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利安（作者）,卓立（译者）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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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试读：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中庸》序

我们才刚观察到“淡”的某个特性，这个主题就往四面八方开展了。原则上，该主题对不同的知识领域彼此之间的界线毫不在意，因为“淡”意味着“中”，所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的起点，并且使它们互相沟通。“淡”的特点是它无法被任何一种特殊的决定因素固定下来，因此能够变化无穷。“淡”的主题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断更新，从未受到局限，儒、释、道三教使它更丰富。它表达了音乐﹑绘画﹑诗词等多种艺术所共同具有的理想。

为了说出“淡”——其特点便是拒绝有特点，它不引人注意而且含蓄——，我们当然应该试着不作衡量。因此我克制自己，不把这种直观发展成一个纯粹的知识客体，我也将引文出处和参考书目放在页脚以及书末的注释里。然而这样的精简手法并不等于简化，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需要简化的，可是事物的淳朴性倒是很难说得出来的。我们的时代讲求文化标准化，它是在文明和“文摘”之间“来回转换”的时代。可是，一旦人们不再耐心地注意观察每一个词义在历史中的特殊演变过程，那个词就失去了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读者尽可能地靠近本书中所举的例子和所引用的文本，希望读者们能自己体会什么是“淡音”（son fade），什么是“淡义”（sens fade），什么是“淡画”（peinture fade）。但愿读者也能有最大的鉴赏空间，容许他自己解释个人的体验，又能从远处观看各种文化，并且在文化之间渐渐找出可以对照的要素。“淡”这个问题，我十多年前就开始思考了，但只将它局限在我的博士论文的一章中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该问题却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跨越了好几个研究场域。正如中国人不断重复说的，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分辨各种味道”，“最难分辨的”就是“中”（“道”）之淡。然而，“淡”是永远品尝不尽的。第一章[1]表达形式的改变

人们首先会以为这是个悖论，因为颂赞淡，欣赏淡而无味却不欣赏有味，这简直与人们最直接的评价准则背道而驰，且以压倒常理为乐。然而，在中国文化里，“淡”被视为一种价值。尤有甚者，它被看作品性，“中”（centre）之性，“本”（base）之性。在中国古代思想当中，不论是为圣人作象或是论道，“淡”这个主题早已非常重要，因此孕育了中国人的美学传统。中国人所发展的艺术美学，不仅因为这种对“淡”的直观而更有深度，同时也使众人对本质上的“淡”更敏感。是故，人们有必要借由声音﹑诗词与绘画，使“淡”显露并且传达它。“淡”就变成了体验。

当我们内心里曾经视为矛盾的事物转化成显然的事实的时候，当平淡在我们西方人的眼中转变成另一种表达方式而有了不同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才会顿然觉得中国文化变得熟悉﹑亲切多了。当我们超越我们思维的机械反应并且挣脱了我们的文化束缚，而看见淡“可能”蕴藏的正面性渐露端倪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中国了。至少进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髄，那不是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也不是最讲究的部分，而是最淳朴﹑最基要的部分。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问题所提供的方便。我们不从理论的架构去作比较，因为那是使用多少有点复杂的方法（例如将“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面对面作比较），把我们所以为然的事物并列观察。我在此处所作的对照，不需要媒介，直接在个人内心里进行。这只是在我们的判断里去感知另一条可行之道。可是这条道路在什么程度之下才算是“不同的”呢？我们越研究这个题目，就越发现它开始时虽然使人困惑不已，然而追根究底，它仍然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因为它也存在我们里面。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75年从中国旅行回来，他的旅行[2]报道只有几页，随后由克利斯丁·布尔括出版社以《中国怎么样？》这个煽动性的标题出版了。我们记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巴特也到中国邻近的日本旅游，巴特很欣赏日本人的表达形式。可是，他就中国之行所写的寥寥几页，只表达了他对中国的保留态度和他的“沉默”。他对中国的欣赏不在于发现了其他的表达形式（因而是另一种“释经学”），而是指出了这个国家似乎缺乏表达形式，因为他在中国观察到人们对意涵的贪婪“暂时搁置”（suspendre，他在文章里强调该词）了：

我们把象征性的表达形式的骚动拋到脑后，面对一个极广大﹑极古老又极新的国家，那儿的人民表达意涵的方式非常简朴，简朴到甚至罕见。从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新场域，极微妙的场域，或者说得更准确（容我冒险使用这个词，也许稍后会修正它），一个平淡的场域。

巴特此处“冒险”（risqué）使用了“平淡”（fadeur）这个词，这做法其实是颇有意思的。他既要表明，他特别舍弃了其他比较常见的词而选用“平淡”，又要事先宣告该词只是暂时使用的权宜之字。巴特曾企图将表达形式倒转成正面的平淡，但是他不敢——或不能？——做到底。他稍后在同一篇文章里用“一个比较准确的词”来取代“平淡”，他说：“中国很平静。”（见鬼！“文革”快结束时，中国可能平静吗？）巴特很可能对中国传统中“淡”的主题之发展情况一无所知，但他却观察到某个东西，并且在短短几页里将它当作唯一的主题而尽可能地发挥。那个东西是，中国不是“色彩缤纷的”，它是“平板的”，是“平庸无奇的”。他的那些话含着某种“沉默的”东西，虽然“友善”，却不免“冷淡”。简而言之，对巴特这位深爱修辞学的人士而言，中国是“文”（prose）。

