼喊，差一点就要动手殴打那些抓人的校尉。沿途之上，各州县百姓为杨涟焚香叩头，在关帝庙等地方祈祷他能平安归来。主审官诬告杨涟贪污了两万两银子，要向他追赃。实际上杨涟是个清官，家里很穷，入狱之后，母亲、妻子只好露宿在城楼上，儿子也开始讨饭。于是为了保住杨涟的性命，大家都争着出钱，连菜贩子、乞丐等都抢着捐钱。
左光都被抓的时候，乡亲父老簇拥着他痛哭不已，声震原野，惹得校尉也起了同情心，泪流不止。左光都也被诬以贪污，而被追赃，老百姓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也纷纷自动捐钱。“后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在家乡苏州一心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都全力帮助，所以大家都很拥戴他。在他被逮的时候，好几万人夹道抗议，为他送行。大家点起香烛跪在地上，为周喊冤，声如雷震，惊天动地。激愤之下，为了保护周顺昌，苏州市民冒着被灭门的危险，暴力抗法，打死数名前来抓人的校尉，魏忠贤的同党、此时担任巡抚的毛一鹭藏在厕所里才幸免一死，狼狈不堪。
这些人在老百姓中口碑极好，声望很高，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前六君子”被逮捕下狱后，都受到包括械、镣、棍、拶、夹棍在内的“全刑”的拷打，血溅肉飞，全被毒打致死。杨涟身上被压上沉重的麻袋，耳朵里钉进发锈的铁钉。左光斗全身被狱卒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熨烙，脸部被烧得焦烂，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左膝盖以下的骨头，全都暴露出来。“前六君子”后来相继死掉，每个人都是死后数日才用破席裹着尸体扔出监牢，由于是暑天，扔出来的时候尸体上已爬满了蛆虫。在打死六君子后，魏忠贤一伙还不解恨，竟剔出六人喉骨，烧成灰来下酒。“后七君子”的下场也同样的惨毒，一些人自杀，如高攀龙，另一些人被毒刑残害，如周顺昌。
可见，一旦得罪了上级的话，就要罢官、坐牢甚至被砍头，这时不管下级多么拥护自己，也没有丝毫用处。
相反，只讨好上司，而不管下面的人如何厌恶、痛恨自己，那么照样可以升官。
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就有许多厚颜无耻的人投靠了他，或自称是他的狗、虎等，或自称是他的子孙，即“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这些人无耻之极，令人厌恶。
以“五虎”之首的崔呈秀而言，《明史》本传中说他“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意思是卑鄙狡猾，没有读书人的品行。
他反复无常，善于变化，最初看到东林党人得势，便向其献媚，以图加入，但东林党人讨厌他的无耻，一口拒绝。他为人贪得无厌，到处贪污受贿，所以东林党的高攀龙、杨涟等人上疏弹劾他，并准备将他革职发配。崔呈秀急忙深夜去向魏忠贤求救，他跪在魏忠贤面前，把脑袋在地上碰得咚咚响，哭哭啼啼，乞求作魏忠贤的干儿子。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魏忠贤收了个干儿子，崔呈秀则逃过一劫。
崔呈秀有一套献媚的本领。他提到魏忠贤时，总是称之为“亲父”或者是“殿爷”，一个叫徐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说：“崔呈秀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却认阉割过的宦官做爹！”在朝野纷纷上疏弹劾魏的时候，他却第一次上疏极力赞颂，把魏忠贤说得非常伟大，称其“勤慎奉公，清廉励操”，“一心为国”。在一份奏折上，他说：“为臣我并非向宦官献媚，实在是魏忠贤太伟大了，所以哪怕我受到别人的鄙夷或千讥万骂，也心甘情愿。”这份奏折传开后，朝野纷纷轰笑其无耻。自此之后，很多人纷纷效仿崔呈秀，上疏颂扬魏忠贤。
在打击政敌方面，崔呈秀也成了魏忠贤的得力打手，对魏忠贤的政敌东林党人，崔呈秀就极力打击，积极配合魏忠贤制造“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的大狱，处死杨涟、高攀龙等人。他曾秘密交给魏忠贤一个黑名单，上面写的都是东林党人的名字。于是魏忠贤按图索骥，逐个打击政敌。
由于当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崔呈秀在官场也非常得意，东林党人弹劾他，他反而说后者是诬告，借此打击了弹劾者；过了不久，又升为工部右侍郎兼任御史，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任监察部部长，后者主管纪律检查，弹劾百官，所以权力极大；再紧接着，升为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次年八月又夺取大将袁崇焕击败满人的军功，冒充自己的，升为太子太傅，没隔几天，又加任少傅，并掌管锦衣卫，成为横行霸道的禁卫军的司令；隔了几天，又升为兵部尚书，兼任左都御史，相当于国防、监察二部的部长，一月之内，连升三级，煊赫无比，所以《明史》中说他“势倾朝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呈秀的家人也纷纷高升：他的儿子崔铎不学无术，在老爸的庇护下，却考上了举人；他的弟弟崔凝秀负责浙江地区军队，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女婿张元芳担任吏部主事，管理官员的考核、升降等；小老婆的弟弟是个唱戏的，也担任了一个参将，只比军区司令的级别低两级。（参见《明史》、《酌中志》、《玉镜新谭》）第二节 奸诈无耻，可以荣显【原文】富贵有常，其道乃实。福祸非命，其道乃察。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无羁无耻，荣之义也。【译文】富贵有自己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财富殷实；福祸与命运无关，而由能明察所决定。要想财富殷实，就不要被虚诞的名声所束缚；要想明察，就不要以奸邪的行为为耻辱。抛弃束缚、行为无耻，这是荣华富贵的真谛。【简评】
