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希凡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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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文集(第四卷)——现代文学评论集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希凡文集．第4卷，现代文学评论集／李希凡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1
ISBN 978-7-5473-0635-2
Ⅰ．①李… Ⅱ．①李… Ⅲ．①李希凡—文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Ⅳ．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468号责任编辑：梁 惠责任印制：徐儒静装帧设计：一步设计李希凡文集（第四卷）——现代文学评论集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邮政编码：200336电 话：02162417400印 刷：开 本：710×1020毫米 1/16印 张：36字 数：528千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635-2定 价：70.00元（精装）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批判地评价文学遗产的光辉范例——读《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之一一
伟大的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不例外。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发表过很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针对着当时的文学艺术现象，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而且给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文艺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它们至今仍然是我们评价文艺现象所遵循的指针。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终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酝酿发展时期，他们只能就那时的文学艺术现象作出科学的评价，或者是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表示热烈的期望，却还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只有到了列宁的时代，即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时候，革命的文学艺术必须明确地规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提出这种要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人所共知的正确地回答了这个时代任务的光辉论著。
和明确地规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性质的同时，列宁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学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包括文学）遗产问题。列宁在讨论文化工作的许多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1)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2)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列宁在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接受遗产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化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有原则性的彻底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3)点也没有忽略过去。”他坚决反对那种把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进步的和反动的东西——都一视同仁。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曾经指出过，虽然“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以“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为了从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取出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取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无条件地是为了同每个民族(4)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接受文化遗产时，是选择和发扬那些优秀的、进步的和被压迫人民有联系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要能适应和资产阶级作战的要求。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借珍视文化的幌子贩卖那种腐烂的冒牌的货色，他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里说：“……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要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必须继承另一些人的遗产（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是要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遗产——引者），这是无可争论的。……如果有谁揭发我，说我继承斯卡尔金的遗产，我就有权这样回答，我仅仅负有清除他的杂质的责任，我自己还是站在一旁，(5)而且除了打扫各种肮脏的地方外，我还有更愉快更重要的工作。”即使对于最优秀的遗产，无产阶级仍然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因为无产阶级毕竟不同于任何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就曾指出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光辉论文里，就深刻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列宁在驳斥资产阶级科学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的宗派”的时候，雄辩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但是，列宁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直接继续”的这些“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时候，也雄辩地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以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差别。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批判地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遗产，“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而它的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是前所未有的“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对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是“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但是，马克思所着重揭示的，却是他们所不敢也不愿接触的问题，即资本家的利润，资产阶级的财富的来源——工人无偿劳动的剩余价值，所以列宁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那就更加明显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里，就已经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列宁也精辟地指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他说：“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或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所以不同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由于它“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地继承了这些学说，但又和它们有本质的不同，如列宁所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6)阶级。”
