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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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续述试读：
自序
陈锦华2005年8月，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国事忆述》出版举行座谈会，徐匡迪同志（时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在发言中评说，在他看来《国事忆述》中讲的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未讲。他的这个评说，在一般人听来，以为是惊人之语。在我看来，实是知己之言。在《国事忆述》一书中，确有一些事没有完全讲出来。现在这本《国事续述》的若干文稿算是重要补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事、有些话仍然是不能讲的，有的甚至要湮没在遗忘河里。这是古今中外都难以避免的，我想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
在与徐匡迪同志的多年交往中，我经历的几件事曾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这些事在《国事忆述》中确实讲得不全，有的只是提到而已。一件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上海发展战略的一次讨论会。当时我已调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上海市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我到会（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上海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心是经济结构，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认为，上海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壮大现代服务业，以顺应世界潮流，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新角色。但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仍然是上海的强项，是支撑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含量的高端制造业，更是国家工业化需要继续倚重的基地。我还强调说，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也会根基不牢。徐匡迪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后来我曾同江泽民同志说起这次讨论情况，他也认为第二产业不能削弱，还说他曾问过英国前首相希思的看法，希思认为，发达的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事隔多年，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再来看那次讨论就更清楚了。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严重削弱，成为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业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反思的重大治国教训。
再一件事是长江带的开发。199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后，我曾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并亲自带队对长江带的进一步开发进行专题调研，意图为实施“十五”规划寻找新的增长点，激发活力，带动面上更大范围的持续发展。徐匡迪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抓得准确，对全局具有突破性影响。但高层认识并不一致，工作进展不理想，直到后来中央决定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长江带才迅速振兴，成为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强大增长极。
还有一件事是，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以后，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向，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把追求速度迅速转为追求效益和质量。徐匡迪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参加另一个会议，国务院领导接见计委会议代表时被邀请参加。他对我说，完全赞成计委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和各项举措，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可惜这件事后来也是抓抓放放、反反复复，一路走得不顺，直到现在也未解决。我举这几件事是想说明，徐匡迪同志对《国事忆述》的评说是有根据的。
有个很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会统统忘记，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作遗忘之河。我并不欣赏这个故事，更不赞成把生前之事统统忘光，那样相关历史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空白。因此，我仍想把有些事、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心迹”，是因为重要。集中在这本《国事续述》中的文稿，都是我的重要经历的记录，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迹。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并亲身实践，总有一种“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即使在离休以后，依然怀有韩愈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劲头。收集在本书中的一些信札、报告，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现在一并发表，算是如实表露心迹。
写完序言，有点怅然若失，思绪难收。坐吟良久，凑得一绝：人生终别大舞台，万曲千歌无复来。云卷云舒风飘去，潮生潮落自由哉。
第一章 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
中国现代纺织工业不能忘记钱之光
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回忆陈维稷
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
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的首要任务是竭力发展知名品牌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记者：您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近60年来我国纺织工业的进步和成就，都非常熟悉。您能否谈谈我国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历史。
陈锦华：我于1946年3月参加工作，至今已60多个春秋，其中前30年（1946年5月—1976年10月）是先后在纺织工业的企业和地方、国家领导机关度过的。纺织工业在我心中有着深厚的情结。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讲我的重要经历和亲身感受。
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拥有的资产、产业工人、市场份额和民族资本都是最多的，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也最大。同时，它又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都不能自给，要依赖从国外进口，早期的产业资本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操控的占了一半以上，整个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的纺织工业，使它成为独立自主、为新中国服务的重要产业，就必然要从解决设备和原料自给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建立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庆祝纺织工业部建部五十周年，历任部领导聚会（前排左三为荣毅仁、左四为万里，后排左四为陈锦华）
纺织工业部成立以后，先后把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原有纺织零配件修配厂，按照专业特长相继改造成纺织设备制造厂，生产不同的机器，再组织全国性的协作，形成成套供应能力。这件事，只在工业内部进行，不受外部自然因素的制约，经过努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可以满足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就是全部用的国产设备。彭真同志很满意，特地邀请毛主席去参观，后来中央警卫局去查看了，认为不安全，未能成行。稍后，改在中南海瀛台，布置一套棉纺织设备，毛主席去看了，很高兴。时隔十多年，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根据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自己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对棉纺织设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升级换代，使设备生产效率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前后两代设备，用于中国对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良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培养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中，把江苏（南通）、上海等地高等纺织院校合并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专业设置齐备，比较快地适应了新建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邯郸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此后，还不断接纳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成为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解决纺织原料就不是工业内部的事，而是要靠农业，要靠天吃饭，情况复杂，难度特别大。当时靠农业供应的纺织原料，占了纺织用原料的百分之百，包括棉花、羊毛、黄麻和蚕丝，主要是棉花。生产棉花要占用大量耕地，增加生产势必多用农田，这就与解决吃饭问题发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吃饭毕竟是最重要的。多产棉花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良种、化肥、农药的支撑，而当年这些支撑的条件都比较差，这就导致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使纺织工业多年处于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
根据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解决天然纺织原料不足的矛盾，要靠发展化学纤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条完全的新路，是没有基础的创业之路，也是给中国纺织工业带来转机和开辟新天地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造纤维时期。1958年、1959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破坏，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棉花产量106.3万吨，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103.1万吨）。纺织原料严重短缺，形势非常严峻。人们总要穿衣服，原料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党组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工业要“两条腿走路”。解决纺织工业原料，同样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天然纤维，一条腿是化学纤维。这个报告是1960年5月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央批了以后，要抓好落实。从哪里着手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部党组决定，把起始的重点放在人造纤维上。
化学纤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人造纤维，也就是纤维素纤维，它本来就有纤维素，经过化学处理后变成可纺织用的纤维，所以叫作人造纤维，也称黏胶纤维。另一类是完全用人工化学合成得到的纤维，叫合成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我们缺乏发达的化学工业，还不具备发展合成纤维的条件，只能从人造纤维入手。当时发展人造纤维的原料主要是木材，而且不是所有木材都能用，只能用一种在大兴安岭北坡生长的白松，它的纤维素比较好。这种白松总量不多，我曾随钱之光同志专程去大兴安岭作过调查研究，查看资源情况，确实很少。
走人造纤维这条路，当时虽然资源很有限，但也必须尽快迈出步伐。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再次向中央报告，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要先从人造纤维开始着手建厂”。邓小平批示：“我看是值得干的，合成纤维也要考虑。”这个批示表明，小平同志当时就了解到，发展化学纤维可以先从人造纤维开始，合成纤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接着，李先念同志批示：“这件事情晚干不如早干，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当时的纺织工业部由李先念同志管，他知道棉花产量上不来，穿衣服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赞成赶紧着手搞化学纤维。中央领导批示后，工厂设计、设备制造以及调集人才等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口，为什么又分管纺织工业部呢？纺织工业部本来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同志管，但当时的工业重点是重工业，任务很重，对于贴近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很难再分出精力来进行管理。李先念同志当时分管财贸，了解民生需求，中央就决定让他来抓纺织。李先念同志大力支持发展人造纤维，也非常用心，经常找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等同志讨论，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
发展人造纤维设备，难度最大的是计量泵和喷丝板，要求很高，必须耐碱液腐蚀，要用很宝贵的白金做材料，而白金归人民银行管理，李先念同志专门给人民银行作了批示，使用白金的问题顺利解决。做计量泵的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加工精密，设备必须进口。当时进口这样一台机床非常昂贵，要用宝贵的外汇。我们解决不了，又去找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虽然分管财政，但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他不能随便批。他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是管财政么，你可以三只手嘛。”意思是在规章制度以外，可以灵活去办。这就等于毛主席同意了，问题也顺利解决。
在人造纤维阶段，我们建了一批新厂，有南京的、河南新乡的，还有丹东等地的老厂改造扩建。在此以前，我们还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人造丝成套设备，规模为年产人造丝5000吨，工厂建在保定。这批新厂，以南京化纤厂建得最快、最好。当年为了响应中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部长们都带头下到基层单位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钱之光同志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化纤厂蹲点，指导新厂试车生产。蹲点调查研究结束以后，钱之光同志给薄一波同志写了封信，报告在南京化纤厂的工作情况，信的内容由钱之光同志授意，由我执笔起草。薄一波同志将此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做了批示转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影响很大。后来国家建委总结全国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建设经验时，南京化纤厂被选为成功的典型，和铁道部的马鞍山轮箍厂一并被作为建设工作搞得好的典型向全国推广。
总体上看，人造纤维是从1960年开始搞起，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批化纤厂的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打下了设计、制造合成纤维纺丝设备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我们也寻求过其他办法，例如，把棉花籽外面的短绒剥下来做原料，仍然远远不够。这条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多用纤维素类的纺织原料了，而是采用矿物质来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
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做成乙炔，然后再经过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再纺丝，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又通过日本政府取得贷款。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日本向中国输出此项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挖空心思，横生枝节，甚至想了些荒唐的理由进行阻挠，比如说，维尼纶纤维可以做军服和帐篷，他们就宣扬属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战略物资，应该禁运。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
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物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掌握了维尼纶技术，也具备了制造这套设备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而成）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这种原料做出来的纺织品。进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的纺丝生产，改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
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锦纶等产品。当时所以能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休息上街的机会做些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反映。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
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兴趣空前高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
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
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到了1972年，即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则从7.2亿增长到8.7亿，整整增加了1.5亿。新增人口都要穿衣，这就使得纺织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轻工业部对引进成套设备极为重视，特地成立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长任主任，李正光、王瑞庭、牛迪义、陈锦华分别兼任副主任，负责计划安排、对外谈判、设备引进、工程建设及生产培训等工作。在化纤成套设备引进的同时，南京烷基苯厂（洗涤剂原料）引进、建设工作也进展顺利。当时引进的规模为单产5.2万吨，后经不断扩建，增加到9.3万吨，完全解决了中国的洗涤剂原料问题。
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个合成纤维厂投产以后，以它们为依托，经过不断的扩建、改造，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关于引进化纤等成套设备的批示
1972年1月我们给中央打报告，最早的方案是引进四套化纤设备和两套化肥设备。但在谈判中，发现国外的化肥肥效非常高，比国内的小化肥含氮量要高出3倍，增产作用大，于是就把引进的成套化肥装置，由2套扩大到13套。再加上武汉钢铁厂的1.7米轧机、发电厂设备以及综合采煤机械等，最后形成共计26个项目、用外汇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这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使化纤、钢铁、化肥等相关产业都上了一个台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回顾这段历史，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这批引进项目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原材料工业，意义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是纺织工业的一大贡献。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锦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化纤工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化纤的产量只有38万吨，距离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钱之光同志找李先念同志，希望批准建设规模更大的江苏仪征化纤厂，把化纤总产量搞到100万吨。李先念同志就找到华国锋同志，说钱之光想把化纤搞到100万吨，华国锋同志表示，100万吨少了，最好能搞到200万吨，因为他长期管农业，知道我国的棉花产量上不来。事后，李先念私下对钱之光说，华国锋讲大话，根本搞不到200万吨。结果怎么样？2009年中国的化纤总量达到了2700万吨，占到全世界化纤总产量的70％多。这是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总体上，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进步实在太大了，作为这个事业的参与者，我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之光传》邀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穿衣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过。“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即使在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三个史学界公认的繁荣时期，穿衣问题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开元盛世是最富的，就在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年间，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绘；乾元初年他在《石壕吏》中还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都可证明当时确有许多人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中国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见穿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成为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