今天，我们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因为即使该文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作者倒是尽力不多作说明（毫无疑问地，那是由于巴特觉得自己身为“左翼知识分子”，有必要支持“文革”），我们却看到作者提出某些非常正确的观察结论。他所作的第二种说法（“中国很平静”）试图尽力补救第一种说法（“平淡”），但是无法（也不该）补救得完全，因此有一些句子就出岔子了，例如，政治上“批林批孔”运动更加严厉，产生“欢欣的铃铛”在我们耳边“叮当作响”……“某个东西”（Quelque chose），某个他不应该才刚刚感觉到就随意表述的东西，而且还是那种只有他给予解释读者才能了解的东西。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引用黑格尔（Hegel）的话。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义》中介绍孔子，说这位（“中国人当中”）“最著名的哲人”（请参见纪博林（J.Gibelin）的法译本第241页），犹如一个次等的西赛罗（un sous-Cicéron）。他认为孔子和其门徒的交谈，基本上可以简单地说是道德教训，或是“平淡无味的”指示。黑格尔写道：“道德仅止于良善诚实，可我们不期待这样的道德教训中会有任何深刻的哲学探索。”更谈不上“思辨”！“对我们来说，孔子的教导没什么可采撷的。”

西赛罗的《官员论》或许比孔子所有的著书还有价值，对我们也更有益处。孔子的书都很啰唆冗长，好像教条宣示书。

黑格尔的结论是，如果考虑到该智者的名声，“最好没翻译过他的著作”。

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很容易就看见那些显得“平淡无味的”（当然此刻按照该词的负面意思来理解）地方，这是因为《论语》里既没有理论上的定义，也没有逻辑论证的推演，亦即它没有建构任何学问。《论语》里只有简短的轶闻﹑精简的问答和生活轶事：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3]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朱熹（中国思想集大成者）是中国最有权威的经典注释家，他对这段话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子路不回答，是因为孔夫子的圣人之德吗？（译者按：朱熹注释原文：“抑亦以圣人之德，实有未易名言者与？”）在朱熹所提出的回答里，他认为孔子将其生活大致分成两个时刻：一是追求探索的时刻，孔子发愤研究以至于忘记其他的事情，甚至忘了“饮食”；一是“喜乐”的时刻（必须明白孔子在探索研究当中抵达了，找到了），这种喜乐让他满足到了忘记一切“忧愁”的地步。我们注意到，该文中并没有标明什么是孔子所追求的，也没有指出使他感到快乐的对象（此处不涉及某种知识——即使是“绝对的知识”——，甚至也不涉及可以被定义的“某个事物”，可以从个人的内在体验中抽出来而当作一个“客体”独立展现的）。重要的是，那两种时刻互相交替出现，更准确地说，两种运动——憧憬和内在的满足——彼此交替作用着，使生活流程得以依照某种节奏进行，两种动作同时充满整个生命。“忘记饮食”（但不是苦行者般地拒绝饮食），“忘忧”（而仍然担天下之忧），因为想要提升自我而激发生命的发愤与超越之逻辑，竟然导致孔夫子对自己莞尔——他忘记了人的天然限制，也不知老之将至（不过，从那时候起，老之将至已经不重要了）。孔夫子没有把自己说成是圣人或贤者，他不说明他的学问或生活现状，这不仅是出于他的谦虚，也因为只有上述的两种时刻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对他才有意义，因为该张力不断地更新，也因为该张力无穷地持续着。对他而言，那张力比任何——总是暂时的——结果还重要。这种持续想要超越的欲望，就在它自身里面找到它的目标（“乐以忘忧”），因此使生命在进步中保持青春。

朱熹在其注解当中劝诫说，人们对孔子的这番话应当“深味之”。因为，在淳朴的话语背后，我们“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此处可是与黑格尔认为孔子的话语像道德教训般的啰唆冗长完全不同），因为世界最基本的能力和其“奇妙的”更新，难道不正是这种无限地坚持到底的能力吗（一切的道德性便从此产生）？不正是这种过程——因为“纯正”，就是既不偏差也不停滞——总是向前进行并且“从未中断”，难道会是别的事物吗？“纯亦不已之妙”是中国人要说及事实根本的结构时所使用的最古老的说法。除非身为圣人，无人可以持续地满足这个唯一的却是彻底的要求，因为孔子对他自己的形容，使我们达到所谓的“天”（作为绝对的真实），不是用思辨方式，也不是用寓言式的转换方式，而是单纯地让意涵自然地持续发展。

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学者宜致思焉。（《四书章句集注》）

这本中国人无比尊崇的书里出现这样的评语，使我们相当惊讶。朱熹稍后也对下面的句子进行注解：[4]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此处只是一个细节（作为单独的诠释对象）。朱熹注解说，我们倒可以很容易归纳出“此见圣人气象从容”，他并不鄙视唱歌这件事，而且总是愿意向他人学习。我们同时看见圣人“诚意恳至”（夫子总是想在实际操作当中，使他的能力更切实地发挥），“而其谦逊审密”，因为他不怕凸显出其他人的能力。朱熹如此解说：“盖一事之微，而众善之集，有不可胜既者焉。”他再一次以非结论的方式结束此段注释：“读者宜详味之。”

从思辨的观点（请参看黑格尔的看法），那被认为是“平淡无味”的事物，岂不也因此被揭示成最有色有味的事物吗？那第一眼看起来是最平淡的事物，因它太平凡也太乏味，所以不引人注目，然而这个特点正好提供了最丰富而且多样的变化，因此是可以有最远的发展。意涵从此不再关闭，而是开放的并且虚位以待（disponible）的。应当培养自己有这种阅读艺术，就是让意涵“融入”读者里面，要远离论证上武断的逐条逐点的说明以及强调用词的做法，让一切可能的意思自由自在地交融相通，准备随时应和任何微小的感觉所作的邀请。如此，我们才能投入一趟永无止境的更新旅程。“淡”的主题使我们渐渐远离理论，但是我们不应该反而跌落到神秘主义里。当然，我们过去的习惯是，理智绝处则信心开始。中国人虽然不赋予“淡”一种抽象结构，也并非所有的论说都拒绝谈论“淡”，因而直接进入了不可言说之中。

