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勇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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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中社西安分社到新华社陕西分社.上卷,分社简史试读：
前言
三秦大地：古老，富饶，美丽，神奇！
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们，常年奔波在这片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莽莽的秦巴山区到辽阔的陕北高原，从八百里秦川到黄河之滨，到处都闪现过他们的身影，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勤奋敬业的精神，采写了数以十万计的稿件，真实记录了3800万陕西人民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经验以及新的探索，使国内外对三秦大地刮目相看。追寻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回望记者们采写的稿件对陕西工作的影响与推动，讴歌全分社职工为发展新华社事业而拼搏的奉献精神，大有必要。成功使我们信心倍增，挫折使我们变得成熟。以史为鉴，它对今天的人们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对后人是进行教育的好教材。
陕西特别是陕北延安，与新华社有着特别深厚的渊源。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中社很快就在陕北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恢复文字广播并出版《红色中华》报；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前身，可追溯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决定成立的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分社——红中社西安分社。1947年初，在战火硝烟中成立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更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直接创建者、领导者和前身。所以，这部陕西分社简史，时间跨度80余年，其中简要回顾了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在陕北的13年，介绍了红中社西安分社（后随着总社更名亦改称新华社西安分社）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工作情况，记述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的战斗功绩，概括总结了陕西分社自1950年5月成立以来至2016年底的发展历程。80多年来，新华人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奋勇向前。根据新华社及陕西分社的实际情况，本着“见亊、见人、见稿子”的初衷，这部分社简史定名为《从红中社西安分社到新华社陕西分社》（上下卷），上卷为《分社简史》（文字30余万字，照片140多幅），下卷为《作品集萃》（选收文字稿200多篇，照片20幅），总规模逾百万字，具有重要的史料、参阅、珍藏价值。我们谨以此书，表达对80年来先后在红中社（新华社）西安分社、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过的同志们的深深敬意。
分社简史的资料收集和起草经历了几个阶段：1987年初，陕西省委组织部编写陕西省组织史时，要求分社提供有关史料，但因分社档案资料很少，赵志祥同志前往总社档案室查询，所摘抄的资料交分社档案室保存，并据此编写了《陕西分社组织史料》，报送省委组织部，总社《新闻业务》杂志1988年予以刊登；1995年，姚宗仪同志就红中社西安分社和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历史作了调查，所写1万多字《新华社陕西分社简史》的文章载于《新闻业务》；90年代末，侯嘉荫、姜文瑞同志合作写出了4万多字的分社简史初稿；接着由华年轮、边江同志补充4万多字，后因多种原因搁置。2009年底，分社党组决定由彭少阳同志搜集资料，重启分社简史编撰工作。彭少阳同志经过4年多时间，搜集复印分社历史相关资料达9000余页、历史照片800多幅（令人痛心的是，彭少阳同志2014年12月6日在外地突发疾病不幸逝世）。上述材料均成为分社社史编撰的重要参考资料。2016年1月12日，分社党组研究决定，由边江、王世焕同志承担分社简史编写任务。（后因王世焕同志有其他工作而未参与），分社简史和作品集萃的编撰、修改、定稿任务，在李勇同志主持下，由边江同志负责完成。
分社简史编写和作品集萃选编工作受到了分社领导和许多同志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一些同志主动送来资料，帮助回忆有关情况，提出起草修改意见；曾在分社担负过领导职务的多位老同志专门打来电话、来信或寄来回忆录，介绍了当年在西北总分社和陕西分社的亲身经历。分社简史初稿写成后，广泛征求了分社离退休老同志和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修改定稿。总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万京华等社史专家给予了指导帮助。可以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分社简史和作品集萃，凝结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欠缺，加之编者水平有限，许多稿件和内容难免有遗漏、失误，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编者2017年1月第一章陕西分社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承（1935.10—1954.10）
陕西延安在新华社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红中社在这里更名为新华社。“西安事变”发生后成立的红中社西安分社，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分社。战火硝烟中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优良传统的红色基因和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第一节 新华社在陕北的十三年
陕西延安在新华社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十三年中，陕北特别是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指挥中心和革命大本营，与此相适应，党的新闻事业也以陕北为中心进行开拓和发展壮大。当年，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宣传单位，主要以清凉山为阵地，担任了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强大重任，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同日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军长征开始后，原担任播发红中社新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政府电台及其人员，大部随军长征。只留下部分人员在瞿秋白领导下，在苏区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新闻文字广播停止。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初，党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11月25日，在任质斌主持下，红中社文字广播与《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同时恢复，广播呼号仍为“CSR”，同时继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并出版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1936年春任质斌调总政工作，向仲华调任红中社社长，并任《红色中华》报（后改为《新中华报》）社长。陕北瓦窑堡红中社《红色中华》报旧址
