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10大核心原则，看懂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与中国的前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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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衰：10大核心原则，看懂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与中国的前景试读：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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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兴衰／（美）鲁奇尔·夏尔马著；鲍栋，刘寅龙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Forces of Change in the Post-Crisis World

ISBN 978-7-5104-6574-1

Ⅰ．①国…　Ⅱ．①鲁…　②鲍…　③刘…　Ⅲ．①经济学－研究　Ⅳ．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738号国家兴衰

作　　者：［美］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

译　　者：鲍　栋　刘寅龙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贾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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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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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00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6574-1

定　　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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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马的《国家兴衰》生动有趣，他从10个方面来观察国家出现危险的信号。在当今动荡的世界，这种预警更加有价值。林永青价值中国新经济智库总裁

鲁奇尔·夏尔马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历史表明，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阶段性的停滞。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根据现实条件，不断深化改革。谢红星湖北大学校长　教授

鲁奇尔·夏尔马提出的10条预警可能无法透示这个动荡的世界，但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发展研究院院长

你会如何撰写一部讨论未来5年各国兴衰问题的有趣书籍？很可能你会说，只要不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各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应该是随机的。但是在《国家兴衰》中，鲁奇尔·夏尔马提供的观点要深刻得多。

夏尔马记叙了自己在全球各地的所见所闻，上一页他还在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下一页他就在聆听乔治·W. 布什对普京的分析。最后，基于对许多国家的翔实分析，夏尔马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总结为10条清晰明确的原则。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美国《外交》杂志主编

该书包含各种令人惊奇的数据、深刻而奇妙的观点以及不为人知的奇闻逸事。《国家兴衰》是带领你概览全球经济的最佳指南。无论你是一名观察者还是调查员，错过该书都是一个严重错误。普拉诺伊·罗伊（Prannoy Roy）新德里电视集团联合执行主席

如果你好奇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比如为什么英国通过投票，以离开欧盟的方式进行经济自杀……美国人为什么要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唐纳德·特朗普？怎么搞的？是美国出现了一股右翼反移民潮流，还是更加复杂呢？

事实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该书详细探讨的全球趋势……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那种跳出框架的思维方式令人惊叹。拉娜·弗洛哈尔（Rana Foroohar）《时代》杂志经济专栏作家，畅销书《制造者与索取者》作者

在一个充斥分歧、不平等、政治平民主义以及技术突变的新经济时代，夏尔马旨在提出一些新的原则，帮助全世界的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各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前景。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

在这部有趣而极具知识性的著作中，夏尔马介绍了识别高潜力经济体的10大原则。《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愉悦、尖锐而真诚……夏尔马很擅长进行对比。例如，把澳大利亚的高移民性和日本社会的僵化相互映照……他的行文十分简练……夏尔马先生的书，是解读新兴市场繁荣与萧条的绝佳指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深入剖析影响了今日世界运行的各种力量，《国家兴衰》是一部刺激而实用的指南。《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掷地有声……向所有对全球经济感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夏尔马提供了评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10大原则……夏尔马用海量的数据和深刻的洞见，剖析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形势。《时代》（Time）

新经济秩序的重要指南……《泰晤士报》（The Times）

夏尔马的写作生动有趣……该书包含大量的案例和逸闻趣事……它或许能帮你避开可能遭遇的投资灾难。《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部高效、积极的指南，向全世界的经济观察者和投资者展示了如何选择健康的新兴市场……该书对全球经济提出了客观、准确和审慎的建议。路透社（Reuters）

是什么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兴盛和衰落？这就是《国家兴衰》的作者鲁奇尔·夏尔马试图在该书中回答的问题。书中的原理和论述经过了严格论证，任何想要理解国家命运的人，都将从中获益良多。《展望》（Prospect）

引人注目的著作……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充满本地化视角和各阶层人民的观点，但书中的大量坚实数据又向我们保证，他的分析不仅仅基于当地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他的观点或许不会百分之百地正确，但是他的预测更容易得到检验……夏尔马的书，将带你领略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

这部书如此生动有趣，读者或许一不小心就会忽略10大原则，完全沉浸在了夏尔马的旅途当中。《今日印度》（India Today）

史上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国家兴衰》进行了一次了不起的回答尝试……该书将带你游历世界，理解各个国家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推荐序从全球经济荣枯的视角看中国发展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有没有规律？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去做才能稳步迈上发展的阶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专家夏尔马在《国家兴衰》中试图找到解读经济体荣枯的法则。

夏尔马的这本著作有三大特点。

首先，这本书的视野广阔，几乎列举了二战后所有曾经有过亮点的经济体。据说，夏尔马平均每个月有一周的时间待在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也和当地的政商高层沟通。同时，他也是欧美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所以他从投资人和媒体人两个相互交替但是又截然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视角独特。

其次，夏尔马把自己观察的焦点聚焦在5到10年这样的中等距离，也就是一般经济周期的长度。他认为，预测一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尤其是基于某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而类推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很难靠谱。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拿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速度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的发展，有人就提出21世纪初日本就会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谁也没有想到，1990年恰恰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失去的20年”的开始。相反，5年是最好的焦距。所以在这本出版于2016年的书中，很多分析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失焦，反而令人更清楚问题的所在，无论是新兴市场的风险还是货币战争的影响。