列宁的这篇光辉论文和所有的关于遗产问题的论述，都给无产阶级在批判地评价和吸收文化遗产方面规定了科学的正确的原则，然而，对于文学工作者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列宁不仅规定了这些正确的科学的原则，而且具体地运用了这些原则评价了一些作家和作品，为无产阶级文学怎样批判地评价和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然而，列宁的这些批判地评价和继承文化遗产的辩证的原则，在某些研究者的手中却被歪曲了。他们片面地强调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片面地夸大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抹杀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质差别，主张全盘接受，反对批判继承。他们也打着列宁的旗帜，但是，把虚无主义者（列宁曾经严厉地批判过虚无主义）对于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地评价遗产的精神混为一谈，其实这正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把革命的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混同起来，“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为了破除在遗产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列宁的批判地评价和继承遗产的辩证观点。在列宁论文学艺术的文章里，涉及文学艺术遗产的一些复杂现象，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批判锋芒和深邃的科学见解，以有关论述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最为突出。二
读了列宁这些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它们给你的第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列宁绝不是从什么抽象的人性的概念，或者是从什么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共同相通的为“恢复人的完整的个性”“进行斗争”的观点出发，来评价托尔斯泰创作的历史意义，而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联系着俄国革命的利益，具体地评价托尔斯泰创作的时代价值及其作用。不错，列宁曾经把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说他的作品，“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7)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列宁甚至还说过：“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这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8)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列宁对于托尔斯泰创作的“镜子”作用的评价，以及他的作品必将为全体劳动人民所“珍视和阅读”的估计，绝不像某些研究者所歪曲的那样，说这是由于托尔斯泰的作品超越了它们的阶级限制，可以成为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混淆起来的证据。恰恰相反，列宁虽然给托尔斯泰创作的历史意义以很高的评价，却丝毫没有离开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分析他的作品。列宁虽然赞扬托尔斯泰“能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感情”，但列宁也同时指出了：“托尔斯泰主要属于1861至1904年这个时代；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9)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具体地说，托尔斯泰这面“革命的镜子”，并不是依靠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者是什么“为恢复人的完整的个性”，才得以对于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作了真实的反映，而是由于他是“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好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反映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10)一面镜子。”“他充满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11)进行了不断的揭发，这种揭发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全部恐怖”，这是多么准确、多么深刻地论述了托尔斯泰这面“革命镜子”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何况列宁还特别划出过这样的界限：“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当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反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反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样的(12)人反对）的角度去评价。”因此，列宁即使是那样热情地肯定了“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激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13)批判”，却仍然深刻地指出了，就是托尔斯泰对于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抗议，也是和无产阶级的批判和抗议，有着本质的差别。列宁说，托尔斯泰的这种“充满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揭发，只是“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全部恐怖”，“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认为，他们是有东西要抗议的，可是没有什么要绝望。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俄国在内）里，雇佣工人阶级，必然是正在成长、发展和壮大；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没有能力斗争的人所特有的。(14)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阶级”。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贯穿在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里的，是非常鲜明的阶级观点。列宁确实不像庸俗机械论那样，把托尔斯泰当作贵族阶级的老爷，彻底否定他的创作，但是，列宁也决没有抹杀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历史内容、阶级内容，把托尔斯泰当作什么“为恢复人的完整的个性而进行的斗争中的路标”来肯定！有些研究者想从列宁对托尔斯泰这份遗产的评价里，找到超阶级的肯定，那是徒劳无益的。
