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多广,李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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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新时代试读：
前言
普惠金融在全球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用公益的方式向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以27美元起家向赤贫家庭发放小额贷款，历经磨炼，最终成立了客户达数百万之众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并在200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它以公益为目标，经营却完全是商业化的，比如它的贷款利率绝不是享受政府补贴的优惠利率，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利率。从早期的微型金融到当今的普惠金融，其起于滴水穿石之力，终汇成江河潮涌之势，盖源于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同时实现。另一个具有规模性的典型案例是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简称BRI），在印尼这个有2.4亿人口的国度里，该行拥有的小额贷款客户高达3 500万，传统的微型金融获得成功。
然而，微型金融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也只覆盖了25%的贫困家庭，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大约还有将近20亿成年人仍然处于没有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状态。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人们对普惠金融充满了期待，同时也不乏疑虑。
正像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与技术革命相关一样，普惠金融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显示出了史无前例的扩展势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不同于微型金融的高接触、高成本和低覆盖，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来的低接触、低成本和高覆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可能是普惠金融事业最终到达理想彼岸的途径。目前，我国在微型金融领域的实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却表现出弯道超车引领潮流的趋势，令世人瞩目。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已悄然进入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瑰丽时代。为什么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能独占鳌头，领先世界各国甚至领先很多发达国家？这是我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通过观察归纳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加之传统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大众市场缺乏金融服务，使任何新的金融创新都能有所作为。
第二，中国的基础设施成熟，目前网民规模已达到7.31亿，其中95%是移动用户。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及手机的高普及率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及数字金融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种设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是不完善的。根深才能叶茂，没有完善基础设施的数字金融就如同无源之水。电商依赖的物流配送系统也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密集的居住人口、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城市交通管理等。
第三，中国的监管环境宽松，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数字游戏等从一开始就是政府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方向，当经济交易的场景催生出金融需求以及金融服务时，比如网上支付、网络信贷等，政府多以呵护的态度提供相对友善的监管环境。
第四，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创新智慧和企业家精神，把从国外引进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风俗进行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效果，比如微信的红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的电商或社交平台，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发达国家找到原型，但是中国的这些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奇迹般地演化成数字金融的形式，不能不说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探索和实践足以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是全球普惠金融事业的未来方向。当然，我们不会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前程是一片坦途，也不会说金融创新不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事实上，我们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数字鸿沟的现实。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来说，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数字化“一化到底”，而更可能是将数字化与传统模式相结合。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迈出数字化的步伐，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基金公司。
鉴于国内外的广泛需求，我们组织编写本书，由于时间所限，也只是对现实情况做一次简述。本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数字普惠金融概览。数字普惠金融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兴起的，由早期的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过渡到数字技术驱动金融服务创新，解决应用场景实际需求。在其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多方面的社会经济价值。
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包括在数字化支付体系、线上小微融资、数字化小额理财、小额保险的数字技术应用与发展，以及数字化信用评分五个领域中的应用和创新。
第三部分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挑战与消费者保护。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蚂蚁金服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实践者，给予了我们实质性支持，其首席战略官陈龙教授专程授课，让全体编写人员受益无穷，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贝多广2017年5月1日于北京后沙峪第一章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背景一、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兴起
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或称为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概念在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被提出并得到推广。它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通过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例如，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普惠金融体系目前重点服务的对象。