第三，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分析国家兴衰的经验法则，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风险和韧性，以及考察“走出去”政策，“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和机会，都非常有裨益。从全球经济发展史的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之后，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收入水平，但是有31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重新沦落到贫困水平。这一组数据表明，国家经济的兴衰，并非一条坦途。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走对了一条人口大国发展的路，并非易事。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发展，夏尔马提出了全方位开放、制造立国和坚持投资“供应网络”这三条经验，而在这三点上，中国改革开放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首先是开放，沿着全球贸易路线，对邻国开放，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对国内纵深开放，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地理优势和市场优势。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全面对外开放、整体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放在全世界城镇化的图谱中，都是令人瞩目的。夏尔马特别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过去20年的城镇化发展：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快速成长大都市的国家的话，印度就是一个巨型城市充满裂痕的国家。

此外，对比一下东亚和南美就能明显看出开放与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巴西是南美洲贸易不开放的典型，南美一万英里长的海岸线，只有巴西桑托斯一个港口名列全球排名前五十。

相反，中国却创造了进入全球前十繁忙港口中的六大港口，而且这六大港口都是自然条件并不太好的人工深水港。太平洋航线取代大西洋航线成为全球更重要的贸易线路，都得益于全面开放的政策。

第二点是制造业立国。制造业有韧性，能更具包容性地发展，可以在新兴市场发展初期极大地调动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资源。夏尔马的研究发现，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案例中，制造业带来的正景气循环的案例比比皆是：当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30%的时候，会保持在这一比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平均是9年。有了制造业的基础，也可以更好地抗击全球金融风险，哪怕陷入本币贬值、外资撤离的窘境也可以摆脱，韩国和泰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点是要加强国家对供应网络的投资。所谓供应网络，就是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铁路和公路、仓储、通信设施等。供应网络可以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中“要致富，先修路”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供应网络投资不足限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巴西和墨西哥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两国的投资占GDP比例长期低于20%，供应网络的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为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些国家特别容易遭受通胀的压力，因为一旦消费兴起，需求却因为道路、铁路、电力缺乏而无法满足，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引发通胀。对比一下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的经验，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与拉美这两大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的通胀高企、增长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正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

经过4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总体而言有三点：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所带来的投资缺乏效率和坏投资积聚的风险；因为投资依赖信贷导致的债务过高和负债增速过快的风险。而这两大风险又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占GDP比例过高，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风险。第三大风险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风险，尤其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给经济带来的失速风险。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投资的变化体现了市场中信心的变化。但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平衡很重要，所谓过犹不及。当投资加大了之后，需要追踪投资到底投向了哪里。按照夏尔马提出的经验法则，投资占GDP的比例最好在35%以下，25%～35%是保持良好投资势头的合适比例，超过了就会出现过量和浪费。而且站在发展的角度，夏尔马认为投资也明显有好坏之分：制造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是好的投资，而房地产和资源类的大宗商品则是坏投资。

这种好坏的分野并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上来区分的，房地产和资源类投资短期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很长，过度投资也可能产生“大白象”工程。但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因为加杠杆而加剧债务负担，而资源类大宗商品可能带来的权力寻租行为，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债务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增长持续快于GDP的增长，流动性丰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会引发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夏尔马给中国经济提的醒。2010年以来，根据一些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不仅债务占GDP的绝对比重已经上升到300%的水平，债务的增速也是惊人。

而二战之后，所有30个债务激增的国家，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以严重的衰退告终，尤其当投资从好的投资领域转移到坏的投资领域之后。类似的规律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屡屡生效，如日本和意大利，产业发展之后引发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根据夏尔马的预测，债务危机一般都有临界点。过了临界点之后，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还肯定会导致经济衰退。临界点一般在负债快速增长的第5年，当负债连续5年超过GDP增速40个百分点，经济就会出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人口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增加还是在缩水。其中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未来5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从2003年劳动力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2015年人口年度增长第一次为负数，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变化的速率问题。中国比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的步伐要更快，给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窗口也因此更短。

投资泡沫、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人口增长放缓，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评判新兴市场的经验法则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六七十个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从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来看，期待所有这些国家全部经济开足马力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如何判别它们各自的优势和问题，有所辨别，有所区分，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

夏尔马提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地理优势、开放程度、对“供应网络”的投资、管理利率与汇率的能力，是衡量它经济发展潜力的几个重要指针。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交叉组合，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

越南和柬埔寨就充分挖掘了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它们承接中国市场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依托美亚、欧亚贸易大动脉，发展迅速。类似的区位优势也体现在中欧国家的发展中。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依托贴近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区位优势发展，甚至斯洛伐克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地。

相比越南和柬埔寨，其实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以及北非的利比亚等国更靠近欧亚贸易线路，劳动力成本有时候甚至更低，但是从经济发展来讲，却是越南和柬埔寨更成功。这说明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对外开放、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有时候比地理优势更重要。新兴市场需要有区位优势，但更需要政府拥有利用区位优势的能力。