孔子说，“行己有耻”就可以称为士人，意思是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之心，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然而为了升官发财，有些人常常要要做出无耻之事。
名声和显达是一对冤家对头。富贵荣耀、高高在上的人，往往名声不好，名声好的人呢，却常常贫贱一生。但是何谓富贵？衡量富贵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财富殷实，所以如果想富贵，就要不择手段。至于由此而使自己的名声败坏，则可以不用忽略，因为名声是虚无缥缈的，只有财富才是实实在在的。
要想富贵，还需要明察，只有明察上司的心思，才可以投其所好。而要投其所好，则可以用尽一切办法，哪怕是一些奸诈卑鄙的行为，因为这样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
名声败坏，不必顾虑；行为奸诈，不以为耻。做到了这些，富贵显达就会降落到自己头上来。【事例】
初唐时代，张易之兄弟是女皇武则天的面首，深受宠幸，曾陷害武则天的孙子李重润和孙女永泰公主。连皇族都被他们陷害，其它大臣们更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兄弟两人在当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当时的文人宋之问文才出众，他的诗歌奠定了近体诗的基础，在文学史上影响巨大，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无耻文人，有才无行。
宋之问当时正担任武则天的文学侍从，一看二张得势，就对他们曲意逢迎，想尽办法讨好巴结。张易之本来目不识丁，不会写诗，但又想附庸风雅，于是宋之问就发挥自己的特长，替张易之写。这还不算，他还卑鄙到亲自为张易之端尿盆的地步，时人说起他，都非常厌恶。
张易之兄弟倒台后，宋之问跟着被贬往远方，但他中途逃了回来，藏到洛阳的好朋友张仲之的家里。张仲之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他愤于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独掌朝廷大权，胡作非为危害国家，就和驸马王同皎等人商量，准备暗中用强弩射死武三思。看到宋之问来了，张仲之很高兴，因为是好朋友，他有什么事也不瞒宋之问。不料宋之问在得知他们的密谋后，觉得立功的机会来了，立即让自己的侄儿告发，恰巧宋之问的弟弟也告发王同皎，于是张仲之等人被一网打尽，而宋之问因为告密有功，不仅赦免了以前的罪过，而且还升了官。天下人听说这事后，都为他感到羞辱。
巧合的是，宋之问的弟弟宋之逊告发王同皎，和宋之问告发张仲之的经历一模一样。同样是因为巴结张易之兄弟，后来被贬，也同样是中途逃回，隐藏在好友王同皎的家里。王同皎经常在家里和亲友一起大骂武三思专权蠹国，宋之逊觉得自己的富贵将要来临了，于是就悄悄在窗下偷听。偷听到他们的密谋后，立即告发。于是和宋之问一样被授予高官。
当时人们都很鄙薄这一对哥俩的丑行，大家都说：“宋之问兄弟红色的官衣，是王同皎等人的鲜血染成的。”
宋之问兄弟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惜无耻、不惜出卖好友遭人唾骂的典型。（（《旧唐书》、《新唐书》、《朝野佥载》）第三节 求名勿仕，求官莫名【原文】求名者非仕，位非名也。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译文】追求名声美好的人就不要当官，因为职位不是名声；追求职位显赫的人不要爱惜名声，因为品德高尚不会带来荣耀。【简评】
中国的读书人，其人生道路不外乎两条：一是仕，二是隐。入仕往往和功名利禄紧密相联：得斤斤计较于职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官场险恶，为了保护自己，有时甚至要和别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处理公务，每天和世俗的人打交道。所以一入仕，就难免和“俗气”二字联系起来了，而人一俗气，则名声大跌，因为中国古代所谓的好名声往往是粪土功名、超然世外。
而隐居恰恰能获得好名声。中国古人讳言金钱、俸禄、功名这些东西，所以试想住在山中或是乡下，每天“坐看云起处，行到水穷时”，仰观白云悠悠，飞鸟翩翩，俯察清泉汩汩，游鱼嬉戏，“万事不关心”，忘却功名、俸禄，那么很自然地就要受到大家的称赞了。
所以既然要当官，就不要顾忌什么名声了；而真正追求名声的人，也不会去当官。【事例】