2006年，联合国起草了《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前景做了如下描绘：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通过政策、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支持，建立一个持续的、可以为人们提供合适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因此，普惠金融的特征可归纳为4点：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全面性和商业可持续性。
普惠金融是一个改写我们对传统金融服务业认知的崭新理念。其宗旨是为那些缺乏良好金融选择的人提供金融服务，其终极目标是扶持企业和家庭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将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人都纳入金融服务范围，让所有人都能得到适当的、与其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既是一种经济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思想。作为经济理念，普惠金融在那些传统金融止步的地方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规模；作为社会思想，普惠金融服务于那些被经济增长所忽视的人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便捷地获得银行服务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经过10多年的实践，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消除贫困、保障权利、实现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认为，普惠金融理念是金融服务的价值准则，也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公平性的道德标准。（一）普惠金融的早期实践：以小微贷款为主的微型金融
从国际经验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历了40多年的历程。早期的普惠金融是以小微贷款为主的微型金融模式。亚洲的印尼、孟加拉和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微型金融的探索，并且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大家熟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的格莱珉银行，1976年拿到执照，到现在已经营40多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开始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也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2000年之后，一些专业的微型金融机构开始上市，比如印尼的印尼人民银行和墨西哥的康帕图银行（Compartamos Banco），目前这些银行的规模已经相当大，部分银行在所处国家排名前五，但它们仍然只是专业做微贷、小贷业务。国际投资界对于微型金融比较认可，在资本市场上给予的估值也比较高，甚至一些专业投资于微型金融的投资基金也建立起来了。（二）从局部地区到世界，从微型金融到普惠金融体系
进入21世纪后，世界范围内逐渐达成共识，作为脱贫手段的微型金融工具不应只是单一的小微贷款，储蓄、支付、理财、保险等在满足消费者适当性的前提下也应成为微型金融的组成部分——如保险可帮助低收入家庭有效抵抗疾病或灾害等风险，理财则可为普通投资者持续创造财富。微型金融通过提供除小微贷款之外的服务，可以达到更好的绩效。
在微型金融的基础上，普惠金融体系还要为所有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个人和企业提供普遍的金融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贫困、低收入人口及小微企业。
在此基础上，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三）数字普惠金融：从人工实现到数字技术
在最近的10年左右，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成熟应用，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简称DFI）模式引起关注。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中，“数字”亦指“数字化”，是计算机、通信、移动互联、大数据处理、云计算等一系列相关技术进步的统称。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实现形式。数字技术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改善金融服务的体验，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性。简言之，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插上了翅膀，帮助金融服务更好地普惠到被传统金融服务业排斥的人群。
2016年，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并鼓励各国在制订普惠金融计划时优先考虑数字化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二、从“传统”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必然
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遇到的发展瓶颈及普惠金融的内生要求等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传统模式的瓶颈
从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说，资本越少的人应该得到的边际回报越高，但是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交易成本、抵押物的缺乏等原因，使得传统的资本边际回报曲线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普惠金融之所以能够发展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型金融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40多年，目前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微型金融中，以微型信贷为例，目前有1.5亿个活跃客户，贷款规模大概为450亿～600亿美元。而据哈佛大学计算，全世界需要贷款的家庭大约有6亿户，目前微型信贷仅覆盖了1.5亿户家庭，占比为25%，还有75%的家庭没有被覆盖。从贷款渗透率的角度看，预计可以给家庭提供的贷款总量目前也仅实现了20%的规模，还有80%没有实现。
当今，全世界都提出把微型金融作为重要关注点，希望在5～10年内能够有全面、革命性的发展。但从效率上来说，微型金融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仍有70%～80%的人群完全没有被覆盖，这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传统模式之所以遇到了发展瓶颈，最大的难点在于微型金融企业的双重绩效目标。要同时实现企业的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非常难的，为了实现这一双重绩效目标，微型金融整个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商业效益和社会效益能不能双高？坦率来说不太容易，原因在于实现商业效益需要较高的价格，即贷款利率要比较高，但价格越高社会效益就越低，这是一对矛盾。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仅能够获得资金，而且获得的资金是能够负担得起甚至是廉价的，那当然算是真正实现了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但从传统模式来看，确实难以实现。
普惠金融的风险识别、信用记录和数据获得等成本都非常高，传统普惠金融的做法是高成本地定期频繁访问客户，靠线下高密度的物理网点触达低收入弱势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既要维护成本模式，又要实现高社会价值”的双重绩效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二）普惠金融的内生要求
随着普惠金融概念在不同国家的普及，人们逐渐意识到，普惠金融有着更宽广的外延，它不仅指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曾经无法获得的金融服务，也包括为一般人群提供更为广泛、便捷和廉价的金融服务；它不仅指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广度，也包括延伸高质量金融服务的深度。因此，普惠金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行动指南，它体现了金融活动的价值追求。