通胀和汇率变化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应对风险能力的指标。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出现持续的通胀，就是因为长期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供求失衡的通胀——当经济周期变好，老百姓需求增加，而供给因为基础设施瓶颈而跟不上需求的提升，从而导致价格上涨。所以夏尔马判断通胀的经验法则是——商品价格通胀是坏事。

汇率问题上，争执的焦点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坚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坚挺意味着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夏尔马的经验法则是，新兴市场国家本币的汇率有竞争力比汇率坚挺好，汇率坚挺会导致资本外逃。巴西就曾经一度如此，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推动本币升值，国内的少数精英在海外不断购买奢侈品和房地产。相反，本币的升值会吸引外资乏力，因为标的资产太贵了。

但是，依赖本币竞争性贬值加强出口竞争力的经验法则目前已经过气了。因为供应链的深度整合，在制造业立国的很多新兴市场，劳动力在最终出口商品中的占比并不大，贬值带来的好处会因为进口零部件的升值而被冲销。

所以夏尔马给出的判断一国汇率的经验法则也很简单：汇率有竞争力且保持稳定。经常项目赤字不超过GDP的3%是判断一国汇率稳定与否的标杆。反观2018年8月发生的土耳其货币危机，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4年，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在4%上下徘徊，今年更是超过7%，这是它出现货币暴跌的内因。类似保持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还有南非和阿根廷，两国货币大跌也并不令人意外。未来发展的思考点

夏尔马提出的三个有关未来发展的思考点，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线性的，预测经济增长的一大忌讳就是从短期经济的增速出发，画出条直线来预测未来。因为就长期而言，所有经济发展“回归平均”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研究发现，二战后不同国家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都会回到平均值，也就是GDP增长在3.5%左右的发展速度。

用线性思维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可能会被“锚定思维”的偏差蛊惑，即使是IMF也会犯同样的过度夸大经济成长的长期性的错误。文前引述的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就是一例。经济有周期，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的快速发展。一旦经济发展的数字被锚定为目标，就可能陷入投资效率差、负债高企的陷阱。

其次，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陷阱在一个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改革必须成为常态。跌落发展阶梯的国家有很多：阿根廷在100年前是可以和英美媲美的发达国家，现在却成为不断需要向IMF求助的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人均收入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现在却深陷超级通货膨胀的旋涡。

第三，危机最有可能推动改革，但改革带来发展之后，可能引发自满、自负和自大的情绪，值得特别警惕。未来的发展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显然不够了，需要创建一整套系统来敏锐捕捉变化的迹象，推动改革，即使其他人都顺势而为，也不能低估改革的重要性。前言　倾听经济的脉动

在过去25年里，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远足，要么去印度，要么去非洲。在一次非洲之旅的途中，我听到一个故事：国王派他的儿子去学习辨别丛林中不同的声音。年轻的王子第一次到丛林，就从嘈杂的昆虫嗡嗡声和小鸟鸣叫声中，听出狮子隐隐的吼声和大象雄浑的沉吟声。之后，王子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逐渐能够辨别许多常人难以区分的声音。到后来，他竟然可以分辨蛇爬行时的沙沙声及蝴蝶扇动翅膀的声音。国王告诉王子，为了治理国家，他必须继续下去，直到能够察觉无声的危险和日出的希望。

我居住的纽约离丛林很远，但这个古老的非洲传说却映衬出了以纽约为中心爆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如何肆虐世界：破坏贸易及货币流动，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严重减缓全球经济发展，以至于在当下全球大转型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分辨哪些国家将走上繁荣之路，哪些国家会一蹶不振。本书旨在滤除喧闹与噪声，找出国家即兴或将衰的清晰信号。对任何一个热衷于了解全球经济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非洲王子式的“丛林体验”。

置身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人，往往将自己想象成雄狮、猛虎、猎豹，或是其他敏锐的捕食者。但事实上，猛兽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可能会瞬间消失。从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为了种群繁衍，年复一年踏上迁徙之路，往返近2 000

(1)英里。这些外表丑陋的角马顶风冒雨，与斑马、瞪羚一样，随时可能成为狮子与猎豹的午餐。看起来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围猎，然而狮子的速度不够快，体力也不够充沛，它们狩猎成功的概率不到20%。猎豹的速度虽然快，但它们体型较小，习惯单独行动，有时不得不将到手的猎物拱手让给集体狩猎的食腐动物。实际上，10%的非洲猎豹寿命不足一年。狮子的命运稍好一点，但很多公狮会在年轻时死于种群内部的领土之争。像众多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一样，某些全球经济的主宰者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残酷现实。

自从进入经济丛林之中，我便时刻活在为生存而担忧的恐惧中。我的投资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当时美国经济一片繁荣，新兴市场似乎还是野蛮成长的外来物种。然而，三场金融风暴席卷墨西哥、泰国和俄罗斯，很多正蓬勃兴起的经济体和世界领导者遭受重创。许多投资者在这些全球市场的动荡中血本无归，其中包括我的多位导师、同行与朋友。

