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邵培仁,杨丽萍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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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试读：

历史转折关头的明智选择——《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序言

今天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昂然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让人刮目相看。世界惊奇发现，中国社会面貌光彩焕然，已非昔日可比，这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

回首过去，我们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艰辛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与我们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演绎出激越曼妙的交响，我们既取得了累累硕果，也面临着重重挑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这些年中国学界所走过的不凡历程，可以说是发展与困惑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给予的坚强支撑，历史带来的巨大机会。

人至三十当是而立之年，而当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他的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应该是——

首先，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而研究现实，也不要割断历史，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其次，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和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突现和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这套丛书宛如一阁雅集，泛着书香，和着墨韵，透着笔力，跳着新意，凝着理性，闪着睿智，翻阅在手，会让人感到亲切可读，不忍释卷。这套丛书绝不泛泛而谈，更不人云亦云，而是深刻专注于一论，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照媒介万千世界的复杂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如同透过一个视窗看到了万花筒的一次奇妙变换，或者像是随着一位导游进入一个秀丽壮美的旅游胜地，眼前美景让人不由地击节赞叹。

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外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我们深知任何学术研究，犹如探险，入之愈深，得之愈奇。我们庆幸的是，时代在感召着我们不断求索进步，我们所做的，只是承继了前辈脚步往前多迈了一步，仅仅是负起了这代学人应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本不该有“探骊得珠”的奢望，但若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邵培仁2010年9月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上编 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源流

天人合一，百学同源。当代学术研究由历史转向地理、由时间转向空间，正是对中国远古智慧的一种理性呼应。媒介地理学在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绝非偶然。秉持“天地人媒”整体互动、和谐平衡、共存共荣的研究理念，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和论证，对中外媒介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回顾、总结与展望，媒介地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界和研究方法，也为新闻传播学科拓展空间和扩大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创新的成果。

第一章 媒介地理学的对象与意义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又译传媒地理学）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它既秉承了媒介学、地理学这两门学科的优良传统和遗传基因，又吸收了许多相关学科的活性因子和知识营养。“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易·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管子·水地》）媒介地理学的提出与建构决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些学者专家在书斋里的想象与臆造，而是由愈演愈烈的媒介冲突、媒介危机和媒介灾难逼迫出来的，也是当代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走向整合、走向交叉、走向互动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学术空间的延伸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合一、天学地学人学同源”思想的当代复兴。

第一节 作为交叉融合的媒介地理学

如果说人类社会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永恒主题，那么人类与媒介、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矛盾。媒介地理学思想来源于客观世界而又改变着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但是人与人、人与地理之间的结构图式和空间关系体现了某种规律。地图、气象图和GPS由于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结构的规律，已经成为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无法“运转”的基础工具。同样，媒介地理学的种种思想也将成为人类社会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而感知、理解和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观念。一、地理学：开放性与交叉性并重的科学

地理学是关于地球及其特征、人类和环境的学问。“地理”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一直都十分关心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面的状况，从而萌生出各种地理概念，产生了系列地理知识。“地理学”（Geography）一词首先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由“geo”（希腊文，意指大地）和“graphein”（希腊文，意指描述）组成，即“大地之描述”，描述和分析发生在地球表面上的自然、生物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变化，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重要的区域类型。艾利森·布伦特（Alison Blunt）精辟地总结道：如果“地理学”意味着“描述世界”，那么地理学家就是以世界为对象，对[1]世界进行思考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写作。地理学的产生，并非因人们好奇于地平线的另一端存在着什么发展而出，而是因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自然认知的[2]渴求。而且，地理学的知识形式，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运用地理学的思考方式去审视其他领域。

地理学是一个古老的研究领域，曾被称为科学之母。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生命力和繁殖率的科学，地理学从来都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范围，其自身的价值也通过与其他研究领域相结合，进而表现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进行文化阐释和世界改造。地理关注历史积累效应、因人的参与而遭到抑制或扭曲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以及造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区别的文化行为的差异。地理学本身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在自然与环境的表象之下，它还重视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成因以及哲学意味。思想家康德及其追随者赫特纳便认为：地理学属于宇宙学，不是理性科学，是对宇宙的最深层的思考。地理的目标不是解释规则和确立定律，而是探索经验中具有时空结构的特殊性资料。于是，时间和空间被康德用作形塑其理论的基础

[3]结构。

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Explain in Geography）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来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Chorley）通过新书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4]的成功。社会内部的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5]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城市、景观、集群）、社会尺度、社会时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取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

通过记叙性描写、图画、电影、广告、照片和雕刻等各种描述形式所展示出来的地点、空间与景观，与自然地理一样真实可信。通过这种文化形式和描述视角所形成的文本，便是李特尔和德国的拉采尔建立的文化地理学，也是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具体成果。作为一门研究地面上人文现象的分布、演变和传播的学问，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旨和学术愿望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是心理而不是经济。于是与人文有关的地理研究应运而生，葛绥成在1936年编译的《世界文化地理》一书中，就以18章篇幅分别论述了平原、高原、盆地、海洋、沙漠、海峡、河流、湖泊等地形的文化地理，以及气候、交通、都市、国别、民族、人口、产业等文化地理现象和问题，视野开阔，内容丰[6]富。近年来，又有所谓情感地理、符号地理、内容地理、创作地理、电影地理、媒介地理、书法地理、音乐地理、体育地理、新闻消费地理等。文化与地理互动所产生的意义，远比二者作为各自孤立的个体所具有的意义更加丰富。文化，被当作是多样的、碎片化的事物，就更需要从地理的角度去进行观察与审视。

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互动关系历来倍受关注。荷兰地理学家哈姆·迪伯利（Harm De Blij）的《地理学何以至关重要》一书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气候变化、中国的崛起和全球恐怖主义。迪伯利预测，如果我们依旧和过去一样对大气污染不闻不问，现在的气温极有可能会达到“间冰期时代”（Eemian Era，13万年前和7万年前之间）的水平，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崛起并取代美国的原因也主要在地理：地理位置优越，领土辽阔，人口庞大，文化富有吸引力，有担当世界盟主的历史及雄心。至于恐怖主义，迪伯利认为，最具威胁的并不是一两次恐怖事件，而是在一代甚至数代以前即已从中东等地来到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中蔓延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思潮。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这三大挑战，美国势必将在世界新格局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迪伯利提供的答案很简单：提高美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意识，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了解。因为无论是为将来的气候变化做准备，还是防止与中国发生新的冷战，以及彻底[7]击败和消灭恐怖主义，都需要掌握良好的地理知识。“媒介地理学”这一概念正式出现的时间比较迟，国外直到1985年才有一本直接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论文集出现（Burgess and [8]Gold, 1985）。1992年，邵培仁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9]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讲到“媒介地理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10]和最新辞书中还查找不到这一条目，相关的专门研究非常稀少。但是事实上，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和学术姻缘。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留之后世，是因为地理之子——媒介的存在。地理的物化形式——媒介在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中起着记录、储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从甲骨、草叶、竹简、木简、金石和羊皮等相对笨重的物化媒介，到纸张、磁带、硬盘、软盘等相对先进的物化媒介，都是这种结合的实例。物化媒介虽然不能等同于精神内容，却是一种寓精神内容于物质实体的特殊文化载体。物化媒介的过程，既是人类精神思维由符号到媒介的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记录、存贮、传播、引申和变异的过程。从提出概念到进行研究，浙大学术团队不仅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走在前列，而且已经在媒介地理学研究中积累了许多学术成果，使媒介地理学研究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延伸。作为媒介学与地理学相融合的一个学科，媒介地理学不仅合理承继了两者的知识精华，而且也科学吸收了两者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并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人、媒介、社会和地理四者互动的关系上，集中在各种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的生产、经营、传播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之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动漫、电脑、网络等既是具体的媒介，也是观照分析的具体对象；空间与时间、尺度与景观等既是地理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的重要内容。

总之，地理学作为研究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地球表面的自然资源、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其核心元素是空间、地方、景观、尺度和时间，它同其他学科结合或联姻，可以产生出不同的交叉科学。二、媒介与地理的互动互助1.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总是要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此外，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都和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出现一种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又称纸莎草纸书卷，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一种图书。纸莎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水生莎草科植物，草叶呈三角形，在古代主要生长于埃及的沼泽和池塘之中，现在则只分布于埃及哈尔图姆（Khartum）地区北部的尼罗河谷地。纸莎草茎高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茎部富含纤维，用它为原料制造出来的书写材料就是纸莎草纸。可见古埃及人发明出纸莎草纸书卷是地处尼罗河沿岸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与之相似的是，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是指用羊皮或羊羔皮为材料制成的最原始的一种图书。羊皮书就是拉丁文中“帕加马”转义而成的。在帕加马帝国欧迈尼斯二世时期（前197年-159年），由于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帕加马人没有了制书的原料，被迫发明了用羊皮作为原料的羊皮书。这种书的原料开始是绵羊、山羊等的皮，后来，又用牛、羔羊等的皮为原料，质地变得更好。这也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2.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样本

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中国的《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等著作，裴秀《禹贡地域图》、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罗洪先《广舆图》、徐霞客的游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都是平面媒介对不同地理形势的描述和反映。地理学家则在电视发明的初期便利用它记载人群形象与地理外貌。

1983年，中国和日本合拍了一部描写长江地理风貌和两岸人民生活的纪录片《话说长江》。“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话说长江》是中央电视台20世纪80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也是中国纪录片的高峰。它用浓笔重彩、翰墨华章的解说词向人们展示了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以及长江从古到今的传奇故事；同时用镜头记录了从神奇的源头到壮观的入海口的长江全貌，以及长江沿岸的山川地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和江畔居民的生活。全片介绍和涉及大小河流、湖泊、峡谷49个，名山28座，大小名城52座，各项工程25项，历史典故与民间故事27个，风景名胜110处，古今名人104人。可以说是对当时长江地理形貌全面真实的记录。20年后，《再说长江》则是中国电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记录长江行动，并且用高清摄像机拍摄了当年《话说长江》限于技术问题而没能拍摄到的长江源头。《再说长江》的总制片人刘文说：《再说长江》策划时明确的主旨就是以长江沿岸风光地貌、风土人情的变化来反映中国20年的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巨变。20年前的《话说长江》是部风光片，散文化的解说，让没走出过家门的老百姓看到了祖国各地人们的生活状态。20年后，长江沿途很多地方都是旅游胜地了，早已不再神秘，所以这次我们以人为本，以纯纪实手法讲故事，用对比来展现长江的变化、中国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不变，20年巨变的根源在于中华文化血脉相承的不变。在相同的电视镜头下，它们展现的却是不同的地理风貌。

电影镜头同样可以记录不同的地理样本，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各个区域的地理形势能够真实地反映在电影之中。正是电影地理学提供了意义的地图,才让我们得以在当代世界里顺利航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社会里，传播者依然认为媒介地理形势以及它的认同格外重要，并试图让每一个文本透过这些因素而生产某种类型的受众。3.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

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的人种带有不同地理环境的印痕，不同的印痕又决定着人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生活在热带的人群，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生理特征，如具有暗黑色的皮肤，能保护皮肤免受日光的灼伤；卷曲的头发，能防止头部被晒得过热；宽鼻、厚唇、大嘴巴，便于散热；他们用来描述炎热状态的词汇特别丰富。长期生活在寒带的人群，身材魁梧，具有高窄的鼻子，使冷空气较慢地进入气管和肺部；肤色浅白，以防冻伤；而他们的语言对于寒冷和冰雪则有着更细致的描述能力。

同样，传播作为人类的活动，也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其实当我们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传如其人”时，也等于在说“传如其地”。音乐地理学告诉我们，渔歌、牧歌、秧歌、山歌等，就既是唱歌人面貌和人格的本质反映，也是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陕北民歌信天游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这是一种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信天游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地理环境最直接的反映。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连着山，沟接着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是在山上劳作耕耘，或是赶着牲灵在险峻的山路和深深的沟壑之间跋涉。在繁重而单调的生活中，一则为了排遣心头的忧愁和寂寞，宣泄孤独，自慰消遣，二则思念起家人、朋友、恋人，便见景生情，以景寄情，信口编唱，用高亢而悠长的歌声抒发自己的感情、感触，诉说自己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以释放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愁苦。信天游的传唱之境，是一片广漠无垠的黄土高原，这高原千沟万壑，连绵起伏，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千百年来，它以自己的个性潜在地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习俗，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高原文化，塑造了苍凉、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4.空间、景观与地方的视觉元素已经成为当下媒介的重要内容

当下媒介所关注的空间、景观和地方等视觉元素，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现象，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反映对象和传播内容。不同的空间、景观和地方向度既可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也可看作是文化层面的多种精神建构和内容产业，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大众媒介的广泛介入极大地推动了空间复苏、景观转向和地方觉醒，同时又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直接的亲身体验转向间接的媒介体验，于是视觉传播打败了听觉传播和触觉传播，本来以呈现和表达社会为己任的媒介反而成为社会必须关注、使用和依赖的对象，否则就会威胁到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5.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曾经对25名欧洲裔学生和27名华裔学生的眼睛活动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学生在看指定图片时，目光会停留在不同区域，并且停留的时间也不同。图片上画着丛林中的一只美洲豹，欧洲裔学生的目光会长时间停留在豹子身上；华裔学生则更习惯于花时间观察图片背景和整体，并且会在背景和主体之间来回移动目光。在另一组实验中，研究小组请来一些美国人和日本人观看并描述所见水下图片。美国人的目光直接落到了图片中最明显的或在运动中的物体上，比如三条鲑鱼在游水；日本人则描述他们看到了水流、水是碧绿色的、水底有岩石，最后才提到鲑鱼。结果显示，日本人对背景的描述比美国人多60%；对近景与背景物体的关系的关注度是美国人的两倍。研究小组组长理查·尼斯比特就此得出结论：“他们‘看’世界的方法确实不同。”西方人注重主体，是个人主义；东方人注意背景，更多地关注别人。这项研究甚至显示一个真理：某些地域[11]的人更善于做某些事，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则善于做其他事。这也是传播人种学提供给媒介地理学的一个有力证据，不同地区的受众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各不相同。

第二节 媒介地理学的对象与体系

如果说媒介地理学是媒介学与地理学互动、融合的结晶，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和体系也应该在对“人、媒介、社会、地理”这个互动、融合地带的扫描、分析中确立。

人是媒介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体。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体质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身体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经济学家是从人类的交换行为中去研究人；政治学家是从人类的权力关系中去研究人；历史学家是从人类的“记忆”中去研究人；法律学家是从人类社会中的[12]强制性的规范上去研究人。同样，媒介地理学就是从人类、媒介、社会与地理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发明媒介、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或突破地理。中国媒介地理学的传统思想就十分强调人与媒介、家庭、社区、地方、国家、地理的和谐与融合、同体与化一。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学术思想中吸收精华、结合中国国情和联系中国实际建构起来的媒介地理学，将是传播学和地理学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门学科，将是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可能作出自己一份贡献的学科，其特殊作用也将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以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或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媒介地理学就是以人类与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它既研究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同一般的媒介学相比，它侧重把媒介现象尤其是传播活动现象放到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并探索其本质和规律。同一般的地理学相比，它将地理形貌和地理信息的媒介再现、转换以及它对媒介工作者和受众的影响、制约等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对地球表面自然现象的研究不是它的任务。因此，不论是在媒介学者还是在地理学者的眼里，媒介地理学都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图1-1 媒介地理学体系结构图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从它的学科定义上得到解释，还可以进一步从它的分析框架得到说明。我们认为，媒介地理学的研究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媒介地理学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的知识和方法日益丰富，通常它需要动用和吸纳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视野对媒介地理学研究中遇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微观和宏观的分析研究。媒介地理学具有这样一种视野：跨过学科的边界，从众多的媒介文本中去深入挖掘地表之外的社会内涵。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重点，主要表现为对多种地理的关注。除了地理地貌上的差别，一些构想出来的空间，比如性别、民族、社群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差异也非常重要。这些差异并非自然的反映，很大程度上经由主观意志的投射，并通过媒介文本反映出来。

一些地理学家认为只有当现象环境（真实的世界）与行为环境（根据文化代码和惯例所形成的对世界的感知）结合起来的时候，世界才获得意义。沿袭文化地理学理念的媒介地理学，打破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固有界限，将文化充分融入地理的景观中，并通过媒介的文字、视像、声音等手段来予以描绘。权力的层级关系、政治经济的地缘因素、性别之间的气质差异等等都能被纳入想象的空间中，被媒介绘制成为有意义的地图。由于现实中的地理要素，与这些文化层面的内容交织构成更为生动的图景，所以这些想象的地理比真实的风景更具有吸引力。