据向仲华同志回忆，1936年7月初，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县（今延安市志丹县），新华社也随同迁往保安。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称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起在延安出版。当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据向仲华：《新华社的初创时期》，原载《万众瞩目清凉山》，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1940年底，新华社试办口语广播。1941年1月26日，《新中华报》刊登“新华社启事”，称“新华社广播电台决于二月一日开始播音，除报道国际国内及抗战消息外，并经常有音乐、名人演讲、科学常识、日语、革命故事……等节目，欢迎各界自由收听”。新中华社后统称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这个社名一直沿用至今。1937年1月2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刊载的新闻《和平解决有望》，是最早以新华社名义见报的新闻。二、延安清凉山——红色新闻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市区、延河北岸，山高100多米，方圆约4公里，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纪念地之一。
1937年1月，红中社随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后，社址设在城内。1938年3月，由于日本飞机队延安连续轰炸，新华社社址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社址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中央决定《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6月，新闻台也从30里外的盐店子迁到了清凉山。过去新闻台抄收电讯后，要派人送稿，往往要耽搁两三个小时，现在与编辑部在一起，大大加快了新闻的时效。自《解放日报》创刊后，新华社抄收到的中外电讯，其中不宜公开发表的部分，改由内部油印出版的《参考消息》刊登，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据在延安时期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回忆，当时新华社稿件的第一个用户就是《解放日报》，除了延安周边的新闻由报社自己的记者采写外，国际新闻、各解放区的消息以及国统区的消息都是由新华社提供的，因此新华社是《解放日报》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同时，新华社的电讯稿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各解放区，成为各根据地报刊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在国统区，一些进步人士和党的地下组织抄收新华社电讯稿，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和中央社也是抄收新华社稿件的。为了加强对外新闻宣传，新华社在延安还开通了英文广播，1944年8月8日开始试播，9月1日英文广播正式开播，每天播出量为十几条英文消息。据吴文焘回忆，当时每天中午中、英文广播稿都完成后，新华社会雇用当地一名可信任的老百姓做送稿员，由他步行三四十里，将稿件送到军委三局的发报台，当天夜里将稿件播发出去。为了保证稿件按时送达，有时河水上涨，送稿员还要将稿件顶在头上游泳过去。1945年8月10日晚上9点多，新华社接收到路透社发来的一条日本接受投降的急电，吴文焘立即找社长博古汇报，但博古同志不在，他便直接通过电话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当天午夜时分，中央就下达了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延安总部第一号令，勒令日伪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出去。此后，中央又接连发出六道命令，要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恢复交通和城镇秩序，可见这条消息的重要历史作用。（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调研部：《一位世纪新闻先驱的历史讲述——访延安时期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中），载《老年生活》杂志2009年第一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陈毅同志曾赋诗《赞“七大”开幕》云：“百年积弱叹华厦，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清凉山于1956年8月6日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全国三大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据刘妮编著：《清凉山记忆》，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坐落在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编辑部旧址三、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地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当时敌我兵力悬殊，敌强我弱。根据部署，中央机关和群众陆续撤离。
据延安时期在新华社新闻台工作过的张连生同志回忆，3月14日晚，新华社部分人员带着行囊摸黑翻山越岭，向事先建立的子长县（瓦窑堡）战备点转移，留下部分人员在延安坚持工作，直到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前夕。3月18日傍晚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先期到达子长县战备点的工作人员迅速接替业务，不让广播中断。19日胡宗南率23万大军进驻延安，结果扑了空，只占了一座空城。
我军撤出延安后，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前往太行寻找新工作点。范长江则领导留在子长的人员，在一座简陋的庙里播发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战报。直至国民党军逼近子长，他们才带着电台，急行军转移，追赶中央机关队伍。（见张连生：《难忘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载《纪念新华社建社75周年征文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4月11日，任弼时在青阳岔村外山沟里召开中央纵队全体同志会议，宣布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工作队叫“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副大队长耿锡祥。“四大队”最初共有40余人，组成3个分队开展工作，第一分队为编辑和英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张连生说：“这样，我和四十来位新华社同事由范长江同志带领，跟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因工作需要，“四大队”工作人员调进调出，到当年11月中旬工作人员达到107人。毛泽东主席（中）带领中央纵队和“四大队”转战陕北“四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记者的报道业务。“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太行总社紧密配合，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据《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跟野战部队一样，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与国民党军周旋。每到宿营地，“四大队”就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用老乡家的门板当桌子，抄收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国民党中央社等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给总社传送解放军总部战报，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时评等文稿；趴在炕沿或灶台上，甚至就着膝盖编译稿件。每天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供中央机关领导阅读……在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大新闻和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经四大队电发太行，由临时总社播发全国的。