回顾那段历史，国家领导人与全球投资者的更替似乎都遵循一种模式：他们都曾走上一条通往经济繁荣的光明之路，但随后形势陡变。这种模式先见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而后是21世纪初的互联网，并在2008年再度浮现。每一次，人们都习惯性地遵循顺境时的行为模式。当身处陌生境地时，他们只能在惊慌中自食苦果。

市场在狂热的欢愉和痛苦的绝望中周而复始，“羊群效应”(2)（herd behavior）一再出现。然而，即便是在最原始的丛林中，生(3)活也不会一成不变。一种特定的“集群智能”（swarm intelligence）指引着角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生存需要以许多个体的牺牲为代价。角马的周期性迁徙，可以用“雨季的草更嫩”来解释。它们跟随着非洲草原的雨季迁徙，春天涌向马赛马拉，秋季来到塞伦盖蒂。

每年两次“穿越”马拉河是角马面对的最大威胁，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马拉河都是它们的必经之路。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开捕食者，角马群始终遵循一套古老的警报系统：狒狒声嘶力竭的吼叫，画眉鸟的刺耳啼鸣。但在迁徙季的马拉河上，成千上万的角马必须面对水中虎视眈眈的鳄鱼，守在河边的狮群，还有无处不在的泥潭。

面对马拉河，角马们低着头，似乎在窃窃私语。它们发出低吼，就像参加华尔街电话会议的股票分析师，正盘算着下一步行动。所有角马都在等待某一个伙伴率先行动。如果这只迈出第一步的角马退回来，恐惧马上会传递给整个群体。不过它们的记忆很短，不出几分钟，就会有另一只角马开始尝试。当它跳入奔涌的马拉河，其他角马便会如法炮制，纷纷跃入致命的湍流，游向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据估计，角马的年均死亡率约为10%，其中大部分死于横渡马拉河的过程中。

从纽约到香港，置身全球金融市场的每个人，都会像角马一样，陷入持续运动的模式化状态。每天有各类研究报告对这些金融都市狂轰滥炸，催促人们紧跟下一个投资热潮，或者避开下一次剧烈波动。每年，甚至是每一个季度，这种冲动都会引发一轮新热点。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冲动变得愈发强烈。以2015年为例：第一季度，全球市场都在谈论是否应该进入火热的中国股市；第二季度，人们讨论的主题迅速转向希腊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这些讨论有时会切中要害，有时会混淆视听，但人们依旧我行我素。他们转换话题时，经常没有任何前兆或理由，甚至能将昨天刚讲的故事和观点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相信华尔街是个偏执者乐园，并信奉“适者生存”的法则。对此，我想换种说法：在华尔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引导一个理智的偏执狂为生存而奔波。每一次危机，都是唤起他们行动的号角，危机越严重，他们的行动也越疯狂。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人心有余悸，以至于华尔街的大玩家从考量年度投资收益率，改为考量月度甚至单日收益率。这迫使基金经理不得不频繁交易，避免在任何一个月份中出现亏损。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低频交易者更有可能实现盈利，基金经理却不为所动。

2014年夏季，在历经多次游历后，我终于在马赛马拉大草原第一次亲眼看到猎豹的捕猎过程。那天下午，我和朋友偶然遇到一只猎豹，急切盼望能一睹它的雄姿。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这只猎豹今天已经历了两次捕猎失败。在随后的两个小时，这只猎豹一直屏住呼吸，趴在隐蔽处等待猎物出现。随着夜幕降临，加上风向的转换吹散猎豹的气味，一只孤独的雄性瞪羚放松了警惕。猎豹开始行动。它先是小心翼翼靠近目标，动作非常缓慢，非常轻微。它的身体完全隐藏在低矮的草丛中，即便在距离不到50英尺的位置，也没引起瞪羚的注意。突然之间，猎豹腾身而出，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冲向瞪羚，在不到1秒的曲线冲刺后，它便将瞪羚压在身下。

爆发前的静止比爆发后的急速更有震撼力。尽可能保持体力是猎豹的生存本能，它们决不会做无谓的消耗，所以我们常看到它们在打盹。据说，猎豹每天睡觉的时间长达18～20个小时。在成功捕猎之后，它们不会为获取更多食物而花费时间，也不会为变幻莫测的天气惊慌失措。我注意到，在这场席卷马塞马拉大草原的午后暴雨中，所有野生动物都待在原处。即便是猎物近在咫尺，捕猎者也纹丝不动，直到暴雨停息。它们似乎很清楚，暴雨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插曲，恐慌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除了狮子、老虎和猎豹，许多动物都在丛林中成功生存了下来。体型庞大、笨重的食草动物，如大象和犀牛，拥有最有效的防御系统。即便是一只骄傲的狮子，也极少去招惹一只重7吨、象牙长6英尺的非洲大象；而借助由狒狒和小鸟鸣叫构成的警报系统，角马或许是最出色的间谍；最优秀的猎手或许是非洲鬣狗，尽管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这种食腐动物只是潜伏在成功狩猎者四周的盗猎者。和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的是，非洲鬣狗耐性十足，它们的韧性足以拖垮其他动物，而且目标不限老幼。它们成群活动，一群最多可达60只。因此，非洲鬣狗不惧怕任何猎手，可说没有天敌。在塞伦盖蒂大草原，我曾目睹一群狮子将到手的猎物拱手让给二十几只锲而不舍的鬣狗。