普惠金融需要具备4个内生要求——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全面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可获得性是指客户可以基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即金融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可有效触达目标人群。可负担性是指对于有适当金融需求的人，金融服务的价格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全面性是指金融服务不仅面向从未接受过银行服务的人群，还要面向那些未全面享受到银行服务的人群；不仅满足基本的金融需求（如银行账户、转账汇款、信贷），还要尽可能满足更高一级的保值增值、保险保障需求。商业可持续性是指普惠金融机构不需要依赖于政府补贴，而是财务上自给自足，它体现了一个本质理念，即普惠金融应当是市场化的行为，而并非慈善救济。传统的普惠金融实践往往难以同时兼顾这4个要求，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案例偏少、推广性不强。普惠金融如果想取得长足发展，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三）发展瓶颈与内生要求的解决方案——数字普惠金融
1.数字普惠金融有可能解决双重绩效目标的难题
目前，世界各国普惠金融领域的专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新型的普惠金融是建立在科技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就是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所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等的讨论就比较多，比如中国很多人喜欢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来表述，实际上类似问题在国际上也有很广泛的研究。有学者用人工智能、互联网、数据处理、通信手段、终端设备等概念来强调未来普惠金融的一些重大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从高接触（High-touch）到无接触（No-touch）。所谓高接触是指频繁地接触客户，属于传统微型金融的做法；现在的无接触是指不需要每天与客户见面，但可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模式与客户进行接触。
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有广阔的前景，其优点是可以大幅降低传统普惠金融的成本，提高覆盖速度与广度。传统普惠金融用了40多年覆盖1.5亿户家庭，新型普惠金融可能在5～10年内就能覆盖6亿户家庭，覆盖的范围非常广。如果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推出，则能真正解决传统金融的“双重绩效困境”难题。科技将在普惠金融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共识。这样看来，鱼与熊掌也有可能兼得。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下沉，进入普惠金融领域。一些咄咄逼人的新型金融机构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供应链平台也不断进入普惠金融领域。此外，还有一些技术类公司也可能弯道超车，进入普惠金融领域。
未来5～10年在普惠金融领域究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这场混战可以说是守成者和求变者的较量。传统金融机构是守成者，新型金融机构如技术公司、电商、社交平台是求变者，它们之间的较量谁胜谁负还不能得出结论，但一定是用技术的手段发展，数字化的普惠金融很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解决普惠金融的内生要求
用“数字化”表达的数字技术、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技术进步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何在？从国内外快速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化对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第一，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的可负担性。以信贷为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在微型金融中的使用，可以以更少的人工干预和人工成本，实现对借款人贷前、贷后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时时监控，既能缩短业务流程，又能提高贷款质量。这对于以人工成本为主要成本的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可以产生颠覆性的效果；对于普惠金融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可以以较低的借贷成本获得金融支持，提高了可负担性。
第二，增强商业可持续性。金融服务成本下降自然会提高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空间，因而增强其商业可持续性。这个变化将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普惠金融领域，改变该领域金融供给不足的状态。
第三，提高金融可获得性。除了金融成本下降帮助提高金融需求及金融供给，从而有助于改善金融可获得性外，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还通过迅速扩大服务人群和“可触达点”提高可获得性。传统普惠金融依赖实体网点的铺开和工作人员的实地走访，每一家提供服务的机构的服务范围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打破地理限制，如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服务站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间门面房、两三名服务人员即可开展商业和金融服务。
第四，增加金融服务的全面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可以是传统金融服务加数字技术手段，也可以是数字经济加金融服务。对于后者，由于提供了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平台以及其他生活、交友、交易场景，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对金融需求的场景触达，这不仅包括金融服务的人群更加大众化，而且包括金融服务的品种更加多样，如第三方支付、小额理财、小微信贷、众筹、微型保险等。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传统普惠金融的不足，帮助解决在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加快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四）数字普惠金融时代的来临
科技进步是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力量。在21世纪，普惠金融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科技在金融中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为普惠金融插上了翅膀，“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昭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
1.数字普惠金融早期阶段——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化
在数字普惠金融早期阶段，传统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传递信息，在线办理业务，简化、替代市场网点及人工服务。第一代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将线下的金融服务转移至线上，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交易撮合服务，通过线上渠道实现金融服务的触达，其典型模式包括网络银行、移动支付、网络借贷等。对于普惠金融而言，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支付领域。过去普惠金融主要关注储蓄存款和贷款，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最为常见的一种金融需求是用简单、廉价和便利的方式来完成基本的金融交易，这就需要用到银行的支付系统，而贫困家庭在这方面拥有的简便易行的机制并不多，因为很多人甚至没有银行账户。于是，金融结合数字技术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创新，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就有很多有前景的金融创新，肯尼亚的M-Pesa（肯尼亚运营商Safaricom推出的一项手机转账业务）是该领域的佼佼者。
案例 肯尼亚的M-PesaM-Pesa是肯尼亚运营商Safaricom在2007年3月推出的
