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洁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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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集聚间分工研究试读：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经济学家对产业集聚产生了浓厚兴趣，继而投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以表彰其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这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对日渐成熟的产业集聚理论的极大肯定。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经济学分支在产业集聚理论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就研究现状而言，目前还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对产业集聚中分工思想的忽视，事实上，产业集聚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二是研究的重点停留在单个产业集聚的形成上，而忽视了多个产业集聚间的互动和联系；三是在研究角度上缺乏对产业集聚二维性的重视，导致产业集聚理论缺乏微观实证的支撑。以上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充实和发展产业经济理论。
本书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和地区发展水平接近的前提下，提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这一研究主题，通过描述产业集聚间分工产生的微观机制，明确了垂直解体和运输成本对形成产业集聚间分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对发展广域产业集聚的影响，解释了多个分散的产业集聚如何演化为在空间上范围更大，在产业层次上更高的地区竞争优势的过程。
在实证分析中，本书通过在空间和经济两个维度下对产业集聚的边界进行定义，将一个地级市的三位数产业作为基本的考察对象，以2001—2006年的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用Ellison和Glaeser的产业集聚指数界定了产业集聚，并借用共同集聚指数测算了长三角在二位数产业组上的产业集聚间分工状况，确定了该地区整体的产业集聚间分工态势及其与产业集聚程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又估计了长三角地区与此同期的垂直解体程度和运输成本情况，检验了这两者对产业集聚间分工的作用。最后，本书计算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程度，用产业集聚间分工指数解释了该地区产业同构中的产业关联现象。
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集聚间分工的产生是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中国的产业集聚正处于倒“U”形发展的上升阶段，专业化程度也随之加深，产业集聚本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逐渐暴露出来，成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因此在客观上产生了整合相对独立的产业集聚的要求。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和产业集聚间分工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形成依赖于垂直解体的深入。在产业集聚地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中间产品的交易变得十分容易和便捷，共享的劳动力和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随着垂直解体的深入和专业化的发展，厂商之间的关系变得比垂直一体化条件下更松散和脆弱。产业集聚区的狭小市场中，中间产品的专用性大幅度提高，通用性下降，最终将影响产业的进阶与发展。因此，需要利用产业集聚的地理集中特征来形成更为稳定和牢固的厂商之间的分工，促进专业化发展。就这样，分解出来的生产活动在空间上形成了以产业集聚为节点的产业集聚间分工，大量存在的中间产品交易沟通了原本封闭的产业集聚，促使各种生产要素通过产品贸易在产业集聚间发生流动。本书通过计量分析垂直解体与产业集聚的互动，证实了垂直解体是产业集聚间分工的条件之一，并进一步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会导致累积循环效应，从而提高生产效率。（3）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出现意味着：①在形成分工关系的产业集聚之间的运输成本必须比较低廉，因为过高的运输成本会切断产业集聚与外界的交流；②该广域产业集聚与外界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则不能过低，否则会引起产业集聚力的发散，导致产业集聚优势向外流失，直至形成一个比原先广域产业集聚更大的新的统一市场。因此，一个恰当水平上的运输水平是产业集聚间分工形成的重要条件。（4）产业集聚间分工会导致广域产业集聚的形成，这一过程是地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广域的产业集聚中往往隐藏着次区域中的产业同构问题，但我们通过实证发现，如果产业同构是以产业集聚间分工作为产业关联的，那么这种产业同构并不会引起地区竞争优势的丧失，反而会增进地区竞争优势。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间的分工通过三个步骤“锁定”地区竞争优势： ①产业集聚内企业的跨区域发展使价值链在空间上的分布趋于离散化，进而导致次级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形成，并产生了产业间的溢出效应；②随着分工的深化和趋于稳定，地区专业化水平进一步获得提升；③在区域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原有产业集聚被锁定在区域溢出效应明显的区域，形成广域的产业集聚。以上过程证明了产业集聚间分工是区域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上述过程的累积循环形成了该地区的竞争优势。
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垂直解体、运输成本、地区竞争优势和产业集聚间关系的认识，提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这一全新的研究命题，因而使得本书具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总的来说，对比过往研究，本书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 ①提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这一经济学命题，阐述了其演进的路径，分析了其产生的条件和原因，研究了其对地区竞争优势的影响，并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②明晰了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微观机制，从空间和经济的二维视角，对产业集聚的微观形态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它的存在性、根源性和影响，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实证基础；③从地区竞争优势的深层次来源剖析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对它的影响，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消除了对产业同构必然带来地区竞争力下降的误解，深化了对产业同构的认识，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当然，囿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研究工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此，本书最后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1绪论1.1 研究背景1.1.1 现实背景