那么，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不是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一点“营养”也吸收不到呢？当然并非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产阶级在他的创作里吸取的营养，绝不是有些研究者所鼓吹的什么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因为在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里所包含的，不仅有“反对农奴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国家以及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官方教会”的内容，而且还有提倡“对恶不抵抗”的内容。他对旧制度的暴露是和“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麻醉被压迫群众”混杂在一起的；他“否定土地私有制，但并没有集中全力去反对真正的敌人，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15)具，即君主政体，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也正是因为如此，列宁才那样强调地指出：“俄国人民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而应该向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那个阶级学习，向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那个阶级学习，即向无产阶级学习，俄国人民只有懂得这一点的时候，才能求得(16)解放。”所以列宁要求无产阶级、俄国人民从托尔斯泰创作里吸收的，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的营养，而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了解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由于这些弱点，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17)了前进，应该了解这一点。”
在列宁的这些光辉论断里，很鲜明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即不管历史上多么伟大的作家，也必须把他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使人们认识他的阶级面目，从他的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的历史内容、阶级内容，明确地揭示出他的世界观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估价他们的历史意义。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对于托尔斯泰，列宁也恰恰是从这种观点上评价了他的“革命镜子”的作用。他说：“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他不曾说过一句那些早已在他以前站在劳动者方面的人在欧洲和俄国文学中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18)的观点的急遽转变。”可见，企图离开这样的历史条件，把托尔斯泰的思想硬说成是什么永垂不朽的“人道主义”，或者是离开阶级观点把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复杂矛盾只简单地说成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却又打着拥护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旗帜，那显然就是对于列宁的歪曲了。三
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里，像一条红线一样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列宁的一系列的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是适应着当时的革命要求而写的，是反击当时革命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一切反动派和动摇分子，都拼命散布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妄图瓦解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于是，他们找到了具有伟大声望的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创作和学说中最反动的部分，找到了他们的精神武器。他们颂扬托尔斯泰是什么“伟大的求神者”、“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文明人类的呼声”等等。开除了托尔斯泰教籍的“最神圣的神父们”，“刚刚干了一桩特别卑鄙龌龊的事情”，现在他们也派“几个教士到这个临死的人那儿去，想欺骗人民，向人民说，托尔斯泰‘忏悔了’”，甚至连那些官方的“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夫•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了……
其实无论是官方的还是自由派的“吹鼓手”们，无非都企图“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欺骗人民，“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就是在这种“声嘶力竭”的反革命的伪善的叫嚣里，列宁写了他的光辉的论述托尔斯泰的论文。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这种伪善的叫嚣，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们对于托尔斯泰的颂扬，是妄图利用托尔斯泰的反动学说的一面——“对恶不抵抗”，调和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进。列宁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明确地回答了这种枉费心机的欺骗：“……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曾经以一种可以说明‘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坏方面的遗憾口吻说，‘俄国人民极快地学会了搞革命。’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俄国人民还没有把这门科学学好，不把这门科学学好，他们还可能世世代代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渴望对社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确实把这门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功课教给了全体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农民。不管斯托雷平用什么绞架，不管‘路标派’怎样费尽心机，都不能强迫他们忘掉这些功课。功课已经教给他们了。功课正在被掌握。功课还会被重新温习的。(19)……”
为了揭穿敌人利用托尔斯泰的阴谋诡计和一切谎言，也为了使革命无产阶级真正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列宁在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彻底的批判精神。
尽管列宁给予托尔斯泰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他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甚至于把托尔斯泰比喻成欧洲作家在当时没有谁能和他相比的“一块大石头”——一个“伟大的人物”，说“在这位伯(20)爵以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然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勿抗恶”的伪善的说教，列宁也做了极其尖锐的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的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非常有力地、直觉地、真诚地反对社会的撒谎和虚伪；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21)恶劣的僧侣主义。”我们在第二节里已经谈到过，尽管列宁也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但是，绝不因为这种历史局限，就忽视、“原谅”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思想对广大群众的毒害性。如上面所引，他在论及托尔斯泰的十篇文章里，都曾经反复地分析、批判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性，明确地指出，即使是托尔斯泰学说中的“批判成分”，也只能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到了“最近十年（大致是指1901至1910年第一次俄国民主革命的前后——引者）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22)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对这种危害，高尔基在《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里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他说：“在这种鼓吹忍耐和勿抗恶的说教里面，有一种非常丑恶和可耻的东西，有一种近乎恶意嘲弄的东西。