手机转账业务，这项服务不需要用户拥有银行账户，这正符
合肯尼亚仅有约20%的成人有银行账户的现实。用户转账给
肯尼亚境内的任何其他手机用户后，汇款接收方可以在任何
M-Pesa代理网点将其兑换成现金。如此简便的支付结算方
式，在短短4年时间就让超过1 500万肯尼亚人成为M-Pesa
的用户，交易额已经达到数十亿肯尼亚先令。尽管M-Pesa
在向其他国家推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遇到一些障碍，但将数
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发展的道路是正确
的。
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如农村商业银行也推出了与支付宝、银联在线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相结合的移动支付业务，同时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还在农村设置了众多的便民金融服务站点，提供小额支付服务；一些商业银行借助电子银行平台为用户提供信贷、理财、缴费等多元的金融服务。对于农村用户来说，只要有移动终端和通信网络，就可以随时随地便捷地获取需要的金融服务。
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殊途同归。随着科技的进步，完全传统的不涉及任何数字技术的普惠金融模式将不可能存在，数字与普惠金融的结合能够更好地弥补传统模式的不足，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2.数字普惠金融现阶段——技术驱动金融服务创新，解决场景实际需求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逐步应用，丰富了传统金融机构传递信息、办理业务的渠道和手段，降低了运营成本，有效地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这种科技进步与金融有机融合的结果是二者的界限日趋模糊，逐渐形成了新的业态。金融创新不再是简单地在传统金融业务之上加上数字化或互联网化的元素，而更多是以非金融机构主导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的金融产品设计，或金融服务商业模式的重塑。
对于这一阶段的金融创新，我们更熟悉的名称是“金融科技”（Fintech）或“互联网金融”。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来说都具有普惠的内生基因——依托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驱动，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并解决实际场景需求，特别是解决传统金融没有覆盖或者覆盖不足人群的金融需求，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
案例 美国的PayPal在美国，PayPal（贝宝，一种国际贸易支付工具）是典
型的依托技术驱动来解决实际场景问题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
的代表。PayPal是一家第三方支付平台，1998年在美国成
立。所谓第三方支付平台是指与银行签约，具备一定实力和
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PayPal的
出现最早是为了分享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拍卖网站eBay支
付业务的一杯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就成了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第三方支付系统。鉴于PayPal作为非银行机构不能为用
户提供利息收入，为了吸引用户存放资金，PayPal于1999
年创建了其账户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连接的设计，用户只需
简单操作便可以将支付平台无收益的资金转变为具有一定收
益的货币市场基金，从而拓展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功能。尽
管PayPal的设计者并非怀着尤努斯教授一般推动普惠金融事
业的社会使命，但PayPal使用的便利性，相对于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等支付系统的廉价性，以
及它所具备的安全性，使得它在客观上推动了普惠金融体系
的发展。三、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普惠金融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形状。从企业角度来说，顶峰是大型企业，顺着往下是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最底层是农户；从家庭角度来说，顶峰是高端人群，顺着往下是中产阶级、大众工薪阶层，最底层是农民。这是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而发达国家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居多数。中国则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底层人数居多，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现状。
与经济社会结构相反的是，中国的金融服务结构是倒过来的，呈倒金字塔形。换言之，高端人群、企业和政府机构等，其规模越大越有影响力，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也就越多。而顺着往下，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到农户，所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越来越少。金融服务的“倒金字塔”形状是我们讨论普惠金融基本理论的出发点，经济社会的“金字塔”与金融服务的“倒金字塔”不对称的社会状况，使得通过建立普惠金融的方式改变目前的不对称现状变得很有必要。
从数量上说，占企业总量绝大多数的是小微企业，它们大概占到企业总量的96%，创造了大约60%的就业，50%的税收，4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它们获得的金融服务只有不足10%。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形成了非常明显的掣肘。在金字塔的顶端，主要包括大中型企业、政府、金融机构、高净值人士和富裕阶层以及中产阶级，金融服务已经是过度供应。而在金字塔的主体部分，却是缺乏金融服务甚至完全没有金融服务。这个主体部分包括接近2亿户农户、7 000万家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00多万家小型企业，以及1亿多户大众工薪阶层家庭。在全国贷款总额中，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贷款大概只占到8%左右。在中国，大多数有信贷需求的家庭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满足，3/4的农村家庭借贷依赖于非正规的民间渠道。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教授曾提出，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状态（比如贫富悬殊等），其根源就是金融结构的不平衡。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高度，也使得我们研究金融的学者从技术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来看待金融对社会的影响。
普惠金融对解决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的不平衡有着重要意义。联合国在10多年前提出金融是人的基本权利，并开始在全球进行推广，因此发展普惠金融从理念上来说有很大意义：原来的金融结构不太合理，需要发展普惠金融进行调整；普惠金融对于宏观经济的再平衡有重要作用，比如推广消费金融是中国宏观经济再平衡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社会转型，有利于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逐步过渡到更加“长治久安”的橄榄形社会，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和各国际金融机构主要关注以下两大金融主题：一是金融的稳定性，即防范风险，不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二是金融的普惠性，即如何使社会具有包容性，实现包容性增长，使得社会结构比较合理。危机的发生使得金融稳定性受到广泛的关注，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普惠的重要性。
从现状来看，中国的普惠金融目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值得我们自豪的地方。与印度、巴基斯坦等亚非和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调动系统是比较发达的，深入每个乡、村，类似高效的抽水机，把农民“边边角角”的钱都收集起来了。但问题是中国的信贷系统比较薄弱，类似低效的灌溉器，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农村较为典型。比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中国分支机构最多的银行（约有4万多家分支机构），有着强大的储蓄与调动能力，但信贷能力相对薄弱。再比如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基层的传统金融机构，负债方都做得不错，但资金基本都用在银行间市场拆借、股市、发达城市或地区的投资等，造成了整体金融结构的失衡。如果从银行拓展到保险、信托、租赁等其他金融模式来看，失衡的情况更为严峻。