职业生涯早期的痛苦经历告诉我，要想熬过至少为期5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政治或经济周期，就必须遵循若干丛林法则：不要浪费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每天或每季度的数字；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持固有的观念阻碍应有的理性和审慎；关注大趋势，在转折点来临时做出明智选择；在所有人追随潮流之时，努力建立合理的甄别体系。这就是我在过去25年的主要工作——构建一套能够识别经济形势变化的规则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适用于自然界和华尔街的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生存。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经济涨跌的洗礼。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让许多国家至今依然深陷低谷。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中，强劲的经济增长终将止步，全力冲刺后的猎豹也会筋疲力尽。不论国家是否强盛、经济是否发达，只要遵循良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代的新星可能会出现在人们忽视的角落。就像慢条斯理的食草动物一样，它们的崛起或将十分低调。

任何一个试图理解国家兴衰的人，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全球经济就是一片喧闹的丛林，崛起、陨落和对抗，就是这片丛林的主旋律。本书归纳出了10个预示国家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信号，有些信号显而易见，有些则悄然无声。(1)　1英里约1.61千米，1英尺约0.3米，全书同。——译者注（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2)　这个概念被金融学家借来描述金融市场中的一种非理性行为，指投资者趋向于忽略自己有价值的私有信息，而跟从市场中大多数人的决策方式。(3)　在某群体中，存在着众多无智能的个体，它们通过相互之间的简单合作所表现出来的智能行为。绪论　繁荣之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整个世界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尽管这段繁荣仅仅持续了4年，而且其根基并不牢固，但在危机爆发前，很多观察家却将之视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黄金时代的开端。很多人认为，货币流、商品流和劳动力流将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张，从而使财富持续增加。这些人也认为，更多贫困国家将跻身富国行列，而在这些国家也会有更多的居民摆脱贫困，过上舒适的生活，进而缩小与世界1%最富裕的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差距。他们还认为，财富的增长将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而政治自由与民主将让经济更加繁荣兴盛。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的风暴来袭，人类社会从“危机前时代”进入“后危机时代”。危机爆发后，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预言，被一个全新的现实取代。人们不再狂热追求全球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球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并非所有全球化带来的流动都出现减缓。举个例子，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流增长依然迅猛，以游客数量和航班乘客数量为标志的人员流动也在快速增长。不过整体而言，从穷国到富国的人数在持续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最为直接的货币流，包括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及商品、服务贸易，也大幅下降。

世界各国开始重建贸易壁垒，阻绝本国人和邻国之间的交流。自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逐渐低于经济增速，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一遭。大型跨国银行对海外贷款心有余悸，纷纷将业务重心收回本土。历经30多年的迅猛增长，2007年资本流动额达9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当年全球经济总量的16%。但目前资本流动额已跌至1.2万亿美元，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退回到1980年的水平。

当流动性不足、贸易增速减缓时，经济增长也将同步放缓。尽管经常有国家遭遇衰退，但世界上也从不缺少快速增长的国家，全球经济也很少出现整体性萎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以GDP负增长来定义全球性衰退，而是以收入增长放缓、就业数量减少及其他标志全球衰退的因素来定义。IMF认为，典型的全球性衰退有4次，分别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及2008~2009年。在这几段时期中，全球GDP增长率降．至2%以下，而全球GDP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为3.5%（这里在计算全球GDP增长率时，以市场确定的汇率为准）。此外，全球GDP增长率还曾在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之际降至不足2%。因此我们可以说，自197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过5次全球性衰退，而且这5次衰退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均起源于美国。

不过，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全球GDP年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国家，下一次全球衰退有可能从中国开始。2015年，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仅实现2.5%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尤为沉重。除中国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均下跌至勉强超过2%，低于远比它们富裕的美国。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失去了赶超全球领先经济体的机会。从巴西到南非，大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均跌下发展的阶梯。对全球繁荣的持续预期，就此转化为抢夺生存空间的竞争。

在充斥着混乱和矛盾的世界，借助繁荣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希望也趋于暗淡。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报告，自2006年起，每年政治权利发生退化的国家数量，已超过政治权利得到加强的国家。该报告的研究对象涉及110个国家，占全球一半以上。在过去10年，超过一半以上的研究对象自由度降低。

2010年，全球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遭受重击，始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扩散。在此前10年中，整个世界已陷入动荡之中，平均每年发生14起造成全球震荡的重大事件。从2010年开始，这个数字飙升至22起，其中绝大部分事件的诱因，来源于日趋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