在旧中国，相对来说纺织工业是最发达的，是当时的第一支柱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纺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但那时我们靠进口美国棉花、靠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后来，在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期间，先解决了自己生产纺织设备的问题，然后又解决原料问题，从天然纤维到人造纤维，再到后来的合成纤维，最终把人们的穿衣问题圆满解决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现在的衣食住用行几大类生活要素，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穿衣水平差别不大。当然，穿名牌、追求奢华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得体的穿着、御寒保暖来说，差别不大。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八大类产品的价格统计出来的，其中只有衣着类产品的指数最稳定，而且不断下降。现在许多人都担心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创新高，今年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的温和通胀标准线。但衣着类的产品价格仍然是下降的，这个结果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没有纺织产品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世界纺织品总贸易量的24％，即四分之一，称得上是“衣被天下”，没有发达的纺织工业，同样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纺织工业提出一个口号，要把纺织大国变成纺织强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我国同世界上纺织强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档产品少，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大多数纺织品的高端市场，利润率比我们高很多。其实，它们的许多名牌服装，也是我们贴牌生产的，并不是我们做不到那么好，而是我们的品牌比较弱，需要集中力量攀登这个台阶。我经常给有些同志讲，纺织服装业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既然给人新中国成立后，布票的出现和消家贴牌做得那么好，都是一样的好东失就是我国纺织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西，就要努力打出自己的品牌，不能把荣誉和利益全让别人占了，要努力卖出中国自己的好牌子、好价钱。
记者：刚才您讲了60年来我国纺织行业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否请您谈谈我国纺织行业的创业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着自己不断开拓？
陈锦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最大的产业是纺织业，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半殖民地色彩最浓的行业也是纺织业，因为当时的原料要靠进口，设备技术也要靠进口，自主的成分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自主的纺织工业，自力更生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不可能下这么大力气去解决设备问题、解决人才问题、解决原料问题。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和问题真正解决了，我国纺织工业才能真正持续地发展起来，这个过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东西。光靠自力更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开放的精神和胸怀。我们从人造纤维到维尼纶再到合成纤维，在技术上、产品上都是与国际大潮流合拍，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往前走，终于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都要讲，单纯强调哪个方面都不全面，光讲自力更生，解决发展中的先进技术问题就要旷日持久；只讲引进技术我们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躺在人家身上，就不可能搞到2700万吨化学纤维，现在纺织原料中的化纤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大大高于世界水平。我们要建设世界纺织强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都需要，是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当然，还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注意科研进步，注意技术创新，注意市场开发，但大的前提是前面两个，不断进取，不断更新换代，一步一步实现纺织工业的现代化。陪薄一波在上海参观纺织品展览（前排右为薄一波，左为陈锦华）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锦华：前几年我参加了不少纺织工业协会主持的重要活动，在很多场合我都讲，我们一定要加快建设纺织强国的步伐，更多地重视质量、品牌和销售服务，数量问题已经解决，不能再追求数量了。现在讲究一点的服装，毛料要用英国的、意大利的，化纤好一点的要用韩国的、日本的、中国台湾省的，有些工艺性的纤维我们还做不了。我们要把相当大的力量放到高端纺织品上，进军世界高端市场，做出若干个世界品牌，既有量的基础，又有质的水平和效益，那才是真正的纺织强国。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记者：谢谢。中国现代纺织工业不能忘记钱之光
1952年5月，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未经请示，擅自决定将纺织厂的生产劳动时间由每日两班制改为三班制，即每班由10～12小时制改为每班8小时制。由于事关重大，未经仔细谋划即仓促实施，结果造成生产工作混乱，各方面影响不好。中央发现后通报批评，并派钱之光同志到上海，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处理善后工作。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室任秘书，具体负责接待并随同钱老活动。在钱老返京前夕，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不久，收到调令，要我到纺织工业部报到。从这时开始，我先后在部长室、研究室、计划组工作，岗位和任务虽几经变动，但都一直接受钱老交代的相关调研课题和文字工作，直到1976年10月调离轻工业部去上海，先后在钱老身边工作20多年。长年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使我多角度地感受到钱老的忠诚为党、事业为重的光辉一生。他的对党忠诚、一心为国的革命情操，艰苦奋斗和开拓创业精神，一贯的实事求是作风，务实而从不张扬的品格，待人宽厚、清正廉明等高风亮节，都使我终身受教。毛主席曾经指出，讲中国近代工业、纺织业不能忘记张骞。我想，依据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讲中国现代纺织工业，更不能忘记钱之光。这是历史的定位。读者细读了《钱之光传》，必定会认同这个观点。
读者从《钱之光传》的经历可以看到，在他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每当中央面临重大历史关节，需要直接谋划经济和物资来源，以及相关政治活动时，钱之光都是临危受命，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重大使命，而且都能不畏艰险，闯龙潭、入虎穴，圆满完成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俱兴，党和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是钱之光安定民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设法积累资金，建设新中国。周恩来同志安排他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可谓知人善任。当年纺织工业是国家最大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陈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陈云的讲话，对纺织工业在积累资金、供应市场和安排劳动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生动的说明。
钱之光同志不负重托，主持纺织工业工作32年，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工业改造发展成世界第一纺织大国，实现了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的千年梦想。中国的史学界公认，汉武、开元、康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而其中又以开元盛世最为富足。即使如此，开元之后不久的天宝年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仍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乾元初年他在著名的《石壕吏》中也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些不朽诗篇，都生动刻画了劳动人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这个涉及亿万人民的衣食大计。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的领域，创造了诸多光辉业绩。在解决我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中，我认为，衣是解决得最好的。读者可以观察，现在不论是在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繁华的大都市还是边陲小镇，城市还是农村，甚至与发达国家相对比，人民群众的衣着状况都是丰富多彩的，在各类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是最小的。在构成我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八大类品种中，衣着类一直是最稳定甚至是下降的。中国的纺织服装已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占到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量的24％，成了名副其实的“衣被天下”。这一切都来源于新中国发达的纺织工业，来源于钱之光同志带领的一代又一代纺织人的辛勤工作和巨大奉献。历史应当铭记这一切。
读者在《钱之光传》中，还可以看到，在钱老主持新中国纺织工业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包括扭转了多年依赖美国棉花和进口成套设备、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局，同时又关注世界潮流，审时度势，及时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推进中国纺织工业现代化；既重视传统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天然纤维为原料的各类传统纺织业，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又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用工业化方法解决天然原料严重短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化学纤维；既重视国内市场，又适时调整经营方针和生产理念，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各类纺织品，以及用成套纺织印染设备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振兴民族经济；既重视国家任务，注意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发展，又关怀广大人民的切身衣着需要，坚持生产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让劳动人民买得起、穿得上；既重视生产建设中的物质条件改善，又重视人的因素；多方培养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注意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和推广先进模范人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钱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钱之光传》的作者吴鹤松同志要我写序，我看了全部书稿的内容，结合我多年的感受，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对钱老的怀念、追思和学习。我相信，《钱之光传》的出版，对于正在为实现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强国的广大纺织职工，必将成为一股激励志气、焕发智慧、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本书的作者和编辑、审稿、出版诸同志，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回忆陈维稷
陈维稷有五个兄弟，他是老三。我是他的堂弟。他大哥的儿子陈法周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二哥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任民革芜湖市负责人、芜湖市副市长。国共两党在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都出在我们家族的梅溪村，这是中国革命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佳话。在那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对中国革命都是有功的。《陈维稷传》第七章中讲到，陈维稷的五弟陈次泽及其家属，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冒险掩护、援救新四军的突围人员。我由此想起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时候，我因事去上海，特地看望了五嫂胡绮文。这是一位深明大义、极为善良的女性。她伤心地对我说，街道上因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而开会批斗她，辱骂什么她都能忍受，陈维稷唯独批判她1941年救援新四军是投机，她想不通。她说：“1941年共产党还没有得天下，还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投什么机呀？！”她满腔忧愤地叹道：“老弟呀，这算什么世道，我实在伤心。”我劝慰她想开些，还打比喻说连陈毅这样的老革命都在挨斗，被戴上各种帽子，我们又算什么呢？她说，这倒也是，并问我为什么现在许多事都弄得颠颠倒倒，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呢？！我讲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我们有多么好的人民。胡绮文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为了革命，临危不惧，奉献、牺牲都在所不顾。革命胜利了，她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果实，可是对革命依然一往情深，即使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从不反悔。陈维稷的亲人就是这样奉献的。
1946年3月，陈维稷托人把我从青阳接到上海，安排在一个工厂里半工半读，解放后相继调到北京，直到1984年1月他逝世，我们相交前后历时近40年。这中间除了70年代后期我奉命重返上海工作的7年半外，其余30多年差不多都没有远离过他。他对我的一生倍加关注，每有进步，总是会心地表示欣慰，要我谦虚谨慎，鼓励有加；每遇挫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遭遇，则是关心、担心，要我正确对待，经得起考验；平时对我从不指责，而是讲理释义，循循善诱。他一直以自身的人格、操守、学问影响我，教育我。他是来自旧社会的官僚世家子弟，又是接受西方科技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明的结合是和谐的。他有中国老一代仁人志士追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又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事业上终生奋斗不懈的务实精神。他正直、无私、宽厚、善良，待人以诚，处世以公。我们之间相差27岁，对我来讲，他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带路人，他对我的成长和一生追求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常想，我国纺织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的纺织大国，这与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卓越工作和创业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钱之光同志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陈维稷配合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揽权争利，从不邀功诿过，从不赶“风”投机。他以一个专家的专业素养与求实精神，抓科研、教育，培养人才，注重振兴纺织工业的根基；抓标准、定额等，扎扎实实地从事科学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对外援助，扩大新中国的对外合作与影响；抓出版，重视知识传播；抓学会，广泛团结各个层次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是科学，科学是糊弄不得人的。谁认真耕耘，谁必有收获。陈维稷一生勤于播种，表里如一，老实做人，老实做事，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经他主持制定的规划、计划、标准、大纲、项目，仍可看出认真、负责的轨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浪，造成许多机关内部人事纷争。在“三反”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钱之光同志的工作和他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和冲击。每次都有人找陈维稷做工作，让他站出来，要运用他的影响批判和反对钱之光。陈维稷都严词拒绝，他始终认为钱之光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事业心强，功劳很大，不应该反对他。陈维稷处处维护钱之光同志，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调唆外地造反派要毒打钱之光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宁愿自己蒙受屈辱，也要保护钱之光。这种“疾风知劲草”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一生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我在他们两位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们的为人，他们志同道合，荣辱与共，道义之交是他们几十年交往共事的最好写照。
陈维稷早年为革命舍弃家财，个人没有积蓄。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赡养人口多，生活一直不宽裕。但他从不讲生活困难，从不向公家张口要任何东西。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从事一般工作，没有一个搞特殊化的，更没有凭借父亲的地位和权力而谋求私事。他从不要我为他办私事，从不为孩子托情说项。他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两袖清风的一生。《陈维稷传》讲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没有渲染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见伟大。《陈维稷传》一书的描述，体现了生活中的这个真谛。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大量事迹，有的已很久远，有的很难查找资料，但本书的编委、审校、作者仍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代表家属和我本人向为本书付出心血的各位友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们当中，有我的老师，有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我知道，作者在陈维稷的长期领导下工作，对他一向敬重，他们正是饱含这种感情，克服种种困难，得以使本书完成采写、编辑、出版。一切有志于追求祖国更好明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看了这本书，都会有所裨益，了解人生之旅，了解成功背后的艰辛，了解和学习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业绩和奋斗精神。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今年5月1日，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90诞辰。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纺织工业部机关工作人员，以敬仰的心情，特撰文追忆他的崇高品格，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学习他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业精神。从纺织世家子弟到纺织部长
荣毅仁出身于著名的纺织世家——旧中国最具实力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无锡荣氏家族“申新集团”。上海解放后，作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满怀热忱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的进步思想，卓越才干，爱国的实际行动，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器重这位“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的“红色资本家”。早在1950年，党和国家就安排他参加华东军政委荣毅仁员会财经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财委的领导班子。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为发挥他的专长，任命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9月7日，纺织部派专人到上海，奉送国务院的任命书。同日上午，纺织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特地跟荣毅仁通了电话，欢迎他来纺织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纺织部机关干部原来以为他最快也要过了国庆节才能履任，没想到仅隔3天，即9月11日他就到部任职了。纺织工业部历任领导人座谈（左起：万里、荣毅仁、陈锦华、胡明）