中国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空间比较大，但目前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二是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三是“最后一公里”问题比较突出；四是存在欺诈和误导行为；五是金融知识教育比较欠缺。
2016年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这一《规划》可以视作中国普惠金融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里程碑意义。《规划》提出，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
实际上，《规划》已经做得非常好，但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简单来说有以下4个方面：
第一，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需要有量化的指标体系，包括需求、产品供应、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指标。中国现在缺乏这样一套指标体系，这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基础设施，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第二，《规划》要成为普惠金融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有重点。对于中国而言，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
第三，《规划》目前只是一个方向性和纲领性的文件，还需要完善具体的行动路线图。比如每一步该如何走，地方政府如何落实。
第四，《规划》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牵头，各部委参与制定的，但要真正执行普惠金融的国家发展战略，还必须界定各个政府部门的角色，协调各方推进战略的实施。这个问题没有明确地提出，可能与目前金融监管架构正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一定的关系。
以上几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规划无法落到实处，5年后可能会发现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此外，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指标体系、信用评分、评级、金融安排、法律制度、微型企业的注册和破产、财务报告等。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涉及很多要素，包括之前讲到的双重绩效目标的实现，商业模式的选择以及规模、成本、人才、管理、风控等。虽然有人把普惠金融形容为草根金融，但实际上其技术含量非常高。传统金融机构之所以没有深入普惠金融领域，技术欠缺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普惠金融的培训、教育及能力建设也很重要，国外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中国还没有完全起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监管的环境。（三）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在国内取得一定发展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一直致力于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就同国外非政府组织合作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试点。1996年，中国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启动，其中包括由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在四川阆中和陕西安康实施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最终在2008年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国家也在近些年逐渐放松了小额贷款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采取了许多鼓励性措施。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很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试点。这些项目大多数借鉴了国外小额信贷的经典模式，并试图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不过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国内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金融需求，这项事业的推进仍显得缓慢，且其中出现了一些风险隐患。（四）数字普惠成为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共同的价值追求
在当代中国，数字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不仅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机构也正在探索将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于金融服务，而数字技术在探索普惠金融的实践中发挥了现有金融难以替代的作用。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后，天生具有普惠的基因，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升了金融可获得性。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2015年正式推出的“e-ICBC战略”中的互联网贷款产品“网贷通”，累计为小微企业客户发放贷款1.85万亿元，余额近2 300亿元。
二是显著降低了服务成本，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从而实现了以较低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2015年下半年开始，各商业银行陆续宣布网银转账免费，标志着传统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手段，找到了商业可持续点，在普惠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三是提供便捷、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由银联和银行共同推动的“云闪付”近场支付（NFC）为传统银行卡收单市场带来新气象，越来越多的客户钱包得到“瘦身”，小额免密免签服务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交易便捷性。
四是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为普惠实践中的风控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以生物识别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提升了风险甄别效率；另一方面依托实际场景的大数据保障风险甄别的精准有效。以Apple Pay（美国苹果公司研发的一种手机支付功能）、Samsung Pay（韩国三星电子研发的一种手机支付功能）为代表的NFC已将指纹识别作为身份验证手段，而日渐成熟的生物识别技术将为远程开户和风险甄别提供新解决方案，尤其为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金融触达的可能。（五）数字技术帮助中国普惠金融弯道超车
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带上了快车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这一点体现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在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商业可持续性和全面性4个方面的领先。
在网络支付领域，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已经服务数亿用户，数倍于PayPal的全球活跃账户；在移动端，PayPal虽连续收购Braintree和[1]Paydiant两家支付服务提供商，但其25%的支付笔数增速远远落后[2]于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的移动支付增速。