要知道，这两位世界的天才（另一个是指陀斯妥耶夫斯基——引者）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那里，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已经达到惊人的极度无耻的程度。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然而却有人对这些受难的人民说：‘勿抗恶，忍耐吧！’”(23)但是，有些研究者却抹杀托尔斯泰主义的这种反动性，抹杀托尔斯泰思想中的复杂矛盾，说什么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是充满了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同情的托尔斯泰，而那‘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的托尔斯泰，就只能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了”。甚至由于托尔斯泰在《复活》里曾经写到了一些革命者的形象，写出了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就要求人们应该从托尔斯泰的“主观意识方面去寻找原因”，并且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战胜了他对革命所持的反动观点”，这显然是很不实事求是的论断。事实上正像《托尔斯泰评传》的作者贝奇柯夫所说的：“由于托尔斯泰极端否定用革命暴力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他自然就不可能创造出哪怕是属于民粹派类型的革命者的完美形象来。因此他笔下的革命者中间，有些人被抹上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油彩（西蒙生、纳巴托夫），另一些人被他赋予了深刻的否定的特征。”至于“工厂工人”出身的革命者玛尔盖尔•康德拉节夫，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是个孤僻阴沉的人，对同伴们的态度冷淡而疏远，轻视妇女，而且由于习惯的关系而成为禁欲主义者，所有这些性格特点，和当时工人革命者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这个“显然不了解、显然避开革命”的作家，是不可能创造出真实的工人革命家的形象的。这本大量地引证了福音书，而且把主要的篇幅用来颂扬贵族聂赫留道夫“道德自我完成”的小说，究竟在什么地方表现了“托尔斯泰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战胜了他对革命所持的反动观点”呢？那些对于托尔斯泰的所谓“伟大的人道主义”的颂扬，正像五十年前列宁曾经尖锐揭露过的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求神者”、“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的“吹鼓手”们一样，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用这个曾经富有声望的作家的作品，宣传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以为帝国主义效劳，麻痹现代革命人民的斗志。
列宁的富有战斗无产阶级批判光辉和深邃科学见解的一系列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是无产阶级理论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革命文艺工作者们，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列宁的关于评价、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高举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旗帜，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辩证观点，批判地分析一切遗产中的有益的东西和反动、落后的东西，使得混杂在遗产污泥里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能成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有用的材料。1960年6月20日于京郊(1)《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92~593页。(2)同上书，第612页。(3)同上书，第592页。(4)同上书，第139~140页。(5)《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2页。(6)引文均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9页。(7)《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89页。(8)同上书，第288页。(9)同上书，第289页。(10)《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83~284页。(11)同上书，第291页。(12)同上书，第283页。(13)同上书，第290、292、299页。(14)同上书，第299~300页。(15)《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90~291页。(16)同上书，第302页。(17)同上。(18)《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99页。(19)《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19页。(20)同上书，第883页。(21)《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82~283页。(22)同上书，第317页。(23)《高尔基论文选》，第2~3页。“列宁论高尔基”启示着我们(1)——读《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之二
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革命友谊，一向是社会主义文坛长久流传的轶话。但是，这些轶话，在不同阶级的文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帝国主义的奴仆们，固不必说，他们是利用这些轶话极尽其造谣诽谤之能事；就是在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家中间，根据他们的世界观来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歪曲的，甚至也会成为他们宣扬自由主义思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借口。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主要是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这本书虽然详尽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文学活动，对于1933年对高尔基了解很少的中国读者，不能说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但是，很显然，康恩是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只从他的关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的论述来看，他虽然也看到了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革命友谊，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什么，甚至做了混淆是非的论述。他把列宁和高尔基发生的两次思想分歧的争论，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和文学家的对立。为了宣扬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还把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思想中的一时迷误，夸张成文化至上主义，而不惜歪曲事实的真相。譬如在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曾由于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在如何对待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分明就是白匪和帝国主义雇用的特务）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发生过一些思想分歧，而这些分歧显然是文学家高尔基自己思想上的迷误，对于这次思想分歧，高尔基在《列宁》这本书里曾做过自我批评。
但是，在这位美国唯心主义文学史家的笔下，却只摘引了其中叙述分歧事实的段落，而抹去了那主要的一段，说什么“高尔基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之类的与事实不符的论断。