荣毅仁在上海接到任命书后，曾赋诗述怀，以“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卅（四十）年未为晚”的诗句，表达他能为振兴纺织工业出力的兴奋心情。那年他43岁，正是壮心不已的不惑之年。到部任职的第二天，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主持召开全体职工欢迎大会，并发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工业厅（局），通知荣毅仁副部长已于9月11日到职办公。张琴秋副部长还亲自找生产司领导谈话，告诉他们荣毅仁副部长分管生产司，有关报告、报表要按时报送，要经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荣毅仁到纺织部就职不到20天，正赶上国庆节，他带着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毛主席的话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指导着他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到下面去“乘风追日月”，在深入实际中“挥戈”。执著追求 报国有门
新中国的纺织工业经过1950—1952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实现了工业规模10年翻一番、经济总量提升两倍多的大好局面。
1958年春夏，在全国一片“大跃进”声中，纺织系统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盛行的情况，许多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度”，放松了生产管理，致使产品质量下降，机器设备过度磨损，原材料严重浪费。1959年7月，纺织部在西安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大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棉纺纱锭的运转速度，注意多快好省的统一，不能片面强调纺纱、织布机器运转的高速度。会后，有的省、市认为纺织系统的这个会议不符合“大跃进”精神，不准向企业传达。荣毅仁面对这个被“政治化”了的生产矛盾，不仅没有回避，而是强调生产要讲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赞成片面提高纺纱机器的运转速度。对西安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表示全力支持，坚决贯彻。
1960年初，面对全国棉花大幅度减产的困境，纺织企业千方百计地探索利用野生的各类杂纤维纺纱织布的路子。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经验，夸大了棉秆皮等纤维的利用价值，并刮起了“大搞野杂纤维之风”。钱之光部长对开发野杂纤维的态度很明确：一切通过试验。荣毅仁不仅赞同，而且亲自带队于1960年3月到四川、湖北、湖南、山东、河北等省了解野杂纤维的生长和开发利用情况。
在调查中，他十分认真，不怕苦，不怕累，深入田间地头察看野杂纤维生长情况，亲自到加工使用野杂纤维的工厂，考察各道工序的运转和生产过程中的粉尘等污染问题。回京后，他主持撰写了考察报告，对野杂纤维开发利用提出了三条原则：一要根据纤维的特性，按“能细则细，不能细则粗；能穿则穿，不能穿则用”的原则，进行分类排队，合理使用；二要研究靭皮类野杂纤维的脱胶技术，解决好生产设备的不适应问题；三要加强劳动保护，做到安全生产。他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调研报告，对于科学合理使用野杂纤维，抑制盲目跟风，浪费财力、物力，损坏机器设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荣毅仁先后到辽宁、湖北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了十多家企业，重点了解产品质量和节约用棉，总结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并在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从1960年到1965年，他还主管了纺织品的出口工作。由于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由苏联、东欧国家转向欧美等西方市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纺织企业需要尽快改造生产技术设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合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产品。荣毅仁充分发挥在经营决策、市场眼光、纺织品生产等方面的专长，全面部署和推进对西方国家出口纺织品的一系列生产经营工作。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成效极为显著。经过改进的棉细布、绿牡丹府绸、全毛大衣呢、中厚花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相继成为西方市场的畅销产品。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商品中居于首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打响了新中国纺织品进入西方市场的第一炮。“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
1965年，全国各行各业学习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企业管理经验，纷纷派工作组到企业蹲点调查研究。荣毅仁也带队到西北国棉一厂蹲点，连续工作了4个月，总结该厂的企业管理经验。蹲点期间，荣毅仁对自己要求严格，注意同大家打成一片，按照当时的“三同”规定，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研究企业管理改革方案。当时，工作组对车间如何设置，是设小车间，还是搞大轮班一条龙管理，争论激烈。他积极主持讨论，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受到工作组和企业的同志欢迎，称赞是内行的见解，他说“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这次蹲点，为纺织部贯彻国家经委颁发的《工业企业七十条》打下了基础。接着，部里结合这次蹲点总结的经验，制订了《纺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简称“一百条”），受到广大企业的欢迎。周总理的关爱和保护
1966年8月20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把钱之光部长找去，了解当天发生的荣毅仁夫妇被打和家里被抄砸的情况，详细询问了荣毅仁夫妇身体状况，明确指示纺织部要保护好荣毅仁，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影响，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事。钱之光回到机关，经过研究，决定派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等人连夜赶到北太平庄荣毅仁的住处，说服学校的红卫兵撤走，然后紧急送荣毅仁到积水潭医院诊治，为他接上被红卫兵打断的食指。同时送伤势较重的荣夫人杨鉴清到协和医院治疗。杨鉴清后来回忆说：“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纺织部派来的红卫兵是保护我们的，看上去他们好像也很凶，实际对我们不错，他们把打人的红卫兵送了出去。”纺织部红卫兵进驻荣家期间，靳玉恒曾专门跟荣毅仁谈过一次话。靳说：“这回你们的命总算保住了，你们受苦了。”荣毅仁激动地说：“感谢党和部里的保护。小靳，你放心，我跟毛主席是跟定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93年3月，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他讲过，“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荣毅仁后来的经历，很好地实现了毛主席对他的期望。仪征化纤工程是得意之作
荣毅仁离开纺织工业部后，于1979年7月受命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邓小平对他“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鼓励下，以其杰出的才能，使“中信”迎着时代潮流大踏步前进。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赞赏地对他说：“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你就大干一番吧！”
荣毅仁创建了“中信”，仍情系纺织。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说纺织工业已由“摇钱树”变成“苦菜花”，成为“夕阳工业”。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多次会议上表示：纺织工业是有持续发展前途的行业。他以实际行动支持纺织工业的发展。1978年开工建设的仪征化纤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聚酯53万吨，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均名列前茅。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曾一度缓建。为了不使工程停下来，兼任“仪化”总指挥的纺织部副部长王瑞庭建议用贷款的办法分期建厂。他们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信集团，荣毅仁对此十分支持，慨然承诺：一期工程的国内资金和外汇贷款部分，由中信公司完全负责筹措。不久，他去日本，在东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专用于“仪化”的建设。几年以后，日本NHK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团到北京，荣毅仁在摄像机前对记者说：“我的得意之作是仪征化纤工程。”除了仪征化纤公司外，荣毅仁还先后支持了黑龙江、安徽、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一批纺织企业，投资引进先进设备技术，提升纺织企业生产档次，扩大出口能力。“荣老板”的平民作风
集“财富人物”与“高官厚位”于一身的荣毅仁，出现在外交场合时雍容华贵，一派大老板的形象和风度。平日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安排的北京寓所里，摆放着普普通通的卡其布沙发、饭桌、写字台。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采访荣智健时播出的画面中，如实地反映了这位“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简朴生活。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他跟工作组所有成员一样，同住在工厂的简朴招待所，同在闹哄哄的职工食堂就餐。穿一套棉布中山装，进工厂、下车间，生活上各方面都是自理。一次出差去辽宁，在营口市委招待所就餐，接待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提出要为他另做大米饭。他说：“不需要，我也爱吃馒头。我们家就是做面粉起家的。”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荣毅仁是摄影爱好者。曾随同他出差、蹲点的几位部机关干部，回忆起荣部长在出差时如何微笑地拿出照相机，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生产司女工程师王培芝，至今还保留着荣毅仁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与大家合影的照片。荣毅仁把生活情趣和联系群众巧妙自然地融为一体。
荣毅仁同志的高尚品格，赤诚的爱党爱国报国之心，永远激励着我们！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一、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进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
1976年年底，中央工作组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属组办和区县级的103个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一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于1400人，占应复查总数的96.5％。工作组的同志抱着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进行复查，进度也很快，这为上海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解放”，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不同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央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地方党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稍晚些，这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合影（左起：毛联珏、杨富珍、周纯麟、林乎加、赵行志、苏振华、王一平、彭冲、倪志福、韩哲一、严佑民、陈锦华）二、上海文教领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情况
我是分管文教系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的。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地位显著，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尤其是电影、出版等方面。上海文教领域受灾是最严重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把握舆论阵地，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着文教领域。我认为对文教领域的问题是否处理好很重要，责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我记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他自己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真是老天有眼，是报应。我对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我们很多人都受过明星的影响，通过看他们的电影、戏剧等，对这些人都有好感。我看了不少材料，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整得够呛，对他们很不公正，就我个人来说内心深处对他们是同情的，态度是积极的。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对他们的关心，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一天，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说家里冬天太冷，爱人周小燕要练钢琴，房间内温度太低，她手指都撑不直，能否帮助请煤气公司安装一个取暖器，能让小燕练琴。我看了信后马上给他打了电话，说信我已经收到了，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串串门。不久，我特意去了他们家，是穿着军用棉大衣去的，这样我和煤气公司讲就有亲身感受，确实很冷。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还有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后来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写过电影剧本《春苗》，徐景贤直接插手演职人员的安排，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批判她剧本没有写好。她当时可能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有些人就揪住她的话反映到我这里，我说算了，没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揪过任何人的小辫子，主张宽容，家和万事兴，不赞成无事生非，到处制造矛盾，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没有发生重大失误的思想基础。三、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实政策情况
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一个大门直接连着客厅，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跟我说：“对不起，休息天还来打搅你。”我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约定的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开始讲自己演过的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冷静，讲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在“牛棚”遭受的种种折磨、批斗时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号啕大哭。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文革”中的赵丹和黄宗英夫妻本单位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呢？！我对黄俩合影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第二个例子是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给我写过信，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仔细看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说江青不懂戏，样板戏也不怎么样。材料里还讲李玉茹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我说，她在旧社会跑码头，要依靠这些人保护演戏。不同他们应酬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我对李太成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他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我是1983年调回北京工作的，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正巧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一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即把我介绍给曹禺，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谈一下荣毅仁落实政策的问题。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由于上海在经历“三反”、“五反”以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思想越来越“左”，荣毅仁在上海的处境很难，周总理为了保护他，特地把他调到北京。当时周总理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商界的旗帜，要保护好这样的旗帜。”这是周总理的一番用心，也体现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以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她女儿就给纺织工业部打电话。正好那天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当时，我是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在医院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讲了这些情况，院长讲：“大姐，不行啦！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在下午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但一直没有回音。到了当晚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荣毅仁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保护荣毅仁，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在安全上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罪行，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在批斗时，红卫兵把杨鉴清剃了阴阳头，以表示是“牛鬼蛇神”，因此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敢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荣毅仁来找我谈话，穿着灰布涤卡的中山装，抽着牡丹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跟我说，他的学习关系在全国工商联，那里受到社会上的红卫兵冲击很厉害，希望能到部机关来学习。我说：“部里定不了，要和统战部商量一下。”后来我给统战部打了电话，他们说这不是荣毅仁一个人有这种情况，不能破这个例，要他继续到全国工商联参加运动。我对荣毅仁说：“你还是到工商联学习吧，工商联离纺织部很近，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还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到了国庆前夕，荣毅仁给我打电话说：“我收到国庆节的请帖，邀请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我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他说：“那我怎么去啊？”我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批准，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止的赎买支付定息。上海资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几十万元吧，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准备请他吃顿饭，并告诉了彭冲，彭冲说他也参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见了，吃饭时我把当时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党组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说：“我对这件事知道些，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周总理对他的关心情况。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关心和指示。”他说：“是，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这件事荣毅仁一直放在心里，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开会，总要请我吃饭。荣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节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办代我送一只大花篮和蛋糕给他祝寿。他收到了生日礼物后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里吃饭，同他全家一起聚会祝寿。我们应邀去了。