受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两种浪潮的冲击，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促使企业在生产组织方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从而导致产业组织方式变得愈加复杂多样。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刚性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逐步被柔性的垂直解体替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空间上组织生产。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人们对产品种类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在生产周期上则要求越来越短，这种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对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包生产、迂回生产和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2）产业集聚地为避免产业同构带来的恶性竞争和产业本身存在的衰退风险，产生了资源整合的动力。专业化生产的地区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产业同构，容易产生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的负面效应；加上产业本身在专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有的新陈代谢，如果不对其进行升级和优化，则衰退就不可避免。在这一背景下，对原有资源进行整合，使产业集聚形成分工体系，并在分工的带动下发展为一个“产业带”或“广域的产业集聚”，就成为一个产业集聚地区保持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3）随着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企业跨区域发展和地区资源整合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不断提速的铁路和越来越平民化的民航，使得交通成本大大降低，极大促进了产业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使异地生产的协作性越来越大，生产劣势越来越小。
以东京大田区的产业集聚为例。大田区是孕育日本基础技术的机械产业集聚地区。1980年，大田区拥有一般机械类企业的工厂数量有2294家，电气机械类1242家，运输机械类462家，精密机械类388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受日元升值、青年劳动力减少、城市制造业生存条件恶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大田区各类中小企业的数量都在减少，产业向其他地方和海外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到1990年，大田区工厂总数减少到7860家，比1983年最多的时候减少了1330家企业，机械产业内部小类产业比重也发生了变化，一般机械产业比重上升，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产业的比重下降，而机械制造业整体规模则处于不断缩小的趋势中。 针对上述产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日本大田区学习美国硅谷经验，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并不急于引进新的产业，而是进行了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促进本地区企业、产业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增加产品生产的环节，进行迂回生产，发展壮大中间产品市场，带动要素和技术在整个地区中的流动；二是利用本地发达的交通条件（沟通日本国内主要航线和国际航线的羽田机场就位于大田区，至成田机场只需90分钟高速巴士，距东京市中心只需30分钟（图1.1）），促进本地产业与外地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商社的联系，充分利用商社渠道，利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实现异地研发和销售，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扩展能力。这种在地理和产业上对生产的重新组织，孕育了全新的大田区产业集聚，长久地支撑了日本经济。图1.1 大田区的交通条件资料来源：日本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网站www.pi-ota.jp
而在中国，这种产业集聚间的联系也在蓬勃发展中，尤其是在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交通相对便利、产业集聚已经发展成形的长三角地区。如昆山和苏州在台资和日资企业的带动下，从TFT、LCD等电子元件的OEM加工基地，逐渐演变成电子、通信器材的产业集聚，并形成了以各个生产环节为节点的巨大的生产组织网络。而在浙江，大量自发形成的中小企业和手工作坊构成了一个有序的生产体系，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每个村落的所有作坊可能都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这些产业集聚间的分工态势，一方面降低了产业集聚地区的衰退风险，促进了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在更广大的地区形成产业带，构成了该地区的核心竞争优势。
因此，在垂直解体和低运输成本的背景下，对产业集聚间分工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如何进行定义，继而分析其发展和演化规律，揭示其对地区竞争优势形成的核心作用及内在机理，是亟待理论工作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对于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提升产业集聚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具有切实的实践指导意义。1.1.2 理论背景
产业集聚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或管理学分支，因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而成为不同研究领域中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多个经济学分支，如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竞争优势理论在产业集聚理论上的见仁见智，也使产业集聚理论天然地融合了百家之长，因而具有通常理论所不具备的多维视角。
概括地来说，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一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经济学为主的对产业集聚的经济性质及其内生机制的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单个集聚内部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导致的产业集聚形成机制和所导致的区域优势。二是以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注重对产业集聚地理性质的探讨，主要将运输成本作为形成区域间生产能力差异的主导原因。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下把两种思路统一起来，在考察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将运输成本也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考察，因而成为研究产业集聚理论的主流。他们的结论简单而言，是一个地区是否能形成产业集聚，关键在于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博弈。如果运输成本大于规模经济效应，则产业的分布趋向于分散，反之则会趋向于集中（Fujita et al.，2000）。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以单个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都是静态和线性的，缺乏对多个产业集聚间关系的讨论和对其动态性的关注。然而，在经济学忽略这些问题的同时，许多管理学研究者在波特（Porter，1998；2000）和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的启发下，开始用企业网络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产业集聚间的关系（Powell＆Smith-Doerr，1994；Inkpen＆Tsang，2005）及其对一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显然，由于缺乏规范的经济学范式的表述，这些结论仍不为主流经济学者所重视。