张连生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大约是十比一。胡宗南仗着自己兵多，急于寻找我军的主力决战，又是派飞机四处侦查，又是用无线电台监测，并悬赏谁能监测到毛泽东的电台将赏金30万，谁能监测到彭德怀的电台就赏金20万。然而，毛泽东、彭德怀的行踪始终也没有让他们搞清楚。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一面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另一面则密切地关注和收集敌台的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儿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汇报给毛主席。那时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驻地是王家湾，离马蹄儿沟还有几十里地，而四大队住在高川，距王家湾不远。当晚胡宗南部以四个半旅的兵力向马蹄儿沟方向进发，而王家湾是胡军袭击马蹄儿沟的必经之地，中央机关立刻向山上转移，同时命令四大队也立刻转移。“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为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才在这里等我们的。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想起当时情景，张连生难抑激动。追军紧逼，又遇狂风暴雨，大家相互扶持，前后照应，在崎岖泥泞山路上艰难行进，安全转移。这年8月，中央机关“牵”着国民党军，辗转于深山大谷中。不巧又遇大雨，河水暴涨，当时追兵两面逼近。情况相当危急。面对滚滚河水，驮器材的牲口死活不肯下去。范长江指挥四大队十多个小伙子跳入及胸急流组成人墙，饲养员前拉后赶，其他人在两边吆喝推护，硬把几头驮骡拖过河。好几次就这样转危为安。（据张连生：《难忘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载《纪念新华社建社75周年征文选》。）
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陕北战场更为全国人民所瞩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陕北地区总人口不到200万，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不过三四万；而国民党占据全国广大地区，投入陕北地区的兵力达30万之众。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中共中央能否安全转移，渡过难关，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新华社的陕北电讯，维系着全国民众的心。四大队从1947年3月离开瓦窑堡，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途经12个县，先后住过37个村庄，大的转移有8次，依次是：清涧县孙家河，靖边县青阳岔，安塞县高川，靖边县悬梁峁、牛家沟，佳县槐树峁、闫家坪，米脂县杨家沟，行程数千里。生活艰苦，常以黑豆、酸菜充饥；以门板、磨盘、灶台作办公桌；环境险恶，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转战陕北时期，“四大队”向太行总社发去中央领导同志撰写的新华社社论、评论等文稿达70多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1948年4月22日，范长江率领的“四大队”随同中央支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据《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特别是新华社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画卷。第二节 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分社——红中社西安分社
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时成立的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分社——红中社西安分社。一、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创立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2月13日，在陕北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以“西安电”为电头刊发了《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的新闻稿。12月1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到西安调停。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12月，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左）、叶剑英（中）、博古（右）在西安留影。
为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扩大宣传我党主张，周恩来于12月19日给毛泽东、博古发电称：“毛博：决定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播）时有补（充）者亦编入。周 十九日”。周恩来指定由上海到西安搞地下工作的陈养山同志负责筹建红中社西安分社，抽调参加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的人员有陈克寒、陈泊（也叫布鲁、布洛）。“红中社西安分社”，是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分社性质，它的任务是向西安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社”新闻和我党发布的文告、宣言等。
事有凑巧，这回又是“三陈”，即陈养山、陈克寒、陈泊相伴办通讯社。因为，30年代初期陈养山在上海办过一个名为“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的通讯社；1935年他和陈昌、陈克寒在重庆办过一个名为“新四川通讯社”的通讯社，对办通讯社他算是有些经验。因此，陈养山领命后几天内便建成了红中社西安分社。
红中社西安分社建成后，党中央决定交陕西省委，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负责管理，陈克寒、陈泊留在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陈养山调党中央西安情报站工作。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红中社西安分社也随之改用“新华社西安分社”的名义印发稿件。（据《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9月出版。）1936年12月19日，周恩来就《关于在西安设立红中通讯社》给毛泽东、博古的信函。