在荣毅仁90岁诞辰时，纺织部的几位老人写了篇文章纪念他，我重新作了修改补充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将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杨鉴清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荣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党的态度，她特意关照荣智健给我写信表示感谢。荣智健的信也写得很恳切。事后我想，毛主席讲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句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应当有人做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凉。我甚至想，纪念荣毅仁90诞辰的文章，如果我们这些熟悉的人不写，很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而写了总是能起好作用、好影响的。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的首要任务是竭力发展知名品牌
这次“中国纺织十大品牌文化推介大会”和“中国纺织品牌文化高峰论坛”召开的时机很好，我看既是表彰会、交流会，也是纺织工业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的动员会、促进会。我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荣获“2005中国纺织十大品牌文化”、“中国纺织品牌文化优秀奖”和“中国纺织品牌文化建设杰出人物”称号的企业和个人，一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都知道，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七项目标，其中第三项目标就是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中国纺织工业的纤维加工量已占到全球的40％，出口纺织品占全球纺织品贸易量的25％，棉纱、布、化学纤维的产量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了真正的世界纺织大国。但是，正像同志们经常讲的，中国还不是纺织强国，还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中央要求的那种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还很少。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纺织工业要成为世界纺织强国，首要的任务是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知名品牌。现在世界上10％的国际知名品牌占据了近60％的市场份额。我国经济总量已排在全球前几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但在世界100个著名品牌的排行榜中却榜上无名。我国相当多的出口纺织品和服装还处于中低档的加工层次，或为外国知名企业贴牌生产。根据商务部提供的资料，一件在中国加工的老板（Hugo Boss）牌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塞克斯（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塞克斯赚了72美元（占60％），名牌商老板赚了36美元（占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到12美元（占10％）。在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中，中国商务部给欧盟贸易代表们算了一笔账，指出由于中国出口纺织品价格过低，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得一架空中客车A380。我们付出的劳动远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的现实。
品牌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品种款色、服务、信誉等多种作用的反映。品牌也是企业文化的体现，它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追求，反映了品牌在社会、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人们把可口可乐称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品牌是产业价值链中最终端、最核心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讲，品牌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技术的影响。没有知名的品牌，单纯靠低价竞争，我们成不了优秀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做强做大，而只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下面，我以一名纺织界老人的多年感受，讲五点建议：
第一，打造知名品牌，牢固树立品牌意识。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自主创新、创造自主品牌的主体。要创造自主品牌，首先是企业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把品牌建设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营造企业创名牌的文化氛围，建立创建品牌的有效激励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员工的品牌意识，使培育自主品牌、爱护品牌成为企业的使命，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追求目标和自觉行动。
第二，加快自主创新，加大科研开发投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仅有一成多的企业开展科技活动，代表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仅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0.56％。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我不清楚纺织企业的具体情况，看来也需要检查深思，并尽快改变不重视技术、不重视创新的状况。企业的开支很多，资金也往往紧，但不管多困难，都应当挤出资金搞技术改造，搞新产品研发。这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求生之道。企业应当集中有限的人才和资金，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品牌的活力。企业要发展，要有美好的明天，必须从这里做起。
第三，从基础工作做起，增强开发品牌的实力。
培育自主品牌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这是建立知名品牌的第一步，也是所有知名品牌的共同经验。我记得过去上海的知名品牌“鹅牌汗衫”，就提出过“一只鹅要从崇明养起”的口号，意思是要从崇明种的棉花开始抓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一个知名品牌大都具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是几代人辛勤劳动、呕心沥血的结果。这次获奖的十大品牌，以及这次虽没有获奖但也取得成功的品牌，无不是多年努力的成果，是许多人用心工作、千锤百炼的结果。
第四，培育一个知名品牌，要在市场上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需要有广告等多种现代手段的宣传和推销。
这就需要投入，甚至巨大的投入，需要必不可少的实力。现在我国纺织企业多数规模不大，缺乏实力，没有能力做广告造势。这种状况也必须改变，需要通过发展、兼并、重组，形成更多更有实力的集团，依靠集团的雄厚实力，打造品牌，宣传品牌，推销品牌。要把这个过程既当作企业做大的过程，也当作创建知名品牌的过程，使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五，正确处理长、短期的利益关系。
知名品牌的塑造，是一个漫长、艰苦奋斗的过程。必须经过多年的知识、管理、经验积累，甚至是上百年的工作沉淀才可塑造出一个国际品牌。在培育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长远与当前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只看到现在给跨国公司做贴牌有钱可赚就不去培育自有的品牌，日久天长就会坐失良机，使自己的企业永远为他人作嫁衣裳，企业也必定做不强、做不大。在塑造品牌的过程中，企业在短期内需要付出，甚至赔本，这是必然的过程，没有今天的付出，就不可能有明天的回报。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政府扶持。现在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做出决定，扶持企业创建名牌，企业应当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共同创建中国的知名品牌。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迎头赶上，加快打造一批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在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彻底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千年都没有解决的人民穿衣问题，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我同样坚信，只要我们齐心努力，迎头赶上，我们也一定能够用较短的时间，以更高的工作效率，打造出一批国内外的知名品牌，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纺织强国！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章 宝钢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进模式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宝钢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带头振兴实体经济
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49年中国生产钢15.8万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策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计，但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想多生产钢也多不了。前30年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钢产量才3100多万吨。后30年，即2008年，钢产量猛增到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16倍。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中国钢产量前后30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曾经讲过，后30年同前30年相比较，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这块土地，还是我们这些人，唯一变化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使中国钢铁工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钢铁工业发展史，我们曾经历过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并不很成功；1958年，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也不成功；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成功模式。宝钢就是这个模式的代表。宝钢厂史陈列馆是展示中国钢铁工业的一个窗口
我很感谢宝钢现在的领导重视宝钢过去的历史。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宝钢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应当称赞的。这也体现了宝钢现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理念。重视继往开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宝钢厂史陈列馆，不单单介绍宝钢本身，还要起到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变化。教育人的起点应该是高的，视野是宽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钢铁工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通过参观宝钢厂史陈列，能让人振奋精神，受到启发，看到希望。
宝钢厂史陈列馆注意表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的。没有他们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宝钢是建不起来的。我赞成陈列馆要有这样的内容，但要保持适度，不一定所有到宝钢来过的领导同志都要展示。
2007年，我在日本大分参观了日本现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座高炉。记得当年我们建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时候，有人介绍说，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会长（董事长）稻山嘉宽曾指着这个高炉跟新日铁的人讲：“这个高炉是用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燃料和铁矿石点燃了日本现代钢铁的第一把火。今天我们帮助中国建设武钢，是有了报答中国恩情的机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些话讲得很好，很有感情，尊重历史。
那座日本最早的200多立方米的小高炉旁边，就是新建的展览馆。馆内展示的领导人活动只有一张照片，是皇太子在开工时剪彩的照片。整个展览突出表现的是建设者，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建设者。比如，第一座高炉投产以后，炼钢的设备（买的是德国的）很长时间都生产不正常，德国人也束手无策，待不下去了，最终依靠日本的技术人员把问题解决了。这个展览，就突出介绍了这位日本工程师。
我想到了我们的厂史陈列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也碰到过很多难题。邓小平讲要重视创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指出了方向。具体怎么创新？则是宝钢建设者的使命。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突破各种难题？陈列馆里面要有相当的位置去展现他们。比方说，桩基位移的事。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也来了些专家。日本专家很牛气，但对桩基位移的理论讲不清楚。能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教授。据说，李国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出了计算公式，把这个公式去跟日本人一讲，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讲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我们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难题，有些难题还得靠中国人的智慧，靠邓小平说的创新精神去解决。
我再讲个例子。无缝钢管的设备是引进德国西马克的。西马克没有做过这样先进的无缝钢管设备，是一个专利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和工艺技术，由西马克制造，好像设备本身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也有问题，总是运转不正常。后来这套设备也是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以后，最终成功投产。
我还想说一个例子，也是体现创新重要性的例子。宝钢炼钢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质要求非常高，氯离子的含量得很低，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水呢？当时，有很多方案，有淀山湖的，有黄浦江上游的，有邻近江苏河网的。上海市科协由李国豪主持的顾问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最佳方案。水要是不解决，宝钢根本就不能投产。日本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见了我，一再讲水的问题要早点定下来。但这几个方案，究竟哪个方案可行？从淀山湖引水，管子都运到沿线了。但淀山湖是上海唯一干净的水源，如果给宝钢用，将来老百姓用什么水？这个矛盾太大了。市委也非常担心这件事，研究来研究去，举棋不定。后来，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研究提出，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蓄淡避咸”，这是很大的创举。这样一来，水解决了，水质也有保证，而水源的解决也支持了上海。最终在书记会上，我讲了这个方案。市委一致叫好，说这个太好了，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对于上海来说，不用淀山湖的水，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免除了。江河入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碰到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宝钢发明这个办法以后，其他河口地方都可以参照采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宝钢厂史馆的陈列上都要有一定的表现。要通过这些事例来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参观的人。摆一大堆领导人的照片没有必要，包括我的照片。我在宝钢，以宝钢的事业为荣，并不是以当领导为荣。
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很难的，甚至做不成，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但也不等于领导关心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领导关心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十分赞成突出表现邓小平对建设宝钢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他是尊重历史，陈云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李先念、赵紫阳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宝钢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华国锋，查档案可以发现，最终批准建设宝钢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赵紫阳在宝钢建设过程中都是重要人物。宝钢当时要引进设备，一机部认为不应该成套引进，要搞分交，即一部分设备由国内制造供应。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4000立方米的高炉，1250轧机、300吨转炉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还得经过试验，势必影响工期。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到了上海，听了宝钢汇报，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说抽水马桶也可以引进。意思是争取时间，不要误事。这是叶志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开会。
我讲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时，我们都坐在主席台上，选举那天，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排了队，拿了信封请华国锋签名，徐乐江也站在里面排队。等到徐乐江签字的时候，我就介绍说：“国锋同志，这是宝钢现在的董事长。”华国锋看了看，指着我问徐乐江：“你知道他是谁吗？”紧接着，他就对徐乐江讲：“这是以前宝钢的负责人。”我跟华国锋说：“你要是身体好、精神好，可以到宝钢去看看。”我还说，“你去，我陪你去。”后来我给徐乐江写了个条子，请他回去以后，把宝钢的图片资料和光盘送来。那年春节前，我派人送到华国锋家里去了，还附了封给他的信，说这是宝钢送来的光盘，你有空可以看看。他给我回了张贺年卡。华国锋（前排右二）参观宝钢建设工地（左一为谷牧，右一为陈锦华，左二为介绍情况的副总指挥吴祥明）
1980年12月决定“宝钢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搞、“两板”退货）以后，1981年6月赵紫阳到上海，我陪他到宝钢。他一看，说“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还是要搞好”，还讲了设备保护等一些事。回到北京，他就给韩光批示，也给国家计委批示。他是总理，要是自己不亲自到宝钢去看看，那就不可能很快恢复建设，宝钢后来的进展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我还想讲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宝钢厂史陈列馆里面要相当地展现冶金工业部。这些年的宣传，讲上海比较多。我认为，冶金部做的工作比上海市委多得多。他们从国外考察、筹建到建设、投产，不断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集中冶金工业的全国资源，四面八方，全力以赴。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冶金工业部所花的心血，耗费的精力，受到的责难，都是最多最大的。冶金工业部先后有6位副部长在宝钢主持工作。在宝钢开工建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我特地讲了一段冶金工业部的重大贡献，强调要感谢冶金工业部。
我觉得还要特别感谢国务院代表韩光、李东冶。国务院代表要协调很多事，而且协调的都是全国各地的事、各部的事，这些事靠上海协调不动、做不了。没有各部、各地的支援参与，宝钢建设不可能顺利推进。
宝钢是中国钢铁工业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通过宝钢可以看很多东西，不仅有领导决策情况，有广大建设者的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还有社会主义的大协作。我参与宝钢工作的六年
我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到上海的，我在中央工作组的分工是文化教育，还有卫生、体育、出版、电影、高等院校等。工作到1976年年底，中央考虑工作组要有人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就定了我参加市委常委会。1977年1月，我留下来担任市委常委，我的分工还是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
到1977年年中，经济工作就逐步突出起来了。生产要上来，首先是钢。上海生产的钢材品种最多、最全，国家要靠上海生产很多用途的钢材品种。但上海缺少铁，多半的铁是从全国各地调到上海的。当时，从全国各地调生铁，越来越困难，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就想自己建高炉，自己炼铁，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找国家计委，找冶金部，他们派人到上海来调查，计划在上海建高炉自己生产铁，建在一厂，建2000立方米的高炉。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委的工作重心由运动转向经济，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恢复活动，任命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恐怕是上海市革委会最后一任的副主任，以后就没有革委会了。