第一轮震荡来自阿拉伯世界。食品价格引发的抗议活动，让当时的人们隐约感觉民主之花或将在中东地区生根发芽，但这种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到2011年，动荡蔓延到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抗议活动出现的根源，既有对经济发展的不满，也有全球经济的放缓，比如印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裙带政治和南非的工资、劳动环境恶化等原因。这一轮动荡在2013年夏天进入白热化状态，当时在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里，数百万民众涌上街道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这样描述：“当人们最基本的幻想破灭，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天，前危机时代对无止境繁荣的期望，已彻底化为泡影。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支撑着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因为向中国出售大宗商品始终是这些国家繁荣的重要支柱。中国对资源近乎无止境的需求增长，形成了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周期，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俄罗斯，还是相对落后的尼日利亚，都从中受益。但是到2011年，铜和钢材等金属价格纷纷开始下跌。进入2014年底，原来的预期彻底破灭，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原油价格便拦腰减半。

不过，最能体现全球趋势变化无常的例子，莫过于“金砖四国”（BRIC）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国家有统治全球经济的潜力。不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已从巅峰时期的14%跌至不到5%（私人机构预测），俄罗斯的年均GDP增长率则从7%降至－2%，巴西也从4%下降到－3%。最初的“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还有望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继续维持此前的增长势头。

之前的超级繁荣，加上极少有人意识到危机来临这一事实，加剧了后危机时代的动荡。所有人都认为，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增长将持续高企，而事实是，在许多国家，愤怒的中产阶级正在用减少消费发泄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紧张的全球形势下，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自然不及对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的担忧。毕竟，在某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危害更大。

许多危机前曾享誉全球的热门公司已灰飞烟灭。随着货币流总量的枯竭和方向上的逆转，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剧烈贬值。自1978年以来，这些国家始终是资本的净流入国，但是在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首次迎来净资本流出。到2015年，阻挡资本外流的大坝轰然崩溃，资本流出一发不可收拾，当年流出总额超过7 000亿美元。资本的突然流失，让这些国家丧失了偿付外债的能力。许多费尽周折才摆脱债务负担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被拖入债务泥潭。2005年是危机前繁荣期的顶点，那时IMF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救助，看似已准备彻底放弃这项业务，但是到2009年，IMF财务救助项目的数量迅速增长。自那以后，IMF每年都会启动10～15项新的救助计划，目标遍布全球，从欧洲的希腊到拉丁美洲的牙买加。

在后危机时代，增长的危险已被广泛承认。2009年后的全球化进程创下二战后的历史最低点。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前的2007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国家仅占1/20。但是2013年，这个比例已高达4/5，而且这种同步放缓已是连续出现3年，这种情况在近期历史中也是头一遭。它持续的时间，比1994年席卷新兴市场国家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更长，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的危害性也无法与之相比。随着萧条的蔓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寻找增长明星的游戏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新的现实：经济增长绝非天赐的礼物。事实上，世界上的主要地区都曾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无增长阶段，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

高盛的研究人员追溯了过去150年经历过长期低增长的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他们总共发现90次至少延续6年的经济停滞案例，其中26次持续时间甚至超过10年。有过这种情况的国家包括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还有21世纪的法国。最长的经济停滞始于1930年的印度，前后持续长达23年。其次是1982年的南非，持续22年。但是这些停滞远不如战后持续数十年的亚洲增长奇迹那么知名，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被研究的程度也远远不够。不过其经济停滞的普遍性绝不亚于后者，而且在后危机时代更具有常态性。

必须认清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人为改变商业周期，以可预期的线性方式持续增长。一旦经济收缩超过某个临界点，这个经济体就会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例如，正常的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并降低工资，促使企业推动经济循环，进入复苏阶段。但是如果衰退的持续期太长，程度太深，就可能影响劳动力的技能，引发大规模破产，破坏产业竞争力，导致更严重、更漫长的衰退。人们为这种危险新增一个专用术语——“滞变”（hysteresis），以描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导致经济远离复苏，陷入进一步放缓的状态。在极不景气的后危机时代，新的担忧是某些国家可能会长期陷于这种状态。

如今，强势增长背后的羸弱根基和现实难度已显而易见，这就提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如何预测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崛起，哪些国家更有可能衰落？一国命运即将发生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什么？应如何解读这些标志？

这是一个不断在繁荣、衰落和复苏中循环的世界，为认识它的正常状态，本书列举10项规则，以判断某个国家是正在上升，还是陷于衰退，又或者正在平庸中挣扎。总体上，这些规则构成一套能显示一国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标志。就实用性而言，它们更适合于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尚不健全，更有可能遭遇政治或经济上的冲击和变革。不过，其中的许多规则也适用于发达国家。不要预测过于遥远的未来

所有的规则都遵循着若干基本的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是“无常性”（impermanence）。在21世纪前10年繁荣的最高点，全球各种力量汇集，从西方银行涌出的宽松货币、飙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加上剧增的全球贸易额，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足足翻了一倍。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到2007年，经济增速超过5%的国家已达100个，相当于战后常态的5倍——预言家们却将此件非同寻常的事视作转折点。他们从现有趋势做出推断，如果所有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继续保持原有增速，它们的人均收入将赶超发达国家，或是齐头并进。

这种线性预测法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开发银行(ADB)拟将总部放在马尼拉，部分原因就在于菲律宾高速的经济增长已让其成为亚洲的象征。在那10年中，虽然在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统治下，菲律宾的增长陷入停滞，但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永久性地留在了马尼拉。