三国时代的魏末到晋初，出现了“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互有交往，都崇尚虚无，蔑视礼法，遗落世事，超然世外，集于山阳（今河南省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饮。他们的名声很大，当时的士大夫都羡慕他们，以之为贤，争着效仿。
但七贤并不都能有始有终。
嵇康始终鄙弃富贵，不改初衷。
司马昭的心腹锺会慕名前来拜访嵇康，他正在大树之下打铁。对这名政界要人，他懒得搭理，故意不理不睬，一语不发。锺会站了很久，讨了个无趣，于是心怀不满，后来诬陷他行为不轨，终于处死了他。
七贤之一的山涛，表面上追求隐逸，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醉心于功名利禄。他投靠了阴谋篡魏的司马氏集团，担任选曹郎，不久又升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山涛既放弃了隐逸的初衷，又想把嵇康拉下水，于是荐举嵇康出来做官，代替自己的原职。
嵇康很鄙视山涛的虚伪，于是写了封信，与之绝交。信中说：“听说你近来升了官，违背了隐逸的初衷，我很不高兴。现在你觉得独自做官有点孤单，就让我也出来入仕。你这样做，就像个厨师一样手拿屠刀割肉，满手都是肮脏的鲜血，还觉得一个人割肉有点孤独，所以又推荐主管祭祀的人来帮忙。因此我写了这封信表明我不愿意当官的态度……阁下不能自己认为礼帽很好看，就强迫断发文身的越人也戴礼帽；不能自己喜欢吃腐败臭烂的食物，就用死老鼠来喂养高洁的凤凰鸳雏……乡下人觉得大冬天在太阳下晒背很是惬意，又觉得青蒿野菜很好吃，就想把它们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心，却不切实际。希望阁下不要像这个乡巴佬。”又表明自己的志向说：“道士说吃白术和黄精，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很相信；在山里游玩，观赏游鱼和飞鸟，我心里就很快乐。一旦当官，这些乐事就都没有了，我怎能舍弃这些乐事呢！”
嵇康终身鄙弃富贵，赢得人们的尊敬。但“七贤”中有些人却有始无终。
山涛最初性好老庄，隐居林下，高名远播，然而内心却向往功名。他的妻子对贫困生活很不满，山涛就安慰说：“你暂时忍几年饥寒，我以后一定能当上三公这样的大官，享尽世间荣华富贵。”可见他最初就有猎取功名富贵的思想，隐居林下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
果然，四十岁之后，他毛遂自荐，自己去见当时执掌大权的司马师，司马师把他比作姜太公，说：“姜太公要出山了吗？”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山涛当时的名气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自己的确想象姜太公一样建立功勋，从而猎取功名。此后他官运亨通，靠着隐居时得到的名声而一路高升，先后当过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侍中、尚书仆射、司徒等高官，深得信任。司马昭离开京城讨伐远在蜀地的锺会时，还把镇守京城的重任交给他。
另一位名叫王戎的人功名之心也非常强，长期担任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高官，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明哲保身，非常圆滑，又很吝啬，贪财如命。当初在竹林中饮酒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得最晚，阮籍笑着讽刺他：“这个俗人又来倒咱们的胃口了！”可见当时大家就认为他“俗”。到后来当官后，他又收取贿赂，事发之后，大家都认为他虚伪。他十分爱钱，经常拿着算数用的筹码，日夜算钱，大家都说他得了膏肓之疾，爱钱爱得不可救药。他的女儿出嫁时，借了他一些钱，很久都没还。后来女儿回娘家，他就阴沉着脸，女儿猜出了父亲的心思，赶快还了钱，他才露出笑容。
山涛、王戎抛弃了当初的隐居理想而步入仕途，也让自己在当时和后世都名声大跌。
追求富贵的人，不会保持名声；而决心保持名声的人，也绝不会追求功名。（参见《晋书》、《世说新语》）第四节 揣摩人心，伺机出击【原文】君子言心，小人攻心，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译文】君子说的是心里话，而小人常研究别人的心理，他们的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果自然就有差别。【简评】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君子因为品德高尚，问心无愧，所以常常坦荡直露；而小人则恰好相反，他们会隐瞒自己的心里话，而专门琢磨别人的心理。
但政治斗争是复杂的，君子有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不妙。因为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时，就会让人抓住把柄而遭到攻击，而且这样做也必然会得罪一些人。
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善于掩饰，经常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盖起来，绝不过早地暴露。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研究别人的心理，然后再伺机出击。这样，对上级就能投其所好，只要获得上级的赏识，官运就亨通无阻了。【事例】