此外，不同的媒介样式对于相同的文化也会有迥异的再现方式与再现结果。因此，媒介本身也常常作为想象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介的分布状况中，我们能从媒介的密集程度来透视一个地区的文化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从媒介的传播生态中也能发现各种生动的媒介地理图景。网络媒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地域，重构人们的日常与社会生活，重绘媒介图景，同时也成为一道重要的媒介地理景观。二、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就是：媒介地理理论、媒介地理历史、媒介地理应用。媒介地理理论着重研究各类媒介地理现象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所遵循的总体规律，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建立与客观对象相一致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空间结构论、景观呈现论、人地关系论和尺度区别论等。媒介地理历史是研究人类文明史上媒介的发明、创造、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和地理因素、地理作用及其互动的本质和规律。媒介地理应用是研究如何通过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实际的社会、经济、文化、传播和媒介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专门的学科，如电影地理学、报刊地理学、广播地理学、电视地理学、网络地理学、出版地理学，甚至音乐地理学、创作地理学、女性地理学等。

实际上，地理学的不少分支学科就是为了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历史地理学就是为了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历史地理学又发展出其他的分支学科。三、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框架

一般来讲，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论题主要有八个方面：1.媒介产业的地理形势研究

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媒介产业全球化已是无可争论的经济地理现实，那么中国媒介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媒介地理形势，并结合中国媒介地理环境的实际，采取科学对策，亟待理论和实践做出回答。这意味着要注意和研究媒介的空间分布与组合情况。例如，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带，它已经发展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北美五大湖城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和伦敦城市带并列的世界六大城市带。长三角城市带发达的经济和强劲的活力，为城市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支撑。但是长三角媒介产业集群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报纸已提前进入“微利时代”；省级党报集团与省会城市党报集团的“双头垄断，两极相持”的竞争格局已经成形；广电集团竞争中的弱者已在呼救，有的则试图通过打“擦边球”甚至公然违规来自救。这些都是媒介地理学亟待解决的问题。2.大众媒介的生态状况研究

媒介生态意味着媒介地理学家不仅要了解媒介历史的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媒介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及影响其分布变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自然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人文方面的因素。其生态系统包[13]括信息生产生态、信息传播生态、媒介分布生态、信息接受生态等。当前媒介运作中出现的信息爆炸、信息污染、媒介暴力、媒介色情、文化沙漠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以信息污染为例，信息污染是指媒介信息中混入了有害的、欺骗性、误导性信息因素，或者媒介信息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的信息元素超过传播标准或道德底线，对传播生态、信息资源以及人类身心健康造成破坏、损害或其他[14]不良影响。传播中的有害性、有毒性信息、虚假信息和伪劣信息、重复性和图像性信息，是信息污染的主要表现。信息污染对人类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尤其是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携手解决信息污染问题。3.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研究

环境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它决定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对传播活动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可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有硬环境和软环境、地理环境和物理环境、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在媒介地理学研究中，我们除了要关注社会环境对人类传播的影响，还要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传播的影响。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貌、植被和自然资源等。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而人类的传播活动也或多或少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4.媒介传播的“地形图”研究

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传播优势，充斥着西方的风俗与价值观的文本、图像和声音正在全球飞速扩张，不断加深的信息鸿沟正把人类带入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时期，一些地区的极端分子甚至试图打造出具有很强攻击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品种。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媒介暴力、信息屏障、媒介歧视、信息盆地等现实问题，正在使“媒介地形图”变得支离破碎。如今，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日益缩小，文化认同的进程正在加快，本土文化的空间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和侵占，全球文化正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扩大势力范围。食品、服装、发型、娱乐……这些文化表层的东西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而思想、价值、观念、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也在动摇和转变，文化的民族性变得越来越薄弱。在国与国的文化贸易中，文化产业落后国如果长期处于文化贸易逆差，接受文化产业先进国的“信息倒灌”或信息侵略，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轻者垄断信息资源，控制态度行为，干扰正确决策；重者污染和毒化社会风气，腐蚀和败坏人的灵魂，摧残和销蚀民族文化，动摇和破坏社会稳定，严重扭曲媒介传播的“地形图”。5.媒介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研究

这意味着要关注和研究媒介在什么地方和为何在这地方？某种文本或作品出现在什么地方和为何在这地方？就是说要了解媒介地理现象在地球表面产生的位置和传播的范围，并研究其产生、分布和扩散的原因。同时，还要努力寻找使其生存与发展下去的土壤结构、气候条件。所有与媒介地理尺度有关的本土性、地方性、区域性、国家性和全球性等各种概念，都可以从特定窗口进入我们分析研究的视野，用来说明媒介地理现象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媒介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过度坚持，有时也会成为先进文化的反对派和落后文化的保卫者。例如，当前方言类新闻节目在电视上非常火爆，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南京电视台的《听我韶韶》等，都是用方言“说”新闻。这类节目主要的目标受众是本地市民，而对外来的听不懂当地方言的人而言，则被屏蔽、阻隔在传播之外。虽然这类节目能够较好地传播本地的方言文化，但过多类似节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将非常不利于文化交流、地方认同甚至国家认同。6.媒介的扩散性和整合性研究

媒介扩散性探讨的是媒介发展的观点。因为任何媒介地理现象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自然现象相比，它的变化是较快的，不但有其兴衰的过程，而且还有其产生和灭绝的必然。所以，对任何媒介现象如果不了解其在时间上的变化，就无法理解其当前的地理分布，更不用说预测将来的发展。媒介整合性就是研究媒介融合与分离、媒介分布现象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不仅要研究自然环境诸因素与媒介扩散与整合等现象的相互关系，还要研究诸种人文环境因素与媒介扩散和整合等现象的相互关系。7.媒介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研究

时间是线型的，空间是块状的。尽管整个社会正在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时间论转向空间论，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串联和黏合，空间不过是一堆满地滚动的珍珠，无序而散乱；当然没有空间的实体与景观，时间也就是一根随风飘动的丝线，轻盈而无力。因此，时间和空间对于媒介地理学研究来说都是重要概念。当下，计时工具的科技化和媒介化正在改变整个社会对时间的认知和态度，同时也在改变和颠覆人们传统的工作观和生活观。媒介全球化、集团化、集群化的加速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各种媒介原有的地理优势、传播特色、媒介形态和传播功能。媒介景观作为有形的、物质的媒介在空间上的表现，既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媒介现象，反映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自己的媒介文化传统，又是地理空间上的各种奇妙景观的摆放和堆积，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媒介文化的交流、借鉴、复制和创新。8.各类媒介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

报纸、杂志、图书等平面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体，不仅是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产物，也是同地理环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均有其各不相同的互动形态、特点和规律值得探讨。因此，研究报刊地理、电影地理、电视地理、广播地理、网络地理甚至广告地理等就成为媒介地理学的一个基本任务。纵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演进历程，我们总能看到地理环境因素在各种媒介生成与发展过程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麦克鲁汉指出，媒介是人感官的延伸。这一著名论断极度扩大了媒介的指涉对象，并建构起更为广阔的媒介地理空间和生动多样的媒介地形图。随着媒介形式的扩张，触角的伸展，传统的地域界限无可避免地被打破，虚拟与现实的情境更是相互渗透，建构起全新的文化空间。由于媒介在地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媒介与地理的日益交融，使得媒介地理学这个源于交叉学科领域的概念逐渐受到重视。一方面，地理中的种种构成要素，如地域、场所、道路、交通等等，能够通过现代媒介展现更加完全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广义上来看，这些地理要素本身就是传播特定文化的媒介。因此，以媒介地理学为基点来检视由传媒构筑的文化空间，也都可以成为传播学中的重要课题。

第三节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意义

媒介地理学属于典型的事后追认型的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同大众媒介的兴起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基本同步，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符合自主、独立条件的学科：其一，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能够对它所遇到的相关现象和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其二，它的研究范畴极其广阔，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容纳大量的研究人才，满足专业化的要求；其三，它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能够创造出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果，并能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知识等资源。其四，它的理论性、实用性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可以释放出巨大能量，产生出巨大影响，吸引万众瞩目。因此，对媒介地理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研究媒介地理学有利于丰富和充实媒介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作为介于媒介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媒介地理学既可以通过对地理因素及其影响力的研究和探讨为媒介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可以通过对媒介因素及其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和研究为地理学研究注入新鲜的养料。人文地理学是对媒介地理学产生较大影响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又称人生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媒介地理学研究人、地理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媒介属于人类社会组织，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媒介地理学正是脱胎于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二、有利于建立、发展与完善媒介地理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

媒介地理学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虽然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媒介地理学进行一些分散的研究，但整体而言还没有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尽管媒介地理学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但事实是这种研究视角已经存在，并且具有几个大致的研究方向：

第一，媒介产业化之后形成的经济地理形式。一些大型媒介集团（如维亚康姆、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等）建立，它们跨越不同形式的媒介形态，同时，还将触角伸入不同地域范围，于是多样化的媒介地理格局随之产生。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些媒介集团更能显示出其对于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支配作用与影响力。

第二，当承载着文化的媒体通过全球化跨地域扩张之后，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资源优势和媒介霸权，也会由此产生文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抗。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对东方世界所造成的后殖民主义影响，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媒介侵袭而导致的文化交叉地带所呈现的复杂情形，往往产生冲击与对抗之间的矛盾，而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不可忽视。

第三，对于媒介文本呈现出来的地理，人们的感知往往会受到影像以及文字等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由于会以各种媒介形态作为中介，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尤其是电影、电视中的地理，常常被用作媒介研究的样本。经由媒介的呈现，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元素常常被加入其中，而影响人们的感知结果。

第四，网络以及数字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地理格局形成不小的冲击。原有的物质地理空间被颠覆并重建。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了有关地理的新的隐喻。当然，大部分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吸引力的是，远距离或虚拟时空的媒介传输将仍然会构建起一个与常态相符的空间。而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其所有的知觉系统和切身的体验将与新的技术相融合，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地理样貌和人际关系。

因此，媒介对于地理的反映，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描写或者肤浅的再现，而是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空间意义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想象与真实交织而成的多样的地理版图，并解读更深层的文化含义。因而，对于有志于从事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引进媒介地理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由引进到借鉴、由借鉴到超越的质的飞跃，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地理学，为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三、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中媒介地理因素引起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媒介地理学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解释性的学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管理性和对策性的科学。在媒介地理学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介，而进行反向诘问，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否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再只将媒介理解为国家的和地方的媒介，而是在整合的生态的观念下使用“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等组合概念，并进行科学的解释和分析，那么结论是否会同以往有所不同？如果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力地展现了我们通过使用新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成果，那么又如何避免在得到的同时又丢失一些值得珍藏的东西？总之，一定要让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全球媒介发展的地理格局和生态状况，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以及媒介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基本趋势,有助于利用地理因素保持和增强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助于通过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循环，从而为建设和打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媒介地理学是以人、媒介、社会、地理四者的相互关系及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一门新兴学科。世界因为我们观察角度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面目，物质的外观加上无形的意识作用形成了多样的地理。地形、地貌、距离、中心、边缘等指标可以将一个个空间描述为有形的状态，并可能影响人们在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认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地理最为直接的体验就是在地图上指认城市、地名、国家与河流的位置。而实际上，地理学中城市与乡村、景观与空间、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筑的真实世界更是人们应该予以关注的对象。世界图景的形成，依靠的是物质的地理景观、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用以描述景观的媒介。在媒介塑造的景观与空间中，到处都充满了地理的隐喻。景观、地域、边界可以被用来描述人们接触到的种种文化现象。媒介、文化和地理在多个层面上联系了起来。而且这种联系是动态的，常常随着各自的变迁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世界不是由一个个静态的空间“马赛克”组成，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于是在各种媒介中呈现的流动的地图便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的最为直接的工具。

媒介中所传播的信息和所再现的形象，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作为整体的媒介，它不仅决定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且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从大量针对媒介或者文化进行的研究来看，虽然没有使用媒介地理学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是运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经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分析了。

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以及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的不同地理“看”法。面对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有层次的分析框架，同时要重视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分别为媒介地理学、媒介学、地理学，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1]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0页。[2] 〔法〕保罗·柯拉法乐著，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6-7页。[3] 同上，第66页。[4] 〔法〕保罗·柯拉法乐著，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64页。[5] 〔美〕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页。[6] 葛绥成编译：《世界文化地理》，中华书局1936年版。[7] Harm De Blij. Why Geography Matters: Three Challenges Facing America: Climate Change, The Rise of China, and Global Terro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2005.[8] R. J.Johnston,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 4th ed.）， Oxford: Blackwell,2000, pp.493-494.[9] 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10] Nigel Thrift. Geography of Media, http://cache.baidu.com/,2005-8-16.[11] 《看世界，东西方眼光迥异》，2005年8月24日《参考消息》第7版。[12] 魏镛：《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8页。[13] 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 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第二章 媒介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

媒介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同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本、地理尺度的建构。我们不仅要追溯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作出勾勒，还要对其分支学科影视地理学和网络地理学等进行粗浅探讨。

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和传播新科技的闪亮登场，正在颠覆传统的媒介版图，重新构建一个全球的媒介空间和图像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社会生活地理的控制与约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国籍空间、媒介空间和文化领域，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目睹着媒介后现代地理逐渐形成。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与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突显了其存在的必要，而更多的人则急于从中寻找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答案。

第一节 媒介地理学的历史轨迹

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状况，也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政治格局生动地反映出经济和地理上的变迁，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创造了地理学的新空间，并由此产生了新的视角。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逐渐被引入，也为地理学增添了活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win）等人都对当时以及之后的地理学研究贡献了新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期，地理学具有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方向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互作用，界线并不鲜明。同时，因为新的交通、工业和城市化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形貌，区域地理学也随之成为地理学科的研究中心，原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已经式微。另一个是对纯粹的自然地理的研究，即德国地理学家徐律特（Otto Schluter）提出的“地景科学”（a science of landscape），旨在避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二元性，而专注于地貌、土壤及植物之间的关联。

20世纪60年代，库恩（Tomas S. Kuhn）提出了以科学进步机制来分析现代地理学发展的观点。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激变，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s），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的地理学需求。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互动的增多，社会空间秩序被地理学家所关注，“空间”的视角被引入地理学研究[2]中，这便促使了地理学的现代化。

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来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3]Chorley）通过新书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的进步。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4]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5]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二、文化地理学的诞生

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成果之一是文化地理学的诞生。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布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西方文化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初期，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

早在182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后，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论述了历史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的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而且很重视对文化传布的研究。与此同时，维达尔·白兰士在19世纪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1925年索尔《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形[6]成。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7]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尔认为：“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8]地理现象。”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思想：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逊（Pete Jackson）和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力求从自己独特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如何成为了一种核心力量以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的，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科斯科罗夫和杰克逊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9]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问题。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三、中国的文化地理学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逐渐传入，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但从古代到近代，关于媒介和地理的论述与著作颇多。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者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类是专门的地理书籍；另一类是其他文史作品。

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中“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

此外，较著名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经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自然地理方面，《水经注》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涂、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游记则数《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历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由其后人整理为《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在地理学上成就卓著。首先，详细考察和科学记述了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徐霞客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其次，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浸蚀厉害，河床坡度与浸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再次，徐霞客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最后，他还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精彩的记述。《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具有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大多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10]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11]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

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中国近代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吸取孟德斯鸠的思想，积极鼓吹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12]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在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他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欧、亚、美各洲文明兴起与发展的作用，并在其论著《亚洲地理大势论》和《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作了进一步阐释。梁启超十分注意联系中国国情，举凡中国的政治、民俗、宗教、文艺、学术诸方面，可为孟氏之说佐证者，他都组织入文，加以发挥。但是梁启超时代还没有什么大众媒介，他自然无法对东西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人，梁启超始终站在“革新”的立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地理，对东西方形象的传播与建构都是着眼于其“新民”的启蒙立场。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媒介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媒介与地理的论述实际上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与城市”、“媒介与农村”、“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我们认为：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13]“看”法。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也标志着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进入传播学界的视野。

第二节 作为地理中的媒介形态

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乃天地之分子。文化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因为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景观诸如建筑、服饰、艺术、文学、媒介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

以书法为例，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同地域的书法家会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清代诗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提出：“画有南北，书亦[14]有南北”。钱泳在《履园从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15]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清人阮元对同一时期书艺的南北二大派系作了系统研究。他在《南北书派论》中从我国的南北地域对书法进行了南北书派的划分，他认为：“正书、行书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16]隋为北派”。他又对南北书派的书法家传统及风格进行了具体研究：“南派由钟繇、卫灌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灌、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17]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上文提到，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分析了南北书法之别：“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等为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18]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书法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