有了“淡”，我们就留在可感的范畴当中（当然，“淡”倒是把我们推到可感的世界之边缘，亦即它最微不足道之处）。即使“淡”不引人注意，它却是具体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一幅山水画里暗示“淡”。

[1] 原文“Changement de signe”，本章开端就引述法国探讨“表达形式”的学者罗兰·巴特，作为重新解读“表达形式”的极佳切入点。“signe”一般译成“符号”，然而根据作者朱利安的解释，当“signe”用在交通标志或实用性的指示标志的时候，译作“符号”是正确的；但是人文科学研究上的“signe”，表示“表达形式”，而不只是作为实用性的标志符号。作者认为“表达形式”比较贴近罗兰·巴特“signe”的意思。本书中提及该词的时候也是“表达形式”的意思。（译者注）

[2] 《中国怎么样？》（Alors la Chine？）（1975），后来收入巴特的《中国旅游札记》（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Paris，C.Bourgois，2009。（译者注）

[3] 《论语·述而》。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97—98页。

[4] 《论语·述而》。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101页。第二章[1]淡的山水

画的前景有几棵树叶稀疏而纤细的树，那是唯一看得清楚的植物。围绕着这丛树，矮矮的岩石这儿那儿间隔着，形成河岸轮廓；对面岸上轻描淡写的山丘，将这个鸟瞰视角拉向远方。水之空白占据整幅画的中央部分，与其呼应的是天空无底的澄清。终于有一座茅顶，由四根柱子简单支撑着，这是人迹唯一的指标，但没有人藏身其中（图一）。

这幅山水的用墨极淡，墨色的变化也很小，它整体上是平淡的，笔触不甚明显，而且经常与物体形状混合。画家或者省略了许多细节，或者笔画清淡模糊，不像一般人那样让远近有所不同。在这幅画中，近和远基本上是一致的，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那是“互相照映”，在观者眼里，它们是同等的。于是观者的视线均衡地从画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只有纤细的树枝连接了河的两岸，维持画面上的各种层次。没有任何笔触冲动到可以干扰画中的宁静，没有任何装饰线条也没有简单的舒适笔画，可以挪去整体画面的平淡无奇。与此同时，画面如此清晰而没有不透明之处，如此超脱而毫不凝重，这样的山水却有属于它自己的贯通道理，因此不同于众多模仿它的作品。画中所呈现的形象确实都有它们各自的体积：墨点这儿那儿凸显出些许青苔，几笔浓墨也这儿那儿更清楚地画出事物的轮廓。无一事物追求煽动或引诱，无一事物力图挽住观赏者的目光，或强人留意，然而它仍然是一幅十足的山水画。中国艺评家传统上用“淡”这个字来概论之。图一 淡的山水（一） （倪瓒画作，1372年，台北故宫藏）

河岸边几棵树，一片流水，似有若无的山丘，一座无人迹的亭子，这就是名列元朝四大家之一的倪瓒一生所画的大同小异的山水。他似乎对这些绘画题材也不表示任何特殊的重视，相反地，他要表达他内心里对所有特别的题材以及所有的可能动机的“漠然”（détachement）。单调的﹑单线条的山水反而涵盖所有的山水，一切皆融于其中，互相吸纳。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倪瓒的画风总是追求更单纯﹑更朴素。他年轻时有一幅画于1339年的作品，画面上河的两岸彼此还相当接近，岩石也结实而厚重，茅屋顶下隐约看得见人影（图二）。但是他三十多年后又画了一幅整体构图类似的画作，其上树丛和山丘却显得朴素多了，中间保留给流水的部分扩大了，亭子里不见人影了（请回看图一）。

我们相当熟悉该画家的生平，知道他的遭遇使他特别更向往“超脱”（dégagement），使他更趋向“淡”。倪瓒丰硕的家产容许他过着审美家的生活，直到四十岁。他在庄园里建造了一栋书斋，收藏了稀有善本书籍﹑古铜器﹑珍贵的古琴，当然还有一流大师的画作和书法作品。他只接待他的朋友，他生活在一个万物纯化、净化的世界里，其中无一物是粗俗的（他甚至可能有洁癖）。然而，14世纪蒙古人占领了中国，当时的政府对人民的勒索越来越频繁，对私人产地的课税也日益繁重。为了逃避太烦人的财务烦恼，这位画家决定改变他的生活模式。他卖掉家产，将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都用来旅游，游历于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有时轻舟摆荡，有时宿于道观寺庙。他放弃他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避免越来越沉重的课税负担，因为在动乱时代当中，越有资产的人承受的社会负担就越重。此外，倪瓒还可以躲过每一次中国改朝换代之际都会伴随而来的政治动乱。但是他并不因此把自己关在严峻的孤寂之中，他不与世界隔离。倪瓒虽然脱掉了物质包袱，却不否认它们的存在。他自由自在而居无定所，任由宁静的流水推动他的轻舟，从这个朋友处旅游到另一个朋友处，他在一个毫不强求的并且总是能提供机缘﹑乐趣无穷的世界里前进。他画中山水之淡，不仅展现一种艺术效果，还表达了智慧，淡然的生活是一种理想。图二 淡的山水（二） （倪瓒画作，1339年，纽约，约翰·柯劳佛收藏）