唐高宗永徽六年，围绕着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大事，朝臣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本来，唐高宗的皇后是王氏，但唐高宗宠爱武则天，很想废掉王氏而立武则天为皇后。按照当时的礼仪，皇后是不能被随意废除的，除非她有什么大的过错。唐高宗也知道这样做，必然是阻力重重，但他还是召集几个重臣，准备提出此事。
大臣们中立刻出现了不同的两种态度：以顾命大臣禇遂良、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大臣韩瑷等人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而以出将入相的元老李绩为首的一些人则支持唐高宗。
大臣们来了之后，唐高宗也感到废除王氏的理由不足，忸怩了半天，才提出废王立武的打算。
在此之前，大家已经猜到这件事了，当时禇遂良就对长孙无忌说：“皇上如果要废王氏而立武氏，我一定要极力阻止！”
所以此时一听唐高宗的话，他立刻挺身而出，说：“皇后身出名门大家，而且是先帝唐太宗给你娶下的。作为儿媳，她服侍先帝勤勤恳恳，没有半点差错。当年先帝临终的时候，拉着您的手嘱托我：‘我这个好儿子和好儿媳，就都托付给爱卿了，你一定精心照料好他们两个。’陛下你当时亲耳听到这话，如今言犹在耳，岂能忘记！”“皇后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不能被废，所以老臣我不敢违心地顺从圣旨而辜负了先帝的殷殷嘱托，恳请陛下三思。”“我也知道我这样做违背了陛下的意愿，但是只要对得起先帝对我的恩德以及嘱托，哪怕把我千刀万剐！”
禇遂良说到激动处，把手里的笏板摔到台阶下，愤愤地说：“还给陛下这柄笏！我宁愿去死！”
唐高宗大怒，立刻喝令武士，要将禇遂良拖出去问罪，长孙无忌急忙启奏说：“禇遂良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按照规定，即使有罪，也不能判刑。”这样才救了禇遂良一命。
而李绩等人则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
禇遂良是顾命大臣，他的意见对皇帝有一定的制约力，他坚持反对，唐高宗就不能任意而行。这让唐高宗很无奈，第二天，他对李绩说：“废王氏而立武氏的事，禇遂良坚决反对。遂良既是顾命大臣，我就不得不听他的意见，所以废王立武的事，暂且得搁下了。”
李绩早已摸清了唐高宗的心思，所以早已打定主意，决心予以支持，但他把自己支持皇帝的心思隐藏得较深：在被召见之前，面对着禇遂良等大臣，他假惺惺地表示支持禇遂良，而且还自告奋勇要先向皇帝进言阻止；可见到皇帝后，眼看着禇遂良差点被问罪，他始终缄口不言，而且也不将自己支持唐高宗的心思说出来。但他一直在寻觅机会向皇帝表白，此时唐高宗提出此事，他立刻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呢！”一句话说得唐高宗恍然大悟，立刻下定决心立武则天为皇后，也不管什么顾命大臣了。
另一名大臣李义府也很清楚皇帝心里的想法，当时他因作恶多端，贬斥他的诏书都写好了，李义府很着急。有个叫王德俭的人给他献计说：“皇帝早就想立武氏为后了，只是因为担心反对的大臣太多，所以才犹豫不决。如果你能写上一封奏折，请求立武氏为后，那么升职指日可待，哪里还会被贬斥呢！”李义府大喜，依计而行，果然不仅没被贬，还一路高升。
礼部尚书（负责教育、文化）许敬宗也是如此，他支持皇帝，说：“庄稼汉多收了几石粮食，还想休掉黄脸婆，另外再娶个女人呢，何况富有天下的皇帝！而且陛下自己选择皇后，你们这些外人却来反对，管你们什么事！”
李绩等人因此而更被唐高宗信任，或保住了原来的高位，或得以提升，同时各有财物赏赐。
而禇遂良等人则倒了霉，禇遂良由原来的宰相贬官，一路下贬，第二年就死了。死后两年，又被诬以谋反，于是株连到子孙也被发配到偏远的爱州（今越南境内）。
和禇遂良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长孙无忌、韩瑷，二人都被诬以谋反，长孙无忌被削去宰相官爵，与儿子等一道被远贬黔州（今重庆黔江县），既而又被逼自缢而死，全家被抄；韩瑷被贬到振州，不久朝廷派使者来杀韩瑷，使者到振州的时候，韩刚死去，使者挖开韩瑷的坟墓，验明正身后才回去，其子被发配，全家也被抄没。（参见《旧唐书》、《大唐新语》、《云仙杂记》）第三章 解厄篇“厄”即灾难之意，“解厄”即解除灾难。“闭门家中坐，祸事天上来。”宦海险恶，大家互相倾轧，即使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既不招谁也不惹谁，也难保就能终生平安，更何况那些处于风口浪尖、众矢之的的人呢？所以惊涛骇浪，对官员们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遇到这些灾难后，人们该如何面对？
冯道对此考虑得很周密：
首先，灾难如何产生或者如何提前避免？他认为，只可谋身，而不可忧国，否则必然导致灾难临头。