再以文学为例，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格。唐初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19]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到文学地理形态的不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20]南人为优。”近代学者刘师培则从我国南北两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来解读文学的差异，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21]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这种分析与概括可谓精到，实际上，不只文学，北方尚“刚”、南方尚“柔”的特点也体现在南北的戏曲、美术、音乐以及媒介风格上。“一方水土一方媒介”。上海、北京的报业风格就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截然不同所致，“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同传统色彩与政治色彩浓厚的“京派文化”相对照时,其所蕴涵的商业色彩，时髦、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不可能不反映在媒介风格上。同理，北京和广州的报纸风格也迥异其趣，有人这样描述南北报业差异：“一部中国近代史，南北报业形成两种面孔，这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南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党的发源地，这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革命思想、商业思潮从海上来，吹拂着中华大地，催生了中国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一大批革命者、革命家在南中国的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成长起来。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创新与进取精神得到张扬，促使报业的发展。职业精神，研究市场，研究读者，这在南方报业中体现的更为强烈。而北方则不然，北京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族与保皇实力占据优势，政治气息浓郁，表现在报业上，报业常常被统治者控制或打压，大体上思想趋于保守。在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报业都是他们为自己发出声音的载体，报业的兴衰也[22]与二者力量斗争的起伏相伴随。”当然，除了从历史方面探析外，还要从人文地理方面找原因，这样的解读才更符合实际。北京和广州如此，杭州和西安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文化区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中国的文化区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以及[23]“新疆文化”等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各个文化区都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必然体现在当地的媒介风格和媒介形态上。实际上，从《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天府早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等报纸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媒介的定位与形象的影响。

与报业风格相一致的是国内省级卫视的定位，也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塑造与影响。湖南卫视定位在“娱乐”、广东卫视定位在“财富”、四川卫视定位在“故事”、江苏卫视定位在“情感”，这都与地方的文化地理相关。以四川卫视为例，按照四川卫视台长陈华的说法，四川卫视定位在“中国故事”，一是基于“听传奇、说故事成为历代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二是基于“四川有中国故事文化衍生的丰厚土壤。”四川民间说书艺术渊源既久，只说宋代的笑话大赛，在全国大约就算独树一帜。据史载，宋代的成都地方官每逢佳节，就要在西郊校场举办笑话大赛，各乡百姓组队参与，轮次上场。如能讲得全场大笑者，则在队伍前竖红旗一竿，旗多之队为胜。四川茶馆众多，故事传奇便在坊间说书艺人的“广播”与茶客间龙门阵的“窄播”下流传。另外，四川素有摆龙门阵、听评书即讲故事、听故事的文化传统，四川丰富的美景、美食、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的名人和8700万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丰富[24]的故事资源。可见，媒介的定位离不开人文地理环境的考虑，实际上，媒介的定位与形态唯有联结了当地的文化地理，其特色与个性才能体现出来。

第三节 作为媒介中的地理样本

媒介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塑作用，更关注“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来自媒介的呈现，而非实地考察。但作为一个自然概念的地理和作为一个观念概念的地理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后殖民主义创始人赛义德所说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想象。赛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25]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误读。赛义德在西方对东方的长期歪曲与误读基础上发展了其“后殖民主义学说”。

相同的误读也发生在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上。“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负着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26]摆，觅不到持平点。”

当然，这样的误解不仅发生在西方对东方，也发生在东方对西方，东方对东方，西方对西方，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只要我们借助媒介（特别是各种权力操纵下的新闻媒介）来认识地理，这样的误读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写作虽然在互相借鉴，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但它们都有自己常用的写作方法，属于基于虚构和追求真实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写作的想象力。尽管文学作品有时被视为地理性的文本，能够从中梳理出有用的地理资料；历史叙述有时被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文学家所塑造的地理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地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通过媒介再现地理或通过媒介认识地理的过程中，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媒介帮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虚拟的实体”。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g Community）里所指出的，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社区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便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27]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群的想象。”而大众媒介是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28]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可见，媒介给我们营造的“地理样本”实际上存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环境”之中。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扩展至整个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确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29]质。”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大众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30]边’了，而且还在内部。）”

那么，这种媒介对真实地理空间的呈现是如何进行的呢？加拿大Ottawa大学教授Barry Wellar在论文中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媒介对真实地理的描绘，将媒介对地理的塑造过程作了清楚的揭示[31]。The Data-Informatin-Knowledge Transform Process:Simple Model （Barry Wellar,2005） 图2-1

可以看出，存在的现实（Exisiting Reality）在陈述（States）中变换（Transforms）成了主观加工过的“偏爱的现实”（Preferred Reality）。毫无疑问，媒介对地理进行着充满想象的叙述和命名。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介给我们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世界和地理空间？谁来建构，如何建构？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将支配这种建构？这都是媒介地理学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媒介研究中，诸如中国的大众媒介如何呈现“西方”，在对外传播中如何建构“自我形象”？怎样选择地理样本？（央视九套中时常选取的少数民族地区样本能否代表中国？）中国的影视产品又是如何选取地理样本建构“中国形象”的？（如张艺谋电影中的陕北，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等。）在国内媒介呈现的视界中，“农村”、“西部”（还有如“河南”、“东北”等）这样的地域概念是如何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与其真实地理有多大的差异？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以何种地理形象出现在大众传媒上，进而进入公众脑海的？这些问题，都是媒介地理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尽管媒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与地理学相联系，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还是近期的事情。媒介与文化、媒介与社会等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研究对象，但是，将媒介以及媒介塑造的文化采用地理学的视角，以及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以Geography of Media作为关键词，在西文数据库Proquest-Accdemic Research Library搜索引擎中进行查询，并将搜寻范围限定在学术期刊及相关评论文章（Scholar journals & peered reviews）之中，发现从1975年至2007年4月搜索结果仅为269篇。就文章的研究主题来看，分别涉及种族主义、宗教、全球化、本土化、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特定的城市等内容，颇为广泛，但具体而言，并不都是从媒介呈现的文化样本中予以分析。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仍然是以文化地理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非对各种承载文化的媒介予以特别的关注。一、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

保罗·C.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一个批判导言》一书中围绕“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等四个研究面向和观点以十二章篇幅进行分析和论述，系统地分析了作为地理和地方的媒介与传播方式，介绍了媒体和传播研究如何在地理层面得出了更深刻的见解与主题，如何打开陌生的壁垒并建构起更加熟悉的沟通的关系，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媒介与传播理论会出现广泛[32]性的文化地理的研究转向。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电影、电视为例，描述了“成倍增长的媒体空间”，实际上就是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33]究内容。大卫·哈维则认为各种电影和摄影制造的影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处

[34]不在。从电影中提供的世界景观来进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由于存在着与“真实”世界的差异，电影中所展现的世界样貌受到地理学家的质疑。但他们也同样认为电影并非单纯的反映外部[35]事物，而是以影像的视觉方式提供了意义的图景。图2-2 《媒介与传播地理》四个研究面向的组织示意图（pp.4）

艾肯与佐恩（Stuart C. Aitken & Leo E. Zonn）所主编的《地方、[36]权力位置与奇观：电影地理学》一书，对电影的观看场所、电影媒介本身以及电影中的景象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地理形式进行了探讨。莫利与罗宾斯（Morley & Robins）则更关注电影及其他电子媒介利用文本进行的文化生产。在《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与文化边[37]界》中，他们认为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政治，因为拥有不同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式。

某些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戏剧化的文化事件，还引发了关于“奇观地理学”（Geography of Spectacle）的研究。文化庆典、博览会、运动竞技、主题公园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景观，经过了大众媒介的放大，就更成为一种充满诱惑性的“奇观”。当然，“奇观”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像，而是被媒介所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合。[38]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按照“景观”概念所建构的媒介社会与消费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更为具体地展示了大众媒介文本中的奇观文化，并对媒体奇观中所透视出来的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问题[39]进行了剖析。

近年来，西方少数地理学家已开始研究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40]Geographies），试图分析和探寻人类情绪在地域和空间上的特点和功能。他们认为，情感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属于交叉研究领域的新兴学科。情感地理学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和护理环境研究等角度对情感问题进行了多学科的解读和分析，有的研究情感定位的时距问题，包括人与身体的情感、人与空间的情感和人与社会的情感；有的分析自我与景观的情感关系，以解释个人情感与社会联系的心理何以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有的探索地方和性别对情感丰富度的影响，进而研究更为广泛地域的消费、老化、记忆等问题；有的研究从全球范围跨度的主题扩展到个人的情感空间问题，其中包括全球特许经营权和旅客的身份、区域的情绪、与景观相关的内存、对死亡的地点情绪反映以及治疗接触等。2008年11月还在伦敦教育学院专门召开了“教育的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Teaching）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试图从地理这一神秘的角度提振人们对情感教育研究的兴趣，以弄清教师、学生、教室、学校、社会情感的关系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在西方主流社会中，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占据了主导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广告等看到这种主流的姿态。因此性别的社会差异被地理学家作为一个研究面向。以琳达·麦克道尔（Linda McDowel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对社会空间占有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研究。她于1999年主编的[41]《性别、身份与地方：理解女性主义地理学》，以一个地理学家的镜头和女性主义的敏感，深入探究了地理学与女性主义相交叉所展示的新型景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技术媒介与人体相结合，提出“电子人”（cyborg）的概念，以审视当前在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以及父权主义视点作用之下被动的女性生存空间。电子人作为一种受控的有机体、一个虚构的混合机器和社会生物，它模糊了性别差异、人机差异而导致人类提前进入后生物时代，它没有恋父情结或恋母情结，只有偏袒、固执、听从、堕落和乌托邦式的不清不白，谈情说爱只是骗局，热情拥抱只是演戏，一旦动真她（他）[42]就露馅。

媒介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人们观察事物的多个方面。最为明显的还有人们视觉上的地理感知。因此，研究者会将影像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注重地理景观的视觉表达。在这类研究里，视觉影像往往被视为制造社会意义的手段，并与历史和地理特性相结合，对影像的生产进行诠释。例如，大卫·哈维认为电影与摄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43]空组织的变化；而科斯格罗夫则将风景画视之为资产阶级的观看方[44]式。这些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地理景观，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反映。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更为细致的领域。有研究者就从媒介与地理等方面对艾滋病的媒介呈现进行了分析。媒介在传播或者阻碍因流行疾病而起的公共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往往涉及到性、性别与地理。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对地域以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例如对于最初发现艾滋病的非洲，在媒介的描述下，它成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区域，甚至是“白人的坟墓”，对美国而言，是“国家卫生安全的威胁”。而后期的媒介报道，增加了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含量，并且在图片、影像资料的选取方面，媒介采取不同的角[45]度，非洲大陆随之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二、中国媒介地理学研究

中国台湾在媒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当然，大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文化地理学的框架之下，涉及某些视觉或文字媒介对地理的塑造。其研究成果涵盖了城市、性别、同性恋、社会权力、消费等面向，而且多从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学者王志弘译介了大量国外著作，他本人也探讨了媒介城市空间和地理景观。如《影像城市与都市意义的文化生产：〈台北画刊〉分析》（2001）、《流动地景与时空操演：台北捷运系统与都市经验》（2000）。刘纪蕙主编的《他者之域：文化身份与再现策略》（台北：麦田出版，2001）收录了研究电影呈现地理及文化景观的多篇论文。由于台湾新电影的叙事背景与台湾的地域、地方感等联系异常紧密，所以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的电影作品经常被研究者用作进行媒介地理分析的样本。此外，更多的广告、建筑等作品也与影像相联系，成为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如颜忠贤《影像地志学》（台北：万象出版，1996）、李清志《建筑电影学中空间类型的比较与解读》（台北：创兴出版，1996）等。李清志《国片中对台北都市意象的塑造与转换》（1995），林文淇《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呈现》（1995），邱函妮《街道上的写生者：日治时期的台北图像与城市空间》（2000），林文淇《九○年代台湾都市电影中的历史、空间与家∕国》（2001），李振亚《从历史的回忆到空间的想象：[46]侯孝贤电影中都市影像的失落》（2001）等著作或论文，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研究视野较为宽广，对电影空间的研究更为重视。在他们的笔下，所有城市影像和视觉的课题大多纠结了再现与真实、凝视权力与视觉监控，以及主体与认同形构等议题论述。

中国大陆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起步晚，进展快，研究成果主要有邵培仁的《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2002）、《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2005），《论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媒介改革与发展》（2006）、《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2006）、《论中国媒介的地理群集与能量积聚》（2006）、《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2006）、《流动的景观：媒介地理学视野下公路电影的地理再现》（2006）、《中国电影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与发展模式》（2009）、《媒介时间论：针对媒介时间观念的研究》（2009）、《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2010）、《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2010）、《电影地理论:电影作为影像空间与景观的研究》（2010）、《景观:媒介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2010）等，还有浙大博士生方玲玲的《媒介地理：文化图景的媒介再现》（2006），李蓉的《当代语境中的媒介地理学思考》（2007），廖卫民的《城市媒介的地理印记与文化认同》（2007），汤浩的《媒介地理学视野下的传媒奇观》（2008）、《地理区隔与空间置换：国产剧对外传播的障碍分析——兼论其应对的媒介地理学策略》（2008），陈静的《都市主流报话语空间的构建》（2009），硕士生马妍妍的《韩剧热播在媒介地理学层面的思考》（2006），颜玮楠的《文化地理：跨国传媒集团全球化扩张的阻力》（2008）、《以媒介地理学为分析视野的当代广告业地理景象》（2008）等，还有几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其他关于媒介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电影的研究上，主要有陈晓云的《城市电影[47]研究》系列文章，以及陈吉德的《乡村与城市：论张艺谋电影的二[48][49]元对立结构》、陈卫星的《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影像作为城市意义竞逐的场域，充满了斗争，不同的资本或资本集团，不同影视人或社会精英，以及边缘的游民、外劳、失能者等，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了都市意义的持续塑造和冲突中。文章对中国电影及影像中的城市与乡村，主流空间与边缘空间的再现等作了探讨。

同时，网络也是媒介地理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网络革命所带来的地理革命也使网络地理学的出现成为可能。“电脑和网络的诞生，就像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一样，会再一次成为人类社会生命进化的加速器，推动人类社会生命在沿着河流的高速公路上飞奔。同时，电脑与网络也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一次建构了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全球传播网，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在共时状态和同一平台相互交流和沟通，结果不仅对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极限提出了挑战，而且人类习以为常的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亦遭到质疑。随着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面临的将是地域媒介的消[50]亡和全球媒介的崛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学将被颠覆或改写。”的确，传统的空间已无法解释今天的媒介景观。“媒体所创造的最新空间之一就是因特网或者说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边界的信息流动预示着人们向着社会生活的非领域又迈进了一步……一些人预言，这将意味着地理的消亡——使地区与地区失去联系的距离崩溃。全球范围内信息的流动意味着英国航空公司从欧洲飞往美国的机票可以在电话中订购，在印度取票。一个更加谨慎的解释认为，空间的确以重要的方式出现在网络上……利用电脑联网来接触资料，[51]处理工作的，改变了某些地理情况。跨越疆界的大众传播使得国家、地区或是文化群落的边界已不再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传播领土的疆界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领土越来越搭不上什么关系。网络地理学就是要关注虚拟地理的建构或者“信息地理”背后的错综复杂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传播空间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力量关系在调解中的权力与反[52]权力。”三、媒介地理学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媒介地理学既注重经验主义，也注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法，举凡实证研究、批判研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都应该成为媒介地理学常用的研究范式。由于媒介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发展衍生而来，可以借鉴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地理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分析：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和地域综合分析（regional complex analysis）。空间分析是基于地理对象的空间布局的地理数据分析技术。简单地说，可以认为所谓空间分析，就是利用计算机对数字地图进行分析。自从有了地图，人们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着各种类型的空间分析。例如在地图上测量地理要素之间的距离、面积，以及利用地图进行战术研究和战略决策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引入地图学和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开始孕育、发展。以数字形式存在于计算机中的地图，向人们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应用领域。利用计算机分析地图、获取信息、支持空间决策，成为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研究内容，“空间分析”这个词汇也就成为了地理学领域的专门术语。

总之，通过空间分析，探索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分布模式的形成和变动；通过生态分析，研究人文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地[53]域综合分析，着重研究区域和区际联系与交流。在我们看来，媒介地理学也可以借鉴地理学的这三种分析模式，尤其是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

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日趋复杂。“我们正在目睹后现代地理的形成。”地理后现代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地方关