线性推论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浮现，它促使许多美国学者和情报分析师认为，苏联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这个国家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分崩离析。不久后，预测家们转而认为日本将成为21世纪的主宰者，而它却不幸成为下一个溃败的国家。

接受这个世界的无常，将会引出我们的第二项原则：不要预测过于遥远的未来。自12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丝绸之路”沿线贸易以来，全球化趋势便始终起起伏伏，而左右经济增长的商业、技术和政治周期日趋缩短，通常仅有5年左右。大选周期的平均跨度恰好也是5年左右，这就有可能诱发改革派领导人产生改造僵化经济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关再下一轮周期的预测，都有可能成为无稽之谈。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避免将针对世界经济的探讨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转而着眼于5~10年这一更具现实性、可行性的时间窗口，聚焦于对下一轮繁荣、衰落和复苏的判断。针对未来20~100年的预测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新的经济大国或将在未来5年中涌现，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和21世纪部分非洲国家。

在任何一个5年中，新技术都有可能横空出现，并改变全球格局，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当今的3D打印等。纵观战后历史，即便是在历经28年之久、人均GDP增速超过6%的“超级”增长时期，其平均持续时间也不足10年。高速增长期的持续时间越长，其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小。当日本、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迎来长期的强势增长时，分析师不应只关注高速增长能否持续，而应更多关注经济周期发生逆转的节点。(1)“锚定效应”（anchoring bias）会进一步放大经济繁荣将会永远持续的观念。人们话里话外谈论的焦点，都是经济繁荣期的出发点（锚定点）。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意识到，两位数的年均GDP增长率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已成平常，超过7%的增长率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志。这样超高增长率确实前所未有，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进入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将跌至4%以下的观点与上述锚定点相左，以致大多数人不予采纳。而实际上，在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恰好是4%。总之，对任何预测而言，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的可靠性。因此，最可取的策略应该是寻找可靠的历史模式。本书所描述的兴衰模式建立在本人的长期研究之上，其中包括56个至少增长率不低于6%并维持10年以上的战后新兴市场国家。

这种紧抓不当选择和不成立的出发点不放的习惯，会因“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恶化，即人们倾向于收集能证实自己观点的数据，而对与之相悖的信息选择视而不见。在21世纪初的市场极度乐观期，人们对“金砖四国”的狂热让确认偏误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派依旧悲观。这种心理趋向在当下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在全球环境趋于恶化的形势下，要让人们相信，某个国家会重新崛起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回答的不再是习以为常的问题：如果当前趋势得以延续，我们的世界将会如何？

相反，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果惯常的模式继续延续，经济周期保持每5年左右循环一

次，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规则的核心，是在坚持线性模式不可持续的基础上，对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最合理的估算。

那些认为将时间限定在5~10年只是反映出华尔街目光短浅的评论家，不要急于下断言。本书将告诉各位，长期性高速增长能够维系，仅仅是因为其领导者规避了各种会带来信贷和投资泡沫、货币和银行危机，还有恶性通货膨胀的举措。也就是说，它们摆脱了各种妨碍增长的破坏性政策。因此，这些规则也是国家实现长期经济成功的基本指南。

在巴西、印度等国，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政府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就会影响医疗卫生、教育及其他人文发展指标。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往往也是人文发展最落后的国家。联合国每年都要编制和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按照反映教育程度的在校读书年数、反映健康状况的人均寿命和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自来水和电力等标准，对各国进行排序。一国最终的HDI排名通常与其人均收入排名高度吻合，而人均收入依赖于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譬如，在最新的HDI排名中，印度在总共187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35位。在人文发展水平方面排位较高的国家中，仅有1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拥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仅有5个国家在人文发展方面排名靠后。

尽管印度人文发展方面的排名一直在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提升完全与其经济增长相同步。回顾1980年，当时参与HDI排序的只有124个国家，印度排在第100位。随后的几十年里，印度经济增长650%，而全球经济的增幅还不足200%，因此，印度的HDI排名逐渐开始改善。目前，它在原来的124个国家中名列第89位，超过11个国家。然而，经济实现强势增长的国家进步更快。譬如，中国经济同期增长2 300%，其HDI排名提高30位，从第92位提升到第62位。韩国在同期的经济增幅为700%，其HDI排名上升30位，从第45位升到第15位。当然，也有例外。在人均收入达到6 500美元的国家中，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出奇的短，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该国居高不下的谋杀率和艾滋病感染率。不过，就总体而言，如果一国重视经济增长，其人文发展水平通常会同步提升。主流经济学的局限

公众对经济学的失望情绪持续发酵，因为经济学家们不仅未能预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许多引起世界动荡的危机来袭时，他们也毫无准备。即便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经济学家也被指责过于学术化，过分强调某些精妙的数学模型或理论，片面夸大人类行为理性的假设，依赖几乎千篇一律的历史数据，以至于根本无法正确捕捉经济现实及其未来走向。不管是政客、外交官还是商人，又或是普通民众，任何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对明天做出合理预测，就无法制定任何有效计划。本书就是为这些尊重现实的人而著。