与之相比，新经济地理学无论是从空间上来考察产业集聚间的联系（比如，运输成本的降低导致多个产业集聚地理集中的可能性加大），还是从经济性质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聚间的溢出效应（比如，产业的纵向、横向关系），都存在着许多的理论空白。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1）研究角度的单一性。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对多样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的研究，为研究产业集聚间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于论述区域的规模和边界。同样地，国际经济学中对国际产业分工的研究，由于没有考虑运输成本的问题，也无法成为研究产业集聚间关系的现成平台。（2）动态研究的缺乏和微观研究的不足。尽管新经济地理对单个产业集聚的研究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从产业集聚的地理性质和经济性质两方面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及效应，但由于整个研究建立在静态的视角上，因而始终没有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产业集聚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也就无法揭示产业集聚间分工推动区域竞争优势形成和发展的微观机制。（3）实证研究的困难性。尽管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的“扎堆”现象，十分容易描述，但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却绝非易事，产业集聚的定义在众多文献中都表现得抽象而模糊。尽管在新经济地理成形之前，实证领域的研究者就已经发展许多指数来描述和测算产业在空间集中程度（Ellison＆Glaeser，1997；1999），但这些指数只是在地理上显示了产业集中，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新经济地理上的产业集聚。事实上，要从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上来反映出产业的集聚性是非常困难的。
综上所述，在生产的网络化和价值链的扩张趋势日益明显，垂直解体普遍发生，运输成本越来越低的大背景下，组织生产的主体已经跳出了单个企业或产业集聚内一类企业的范畴。产业集聚，甚至单个区域都可以成为生产分工中的一环。这种通过分工实现的对资源的解构和重构足可以推动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升级；而分工——这一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议题，正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产业集聚及其相互之间的分工进行研究，具有经济学的理论意味和现实考量。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本书的目的是从产业集聚的经济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对产业集聚间分工进行研究，将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展到一个较大统一市场内的多个产业集聚之间，在产业组织学的微观分析和产业集中的实证方法下，进一步扩展和补充新经济地理学对集聚和扩散效应的论述，探讨产业集聚间分工的经济意义和地理意义，寻找产生产业集聚间分工的条件和原因，并最终揭示产业集聚通过相互间分工演进成为一个地区竞争优势的普遍规律。本书主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研究。问题1：产业集聚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在地理上形成分工？
新经济地理的NEG模型（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作为内生变量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那么，在产业集聚形成以后，它的发展和演化是否也同样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作用？多个产业集聚间的关系又是以什么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就涉及对规模经济、专业化生产和运输成本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内生变量是由垂直解体产生的中间产品市场。我们讨论的问题如下：（1）对宏观上的规模经济和微观上的专业化生产的讨论。马歇尔（2001）是第一个提出规模经济，并从整体层面定义了规模经济的经济学家，他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沿用至今。产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着力研究了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竞争问题，也就是市场结构问题（Dixit＆Stiglitz，1977）。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仅是整体层面上的规模经济远远不能解释其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杨格（Young，1928）认为，把单个厂商的专业化生产和最终产品的规模经济等同起来是十分不合适的，整体的规模经济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迂回和资本的经济性。尽管许多高水平的著作都认为，生产的可分离性是规模经济的前提，但同斯蒂格勒（Stigler，1951）一样，杨小凯（Yang，2001）也认为，把规模经济及其对产业集聚产生的效应建立在厂商的微观层面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证明市场规模与分工的无关性，阐述了这样一个论点：由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不一定与规模经济相一致，因为厂商的专业化生产是个人专业化生产水平的函数，因此其密切联系的是范围经济而非规模经济。（2）对垂直解体的讨论。在将市场整体的规模经济细化到微观层面的厂商专业化生产以后，分工、中间产品生产、迂回生产就成为研究产业集聚间关系的关键词，而垂直解体则是对这些生产过程在空间上分离现象的总体概括。垂直解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反过程，但不是对生产活动的简单分拆。管理学认为，当产业组织完成垂直解体后，会产生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组织，Sturgeon（2002）将其称为“生产网络范式”。它部分地削弱了原属于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力量，借助中间产品市场或“外包”等生产方式，把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优势扩散到其他企业和地区，促进了地区要素流动和生产效率提高，从而在一个相对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上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3）对运输成本的讨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因此，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而“在哪里生产”的问题则涉及运输成本的问题，而这并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构成。从冯•杜能第一次用运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开始，许多经济学家都围绕运输成本解释了集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兴起，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Fujita et al.，1999；Fujita＆Mori，2005）等将空间因素引入了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对德布鲁框架的修正中，使非线性的“冰山成本”与新古典框架相容。这样，多样化需求、运输成本、垄断竞争都被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我们试图在对以上三个小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简洁的微观动态模型来作为本书的整体理论框架，阐释专业化生产和垂直解体是如何相互促进，并在运输成本的作用下，使同处于一个市场内的两个相邻产业集聚间发生分工关系，进而改变市场规模和地区间在生产上的松散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生产制造单位和销售市场。我们称之为“广域的产业集聚”。问题2：产业集聚间的分工是否真实存在？[1]