[54]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与渗透改变了全球的地理。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利用了空间作为自己壮大和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包含了历史上一系列的生产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每一个都与‘不同地域内的活动之间的转型关系、社会组织的空间新模式、新特征的不平等和隶属有关系’相关。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技术创造的电子文化空间里，我们面对的是一[55]个“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媒介研究者给予关注，而媒介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其意义也许正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1] R. J.Johnston,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493-494.[2] 〔美〕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6-155页。[3] 〔法〕保罗·柯拉法乐著，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64页。[4] 〔美〕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6-155页。[5] 〔美〕美国国家研究院编：《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6] 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7] 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8] 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Number 22, pp.19-53.[9] 转引自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10] 〔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11] 郑学檬主编：《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12]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87页。[13]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14] 冯班：《钝吟书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页。[15] 钱泳：《履园从话·书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620页。[16] 阮元：《南北书派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页。[17] 阮元：《北碑南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页。[18] 梁启超，金学智：《中国地理大势论》，转引自《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77页。[19] 李延寿著：《北史·文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20]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21]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22] 王又锋：《中国南北报业》，http://www.cddc.net/，2005/9/20[23] 吴必虎：《中国文化区形成与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24] 江耀进：《四川卫视摆“故事龙门”讲观众喜欢的故事》，《中国广播影视》2005年第10期。[25] 〔美〕赛义德著：《东方主义》，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第1页。[26]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载《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27]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go,2000, p.7.[28] 〔英〕汤林森，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29]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0页。[30]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31] Barry Wellar. Geography and the Media: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Discussion Paper for Symposium on Projecting Geography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Canad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ondon, May 31-June 4,2005,p.9.[32] Paul C.Adams.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Wiley-blackwell,2009.[33] 〔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惠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99页。[34] 大卫·哈维：《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35] Ray Browne. Book Review: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Bowling Green, 1994, p.215.[36] Stuart Aitken and Leo Zonn eds.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1994.[37]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8] 〔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9]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0] Joyce Davidson,Liz Bondi and Mick Smith eds.Emotional Geographies，Surry:Ashgate, 2005; Joyce Joyce Davidson and C.Milligan, Embodying emotion sensing space: introduc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5（4）, pp.523-532.[41] Linda McDowell eds.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Twin Ci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42]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Routledge,1991.[43] 大卫·哈维：《后现代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3页。[44] Denis Cosgrove. Geography is everywhere: culture and symbolism in human landscape, In Derek Geography and Rex Walford eds.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Booke, 1989, pp.118-135.[45] Karin E.Johnson. AIDS as a U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Media Effects and Geographica Imaginations Feminst Media Studies; 2003, Vol. 2 Issue 1, p.81.[46] 前三者收于陈儒修、廖金凤编《寻找电影中的台北》，台北万象图书出版社2001年版；后两者分别收于收于刘纪蕙编：《他者之域：文化身分与再现策略》，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47] 陈晓云：《孤独的都市：城市电影研究之一》，《文艺评论》1990年第4期；《平面的都市：城市电影研究之四》，《艺术广角》1992年第5期。[48] 陈吉德：《乡村与城市：论张艺谋电影的二元对立结构》，《电影文学》2003年第5期。[49] 载《博览群书》2005年3月7日。[50] 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51] 〔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52] 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53] 赫维人、潘玉君著：《新人文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54]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52页。[55] 〔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第三章 媒介地理学的科学性与学术性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媒介正在演变为城市媒介，大众媒介正在发展为市民媒介，传统媒介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新兴媒介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媒介传播的重心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迁移，这就是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地理、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从线性传播到块状传播、从传者为王到受众为王。媒介地理学的出现和深入开展正好顺应了这一世纪性的大转变。

媒介是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作为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将社会和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和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同时，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努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引导者和推进器。

第一节 媒介地理学的关键矢量

多少年来，人们无视和轻视地理因素在媒介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在公开的出版物和研讨会上完全回避它，看不到它与媒介、人类之间日益增长而频繁的互动关系。

这种情形必须得到改变。媒介地理学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过去的时代中，地理对地球生命和人类生存以及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地理、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它将启发人们思考为什么在今天地理与媒介、人类的这种互动关系会日益淡漠和逐渐疏离，也促使人类找寻人类和媒介对地理的消极态度的各种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我们希望它能够激发并促使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社会、地理与媒介、人类等重新回到“人地互动”、“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既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正确选择，也是我们进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关键矢量。

地理是我们行走并生活其上的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有人将地理仅仅当作是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实体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母。《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

古人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尔雅·释言》）“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尔雅郭注义疏·释也》）人既是天地吐生之分子，又是天地之纽带、万物之师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同根同源，理应上下联通、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同存共荣。

因此，人类应该尊重和顺应地理特点和习性，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势态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媒介文化也是因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变化而生，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无数事实证明，当人类和媒介的发展尊重并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时，就发展顺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状态。当人类应对地理环境的创造力衰退或协调不当时，媒介文化就开始衰落，进而又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波斯湾畔，著名的巴比伦城就坐落在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最初刻在黏土板上的文字也导致了信息交流的繁荣。但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来临，人类征服了冲积地之后，人开始统治自然。从此，人开始崇拜甚至迷信自己的力量。于是“人地失调”、“天人两端”，其人口和文明开始衰落，并最终散失。玛雅文明演变与消失的过程也是这样。

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人不应以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自居，而要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也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吴国盛写道：“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当代生物工程意欲将生命从大地中[1]拔出，破解其秘密，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多年，与中华文化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不无关系。因此，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尊重和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生命。

媒介是维系它的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2]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又将面临全新的改变。

人类面对和理解的“意义地图”或“想象地理”，实际上就是媒介所呈现出的“媒介地理”。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改变了[3]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而且大大改变了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甚至也改变了大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之间以及人们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别。比如网络的诞生和普及，就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经由网络，可以使很远的变得很近——不同地域、阶层、民族的人们可以在共时状态在同一个平台上发言，也可以使很近的变得很远——过度依赖网络，会导致日常生活经验的缺失和现实中亲密关系的匮乏。

传统的媒介空间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所激发出来的媒介景观。当代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因为今日的“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4]（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于是传统自然疆界走向崩溃，物理空间趋于透明，人际关系日益冷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大众传播媒介重构了国家、地区和文化群落的边界，传播领土的疆界与现实中民族国家地理领土的关系日益单薄。大众传播在给人类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正在侵吞着人类自身的清静、隐私、尊严和自由。原本为主宰世界、万物师长的人，在传播科技的进攻面前有可能沦落为新型奴隶，成为媒介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和操纵对象。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种种不确定性，导致或建构起了错综复杂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制度化形式。因为，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掌握了媒介就等于掌握了权力，对媒介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争夺。在新型的传播结构中，本来处于弱势的受众具有了某种地位、优势和能量，从而可以利用现成的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从事有目的的改变、征服、反击，甚至于严重偏离轨道的传播，或者设计、创造出难以进入和解读的路径和文本，以动态的游击战术来抵抗动态的集团战略，以虚拟世界的移动性挑战现实世界的呆板性。这会迫使权力系统改变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控制方式，即有可能从由上而下的直线型管理向上下互动的网络型管理转变，由集中式的权力控制向分散式的权力控制转变。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使其走向以更加严密的方式来进行特殊的社会控制。 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为反恐战略的需要，采取了深入生活各角落的电子监控、电子记录、电话监听等措施。情报系统有权侵入监控公民的邮件通讯，并通过技术手段全面监控和强制删除网络中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信息。但是随着反恐形势的好转，这种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社会大众的强烈抗议。2009年9月，奥巴马设立了负责互联网安全的监管，引起了美国民众对政府会以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由对私人系统进行干预和监管的担心。如今在世界各国所有城市的购物中心和繁华地段，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公开地通过闭路电视的监视器来对它视野之内的所有人进行监视，却并没有考虑它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是否得到被监视者的允许。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不确定性还将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工作形态。当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核能，正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媒介地理学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出生地域、成长环境、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传播能力和工作环境上。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置于特定地域的传播技术的差异或数字差异，必然导致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而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必然导致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又必然导致收入差异和生存差异。可以预测，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肯定会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

第二节 媒介：天地人一体与延伸

媒介在城市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如果城市在一定区域内集群形成城市带，那将会在媒介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从而对整个区域甚至于全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在今天，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6]心。”特别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年代，城市的变化更是同媒介的变化步调一致。城市被赋予的“三种功能：消费、金融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也使媒介如虎添翼。在我国，对媒介实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但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媒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内地和边远省份。“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经济，包括旅游、娱乐、文化、体育、传媒、时尚工业以及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支撑这些活动的服务。……大都市里每个地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崇尚快乐原则的消费主义变体决定的：即满足和喜悦的流行的可能性。”它们合谋并联手[7]“成为城市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动力”。那些人们熟知的沉淀了传统、历史与艺术的著名城市，拥有给人强烈印象与集体认同的著名建筑物，其空间形式已被网状结构的布局和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所替换，传统的地理空间因堆满了大众媒介的符号、影像和装潢与仿真而被设计进了一个“无地空间”（no-place space），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味和自我本真。因此，媒介既受制于地理特性，也影响着地理特性。

不同的地理环境养成性情不同的人。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地域性格和消费习惯。地理特征促使一个地区的居民形成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点。例如山西是黄土文化的代表之一。山西远离海洋，临近黄河，海洋的开放文化对山西人影响微乎其微，而受黄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因此山西人具有憨厚朴实、相对守旧的性格特点。广东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地区。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在临近海洋的地区生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海上航行交流的机会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多。这样就形成了广东人容易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心理特征。山东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一边伸向太平洋，另一边伸向黄河，受海洋文化和黄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同时它处于南方和北方的过渡地带，所以山东人具有南方人和北方人双重的性格特[8]点。一方面精明能干，另一方面豪爽冲动。可见，地理环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的性格。

星空传媒集团在香港的部门主管安杰拉·费鲁奥曾在2005年参加了以上海和广州年轻人为对象的调查，发现不同城市的人们对商品的喜好有很大差异。他说，上海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功能先进的电子产品，而广州的年轻人则“酷得很实际”。麦肯锡公司曾在2005年对中国30个城市的6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城市中不同人群，不仅喜好不同，而且不同城市购买力也分布非常不均。“中国的高消费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所谓的一级城市，如上海、广州和北京，或者二级城市，如重庆、哈尔滨、武汉、南京、杭州、成都和天津。”“就现在而言，事实证明外国品牌不太容易打入中国的小城市。广告业分析师发现，耐克和阿迪达斯统治着中国一级和二级城市的运动类品牌市场，而中国的国产品牌李宁在小城市则更受欢迎。”可见，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考虑各方面广泛存在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性情、[9]收入、文化、气候、饮食、人口统计数据和历史。”

第三节 媒介地理学的学术追求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引导我们关注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有助于我们质疑科学和叙事等正统再现模式，打破其僵硬的权威与单一的论证方式，通过崭新的阅读与书写模型来校正不断地偏移和分歧的学术架构。媒介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理有其不可否认的影响因素和能量释放；原本界线分明的边界那一端也并非都是具有敌意或不可交流的狭隘的族群；疆界、边陲不再只是荒凉、偏远和距离，无远弗届的交流和对话使其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信息社会中的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了社会的神经和大脑，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

但是，过分夸大媒介地理的作用，过分亲近狭小地理空间下层文化的做法（比如使用方言播报新闻、方言写作新闻、拒绝远方新闻，等等），并不是对媒介地理学本意的准确解读，也不是其应有之义。它虽然有可能表现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下层社会和市民文化，但在收获芝麻的同时却可能丢掉了西瓜，与主流媒介的节拍日益脱节，最终将面临被广大受众抛弃的局面。

媒介地理学研究不应该从它的历史、文化、地理和经济矩阵中分离出来。同时，不管学者们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都需要唯物辩证、整体互动观念和交叉学科方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要有正确的学术坚守和明确的学术追求。

首先，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这既有别于以往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定位，也不同于正在发展的人——社会关系的研究转向；既不是曾经有过的环境决定的导向，也不是仍然居于主流的科学主义的导向。这是依据唯物辩证和整体互动的观念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构架，也是应对当前媒介的城市集聚现象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研究战略。

当然，我们也并不同意西方个别学者曾经提出的将媒介变成“圆形监狱（Panopticon）”中“看守人”的观点。圆形监狱是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Bentham）于 1785年提出的。按照边沁的设计，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了如指掌。同时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媒介在传播中的主要功能应该锁定在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而不是将社会大众当作囚犯一样进行日夜看守。

其次，中国学者和媒介必须将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媒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地理环境既存放、呵护着媒介，又影响、制约着媒介。要知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存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持续进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二者的发展关系，有赖于调整和变革人们的社会关系。

正是在这些方面，媒介地理学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主要有数量方法、行为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等），对城市媒介的形成和当下的地理分布及其发展走向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对媒介在城市中的运营机制与成长模式做出客观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对媒介在美化地理、塑造城市、引导社会以及它同各种因素有机互动、良性循环等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它还要努力消除那种导致人或媒介只关心自己行为的制度因素，构建一种兼顾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制度保证。

第三，要在媒介地理学的层面上和中国视野的战略高度界定和论述本地社会、本地文化和本地媒介，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甚至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则，不仅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要坚守，传播学者也要牢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晏婴曾举烹饪和奏乐为例论述“和”与“同”的问题。他说，比如做汤，要有鱼、肉，还要有酱油、醋、盐、葱、姜、蒜等等，按一定分量配合，用一定量的水和一定的火候加以烹制，才能做出美味的汤。又如奏乐，有多种乐器的组合搭配，再有声音的高低强弱、节奏的快慢缓急的配合协调，才能有美妙的音乐。相反，“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只是不断向锅里加水，而没有别的，那就永远只是水；如果只是一只乐器，一个音调，那就只能是噪音，不能成为音乐。这个例子说明，宇宙万物存在于“和”的状态中, 而“不同”却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

第四，我国的媒介一定要明确社会责任，坚守社会道义。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媒介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以求得自身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媒行业的良性循环。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播的内容越来越具有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的倾向，媒介中盛行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但是，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牢记自己的性质，它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同时，大众传播媒介还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力争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活力的引导者和推进器。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涉及地理、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形象和尊严。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黏合剂，是祖国统一的混凝土，也是中华文化版图的象征。作为大众媒介，一定要处理好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由于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千万不要看不起外地文化、异族文化，更不要用地域文化去拒绝中华文化，用中华文化去抵抗外国文化，唯我独大、唯我独尊的结果最终将窒息中华文化、搞乱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失去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我们在承认进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来分析和研究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现象，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1] 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0页。[2]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3]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0页。[4]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5] 〔美〕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著，周黎明译：《美国报纸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8页。[6] 〔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著，柴彦威、张景秋等译：《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页。[7] 〔荷兰〕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著，敬东、谢倩译：《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8] 王国荣：《地域如何影响人的性格》，2005年3月1日《北京科技报》。[9] 戴维·拉居：《中国地区差异之大让外商挠头》，2006年1月22日《参考消息》。

中编 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

媒介世界正由情节转向奇观，由理性文化转向快感文化，由线性文化转向块状文化，由叙事文化转向景观文化。面对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是媒介地理学构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学体系的重要组件。透过这五大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和未来发展机遇，合理利用地理因素以保持和增强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与平衡和谐的科学机制。

第四章 空间：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与景观

传播与媒介研究长期忽视空间的概念，媒介地理学的出现无疑把空间研究提升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当下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一般性存在，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复杂性建构。空间（space）是地理学的基本材料，对于媒介地理学而言，空间是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和景观。在媒介社会中，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为社会的神经和大脑，它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媒介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的过程。较早对空间予以关注的是哲学家康德，他指出，地理学和历史学充填了我们的四周：地理学所讲的[1]是空间，历史学所讲的是时间。但是，正如布劳德（C.D.Broad）所言：“欲将自然科学上所习用的空间、时间、物质，当作彼此独立的东西来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性上是紧[2]密地打成一片的。”由“时空平衡”发展到“偏向空间”，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理学研究的动态之一。人们对于历史和时间、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关注，转移到了空间上来。从城市建筑、设计和构造，到城市外观和色彩，都受到了空间理念的影响。文化研究、媒介传播与地理学的相互渗透与交叉，使得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从稳定静态向多元流动的特征转变。人类空间的形成不仅受到自然与外界的硬环境影响，还受到地位阶层、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聚集空间。

第一节 空间作为语境假定物

空间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正如西美尔所言，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空间感，表现为彼此之间的地理或者心理[3]的距离。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空间是多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种种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媒介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综合。空间是有形的，但却在人们的体验、传播、重构中不断发生变形，甚至城市空间也不断被拆离与重组，这都与外界条件、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变化密切相关。一、空间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

爱德华·苏贾指出：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从唯物主义的视野[4]来看，一般意义上的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无论是哲学的、理论的，抑或是经验的空间分析，都无法避免以物质的形态来描述空间的样貌。这种物质的空间观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对空间的判断。比如人们用“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等词汇时，往往会与人类行为的意义相联系，但“空间的”这一术语，则会唤起一种物质的或几何的意象。因此，爱德华·苏贾认为，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5]验的产物。

从牛顿的空间观来看，他所代表的古典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就像容器（container）。与时间一样，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不受人们感知方式的影响，其结构也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固定的结构给每一个事物一个特定的地点，这就赋予了万事万物固定不变的空间特性。古典的空间和时间一起构成了事物活动的背景。牛顿1867年在其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绝对的空间，其自身本性与一[6]切外在事物无关，它处处均匀，永不迁移。他将空间作为事物运动的一种绝对的不变参照系。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以及认知结果。后来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则打破了人们将空间作为静止的背景这一看法。空间并非是均衡的，连续性的，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关系的连接方式也并没有固定的形态。事物在相互关系中，组成了各异的空间格局。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在此遭到了否定。