其次，灾难临头后，如何消除？冯道提出了一些办法，比如：灾难来自上司，就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来自下级，就把错误推给别人；同时还要拉帮结派以援助自己，等等。第一节 谋身者生，忧国者死【原文】无忧则患烈也。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译文】无忧无虑，祸患就很严重了。忧虑国家的人会丧失自身，忧虑自己的人则安身立命。祸患是人们所拒绝的，然而也是人们自己所招来的；祸患是每个人都怨恨的，然而也是人们自己所造成的。君子不作恶事，但祸患常无休无止；小人不做好事，但福庆却源源不断。【简评】《论语》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人如果不考虑长远的话，就必然有祸患出现在眼前。
每个人都抗拒、讨厌祸患，所以每个人都有忧患意识，然而忧患的结果却不一样：有些人能安身立命，另外有些人却死于非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忧患的对象不同。
担忧国家大事，继而为国请命、兴利除弊的，往往仕途坎坷，甚至不得好死，因为他这样做，必然会伤害到既得利益者，而相对于他一个人而言，这些人势大力广，他们的联合反击，后果可想而知。反之，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不用说，他们必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所以，忧患的对象不同，结果也会截然相反，忧虑国家的君子都是些好人，却祸患无穷，只为一己之利益着想的小人无才无德，却有享不尽的富贵。【事例】
春秋时代，吴越争霸，越国最终灭了吴国，然而起初情况却完全相反，吴国几乎就要彻底胜利，不过它却没有一鼓作气消灭越国，结果让对手笑在最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除了越国方面的原因外，这还和吴国的两位大臣有关，一位是忠心报国的伍子胥，另一位是贪财好色的伯噽。
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狼狈遁逃，眼看性命不报，无奈之下只得差遣大夫文种去向吴王夫差求和。文种到了吴国，对夫差说：“亡国之臣勾践甘心给大王当仆人，他的夫人也愿意给大王当婢妾，只求饶命。”夫差心软了，想答应，这时站在一旁的老臣伍子胥连忙说：“斩草要除根，现在上天把越国送给了吴国，大王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的求和。”文种无奈只得回去禀报勾践，勾践心冷如灰，准备杀死家人，然后自己战死。这是文种劝阻他说：“我听说吴国的太宰伯噽深受夫差宠爱，伯噽贪财好色，我去拉他下水，让他去向夫差求情。”
文种带了财宝、美女去找伯噽。伯噽一见这些东西，喜笑颜开，满口答应。伯噽去见夫差，说：“越国已经答应服软了，咱们饶了他们，他们的财宝还不都是咱们的？这对国家有利。否则，越国死战到底，咱们也要吃亏。”夫差被说动了心。伍子胥站在一旁，赶忙劝阻：“大王千万不要相信越国的话，现在不灭掉他们，以后必然要后悔。勾践是个有作为的国君，他手下的文种等人都很有本事，一旦现在饶了他们，将来他们一定要报仇。”夫差不听，收兵而归。
句践有了此番惨痛的经历，就决心复仇，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兢兢业业，勤于国事，越国终于慢慢地强大起来。然而大臣们如文种、范蠡等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地削弱吴国。文种说：“现在吴国和齐、晋、楚等国都有仇隙，我们鼓动吴王不断地和这些国家打仗，就可以削弱他们。”勾践说：“好！”
不久，夫差动了攻打齐国的念头，勾践立刻给伯噽送去大量金银珠宝，请他使夫差下定决心。伯噽果然按照勾践的意图，在夫差跟前说勾践的好话，说勾践很老实，根本不会乘机进攻吴国。
碰巧夫差做了个梦，就对伯噽说：“我梦见章明宫中在蒸饭，可是饭老是蒸不熟，两条黑犬在宫中跑来跑去吠叫，两把铁犁放在宫里，河水浩浩荡荡从宫中流过，后宫里有打铁的声音，前宫中长着梧桐树，这是什么征兆啊？”伯噽受了勾践的贿赂，一心鼓动夫差伐齐，就说：“大王的梦太好了！章，是你高尚的品德彰显于天下；明，是伐齐胜利，名声远震；饭蒸不熟，是大王品德高尚得在冒气；两条黑犬在吠叫，是天下平定，别的国家都来朝贺；两把铁犁放在宫里，是天下平定后，农民们安居乐业；河水流过宫里，是大家向你进贡的财宝多得像水一样漫流；后宫有打铁的声音，一唱一和，是后宫嫔妃琴瑟相和，相处和睦；前宫里长梧桐树，是乐师们在用梧桐做成的琴在奏乐。”夫差很高兴，决心伐齐，而伯噽也发了一笔财，因为勾践许诺的钱也按时到帐。
可是伍子胥却劝阻夫差说：“不行。我听说勾践勤于国事，老百姓都愿意为他卖命，他如果不死，必定是咱们的一大祸害。你不要相信勾践的花言巧语，吴越是邻居，咱们的身边就是越国，所以越国的祸患是腹心之疾，非常严重，要立刻除掉，一刻都不能延误。而齐国离咱们很远，即使胜了他们，也好象得到一些满是石头的田地，一棵禾苗也长不出来，所以齐国的祸患对咱们来说只不过是身体外表的疥疮，不足挂齿。希望大王先灭了越国再说，不必急着攻打齐国。伯噽花言巧语，蛊惑大王，大王可别上他的当。”
夫差不听，出兵伐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败了齐国，回来后他得意洋洋地向伍子胥炫耀，伍子胥却向他泼冷水，说：“咱们的力量被削弱了，这正是越国所希望的。大王别高兴得太早了！”夫差很生气。
伯噽很嫉恨伍子胥，因为在对待越国这件事上，伍子胥经常和自己唱反调，弄得自己好几次差点赚不到钱。他想陷害伍子胥，就对夫差说：“伍子胥看起来很忠诚，实际上却很残忍，他当初从楚国逃到吴国时，连父、兄都扔下不管，以致他们都被楚王杀死，这样的人还能对大王忠心吗？大王以前想讨伐齐国，伍子胥劝阻你，后来你战胜了齐国，伍子胥耻于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用，恼羞成怒，反而怨恨大王。大王现在不防备他，他以后必然要造反。”