在中国，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为“长三角”）地区，凭借其在专业化生产上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其内部各地区的历史渊源深厚，文化背景相近，市场统一开放和民营经济繁荣发展，又衍生出许多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中国产业集聚前沿问题最好的样本，也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拓展现有理论视角。
特别是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内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潮流，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王晓娟和陈建军，2006；李清娟，2006）。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该地区拥有大量的整车制造企业，同时也是全国聚集轿车整车生产基地最集中的地区。上海有全国三大汽车集团之一的上汽集团、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中美合资企业上海通用；江苏则拥有南京菲亚特、春兰汽车、上汽仪征、扬州亚星、盐城东风悦达起亚；浙江的吉利则是全国最大的民营汽车企业。目前，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显现出了汽车产业集聚间分工的雏形：上海市重点发展了汽车产品的价值增值环节（研究开发、零部件制造、整车组装、销售服务）中的研究开发、整车组装和销售服务三个环节；而江苏、浙江则利用众多零部件合资或独资企业落户两省的机遇，发展出拥有300余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上海乃至全国汽车产业的“大后方”。目前商行整车装配中所用到的诸多零部件，有90%来自近邻江苏和浙江；在上海桑塔纳轿车共同体名录中，176家成员单位中大多数是江浙企业。一个日趋成熟的汽车制造产业带正在长三角逐步形成。
由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阶段的数据受到可得性的较大限制，本书主要以长江三角洲地级市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以E-G 指数为标准估算了长三角总体空间尺度下二位数产业的集聚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以水平关联的三位数产业为切入点，计算了它们在长三角的共同集聚；共同集聚指数越大，就说明它们之间的生产联系越紧密，分工状态越明显，反之则不然。问题3：产业集聚间分工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
大量事实证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间发生的分工，并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规模经济、产业集聚和劳动分工的互动在这些地区严丝合缝地进行着。这就引起了我们在长三角产业集聚间分工确实存在的假设下，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兴趣：① 为什么长三角可以形成产业集聚间分工？换句话说，它发生的区域条件是什么？② 产业集聚间的分工是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是，那么这种需求是怎么产生的？③ 促使长三角形成产业集聚间分工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先天优势（natural advantage）和后天优势的综合作用，许多学者在对单个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讨论中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形成过程中，是否也可以用先天优势和后天优势来证明？哪些因素是先天优势，哪些又属于后天优势？进一步地，克鲁格曼认为后天优势中对产业集聚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和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前者是指对需求市场的接近，后者是指对原材料市场的接近。Venables（2001）提出，中间产品是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重要纽带，而产业集聚间分工正是通过企业在中间产品生产方式上的选择来实现的，因此对产业集聚间分工的中间产品生产方式的研究，就是研究产业集聚间的前后向联系，也就是研究长三角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后天优势。
在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企业可以选择自行生产，也可以选择购买，这种选择取决于企业所在的产业集聚是否具有对外延伸生产活动的诉求，或借助其他产业集聚地区的力量来完成自我完善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的实现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呢？这一点与产业集聚本身的发展阶段及程度有关，也与长三角不同产业不同的垂直解体程度有关。最后一个可能的相关因素是江浙沪三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三地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问题4：产业集聚间分工演进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路径是什么？
产业集聚引起地区竞争优势的差异，进而导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人们从多种角度论证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但对产业集聚产生后，如何形成和强化整体区域竞争优势的过程却依旧不甚了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内星罗棋布的“县域经济”“产业集聚”成为各县市最主要的区域竞争优势，并一直保持着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逐渐成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优势，差异化竞争和协同发展的态势呼之欲出。在此过程中，分散的产业集聚是如何走向整体的区域竞争优势的？其中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样的？已有文献对此鲜有论述。
波特（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聚是不同于科层制组织或垂直一体化的一种组织，是对有组织的生产价值链的一种替代。因此，这种由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产业集聚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所不能达到的。波特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并从更注重产业关联度的角度很好地补充了经济学中产业集聚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但其理论在一些方面也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如邓宁（Dunning，1998）认为，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要素流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
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在经济学范式下，更多地通过对市场机理的分析来寻找长三角内产业集聚从各自为政的“小打小闹”走向广域的产业集聚，并分析其最终形成整个地区竞争优势的路径选择。
注释
[1]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泛指镇江、扬州以东的长江泥沙积成的冲积平原，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及浙江省杭嘉湖地区。经济上的长三角地区往往是指以上海为龙头的苏中南、浙东北工业经济带，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8个市：南京、苏州、扬州、镇江、泰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省的7个市：杭州、宁波、湖州、嘉兴、舟山、绍兴、台州。有时候也泛指苏、浙、沪三省市。本书的长三角是指经济上的长三角地区，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是25个地级市单位的数据。1.3 概念界定