就“空间”术语的距离层面而言，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66）将其分为亲密空间、个人空间、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四种形态。他认为，亲密空间是指在知己之间进行私人交谈的距离（亲密距离18英寸左右比较适合）；个人空间是指个人对空间和距离的不同使用，其个人距离（18英寸到4英尺的区域）主要留给家人和朋友使用；社交空间是同事之间对空间和距离的不同使用和认知，这种距离（4英尺到12英尺的区域）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交谈；公共空间是公众人物与会话者之间对空间和距离的使用和认知，其公共距离（大于12英尺的区域）大多用于非常正式的讨论，比如上课[7]和讲演。

按照地理学的描述，空间是一种物质的固定形态，同时也是各种地理景观的投射。空间的形态往往由于对空白的填充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城市的“中心区域”，可能是在特定的经济理性作用下形成的，而当这种环境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来观察既有的空间。因此，空间的意义随时会发生变化，会受到人们的经验、外在条件等等的影响。二、空间关系学

对于个人空间使用的研究，学界称为空间关系学（proxemics）。“空间关系学研究人们在交谈中如何使用空间以及对[8]他人空间使用的感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空间范围圈内，从而构成了他的领地。每个人的领地大小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它是依据每个人所属的文化来确定。“语言随文化[9]的不同而不同；同样道理，非言语行为也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拉丁美洲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谈话时喜欢靠得很近，而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则喜欢有一个宽敞的空间。因此，不可用此文化中的距离感去评价彼文化中的传播情境，否则易造成错误的传播。其次，空间大小还与每个人的个性有关。大多数脾气暴躁、不太友善的人往往占有较大的空间。第三，空间的大小与距离的远近与传播情境也有密切的

[10]关系。大量研究还表明，人们和他们所喜欢的人交谈要比和他们不喜欢的人交谈靠得近；朋友要比点头之交靠得近；熟人要比陌生人靠得近；性格内向者要比性格外向者保持稍大的距离。在交谈时，两个女人要比两个男人靠得近。

我们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领域或空间，但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以“并非有意”、“表示亲近”、“侵入”和“污染”等形式侵犯他人的领域。面对来犯者，由于“侵犯”的原因有的是密友，有的是求爱，有的是怀有敌意，有的是准备“占有”，被侵犯者若不能接纳，就可能做出撤离、隔离或者反击的举动。所以，侵犯他人的领域或空间，若[11]不受欢迎，必然既影响互动行为，亦影响交流效果。三、空间话语是变化和流动的

由于空间本身属性的多样性，所以当我们论及空间时，往往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话语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多种环境和因素相连，并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固定的、可以量化的、绝对的实体，而予以一味的形式化，则无法还原空间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世界的本真意义。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通融的和开放的。地理边界的渗透、损坏和拆分，不仅会引起空间以及场景的改变，还会使语境、意义和情感产生变化。

在媒介地理学中，我们应当注重媒介居所在城市空间格局的位置和坐标，从空间的概念、符号以及意义等方面出发，将媒介流动的本质呈现出来。同时，还需考虑媒体人在整个城市人群中以及城市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人的活动、媒介环境、城市空间等因素对于媒介文化的定位和生态空间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如何通过媒介描述、审视地理空间，如何突破和超越地理空间，在现今新型的传媒技术时代如何进行地理空间的划分与重建，这些都是社会文化领域内重要的问题。空间感知除了环境为人们提供的现实印象之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空间的种种思考和观念也将影响对空间的解读。以城市空间为例，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便注意到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并于1925年从人文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同心环模式（concentric ring model）。他认为，城市中心是商业汇聚地，围绕中心区城市可以被看成是由若干同心圆环所组成的物质空间，每一个圆环又被分成若干分区。在不同的空间区域内存在着不同功能的融合和交替，而不同空间与地点又会组成不同的画面与景观。人们的城市感知，则取决于感[12]觉中的元素和与其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组合。

20世纪8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基于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信仰等的差异逐渐受到了地理学的重视，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社会身份等则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权力、人际层次等，都影响着城市空间以及景观意义的形成。既有的空间秩序被发现，又再次被颠覆。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界定，会随时因为经济格局的变动、传播手段的发展以及社会集群的重组等原因，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流动性与差异性，成为媒介地理学中不可忽视的特质。文化背景、社会差别、文本与话语、景观的隐喻与阐释等，加上媒介的中间作用，使得城市空间的组成更为纷纭复杂。“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因此，“媒介的发展正在[13]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作为地理学的基本构成要素，空间话语和秩序的建立，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而需要我们用动态的视角去进行空间的解读与思考。

第二节 不同空间的特点与景观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空间变得更为立体多样。英国人文地理学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曾经以地质学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在政治、资本、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会堆叠出种种地层组织，形成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14]间形式，并在社会背景、观念、表象和意义不断催化下，建构起社会与城市空间多重互动的多面性景观。当代人文地理学一般将空间分为四个不同层次：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和第四空间，空间的四个层次彼此不同，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空间向度的思考，一方面将其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是可以被标记、被观测、被解释的；同时，它又是精神层面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意义的阐释，往往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而这些物质的或经验的空间，都有着各自的外在表现与特征。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空间进行分别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掌握城市空间的结构，进而掌握其在各种环境和视野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和景观。一、第一空间：可感知的有形世界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空间的生

[15]产》一书中对这种物质空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关注，其视角是广泛的，探寻的深度也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他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置于对社会空间的观察与分析当中。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物质属性，但它绝不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不相关的孤立存在。因为空间还具有精神属性，包括国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还有经济、政治等意义。但是，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的空间形态和社会意义，并不能取代其作为地域空间的物质性。它的认知对象便是那些可以采用实验和观察等手段直接进行把握的空间形态。缘于物质的地理环境而建造起来的空间系统都属于这个范畴。城市，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进行衡量。

毫无疑问，第一空间偏重于物质性和客观性。包括自然与人的关系、环境地理学等，都是在第一空间中呈现的物质内容。如果将其作为经验文本，则通常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一是通过外在的感知对空间进行具体而准确的描绘；二是从社会和心理角度进行分析，以阐释更为复杂的内部空间。例如城市一方面可以从街道、建筑、道路等外部形态去进行规划，另一方面则需要探究其城市人群所形成的复杂关系。

第一空间是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物质区域来进行识别的。即便是以文化为核心结成的空间系统，也能够通过民族以及地理景观的差异而呈现出具有差别的外部形态。文化的多样性被随意地添加到了地理的差异之中。实际上环境和自然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因素，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空间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由于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发展的推动因素。不可否认，物质的手段可以对第一空间中的某些环节进行客观和准确的测量，比如空间的范围及环境构成。但正因为人的存在，使得这类空间显得并不单纯，而且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文化的印记。所以，对于空间的认识，就必须突破纯粹理性和机械的测量手段，从而注重文化的影响，并使用多角度的评价与解读。二、第二空间：变动不居的意象世界

相对于真实的、有形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的认知，则是对第一空间所塑造的客观性质的反动。简单说来，就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16]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可感知的、客观的空间要素在第二空间中已经不再重要，话语的构建则成为第二空间形成的关键。想象地理学中的观念被投射到经验和主观的世界。对于第二空间的阐释便带有了更多的反思性的、个人化的特征。而哲学、艺术以及部分的文学领域正是以这种第二空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意象与构想的世界，包含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媒介提供了可以表现的文本。

第二空间的本质被认为是相对的，抽象的，不容易被客观的测量手段所把握。而且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也是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由于意象世界在现实空间中无法找到直接的对应物，对其所进行的描述往往被认为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根据想象而构建的空间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能状态。正是因为它所展示的仅仅是可能性，无需用现实的手段去衡量和触摸，于是给人们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景象。比如对于心理状态的展示，文学作品中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将那些在现实中无法触及的纯粹精神状态的内容用文字等媒介加以展现。而艺术创作中的音乐则更是能够凭借音符的交错来创造各种流动的景观与意象。

乌托邦作为第二空间的极佳例子，呈现的便是这样一个想象的世界。它是人类对于遥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和描绘，也是第二空间中最完美的形态。虽然并非仅仅出于对空间的空幻搬弄，但它至少并不真实在场，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构想，或许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但是它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场所。它无法占据真实的空间，却又不断地引发人们的遐想和追求。所以，在文学、哲学等领域，都对乌托邦这个想象中的世界无限神往，大众媒介也给予了充分描述和大肆渲染。无论人类距离这个假想的空间何等遥远，借助于媒介，它总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让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或者是批判，或者是执著于维护这个虚无的假想空间。德塞都认为，当今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人们对城市未来的想[17]象，虚构的城市图景变成了现实。迪斯尼乐园、恐龙谷则是当代动漫作品中乌托邦的实体呈现。因此，即使在现代社会，乌托邦仍然具有勃勃的生气，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屑一顾的（A map of the world that does not include Utopia [18]is not worth even glancing at）”。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第二空间能以更加多姿多彩的景象呈现出来，原先存在于文字和图画中的乌托邦，可以借助更多的媒体手段让人们有更直观的体会。于是，在当今的地形图中，诉诸观念和想象的第二空间也有了多样的物质承载方式。尤其是在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直观地体验到那些原本存在于幻想中的世界。随着这些承载方式的变换与随意的组合，空间的意义也不断得到拓展。当然，对于第二空间这一依赖于想象和观念而存在的形态，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真实的和物质的表征，所以，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之间的界限并非一目了然。它们相互之间边界的模糊性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同于物质空间的精神世界由于其意义的无限与变幻不定而具有吸引力，但人们对第二空间的解释往往又希望借助于物质的表征形式加以具象和定型，这便使得两种空间的交叉在所难免。三、第三空间：物质与经验的交错地带“第三空间”的概念是由爱德华·苏贾提出的。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他阐释了自己对第三空间的理解。他认为，空间不仅是可以被标示、被测量的物质存在，同时还具有精神属性。之所以用第三空间的概念，是为了重新估价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并将物质和精神的维度都包括在内，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开放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

第三空间是对前二者的解构与重构，其重新注入的一种空间可能性已经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否定与批判，更重要的是，在质疑的同时，也重构了空间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抽象与具象等等都交织在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可谓包罗万象，其本身与我们观察第三空间的视角和立场，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而且，任何关于空间的投射或者叙述，都经过了中间环节或者媒介的作用，这使得媒介在第三空间中尤为重要。因此，在讨论空间的过程中，媒介的特质及其自身形成的空间也成为第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语言、文字、图像或者声音的媒介表现样式，可以构筑起彼此不同的空间文本。每一种不同的媒介，都能确立各异的观照世界的方式，都拥有各自的独特视域和解读群体，并勾勒出令人信服的地理图景。城市中的文化、性别、政治、种族、权力等等，经过媒介的渗透和作用，能让人们获得各种各样的空间体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力扩张，新闻事件的画面变得与事件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印证了“传播即存在”的民间真理。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到处充斥着屏幕，不仅深入家庭，而且遍及商场、机场、公交站台、电梯、广场、写字楼等公共场所，手机、MP3、移动视听器等更是侵入极为私密的生活空间。这些屏幕连续不断地生产出各异的地理图像，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图像空间的想法。媒介构筑的第三空间环绕在我们周围，必然争相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和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指出，图像无休止地倾泻使人们形成了一副精神甲壳，以免遭这种持续的轰炸。一种正在城市中出现的甲壳，作为新的和被研究的社会风尚（如犬儒主义[19]和厌倦享乐的态度），建造了某种程序化的注意力。然而，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媒介的发展为新的图像移动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社会风尚。

用以反映城市的媒介本身也呈现出一种空间状态。它有着自身的叙述方式和存在规则。作为物质与精神兼具的第三空间，在其表现的文本中，媒介作为载体也具有文化意义。即使是同一时间呈现，只要通过媒介的记述，便有了先后的次序，以及上下左右的位置。无论是用语言，还是视觉符号，都无一例外的按照固有的程式对空间进行描述和再现。当然，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精确反映开放性的第三空间。因为，媒介不能置身物外，完全以客观的姿态去再现空间的真实样貌，其本身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其所反映的对象上。

其实，对于第三空间的理论和认知的坚守，就在于其彻底的开放性。这个蕴含了无尽想象的空间，任何希望将其用具体的文本进行阐释的努力，都会让你失望。正是由于空间是物质与精神的交错地带，作为表现工具的媒介也无法摆脱其主观的叙述。人们能够运用不同媒介手段进行思考和交谈，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建立起不同的心理空间，无形中制造了更为广阔的想象余地。所以，对于空间的描述，不存在全知的视角和表现方式，再精心的观测都无法获得全景式的体验，任何媒介在展现空间景观的同时，将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四、第四空间：地方的空间

所谓地方的空间，可以理解为借助某种过程，空间被处理为表露感情潜力和其他具体潜力的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比空间更加“真实”，人们可以确定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人性化”。对地方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认同，地方是由一些事物的特殊韵律组成的，这些韵律证实并接纳了某些空间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利用说话、手势、语气及其他非语言符号开发他们已经控制的一些相互作用的小片地区，这一过程可称之为地方的空间意识。地方不仅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而且还提供记忆与行为的暗示。在某种意义上，地方就是相互作用的一部分。

同时，地方涉及具体化。当我们想起某个地方时，不仅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情景，还包括触觉、味觉、嗅觉等各种感觉所形成的混合物，但我们很难设想身体可感知范围以外的地方。如果将身体视为一个复杂的存在，那么它与其他事物相互碰撞并演化出可分割的“地方观点”，就是由爱与恨、同情与厌恶、嫉妒与绝望、希望与失望等感情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在产生情感的过程中，地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可以通过改变所造成的情感联系而改变碰撞的姿态。例如，某些地方能够以某种方式使我们恢复知觉，而另一些地方则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地方的这种表现力，近年来城市旅游越来越重视室外文艺表演（如印象西湖、印象丽江等），因为通过表演可以加深对地方的理解与记忆，进而创建新的地方。

第三节 空间感的转变与解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直接生存体验，是通过空间感和对场景不同程度的参与来实现的。空间感是人对物体进行空间定位、测量和距离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它们依赖于感知者的状况。[20]同时，对于空间的解读，往往取决于观察和描述的方式。城市空间中的区域划分，让人们能够辨别和使用不同的交流手段。城市中的空间多种多样，并与不同的路径交织，形成一个个地点的集合。媒介的介入，尤其是电子媒介的作用，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所以，媒介技术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外，也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空间的建构与认知。许多研究者关注这些新媒介统治的世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意义是由诸如电视节目中的意象流（flow of images）所创造的。世界的大部分变成了一种虚构的领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是对媒体形象而不是[21]真实的人或地点做出反应。一、地球村的空间隐喻——麦克鲁汉的空间观

在麦克鲁汉之前，英尼斯（Harold Innis）关注媒介技术的时间或空间偏倚。而麦克鲁汉对空间的研究，则继承了英尼斯的思考。电子媒介作用下的地理空间被麦克鲁汉比作“地球村”。作为一种地理上的描述，“地球村”一词极为形象的展示出电子媒介所构建的空间状态，同时也是麦克鲁汉对媒介影响的空间想象。距离正失去意义。两个城市间会因交通发达节省时间而使空间距离“缩短”，出现空间的“时空压缩”和“时空收敛”，从而又再度回到村落的地理格局。在物质的地理空间之中，由于距离的远近、自然条件的限制等等原因，地理上的差异围绕着时间和空间而呈现出多样的状态。从游弋不定的洪荒时代，人们通过徒步的迁徙跨越地域的边界，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往往凭借亲身的体验和实地考察，从而获得直观的空间认知，对这个时候的人而言，直觉与观感决定了对外界的理解程度。

在麦克鲁汉看来，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方式。虽然“媒介即讯息”的论调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地理学的领域再次强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人的延伸的各种媒介，使得人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眼睛所不能看见、耳朵所不能听见和手不能触碰的地方，都借由各种各样的媒介得以展现。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后，信息的传播瞬息便达千里之外，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已共时化和同步化。新的媒介样式促使“地球村”的形成，全球时空已经缩小，人类再次成为共处同一社区的村民。原先依赖于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地理空间，变得不再边界分明。地球村，正是对于当前媒介与社会交织所构成的传播格局的生动再现。一个大型的村落，最大限度地将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乡村与城市、民族与国家的间隔清除，突破了现实的物质条件限制，经由电子媒介的触角，建构起经脉复杂的庞大空间。时空的差别被新媒介的意义所掩盖，人通过技术变迁获得感官的延伸，在地球村的广阔空间中重新审视外部世界，并影响到真实世界、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感知与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二、消失的地域：梅罗维茨的空间观

约书亚·梅罗维茨（J. Meyrowitz）认为，媒介对于空间的作用能够改变人的行为表现和角色扮演。电子媒介绕过以前传播的种种限制，改变传播变量中的空间、时间和物理障碍的重要程度，并且越来越多[22]地介入了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在以往的人际交流中，行为的发生地与进行交流的空间往往是重合或者相同的，电子媒介则打破了物质的空间和社会场景之间的固有关系。新的空间被电子媒介创造，新的交流方式也随之形成，归属感和隔离感不断地形成与消除。