在融资领域，Lending Club在2009～2016年间累计发放贷款近160亿美元；SoFi累计发放贷款60亿美元；Prosper累计发放贷款50亿美元；在中国被广为宣传的ZestFinance累计发放贷款仅有数亿美元。相较之下，仅蚂蚁小贷在过去5年内就累计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3]超过6 000亿元人民币，规模达到Lending Club的6倍多。
在理财领域，美国知名的Wealthfront公司管理着30亿美元的资产，Motif Investing（一家美国股票交易网站）吸引了20万投资者，而东方财富网日均登录者已超1 000万；有超过2.6亿账户投资过天弘基金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余额宝，其资产规模超过1 000亿美元。
在互联网保险领域，众安、华泰和人保3家保险公司在2015年“双十一”当日联合售出3.08亿笔退货运费险，创下单日保单量的历史新纪录。
表1-1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全球的发展阶段。表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阶段
[1] 根据PayPal 2015年度公布的数据。
[2] 根据《2015年支付体系运行情况》，银行移动支付的交易笔数同比增长206%。
[3] 引自http：//business.sohu.com/20160612/n454051104.shtml。第二章数字普惠金融的社会经济价值
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快速发展，金融服务和产品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动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数字技术及互联网平台，金融机构实现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充分发挥了金融的触达能力，降低了金融门槛，使得在过去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得以享受金融服务的便利，进而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一、公平前提下提升效率
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社会资源分配在效率和公平两者间的平衡。增进社会公平本身是普惠金融的立足点，而如何提升效率则成为其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评估点。
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提升的一种状态，通常用帕累托改进来描述。按此推论，金融效率就是指各经济活动主体所支配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状态。作为经济运行的血脉、要素，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即金融服务的大众化。相较于之前专属于精英阶层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则是以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等在过去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特殊、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POS（多功能终端）机、短信支付，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的出现大大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更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极大地提高了普惠金融的效率。
按其经济活动主体的层次划分，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可以分为微观组织效率、中观行业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率：微观组织效率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对普惠金融的经营机构带来的效率提升，集中体现在产品服务改进和成本的降低；中观行业效率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对金融业的促进；宏观经济效率则是指从社会全局层面来看，数字普惠发展对整个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的提高。二、金融服务的改进、扩展和成本降低（一）数字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普惠金融的业务体系
数字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企业的服务能力。首先，金融企业依托海量用户数据，结合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用户特色逐步并深度挖掘用户需求，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内容；其次，金融企业利用移动互联技术为用户提供“无时无刻”和“无所不在”的便捷金融服务；最后，数字技术的成熟应用，提高了金融服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云计算、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能够保证用户在使用金融产品时的资金安全、信息安全。以上这些变化在支付、融资（债务融资及股权融资）、理财、保险和信用评分领域尤为突出。
1.支付业务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POS机支付、短信支付、网络支付、移动终端支付等支付方式，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这些支付方式也得到普及。当前我国网民常用的支付方式包括预付卡支付、微信支付、手机银行支付、POS机支付、网上银行支付、第三方移动支付和第三方互联网支付。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度越来越高，第三方支付和网银支付下沉到农村。
2.融资业务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贷业务的便利，催生出大量网络对等借贷交易平台（如拍拍贷）和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如网商银行）。数字技术一方面增强了信贷业务的触达能力，另一方面有效提升了其风险甄别能力，因此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都不断地在产品和服务上创新，为各类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匹配的信贷服务。此外，网络股权众筹也为中小微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同时也拓宽了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3.理财业务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触达和管理成本，使得理财不再是高净值客户的专属，普通群众作为传统理财业务的“长尾客户”也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理财服务。不仅新型金融机构推出大量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微型理财产品，传统金融机构也积极推出面向中小客户群体的银行理财产品以应对竞争冲击，使大众理财产品体系不断丰富与完善。
4.保险业务
数字技术也快速应用到保险领域。传统的保险机构及新型数字化保险机构的设立，不仅提高了保险服务的可触达性，使得更多潜在客户成为现实客户，而且其设计的新型互联网保险产品更加适合进行“小额”销售，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保险保障等更高级的金融需求。
5.信用评分业务
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使得互联网用户的海量数据分析成为可能。在对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该用户的“全息画像”，进而使得信用评分成为可能。数字化信用评分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支付、融资等其他数字化业务的重要基础之一。（二）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交易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大大缩短了业务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据测算，一家标准的物理网点的成本通常接近200万元人民币/年；互联网金融利用技术优势，在覆盖同样人群的时候，成本要低得多。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服务范围拓展的边际成本趋近于0。
1.减少交易环节，降低显性经济成本