就在恢复革委会之前的五六月份，为了炼铁、炼钢的发展问题，林乎加拉我参加相关活动，包括讨论新建铁厂的事。到12月，我任革委会副主任，归队分管经济，组织上还要我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基本建设委员会则归林乎加管，他又要我协助他管建委的日常工作。
1977年11月，宝钢要上马的呼声高了起来。当时还不叫宝钢，叫新建钢铁厂，调了许言同志负责。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我分管这个项目。许言在宝钢的工作时间不长，不到一年。耿心是被许言调来的，还有冶金局的陈大同，都是这个时候过来的。到1978年10月，宝钢的领导体制改变。本来是以上海市为主，1978年10月以后，转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担任宝钢建设工程总指挥，这样，许言就不好和他搭配了，因为许言比他低一级，市委就决定我当宝钢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当时叶志强是书记（后来我是书记，他不当了）。这样，一直到1983年3月调离上海，我连续在宝钢担任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与宝钢建设工程总指挥部的同事在工地上（前排左四为陈锦华，陈锦华的左边为总指挥叶志强，右边穿军服的是副总指挥方如玉）
我在宝钢的时间大体上是六年。前两年，基本上属于分管性质。我那时在市里兼计委主任，主管经济当然很忙，但只要宝钢有事，我一定去。我平时没有时间，但星期六或星期日一定到宝钢去，和叶志强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涉及上海市要做的事。后四年，我就直接在宝钢担任职务了。
我在宝钢的六年时间里，冶金部大概有6位副部长先后在宝钢工作过。这6位副部长是叶志强、马宾、李非平、马成德、刘学新，一直到后来的黎明。其中担任主要职务，先后在宝钢主持工作的是叶志强、李非平、马成德，时间最长的是马成德。冶金部先后换了6位副部长，我则始终没换职务，一直都是宝钢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从筹建到建设，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六年中，我在宝钢具体做的工作，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件事，是负责上海冶金工业的规划和实施，包括最早计划在上钢一厂建高炉，解决上海钢铁工业的原料问题，直到后来建宝钢。
这个规划当时是由国家计委牵头做的，我参加。因为这是国家的计划，大方案定下来以后，全国要多少钢铁？给上海多少？上海还差多少？上海的产供销、原料与产品、调入与调出，都要与全国计划衔接、综合、平衡，确保生产供应不受影响。
第二件事，参与研究和审定在上海建宝钢的规划与正式报告，即“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三委就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部是冶金工业部，一市是上海市。就是这5个部、委、市联合向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在上海建设钢铁厂。宝钢真正的法定依据，是这个“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由冶金部牵头组织研究和撰写，包括宝钢建设的内容、生产大纲、经济效益等等。
第三件事，是选厂址，包括选定北仑港码头。
当时的厂址，一开始大家就比较明确地看上了吴淞区域的月浦。因为月浦临近长江口，水运条件好，没有多少居民动迁，空地比较多，还有个废旧的月浦机场，在那里建工程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选这个地方，具体行不行？就由我再具体组织勘查，领头的是林乎加，就在月浦一带找地方。我记得当年靠长江那边是个土质大堤，堤坝上面都是野生芦苇。2008年在纪念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大会上，我引用了王安石的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我说，我现在正是满头白发，再来宝钢找当年的地方确实找不到了。原来的堤坝不见了，上钢一厂、五厂的钢渣山没有了，月浦机场没有了，农田没有了，实实在在是“欲寻陈迹都迷”。
关于铁矿石码头还有点趣闻。建设宝钢的原料，从开始就考虑进口矿石，矿石船的吨位太小，不合算，一定要10万吨以上的，可是长江口航道浅，10万吨的船进不来，因此必须在上海附近另外找个地方建港口码头。我们到沿海去找，看了绿华山等海岛。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苏振华专门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亚丁湾护航的那种军舰。乘坐导弹驱逐舰去找建设钢铁厂所需的码头，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过。我们乘坐导弹驱逐舰，首先去了绿华山。绿华山的水域很深，负三四十米。但该地有两个不足：一是堆放矿石要有很大的陆地，没有土地，中转的矿石往哪里堆放？另外，绿华山的水域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水下面的涌很大。由于这两个因素，绿华山被否定了。
于是我们继续往南开，到达宁波，选上了北仑港。北仑港可以停10万吨到20万吨的船，矿石船停在那里卸掉一半，载重5万吨的船就可以进长江口。北仑港建码头，还可以依托宁波市的建设力量，工程不会耽误。我们到杭州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看法一致，北仑港作为宝钢进口矿石码头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四件事，是组建筹建班子，调集人马。
当时组建筹建班子的工作，由我分管，调人的难度很大，我就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讲：“这个事情要赶紧动作，没有人，事情都搁在那里，要赶紧调人。”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赵振清同志为了支持我，自告奋勇，亲自挂帅帮助调人。第二天，他就在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办公，根据市委定的调干条件，同主管单位一起商量确定名单，并立即发通知，三五天内就报到。因此，选调的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快到职。
人一报到，筹建班子就能开展工作，开始是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楼上办公，后来搬到淮海路的社会科学院楼上办公。搬了两次以后，觉得不行，还是要到现场去。我就跟许言讲：“马上到现场去，不能在市里遥控。”当时现场也要进人，勘察队伍就要进来，武汉勘察研究院都进来了，冶金方面也来人了。这样，筹建班子很快就去了现场的雷锋中学。
第五件事，是对宝钢配套工程，按建设的相关任务确定分工包建。
这是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经验。因为要修路、修桥、通水、通电，还要组织生活服务，都要组建工作班子，由指挥部来做这些事情工作量很大，分散建设精力。利用市里的现有机构，一经组织，分工包建，马上就能动作，齐头并进，修桥的修桥，铺路的铺路，管水厂的建水厂，开商店的建商店，医院、学校都迅速到位，协同动作，服务主体工程，从不误事。
第六件事，是筹集资金开展前期工作。
通水通电，平整场地，建临时用房，都要花钱。但这个时候项目还没有批，国家不给钱。没有钱，什么都动不了，包括进入工地的日常开支。什么地方来钱？只能由上海市先垫付。本来市里的资金也不是很宽裕，因为我兼计委主任，协调方便，计委就想办法挤出钱来，当时可能挤了七八千万到上亿元的资金。
宝钢早期涉及市里的工作就是这些事情。需要市委定的，我请示、报告以后，落实、实施都是我的工作。宝钢建设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
宝钢上马以后，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我国最大的工业项目，建在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上海的光荣。具体地点落脚到宝山县。一个县级地区，要容纳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它的体制不适应。打比方说，你要放那么大的一块蛋糕，可盘子太小了，放不下。我们就研究，要改变宝山县的体制。当时，宝山县的上面有个市农委，许多事情要经由农委再请示市政府，隔两个层次，影响了工作效率。我们想把宝山改成区。改成区以后，就直属市里了，有事情就不要经过农委，而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了。中日合作的宝钢建设项目总合同在上海签字（前排右三为陈锦华，右四为宝钢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
市里定下来以后，还要国家批准。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在杨浦区，主校区的教职员工享受的都是城市待遇，户口、学习、参军、吃的、用的都是城市标准。后来复旦大学发展到马路对面的宝山县去了，很多教职员工住到马路对面，就变成农村户口，连孩子上学都是“不平等待遇”。当时，我管教育，复旦大学就找我说这件事。因为牵动户口，是最难办的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病危的时候，市委要我去看他，他很费劲地、断断续续地跟我讲，希望我关心复旦大学的户口问题。一个大学两种制度、两种待遇，住杨浦这边，你和家属就是城市户口；在马路对面的宝山县，你和家属就是农村户口，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工作太难做了。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想着这样的事情，真让人感动。我说：“我会关心，尽力做工作。”那天我到宝山县委开会，研究改县为区，一致赞成。那个时刻，我就想到陈望道对我说的事。县改区，农村变城市，陈望道托我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后来国务院很快就批了。吴淞区改成宝山区以后，区委书记兼我们指挥部的副指挥，涉及当地的许多事情，包括大批外地调来的施工队伍五六万人，“吃喝拉撒睡”，都要就地安排，都及时妥善解决了。
1977年、1978年夏天，天气非常热，从北方过来的施工队伍，不习惯这么炎热的天气，工地浴室不够用，有些人就到河里去洗澡，又不熟悉水性，先后淹死了几个人。我就一再讲，要想办法在外面多建几个简易的洗澡的地方，不要让工人再去河里洗澡。那时的临时工棚就搭在稻田上，上面盖上油毛毡，外面热，里面更热。这些事例说明，宝钢当年的创业是非常艰苦的。
宝钢建设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总体上来讲，上海市委对宝钢是重视的，对宝钢的领导也是有力的，因为宝钢项目太大了，是“通天”的，一有问题就反映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那里。调整时，有人提出要把已到的设备“五马分尸”，就是把炼焦设备给一个老厂，高炉给另一个老厂，炼钢给谁，轧机给谁，也就是把设备分给现有的几个大钢厂，被称做“五马分尸”。中科院冶金所有一位专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反对建设宝钢最坚决。在宝钢论证以后，市委听汇报，决定“焦化不停，炼出来的焦炭给上海；电厂不停，电给上海。这样，宝钢就有点收入，建设就不用停下来。”就在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不久，冶金所那位专家又写信，经马洪转给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他看了以后表态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当他把信转给我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宝钢刚刚论证完，市委听了汇报，做了决定，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反对市委对论证方案的意见的，你怎么能表态赞成呢？”他听我这么一讲，自知理亏，连说：“哎呀老弟啊，我也没仔细看。”我说：“你没仔细看，怎么表态了？这封信转到赵紫阳那里去，他会讲你这个市委怎么回事呀？”
我在宝钢工作的六年中，市委、市政府对宝钢的领导和参与，主要是：
第一件事，争取把宝钢放在上海。
国家决定引进设备建设一个新的钢铁厂后，当时很多地方都争这个项目，河北在争，江苏在争，山东在争，天津在争，都想把这个成套引进的项目放到他们那里。这个时候，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从华国锋开始，到李先念、余秋里，到冶金部部长、计委分管主任，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都去做工作。我们到北京就去找他们，他们到上海我们就汇报。我们众口一词地讲：“建在上海，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搞好。”上海也还是争气的。这件事情做得很及时，如果1977年不做下来，那就谈不上1978年的开工了。
第二件事，由市委、市政府主持，审议冶金部起草的“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审查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周总理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市委的书记都到了，常委一致表态赞成，全力支持。这个分量是很重的，没有他们参与讨论、参与作决定，这个报告就报不出去；报出去了以后，在外部争论激烈时也会有不同声音，缺乏党委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是办成一件事的首要环节。
第三件事，落实厂址、港口码头。
苏振华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林乎加带队，各部委和上海市的对口办局的同志参加，出海考察，选中了北仑港。
第四件事，组建筹建班子，选定负责人。
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在起草“三委一部一市”报告的同时，就组成了筹建班子，选定了一批从事冶金工业多年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骨干，开展前期工作，全力以赴，一天也没有耽误。
第五件事，动员全市的力量，开绿灯，对口包建，工作迅速到位。
市委在雷锋中学召开区县级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彭冲亲自主持，我作了动员讲话。上海各行各业为宝钢开绿灯，包括农村的征地、城镇的动迁、对口包建、队伍进厂等。没有市委的决定，就动不了。这里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征地，当时规划是10平方公里。那天下午，我们在雷锋中学开区县局干部现场动员会，晚上就开市委常委会，决定征地1万亩，“一次批准，按需使用”，当天晚上就定了下来，第二天执行。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锦华，听说你们征地一下就批了1万亩，怎么能这么快就批下来？”我说主要是市委下的决心。这些事情，要是没有市委的领导，是很难推进的。
第六件事，调整方案前后，现场波动很大，市委领导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心。
工地上有外地队伍，也有上海的队伍，上海队伍不稳定要影响外地的队伍。市委动员各个包建单位工作要到位。上海的队伍不动荡，就靠市委的工作，靠市委强有力的领导，令行禁止。中央说调整我们就停，说维护好设备我们就维护好设备，说续建我们就续建。后来，向国务院汇报论证方案，要是没有市委的支持态度，国务院也不会这么快同意调整方案。涉及调整方案，一个人是很难起作用的，一个组织就不一样了。
第七件事，宝钢一期投产，二期紧接着动工。
一期没有建完的时候，二期就有方案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上海。由市委出面，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回京就找赵紫阳、姚依林谈话。这一路顺风顺水地走下来，没有市委的关心，没有市委的态度，是做不到的。这些重大的决策，不管是中央的决策还是上海的决策，市委都是很及时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正因为有市委的领导，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市委讲的我们都贯彻；指挥部有什么请示市委的，市委都支持。这在别的项目里是不多的。在宝钢工作时，遇到的最难处理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宝钢能不能按时开工。
那是1978年11月，现场已有几万人，施工的准备工作都摆开了，我们跟新日铁也都商量好了要开工，但是时间定不下来。新日铁问我们，我们一再推托，说这个事情各方面正在做准备。
为什么定不下来？当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些不好的势头，新日铁很着急，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开工，担心中国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因为新日铁跟武钢合作建设一米七轧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停工、武斗印象太深。当时中国和日本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宝钢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因此宝钢的建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影响巨大的。新日铁不断地找我，从他们在现场的总代表一直到大柿谅都来问我，担心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担心宝钢开不了工。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没底。究竟这个事情会不会闹大？宝钢究竟能不能按时开工？心里没有数。
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的问题太多，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非常着急。新日铁催问我们，究竟能够定在哪一天？我只能笼统地答应新日铁，宝钢的事情不会变，也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结束，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都不能参加开工典礼，国务院也不能来人，这很显然是降低了宝钢的规格。我们不断给在北京开会的彭冲打电话，问全会什么时候能结束。全会结束的日期不定，我们不敢定开工的日子，也不能正式答复新日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停了两三天，接着开三中全会。会上，彭冲就宝钢一事问李先念、华国锋，中央答应全会结束第二天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正式通知新日铁，这期间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
新日铁方面是稻山嘉宽董事长亲自来的，我到飞机场去接他，走也是我送他的。我陪稻山嘉宽到现场去，我们两人坐一辆车，沿共和新路走。那时共和新路两边有许多棚户，稻山看了以后就问我：“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我就老实跟他讲：“这些地方主要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解放后我们也改造了一些，像曹杨新村。因为数量比较大，我们只能逐步改造这些地方。”他就跟我讲：“日本战后也是这样，的确需要花很长时间。”与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会长稻山嘉宽先生（左）合影
当时，比较匆忙，稻山收到我们的邀请以后，也就是四五天的准备。他对开工庆典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一定要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摆一桌，请我，请冶金部的唐克、叶志强，外贸部的刘希文，都是同新日铁合作建设宝钢的中方主要部级官员。这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稻山先生要随员问锦江饭店，说：“稻山先生请客，你这里最高的标准是多少？”其实，锦江饭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标准？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讲：“这里的最高标准是两百美元一个人。”稻山先生高兴了，说要三百美元的标准。锦江饭店从来没做过。后来我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小碟子摆了一桌子。我问任百尊，说：“三百美元，你就给人家这些东西？”他说：“不是别的原因，是来不及。”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确实很匆忙。
还有一个细节。我送稻山先生走的时候，他在汽车上显得心事重重，问我：“中国还会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跟他讲：“前些天我们共产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昨天报纸发表了公报，宣布今后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那好，那好。”我还跟他讲，因为宝钢很重要，中国政府决定让国务院主管基本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国家建委主任韩光来具体负责宝钢协调的事。他对这个也表态说：“那好，那好。”
第二件事，是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的质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质询是由北京、天津等5个最有影响的代表团提出的。会后，宝钢把他们提的问题归纳了一下，一共有60多条意见，中心的意思是：宝钢搞得不对。投资占得太多，而且是个无底洞。代表们质问：投资能不能收回？上海是软土层，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上海的代表还提了污染问题，说上钢三厂、五厂，还有市区几个厂是“黄龙”，宝钢会不会成为上海新的“黄龙”？
人大代表的质询，是什么背景？怎么会挑起这个事？怎么会搞得这么凶？我们一点也没有数，没有任何人事前给我们打过招呼，或者通报一下。我们跟大家一样，是从《人民日报》上知道情况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表人大代表的意见，对宝钢的质询都很突出。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目的？只是批评批评，还是质询一通后不让你搞了？如果下马，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在那里纸上谈兵的事，我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现实问题，现场已有五六万人了啊！像我们这一层的干部，当时是非常难受的。
新日铁也是通过报纸看到的，他们找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想了解一下北京开人代会质询宝钢是怎么回事。大使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不敢乱说，只能回复无可奉告。后来，新日铁在北京的代表就找到外贸部，找到当时具体管项目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也没有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日铁决定派一个叫铃木的中间商到上海找我，想了解一下北京对宝钢的质询究竟是怎么回事。
铃木对我说：“新日铁稻山嘉宽先生很关心，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跟他们一样心里没有数。但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从另外一面跟他讲。我说：“这个事你们应该这样看，在人大会议上人民代表拿宝钢来质询冶金部，这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行使民主权利，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新气象，是件好事。民主么，大家都发表意见，对宝钢关心嘛，不关心不会质询，因为对宝钢关心才问冶金部。宝钢是《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第一个大项目，中国政府从来都是讲信用的。”我说：“你们建新干线的时候，国会不是也争得很厉害、吵得时间很长嘛！你们成田机场建了多长时间了，还在吵，一样的道理嘛！”他又问：“稻山先生关心，（冶金部）唐克部长会不会下台？”我也不知道唐克会不会下台。我只能讲：“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一个人当部长不会永远当下去。唐克部长会不会有变？将由中国政府考虑。”我也不好说他不变，只说：“即使职务会变动，宝钢这个项目是不会变的，中国政府是守信用的。”