据李一氓回忆，1936年12月24日，他乘坐张学良派往延安的飞机飞到了西安，“大概在第二天，博古代表中央，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建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并确定了职务的分工”，贾拓夫担任省委书记，欧阳钦当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等等。李一氓任宣传部长后，即负责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工作。关于红中社西安分社这段历史，李一氓写道：“因为当时正在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形势变化很大，而党中央的态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西安办事处每天把延安的电讯收下来，转交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编起来，油印成新华社通讯稿，向西安的党、政、军和新闻机构发送。干这个事情的有陈克寒和布洛两个同志，天天如此……我们这个新闻稿的油印发行大概进行了五个月。”（据《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西安分社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周恩来审定了西安《解放日报》、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宣传纲要，并对宣传工作给予指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博古曾前往西安分社看望工作人员，并研究发稿等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走向抗日。为此，红中社先后播发有关西安事变（包括释放蒋介石）的消息多条，以及《要求蒋介石履行其诺言》的社论。西安分社将抄收到的陕北红中社播发的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和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出兵中国，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决心发动内战，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压力接受张、杨的要求同意抗日，张、杨释放蒋介石等消息，及时发给西安各报和社会团体，受到各界的欢迎。12月30日，红中社播发了《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这篇谈话针对蒋介石在洛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诺言；蒋氏果欲从此次事变中求得深刻教训，在于“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之错误政策”。红中社西安分社将这篇谈话油印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据《新华通讯社史》，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1936年12月30日，红中社播发的电讯《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油印传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在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完成了它应负的历史使命。1937年3月，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返回延安，它便相应结束了自己的发稿业务。它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以及在红中社改为新华社的历史转折点上，它的存在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二、西安七贤庄与红中社西安分社
七贤庄位于西安城内北新街中段，占地面积13600平方米，为典型的关中民居建筑。由陕西省银行投资修建，1934年冬动工，1936年6月落成，由西向东依次为10个院落。竣工之日，西安文化界名人陈柏仁借晋书“竹林七贤”之雅传，为这处建筑群题名“七贤庄”镌刻于庄首。
1936年4月，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推荐，从上海前往西安，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刘鼎陪同张学良参加了肤施（延安）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派遣刘鼎其后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身份，致力于我党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周恩来还指示刘鼎尽快在西安建立一处秘密交通站，设法采买陕北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刘鼎回西安后即着手筹办秘密交通站。他设计交通站应是一所医院，这样经常大量的药品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且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为此他专门去了上海，请熟识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经史沫特莱推荐，刘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员、牙科医生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冯海伯），俩人交谈中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一起商定在西安开诊所、建地下交通站。刘鼎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自己的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一辆黄包车，邀冯一起游览古城并查勘医院地址。他们看了几处房子后，认为新落成的七贤庄北靠城墙、东临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这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刘鼎即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用了总面积1360平方米的七贤庄一号院。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铜招牌，牙医诊所正式开业了，这里同时也就成了中共地下交通站。不久，冯海伯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这一招牌给刘、冯他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鼎通过各方关系购买的药品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积攒到一定程度就设法运往陕北。