然而，无产阶级文学家从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里，却吸取了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当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的《论阿•马•高尔基》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轶话就得到了活生生的补充资料，它不仅显示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革命友谊的光辉，也在启发着人们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文学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从列宁《论阿•马•高尔基》的120多页篇幅里，我们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的友情。列宁对高尔基的关心，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不仅在革命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到，列宁是怎样谆谆劝告高尔基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找“第一流的医生”去治病，并且提出“警告”说：“如(2)果您不去，那是不可原谅的！”就是在十月革命那样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年月里，掌握着革命航舵的列宁在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高尔基的生活，为他的病体，为他的旅行，甚至琐细的生活细节，作出仔细的安排。当然，列宁的这种“真挚的同志出自衷心的关怀”，并不只是对待高尔基一人。高尔基在《列宁》一书里引用了这样的信以后就曾说过：“像上面那样的信，他写给过各种各样的人，大概总有几十封吧！”不过，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看来，它却是建立在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视，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文学活动的高度评价的基础上。(3)
大家知道，早在1901年《示威游行开始了》一文里，列宁就谈(4)到过高尔基和群众斗争的关系，1902年他成了高尔基作品的爱好者，而且1906年已经表明，他深刻了解高尔基的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他的那篇号召革命的热情洋溢的短文《暴风雨之前》，就是借用高尔基的富有革命浪漫精神的“海燕”的形象，清楚地阐明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形势，并且是以《海燕》最有名的诗句“让暴风雨(5)来得更猛烈些吧”，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的。
最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母亲》的评价。那还是在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在《列宁》一书里有过一段详细的叙述：……立刻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指列宁——
引者》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柯夫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
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
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赶写
得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
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
益处。“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对我的唯一的然而极其珍贵(6)
的赞语……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段非常通俗的评价，只有深刻了解《母亲》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以及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时代精神风貌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句话的丰富含义。
大家都知道，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以武装起义的失败而告终的。随之而来的是斯托雷平反动势力的对革命的反扑，在社会生活中，颓废、分化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增强了。这时需要的是像列宁所指出的，“应当更确切地实际提出新的积极行动的庞大任务，更加坚定、更有步骤、更加顽强地来准备这一行动，尽可能地去爱护那些为罢工斗争所疲惫了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打倒立宪幻想！必须聚积新的、能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可是，孟什维克却“张惶退却”了，“根本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在文学中，这种失败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强烈。安德烈夫的《黑暗》，就是反映这种腐化和颓废的失败主义情绪的最典型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居然宣称：“如果不能用我们的灯火照亮全部黑暗，那么我们还是熄了火，大家爬进黑暗里去吧。”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混乱的时期，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匆忙地”写出了《母亲》，作者明白地宣称，这本长篇小说的“任务是支持低落下去的反抗精神，来反对生活中黑暗的、敌对的势力”。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列宁对于《母亲》的评价——“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何等准确地概括了《母亲》出现的时代意义。列宁深切地了解从高尔基创作里反映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是生根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里面的。
从列宁对高尔基文学活动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是把高尔基的创作紧密地结合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进行评价的。因此，他对高尔基的评价正像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评价一样，异常敏锐地把握到他的创作中的时代精神的实质，深刻地揭示出它们的时代的作用和意义，而且《母亲》在全世界工人中间广泛传播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种论断。卢那察尔斯基在叙述《母亲》传播情况的时候说：“工人的报纸，主要是德国工人报纸，还有一部分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报纸，都赞不绝口……并且把它（指《母亲》——引者）用报纸附刊的形式……简直是成百万份地散发出去。”全世界的工人，都从这部小说中，受到了“非常及时”的革命斗争的教育。
如果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来看，列宁对高尔基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正确地评价高尔基的创作，启发了他在文学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向高尔基提出过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意见。例如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高尔基曾经想写一部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三代人“伟大主题”的长篇小说，列宁就对他说：写这样的长篇“自然，很困难，并且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想你对付得了它，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怎样来结束它。问题是在于生活现实尚未提供一个结尾。不，这个你应该在革命之后来写它。现在你该写《母亲》那样的作品”。高尔基听从了列宁的这个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的劝告，他酝酿中的这部长篇——《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确实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写成的。