依托互联网的系统性监控技术和分析客户数据表现出的行为特征，金融机构将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降低监督成本和风控成本。
根据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的一项调查，墨西哥政府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发放工资、补贴等政府性资金的项目每年可以节约13亿美元的费用；麦肯锡咨询公司一项针对印度的研究指出，印度政府的类似计划每年能为其节省约224亿美元。蚂蚁金服充分挖掘阿里巴巴集团三大平台上卖家的售货数据，根据其行为特征统计其信用评分、评判其信用额度、为其提供小额贷款服务，使得这些在过去通过传统渠道难以获得贷款的用户可以便捷地获得贷款，同时操作成本大幅度下降。传统信贷模式下单笔信贷的操作成本可能高达2 000元，而蚂蚁微贷单笔授信的操作成本仅有2.3元。数字技术在信用评分领域的应用也加大了征信业的竞争，极大地降低了征信服务的成本，征信查询费用由过去的25元降到了10元，并在未来会进一步降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与蚂蚁微贷业务对比见表2-1。表2-1 传统银行信贷业务与蚂蚁微贷业务对比
2.促进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互联网的便利性，通过汇聚互联网平台上产生的大量用户信息、产品信息和公司信息，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搜寻成本；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对客户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可以大幅度节省决策成本；基于客户海量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观测消费者行为的动态变化，可以大幅度降低贷款全流程的实时监控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
消费者通过互联网也扩大了自身的认知边界，更方便的多种金融业务的筛选和比较，也降低了消费者在金融服务消费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
基于数字技术的大数据信用评分会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大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会通过提高信息对称程度，降低由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产生的成本。第三方支付行业的运营成本见图2-1。
图2-1 第三方支付行业的运营成本
资料来源：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网站“大数据采集”是指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多源数据，除了传统银行征信体系的数据信息外，还包括反映授信对象信用状况的其他因素，如社会关系、行为数据、地址信息等，从深度和广度上尽可能挖掘授信对象的信用信息。首先其基础数据源于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的数据，既包括银行和信用卡等传统结构化数据，也包括搬家次数、法律记录等非结构化数据；其次是用户授权的数据，如电话账单、水电煤气账单、调查问卷记录等；最后是来自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如IP（网络之间互连的协议）地址、用户搜索行为、社交网络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借贷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有利于从深层次挖掘用户的信用状况，评估其信贷风险。大数据分析是对海量原始数据进行分布式大数据自动挖掘，将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经过数学建模，提取特征变量，形成不同的特征值，然后放到不同的特征数据分库中，按照相应的百分比计算出最终的信用分数。由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产生的多维度数据可以反映借贷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有利于更精确地评价用户的信用状况，降低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和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成本。大数据采集过程和大数据分析流程如图2-2、图2-3所示。
图2-2 大数据采集流程图
资料来源：ZestFinance官方网站、BCG报告
图2-3大数据分析流程
资料来源：ZestFinance官方网站（三）数字普惠金融降低服务门槛，扩大服务范围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于互联网平台，降低了金融门槛，使得金融服务逐渐向大众群体蔓延，扩大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
1.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8%以上，但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数字技术利用大数据风控模型，实现了贷款融资的程序化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工干预，降低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成本较高而没有动力向小微企业贷款的难题。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以及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大量社会资金通过P2P（个人对个人）网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实现了对等的借贷与权益投资，增加了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供给。在网贷平台上，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散化小额投资，实现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在众筹平台上，投资者可最低投资10元甚至1元来帮助创业项目和创业公司的成长。
2.扩展金融服务的边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传统的农村金融服务主要依附于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柜台服务，且主要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发展并不理想。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电商平台上积淀的海量数据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从2012年起逐步在全国20个省推动农村地区手机支付的试点，并在2013年主导建成了移动金融安全可信的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村地区基于移动端的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农村业务的布局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金融服务，互联网支付业务、互联网保险业务、产业链金融服务等针对“三农”的金融业务大大满足了农村的金融需求。
根据2013年支付宝全民账单，无线支付占比最高的前三个地区依次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西藏阿里地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而这些地区在过去很难直接在本地享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
自2015年开始，网商银行陆续试点推出面向农村客户的纯信用贷款——“旺农贷”系列产品，目前已覆盖河北、山东、黑龙江、云南、甘肃等17个省65个县域下辖的村点，为农资农具下乡、农产品上行注入金融活水。而在此之前，网商银行联合支付宝、第三方农业保险公司推出了全国首个互联网气象指数保险——风力指数保险，为遭受台风“杜鹃”袭扰的农作物进行了及时赔付，成为2015年10月1日互联网保险新规实施以来首批进行理赔的互联网保险产品。
京东在2015年全面启动农村电商“3F战略”，即工业品进农村战略（Factory to Country）、生鲜电商战略（Farm to Table）和农村金融战略（Finance to Country）。通过自营式的县级服务中心和加盟式的乡村合作点，京东开展“县——村”两级“三农”电商布局，目前已覆盖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600多个县，囊括10万重点行政村。配合市场扩张战略，京东凭借线下渠道和客户基础，推出农村信贷品牌“京农贷”，期望借助数据分析和订单融资模式，满足农资购买环[1]节的生产资料融资需求和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农产品融资需求。
除阿里、京东这两家电商巨头以外，其他有影响力的特色电商也在布局农村市场，并辅之以农村金融服务，如中国家电零售巨头苏宁集团旗下的苏宁易购在全国推出102家“特色馆”，通过O2O（线上到线下）模式推动地方特色农产品“上行”，为农产品销售拓展市场。与此同时，苏宁易购推出“企业贷款”、“任性付”和“苏宁众筹”三大金融产品服务，以帮助农村企业融资和推动农村消费，创新农产品销售渠道。三、促进金融产业发展（一）倒逼传统金融业转型升级