电子媒介影响下的场景与空间格局的变化，同样是一种基于地理状态的设想。传统的地域边界被电子媒介无情地打破，原先需要遵守的情景规则被颠覆，其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交流空间，但也可能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下无法准确找到自身的位置。从“消失的地域”这一描述来看，意指在电子媒介作用下的地域差异和社会意义的逐渐消失，但新的意义也会逐渐形成。

从戈夫曼（E.Goffman）的媒介情境论中，梅罗维茨得到启发，并在电子媒介环境之下做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前台、后台以及中台等行为空间中，信息系统往往被分隔，社会行为也在各自的情形中有着固定的模式，遵循着既有规范。正是由于后台与前台空间的划分，才构成了种种的社会身份差异以及社会行为的层次。但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面对面交流所依赖的地域场景突然消失，原有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于是习惯发生改变，角色扮演的界限也逐渐模糊。梅罗维茨最为关注的电子媒介是电视，电视将社会场景重新组合，形成了电子场景。公共空间的融合、后台空间的暴露等等，都是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影响。电视是促成这些变化最为有效的一种媒介。空间感的消失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表现在社会关系、权力关系、性别关系等方面。在新的“社会风景”中，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能获得同样的信息资[23]源，权威的地位被颠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也开始变得模糊。当然，梅罗维茨对于空间的想象，不仅表达了物质技术对于物理空间的超越，更是对空间边界消失所产生社会行为的一种媒介地理景象的描绘。

如果说地域在电视媒介作用下的空间感会发生变化，那么网络媒介的出现，则会进一步加速视听方式的改变和加剧媒介空间的重构，使得地球两端的人可以“边看边聊”，原先的物理场所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虽然对于媒介与空间的论述，麦克鲁汉和梅罗维茨的研究都难免带上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其中突显出来的关于媒介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人们对空间认知的解构与重塑却是无法忽视的。而他们未能涉及的网络媒体对空间与地域的作用，也在后现代社会中成为中心议题。新的媒介样式虽消除了空间的边界，但并未由此而形成空间的融合和同一，而是催生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空间形态。现实和虚拟的空间交织，即时的、碎片化的空间体验无处不在。

第四节 媒介与空间的互动与博弈

媒介空间既是社会的建构，同时也建构着社会。依据麦克鲁汉的观点，房屋、道路、交通工具等都是媒介。它们共同构筑了各种空间、地点、景观，尤其是道路和交通工具，对于空间的构筑至关重要。而狭义的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则通过各种符号（如文字、声音、影像等）来描述世界，并与人类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方面紧密关联，构筑出独特的媒介空间。空间与媒介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空间中的媒介

对空间中的媒介较早做出经典论述的是加拿大学者伊尼斯，他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将媒介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他认为，偏向空间的媒介除了纸张以外，还包括文字以及早期的纸莎草等。它们具有易于流通和传播但是难于保存的特征，因此便于对空间跨度的控制，有助于贸易的展开和政权的巩固，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不森严的政治体制。伊尼斯关于传播的偏向观点，对我们理解空间中的媒介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媒介总是存在于空间中的，不同的空间造就不同的媒介。对媒介而言，它的空间想象力能够创造出丰富的景观，成为人们认知环境的窗口。正因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对人们认知环境的重要作用，设法取得媒介话语权也成为群体争取空间的重要途径。1.媒介的空间想象力

作为地理学思想更远的延伸，空间想象力更深入地触及到人们思考与再现世界的方式。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将造成地理空间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世界并非简单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由各种流动的空间组成，体验、想象和记忆充斥其中。当代的社会关系，总是投射在想象的地理形态上。当我们的经验被报纸、杂志、电视或其他媒介所取代，媒介所呈现的地理样貌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它是真实的吗？因为我们发现，经由媒介的阐释，世界会脱离其纯粹的物质层面，而具有更为多样的文化地理。实际上，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地理学的想象力使我们跨越了边界的限制，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些无法在物质地理中被观察到的东西，也利用了地理的描述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在描述地方及其文化时，经常会用到空间、景观等语汇，实际上，它们是一种地理学的概念，但也不仅如此。因为人们在进行社会研究的过程中，空间、景观等地理术语脱离了单纯的物质含义，与社会关系相连，生产出了更多更复杂的意义。此外，不同的媒介运用声音、图像或者文字，构造出多样的地理空间和区域，展现的是关于文化和意义的地图。地理学在景观的展现过程中，已经不再仅仅纠缠于物质的、自然的环境地理，而是深入到了精神与经验的层面，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

周围环境中关于地理的隐喻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都是在地理空间中完成的。而这个过程一方面依赖于物质地理区域，另一方面就是借助于由文化、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媒介所建立起来的不同层次的空间而进行。以城市为例，城市格局与城市版图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和规划，这不仅仅是针对地图上可见的建筑设施、交通状况而言，而且是与文化及媒介的作用密切相关。因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心”和“边缘”的定义。城市中的人群，也依据各自的特征与身份归属，形成各种群体，并通过对某些城市区域的占领与设计，以及媒介的消费，建立起具有鲜明外在标志的文化空间。

地理学想象力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思考地域文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面对丰富的地域社会文化我们可以通过空间等地理要素进行分析，以此勾画出立体的城市景观。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地理的想象，并非是建立在纯粹虚幻的空间意识之上，而是与真实的地理紧密相连。无论是城市与乡村、城市的“地上”与“地下”、主流人群与“他者”群体，还是城市中的政治与性别空间，都显示出地理与社会文化的复杂交织。空间、地点、景观等地理要素逐渐成为我们洞察城市以及社会的重要维度。

我们运用地理的想象构建不同的城市空间，来解释其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面貌。而对于用以承载这些内容的媒介来说，地理的想象力也同样重要。例如电影的观影地点即电影院，它既是一个公共空间，为人们搭建可共享电影资源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私人空间，每个进入电影院的观众，都不希望观影过程被他人干扰；电视媒介的消费地点则主要被家居环境所围绕，而且对于遥控器的掌控和节目的选择，又体现出家庭权力与性别关系的地图；而网络媒介，似乎宣告了传统地理的消亡，但实际上它却建构起新的空间形式。媒介消费是多种复杂经验的重叠，因为进行媒介消费的空间与媒介中呈现出来的地理样式，以及自然的、物质的地理空间交错，会对我们解读环境的过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地理的想象力是无处不在的，它充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用于我们观察事物的视角。2.媒介：争取空间的途径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往往会用行走来进行城市体验。他们的身体随着城市“文本”的厚薄而起落。但德塞都指出，他们虽然行走于城市并书写这个文本，却读不懂它。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人身体与意[24]识的投射。所以，地域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或者简单的物质实体。其中充斥着看不见的空间，对这些空间的占有展现为人们的社会权力和能力的博弈过程。

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中，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一样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各类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空间就成为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地理分布来看，不仅有着主流文化的空间，还有一些人群或者空间是边缘化的、被压抑的，或者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当然，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它们不仅属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也同样在媒介地理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为，正是通过各种媒介才使得这些文化偏好充分体现了出来。

社会群体的特征和文化需求通过各种媒介文本予以表现，并引导着人们对这些群体的认知与判断。由于媒介的社会作用，使得主流或者他者空间充分呈现，或者彼此能够参与到空间的争夺中。某些群体一旦争取到媒体的发言权，就会无形中扩大其社会空间的范围。媒介本身的分类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与社会群体的划分密切相关。某些媒介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少数群体代言，争取他们的文化与社会权力。而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媒介，则在压制边缘文化的过程中，巩固其强势的地位。强势人群占有了巨大的社会空间，而弱势人群的社会空间则小得可怜。

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媒介在对社会空间的划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曾经分界明显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在媒介的作用下彼此渗透，社会空间格局发生改变。而且在城市的背景之下，文化的分类较为繁杂。一些城市文化本身只在小众范围和空间里流行，例如歌剧、舞剧、爵士乐、酒吧文化等就是以独特的物质地理空间为据点，进行文化的散播与趣味的培养的。但当媒介介入其中时，就使得原本的文化空间出现了许多异质的成分。因为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将传播对象扩大，突破了原有的地域与文化边界，使得某些精英文化的社会空间发生变化、得以扩张或消解。正如爵士乐不再只是黑人的特权或者黑人文化的象征，而是已经成为整个美国都市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文化空间归属与划分，经由媒介的作用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城市空间并非静止、永恒，媒介使之流动起来并充满活力。各种边界、领域的变化，塑造了流动的城市景观，也导致城市空间内部话语权的转移与更新。如果不借助媒介的多样化再现，社会群体空间的样貌就将永远是一种刻板印象。因此，媒介是被贬抑为他者的人们争取自我空间、改写城市地理的一种途径。

媒介使得时间和空间观念发生变化，使地方不会再因物质距离而显得遥远和陌生。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无疑是一种有效且简便的方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由自主地会受到媒介的左右和包围。通过地图、照片和影像资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对环境已了然于胸。不过强调媒介的认知作用并不是要把它断言为人们进行时空感知的唯一方法。当真实地置身于环境之中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周围的景象与之前经由媒体的想象不尽相同。或许，当人们发现，媒介文本已不能满足自己了解某一地区的需求时，会回归到本雅明的方式，做一个游荡于地区之中的漫步者，亲眼去观察地区与人群。二、媒介中的空间

对于媒介中的空间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流动的模式。传播媒介中承载的信息，正是人们用以定义现实社会中地理空间的重要线索。因此，我们可以不依赖建筑或围墙来圈定人们的空间位置，而是从媒介的信息中建构社会空间，并规范社会行为和交往准则。大众媒介为我们带来了对社会空间的体验，虽然这种体验并非完全与现实相符，但它毕竟制造了与现实相近的图景，为人们提供了种种观察和理解现实的途径。1.何为媒介空间“媒介空间”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提出的。不少学者认为，“媒介空间”的思想来源于“符号空间”。“符号空间”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类创造的符号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25]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涵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

文化符号学认为，“符号空间”具有生命性的传承机能及其功能，即它本身包含着可供全人类持有、普遍传播的符号文本，以及所有在文本中记忆的一切事物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而，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符号空间”具有潜在的再生性或再生能力。约翰·哈特雷由此而认识到，“媒介空间”存在于“符号空间”之中，因为，媒介传播本质上就是符号传播。他认为：“媒介的整个宇宙——既是实际的，又是虚幻的，存在于所有媒介形式中（包括纸媒、电子媒体等）、所有的种类中（新闻、电影、戏剧、音乐作品）、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26]中（艺术欣赏、纯粹娱乐）、所有的语言形式和所有的国家中”。因此，处于传播状态的各种媒介犹如一个个生命体，其外在形式中都生存着向外普遍联系的生命空间。媒介传播信息的空间，正是生存于这样的“符号空间”，而具有潜在生产能力的“媒介空间”里也正储藏着内涵人类文化历史传统的符号文本。作为无限开放的符号空间, “媒介空间”能够为媒介产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所有的国家”的“所有媒介形式”、“所有种类”、“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和“所有的语言形式”,从而给媒介符号的创造提供原创者的原型文本,构成跨地[27]域、跨文化借鉴与利用和传播。2.“他者”群体的媒介空间

不同的群体在媒介空间中的生存状态截然不同。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提到，城市的“火光”只能照射一个有限的范围，致使城市的某些地方似乎“消失”了。这些不完整的视觉体验，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结构与形式的感知。建构空间的媒介也是如此，在媒介未触及的地方，某些人群面目不清，某些景观残缺不全，或者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正是由于那些“消失”了的地方和面目不清的人群存在，才使得处于“光亮”中的景观与人群具有了意义。在媒介版图中，哪些群体被“光亮”笼罩，哪些群体被排除在外，而一旦成为主流人群的“他者”（the other），就与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将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女性、同性恋以及有色人种，就被编码为他者，因为他们偏离了男性、异性恋与白人的主流社会规范。这种划分已经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认同，以至于影响人们潜在的族群认知观念。对于“我们”与“他们”，人们往往会根据地域、空间的层次来划分界限。在被“他者化”的过程中，一种并不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洛文塔尔认为，空间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我们关于世界的最基本的属性以及我们所共[28]享的见解，仅限于健全、健壮、敏锐的成年人。因此，城市中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对他者的否定来定义自身的行为。在城市景观的构建过程中，总有一些群体作为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误读。（1）少数族群的媒介空间

少数族群在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处于弱势，总是脱离不了被刻板再现的命运。虽然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急需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一些城市的少数族裔往往选择小范围聚居的方式，在城市这个异质共存的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种族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它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城市中缘于不同民族与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地理。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中国人等，都有固定的社区，而且还会经常性地举办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以此作为昭示其群体向心力的仪式，他们各自的文化与传统特征组成了城市拼图。

实际上，少数族裔的接受心理往往与主流人群的想象不同。存在于大多数传播环境中的主流媒体的信息，主要反映的是占据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于是少数族裔的生存总是处于边缘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少数族裔在主流媒体中很难获得话语权。所以，他们的解读行为往往会违反主流媒体的意愿，从文本中选择出与自身生活和价值观相符的部分，而进行有选择的意义重构。最为明显的就是在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中，对黑人形象的歧视或者成见。由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媒介无法正确地对其社会形象进行评价，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意义解读很可能是对抗性的。有色人种的受众在接触主流媒体时，自然会带有反抗性的立场和动机，或者说与主流以及人们预期的反应不尽相同。对于媒体文本的理解，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受众价值观和判断标准，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以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与认同。（2）女性的媒介空间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理，实际上都蕴含着象征意义。性别地理学认为，更多的地理空间设置，都考虑到了男女性别的差异，并说明了不同的地理体验与性别之间关联所产生的意义。这种长期被默认的社会性别差异和地理空间差异，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与“消费”成为两个不同的区域，被赋予了某种价值属性以及性别意义。“生产”一般与“公领域”、男性相关，具有积极和创造性的意味，而“消费”则被划入私领域的范畴，往往与女性相关。至于媒介的消费情况，性别也隐藏在其中，营造出不同的消费地理，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记忆。新闻、评论、体育、电视节目中的动作片等，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内容，而肥皂剧、美食、时尚等软性的信息则被认为是以女性为诉求对象。

大众媒介的商业性，不断通过信息内容的设置与分类，强化了这种性别关系和界限划分。传统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成为媒介中的刻板形象。例如“家庭”被看做可以依附的、安全而又受限制的地方，同时也是女性化的区域。于是那些以家庭琐事、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肥皂剧，就被认定为女性的节目。相较之下，男性的世界与“家庭”相对，属于外部自由而广阔的空间，例如工作场所、竞技场、边疆地区，这些能够充分体现人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的区域，无疑是男性化的。麦克鲁汉在《机器新娘》中，便将西部片与肥皂剧这两种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电视节目样式作了明确的区分，西部片中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成为男性的梦想；而肥皂剧是女人的世界，贴近家庭生活经验。用麦克鲁汉的话来说，西部片与肥皂剧所显示的极端的分离是商业与[29]社会、行动与感情、公务与家庭、男人与女人的分离。都市中的男性，往往自愿或被迫离开“家”而进入一个流动的空间，突破城市的边界去寻求自由，乡村与边疆世界便成为承载其情感的支点，勾画出象征着男性的绝对权力和性别欲望的地理图景。女性的生活则以“家”为中心，安稳而缺少变化，所以，她们以肥皂剧作为情感的依托。

此外，对于性别空间的再现，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电影中寻找到生动的样本。蒙太奇、流动的画面所组合而成的速度与节奏，展现了一个个特殊的时空结构，其中一种边缘化的电影类型——公路电影中，将公路两旁不断变化的景观作为物质背景，打造出鲜明的性别地理图景。城市在公路电影中，是一个压抑的所在，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城市代表着规范、高度程式化的生活空间，而家庭，则是一种束缚，是人所想要逃离的地方。所以，公路电影往往将公路这一场景打造成男性的世界，在公路上发生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男性世界中的游戏。远离城市和家园，无论是逃亡、寻找还是漫无目的的游弋，男性都需要在公路旅程和荒漠、麦田里寻找自由或者梦想。女性在公路电影中是不常出现的，即使作为男性在公路上的旅伴，也多数处于从属地位。如果不借助媒介的多样化再现，女性与少数族群、同性恋等社会群体空间的样貌将永远是刻板印象，处于弱势的地位。3.媒介集群对空间的重构

集群意味着距离的缩短和消弭，而缩短和消弭距离则是社会创造利润、社会营造和谐的前提。在抽象层次上，世博会、大型会展和创意产业园区中的论坛、演讲、展览、交易等就是各国、各地文化和商品的大观园和集散地，它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有形与无形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心理与情感的距离。