[1] 原文“Paysage de la fadeur”。（译者注）第三章[1]淡—漠

倪瓒的传记指出他晚年深谙道家学说，并说他与观想派的茅山道士私交甚笃。我很清楚，将一种生活方式冠上某类学派的名目，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在中国。我也晓得，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开学说教义的抽屉，是有点太容易了（事实上，是众多抽屉一起构成学说教义的），好像我们能从那里找到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直觉，这直觉伴随着我们的思考而且终究超越了它们。尽管如此，淡的主题，仍是在与道家思想那最初也是最终极的“道”相连之后，才在中国有了特殊的意涵。“淡”的确受惠于该观想学派的几个关键性的表达方式。淡的主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将各种价值观全面颠倒，必能唤起事物的本质。

事实上，古代的道家哲人认为，现实的底蕴本身，在其圆满和无穷尽的更新之中，对我们所显示的是一种“淡”和“无味”状态（“淡乎其无味”）。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2]足闻，用之不足既。

凡味道都使人垂涎，同时又令人失望；它只诱导过客“停步”，“引诱他”，但没有满足他。味道只是一种直接而短暂的刺激，一如乐器发出的声音，刚刚听见旋即消逝。与这些肤浅的刺激相反的，我们要上溯到总在开展而从未停留于任何具体呈现的“取之不竭”的源头，它从未让感官完全逮住，它超越一切特殊的实现，并且富有潜在的能力。

每一种实现都意味着限制，因为一旦成为现实，就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的演变。所以，那只能是一种定型的味道，被它自己无法改变的特点限制住了。反之，当没有任何味道出现的时候，“品味”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它不能被定型，它溢出了偶然性之外，而向各种可能的变化敞开。

于是产生了矛盾的语言，并且明显地与一般的判断相反，例如圣[3]人“味无味”，甚者，“为无为”及“事无事”。这是因为智慧就是，感知对立的事物绝不会被闭锁在其各自的独特性里，它们不停地相依相通。相对的事物当中一方的存在，必须依靠另一方的存在才能成立，每一种现实只是它们之间互相生成的过程。所以，艺术与智慧，就是在互不干预之下，让两极互相引导，必能更充分地利用两极转复的活力所构成的那种内在于现实的逻辑。不要在处境变得确实很困难的当下，才去谋求解决那些“困难”的方法，而应该事先预想那种情况的发生，并且在事情还容易处理的时候就加以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急于马上立下“丰功伟业”，而应该从事物最初阶段着手，因为最初阶段会按其自身之理自行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该在味道里寻找味道，因为味道基本上都是相对的，一旦被隔离出来就不再让人辨认得出了。然而，一种味道会从与它对立的“淡而无味”的阶段出发，逐渐变成一种真正的味道。在变化过程中，淡而无味会顺从某种味道，此味道会因此敞开自己，超越它原先的范围，因而永无止境地进展。

我们对事物感觉到的“淡然”，正符合我们内在“漠然”的能力。中文“淡”这个字，意谓“淡”也意谓“漠”，不分主体和客体，确实叫人思索不已。从此时此刻起，“淡”赋予对立以广阔的内涵，因为味道把我们牵绊住，而“淡而无味”则使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前者缠累我们，使我们神志模糊，使我们依赖它；后者则把我们从外在世界﹑从感官的刺激﹑从一切虚假而短暂的强烈感受中释放出来。“淡”使我们从短暂的迷恋中解脱，去除一切令人疲倦的喧哗。我们的内心能领会世界的“淡”的同时，也重新获得平静与泰然，而更自由自在地随着现实世界的转变而变化。当我们的意识不再受到各种味道的干扰，反而懂得察觉出那用于分辨所有差异的“本质性的未分[4]化”（indifférenciation essentielle）的时候，世界就重新向该意识的主动性敞开。焦聚和障碍就会消失，七情六欲的过分圈定和事物的累赘捆绑也会消除。一切就悠然自在地合作共事。

这可不是一种离群索居者的道德观，因为该教导首先就有政治意涵，它涉及了政事的处理。一则道家寓言说，“天根”（Racine du Ciel）来向殷阳的“无名人”（Homme sans nom）求救，问他如何治理人民。“无名人”先责骂“天根”打扰他的清修，因为他正准备“将与造物者为人”，“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乎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天根”再问，“无名人”就回答说：[5]

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漠然”的阶段就是一切的本源又是一切的终归。“淡然”的美德正好将我们的心神与事物那更基本的漠然阶段结合起来。在没有任何一种味道会比其他的味道更吸引人﹑更令人喜爱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潜伏着的可能性维持在“平等”状态（这就是“齐”的含意），让生存内在的逻辑自然运作。唯有“偏离”才是纷争之源，唯有优宠才是有缺陷的。偏爱与优宠使自然的运作失去它的透明澄清，使事物之间合宜的分配因此混乱了。与此相反的，那对天下一切事物表现出同等漠然的政府，由于政府内在的淡漠，拒绝一切的干涉，因此维护了具有调节功能的内在性，而天下治矣。

于是，一如“虚”﹑“静”﹑“漠然”﹑“无感”或“无为”，[6]“淡漠”是现实底部的特征，作为一切存在的根基。所以不应将缺乏味道或漠不关心看作一种缺失，甚至不该从讲究“绝对”的否定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它。因为导致漠然而超脱的“淡”，正是那自由绽放之道，是自然而成的事物的道理。“淡”把我们放在离神的启示最远之处。我们记得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丟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节﹑“路加福音”14章34—35节﹑“马可福音”9章50节）