信息技术推动下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崛起，倒逼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升级，产生“鲶鱼效应”。支付宝、余额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及其他新兴的P2P、众筹等网络金融平台的出现，由于其便捷性、灵活性、低门槛和相对高收益性，深受大众欢迎。宝宝类产品的出现方便了普通民众，也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冲击。由于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活期存款锐减。新金融业态的冲击加之2013年钱荒等外力因素的作用，有了“银行业冬天来临”的说法，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形成挑战，迫使传统金融机构加大业务创新力度，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完善服务设备和业务体系，相应推出多样化、灵活性的理财产品，建立与客户之间有效的沟通服务体系，打造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服务。
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从银行业提供的业务发展路径来看，几乎所有创新业务的发展都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支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传统金融机构对其核心业务流程进行大规模升级与改造，信用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工具的出现，促进传统以现金、支票为主的结算方式走向无纸化、数字化；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授信系统、客户信息系统等风险管理决策系统正在取代传统的风险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推动金融机构实现网点智能化，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风险保障能力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技术对银行业的创新支持（部分）见表2-2。表2-2 信息技术对银行业的创新支持（部分）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内容整理（二）改变原有金融业态，促进金融交易脱媒
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发展降低了金融门槛，使得在技术领域先进的互联网企业得以进入金融领域拓展业务空间，改变了原有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通过数字技术形成的不同类型的资产交易平台，使得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平台终端直接以低成本实现资金的集聚和项目的匹配，加快了金融脱媒进程。
1.平台效应对传统金融业态的冲击
信息在金融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平台本身具有汇聚海量信息的功能，使得供求双方及信息可以实现有机结合。传统金融模式下，信息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金融机构作为最重要的平台搭建起资金供求双方间的有效联系，但此时资金需求者往往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受限于服务产品种类难以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数字技术的发展则大大改善了这一局面，其在金融领域的普及应用具有天然的平台经济性质，特别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及网民基础，搭建起数字化金融平台对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了用户数据和金融资源的有效、充分链接，从而搭建了一个透明、高效、便捷的金融交易通道。
武汉金融超市是由武汉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旨在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助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方便企业融资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机构。
通过金融超市这个平台，武汉市实现了投资机构与项目信息的有效整合。自成立以来，金融超市目前合作机构数量达123家，为3 073个融资项目寻求资金对接机构，融资项目金额达3 133 792万元；机构受理数量为2 176个，成功融资数量为1 724个，成功融资金额为697 878.5万元。
2.长尾效应影响金融交易脱媒
从客户的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立足于服务占市场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普通大众和弱势群体，使金融服务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泽被大众，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长尾效应。
传统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下“嫌贫爱富”，着重关注中高收入群体、特别是高净值人群和大型企业的金融需求。普通大众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往往被忽视。数字普惠金融关注这类群体的金融需求，将金融触角进一步延伸，从源头上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这类群体的基本特征是数量庞大、所支配资金较少、金融知识欠缺、征信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程度低，但这类庞大的群体“积小成大”所产生的金融体量也不容小觑，而且随着农村地区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类人群的金融需求也日益多元化。传统金融机构针对此类群体金融服务过少的现状已经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而借助于数字技术的优势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弥补这一缺失的市场，力求在理财、借贷、信用评分、保险等方面提供健全的金融服务。四、推动金融改革
数字普惠金融以理财、信贷、保险为主要服务手段，这些业务领域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高的金融产品。由于长尾市场群体的庞大和数字技术的便利性，数字普惠金融形成的产品大大加快了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速度，同时也冲击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结构，客观上促进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民用户的增多，也促进了互联网支付业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互联网支付客户群体中，为数字货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用户基础。（一）加速利率市场化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这标志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但贷款利率市场化仅是利率市场化关键而非实质性的一步，破除银行的垄断还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推行。
利率市场化是实现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受到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我国存款利率水平处于偏低的状态，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局面。借助数字手段，普惠金融以互联网为渠道与货币基金市场建立连接，通过平台效应减缓信息不对称，打通了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以及不同市场间的信息渠道和资金渠道，模糊了金融业的物理边界，使用户可以将少量、“碎片化”的闲置资金以灵活的方式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如支付宝联合天弘基金推出的余额宝、腾讯与易方达基金合作推出的理财通、天天基金推出的活期宝等，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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