铃木又说：“稻山嘉宽先生还关心，将来上海开人代会，陈市长会不会也像唐克部长一样受到质询？”我说：“那非常可能。这个项目在上海，上海人民代表关心这件事，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要问我，我只能如实讲。最后我对铃木讲：“你回去给稻山先生带话，就说人大的质询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新气象，是好事。对宝钢这样的质询也是对宝钢的关心。关于唐克部长，我没有听到唐克部长要变动的消息，即使将来变动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个项目不会变。”我还说：“请他不要担心，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会见铃木以后，我让市外事办公室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报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我还给谷牧附了封信，说：“人代会的质询影响太大了，新日铁着急得到处找人找不到，跑上海来找我，我跟他讲了这一通话，请你看看，讲得对不对？”我还说：“我没有底。如果讲得不对，你告诉我，我来更正。”后来，也没有答复。
我不是人大代表，当时，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世珠是五届人大上海代表团的秘书长。他回来后，跟我讲人代会的情况。他说：“火力相当猛。上海代表团也很厉害，一位代表在会上是最激烈的。他在会上讲，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那位代表讲得很激动，市委书记韩哲一就跟他讲：“你慢慢讲，别着急。”韩哲一讲的意思是，你不要着急，先听听意见。那位代表就讲：“我着什么急啊？宝钢花200个亿，全国人民每人要花20块钱，我花20块钱还买不回一个发言啊？”那位代表和我是认识的。我说，他对我有意见是可以的，但说我是罪魁祸首，那是抬高了我，我还不够这个格。宝钢并不是我决策的，也不是李先念，是邓小平决策的，是邓小平拍的板。他在参观日本新日铁君津制铁所的时候亲自跟稻山嘉宽讲，你就按照这个厂的样子给我们建一个。
1983年我调回北京，有个单位在王府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大院里，举办一个很重要的论坛。他们不知怎么也把我请去了，我没有发言。会上有个专家，讲得慷慨激昂，批宝钢。批什么呢？批宝钢花那么多钱，请了那么多外国人，盖很豪华的外国人住的宾馆，给德国人、日本人住，德国人跟日本人住在一起就打架，为了避免他们打架，后来又另外盖了一个给德国人居住，和日本人分开住。我听了很生气，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宝钢盖好的外国专家住的房子住不下了，只好再盖一座，入住完全按先来后到安排，根本没有分什么日本人、德国人。当时批评宝钢是种时髦，表示他对国家是负责任的。
第三件事，是宝钢建设规划的调整。
1980年12月23日晚，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因为宝钢项目很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为宝钢的事情开会，万里、姚依林、谷牧等参加。会上，冶金部、国家计委的人都不吭声，没有一个人讲话，就是等着挨批。
我是财经小组开会讨论宝钢前两天接到的通知。我就打电话给韩清泉，说：“你把宝钢现场的施工情况照一批照片，后天上午给我送来。”韩清泉就把高炉、转炉、初轧、码头，所有的现场照片都印成12寸的放大照片，派专人送来。晚上开会，我中午收到的。到了会场上，我就把照片给了谷牧。后来讨论时，赵紫阳讲了一通以后，要我讲，我就讲了现场的情况，主要是：人到了多少，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我说：“完全停下来，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提议用细水长流的办法：“不用完全停下来，可以把进度缓冲一下，缓中求活。”没人吭气。后来，他们要谷牧讲，谷牧没讲该停，也没讲不该停，只是把照片举在手里说：“问题是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你不考虑也不行。”接着，他把照片传给赵紫阳他们去看。
我是来自现场的，我讲的那些情况，他们不能不考虑。
究竟怎么办？这时，陈国栋讲话了：“是不是再论证一次。”这就转弯了，不然僵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赵紫阳一看这架势，就说：“那好，同意。一期再论证。”当时就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还有国家建委副主任李景昭，负责主持论证。这个论证会是在北京开的，开了一半转到宝钢现场去开。
那天晚上的收获就是没有决定一期完全停，还要再论证一次。
散会以后，都快晚上11点了，我回到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直琢磨这件事：搞到这种程度了，要是完全停下来，损失太大。我总感觉上面对现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策者和具体做事的人之间有差距。我想再奔走一番，就给王玉清打了电话，他是陈云办公室的主任，在冶金部当过副部长。我把刚刚散会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情况跟他说了。我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的时候曾当面对我说过，宝钢的事情碰到困难可以找他。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讲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很难，我想找陈云同志当面再汇报一下。”他说国务院有个财政经济委员会，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组成的，陈云是主任，李先念是副主任。现在，陈云不当财经委员会主任了，中央另成立了一个财经小组，由赵紫阳担任组长。王玉清说，陈云同志再为这件事情讲话不合适。我坚持要他报告陈云同志，并告诉他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如果陈云同志见我，请在11点钟前给我打电话。我等到11点，电话没有来，只好回上海。
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还在琢磨这件事。项目这样重要，弄到这个程度，说不搞就不搞了，总有点不甘心。日本的大柿谅曾经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吃饭是天天要吃鸡蛋的，你天天买鸡蛋回来吃，谁都不会有意见，两个、三个、五个、八个，买多少都没有意见。现在要买个老母鸡回来自己下鸡蛋吃，倒反而意见都来了。”他说，“你不敢买老母鸡，你们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这话虽然挖苦点，不大好听，但他的话讲得有什么不对？我想，还要再争一争。
回到上海以后，我就把马成德、黄锦发、韩清泉、方如玉几位副指挥找到市委我的办公室来。我说：“这件事我还想再争一争，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他们当然都赞成。我说：“那好，我会上讲得不大完整，你们再帮我收集些资料。具体来讲，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施工人员多少？我们生产培训人员多少？你们把这些数字说得全一点。”后来我写了信，写给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四个人。我的信发出去以后，把副本送给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请他们传阅。我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由我自己负责。”他们也没表态。
当时的争论，是件很难应对的事情。至于桩基位移、滑坡这些问题，我倒是心里有数，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桩基位移，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一开始我心里也没有数，这是个技术问题，我找了上海的专家开会调查。他们跟我说：“锦华同志，你放心，没有问题的，给你讲个例子，苏州河畔的外白渡桥旁边就盖了上海大厦，上海大厦的体积多大，它的左右，还有两边，压下去以后，很容易把土地掰开的，那大桥不就拉断啦？但几十年了，外白渡桥一直稳定，河岸也很稳定。”我一听，有道理。就地质情况来讲，上海大厦、外白渡桥跟吴淞是差不多时间形成的，下面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我听这些专家一讲，觉得挺有道理。我跟韩光讲了外白渡桥的例子，他听了也说有道理。
我在宝钢工作的那几年，这几件事情是比较伤脑筋的。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吵得又很凶；有的人权力很大，你跟他讲又讲不通，可是你又怕这件事搞不下去。这种情况真难，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体会不到的。那几年，我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建设初期，宝钢在体制、机制上的突破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一共引进了22个特大型项目，总额是68亿美元，宝钢占了一半。宝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
宝钢建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像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用市场配置的手段向社会融资，灵活得多。宝钢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改革、完善，有几件事情是做得很好的。
第一，宝钢建在上海，依靠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雄厚的技术和物质力量、人才优势，是正确的选择。
宝钢开始筹备的时候，是以上海为主的体制。不执行这样的体制，上海就不能动员全市的力量。上海的力量雄厚，工业部门齐全，缺什么东西，上海大部分能自己解决，包括设备、材料、人才。那个时候冶金部还没有直接介入，国家没有批一分钱。上海可以动员全市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对口包建的体制，把电厂交给华东电管局，华东电管局就组织队伍建了电厂，宝钢不需要花什么精力，很快建起来了。要建一个很大的自来水厂，就把它交给自来水公司，交给城建局。设备进来以后，很快就能安装。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汇报用的照片显示，不到两年时间，现场就摆开了这样的架势，设备都吊装了。要摆到别的地方，做不到这个程度。
第二，一年多以后，把上海为主的体制变为冶金部为主，也是正确的、适时的。
以冶金部为主后，叶志强副部长到现场主持建设。开始，上海的施工队伍去了几万人，后来都陆续撤出了，特别是专业的施工，高炉、炼钢、轧钢的施工，上海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力量，做不好。冶金部把相应的冶建公司调来，而且这些调来的队伍，韩清泉都是多年指挥惯了的，一呼就应。
第三，国务院决定派出代表。
宝钢建设中的问题，上海市能解决一部分，冶金部也能解决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上海市解决不了，冶金部也解决不了，需要更高一层的领导来解决，一机部、交通部、电子部、物资部，方方面面都有。这些部门，跟冶金部、上海市都是同一级的，商量来商量去，容易误事。派出国务院代表来协调就非常好。韩光同志非常负责任。他一年总要开一两次办公会，把各部和相关地方找来。这是你们部管的，请你们负责；这个东西没有，你物资部有，物资部就拿出来。协调很灵。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是制度性的优势，不是哪一个人的。比方说，电厂，你叫宝钢自己组织把它搞定，就会困难重重。冶金部的电厂也不是很大的，把这件事交给华东电管局，它的上级是国家电力部，实力雄厚。在宝钢自备电厂对外谈判过程中，涉及技术问题、设计问题，华东电管局谈不过日本三菱，条件谈不下来。他们就请电力部支持，电力部把全国所有电厂最能干的人、最有对外谈判经验的人调来，再同三菱谈，把三菱打败了。三菱跟我讲，我们这次输了，你们是用国家队来打我，我是个企业，我怎么打得过你们啊？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集中各种优秀人才的顾问委员会。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把上海最知名的各方面的专家请来。水里含的氯离子腐蚀设备、材料，全国最有名的防腐蚀专家就在上海，长江口的水质符不符合要求，他一言九鼎。顾问委员会还有个好处就是一旦出了技术问题，饮水的问题、桩基位移的问题，专家都能请到。在论证水源地的时候，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各不相让，一派主张用这里的水，另一派主张用那里的水，都有道理，我判断不了，就给李国豪同志讲，各种各样的意见，技术复杂，你最后拿个意见，我听你的。到定下来的时候，李国豪要我抽半个小时时间听汇报。我说：“行啊，宝钢的事情我从来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前，我在外滩的市政府办公室里，他来了。他把争论的情况讲了讲，讲他倾向长江口蓄水的方案。我说：“行，就照你的意见定。下午市委开会，就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下午，市委开书记办公会议，我把水的问题讲了讲。我说，淀山湖饮水不可取，它跟上海的民用水争资源，将来要误大事，其他地方的水，水质、水量都有问题，最好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潮水来“蓄淡避咸”。市委书记都赞成。我就回到宝钢开会去传达落实，宣布：“水方案就这样定了，不然就要耽误投产了。”
今天看起来，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智力决策，是真正的民主，是很有专业素质的民主，重大项目的决策，尤其需要这样的民主。
第五，适应建设需要，把宝山县改成宝山区。
作为地方政府，要配合宝钢做的事情没有耽误。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要就地解决，上级要为当地政府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权办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其实区委书记也就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宝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仅仅两年，干了这样大的工作量，这样大的场面，有条不紊地展开，连陈云同志都说搞得好，主要举措之一，是适时把宝山县改为宝山区，发挥了组织的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优越性。在宝钢工作期间，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能量是巨大的。
宝钢建设初期，提出要抢建宝钢，到处开绿灯，一路顺风。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宝钢有什么事情，无论请谁支持，都痛快地说，好，马上就办！因为他认为给你做的事情是他的光荣，他是为宝钢建设做贡献，是为国家做贡献，他有种光荣感、使命感。乘坐导弹驱逐舰去选民品工厂厂址，恐怕古今中外都难找先例。苏振华还说：“你们不要耽误，时间很宝贵的，我派军舰送你们。”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用好了的话，激发的能量是巨大的。宝钢早期的抢建，办什么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就是最好的证明。
反过来，这种制度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阻力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说宝钢搞得不对，应该下马，应该调整，便一路红灯，没有绿灯。1979年底以后，还是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干，但却把我们骂得要死。我们照样干得很欢。你外面怎么骂我，我心态很好，我并没有受你多少影响。你说要缓下来，设备来了，材料来了，怎么办？要盖仓库，把它保管起来。盖仓库是国家批准盖的，你要花钱吧？好，这个钱我不盖仓库，我用来把厂房盖完，我把机器放到厂房里去，不用另外盖个仓库，还节省了土地。一举数得，这不很好吗？把厂房盖起来，把机器放到厂房里面，怕机器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就把它放到基座上，叫“就位保管”。就是把机器放到台架上安装就位，一通电就可以动了。当时提出，精密设备要动维护，要通电，使它不要损坏。宝钢形式上停了半年，实际上没有停。后来一说续建，马上恢复施工常态，这都是智慧。
我感到，宝钢的队伍非常好。1980年12月确定要再论证，第二年6月底赵紫阳到上海，8月1日批准复建。采用就位保管的做法，没有耽误时间，后来进展很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干的时候，拼命干；要停下来，我们就想办法要停得好，而且准备好有朝一日重干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条件。这种做法得益于这支队伍，得益于一个好的指挥班子，包括各分指挥部的班子。“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宝钢的堡垒是相当不错的，内部一直没出事情。我们整个班子20多人，分指挥部加进来几百个人。外面叫下马的人讲得很凶，但宝钢内部没有人里应外合。2008年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为什么我要回去参加呢？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些老伙伴。多年不见了，很多分指挥部的同志早就退休了，那天都去了，我挨着桌子一个一个地敬酒，他们都很高兴。一个人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是很欣慰的，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
第二，从人代会质询到进行调整，我面对着巨大压力。“渤海二号”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事故的时候，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渤海二号”是海上的石油钻井平台，应该讲是个责任事故。那个平台像座楼那么大，上千平方米，平台下面靠水面的地方，要做隔舱，上千平方米做隔舱要做几十个。万一这个舱有损坏的话，你一关闭隔舱，水就不会流到隔壁的舱里，就不会下沉。但当时买这个平台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不懂得隔舱的重要性，结果舱内一进水，整个下沉。当时，批评的调子很高，说是冒进、瞎指挥。
对宝钢，也有人说是“冒进”，是“洋跃进”的产物。“渤海二号”敲响的警钟，再加上市委总结六年工作，要算市委前一届班子三年的账，让我感到有点山雨欲来的味道。林乎加专门给我打招呼，他当时已经离开上海，到天津当书记了，他说：“锦华，你要注意，所有宝钢的东西，跟你有关的文字材料，一定要一份不落地保存起来，万一有一天人家要定你‘欲加之罪’，你喊冤得有根据。”我们关系非常好，我把他当兄长看待，这样的招呼是对我的爱护！宝钢所有我经手的重要批示、答复、文件，整整一卷宗，我都完整地保留了。后来我离开宝钢的时候，交给了朱尔沛。那段时间，我的压力，说重一点，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跟家里讲，你们要有点思想准备，万一要对我“欲加之罪”的话，要相信我是清白的。是不是我把问题看得重了？也很难说。要是没有“渤海二号”事件，也不至于这样。
第三，把宝钢的厂址定在上海是正确的。
宝钢引进的技术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引进，我们总要按时投产，总要消化、吸收、有所创新。当时引进的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一家公司，而是几个国家、好多公司，这就需要把它总成，总成也是个本事。没有相当的技术水平，没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力量，就办不成这件事。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第二个省、市、自治区能超过上海。上海人才济济，行业齐备，协同条件好，有问题都可在全市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
宝钢这个项目，要骂它的话，需要有一批有影响的人来骂，小人物不起作用；要捧它的话，也需要一批有影响的人来讲话。邓小平讲：“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人喊死了也没有用，邓小平对别的哪个企业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宝钢只有建在上海，才能把你摆在很高的平台上，让大家都盯着你。说你好话是盛名远扬，说你坏话则臭名远播。宝钢要摆在别的地方，邓小平会一去再去吗？那是不可能的。他到上海，就去看宝钢。陈云不也去了，多少领导人去看过？我看，中国哪个厂也没那么多重要人物去看过。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的、人大的、政协的，都去过。这种影响对宝钢来讲也是种力量，批评你们是督促的力量，陈云不是讲“要苛求”嘛。如果没有这样的批评，你还苛求不起来。要表扬你们，劲头很大。到头了，邓小平表扬你们，不是到顶了嘛？！那还要怎么表扬啊？那就干得更欢了。这些事情只有上海能办，别的地方不可能。
第四，宝钢开创了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条企业发展路径，一个样板，一种模式。
毛主席的钢铁情结是很深厚的。1960年，他找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个人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还要有实力，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手中没有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所以长期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就是我们钢铁生产少。毛主席一直想把钢铁搞上去。要把钢铁搞上去，究竟采取什么路子？苏联援建的鞍钢、包钢等企业，他不满意，说是“少慢差费”，就推行“以钢为纲”，发动7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结果失败了。到了60年代初，提倡“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推行了多年，钢铁还是上不去。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多万吨。
为什么后30年我们能一下子搞到年产5亿吨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发展的路子，模式对头了。这个模式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进口矿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人才和创新，重视节能减耗和保护环境，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现在宝钢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动力。
最后，宝钢的意义不局限在宝钢，它的现代化建设、环境保护和企业管理，对全国各行各业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是1977年底。去以前，专门去了天津看天津钢厂，去杭州看杭州钢厂，上海的钢厂我都看过。到新日铁一看，我们的工厂就显得特别落后。现在到宝钢一看，大家非常高兴。我陪卡斯特罗参观，他跟我讲，他到过世界上60多个国家，这是他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工厂。1995年11月，陈锦华陪卡斯特罗（左一）参观宝钢
宝钢建成以后，给大家做了个榜样，而且宝钢开放了所有的资料，兄弟钢厂来看，统统无保留地给他们看，你想看什么就让你看什么，你想要什么资料就给你什么资料，你要培训我也给你培训。首钢的高炉就是参考宝钢的。没有宝钢，去哪里拿图纸？
现在，中国工业的大型化、自动化，市场国际化，人才高端化，融资多元化等等，都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视野，开拓了发展空间。从钢铁工业到家电产业，从汽车到高速铁路，无一不是走的这条道路。翻开日历到1978年，中国最早走这条路的是宝钢，正是在它的后面，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宝钢的主要经验和值得称道的事
第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件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7年，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访问日本。