此处，“盐”既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也是显示差异的表达形式，甚至代表决断的对立。从前人为了强调盟约的不可毁坏和被人信守的性质，就说“盐的盟约”。人们以前也说“食用宫殿的盐”以表达一个人归属于他的主人。但是此处我们对现实的领会，却没有因任何的呼吁而提升，也没有因任何的讯息而更有味道。外界没有投射任何意义，也没有加添任何多姿多彩或是诱人的事物。“淡”以十足的正面特性造就“自然”。

[1] 原文“Fadeur-détachement”，“détachement”主要表示“脱离”，此处特别有“脱离而超越，不关注事物”之意，现代汉语中“超脱”最合适。不过，作者有意指出“fadeur”具有“淡漠”双重意思。译文中将按上下文译作“漠”或“超脱”。（译者注）

[2] 《老子》第三十五章。

[3] 《老子》第六十三章。

[4] 此处的“本质性的未分化”指的是，人们所以为的差异，其实在根本上都有尚未分化的状态，就是道家所称的“无”﹑“浑沌”﹑“囫囵”等等。（译者注）

[5] 《庄子·应帝王第七》。

[6] 《庄子·天道第十三》、《庄子·刻意第十五》、《庄子·胠箧第十》。第四章[1]“中”的价值

思想史所作的图示化，常使我们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截然对立。这好比从前的人一方面向往个人的内心生活，另一方面得面对社会生活的要求。然而，我相信中国人的“淡”可以使我们跨越那种区分。正因如此，“淡”的潜力无穷。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对儒道两家的关注﹑概念或语言上的差异可以置之不理，我们倒是受邀到那些差异之外去侦察出那两派思想赖以形成但从未被质询过的“理[2]所当然的默契底蕴”（fonds d'évidence）。我们不再停留在他们所提出的论证，而是去探索那支持他们的论证并且容许他们对谈的事物。因为对“淡”的看重不只是出现在道家对本有自然的歌颂，同时也可见于儒家对圣人的描述之中。

事实上，儒道两家对人们惯常说的“天地之本”，即万物之“根”，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儒家和道家一样，并不将“存有”与表象对峙，或者将“可理解的”与“可感觉的”分开。此处，他们都没有“形而上”的考虑（至少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他们的哲思是没有本体论（ontologie）的。我觉得，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相对于希腊思想而言），必须从这点出发。就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在面对现实时，不会问什么是真正的存有（“在其自己”（l'en-soi）﹑“理念”），并且未曾被迫改变；它会探问什么是变化内在的贯通道理，并且赋予流变自身的过程逻辑。是故，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从最细微而难察觉的阶段到最明显的阶段，阐明种种现实所共享的“能力”（德），该能力使世界可以不断地更新，生活也因此不停地开展。那么要提出的问题将是，那种效能究竟来自何处？那使一切能和谐运作的规律性来自何处？

对儒士而言，那容许大自然的流转（就是“天”）生生不息并且润物无间的，一如容许圣人继续实践其德行并且永不疲倦地激励万物的，就是天和圣人从不偏离其所行之道，也从不偏倚一方。因为凡是偏倚，就不完整。因此相较于每一种现实内在的沟通﹑激起和回应能力——亦即持续反应（“感通”之义）——，而总在变化过程当中，偏倚就代表断裂或后撤。生命力的沉溺萎缩以及众多的屏障和阻碍，就阻挡了现实的流转不息，因而导致事物和人的意识蒙昧与呆滞﹑“麻木不仁”并且没有生产力（不过，除了这些偏离之外，倒是没有别的“邪恶”）。不论是天还是圣人，唯一的美德就是绝对不任由自己受到“阻挠”（entraver）。该美德的条件是，在每一个时机里都保持“中”，因为唯有“中”才让人可以对全局作出合宜的反应，因而避免了过度与不及，同时又提升整体“成”（faire advenir）的能力。

所以，儒家的理想一点也不是谨守中间的“平庸”（médiocrité）——那是畏畏缩缩的谨慎——，人们往往将“中”和“平庸”混淆了。儒家的理想也不可被归纳成亚里士多德式的“中介”（mesotès，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Etique à Nicomaque），II，5），因为这种“中介”只是道德性的，只适用于“情感”和“行动”。儒家的理想，乃建基在我们对“每一种性（toute nature）在根本上是‘中’（neutre）”的认知上，不管那是宇宙之性或是人之性。因为人是来自超越现实之本源（即“天”），他自然会处于这个完美的“中”里面（在他内心的各种情感尚未发展之前），他只需要让自己的感受[3]维持平衡和谐，以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只能在“中”的价值里找到现实之所系，那就是不偏不倚，不偏爱以某种形式呈现，而是在自身里保存它那十足的兴发能力。在儒家的眼里，一切真正的功效正是源自该“中”之道。就是这“中”之道成就了圣人那恒定的“淡”。

的确，“中”如何导出某种特殊的展现？它能被察觉吗？它没有非此即彼的特质，也没有过犹不及的倾向，但是尽管“中”之性内在于一切的事物里，却仍然可被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没有察觉到它，这是因为它普遍存于万物里（一如“道”之普遍存于万物里），于是它只能与自己一致，永远不会显现差异或间隔。人们常说，能“明白这点”的人“少之又少”，因为“中”之性没有任何独特的表征，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味道”，而且与事物之常态融在一起。那是“平凡”（banale）的德性，那是最有价值的又是最普通的，一切因它而成，只是人们从未注意而已。如果从人的行为来说，“中”是最难达到的目标，然而它是最平常的理想，就是那种“匹夫匹妇”皆可拥有的理想。孔子本人大力反对崇尚奇言怪行，认为那太肤浅了：[4]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真正的圣人是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同样的道理，古代的兵书告诉我们，优秀的战略家也没有什么可颂扬的。真正的圣人日日行道，在近旁，在家里，如此自然，以至于他的行为优点从不招人注意，也不提供任何表征或显眼之处。优秀的战略家以一种令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使对立的情况逐渐缓和，以至于众人不会以为，问题之所以能解决必须归功于他，大家也不会把解决问题这件事说成是他的成就。真正的功效总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相反的，凡是引人注意的事物只是幻象罢了。圣人与战略家抗拒那种哗众取宠而肤浅的行动，他们讲求一种日久深远的影响。一边是，属于特定的而彰显自己的事物，譬如“味道”；另一边是，属性散漫而隐藏但是更有操作力的事物，譬如“淡”。