媒介集群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生存和坐落于特定区域或环境内的各种媒介实体所形成的集合体。在这一区域内，各种媒介之间由于媒介人员交流、信息互动、资源互换、自由竞争以及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地理优势、[30]传播特色、媒介形态和特殊功能。单个的媒介样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部世界，但如果多种媒介形成集群，那么它们对地理和空间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播革命的开展，媒介产业倾向于在某一特定的区域集群发展。当代媒介生产地点都选择在城市，而且呈现出小城市向大城市、一般城市向省会城市、内地城市向沿海城市转移的趋势，甚至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密集的媒介城市带，从而形成媒介产业的空间聚集。媒介集群不仅是媒介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模式，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媒介地理现象。

当城市加速发展后，媒介渗透到商业、文化、娱乐、工业中，形成大规模的多元化经营。由于借助了其他产业的力量，媒介本身的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增强了对社会景观的形塑作用。而且，大都市、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出现是媒介集群形成的重要条件。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本身就拥有发达的媒介产业，还能够吸引大量全球化的媒介集团入驻。媒介集群以城市为立足点，不断追求更大的视听空间，原有的社会群体边界被打破，文化、商业战略成为新的媒介秩序建立的动力。

媒介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深深影响了城市及地区的经济文化格局。这些媒介集群将势力范围尽力扩散，并形成强烈的凝聚力，不断吸纳小型媒介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媒介空间。媒介产业集群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城市中的信息不断涌现，文化、艺术变得大众化和商业化，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型媒介集团手中。建立在媒介技术发展和产业化基础之上的媒介集群，对城市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边界形成了挑战。按照媒介资源的强弱对比，城市景观也有了层次之分。西方经济发达、商业化程度高的大都市，传媒业也极为发达，这些大城市的文化状况、消费方式以及地理面貌成为典型，并影响甚至改变着其他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

媒介产品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价值观处在信息传播流程的强势地位时，将控制传媒产业，并影响媒介对景观的反映和建构。建立在资本融合基础上的媒介集群与经济发达的城市相结合，不仅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还将对城市文化进行更为多样的描述；而其本身也将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集群不仅极大地强化了媒介的话语权，而且建构出种种生活方式和象征性空间，不断吸引人们进入这种由媒介文化建立起来的现实与想象交织的世界。[1] 〔英〕大卫·哈维著，高泳源等译：《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2] 〔英〕布劳德著，秦仲实译：《时间空间与运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3] 〔德〕盖奥尔格·西美尔，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4] 〔美〕爱德华·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0-121页。[5] 〔美〕爱德华·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6] 转引自关洪著：《空间:从相对论到M理论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7] 转引自〔美〕鲁道夫·韦尔德伯尔、凯瑟琳·韦尔德尔著，周黎明译：《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8] 〔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9]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10] 〔美〕爱德华·霍尔著，刘建荣译：《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199页。[11] 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12] Robert Park, Ernest W.Burgess and Roderick D.McKenzie.The C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13] 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14] 柏兰芝：《郊区的政治化》，《视界》第11辑，2003年8月。[1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ondon: Wiley-Blackwel,1992.[16] 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37页。[17] 〔法〕米歇尔·德塞都著：《走在城市里》，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18]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London: Porcupine Press,1948.[19]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2页。[20] 〔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21]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0页。[22]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23] 同上，第121页。[24] 〔法〕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25]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26] John Hanley. Uses of Television, London：Routledge Press, 1999, p.218.[27] 黄洁：《影视艺术的“媒介空间”及其“开发机缘”》，《新闻界》2006年第6期，第99-100页。[28] L.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Palo Alto, Calif.: Pacific Books, 1961, p.260.[29]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鲁汉著，何道宽译：《机器新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30] 邵培仁：《论中国媒介的地理集聚与能量积聚》，《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

第五章 时间：媒介地理系统的变化与流动

如果说空间（space）是一颗颗的珍珠，那么时间（time）就是能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红线；如果说空间是一块块的碎片，那么时间就是能将它们拼凑在一起的黏合剂。宇宙是时空的整合。“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宇宙”）横无际涯、大不可方的空间（宇）与无尽无休、永无尽期的时间（宙），两者互动互助、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社[1]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作为‘时空’而永恒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学术研究只要缺失或没有达到像理性地对待时间那样的深度，就会被人们认为是轻视时间维度或缺乏历史纵深感。“人类回应历史、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2]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的时间意识。”在物理学研究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时间”是作为“空间”的第四维存在的，即线性时间也具有非线性的特点。在地理学研究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关于时间的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所言：“不同的社会[3]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然而，在时间观念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媒介的发展占据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大众传播媒介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4]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以钟表为表现形式的时间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塑造新型时间观念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以电子媒介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身上。

第一节 时间的概念及性质

李大钊曾这样赞美时间：“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5]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时[6]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一、时间：概念及其性质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对“时间”有三种解释：一是“物质运动中的一种存在方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二是“有起点和终点的一段时间”；三是“时间里的某一点”。这是人们对于时间比较普遍的认知。在人文地理学中，对时间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将时间视为一种地理维度，是能够精确测量的东西；另一种是将时间视为社会变化，其重点在于“时间的内容”。利科认为，时间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内时性”（within-time-ness）,指的是日常生活的时间再现，事件于其间发生，在叙述上体现为编年体的形式；二是“历史性”（historicality）,除了直接指涉一组事件，还喻指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它是生与死之间的延伸，强调过去的影响力；三是“深度时间性”（deep-temporality），被当作最可信的时间经验，[7]将来、过去和现在都将融入这种非实体化的多元时间统一体中。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社会科学家对于时间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一文中以不太确信的口吻提出“即时性时间”的看法：“据称钟点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所谓‘即时性时间’所取代”，这基本上接近了时[8]间变化的本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丽特·鲍曼则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软件时间”：“一旦人们能够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跨越空间距离，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种东西的迂回曲折’，‘软件时间’的[9]‘接近瞬时’预示着‘空间的贬值’”；美国休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则提到“计算机时间”：“计算机标志着一个新的时间定向，计算机的速度是十亿每秒，远远超出人的感知极限，在此之前，速度从未超出[10]人的意识范围。”

在媒介研究的历史中，时间作为一种变量被多次涉及过，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麦克鲁汉的地球村学说、新闻中的叙事时间理论等等都体现了“媒介与时间”的内在脉络。二、媒介研究中的时间

在媒介的研究历史中，时间（time）作为一种变量被许多学者多次提及。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麦克鲁汉的地球村学说、新闻叙事实践理论等都体现了媒介与时间的内在脉络。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实体，总是以某种形态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并显示出其独特的性质。书籍、报纸、杂志等媒介是占有空间的媒介；广播、电话、电报、手机等是占有时间的媒介；而电影、电视、电脑等是时空兼具的媒介。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及《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中指出，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所谓偏向就是“传播的形式可能会对传播的内容产生影响”。伊尼斯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的偏向或空间的偏向。偏向时间的媒介是指“易于长期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在权力结构的关系中，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显然，伊尼斯所研究的“时间”是针对媒介的时间跨度而言的，根据他的观点，现代的电视、广播应该都属于“偏向时间”的媒介。

麦克鲁汉在他所著的《古登堡璀璨群星》一书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新型电子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性，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11]一个地球村的形象”。之后，这一概念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实际上麦克鲁汉认为媒介具有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在改变着人类信息接收方式的同时，也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局限，使人类更加相互依赖和彼此了解。麦克鲁汉强调了电子媒介对于人类信息流通时间周期和地域限制的突破作用。

涉及新闻的叙事理论认为，叙事作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事件的时间扭曲后嵌入故事的时间，制造新的时间架构。换句话说，在新闻作品中，时间是重新安排并具有相对独立的叙事能力的，时间的多少可以体现时间的重要与否。在电视媒介中，节目内容是以时间计算的，[12]因此电视文本最彻底地夸大了时间的叙述力量。

时间作为人类日常生活行为中最基本的参考量之一，正是由于时间的“无声无息”，传播学研究者们很少专门性地从媒介的角度审视时间。即便如此，在许多有关媒介的研究中，我们仍然能够或多或少看到一些有关时间的思想闪光点。

第二节 媒介：变革时间的观念及分配

在时间观念演变史上，人类曾经先后经历了四次时间革命，即自然时间的革命、钟表时间的革命、媒介时间的革命，现在也许正在面临受众时间的革命。当下，在信息主导的新型社会形态里，媒介重新建构了人类的时间观念。时间观念的媒介化导致人类对时间的分配也逐渐趋向媒介化，人们按照媒介时间来安排生活。一、时间观念的变革

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类经历了三次时间观念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记载时间的介质越来越先进，测量时间的精度越来越准确，但人也越来越为时间所捆绑，变得不再自由了。1.自然时间和农业文明

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转）、季节流转（春夏秋冬的交替）、植物生长（花草树木的枯荣）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在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在长期的劳作实践中，这些规律性的自然现象作为传播媒介开始进入人们的观念世界，为人们时间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原始的基础，人们慢慢地体会到了自然时间的客观存在。因此，自然时间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农业社会缓慢变迁、稳定平衡的若干特征。

日晷、圭表是中国人最早创制出的利用阳光下影子移动的规律，测定二十四节气和回归年长度的天文仪器。作为农耕文明重要标识的农历二十四节气（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就是人类在自然时间革命中形成的重要成果。农耕社会创造的日晷、圭表、沙漏和历法等简易计时工具和方法，成了当时人们对于时间最基础的理解方式。2.钟表时间和工业文明

钟表时间是以事物运动（日晷、水钟和沙漏）和物体摆动（机械钟摆）的等时性规律为控制标准的时间体系，以抽象的时间单位（时、分、秒）定时。随着钟表在机械技术上获得突破，钟表从最初的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从时间标准的混乱到19世纪末期标准时区的确立，钟表时间终于逐渐普及，并占据了社会系统的重要位置，成为推进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

钟表时间既是人类对时间认识与把握的进步，也是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当人类劳作进入集体化、规模化和流水作业的阶段，当工业生产越来越标准化、科学化和精细化，过去那种粗疏的自然节气与简陋的计时工具已经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比较准确的钟表计时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随着钟表在全社会的普及，它不再仅仅只是一项简单的机械技术，而是成为一种时间的符号甚至身份的象征。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深刻变化。

过去，人们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借由历法来安排生产生活。那时，时间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个人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和支配权。而在工业社会，作为人造时间的钟表时间，不但成为工业生产的组织者，还成为统治者，成为工业社会有条不紊的关键。人们已经不能像在自然时间时期那样根据天体规律、人体信号和个人兴趣喜好而自主地支配时间和分配时间，甚至也不能按照客观事物的情境和一帮人的需要而自由地安排时间和组织活动。标准时区和“首都时间”（如北京时间）的确立，一方面有效避免了时间管理中的无序和混乱，另一方面也彻底改变了自然时间的原有规律和秩序，让东西相距千里的人在相同时间和相同天象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同时不同天，同天不同[13]时”的空间景观和时间感受。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文明人制造了马车，但他的双脚却渐渐丧失了力量。”“他有了一块精致的瑞士表，但他失去了通过太阳准确地辨别出时间的技能。他有了格林尼治的天文手册，当他需要什么信息的时候，他能准确地从中查到，但生活在喧嚣城市中的人连天上的星星都认不出来了。本是极生动的日历，对他来说只[14]不过是一张张纸罢了。”因此，发明可能成为某种阻碍，文明可能成为某种束缚。如何正确地使用越来越先进的计时工具，正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难题。3.媒介时间与信息社会

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如飞机汽车、广播电报等的出现使得社会的时空特征呈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许多新特点。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迅速普及，电视、手机、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介得到广泛运用，不仅显示时间的钟表面临生存危机，而且同钟表时间有关的各种观念、体制和形态也都面临挑战和抉择。（1）计时工具的媒介化

媒介化既指媒介与传播的物质实体，也指媒介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它甚至还可以将创新、科技、生产、讯息、消费等内容纳入媒介地理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是地球运转过程中人类社会活动的印迹和记载，是人类对时间的记忆和想象，也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和反思的载体和工具。随着传播媒介与时间器物的融合加速，纯粹显示时间的钟表将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兼容了显时、媒介、通讯、娱乐等各种功能的科技器物，小到手机、电话、笔记本电脑、收音机，大到电视机、台式电脑等，几乎所有的电子媒介都具有了计时的辅助功能，有的甚至比钟表的功能更全。例如有些手机的秒表功能便可以精确到比秒更小的单位，还能显示日历表和不同时区的时间。此外，随着这些新兴媒介在生活中运用的普及，它们便逐步替代了钟表的角色。（2）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

电子媒介工业通过内容的组织、节目的编排和时间的提示等手段，不仅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塑造了以炫目性、瞬时性、碎片性、断裂性和当下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而且改变了人类的传统的时间感知方式，进入了无历史感、无未来感、无实体感的虚拟化的时间感知环境，并对人类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颠覆和重塑，实现了以媒介时间为参照系的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新节奏、新次序和新结构。

首先，某个节目会取代精确的钟表时间，成为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也就是说，一个节目长期在固定时段播出能够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慢慢会形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参照，而可以不用依赖钟表掌握时间。举个例子，对于很多家庭，洗澡时间被安排在《新闻联播》结束以后，而晚饭时间被确定为某电视剧播出之前。实际上，在这样的家庭中，电视时间表已经取代了时钟时间，成为家庭内其他活动的时间参考标准。

其次，电子媒介通过电视剧、天气预报、广告、新闻等节目碎片的连贯性、周期性组合，把一年以小时、天数和星期结构起来，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连续性的时间坐标，这是一种更为长期、深刻的媒介影响。当我们透视一些人的日常生活时，从早上的新闻到中午的娱乐再到晚上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电子媒介按照生活的规律为这些人安排好了每日的时间进程，并几乎贯穿始终。

再次，营造标志性的媒介事件也是媒介影响和改变观众时间观念的重要方式。媒介实质上通过媒介事件完成了更长时段时间参考标准的转移，媒介事件是某种意义上的日历、周历甚至年历。大众传播媒介将不平常的媒介事件人为平常化，创造周期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从而完成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倒计时设置和会期安排，国外媒体就有所谓“北京时间”和“上海时间”之说。就“倒计时”这一动词性短语来说，它一方面十分准确、清楚、科学地描述了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间的逼近，有种时间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是指我们同事件发生的距离已经越来越短，有一种空间的靠近感。如今“倒计时”已被普遍采用，而且超越了使用范围，成为一个适用性极强、适用范围极广的兼具时间和空间特点的词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了中国几千年传统节日春节的标志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春晚节目和年夜饭就是除夕的全部。而在平时，各种体育比赛和节日（如植树节、端午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国庆节）都会掀起收视的热潮，时间就在这些接连不断发生[15]的看似散乱实质富有规律的事件中被串联起来。着重社会现象描述的阿尔文·托夫勒在其《未来的震荡》一书中描述了传播媒介这一隐蔽的功能：“在美国，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春天的到来不是以草木突然萌发的嫩芽为标志（在曼哈顿很少见到绿色），而是以棒球赛[16]季节的开始为标志。”

最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和普及，不仅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和距离，将世界变成地球村、休闲屋，更是以其互动性、个人性、即时性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造成了时间呈现和时间刻度的当下性、即刻性、零碎性的偏离，从此时间便缺乏了久远感、厚重感和积淀感；新的时间观不仅进一步解构和重塑了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时间程序，改变了人们对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的认知和解释，也影响着他们的当下行为和未来方向。有专家惊呼：“时间自在地流逝，而人则在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创造了时间的威权，[17]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

由此可见，以新媒介和广播影视等为主力军的电子媒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城略地，销蚀空间的差异，荡平山河的阻隔，迅速地将人类带向一个与传统的文化旨趣和经典的时间模式相反的方向，迈向一个既让人兴奋不已又让人担惊受怕的不明朗的未来时空。二、时间分配的媒介化