越来越多的人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脱离现实的学科。对某些学者来说，预测不过是一种智力测试练习，而回报则来自发布耸人听闻的重磅观点。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必然是有选择性、有倾向性的观点。

此外，经济学家和财经作家往往会过度强调某个增长因素，如偏远地理位置带来的困难、自由化制度的优势，或是较高的青年人口比例等，并根据这一要素去解释一国的经济兴衰。这些因素就此成为众多热门畅销书的主题。但我认为，虽然它们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可是尚不足以成为预测某个经济体未来5年变化趋势的标准。例如，“石油诅咒”的存在毋庸置疑——大规模油田的发现，往往会使那些尚未做好准备的贫穷国家滋生严重腐败，并阻碍经济发展。然而，许多预测者错误地认为，当全球油价进入上行通道时，产油国也将随之进入繁荣期。

理解经济学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学会如何运用这些理论，知晓应该采取何种组合，需要哪些前提同样重要。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但随着一国日趋富有和全球环境的变化，这些因素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将随之变化。大多数主流预测者都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们的对策是设计无比复杂的预测系统。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认为，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的因素多达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从学习法律的学生比例，到“民族语言碎片化”趋势，再到被讨论的国家以前是否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等，形形色色，无所不包。

讲求实际的预测者必须剔除不可靠或是已过时的数据。发达国家受困于信息过载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即便要获得诸如经济规模的可靠数据也并非易事，而这些数据被人为篡改的程度，更是让他们无法理解。2014年初，尼日利亚政府官方宣布的GDP数字为5 000亿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因为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对这种统计游戏已经见怪不怪。就在一年前，加纳也发布变化同样巨大的GDP数字，使得该国一举从贫困国家进入中产阶级国家的行列。谈及印度统计局对于官方经济数据的频繁变动，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Y.V. Reddy）曾声嘶力竭朝我吼道，未来永远不确定，而在印度，即便是过去也不确定。

出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字有种奇异的可变性，它们常常会通过某种变动满足主要参与者的自我需求。这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 s Law）的典型案例。该定律指出，一旦某个指标变成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会失去现实意义，因为它会让许多人产生篡改数字的动机。

一个及时有效的数据来源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通常情况下，这些价格反映全球市场对某经济体未来潜在走向的最优预测。作(2)家詹姆斯·索洛维奇（James Surowiecki）所说的“群体智慧”有根据，市场已验证这一点。尽管这些预测会受到情绪和心理的干扰，但它们绝非漫无边际的幻想。从以往经验看，铜价的暴跌始终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前兆，以至于人们将之称为金融周期中的“铜先生”。美国是少数几个以债券及其他信用市场产品，而非银行贷款作为主要借贷通道的国家之一。尽管信贷市场偶尔也会发出错误信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其预警信号非常可信。在1990年、2001年和2007年的经济衰退前，美国的信贷市场无一例外地发出不利信号。

尽管深陷周期性的狂躁症与恐慌症而难以自拔，但股票市场对经济趋势的预测同样值得信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开玩笑说：“过去5次衰退，股市预测到9次。”试图贬低股市预测能力的学者经常引用此话，但萨缪尔森对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更不信赖。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趋势的预测结果要拙劣得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奈德·戴维斯研究院（Ned Davis Research）指出，尽管预测错误偶尔会发生，比如依股票市场走势即将爆发的经济衰退并未出现，但无论是衰退下滑还是复苏，股市的预测结果都比较准。

在1948年，标普500指数在经济狂热达到顶峰的7个月前就开始下跌，并在衰退达到谷底的4个月前开始反弹。同时，奈德·戴维斯研究院还检验了宏观经济专业预测人士的工作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美联储费城分部会定期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结果显示，就总体而言，从1970年开始，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任何一次经济衰退。有权定义美国经济是否处于衰退阶段的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通常在经济衰退发生8个月后才会发布官方声明。

如果不考虑市场指标，仅凭数字很难把握一国经济的真正前景。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某些无法放入预测模型的软性指标，包括对经济走势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些指标难以量化，也无法纳入他们的预测模型。他们喜欢用数字去解读“政策”，譬如政府开支和利率。然而，当新任领导者不再纵容垄断、行贿或是官僚主义作风时所释放的能量，数字显然难以描绘。任何国家都不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强者，所有领导者都需要努力发展经济。事实上，我(3)们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理解信贷、价格和货币流等硬数据，以及政治、政策转换等软指标。

理解这些基本原则如下：避免对未来进行线性预测和毫无针对性的笼统讨论；警惕各种形态的单因素理论；规避各类的政治、文化偏差或“锚定”倾向；不要陷入将近期历史当做远期未来的假设，并切记，波动与危机才是常态；永远都不要否认，任何经济体，不管多么成功或多么破败，迟早都要回归其长期平均增长率，而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或衰退）；强调增长，关注一整套可控制的动态指标，以便更准确把握经济周期的转折与变换。透视未来经济兴衰

25年来，我一直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认识推动变革的力量。我寻找这些规则，是为引导自己和我的团队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在造访某个国家时，我们可以收集有关这个国家的轶事、事实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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