列宁的这个意见，一方面表明了对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这样的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艺术见解，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够更全面、更充分地把握它；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的《母亲》的现实意义，却是明显地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光辉旗帜，重申了革命文学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非常及时”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这里所做的虽然是对高尔基或者是对高尔基创作的评价，但是应该说，从党和文学工作以及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关系看来，列宁所阐发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具有原则指导意义的论点。要知道，对于高尔基的《母亲》，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也是存在着分歧评价的。列宁高度评价了《母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说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而普列汉诺夫则带着一种极其轻蔑的情绪贬低《母亲》的成就。他说：“……戈里基（即高尔基——引者）先生，不是已经自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了么？他在那长篇《母亲》之中，不是已经作为马克思底见解的宣传者而出发了么？然而这小说本身，却证明了——戈里基先生于作为这样的思想的宣传者的角色，全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见解。……于是我要说——假使戈里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预先去取理解这主义之劳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事，大抵是有益，并且也愉快的。而且对于戈里基先生，将给以一种买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艺术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那宣传家，即以用论理底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的职务，是怎样地只有一点点相宜而已的。戈里基先生确(7)信了这个的时候，他大约便将得救了。”
对于高尔基和高尔基的《母亲》，这是两种多么分歧的评价！但是这两种分歧的评价，决不仅仅是艺术见解上的分歧，而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日益陷入孟什维主义泥坑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既然不能正确地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自然就不可能了解《母亲》所显示出的不可摧毁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以及对于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虽然从革命和文学的关系上，从高尔基的作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上，给予高度的评价，但列宁又从来没有要求过高尔基用自己的创作机械地配合政治任务。列宁一方面引导高尔基积极参加党报的工作，就高尔基的兴趣和擅长，对他的写作提出建议，一方面也同时照顾到高尔基的创作，不愿用比较具体的写作任务去干扰他。1908年在谈到办报问题的一封信里，就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的这种态度。列宁一面建议高尔基给报纸写作：“如果您也愿意参加政治报的工作，为什么不写些像《新生活报》上的《论小市民》一类体裁的东西呢？依我看，您已经很好地开了头，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在最初写给您的一封信中，我‘有意’提到这一点，我想：既然这种体裁这样吸引他，他一定会把它抓起来的。现在我还认为，在最近的一次来信中您好像是把它抓起来了。也许是我搞错了吧？要是报纸不像从前那样单调，党的工作会从中得到多少倍好处！而著作家的工作如果同党的工作，同经常不断影响全党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也会得到多少倍好处！”一面又细心地询问高尔基的工作安排，创作情况：“我当然不知道您的工作安排。可惜我们在会面时谈天多，谈正经话少。如果您对于写定期的（一两星期一次）短小文章不感兴趣，如果您觉得写大本著作更好，我当然不希望您中断，(8)它会带来更大好处！”甚至于为此还特别去询问卢那察尔斯基：“我也希望把《无产者报》上的文学批评栏固定下来，委托阿•马克西莫维奇负责。但是我害怕，而且非常害怕直接提出这一点，因为我不了解阿•马克西莫维奇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爱好）。如果一个人正在从事严肃的、巨大的著述工作，如果琐碎事情，报纸工作，政治评论会危害这一工作，那末妨害和打扰他就是愚蠢和犯罪的行为！我十分了(9)解这一点并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列宁的这种对待作家，对待创作的认真和细心的态度，也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当然，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成为文坛流传的轶话，受到敌人和同志普遍重视——敌人以为诬蔑的口实，同志以为学习的榜样，它的更深刻的体现，应该说是在于高尔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从列宁那里所取得的巨大帮助。而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那里才更有吸取教益的东西。
如上面所说，列宁对高尔基的《母亲》评价很高，对高尔基的文学活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也做过充分的肯定，甚至在批评高尔基的某些错误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时候，列宁仍然和敌视高尔基的倾向进行斗争，把它们和高尔基的卓越的文学活动适当地区分开来，不断地指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无(10)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但是，列宁并不因此而忽视高尔基在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相反的，只要他一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就立刻向高尔基提出批评的意见，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争辩。熟悉列宁和高尔基友谊的人都知道，这些批评和讨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起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它们具有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深入斗争改造思想的重大意义。而高尔基的伟大，也恰恰表现在他勇于正视自己世界观中的这些弱点，不断地克服它们，逐渐牢固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在他的后期创作中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就。因而，无论是在这些批评和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列宁的伟大思想，还是高尔基勇于克服自己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的自我批评精神，即使在今天，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极其深刻的教益。
列宁和高尔基的这些讨论或者说是对于高尔基的某些错误观点的同志式的批评，主要是在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里。