这个牙科诊所还成为陕北红中社电台广播的转播扩大站。为了沟通陕北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中央决定在西安七贤庄设法安装一部无线电台。1936年9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通信技术专家涂作潮（代号“木匠”）接到中央指示，命令他尽快前往西安、进入苏区（陕北）。于是，涂作潮于1936年中秋节（9月30日）前到了西安，化名蒋贵庭，住在东大街的西京饭店。刘鼎与他接上关系后，叫他装一台能同陕北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他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用了两天时间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两天后，刘鼎告诉他，和陕北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内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声音则大一些。接着，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西安事变”前夕，上级要求装配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涂作潮从刘鼎那里受领任务后，即冒险上街采办零件。有的零件在西安买不到，他便开好单子，由刘鼎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由于刘鼎有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身份，这部电台在西安城内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装配，装好后刘鼎派人用卡车把涂作潮和那部100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拉到了七贤庄，把电台安装在一号院前工字房的地下室里。（据《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期《发现父亲涂作潮》；及涂作潮之子涂胜华提供的《木匠的回忆》。）“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铜牌。摄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涂作潮
七贤庄一号院共由四进小院组成，这个地下室位于第二进的前工字房下面，是随院内建筑一起修建的。地下室面积共45平方米，为一个套间，里间在东边，面积14.5平方米，外间在西边，面积30.6平方米。为了避免暴露，刘鼎他们又在地下室内的地面下开挖了一个小地洞，洞口小、下面大，洞口东西宽0.6米、南北宽0.8米，地洞垂直深度2.1米，洞内向北掘进，高约1米多，东西宽约1米，南北长约1.5米，洞内面积约1.5平方米，将手摇马达发电机放在地洞里，报务员工作时用木板、棉被将地洞口从上面盖住，以减少机器噪音。冯海伯还在地下室电台工作的时候，在地下室上面的屋子里把自己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限，以掩盖电台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七贤庄地下室的电台，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鼎和陕北派来的彭绍坤一起在这儿工作，白天接收陕北红中社的战报消息及有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夜深人静时又将收转来的消息转播到国内各地和苏联、日本、南洋等遥远的地方。（据《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译电人员在七贤庄地下室工作七贤庄地下室一角，图中铁栏杆七贤庄一号院地下室里当年开下是当年开挖的地洞。（铁栏杆挖的地洞为后来所加）
不幸的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凌晨，城内枪声四起，冯海伯不明其故，离开诊所打探消息，不幸被流弹击中，经抢救无效而牺牲。12月21日，冯海伯被安葬于古城西安南郊。此时叶剑英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住在西安七贤庄，他对冯海伯的牺牲深为悲痛。他对大家说，冯海伯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献身，我们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永远记住他。并明确指示在冯海伯同志的遗体上，要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据齐佩芝：《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中社西安分社成立，七贤庄一号院地下室的电台即成为西安分社接收红中社（1937年1月改名新华社）从陕北发来的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重要文件的阵地，其主要内容直接和解决“西安事变”、宣传党的有关抗日主张。接收的内容由陈克寒等人刻版油印成新闻稿和传单，向西安的党政军机关和新闻机构广为发送，在报界和群众中迅速传播，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副主任王路平介绍，当年七贤庄不仅有电台接收条件，也有文印条件。红中社西安分社的油印稿件和传单，很可能就是在七贤庄印刷的，同时不排除也拿到其他地方去秘密印刷。1936年12月16日，中共代表从延安飞抵西安后，即来到七贤庄红军秘密交通站。
1937年2月，七贤庄地下交通站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红军联络处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除继续租用七贤庄一号院外，又先后租用了四号院、七号院和三号院，总面积达5400多平方米，直至1946年9月10日八办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七贤庄作为我党在古城西安的一个重要阵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七贤庄革命旧址，1959年成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八办旧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据《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三、红中社西安分社“四杰”
在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过的共有四位同志，他们就是李一氓、陈养山、陈克寒、陈泊。
李一氓（1903年—1990.12），四川彭州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9月到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并主编《红色中华》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曾负责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等。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李一氓陈养山
陈养山（1906—1991.2），浙江上虞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与组织了上海“五卅”运动。1926年冬被派到家乡浙江做统战工作。1928年起，在周恩来、陈赓等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工作。1931年后，先后在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负责筹建了红中社西安分社。1940年6月调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党校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和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
陈克寒（1917.7—1980.7），浙江慈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进入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次年到延安新华社工作。1938年任《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1939年1月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42年5月任晋东南《新华日报》华北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秋回延安工作，1945年后历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1948年冬到西柏坡，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残。1977年11月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任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7月10日在北京病逝。陈克寒陈泊