这一说，夫差也对伍子胥半信半疑起来，就命令后者出使齐国。伍子胥看到夫差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知道吴国将亡，就趁着出使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一个熟人照看。夫差听说之后很恼火：“伍子胥果然心怀异图！”于是在伍子胥出使回来后，就派使者赐给他一把剑，令其自杀。看着宝剑，伍子胥苦笑着说：“当初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后来又是在我的扶持下你才当了国君，为了感谢我，你甚至要分一半的的国土给我，我坚决不接受。这样的人，会谋反吗？！唉，忧国者丧身啊！我死之后，后世之人一定会公正地评价我是个忠臣而决非叛贼。”转过身来，他气愤地对前来送剑的使者说：“我死后，挖下我的眼睛，高悬在城门口，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攻入吴国！”说完就自杀了。
伍子胥一自杀，伯噽非常高兴，因为再也没人和自己平分大权、再也没人阻碍自己的生财之道了。而最高兴的是越国，因为终于可以安心地实施灭吴计划了。不久，勾践先后两次发兵攻打吴国，夫差大惊，没想到越国果如伍子胥所言打了过来。越国第一次伐吴，吴军大败，连太子都被杀死。
第二次伐吴，吴国一败涂地，夫差命使者向越求和，说：“臣下夫差，对大王说句肺腑之言：以前我也曾打败过你，可是我没把你赶尽杀绝。恳请你看在以前的份上，也饶我一条命。”勾践心软了，想答应夫差，范蠡在一旁说：“以前我们被打败，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但当初是你自己不要。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我们能违背天意吗？我们大王卧薪尝胆，为的就是今天！我们一共辛苦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了你都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话来消灭我们，这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啊！”文种说：“夫差有六件大错误：其一，伍子胥忠于国家，却被杀死；其二，伯嚭愚蠢而贪财，逢迎拍马，却深得信任；其三，越王以前杀死了你的父亲，后来被你打败，你却忘记了父仇而饶恕了越王……有这六件大错，难道夫差不该死吗？”勾践还是不忍，勉强让夫差当一个小官，夫差感到羞辱，他说：“我老了，不能侍奉大王了。”他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说：“我没脸到地下去见伍子胥。”就自杀了。
林则徐的诗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来忧国忧民者，因为只想到国家和人们，而丝毫没有为自己考虑，所以往往不得善终，而偏偏那些善于谋身的人却能飞黄腾达。（参见《吴越春秋》、《左传》、《史记》）第二节得罪于上，归罪于己；得罪于下，推罪于人【原文】上不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译文】使上级对自己深信不疑，不是小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使下属不埋怨自己，不是君子也无法如此。如果得罪了上级，那么不要向上司辩白，而归罪于自己，这样就可以保全生命；如果得罪了下级，那么坚决争论，把罪责推给别人，这样才可以免除灾祸。【简评】
在官场中，难免会得罪别人——或是上级，或是下级。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也有窍门，得其窍者安然无恙，不得其窍者，轻者丢官，重者丧命。那么窍门在哪里呢？
得罪了上级的人，不管错在自己还是错在上级，都不要向上级争辩，而要把一切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一来替上级减轻了罪责，相当于溜须拍马，二来也显示出上级的伟大。即使自己因此而显得能力不足，但上级通常都喜欢使用庸才而忌讳英才。如此一来，就可以使上司永远信任自己，自己则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有可能高升。反之，如果争辩不休，那么就意味着想开脱自己而把错误推给上级，这是上级所万万不能容忍的，上级一发怒，自己就要倒霉。
得罪了下级，处理办法正好相反，不管错在自己还是错在下级，都要尽力争辩，哪怕是强词夺理，也一定要把错误推到下级身上。因为如果把错误归之于己，那么上上下下的人就都会对自己有意见，上级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下级会因为自己出现过错伤害了他们而埋怨不休，上下都不满，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仕途也就基本上走到头了。合理的办法是，一定要把责任推给下级，这样就能开脱自己，而让下级成为替罪羊，纵使他对自己有怨恨，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又能奈我何！《论语》中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君子责求自己，而小人总是责求别人。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先找自己的错误，而冯道“创造性”地把这句话拆开：有些时候要自责，有些时候却要责人。【事例】