因此，圣人之德不外露。这是为何圣人的素象一开始就有内在的蕴藉丰富与外表的黯然失色之对比。

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5]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德性越不显则越能绽放，它拒绝外露因而更显得完美。可是我们不能误解圣人这么做的动机。他那么做，绝对不是出于选择谦卑，而是因为这份矜持乃是其道不厌的条件。“简”和“温”正是本真的保证，这与味道相反，因为味道的强烈及其诱惑人的力量，必定使味道殆尽。这便是君子之道，“淡”而不“厌”。

下面的句子似乎也肯定“淡”的那种意涵。远必从近开始。《中[6]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这段引文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极端的——离得最远的——结果，总是在我们的近旁从最简单的开始发展的（“知远之近”）。我们已经看见，圣人之道极其平凡，只能渐渐地达到有味道的地步（就政治而言，德之善自近而远地散布，从家里扩及天下）。“知风之自”暗示着，圣人之道散发之后的影响，比它单独被察觉时还广泛而且持久。因为味道的品质，不在于味道的特殊性或是它被人强调的那种性质，而在于它对周围环境所具有的熏化能力，和它穿越我们的力量。最后，“知微之显”向我们透露了，真正的味道并不是一种粗生状况，而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叫人越来越可以感觉得到，它越来越袭人，结果是，从最矜持的状态逐渐发展到最宏大的临现。

因此，圣人不让真实的种种面貌各自分开独立呈现，他不把演变过程的各个阶段分开，他不使它们互相对立。相反地，他知道那些对立的极端彼此是相通的，他知道一切只是正在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就是说在发展过程当中。自此，我们看到“淡”有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就是显示那种恒常的过渡性变化。味道产生对立和分辨，“淡而无味”却使现实从不同的方面互相联系，使它们彼此敞开而沟通。“淡”揭开它们之间共享的特性，因而透露它们的本质。“淡”是整体的调性，它使人的视线投向最远之处，使人去感觉世界，去感受超越个人狭窄眼界的“存在”的真正向度。如果“淡”是智慧的味道——唯一可能的味道——，那可不是因为放弃和失望，而是因为“淡”是基本味道，是万物的“本”味（celle de la racine des choses），最本真的味道。

[1] 原文“Le sens du neutre”，“neutre”常被译作“中立”或“中性的”，然而作者建议译成“中”。对他而言，《论语》里“中”的意涵最贴近此处的“neutre”。“sens”表示“意思”﹑“意涵”﹑“意义”或“价值”，作者认为此处“价值”比较接近他的想法。（译者注）

[2] 根据作者解释，“fonds d'évidence”的“fonds”含有双重意涵：“底部﹑根底”（fond）和“资源”（fonds）。“évidence”指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熟悉到没想过要质问的“理所当然”。此处的“fonds d'évidence”指的是儒家与道家所共享的“默契底蕴”，是他们从未察觉到的也没想过的“理所当然”。（译者注）

[3] 《中庸》右第一章。

[4] 《中庸》右第十一章。

[5] 《中庸》，右第三十三章。

[6] 《中庸》右第十五章。第五章[1]社交中的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这句话特别可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这点又是中国人的一种共同直觉，因为它最终成了谚语：“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如果学派之间在使用该谚语上有所不同的话，那只是表达方式﹑意图或使用的场合有所不同罢了。

道家对这点所作的戏剧化安排则充满讽刺，故意要引起争议。下面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对生活失望的孔夫子，他前去拜访一位年老的智者（肯定是道家智者），向他诉苦：

孔子问子桑虖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2]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

对于孔夫子的叹息，那位道家老者用一则故事回答他说：“假国有人逃亡时，宁愿舍弃价值千金的碧玉，而背负着初生的婴儿逃命。”（原文：子桑虖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他提出的理由是，连结人与碧玉之间的是“利”，而连结人与婴儿之间的则是天性（“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夫以利合者，迫穷祸害相弃也”，可是，对于以天性相连者而言，在同样的恶难当中，却把他们之间拉得更为紧密了（“以天属者，迫穷祸害相收也”）。事实上，整个故事的重点就在此处，不因利益而相收的人将来也不会因任何理由而分开。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此处的批评再一次以道家的观点出发，反对一切违反自然率真之性的行动。而涤尽机心的淡，才是真纯的保证，所以处之淡然的人绝不会犯该毛病。反之，社会的规范与我们被文明所填塞的一切虚假的价值观，在我们内心里燃起了种种纯是人为的并且经常大大变动的利益模式。如果小人之交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甘若醴”，这是因为小人之交是凭靠该利益模式运作的，它的“甘若醴”很明显是假惺惺的。这则寓言的作者以孔子的转化来总结该故事，停止了那种装腔作势和假道学：

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

该寓言虽含讽刺，但注重礼仪规范的儒家也鼓吹淡然的人际关系。这是出于人本身的真诚及其对他人的信实（“信”之意涵）。君子不会欺骗，他只说他能做什么。一般的礼貌举止其实最远离礼仪真正的要求：