陈泊（1909—1972.2），又名布鲁、布洛，原名卢茂焕。广东乐会人。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工农红军任副连长。1928年由于海南琼崖革命斗争受挫，被迫远走印度尼西亚，次年在雅加达与马来亚共产党取得联系，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开始以布鲁为别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与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回延安后到抗大学习，历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科长、绥德保安分处处长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被誉为延安情报界“三大奇才”之一，毛泽东称赞其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后任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及松江、吉林、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50年代蒙冤入狱判刑10年。“文革”中又受冲击。1972年2月含冤离开人世，享年63岁。1980年陈泊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李一氓、陈养山、陈克寒、陈泊四位同志，在红中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期间艰苦卓越的工作，成为新华社历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第三节 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调动优势兵力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我党则针锋相对，实行自卫反击，进而全面反攻，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的新形势，新华社在一些新解放区相继建立起分社，同时在各野战军中建立了前线分社和支社，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报道网。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亦先后称西北前线分社、一野总分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成立的，它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前身，总分社还是西北各省区分社的创建者和分社成立初期的上级领导机关。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立
1947年2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西北新闻社成立，由李卓然、杜桴生任正副社长，胡绩伟、金照任正副总编辑。在报纸方面，除扩大和加强《边区群众报》外，在通信工作方面，该社实际上担负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任务，建立延安与各分区之电讯联络，加强西北通信与广播工作。5月27日，西北新闻社改组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当时，西北总分社与《边区群众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三位一体”进行工作。
1947年3月，解放日报社派出胡绩伟率领杜鹏程、延国民、雪凡、刘星全等到西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进行军事报道。月底，与新华社总社派来的刘祖春、林朗等人会合，建立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由胡绩伟任社长。是年6月，新华社西北野战分社在原有的前线分社基础上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鲁直兼任社长，总社指派田方和普金先后交替轮流负责野战分社的日常工作。1947年6月至10月，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由田方主管；1947年11月至1948年11月，1949年5月下旬至1950年7月一野总分社撤销为止，由普金主管。李卓然（延安留影）（人物小传：李卓然，1899出生，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了五四时期学生活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在苏联学习，1930年春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途中参加了遵义会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担任政治宣传工作。1947年至1949年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边区群众报》社（《群众日报》社）社长等。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等。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
1948年1月1日，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通讯工作的指示，指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前线分社（简称新华社前线分社）为野战军政治部一个部门，负责本军对外报道之责任。新华社前线分社依据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野战军政治部一定时期宣传方针，具体布置新闻通讯工作，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各种报道。1948年8月15日，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通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纵队政治部成立新华社前线支社，由纵队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兼任社长，接受前线分社的业务领导，领导本纵队的新闻通讯工作，经常向前线分社发稿，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报道。支社下设编辑一人，记者数人（做到至少每旅一个记者），其人员除前线分社派出者外，由各部选调适当干部充任。编辑一人留驻支社负责与记者、通讯员联系，并进行必要的采访工作。记者、编辑生活供给，统一归纵队政治部颁发，由纵队造册向野战军后勤部门报销。
据资料记载，到1948年9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为李卓然，副社长杜桴生，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林朗（管总分社）、金照（管《边区群众报》），下辖关中分社、西北野战分社，还有各分区工作组（相当于分社）。
为了迎接胜利在望的西北解放的形势需要，西北总分社在陕西及周边地区相继组建了三边支社，由冯森龄负责；黄龙支社，由午人负责；陕东支社（后改为大荔支社），由张光负责；渭南支社，由李言年负责；宝鸡支社，由蓝钰负责；彬县支社，由刘甲负责；三原支社，由雷阳负责；陇东支社，由叶滨负责。这些支社同先期成立的前线分社互为配合，向总社采集新闻。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总分社随西北野战军进驻西安后，支社陆续撤销。随着入城后的形势变化，原来三位一体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分开独立工作。由林朗任西北总分社社长。二、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的战地报道真实记录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新华社除留有一支精干工作队，由范长江带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外，大队人马则东渡黄河，转移太行解放区。总社撤离延安后，西北总分社就担负着陕甘宁地区的报道，并承办《边区群众报》（即后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前身）。西北前线分社由林朗、毛岚、田方、刘漠冰先后任主编。担任战地记者的先后有杜鹏程、汤洛、汪波清、马光耀等。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当时和群众日报社是一个单位，由胡绩伟任《群众日报》总编辑兼西北总分社总编辑。胡绩伟（人物小传：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出生于1916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总编辑、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总编辑等。1952年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2012年9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