由于本书的理论渊源来自多个研究领域，在理论的驾驭上存在较大困难，涉及的诸多概念在不同流派中难免出现混淆和不同的理解，因此将主要概念作如下简单界定。在本书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反复提到这些概念，并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1）产业集聚：不同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现象和过程，这些企业可能是有产业关联的，也可能是没有直接的产业关联的。（2）产业集聚间分工：产业集聚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形成的分工关系，这种分工关系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水平的，甚至可以是价值链上的。（3）广域的产业集聚：在产业集聚分布密集且发展水平接近，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形成的，相对产业集聚而言，包含更多其他产业和地理空间的产业带（杉浦章介，2003）。（4）规模经济：当规模扩大时，单位成本反而下降，许多经典文献将其作为产业集聚产生的根本原因（马歇尔，2001）。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规模经济只能发生在整体经济层面，对单个厂商而言，是不存在规模经济的（Yang，2001）。（5）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只能发生在整体经济层面上不同，专业化生产可以深入厂商层面，这是本书对产业集聚间分工进行解释的基础（Stigler，1957）。（6）垂直解体：垂直一体化的反过程，指生产活动从原来厂商或者生产单位分离出来，由不同的厂商来单独完成的过程。（7）运输成本：将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运输费用。在本书中，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即它不仅包括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也包括信息交换等方面的费用（Tabuchi，1998）。1.4 研究的逻辑思路、基本框架和章节安排1.4.1 研究的逻辑思路和基本方法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在垂直解体和运输成本的不断降低这一现实背景下，提出产业集聚间分工这一研究对象与主题，将产业集聚作为一个微观的经济活动主体。我们综合运用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组织战略理论，构建产业集聚间分工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和微观机制，对长三角地级市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进行统计和计量分析，证明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存在性；并据此在Logit模型下，研究了垂直解体和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组织特性，并讨论产业集聚间分工在产业集聚演化为地区竞争优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本书认为，在产业集聚分布密集且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产业集聚在“锁定（lock-in）”该地区的产业优势甚至地区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产业集聚本身固有的衰退和锁定风险。为了避免生产的过度专业化所引起的封闭性，产业集聚会产生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需要，以弥补在多样性上的缺陷。在垂直解体和适当的运输成本下，这种需要转化为产业集聚间的分工。最后，具有产业关联的相关优势产业促使该地区形成“广域的产业集聚”，并形成该地区更大的地区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2所示。图1.2 本研究的逻辑框架1.4.2 本书的章节安排
本书第2章回顾了垂直解体和产业集聚的相关文献，并给出本书的分析框架；第3章建立了经济-空间二维视角下的产业集聚间分工理论框架；第4章开始本书的实证部分，首先是对统计事实的描述，用特征性事实阐述了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间分工现象；第5章是计量检验，用Logit回归模型解释了产业集聚间分工产生的条件和原因；第6章是对第4、第5章的延伸性论述，总结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对地区经济的意义；第7章是全书的总结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1.5 研究的创新点
与以往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不同，本书改变了过去仅仅研究单个产业集聚的方法，基于空间和经济的二维性，把单个产业集聚本身的成熟程度、垂直解体程度以及产业集聚间的运输成本作为特征性因素，系统考察了后发优势对多个产业集聚间形成分工的影响，构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并分析了这种新型的分工对一个地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产业集聚间分工的研究不仅运用了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还加入了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充分反映了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复杂经济学性质；同时与目前大量对单个产业集聚的研究不同，本书通过对产业集聚的专业化生产特性，将产业集聚中包含的分工思想，用多个产业集聚间形成的产业关联来进行反映，提供了一个概念化的理论模型和可操作化的实证框架，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在实证分析中，本书以2001—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长三角地区数十万家规模以上企业的基本数据为样本，通过将167个三位数产业划归到30个产业组中的方法，以E-G 指数计算了它们之间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从而估算了长三角产业集聚的发展程度、产业集聚间分工程度以及地区间有产业关联的产业同构程度，并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在第3章中的理论模型，这在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具体来说，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主要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进展：（1）提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作为生产组织方式之一的研究命题，并提供了从整体上分析产业集聚间分工的逻辑基础和现实依据，拓展了产业集聚分析中如何体现分工思想的理论框架。
一直以来，经济学把产业集聚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而对多个产业集聚间关系的分析缺乏应有的审视。随着产业集聚本身的发展，厂商已经不再是市场竞争的唯一主体了，兼具经济和空间二重身份的产业集聚因为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协调机制，已经日渐成为竞争中超越厂商的一种生产组织对象。在此基础上，本书将产业集聚的整体性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前提，以中间产品生产方式的选择为切入点，通过对杨格（Young，1928）、斯蒂格勒（Stigler，1951）和杨小凯（Yang，2001）模型的借鉴，研究了两个重要问题：① 垂直解体下的经济组织要比垂直一体化的经济组织更有效率，因此处于垂直解体链条中的产业集聚组比单个产业集聚有效率；② 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形成，还需要一个恰当的运输成本，过大或过小的运输成本都会导致产业集聚优势的丧失。这两个研究命题体现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形成的微观机制，一方面，弥补了传统产业集聚理论在分析多个产业集聚间关系上的空白，补充了现有理论对分工思想的忽略；另一方面，进行了将经济组织间的互动问题纳入产业集聚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的探索性工作。（2）从经济和空间的二维视角明晰了产业集聚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产业集聚定义中的含混性带来的研究困境。