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一个著名的奸相。
严嵩能当上宰相，除了青词写得非常好，从而博得了迷信道教的嘉靖皇帝的欢心之外，还得益于他的另一套手段，即一旦不小心得罪了皇帝，便立刻引咎自责，从而重新获得信任。
嘉靖是前任皇帝明武宗的堂弟，所以许多朝臣死抠礼法规定，坚持要求皇帝把自己的亲生父母称为叔父、婶母，当时嘉靖皇帝对这种荒唐事很不高兴。最后嘉靖胜利，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为兴献帝。过了许多年，他更得寸进尺，又准备将兴献帝的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迁入太庙，跻在他的前任皇帝明武宗之上。
刚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嘉靖很不高兴，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的文章给大臣们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后悔不已，他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得罪了皇帝。不过亡羊补牢，要想补救还不算晚，于是他立刻全部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意见，不仅从言辞上附和嘉靖，而且付诸于行动，精心筹划兴献帝神主进人太庙的礼仪。果然，皇帝很高兴，这事一结束，就赏赐给他很多钱财。
严嵩因此骄横起来，大臣如果要想升官的，就必须得贿赂他，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跟着一起受贿。这引起了御史台的注意，御史台专掌监察，因此他们上疏弹劾贪污的大臣时，常常首列严嵩。
嘉靖皇帝刚一见御史台的奏章也怒气冲冲，他痛恨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人，但是严嵩自有他自己的避祸之术，那就是每次被弹劾之后，都先进宫，跪在皇帝面前认错，承认自己罪不可赦，唯求皇帝开恩，看起来十分可怜。每次一这样做，嘉靖皇帝便怒气渐消，开恩赦免，不予追究，因为一来他认为严嵩挺诚实的，没有欺骗自己，二来这么多人攻击严嵩，至少证明他没有结党，而结党比贪污更能损害朝政。
严嵩靠着这些，把持朝政二十年。可见，祸事来自上司，就要引咎自责。
反过来，祸事如果来自下级，那就要把罪责推给别人。
三国时代的曹操是一个计谋多端的人，他有一次曾用卑鄙的手段地破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军变。
在一次行军打仗中，军粮快吃完了。曹操很着急，就问管事者说：“粮食眼看就要吃光了，怎么办？”管事者说：“好办，把分粮食用的斗改小一点，以后给士兵们分粮食的时候用小斗，不就行了？”曹操同意了，说：“好。”
没想到后来士兵们发觉了这个秘密，大家都很愤怒，认为主将曹操在欺骗大家，克扣军粮，于是群情激昂，有一些人甚至要叛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曹操很镇静，他看到士兵们人多势众不好惹，就想了个办法，把肇事责任全都推给管事者。他对管事者说：“你看情势危急，士兵们眼看就要变乱了，所以我想借你一件东西来应付大伙儿，不然的话，这局面就难收场了。”管事者说：“借什么？只要是我有的，绝不吝惜。”曹操说：“借你的头。”管事者大惊！
曹操杀掉了管事者，砍下他的脑袋让士兵们看，同时告诉大家说：“责任全在管粮食的这个家伙，他用小斗分粮，目的在于中饱私囊。我作为主将，对这事一点都不知道，不关我的事。”士兵们相信了曹操的话，都很感动，认为曹操铁面无私，对曹操也更忠心耿耿了。（参见《明史》、《三国志》）第三节拉帮结派，消灾解难【原文】君子不党，其祸无援。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译文】君子不拉帮结派，所以大祸临头时就没有人来施以援手；小人靠利益结交了许多人，那么即使形势本来对他就已经很有利了，也会有人来帮助他。小人失去了道义，不会受到惩罚；而君子一旦大祸无法解除，就必然身陷困境。君子不会改变他这种处世方法，而小人那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简评】
冯道认为，混迹官场，必须拉帮结派。《论语》中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合群但不结党。反过来，作为一个小人，就必须要结党了。
中国古代的官场，拉帮结派的现象非常多。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宦海中从容遨游：上头有同党，自己就可以节节高升；一旦不小心被贬官，也不用担忧，因为同党会营救自己的。这还不算，即使形势对自己已经很有利了，也照样会有人帮助自己。这就是小人们的得意之处：锦上而有人添花。