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的同志们转战在西北前线，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消息。例如，1947年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林朗采写的通讯《记蟠龙大捷》，以生动的笔墨记述了蟠龙大捷的战斗过程及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这篇战地通讯2001年被收入《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集》，载入史册。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军今日收复延安的消息。这是西北战场继宜川大捷后我军又一个重大胜利。4月23日，新华社播发记者汤洛写的延安通讯《毛主席万岁》，生动地反映了胡宗南侵占延安期间，老百姓参加游击队，巧妙打击敌人，热爱毛主席的事迹。
据《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载，在回到延安后，为了做好政策宣传，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三边、陇东、绥德、黄龙几个专区建立或加强了记者组，在离延安较远的地区增设了电台联络，在延安直属地区加强了采访组，还派出了十个记者参加土改工作团的采访。各地稿件很快由每月二百多件增加到一千多件。这样不仅能从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迅速地掌握西北各战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而且对老解放区的恢复和土改、救灾、生产、工作等，也能作一些比较具体的反映。
1948年7月7日，新华总社在致东北等总分社的电文中，介绍了华北和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的几点经验供作参考。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前线分社（简称前分，下同）业务上归总分社领导，总分社派遣适当与可靠人员到兵团去组成前线分社。二是前分规定为兵团政治部之一个组成部分，分社社长由政治部宣传部长或副部长兼任，总分社派去之负责人作前分之编辑主任或副社长。总分社调动前分记者应经过政治部，政治部亦不得调动记者作别的工作。三是前分记者必须思想上生活上入伍，本身做好一个模范政工人员，以打破单纯的业务观点与在军中作客之错误思想。四是前分之任务除报道新闻外，并可编辑前线政治部报纸，收听新华社文字口头广播与参考消息广播供首长参考，及建立部队中通信采访摄影等工作。还有机构设置、后勤保障以及保密工作等，其经验共有八条之多。
1948年9月11日，新华社播发西北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写的战地报告《前线记者反映火线见闻》。前面按语说：“西北人民解放军某旅经四评（评斗志、评智慧、评指挥、评政策）整军与夏季大练兵后，在此次黄龙南线痛歼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之役中，表现了惊人高涨的斗志和优良的战斗动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特将参加此次战斗的见闻，报告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及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彭副总司令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的作风与负责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办法，值得提倡推广，特致函西北总分社，将该函予以发表。”这篇报告曾被报纸改以通讯刊登，2001年被收入《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集》。
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当时又称一野总分社）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报道。比如1948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新华社一野总分社进驻兰州，新华社播发了前线记者写的战报和通讯《解放兰州经过》。围绕西安及关中解放，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于1949年5月21日至6月中旬，就先后采写播发了《我军解放西安》《游行庆解放西安人民欢迎我军》《锣鼓喧天庆解放西安十万人集会》《陕中我克咸阳》《陕中平原全部解放》《渭河以南克潼关蓝田等七城麟游山区之役我军俘敌万余》《西北我军陕中一月歼敌军两万七千解放西安及县城二十三座》等10多篇稿件，及时报道了我军的前线胜利捷报，反映了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盛况。杜鹏程
1949年9月28日，新华社先后播发消息：前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5日，第一野战军一部在西北某地隆重举行进驻新疆典礼后，星夜兼程，赶赴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华社一野总分社记者沿途发出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和王震将军感谢新疆人民欢迎盛意等消息。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迪化，21日新华社根据毛泽东主席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指示精神，播发了时评《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同日还播发了一野总分社记者关君放采写的通讯《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盛况》。24日，新华社又播发了关君放采写的稿件《迪化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
一野第二军于1949年10月12日从甘肃酒泉出发，经过5000多里的长途跋涉，12月到达新疆最西部的边境城市喀什，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一野总分社记者杜鹏程随军采访，报道了我军指战员以坚韧毅力和顽强精神，战胜塞外风沙、少水、露宿戈壁等艰难险阻，胜利到达喀什的情景。新华社还播发了杜鹏程采写的《一野某部300余战士牵引千余匹骡马越过戈壁胜利到达哈密》等稿件。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总编辑胡绩伟（前左）率记者进城。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全面打响后，一野十八兵团开始向四川进军，顺扫陕南和甘南残敌，西北五省获得全部解放。新华社播发了《陕南解放旬阳》《解放汉阴、石泉、紫阳》《我军直迫川北解放汉中等7城》《关中各地区人民热烈支援解放军向汉中、四川进军》等稿件，讴歌了我军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三、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是西北各省区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