第一次是和马赫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产生了列宁的有名的伟大(11)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熟悉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马赫主义这个哲学上的机会主义派别，是产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它是和我们上面曾经谈到过的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知识界的腐化和颓废情绪有着血肉关系。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谈到这个时期和这个斗争的时候说：“这几年是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分崩离析的年代。有些人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出现了一些企图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流派。现实是阴暗的。有些人企图臆造一种新的巧妙的宗教，并从哲学上来论证它。新的哲学流派给一切寻神派和造神派敞开大门，这一流派的首领是波格丹诺夫，其同盟者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并强调指出：“在反动年代，修正主义所以能(12)如此嚣张，是由于知识分子中间的颓废情绪助长了它。”
在列宁和高尔基的从1908到1913年全部通信（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里占有100多页的篇幅）中，几乎每一封信都涉及和马赫主义的斗争。当时高尔基正侨居意大利的喀普里，曾经想调和列宁对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列宁坚持了党性原则，拒绝这种调和。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您必须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如果我不是绝对相信（我愈是阅读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们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别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绝对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拖延或回避斗争，而应当力争使党实(13)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当然，列宁和高尔基对于这个问题一再做长篇的通信，还并不只是因为高尔基想调和这种斗争，而是这个哲学派别利用高尔基的某些思想弱点，以高尔基作为招牌，如列宁在《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中严正指出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加入自己的派别而感到正当的骄傲”，但是“在这个大权威的活动中这个纲领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缺陷”。(14)因而，列宁为了揭穿召回派、马赫主义者利用高尔基的阴谋，并帮助高尔基克服自己的思想弱点，就不能不在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同时，为了保护高尔基而批评高尔基的错误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持续五年的通信中，列宁一直不厌其烦地、不间断地和高尔基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个讨论和批评，对于高尔基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高尔基，还不是一个具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革命作家，在他当时的世界观中还有着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受到波格丹诺夫一派的马赫主义的思想影响，这就使得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他提倡这种主义的某些言论，就显然是和马赫主义的影响有关。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里批判马赫主义的时候，曾经这样揭露马赫主义哲学的本质：“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劝读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扎罗夫），他们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扎罗夫和波格丹诺夫），他们宣称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教给工人‘宗教无神论’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15)那察尔斯基）……”高尔基也正是想用这种“宗教无神论”创造出一个受“崇拜”的新的神来。高尔基在一篇抗议莫斯科艺术剧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改编演出的文章（《再论“卡拉马佐夫性格”》发表在1913年10月27日的《俄罗斯语言报》上）里，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不纠正无疑地将会把这位伟大作家引入唯心主义的歧途。因此，列宁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对他提出了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列宁指出这种造神说，对于革命群众有着(16)无法形容的危害性。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尔基思想发展过程里，正是列宁的不断地批评和帮助，才使得高尔基逐渐摆脱了马赫主义的影响，克服了世界观中的这种消极因素。自然也应该看到，如果伟大作家高尔基缺乏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这次事件里，列宁对高尔基的批评，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即列宁曾经提醒高尔基，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必须“明确地区分小市民（脆弱的、可悲地动摇的，疲惫的、悲观的、自我直观的、直观神的，造神的、姑息神的、自我侮辱的、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词真妙！！］等等）和无产者（他们善于做真正实际的精神奋发的人；善于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舆论”同自己的“科学和舆论”，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区分(17)开来）”。列宁的这个提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尔基的这种“迁就”，这种不善于“明确地区分”，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上面所说，这时的高尔基尚未取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这在十月革命前后他和列宁的另一次分歧里，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次事件。
这已经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情了。这时革命正在经历着伟大的转折，列宁归国后发表了有名的《四月提纲》，给党和无产阶级制订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我们应当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18)全部政权。”而高尔基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以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寄托过幻想，向他们发出过《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呼吁这(19)个政府“以缔结和约来完成自己的解放事业”；同时“不相信一般(20)群众的理性，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性”，把革命的同盟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正是依据这种观点，在十月革命以后，高尔基参加了孟什维克派的报纸《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竭尽一切努力在进行那位康恩教授赞扬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和文化的“拯救”工作……可以看出，高尔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这一系列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正是列宁曾经批评过他的那种“离开无产阶级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在革命的新形势下更深一步发展的结果。又正是伟大的列宁正确地分析了高尔基的这种错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也正像往常一样，列宁首先把高尔基的这种局部的思想错误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区分开来。