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3]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此处的行事风格与故事背景都改变了，与道家那逍遥自在﹑傲然不群﹑言词讥讽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采可离得远呢。即使那位严肃的君子没有大放光彩，他本身的深度仍然存在，更准确地说，那就是他具有的平凡的深度——平淡。当君子没有能力给他人实际的帮助的时候，当他无法以实际的行动去表达他对人的关怀的时候，他就不佯装关心别人。君子不是行动胜于言词的人，小人却汲汲要给人好印象。那种甘甜的味道很吸引人，却是假装出来的，因为缺乏正直和严谨。人们只有在含蓄﹑谦虚﹑谨慎的基础上才能“成就”不欺骗并且可靠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只有在自己能够掌握的事务上才能真正作出成就，并且相信唯有实际成就的事务才值得我们深思熟虑（这绝对不是落入道德至上主义的陷阱里），相信事实终究会证明我们的选择。儒家对“成”的关注，先前表现在他们与“天”的关系当中，犹如人内在对自然的感受能力，同时也显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对我们而言，他人淡然的态度是一种真诚的保证，而且与“中”这个绝对处处通行的价值会合。

[1] 原文“La fadeur en société”。（译者注）

[2] 《庄子·山木第二十》。（译者注：下两段文中的引文皆出于同一处）

[3] 《礼记·表记》。第六章[1]性格的平淡

我们不一定只从道德的观点，我们也可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颂赞君子之淡。“淡”必须是我们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因为只有“淡”才能使一个个体同时具备所有的能力，并且随时随地证明他所拥有的能力。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性”，就不再是那具有普遍性并且来自生生不息的以超验为依据的“人之性”（“天命之谓性”）的才性。此处所谈的“性”，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可以经由[2]对每个人的举止，甚至从他的气色或颜面的仔细观察中分辨得出的。这种观察更具实验性，它强调主观的鉴赏和判断（即“品”的意涵）。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我们所谓的“上古”而建立了中华帝国，它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之后，人们对评价个人的才德就越来越感兴趣，于是逐渐以等级来品评官吏。那之后，人们以类似的方式，以“上”﹑“中”、“下”三等来品论书法家﹑画家和诗人的不同才华。可是我们看到人才当中以“平淡”为首：

凡人之质量，中和为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3]材变化应节。

唯有个人的“平淡无味”，才能使对立的质素互不排斥。正如上面引文的注解说：“唯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则不能甘矣，若酸则不能咸矣。”因此只有“平淡无味”的性格才能确保多面向的完整性格，使个人得以毫无阻碍地随其所处的情境而应变。引文又说：“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与此相反的，错误就出在，当某一种才性胜过另一种才性而变成主要的特征时，会再次出现“偏”，也就是倾向某一边，恶便自此产生。

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其所能地体会中国人对平淡无味的独特心理，他们抗拒肯定单一才性而忽略其他的才性；还有，他们以“不下定论”来肯定个人性格的全备性的选择。任何一种才性，都不应当推展到强烈地独占一个人的整个性格，而应当顺着性格来发挥它。最理想的情况，不是那些尽力要达到同一目标的英雄主义式的投注，而是个人保持一种虚位以待的状态，如此，他就与世界的脉动协调并且毫无阻碍地收纳那些脉动了。因此，与其拉紧某一种特殊张力而企图使所有内在的能源涌现于眼前，倒不如让那些能源处于休息状态，因而维持它们彼此之间的平衡而完全融入平淡。

在中国，这种关于平淡的教导，特别被应用到从政生活上面。我们知道中国文人都有出仕的怀抱，他们因此只能在当官和辞官退隐之间作选择。由于他们的人格倾向都没有过度地发展，所以不会出现特别往哪一个方向突出的情形，他们总是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儒家的圣人“能”投入政治生活，也“能”以最大的弹性并且视当下时刻的[4]需要而退隐。我们或许认为那是“机会主义”的心态——那的确是某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不可以误解那个作为那种“机会主义”的基础的伦理意义。我们所重视的一切美德，不论多么珍贵，都会在人的内心里造成一种固定状态而阻碍人格的更新，也会使人的主观性的自由处理陷入停滞状态，因而造成人性贫瘠而难以结出果子。与此相反的，圣人因他本性里的平淡，就能拥有一切的美德，但又不陷溺在任何一种美德里。通过投入或者远离政治生活，他总是随时随地准备好要泰然地面对各种紧急状况。这就是顺天道，天道即使看起来经常变化，却永远不偏移。

因此，我们就不会对上文中的分析所得出的下面这个结论感到惊讶：

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在中文里涵盖“听”与“看”双重才性。上文中已经让人看到以平淡为性格之本，只有当个人内心处在平衡之下，他的每一种美德才得以发挥作用。“聪明”一词指出人的聪明能力，是听觉与视觉和谐的结果，也就是内外感应互通的结果，是阴阳协调的结果。人性格内在的互补不应该只是基本的“五味”（即中国人的“五行”）之间的调节，还在每一种才性里面起了调节作用（譬如，刚直与柔和之间，温顺与坚定之间）。我们也要注意，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并不一定对被强调的那一方有益处，反而是对它不利。因为一种才性在变得越来越庞大﹑越粗厚的过程中，它就限制了本身的应用场域。当它更柔和时，它会以更“精致”、更“微妙”（“精”之意涵）的方式发起作用，而且绝不会受到阻碍。