1977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的，对外界的情况并不很清楚，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文字资料，都是间接的、抽象的。世界钢铁工业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1977年邓小平提出，要大家都出去看看。邓小平自己也去看了。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的变化，促进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发展。叶志强率团访日，应该讲对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都具有真正的、率先的、示范的作用。
1977年夏天，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丧失了很多时间，搞得经济下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各部委都提出了要加快发展的思路、规划目标。但这终究是纸上谈兵的事。究竟怎样加快发展？这要做些考察，做些调查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9月，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了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了几十天，带回来很多资料，包括电影、幻灯片。电影和幻灯片给中央领导同志放了。我后来借到上海，请市委的同志也看了，看看人家的钢铁工业，再看看我们的钢铁工业，就觉得差距太大了。叶志强还写了个很好的报告，做了深度分析和对比，指出中国同日本的差距，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报告讲，1960年中国生产钢1866万吨，同年日本生产钢2200万吨，两国的差距也就300万吨多一点，并不是很大，但后来日本的钢产量上去了。到1973年，日本年产钢1.19亿吨，中国只有2522万吨，跟日本原来是百分之十几的差距，一下拉大到3倍半！为什么短短的十几年，差距拉得这么大？叶志强他们分析对比以后，介绍了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进口矿石，设备大型化、自动化，重视人才等等。不是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这就是他山之石。
面临这样的情况，中国当然着急，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要加快发展。
叶志强的考察报告，他们的分析，他们提出的建议，不只对宝钢，对中国的钢铁工业，对其他行业都有影响。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同志都看过这个报告，觉得讲得确有道理，可以激励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我认为，这是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没有这个考察，没有这个报告，打动不了中央的领导同志，也不可能下决心引进日本先进技术建设宝钢。后来即使有重大争论，需要调整建设步骤，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也没改变。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叶志强的考察报告。
第二，解放思想，突破“左”的观念和政策。“左”的思想长期禁锢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表现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就是崇洋媚外；什么都自己搞才是自力更生。宝钢敢于引进，善于引进，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日本没有德国有，我就引进德国的；日本新日铁没有，其他公司有，就指名要其他公司的技术，像高炉的无料钟、干熄焦等，要不是思想解放，就不敢采取这样的态度。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国外技术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的决心是支持引进。宝钢就敢于对世界的技术，不限于新日铁，也不限于日本，包括德国，把最先进的都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合成创新。这个组合，各种先进技术的合成，也是一种创新，还搞得很好，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再搞二期、三期。
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在30年前，要突破“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把宝钢的发展建立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和中等的起点或者低等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高起点，宝钢的发展就更高一点，如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资源的循环利用、环境的严格治理等。宝钢用水的循环使用率是97％，高炉煤气用来发电，就是资源的循环综合使用，这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科学发展观。30年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做总经理时，上海的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是全国人大常委。她到我家里来看我。两人聊起来，聊到宝钢，她对宝钢有意见，担心上海又要增加“黄龙”。过去，钢厂都没有除尘装置，排烟气的时候连灰尘都排出来了，那都是些矿粉的东西，红颜色、黄颜色都有，形成了红色和黄色的烟柱，被称为“黄龙”。我对她说：“袁大姐，你说的这些担心都是对的，但你没见到过，我到日本去过，看到像宝钢这样的厂，根本没有这样的排放，它排出来的都是水蒸气，烟也是白的。”我说：“邓小平也去看过，宝钢就是同它们一样。实际上，我们建的宝钢比日本的还要好。”我说：“袁大姐，你关心这个事，宝钢很感谢你，但你身份不一样，你老讲这个事情，宝钢觉得压力太大，我把你的关心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干，你以后就少讲或者不讲吧，免得给他们增加压力。”她说：“好，我听你的，我不再讲了。”后来，我听宝钢的同志告诉我，宝钢投产后她去看过，她惊叹道：哎呀，太漂亮了，花园工厂。
存在决定意识。人民的观念都是跟着实践来的，没有实践，很多观念都是虚的、不真实的。过去，她就知道“黄龙”污染环境，因为她没有看到宝钢的东西。我觉得，宝钢还是争气的，这样想，也这样做，做出来的结果也是很好的。
第三，领导决心不动摇，主要是邓小平的决心。
在吵得最凶、要宝钢停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找常委谈话。他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不后悔，问题是要干好。”没有小平同志强有力的支持，宝钢面临的困难、经受的折腾、责难会大得多，二期建设也会推迟。
领导的英明，很多事情是要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看它的后果怎么样。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过我，我讲第一代领导人的钢铁情结。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有亲身感受，觉得中国要改变命运，要富国强兵，就得有坚船利炮，就得有钢铁。第一代领导人的这种钢铁情结，是同国家、民族命运联在一起的，是高瞻远瞩，看到钢铁对国家的重要性。我1977年底到新日铁，稻山嘉宽宴请我，吃饭以前我们俩闲聊，他就跟我讲钢铁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极为重要。我就跟他说：“我们毛主席讲过，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连说：“讲得好，讲得好。”邓小平在为宝钢题词
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强调不争论，对宝钢也是这个态度，不争论，你干了就好好干，他跟我们上海市委讲“我不后悔”，这都是很鲜明的。所以，最高决策者对问题的认识和决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欣慰的是，宝钢指挥部的同志都很争气。如果我们动摇了，看到一点儿风就害怕，就躺倒或者不干，那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我们对小平同志的决心还是能够理解，能够很好执行的。当时，国家叫我们停，我来一个不盖仓库盖厂房，就位保管。一旦同意了，一通电就可以了，这就体现了上下一心。
第四，宝钢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模式。
宝钢发展的具体模式就是：利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消化、创新，大批量、高质量地生产大型化、自动化装备；重视人才；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厂址放在能够停大船的沿海，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口矿石，出口产品。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模式。
今天看不是问题，当时都是问题。叶剑英元帅就当面问过我：“要打起仗来，马六甲海峡一封锁，你怎么办？”我说：“那当然没办法。国内也有些矿石，但国内的矿石品位比较低，质量比较差，还不一定适合宝钢的需要。天无绝人之路，到那时候要不停产就得另想办法。”
现在看来，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企业，都是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不这样搞，早晚要关门，汽车、家电业同样如此。技术很先进，成本不断降低，新产品不断开发，就有竞争力。对宝钢的建议和希望
这么多年，我对宝钢一直是很满意的。1978年中国引进的22个大项目，我管过9个。这9个大项目里面，我直接参加建设，跟我联系也最密切的就是宝钢了。
宝钢二次创业的计划我看过，我完全赞成，这样的想法是很好的。1984年，陈锦华离开上海后首次重回宝钢，看到宝钢顺利建设分外高兴
30年来一直保持一个发展的势头，保持一个持续兴旺的劲头，这样的企业也不是很多。宝钢一直保持这样的势头，持续发展，不断兴旺，而且顺应潮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包括教育、扶贫、救灾等，都很热心。现在的企业形象不完全是生产经营效益，还有关心公众利益的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关心公众的利益，关心公众的福利，那这个企业就是最好的企业。这些方面，宝钢都做得很好。
现在，钢铁市场的变化很大，市场变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工作越来越突出。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短缺经济的影响，我们比较重视“做大”，也重视“做强”，但比较之下，对“做大”的注意力更多一点。宝钢在未来的岁月里，“做强”可能尤其重要。最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有个讲话，说中国有20个企业进了世界500强。这些企业实际上只有“做大”，没有做强。我认为这个说法讲得不大准确。“做大”和“做强”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大家原来都一样，你要做得比他大，你一定要比他强，一定要更有本事，比他更有竞争力。这个本事、这个竞争力，就是你强的因素，就是你的胜筹。如果你不强过他，光比块头，你不一定比得过他。“做大”的过程，本身就有“做强”的因素，没有“做强”的因素肯定做不大。但说实在的，“做大”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做强”的注意力不够，民营企业里这个问题更突出。有些企业为了“做大”，盲目扩张兼并，比方说三九药业集团，本来是很好的，是做药的，但后来为了“做大”，什么都去做，最后弄到要搞汽车，搞航空公司，搞农业。这个路就走得不对了。后来出问题了，大量挪用上市公司的钱，结果老板被抓起来了。“做大”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强”的因素，是做不大的。“做大”的同时，要相应地“做强”。在某种情况下，要在“做强”上面更下工夫，这也有利于“做大”。这是“做大”与“做强”的辩证关系。
宝钢提出了8000万吨的目标，我赞成有个目标。当时是艾宝俊接任总经理，我还给他们几位写了封信，我说我是赞成兼并的，对企业“做大”是有好处的，但要注意兼并对象的素质。如果素质太差，兼并后就要背包袱。因为就地方政府来讲，它愿意跟宝钢捆在一起，跟宝钢高攀，它的名声上来了，各方面都好，可实际它没这个基础。所以我跟艾宝俊他们讲，在兼并过程中要注意这个事情，我也不是讲一定要门当户对，但至少要和门当户对差不多。8000万吨是当时的设想，现在，市场形势变化很大，中国有五六亿吨的生产能力了。中国要不要这么多钢？我看，中国钢铁工业的能力，就现在来讲，要富余1.5亿吨，甚至更多，产量过剩。美国现在的钢产量大概1亿吨也不到了，日本和韩国的产量也在下降。
面对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的形势，“做强”的任务越来越重，过去钢铁企业最大的用户是汽车、建筑、交通设备等企业，现在家电企业也是主要用户。这些企业在变化，它们对传统材料的使用也在变化，比方现在最重要的要求是节能、环保，那么，钢材怎么有利于节能、环保？宝钢有这个水平，有这个技术。在适应这些方面的用户上，宝钢要走在前面，优势就更大了。
再比方说，现在非常强调新能源，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确定的未来战略就是新能源战略，他要推动美国通过开发和生产新能源来领导世界。新能源是可持续的、再生的、干净的、环保的，低碳经济的。美国曾经在世界历史的不同时期独领风骚。二战时，原子弹是美国发明的。二战后美国人把原子弹的原子能技术用到发电上，带动了世界原子能发电。美国的汽车长期领先世界。再后来美国发明电子计算机、软件、网络、高速信息公路等等。美国把这些东西运用到各个方面，占领市场，领导世界。现在，这些东西大家都有了，美国再靠什么领导世界呢？奥巴马把目标定在了新能源的开发和运用上，来形成新的产业优势，领导世界。
搞新能源，要搞设备，要用钢材，钢材就要适应它的要求，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要求。我想，新能源战略，宝钢千万不要看成只是能源部门的事。能源部门的发展要做设备，做设备就需要材料。如果宝钢做的材料最适合发展新能源需要，具有竞争性，新能源部门当然用宝钢的材料。
宝钢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因为宝钢有技术优势，有人才优势，要想办法在研究开发、技术创新上保持宝钢的优势。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一般性的钢材，你能做他也能做，我就不做。汽车面板原来只有宝钢能做，现在鞍钢也可以了，武钢也可以了。将来六亿吨钢的生产能力，有些东西哪家都做不了，只有宝钢能做，就是要在技术上保持领先，而且要带动国内钢铁工业。
我一生最好的工作岁月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献给宝钢了，我为宝钢欢心过，但我这一辈子承受压力最大的事也是宝钢。在一起共同创业，感情最容易建立起来，现在讲起那些老指挥，我仍然充满友情和敬意，他们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让人尊敬。宝钢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带头振兴实体经济
今天，我为能够参加宝钢建设30周年纪念大会感到无比高兴。看到宝钢30年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我不禁想起了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改革家”王安石的一首名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30年前的旧景旧物消失了，新景新物呈现在世人面前，实在让人自豪，让人振奋。我离开宝钢20多年了，但我一直关注着宝钢的改革和发展，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宝钢迈出新步伐的消息，我由衷地为它高兴，和大家分享着喜悦。宝钢从2003年进入世界五百强，名次逐年提升，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每次都非常高兴。今天的宝钢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当年的想象和期望。
前不久，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我对宝钢的看法，我说：“宝钢的建成，不仅仅是建设了一个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模式，带动了中国钢铁工业做大做强，在世界上提升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和竞争力。”我曾经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将建国60年，钢铁工业为什么后30年比前30年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呢？我感觉，后30年的快得益于改革开放，是在一种开放形势下的高歌猛进。在这个变化中，宝钢起了一种示范榜样作用，有宝钢没宝钢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应当正视和总结的。宝钢打下举世瞩目第一桩（1978年12月）
作为宝钢的老人，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代表宝钢早期的创业者，向30年来奋战在生产建设岗位上的宝钢广大干部、专家、职工和家属，向在宝钢工作过的离退休干部、专家、职工和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敬意！向对宝钢生产和建设一贯给予大力支持的国务院各部委、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同志们表示真挚的感谢！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原冶金工业部为建设宝钢所倾注的心血和有力的领导。冶金工业部动员和组织了全国钢铁行业的人力、物力、资源，全力以赴，支援宝钢，参与宝钢的建设，我认为宝钢的历史应当铭记他们、感谢他们。
30年来，宝钢经过一、二、三期工程以及后续重大项目建设，学习和消化了国际先进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宝钢特色的创新成果。宝钢人用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了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钢铁工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钢铁工业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钢铁市场已经成为全世界潜力最大、增长最快的钢铁市场，受到世界各大钢铁企业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虽然是钢铁大国，但还不是钢铁强国。
要使我们尽快从钢铁大国发展成为钢铁强国，还需要我们做更多更大的努力。宝钢作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钢铁企业，作为我国钢铁工业的排头兵，对推动我国钢铁工业的进步、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时期，宝钢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钢铁企业的赢利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能不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应对挑战，并引领钢铁企业走出困境，对宝钢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我希望宝钢在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关心和支持下，与国内兄弟企业一道，在经济危机中把握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经济的不利影响，乘难而上，乘难而进。希望宝钢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继续保持和发扬30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和发扬“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精神，紧跟世界钢铁工业的最新技术，加强技术积累和自主创新，形成一批宝钢专有技术和专利技术，努力把宝钢建设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钢铁精品基地，不断提高宝钢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把宝钢建设成为我国优秀国有企业的典范。
宝钢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开工建设的，过去30年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改革开放之路。从今天开始的新的30年，宝钢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改革开放之路，而且一定要走得更好更快，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上实现新发展，继续承担起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早日把我国建成钢铁强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
1977年12月初，“上海新建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命名前的名字）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许言同志任指挥，市委、市政府决定，宝钢的建设工作由我分工联系。1978年8月，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宝钢领导体制改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任党委书记、指挥，我任副书记、副指挥，直到1983年3月我调离上海，到北京出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前后历时六年。我在宝钢的经历，正好与方如玉同志在宝钢的工作时间（1978年2月至1983年9月）处于同一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宝钢同事。
这六年多的岁月，正是宝钢从大红大紫地抢建，到备受责难并下马调整，直至恢复正常建设，波动极大。我不由得想起了14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写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两句名诗。宝钢的大起大落，确是一段检验“诚臣”的岁月。
方如玉同志是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长期战争和建设环境中磨炼的忠诚、敬业、奉献等优秀品格，在宝钢这一段工程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在宝钢抢建时期，方如玉同志要适应完全不同于过去在哈尔滨、武汉、马鞍山、酒泉和本溪等地的建设环境，指挥来自多个冶金建设、港口、电力部门以及上海市的各种建筑队伍，需要高度专业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指挥调度有方，数十个单项工程齐头并进，配合默契，从未影响工程总体进度，从未发生重大纠葛。在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施工现场，率先实行不搞“三通”临时设施，修建厂区主干线道路、实施上下水正式工程。以部分砼离心管桩代替钢管桩，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组合式、标准化钢模板和钢管脚手架。这些创新成果，争取了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效率，树立了全新的文明施工样板，在全国推广后，受到广泛好评。对于桩基位移等重大工程难题，也都有效地配合有关方面一一化解。总指挥部在工程建设上对他们从未有过担心，他们也确实能战斗，工程进度、安全质量、投资控制等，都让人放心，在社会上树起了“宝钢”高速度建设的良好形象。