我军收复延安以后，西北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席卷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展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分支机构，随着西北解放战争的进展，在各地逐步建立。所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亦称一野总分社），也是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
当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同时也是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西北新闻工作中心。群众日报（前身为1940年3月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报社人员创刊之初不到10人，进城时已发展到近300人；西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元旦开始向西北地区和全国播音。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这时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抽出120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进行关于新区的城市情况和政策的学习。5月15日，接管组离开延安向西安出发。5月20日西安解放，接管组也跟着进城，一方面开始对国民党原统治的新闻单位（《西京日报》《建国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正报》《自由晚报》《时代新闻报》等）进行接管，一方面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在西安出版了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大部分人员分两批先后到达西安会合。胡绩伟回忆说，群众日报社离开延安时近300人，进西安又接收了200多人，“一个500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也就是说，随着西安的解放，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到西安发稿和办公。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同时宣布新华社甘肃分社成立。当时，报社与新华分社是合在一起的，《甘肃日报》社长阮迪民兼甘肃分社社长。1950年5月，甘肃分社与《甘肃日报》分开，成为独立机构，程堃任社长。
1949年9月2日，西宁解放。10月20日，新华社西宁分社成立。当日《青海日报》刊登消息：“新华社西宁分社今日正式成立，并已向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发稿。”当时，西宁分社与《青海日报》合在一起，午人任社长兼总编辑，乔迁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管分社工作。1950年8月15日，西宁分社与《青海日报》分开，改为新华社青海记者组，归西北总分社领导，组长侯毅。1953年8月20日，改为新华社青海分社，侯毅任社长。
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新华分社承担了宁夏地区解放初期的报道工作。1950年6月，西北总分社抽调人员，前往银川组建宁夏分社，冯森龄任社长。
新疆和平解放后，1949年12月6日《新疆日报》（汉文版）创刊，7日新华社新疆分社成立（两家是一个机构）。1950年5月，一兵团分社与新疆分社合并，由西北总分社派出记者，充实和加强新疆分社，使之逐步健全起来。蓝钰任社长。
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已经面临分成三个独立机构的时候，分配干部“出现了问题”。总分社和群众日报5月进入西安，八九月份就要向甘肃（兰州8月解放）、青海（西宁9月初解放）、宁夏（银川9月23日解放）三省派出120多位新闻干部，紧接着新疆和平解放（9月28日），我们只好要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派出人员去接管和主持乌鲁木齐的三个新闻机构。这期间的干部调配确实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分配方案几经变动才最后拍板。
1950年5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中央新闻总署的决定，确定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分社的方案。西北总分社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随即抽调进驻西安的19兵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张帆组建陕西分社。同年6月1日，新华社陕西分社正式成立，分社业务归属西北总分社领导。
西北总分社直接参与组建了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加强对各分社工作的领导，同时十分重视记者队伍建设，注重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原西北总分社记者高向明在一篇题为《缅怀林朗》的文章中写道：当时，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西北总分社先从延安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拔了一些年轻人，又在北京和西安招收了一批大学生。对于这些刚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林朗等总分社领导不仅时刻注意从政治上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培养他们树立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而且鼓励并帮助他们大胆实践，多写稿件，扶持他们走上成才之路。当年在西北总分社工作的金鉴在题为《怀念林朗同志》的文章中写道：“林朗同志对青年人非常放手、信任。1949年我刚到总分社作记者时，水平很低，但热情高，一接到任务，立即东奔西跑，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多多益善地抓到手，并尽快地整理出来（不如说是罗列出来），然后硬着头皮交上去。然而林朗却似乎不太注意我的文字如何蹩脚，只很快地从中拣出主要的东西，改写成一篇可以发表的消息。……由于经常有稿件发表，还受到表扬。这倒使我感到不安，因为那些稿件与其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林朗等几位老同志改出来的，没有他们点石成金的妙手，我写的那些东西又如何能够发表？”金鉴回忆说，有一次，林朗派他采访途经西安开往前线的一支炮兵部队，在车站等了好久，列车才姗姗来到，等他采访完冒雨回到编辑部时，办公室一片漆黑，悄无一人，但总编室的灯还亮着。“我拉开灯刚刚摊开了稿纸，林朗同志便进来了，拍打掉我身上的雨水，和蔼地说：‘慢慢写，不要急，我在那边等你。’说着轻轻带上门出去了。待我写完稿墙上挂钟的时针正指着‘2’。林朗同志接过稿子，马上修改起来。第二天便见报了。后来，林朗同志还鼓励我入党……林朗同志一点一滴把着手教我工作，培养我成长，当我能独立工作时，他又无私地推荐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了解决进城后西北各省区新华社分支机构及其它新闻单位业务人才的迫切需要，1949年底至1950年初，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三家原为一个单位，对外三块牌子）在西安举办了一期新闻训练班，名称定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附设新闻训练班”。
1949年9月15日，在《群众日报》头版右上角报眼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附设新闻训练班招生启事”，内容如下：“一、宗旨：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给以政治的及新闻业务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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