本书围绕“产业集聚间分工是什么”“产业集聚间分工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聚间分工又会带来什么影响”的逻辑顺承关系展开三段论性质的阐释，在理论上揭示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形成的微观基础，在实证中得出了产业集聚本身发展程度、垂直解体程度和恰当大小的运输成本在它产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对地区竞争优势来源的剖析，证明了产业集聚间分工构成了产业集聚分布密集，且同时拥有相似优势产业地区的竞争优势。这一系列理论论述和实证检验的过程都得益于对产业集聚二维性的确定，沟通了产业和地理两方面的理论渊源。（3）确立了把地级市三位数产业集聚作为基本产业集聚单位的实证框架，相对传统研究细化了产业和地区的划分范围，提高了面板数据质量，加强了数据的说服力。
国内现有的对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在数据上存在着两个特点，一是数据来源通常是统计年鉴上的省级单位二位数产业；二是采用的指标往往是空间Gini系数。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容易产生对产业集聚发展程度的偏大估计；二是分析无法深入更细的微观层。本书以长三角三省市25个地级单位6年总计60余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数据的统计结果为基础，分别计算各地级市在二位数行业和三位数行业上的H指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修正后的E-G 指数，包括单个产业集聚00c的γ、γ指数和表示产业集聚间分工的γ指数为主要的产业性测量klkc指标，以β为主要的地区性测量指标，得出了相对精确的关于产业r集聚、产业同构和产业集聚间分工发展程度的统计结果。2分工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核心思想综述本章回顾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分工渊源，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产业集聚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及其相关的产业集聚理论的文献进行了细致整理，把重点放在分析产业集聚理论中的分工思想及核心概念的详细论述上，用全新的角度阐述产业集聚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分工思想。同时，注重理论和实证的呼应，用国内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国内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研究水平。2.1 产业集聚理论沿革2.1.1 产业集聚的界定
位于旧金山东南的硅谷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电脑软件产地，而美国的大纽约地区、法国的大巴黎地区、英国的伦敦地区等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带，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集聚（agglomeration）”。从现象上来说，集聚是指大量相关企业的“扎堆”生产或生产要素在一地的集中。而这里的“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与常见的另一些概念，如产业集群或产业簇群（industrial cluster）、专业化产业区或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企业网络（firm network）、产业集中（industrial concentration）、企业集群（enterprises cluster）等具有相似性，但并非完全等同，特别是集聚和集群在很多场合被混同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本书中的“集聚”一词进行比较精确的定义和范围界定。
在以上概念中，不论是专业化产业区（产业区），还是集聚经济，或者企业集群，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或被发展或被替代。“产业区”源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Marshall，1890），仅仅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指相关企业在一地的大量集中。同一概念在韦伯（1997）和胡佛（1990）的论述中被称为“聚集经济”，强调的是广泛而抽象的集中现象。这几个一脉相承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逐渐被“集聚”或“产业集聚”所容纳。而产业集中则属于产业组织理论概念，是用来表示企业在所在行业的支配能力和市场地位的，与产业的空间分布和集中无关。企业集群则为国内学者使用（仇保兴，1999），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产业集群的演绎。因此，本书着重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和最近兴起的“企业网络”进行概念比较（图2.1）。图2.1 产业集聚相关集聚概念体系
1.产业集群
虽然20世纪70年代，扎马斯基就将生物形态学上的集群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并最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但通常认为，直到1990年哈佛大学的波特（Porter，1998）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出版，学界才开始正式使用“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波特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完整表述，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如何构成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经常顺着产业链的方向，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Hertog et al.（2008）从产业集群产生的动机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定义，即通过价值链相互联系的企业（包括专业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程设计公司）、中介机构（经纪人和咨询顾问）和客户为了获取新的互补技术，从互补资产和知识联盟中获得收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克服或构筑市场壁垒，取得协作经济效益，分散创新风险而自动形成的网络。
但不管何种定义，一个产业集群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因素：① 具有地理相近性。集群内的企业汇集在一个特定地方组织生产，并辅以周边的支撑机构，如学校、商会、协会等。地理上的相近性是集群最显著的表象，也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② 具有产业关联性。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必须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且这些企业和相关机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性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产业集群概念强调的是生产的关联性和经济主体的互动性。
2.企业网络
与集群概念类似，“网络”概念同样来源于别的学科。社会学中的网络是指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relationship）（如血缘、地缘等）联系起来的节点（nodes）（如个人或组织）所形成的网络。Granovetter（1985）提出了著名的“嵌入”（embeddedness）理论，之后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也随之兴起。经济学家把网络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用社会学上表示“相近性”、“联系性”的“网络”概念来形容相关企业间的关系，并打破了企业-市场的二分法，认为网络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按照Storper（1995）的定义，企业网络是指企业主体构成的网络形态，包括经常交流和互动的企业，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企业网络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① 企业互动性，即网络内的企业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指网络内组织（企业）间重复和持久的交易关系，它是企业网络存在的基础。② 组织秩序性，即企业所组成的网络中，必须有能够实现的可感知的秩序。这是企业网络形成的关键。