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调整下马中的深谋远虑与卓越见识。中央决定宝钢“退够、下好”，指挥部令行禁止，具体落实、部署。问题集中在面对现场七万人的队伍，近三十万吨设备、材料，怎样退？怎样下？下了以后怎么办？将来还有没有恢复建设的希望？现在能为今后做些什么事？总指挥部党委闭门开会，讨论“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的实施方案及具体部署。会前，马成德同志征得我同意，决定由方如玉、陆兆琦、吴增亮、胡志鸿等同志组成设备维护小组，方如玉同志任组长，提出实施方案。在指挥部党委会议上，方如玉作了汇报，提出“就位保管”、“动维护”，并作了瞻前顾后的分析说明。下马停建，设备材料保管要建仓库，要投资，要征地，要用大量材料，不如将投资、材料用来续建厂房，用厂房代替仓库，存放设备材料，还可以按照施工图纸把基础做好，设备安放就位，避免在地上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对于精密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精密仪表等，还可以接线通电，进行动态维护，确保精密机件不损坏。参加会议的同志边赞同、边议论、边补充，形成共识，使“退够、下好”的原则得到更积极的落实，既能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考虑到未来的前景；既可以减少损失，又可以为以后的恢复建设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这是一个极富创意、饱含智慧的方案，很快获得国家建委和冶金工业部批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就位保管和动维护”的方案，使得全部设备、材料无一损坏、丢失，为几个月后宝钢恢复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一直认为，方如玉等同志确是好样的。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应对，更没有躺倒，而是完全置个人利害于不顾，想国家所想，处处以事业为重，在困境中找出路，在难题中寻求最佳选择，表现了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像方如玉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经过战争和建设的锤炼，造就一身过硬本领，识大体、顾大局，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拿得起、放得下，把任务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是有了这样的骨干，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他们的忠诚、敬业和奉献精神值得后人学习继承。陈锦华（右一）陪姚依林（右三）参观宝钢，左三为方如玉
方如玉同志是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参谋长，他带领的队伍一直在为国家建设打硬仗。他对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凝聚了革命队伍的深厚情谊。1982年底，鉴于建设形势的变化，国家决定部分工程兵改编安置。这是件大事，也是个大难题，安置不好，会留下后遗症。在接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知后，方如玉就来找我，请示怎么办？在宝钢参加建设的冶金二支队、三支队怎样落实？当时在上海落户极其困难，如调出上海，安排去外地转业，对这两支队伍伤害太大，我们良心上会过意不去，也不利于宝钢建设。我们商量的意见倾向于留在宝钢，但要做艰巨的工作。我为此首先找了市建工局局长王国良。按市政府办理公务的行政程序，首先要征求建工局的意见，王国良是需要第一个表态的重要人物。我讲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说了我同方如玉商量的意见。王国良当即表示，赞成把这两支队伍留在上海，并说队伍素质高，作风好，上海也需要。有了王国良这一票，我再找市建委，也获得同意。然后，我就拿了文件直接找市委书记陈国栋，并讲了市建委、市建工局的态度。陈国栋表态积极，并要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市委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有了陈国栋这个积极态度，上市委会议我就完全有信心了。会上我作了汇报，书记会议一致赞成，决定把基建工程兵冶金二支队、三支队留在上海，基地机关人员和家属都落户上海。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一直认为，像冶金工程兵这样的队伍，是国家建设的野战部队、主力军，哪里任务艰巨就调到哪里，不计条件、不讲“价钱”，转战南北，四海为家，许多骨干都是几十年在艰苦环境下流动，国家有条件照顾他们，应当关心、照顾，作出妥善安排。方如玉同志对这支队伍的关心、爱护，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同志情谊，是人间大爱。
在宝钢与方如玉同志共事的六年，我们之间，不管是会上讨论，还是私下交换意见，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执、矛盾，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他的这种态度，绝不仅仅是部队养成的组织纪律性，而是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形成的一种领导素养，一种忠诚、敬业、奉献的团队精神。宝钢指挥部班子成员，是我一生经历中难忘的集体。这个团队让我引以为豪，终身难忘。方如玉同志是这个团队的优秀成员之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第三章 中国石化工业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石化与祖国共壮大
建议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
中国石化与祖国共壮大（2009年9月30日）我参加工作已60多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同两代纺织同行一起，致力于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石油化工与百姓的“衣、食、住、行、用”密不可分。最早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石化技术设备，就是从发展化学纤维着眼的，目的在于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其中穿衣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棉花粮食争地，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长期困扰了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1971年八九月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在长沙时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上街买点东西，搞些社会调查。有一位工作人员回来对毛主席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听了很惊讶。后来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点？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于是开始酝酿进口。
1972年，继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之后，新中国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兼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引进工作。在26个项目中，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等4个化纤项目和南京烷基苯（洗涤剂原料）项目。这些均属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技术。陪余秋里在上海石化总厂参观
通过这次引进，4套化纤项目承担起“老母鸡”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促使了中国化纤工业突飞猛进，最终圆满解决了纺织原料的问题。1984年，中国政府取消实行了30年的布票凭证供应制度。2008年中国化纤产量达到2400万吨，超过美国一倍以上，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化纤大国和纺织大国。
穿衣问题历来是中国民生的大问题。即使历史上的盛世，也屡有衣不蔽体的记载。如杜甫在《石壕吏》中写的“有母孙未去，出入无完裙”就是生动的写照。仪征化纤厂当年成立时宣告：仪征化纤建成之后，能给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提供两套化纤布料。后来的确良也不稀奇了，人民的穿衣品种越来越丰富。现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中，我认为，解决最好的就是“衣”。国内国外、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农村，差别最小的就是“衣”。也就是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同时解决了十多亿人的穿衣问题，这是历史的奇迹。
1983年7月，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正式成立。开过成立大会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会见了全体代表，总理、副总理都到了。会议结束后，万里副总理叫住我，说：“陈锦华，交给你一个任务，到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当时我并不清楚苏联的乙烯产量是多少，和我们差距有多大，所以没敢表态，只表示不管怎样，我们会去努力追赶。我回来一查，苏联当时的乙烯产量是208万吨，中国的产量是65万吨，要赶上苏联就意味着要在17年里翻近两番。这样一算，我感到差距很大，没有把握。现在，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乙烯产量已是俄罗斯的三倍多。实践证明，万里当时提出的目标很有前瞻性。他在会见石化总公司代表时讲，中国这么多行业，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做不到的，但选择两三个比较好的重点行业到世界上去竞争是可能的。石油化工行业一定要同国际上的同行进行较量。1983年7月12日，中国石化总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
在中国石化的各项事业中，我们把乙烯作为龙头产品，集中力量，重点发展。一方面以燕山石化、上海金山等企业为基地，对原有乙烯装置进行改建、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燕山当时的设计规模是30万吨，实际产量只有20多万吨，现在已经达到90万吨了。金山当年产量只有11万吨，现在也达到90多万吨。我们感到，利用原有装置进行技术改造，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发展方法。另一方面是新建。1978年，我们引进了22个规模大、技术先进的大项目，其中有四套乙烯，大庆、齐鲁各一套，另外两套放在江苏，其中一套后来改放到上海。经过这两方面的努力，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已增加到470万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乙烯产量已降到189万吨。当年万里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我没敢表态，实际结果翻了近三番。2008年，中国乙烯产量达到1000万吨，而俄罗斯只有283万吨，也就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乙烯产量等于俄罗斯的三倍半。
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表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不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的石油化工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2009年中国石化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第9位，这张名片是中国大企业的形象，是为国争光。企业要进入世界市场，需要一张名片、一个品牌、一种国际形象。中国石化26年来风雨兼程，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前十名，展现出一种国际化的积极走势。
1997年初，中央成立了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温家宝主持，我是经济组组长，刘国光为副组长。几个月之后，报告基本形成，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给省部级干部和在党校学习的地市级干部，先讲一讲报告的内容，听取反映和意见。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写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基础，对国民经济的作用集中表现在控制力上，国有企业不仅自身要发展壮大，而且要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讲到这一点时，总书记离开讲稿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带有明显的不满意和批评口气。我在下面听了，觉得当时中国企业不是没有进入世界500强的资格，而是没有申报。
1985年，我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时，曾经让当时的计划部主任梁国培计算过，中国当时生产的各种油品、塑料、化纤、橡胶等石化产品，按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计算，总价值约130亿美元，而当时500强的入围门槛也就几十亿美元，我们完全够资格，只是没有申报。我觉得既然总书记这么严肃地讲这件事，应该申报。于是我给李鹏总理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请他转交总书记一阅。
1999年，中国石化正式参加世界500强评定，当年的入围标准是89亿美元，中国石化以营业额340亿美元排名第73位。2009年，中国石化以营业额2078亿美元名列世界500强第9。中国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强做大，可以在国际上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国有企业要抱定一个宗旨就是做大做强，这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所在。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是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就是邓小平讲的“块头要大”；第二是国家的经济结构，一定要有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有一般加工业和原料工业的国家，在全球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威的；第三是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大企业，否则讲国际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这三个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中国石化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原因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做大做强自己的核心产业，没有被其他业务搞得眼花缭乱，把宝贵的资源分散了，最终反而无力经营主业，失去竞争优势。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破产就是因为金融业务占用了它太多资源。国有企业要坚持做大做强核心业务，把资源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配置。
现在中国石化核心业务越做越大，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都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我们要继续按照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目标去追求、去做，继续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用好国家资源，把中国石化事业不断做强做大，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建议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
今年5月，我应英国石油公司（BP）董事长布朗勋爵的要求，在伦敦BP总部同他举行了小范围会晤。他主要讲同中国石化股份公司的战略合作问题（即前年您访问BP总部时谈的几个问题）。我则关心石油价格，谈了石油期货交易中的投机问题。我说各种热钱利用偶发因素不断炒升油价，已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各大跨国石油公司应当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制止举措。他表示，这是市场行为，任何力量都左右不了，只能顺应，没有别的选择。我想起前年在北京与他会晤时，也同他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油价还不到40美元一桶。他也是强调市场行为，认为热钱入市投机是必然的，是交易规则所允许的，是世界性的正常趋势。我还问他，国际能源署的负责人对我说，全球石油供求基本平衡，油价会趋于稳定，并将逐步下降。他怎样看？他说那都是关在大楼里研究的看法，靠不住。时隔两年，油价已一路飙升到78美元，他的看法都不幸而言中。
国际油价高位动荡，中国资源短缺，已成为长期的趋势。中国的石油自给率很快要降到50％以下。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加工的进口原油，已占全国进口原油总量的80％。进口原油量大、价高，与国内油品市场价格不能同步调整的矛盾，使得炼油企业越来越困难，一些很好的石化企业也由于不堪重负而趋于萎缩。石化产业实力的削弱，势必制约它们在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力，特别是近期川东北等地的天然气开发和国际合作投资。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大局，关系到中国国有大企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力，情况着实让人不安。
最近，我先后到了辽宁、广东、上海等省市，石化企业的负责人来看我，都无一例外地同我谈到企业的严重亏损问题，说压力太大，非常着急，职工反应强烈，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了忧虑。据我后来进一步了解，早在2004年下半年，炼油企业就亏损面迅速扩大、亏损额急剧上升，现在已是全行业亏损。仅今年上半年，全公司亏损335亿元，每加工一吨原油就要亏损477元。如果目前的价格倒挂情况不能改变，预计全年要亏损700亿～800亿元。现在整个石化集团公司所以还有盈利，主要是靠了油田、化工和销售企业的收入。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即使在亏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炼油企业为了保市场供应，仍坚持满负荷生产，充分显示了国有企业勇为国家分担重任的奉献精神。
中国石化已在境外的纽约、伦敦、香港上市，它们都有一套极为严密的、公开的业绩评审制度。中国石化近两年的炼油行业严重亏损，已日益影响了中国石化的股值和资产价格。前不久，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有19家企业入围，中国石化排名第23位，居于最前列。股民、投资公司、经纪人都提问，炼油是中石化的核心产业，为什么这两年亏损越来越严重？什么原因？能不能改进？这些都是在业绩报告和路演中很难回答清楚的。
中国为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已陆续开放油品零售市场，民营加油站已占有相当比例，例如深圳的民营加油站就占到全市加油站的四分之一。油价稍有波动，它们就停止供应，囤积不卖，等待涨价，消费者被迫转到国有加油站排队，引起市场动荡和消费者的不满。
综合各方情况分析，我感到，根本问题是成品油价格机制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都十分重视，您曾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特别是今年出台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等政策，以及先后两次调整成品油价格，都对保障市场供应、兼顾弱势群体和公众利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的问题是，原油价格已同国际接轨，而成品油价格却没有按新的价格形成机制相应调整到位，成品油与原油价格倒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长此下去，企业和国家都将无法承受。
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社会总体稳定，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状况都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是落实国务院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的难得机遇。油品价格上调可能对相关产业和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影响，国家可以分别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农业用油占总消费量的13.2％、渔业占3.7％、出租车占1.2％，合计占18％。国家已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并扩大了消费税征收范围，补贴资金是落实的。只要各级政府价格补贴到位和工作到位，对这些产业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等重点行业，可以通过调整市场运价消化上调的价格。至于拥有私家车的消费群体，对油价的承受能力一般不应该有大的问题，工作做好了将有利于社会节约石油资源。具体操作，可以采取控制单次调价幅度、适时调整的办法，尽快缩小国内外价差，使价格反映出真实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状况，加快推进对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以及相关行业的价格联动机制，确保生产、供应正常和市场稳定。
在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全面地加大了能源开发和节约力度，它们共同的成功做法，就是利用价格杠杆推进全社会节约石油资源。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达程度，石油消费是过度的、无节制的，也是不正常的。中国应当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
我早已离开现职岗位，本不宜再讲这些事，但由于过去的种种关系，仍能听到各种反映。因事关重大，特向您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并讲了我的看法和建议。希望炼油企业能早日走出困境，石化工业能继续为国家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些建议是否合适，供您参考。
第四章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0年至1992年酝酿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情况的回顾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要有新思维
中国改革发展形势下的政府作用
软科学事业要走咨询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
积极探索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改革路径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室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主要负责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酝酿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兴业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兴业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的有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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