列宁在《远方来信》的第四封(21)信《如何争取缔结和约》一文里批评到高尔基的时候，一方面高度估价了高尔基的创作，一方面也对高尔基的错误的政治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在谈到高尔基那封致临时政府贺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时，列宁指出：“高尔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应该说，列宁对于高尔基的错误思想性质的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他的这些观点的阶级实质，但是，当时高尔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因而，这种观点到了1919年革命初期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又有了发展。他在和列宁的通信中反映了不少不健康的心理，其中同样涉及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用的评价，列宁乘此对高尔基的这些错误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批评。这封有名的信，即使在今天看起来，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列宁从阶级观点出发，批评了高尔基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责难。列宁说：“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党的）去与坏蛋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地喷吐毒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2)的百分比正逐月增长。”这就指出了高尔基把为工农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的白党知识分子混淆起来的敌我不分的错误。
其次，列宁着重分析了高尔基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是“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必然产物。列宁说：您的职业迫使您“接见”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并且由于生活环境，您不得不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接触这些“残余分子”。似乎“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
情”，而“大多数工人”则是制造冒充“共产党员”的坏蛋云云！
于是您说出了“结论”：干革命不能靠坏蛋，不能不要知识分(23)
子。
列宁不仅为高尔基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而且为高尔基指出了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方法”。列宁根据这种科学的分析，诚恳地告诉高尔基：“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我的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24)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倦。”列宁深刻地指出：生活在高尔基那样的环境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要观察，就应该到下面去观察——下面可以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就应该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25)治上掌握许多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可以专门从事观察。”
这封有名的信，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牢固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具有重大的意义。高尔基的伟大，正在于他勇于接受批评、勇于正视事实的教训，扫除了思想发展中的这些绊脚石。但是，对于一个思想意识在许多方面接近于成熟而又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作家来说，改变这种延续很久的错误观点的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高尔基为了总结这次错误的教训，在《列宁》一书里，对于自己的错误想法曾做过翔实的记述和极其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在叙述这段分歧经过的最后说：“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地想的，也就是这样地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删掉。但是‘用笔写下来的，用斧头也砍不掉’。此外，‘让我们从错误中来学习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反复地说。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它可以作为对于那些爱依据自己的观察匆匆地下结论的人的一个教训，那就很好了。当然，在一部分专家卑鄙的破坏行为连续发生以后，我就不得不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我对科学技术人员的态度。这样改变(26)是相当费力的，特别是在一个人的老年时期。”自然，影响高尔基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的因素，还不能不提到1918年8月列宁遇刺的最深刻的教训（这在《列宁》一书里，也有生动的叙述）。伟大的作家为了深刻地总结这次历史教训，曾经把自己称为“迷失过路的人”，并以这次教训不断地教育别人，记得他在一封给青年作者（《给A.H.阿芬诺干诺夫》）的信里，就曾经这样说过：“……请允许我向您提一提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一次分歧。我认为自己比他——一个理论家——更有经验……1917年，我的经验主义成了我对无产阶级力量抱怀疑态度的根基。正如您知道的‘理论家’原来比经验主义者更强，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个错误对我是太可贵了……亲爱的同(27)志，您需要好好想想这件事情；这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这种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革命的作家当然需要积累丰富的正确的生活经验，但是，不能使经验变成包袱，使经验变成“经验主义”，丰富的生活经验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整理和概括，才能成为对作家有用的东西，否则，它也可能把人们引到歧路上去。同时，经验也必须不断地用活的东西来补充，而且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革命的年代里，有些历史的经验势必为发展着的革命的现实所否定。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28)穷……”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方面，则特别强调文学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29)式和斗争形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也只有这样，才能给革命的作家以正确地认识现实，正确地观察、研究新生活的充分条件。看了列宁对高尔基的批评和忠告，用不着仔细分析，人们立刻联想到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二者有着怎样惊人的一致啊！只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根本原则，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发展。
高尔基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实现列宁的“到下面去观察”的劝告——他因病去国外休养了，但是，当六年后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当他走遍伏尔加河流域的时候，苏维埃祖国飞跃发展的现实，即列宁当年所说的“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是怎样激动着这位伟大的作家啊！高尔基晚年的富有特色的政论、杂文和文学评论，最足以说明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变化了。他的热情洋溢的政论，就是对社会主义新生祖国的颂歌。他庄严地宣告：“我觉得可以庆幸和自豪的——就是新的俄罗斯人，新的国家的建设者……”；“在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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