这个在心理学上对淡的颂赞，也能在字义上找到证明。所有内在的品质都有其固定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形式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将该品质表现于外，譬如“仪表”﹑“态度”﹑“姿态”，甚至脸上的“表情”，声音的强弱﹑高低，或是眼神。于是，一个里面拥有一切德性的人所流露出的神态就都顺乎自然，不会显露任何一种特点，所以，在别人眼中，他没有任何特殊的性格。关于这点，有很精彩的说法：[5]“五常既备，包以淡味。”《人物志》的注者明确地说：“而以无味为御。”人的性格之表现虽不明显，但是澄清﹑净化、清澈。

至美的个性是无个性，圆满即平淡。与此同时，这种对一个看不见的现实“可感觉的表象”（征）﹑对“精神的向度”（神）具体的说法，和对与之呼应的各种“象征化”（象）所具有的新关怀，说明了中国人在公元3世纪左右，在宇宙观﹑道德观以及政治观上，开始摆脱了对现实的统一看法。那时候，人们也开始从纯粹的角度来欣赏万象，“淡”的意识在审美上从此开始发展。

这种对平淡人格的欣赏，不只是来自心理方面的推论，因为在魏晋时代的人物传笔下也可以看到那种赏识，我们在那些态度冷淡而从[6]容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内涵也显露在中国的雕塑上，那时候来自佛教的灵感首度绽放的光彩，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石窟里的佛教雕塑当中观赏得到，譬如大同石窟。喜龙仁（O.Siren）[7]如此写道：“脸形平而淡，罕有隆起。”那些雕塑的灵感来自中亚的键陀罗造形，但是完全“没有古典凝重的风貌，没有洗练的感觉”。不过，喜龙仁也写道，脸上的隆起“几乎不存在”，却“暗示内在的某种和谐”。该作者又说，那些佛像给人的印象“自然是稍纵即逝”的，而且极大地依赖光线效果，“但是不可忽视那些印象，它们足以显示云冈石窟最佳的佛像所涵藏的精神面貌，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消逝，即使置身在幽灰凄凉的环境当中，它们却常新纯净”。图三 佛像中的平淡 （立佛，大同石窟，第二十三窟）

印象的转瞬即逝﹑余留﹑清澈和神韵，甚至“幽灰凄凉的”氛围，这许多“淡”的补充点，开始使它晋升为艺术作品。

[1] 原文“Fadeur et platitude du caractère”。（译者注）

[2] 关于此点，请参考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学生书局，第43页。

[3] 魏朝刘邵《人物志·九征第一》。请参见萧洛克（J.K.Shryock）的研究著作《人才研究》，美国东方学会，1937年，第96页。

[4] 参见孔子的礼赞，《孟子·公孙丑上》和《孟子·万章下》。

[5] 《人物志·九征第一》。

[6] 譬如《晋书·郄鉴传》关于乐彦辅的记载，中华书局，第1797页。

[7] 喜龙仁《五世纪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概论》，《吉美博物馆年刊》，1925年，第33、36、37页。第七章[1]“遗音”与“遗味”

中国自公元3世纪起，逐渐将艺术效果与艺术的道德和教育功能分开评论。我们知道中国人对美的感觉早就存在，但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受实用问题限制的。此处以调味这件微妙的事情作比喻，来谈论政治发展。“凡味之本”以“水最为始”，“水”稍后则被用来作为各种领域当中平淡无味的共同参考指涉。我们对各种味道的和谐状态，能意识到它的“难以言喻”的特征。我们提出的那种极其微妙的理想平衡状态，乃是“辛而不烈，淡而不薄”。下面的引文是关于道德发展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道德和政治岂是能划分得清楚的吗？有人引用了一个效果强烈的矛盾说法：“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玉[2]者。”下面的引文同时反省礼、乐这两种教育方式，即使在“品尝”的经验上，该文越来越明显地强调平淡：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饷之礼非至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饷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3]有遗味者矣。

正如引文的注解所说，朱弦和熟丝绞在一起之后，就不会绷得那么紧，因而发出不响亮的“浊”弦音。琴底还留了音孔，也使琴声“缓慢”下来。最后，只有一人吟唱，由其他三人伴和，这是最单纯的演唱形式，因为没有合唱团参与。“有遗音者矣大”，因为最美的、最能感动我们的音乐，就像引文开端所说的，并不是震耳欲聋的声音（“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密度最大的音并不是最强烈的，因为最强烈的音完全占据了我们的感官，只构成一种纯感官的显现，至极的音效反而叫人对它不再有任何期待，我们一听到它，整个人就立即感到饱胀了。与此相反的，最不完美的音乐，反而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音乐，当它们——琴弦或人声——尚未完全被乐器表达出来，尚未“外在化”的时候，中文用“遗音”（reste ou surplus de sonorité）这个美妙的词来形容它。这些音乐甚至能在听者的意识里渐行渐远﹑渐行渐深，因为它们尚未被固定下来，仍然有开展的空间，而藏有某种隐秘的﹑潜在的东西，所以扣人心弦。该引文的注解又说，这样的音乐永远留在听者的心灵里，“绝不会被遗忘的”。

在味道方面的经验也如是。当祭祀仪式特别庄严隆重的时候，譬如祭拜祖先，仪式反而变得极端地简单朴素：鱼还未煮熟，还有腥味，大羹味道还没调和。如此简单朴素，本身不仅仅是隆重的表征，还暗示这虽然是最淡而无味的﹑最不辛辣的菜肴，却留给众人许多“可能的”品尝方式。与“遗音”一样，“遗味”具有一种用之不尽的潜在性，它还未被尝，因而叫人更想尝。

味道或声音，会因其平淡无奇而更吸引人，因其含蓄持重而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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