因此，企业网络概念的重心放在企业间的互动和关联上，但这种互动和关联并不一定如产业集群所要求的那么严格，必须要集中在某一地区内发生。如外包生产中有长期合同的发包方（sourcing firm）和承包方（contract firm）可以形成一个企业网络，却不能被形容为一个产业集群。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宝洁公司（P＆G）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属于完全没有产业关联的企业，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产业集群来涵盖。但是宝洁公司把财务、人事等很多内置（in house）部门职务外包给埃森哲公司，因此可以被纳入到同一个企业网络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集群是地理集中的企业网络的一个特例。
在用韦恩图表示的图2.2中，更容易看出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的概念范畴。图中阴影表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阴影之外的产业集群概念中包括了Porter产业集群定义中的支撑机构，这些支撑机构不一定是企业，具有企业网络所不能涵盖的含义。图2.2 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概念图
3.产业集聚
集聚理论发端于马歇尔的理论，但最早明确使用“集聚”（agglomeration）一词的论述却见诸于韦伯（1997）的《工业区位论》。后来，集聚的概念被集聚理论的研究者如胡佛（1990）、Fujita＆Thisse（2003）等所继承并发展。集聚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集聚指生产要素在空间某点上的集中及其过程，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小到一个餐馆林立的街道，大到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产业带。这些不同层面上经济主体集中的区位及其区位选择过程就是集聚（藤田昌久等，2005）。狭义的集聚则往往是指广义集聚的一种特定形态及其演进过程，如产业集聚、大都市及其形成和发展。因此，很难对集聚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但是总结集聚经济学文献，可以确定的是，集聚至少包括了以下特征：① 地理集中性。正如很多学者所述，集聚的地理集中是指一种“物理”上的集中，这是集聚形成的基础。与下文中的“集群”不同，它强调的是多种生产要素在一地的汇集，而并不强调拥有这些经济主体间的相互关联性。② 形态多样性。如前所述，集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形态的多样化来源于生产要素的“物理”集中。因为没有确定的产业关联性，因此在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何种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因素，而非既定的路径。③ 过程动态性。集聚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个过程。集聚理论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构造是两个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个相反的力量即为集聚（agglomeration）力和分散（dispersion）力，也称为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研究集聚也就是研究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制衡。
从以上对集聚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集聚所描述的现象的轮廓，即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在空间上从分散到形成明显的地理集中倾向的现象和过程。鉴于制造业集聚现象的显著性和便于观察性，产业集聚往往比其他集聚更多地得到关注。本书亦以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注重生产活动的地理集中和分布形态。事实上，在很多并不严格的场合，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其内容和意义大致相同，但在本书中，因为特别关注从分散到集中的空间转变过程，而并不强调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和支撑机构在产业上的关联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集群只是本书所提到的产业集聚的一个特殊形态。具体来说，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异同可总结如表2.1所示。表2.1 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比较概定 义特 征应优 点缺 陷念用领域产地理集中不受产业关联难以精确定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在业性；形态经性限制，概念义，因此难空间上从分散到形成明显集多样性；济的外延更大；以计量考的地理集中倾向的现象和聚过程动态学具有动态性特察；缺乏微过程性征观基础产某特定领域中，产业联系容易忽视产业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地理相近管能被精确描业的地理联集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性；产业理述；易于被定系；仅是静群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关联性学量描述态现象的现象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不同。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中集中了占德国总产值约三分之一的钢铁、煤矿、计算机等产业，是典型的产业集聚，但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只能说鲁尔工业区拥有钢铁、煤矿、计算机等产业集群。因而产业集聚是比产业集群更为抽象和宏观的概念，可以跨越一般的产业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与企业网络的含义有一定的重合，这三个定义的范围如图2.3所示。图2.3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企业网络概念图
本书所采用产业集聚的概念，是把产业集群当作比产业集聚的外延更小的概念，包括了产业集群的所有含义，但对产业集聚内的组织间关系又与企业网络类似，比产业集群要松散一些。其含义包括了以下几点：①与产业集群相同的地理接近性；②介于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间的组织关联性；③形成产业集聚的关键的过程动态性。2.1.2 产业集聚理论概述：一个传统和两个角度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萌芽于古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Plato），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这一古老的经济学现象再次被提及。而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却要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尹伯成，2005）。如果以时间为轴，按出现的时间先后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古典区位理论时期、新古典早期理论时期、现代区域经济学派、竞争经济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和最前沿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为厘清对产业集聚论述的思想继承性，本节将先按时间顺序论述产业集聚理论的沿革（图2.4），在下面的章节中再按其内在思想详细梳理。图2.4 产业集聚理论发展的主要时期及其代表人物
1.前古典和古典经济学时期（380B.C.—1890s）