但正直的人一般是不这样做的，因为结党是为了营私，而正直的人心地无私，心里只有国家和老百姓，他们把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自然也就不注意结党了。但是这样一来，自己就会很孤单，当大祸临头的时候，没有人会来帮助、拯救自己，所以到最终很可能身陷困境而无法自拔。这就是君子们的悲剧：雪中而无人送炭。【事例】
唐代后期的朋党之祸表现得非常严重，大臣们结成党派，互相攻击，水火不容，而且党派之争根深蒂固，以至文宗皇帝感叹地说：“消灭河北的叛贼容易，消灭朝廷中的朋党却太难了。”
当时朝臣分为两派，一派是牛党，代表人物有牛僧孺、李逢吉、李宗闵等人，另一派是李党，以李德裕、李绅、郑覃等人为代表。他们互相争斗，一个党派中的某人执政大权后，必然会做两件事：一是党同，将同伙升职或由地方官选拔到朝廷中；二是伐异，打击另外一个党派的人，将其贬职或者赶出朝廷担任地方官。另外一个党派中的某人上台执政亦然。
我们以牛党为例。
先来看看牛僧孺的宦海经历。牛在唐穆宗长庆三年任宰相，但很快就落职，离开了朝廷，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蕲黄观察使等地方官，在湖北一带镇守了五年，郁郁寡欢，他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朝廷中去了。然而机会总是有的，不久的太和三年，同党李宗闵担任了宰相，在李的极力推荐下，牛僧孺终于由湖北地方被召回了朝廷，而且在李宗闵的斡旋下，重新担任了宰相。
再看李宗闵的宦海沉浮。李太和三年任宰相，太和七年被罢职，出任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尹、山南西道（今陕南、川北一带）节度使等地方官，到第二年又任宰相。出任宰相不久，因为救自己的同党杨虞卿而被罢官，贬为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市）长史。在处州呆了四年，同样郁郁寡欢，以为将要老死此地，然而同党杨嗣复当了宰相，极力主张起用他。
杨嗣复太和七年担任尚书右丞，然而李宗闵在这一年罢相，改由李党的李德裕任宰相。李德裕立即把杨贬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当刺史。开成三年，杨嗣复时来运转，担任宰相，于是立即营救自己的同党李宗闵。
前面说过，李宗闵是为了营救同党杨虞卿而被罢相的。杨虞卿在太和二年担任吏部员外郎，是个六品小官，因为渎职而被罢免。受此打击，热衷于荣华富贵的他，不免垂头丧气。但这一年刚好同党李宗闵和牛僧孺担任宰相，在他们的的全力帮助下，很快就又被起用，而且官职比以前还要高，担任谏议大夫、左司郎中等。过了四年，又升为给事中，虽然级别不是太高，但管辖范围却非常大，可谓节节高升。太和七年，李德裕拜相，把他贬为常州刺史。不过一年之后，党李宗闵担任宰相时，又把他从常州召回，任为工部侍郎，官越做越大了。原因就是他和李宗闵是同党。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李宗闵简直把杨虞卿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一般。
拉帮结派的好处，于此可见一斑。
而不结党，则必然要倒霉。唐代党争非常激烈，但也有人不参加朋党，不过这些人的仕途就坎坷多了。
以著名诗人李商隐为例。李商隐最初以文才得到大官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认为他是个人才，就全力培养他，让他在自己手下做事。不久又给他盘缠，让他进京赶考。
李商隐考中后，河阳（今河南省洛阳）主帅王茂元也欣赏他的才华，不仅给了他一个职位，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不巧的是，令狐楚属于牛党，而王茂元属于李党。李商隐既被令狐楚欣赏，又得到王茂元的青睐，于是无端被卷进党争的旋涡。他本来无党无派，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党都对他有意见。
王茂元不久就死了，李商隐失去依靠，他来到京城，很想得到个职位以养家糊口，但一直不能如意，于是四处漂泊，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曾来到当时被认为是偏远落后的桂林，投靠驻守此地的官员；又曾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手下谋生，还到过梓州（今四川三台）任职糊口。其实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担任宰相期间，李商隐接连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请求看在以前的情分上给自己个官职。但是令狐绹认为他属于李党，一直不答应他。
李商隐才华出众，如果他能参加一个党派，那么至少在这个党执政时，他会有一段好日子过。然而他却无党无派，又无端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以至终生潦倒。（参见《旧唐书》、《资治通鉴》）第五章 交结篇
人处于社会之中，不可能独来独去，而必须与他人交往。扬帆于宦海之中，更需要深谙交往之道：如果交往得法，就可以一帆风顺；如果交往无术，难免要船翻人亡。
那么，交往时应注意些什么呢？冯道总结了几点：善恶皆交，敌友常易；贵不贱人，贱不自贱；示人以愚，韬光养晦；暗中结交，陷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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