色诺芬著有《经济论》（全名《经济论——关于财产管理的讨[1]论》）一书，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重视经济活动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他在书中记录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系统分析了奴隶主经济，研究了小城市兴旺和发达的基础，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社会分工和小城市的集聚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代的柏拉图在与色诺芬的多次对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人类活动中的集聚现象，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柏拉图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奴隶制国家，一国的人口应与土地保持比例，以消弭社会矛盾，克服城邦危机，也不要过小，并维护奴隶主统治地位。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以他的分工学说为基础，事实上是集聚经济的思想渊源，即集聚产生的机制是社会分工和专业生产，这一点与色诺芬的集聚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产业集聚思想从其萌芽时期就与分工思想密不可分。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这一思想，尽管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产业集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和描述，但却涉及了集聚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劳动分工。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分工，因此分工和贸易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斯密，1998；李嘉图，1998）。
亚当•斯密对产业集聚的研究缺陷被冯•杜能所部分补充。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从成本决定论，以单个农户的最优区位选择为研究对象，在匀质空间假设下，从微观层面讨论了区位决定问题，这成为后世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杜能，1986）。
2.新古典经济学早期（1890s—1940s）：古典区位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马歇尔和韦伯分别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和区位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这一时期的理论是产业集聚理论两种经济学思路的源头。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的源泉是外部性；韦伯则从地区专业化生产的角度论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过程。马歇尔的理论被胡佛继承和发展，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则补充了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和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又称中心地理[2]论）”、勒施的“市场区位论”一起被并称为“古典区位论”，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的主要思想。
在新古典经济学发端的20世纪初期，由于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经济学有了规范的分析工具和坚实的微观基础。因此，无论是勒施还是胡佛，他们的理论都明显地比冯•杜能更具有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甚至超越了马歇尔本人对产业集聚的论述。但是，正如其在当时的进步性一样，新古典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新古典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以下特点：（1）专业化生产替代分工思想。亚当•斯密（1998）和李嘉图（1998）认为，专业化生产是分工形成的基础，分工又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并增加了国民财富，因此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体两面的。新古典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表面论述的是专业化生产问题，事实上也是在论述社会分工。（2）匀质空间假设。和冯•杜能一样，韦伯、克里斯塔勒和勒施的模型都建立在匀质空间假设上，即除了运输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之外，地区之间不存在会带来成本扰动的其他差异。（3）新古典分析工具的运用。完全竞争假说、局部均衡分析法和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概念在产业集聚理论中被广泛地运用，使产业集聚理论日渐规范和完善起来。（4）要素流动的单向性。古典区位论在用专业化生产解释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时，都提到了要素向中心地带（集聚地）的单向流动，也就是说早期的区位理论忽视了中心地带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这为后来区域增长理论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3.新古典综合时期（1950s—1970s）：区域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时期，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观经济学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多微观研究者的兴趣也开始偏向宏观。因此，这段时期中，产业集聚理论更多地延续了新古典早些时候韦伯、胡佛、勒施他们的研究，仍以区位作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内容上却比之前宏大，从产业集聚产生的内在机理切换到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隆索（W.Alonso）和艾萨德（Isard）对之前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综合，产生了现代区域经济学。1977年，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区域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认为国际贸易只是产业布局的一种特例，他建立了新古典框架下的一般区位理论。这个时期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与发展经济学密切联系的地区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力图将区域理论融入新古典主流框架的一般区位理论。其中，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后来被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了讨论产业集聚时的一种传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作用的传统；而一般区位理论的集大成者阿隆索、艾萨德和俄林则完成了以区域作为研究主体的区域经济学和以厂商为研究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次融合（魏后凯，2006）。
这段时间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十分繁荣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重视专业化地区分工及其效果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就是地区的专业化生产，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从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带的关系研究起，他们所研究的“集聚”具有普遍意义；阿隆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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