媒介不仅建构了人们对时间的观念，重塑了人们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感知，而且更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的分配。例如电视节目进行时间安排的初衷是为了适应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但结果却是人们按照电视节目的时间制订计划表。总的来说，当今社会个人的媒介消费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呈现出从对现实时间的消费转向对虚拟时间的消费。三、媒介消费时间的变化“社会时间是现实的、正在生存的平均的人正在或者已经经历过[18]的时间”，也包括历史时间、过去时间中正在生存的平均的人没有经历过的事件过程，可以分为社会生活时间和社会工作时间。传承与延续是其常态，断裂与破碎是其异态。个人时间是指千变万化的个人规模的事件在社会时间中占有的时间单位，是社会时间的细胞和组成部分。我国自1994年5月起，开始了每周5天工作制，1999年又推行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长假，现在已有法定假日114天（不包括日常生活中“8小时以外”可用于休闲的时间），这意味着时间分配中三分之二是社会时间，三分之一属于个人时间。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王琪延博士的课题组1999年所做的调查，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日工作（或学习）时间为5小时1分，个人生活必需时间10小时42分，家务劳动时间2小时21分，闲暇时间6小时6分钟。在工作日四类活动时间构成比例分别为27%、43%、8%、22%，在[19]休息日则变为4%、47%、14%、35%。同时，在个人时间中，用于消费媒介的时间正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日本，NHK广播舆论调查所为了弄清闲暇在国民每日生活时间中所占的比重，在1975年曾进行过一次广泛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人的闲暇时间在每日生活时间中约占四分之一，在闲暇时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时间又占整个闲暇时间的73％，而用于看电视的时间最多，听广播和阅读的时间最少。这既反映了人们的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日常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已逐步持平的事实，又说明了大众媒介在个人时间和闲暇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乔治·康斯托克在《电视与人类行为》中对美国人的闲暇生活情况分析道：“看电视据称是比包括吃饭在内的其他活动次要的事情。但电视却占有了全部闲暇时间的整整1/3，甚至各种社交性的活动，包括在家里、在外面同他人谈话，都不能同电视在自由时间所占的统治地位相比拟；这种社交性活动只占闲暇时间的1/4。阅读、学习和使用其他大众媒介的时间只占15%。到别的地方去和做别的事——远足、狩猎、看歌剧等等——只占闲暇时间的5%。电视成了美国自由[20]支配的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中国人民大学生活时间课题组1999年所做的调查，我国城镇居民的日平均闲暇时间为6小时25分钟，其中，看电视时间是3小时38分，看电视时间占闲暇时间的56.6%，占全部生活时间的14.8%。在休息日，看电视的时间达到4小时39分钟，占闲暇时间的52.5%，[21]占全部生活时间的18.8%。城镇居民是这样，农村居民也是如此。根据一次对河北农村农民闲暇生活方式调查的数据显示，看电视是他们一天中最耗时的闲暇活动，达107.71分钟，远远超过户外交往交谈[22]（44.29分钟）和无事休息的时间（38.42分钟）。

保罗·法斯说：“电视定时地出现在我们多数人面前，就像晚宴上的不速之客，像睡魔，它常常是导师，而对许多人来说，又是天天相处的伙伴。它是一种习惯、一剂镇静药，当它让我们熟悉美国社会的[23]事实和幻想时，又是一位社会调解员。”可见，个人不仅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时间，也占有越来越多的媒介时间特别是电视时间。四、虚拟时间的出现

在人类的现实时间之外，当代人特别是网络成瘾者还存在一种与现实生活并存的虚拟时间，即他们生活在一个既沉浸其中又超脱之外的社会结构里，过着一种既活着又不活着、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特殊生活。外在的他们虽然也像一般人那样生活和工作着，然而，内在的他们因为沉浸在网络游戏、网络聊天、网络视频等娱乐活动之中，从而已经深入某种与现实世界有着一定距离的、虚拟的特殊境界中。这些置身于虚拟时间中的人，对于现实时间中一切期待、规范、要求甚至重要价值都有可能不予理睬，而对于那些非主流的次价值、为社会反对的观念却充满热情。

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时间不只是单纯的被重新建构的线性时间，还包含着重新建构在复合时间中的新闻事件、娱乐内容，以及在其间获得的传播科技、媒介内容和认知系统相互作用的意义与情趣。因此，对于网络时代的先行者来说，世界既不是自然的或物质的，也不是被事先确定和给予的，而是在人与机器的互动中由媒介内容、传播科技和认知系统共同组成的超级系统或想象空间。如何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中的优质价值发挥到最大、将其劣质价值降低到最小，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互联网的博客、虚拟社区、网络视频等等网络自媒体的跨时间与地理性将真实世界中的时空压缩，让网民们在自我意识里摆脱了真实时空的约束，完全沉醉于网络所营造的这个虚拟世界，在这里它们不仅具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和控制的权利，而且也拥有了更多的能够操控的时间。真实生活的一切似乎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甚至上班都可以搬到家里，约会可以放在网上，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和媒介深深地[24]联系在一起。

第三节 时间：影响媒介的生产

如果说报纸杂志的生产主要反映了人类对空间的经营，那么电视的生产则主要体现了经营时间的智慧。作为空间媒介，报纸杂志向读者和广告客户出售的是载有新闻、娱乐和广告信息的空间；而作为时间媒介的电视，它向受众和广告商出售的则是载有新闻、娱乐和广告信息的时间。一、电视的生产与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是，身体即天地。麦克鲁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的每一种延伸、技术的每一点进步，其背后都包含着身体的考量，体现了时间的立场。从电报到电话，再从广播、电视到电脑、网络和手机，电子媒介的发展将人的身体的容忍度和信息传递的时效度逐渐推至极限。更重要的是，电子媒介的内容本身就是围绕着时间维度进行内容的生产、制作、编辑、传播、营销、推广和广告招揽与销售的，都是以时间（时、分、秒）来思考、计量、划分、展现、定价和出售的。

在我国，广电媒介产业经营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那时开始，我国的广电产业才开始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有关的理论研究也打破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开拓了广播电视媒介产业经营研究的新天地。近几年来，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产业经营研究不断升温，既有系统、鲜明的学术性、理论性，又有着较强针对性的中国媒介经营研究论著不断出现。一系列国际、国内媒介经营研究领域的成果可以说已经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与此同时，媒介经营研究自身也正在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门类，初步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探索体系。

但是，由于广播媒介影响力及产业规模方面的原因，专门对广播媒介开展经营研究的论著较为罕见。迄今为止，很多有关广电媒介经济、广电媒介经营方面的研究都不是从广电媒介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没有建构具备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对广电媒介的经营销售研究没有充分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的理论体系，切入问题本质内核进行分析，在理论体系构建上带有先天性的不足；关于广电媒介经营、管理、销售方面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过分注重操作上的归纳和总结，过分注重实务经验，缺少对广电媒介理论和学术上的考虑、分析，这一不足实际上是过多地受到美国经验主义学派的约束所致。

而从时间的概念入手，可以说为广播电视媒介产业经营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引入了一个新的认识切入基点。对于电子媒介来说，从传播符号到内容的展现方式，从作为喉舌工具展开宣传到作为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时间是广电媒介的一切的中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广电媒介就是时间媒介。传播的内容如果要展开，就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时间是以广电媒介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所有内容得以存在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时间也是电子媒介的经营得以展开的内容。

实际上，针对媒介经营中的时间研究，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媒介经营管理学》和《媒介管理学》两书已经对于时间在[25]媒介运作中的经营管理进行过较为全面深入探讨。《论电视的时间经营与销售》一文则更进一步，论文认为，研究电子媒介的一个最重要的捷径，就是探讨它的时间经营与销售。受众作为广播电视媒介的消费者，支出时间与金钱交换该项媒介产品即广播电视节目，媒介则把受众的时间卖给广告客户。时间是一项稀缺资源，广播电视媒介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满足从受众到广告客户乃至于全社会在信息与娱乐等方面的各种需求，便成为其最大限度盈利的市场起点和动力。对于媒介经营管理者来说，受众时间具有不可逆性、非均质性、可变性和商品性的特点。对受众时间的争夺，就是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对媒介影响力的争夺，最终也是对媒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争夺。论文认为，对于受众时间的关注与重视，既是当代世界以人为本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媒介经营管理中对最本质、最核心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时间观念由低层向高层、由物质层面向精[26]神层面跃升的基本规律。

在此基础上，《论电视的时间经营与销售》一文提出了电视节目时间管理和编排应遵循的五个原则:（1）依据电视节目的覆盖范围；（2）依据受众的分布和组成情况；（3）依据受众的作息规律和收视心理、收视习惯、收视时间情况；（4）依据电视节目内容的不同领域特点和重要性、新鲜性、接近性等价值要素；（5）依据本电视台的专业特点、专业特色和专业追求。还提出了电视节目时段选择的要领，如时段的选择要依循受众的“收视流向”，要清楚每个时段的受众是些什么人?有多少?这些受众可以分别“卖”给谁? 最佳时段应有[27]最佳剧目相配合等。此外，论文还对时段与节目编排的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时间的角度来研究电子媒介的经营管理，是符合电子媒介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首先这种研究思路体现了电子媒介的经营实质，把时间看作媒介与受众、媒介与广告客户沟通的关键。其中，节目时间、广告时间等的可创造性、商品性、生产成本与价格不对称性等因素构成了媒介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经营；而受众时间的不可逆性、非均质性、可变性和商品性等构成了媒介产品“销售过程”的经营管理。

其次，“媒介时间”思路下的媒介经营管理，充分利用了电子媒介改变人类时间观念的特性。这是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媒介经营管理中对本质和核心问题的理解与把握。目前，对于“媒介时间”的认识，很多电子媒介的经营者和研究者还停留在“媒介使用时间”的阶段，这种看法简单地把时间作为一种“计量单位”而不是电子媒介经营的内容和核心问题来看，显然这是不恰当的。而针对“媒介时间”的电子媒介经营管理研究，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尤其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更深入地定量研究。而这一切需要从重视“媒介时间”这一概念开始。二、媒介生产中时间概念的运用

时间在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子媒介通过节目时间的编排、节目时段选择等方式来实现更好地对受众的传播。这样一来，时间似乎只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没有产生影响。但事实上，媒介内容的生产，尤其是新闻生产离不开与时间相关的概念。时效性、适宜性、时代感是媒介生产中运用较多的三种时间概念。1.时效性

时效性是新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核心，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人们常说“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在媒介竞争激烈的今天，新闻的时效性被各家媒体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新闻的时效性侧重表达传播时间与传播效果的关系，其中还要考虑传播环境的外在因素。从理论上来说，时效性是指事实发生与作为新闻事实发生之间的时间差（时距），以及新闻面世以后激起的社会效果的相关量，即新闻产生应有社会效果的时距限度。就是说，新闻报道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才会具有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时效性要求记者迅速及时地把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出去，最大限度地缩短新闻事实的发生与报道之间的时间差。时效性是新闻存活及构成新闻价值的重要条件，也是新闻的珍贵处所在。新闻姓“新”，只有“新”才能吸引受众，否则就变成了“明日黄花”无人问津了。

新闻的时效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传播技术、通讯手段的进步紧密相关。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媒体在新闻时效性方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对时间限度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时效性变得原来越短了。2008年“5·12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凤凰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消息发布出来，不少手机报也在下午版发布了消息，但绝大多数报纸最快也只能在5月13日报道这则突发性新闻事件。

网络媒体在时效性方面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无所作为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各具特点，都可以在最大限度中追求时效性。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加强在时效性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媒介内部制度方面的建设。2009年央视改版期间，为了提高新闻的质量，加快新闻的时效性，从6月初开始，央视率先在全国8个城市设立应急报道驻点。央视向各驻点派记者，一旦当地发生突发事件，驻点记者会在4-6个小时内赶到现场报道，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在“6·5”成都公交车特大放火案发生后仅仅50分钟，央视驻成都站的记者就出现在了事故现场。

时效性的竞争对媒介来说固然必不可少，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还肩负着社会责任，必须有利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媒介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看准时机，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产生最广泛的社会影响。2.时宜性

人们在生活中常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信息传播和媒介管理，这就是对时宜性的把握。时宜性在新闻学中指的是新闻报道的最佳时机。最佳时机不仅要求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对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敏感性，碰到好的报道时机，就立即采写，立即发稿；还要求记者和编辑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篇报道要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除了要求时效性强以外，适当的发表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局部和整体、眼前与长远、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认知不一致，在决定新闻事实的取舍和发表时机时就会存在一些矛盾。

报道同样一个事件、表达同样一个主题，在不同时机进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毛泽东曾经说过，“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28]脆不登。”例如在案件报道中就要非常注重对时宜性的把握。对案[29]件报道时间的把握，学界和业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立案说，指案件一经立案就可以报道。从理论上说，这种主张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一旦启动了司法程序，按照法治社会公开透明的原则，针对公民、法人开展的司法活动是要接受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的。这时候，进行客观的报道，并不必然损害司法独立。二是结案说，即案件办理完结以后，才允许采访报道。不少司法界人士都持这种主张，目的是为了防止“媒体审判”。第三种是文责自负说。1998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时指出，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民旁听外，允许新闻机构以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就意味着新闻记者旁听庭审后，即使在法院宣判前，也可以进行报道，前提是“自负其责”。无论哪种说法，都要求记者在案件报道时遵循时宜性原则。

凡事有其时，选对了时机，不仅可以趋吉避凶，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错了时机，原本是好事也会被曲解成坏事情。对新闻传播与媒介管理时宜性的把握，要看准当时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气候，以及市场生态和受众心理承受能力，这样才能抓住时机及时出手，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否则，就像网上一则笑话：机会像小偷，来时悄无声息，走时损失惨重。3.时代感

在当今激烈的媒介竞争中，媒介依靠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我们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猛增，人们需要媒介提供具有时代感的信息。媒介对时代感的把握，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把握历史的脉络，顺应社会的发展，引领时代的潮流。媒介对时代感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媒介内容的时代感、媒介形式的时代感以及媒介语言的时代感。（1）内容的时代感

媒介内容的时代感表现在媒介始终要高扬时代的主旋律，反映时代的灵魂，歌颂时代新风尚，抒写时代最强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时代感首先要着眼于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着眼于时代精神的记录、着眼于当下人民群众的生活。

例如近些年来兴起的电视民生新闻就强烈地体现出了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所谓民生新闻，笼统来说是指与人民群众生计、生活、生存、生命息息相关的新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后，开始争取自身的话语权。而民生新闻的出现正是市民阶层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寻求话语权的表现。民生新闻从平民视角出发，内容大多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追求民本的价值取向。民生新闻因有效地搭建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凸显了时代特征而深受人们的欢迎。（2）形式的时代感

不管是报刊这样的平面媒体还是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它们的形式都应当突出时代特征。

以电视节目形式为例。

自从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超级女声》以来，我国电视选秀节目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到了2006年，选秀节目达到高潮。一时间选秀节目风靡大江南北，《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SHOW》、《绝对唱响》等都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尽管电视选秀节目受到不少诟病，但就其节目形式而言，鲜明的时代感是毫无疑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大众文化兴起，电视娱乐开始逐渐成为主流。而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选秀节目正契合了当今的时代精神。选秀节目一方面体现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另一当面也彰显了人们对自我个性的追求。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公平竞争的观念深入人心，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政治上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得人们敢于思考，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培养了人们多样的兴趣。时代的这些变革必然导致现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参与热情；同时，也培养了人们参与竞争的意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冲破了思想意识、行为规范和性格特征的模式化的壁垒，更愿意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

同时，节目主持人也应当具有时代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风格在也不断变化，追求时代感是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要求。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一直保持着端庄严肃、正襟危坐的风格，对主持人的播音要求也是字正腔圆、一字不错。这是因为央视是国家电视台，其新闻节目更是重中之重，自然也给人留下严肃庄重的印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也要求央视新闻主持人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主持风格。2009年7月，央视名牌栏目《朝闻天下》拉开央视改版的序幕，而主持人胡蝶更具时代感的主持风格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赞誉，还被网友评价为“央视最美女主播”。2009年7月27日，《朝闻天下》中胡蝶的亮相让人们眼前一亮，一改央视新闻主播不苟言笑、严肃稳重的风格。短发搭配不对称刘海，身着一袭粉色服装。胡蝶不仅外形甜美，声音也亲切得如邻家女孩一般。胡蝶的主持风格更加亲切、轻松，央视改版首战告捷。（3）语言的时代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也反映在语言上。近几年来，网络媒体的兴起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词汇，“互联网”、“网民”、“博客”、“播客”、“下载”等词汇已经为许多现代人所接受，甚至以权威性著称的《辞海》也在2009年修订时收入了不少网络用语，以适应这个网络新时代的需求。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媒介应当以客观、公正、真实的态度来反映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变革。媒介只有运用反映时代精神的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才能把这个时代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气象、新精神展现出来。

第四节 媒介时间：媒介研究的新视角

媒介时间主要是指以广播电视的节目编排、时段选择和时间提示等时间符号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包括频道（频率）时间、节目时间、广告时间和接收时间。媒介时间作为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正是电子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人类计时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是电子媒介内容和人类生活与工作的体现方式。一、媒介时间的社会影响

对媒介时间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研究媒介时间对于社会影响、人对时间感知和利用的批判研究，即分析研究媒介对于人们时间观念和时间对于社会行为影响、塑造的过程及其路径。

媒介时间塑造着人类新的时间观念，这种塑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经营管理电子媒介机构。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时间观念的建构，必然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媒介消费方面。那么在“媒介时间”视野下的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构成了“媒介时间论”的另一个研究板块。

实际上，这个角度的媒介时间研究是带有批判学派性质的媒介研究，和上述电子媒介经营管理的行政学派角度的研究构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在这种视角下的“媒介时间”，所涵盖的意义更为宽广，不仅仅是媒介中的节目时间、广告时间等，而是以电子媒介的媒介内容和媒介符号等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时间参照标准体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那么，这种电子媒介对于人们时间观念的塑造有何特征，将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产生哪些利与弊？……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媒介时间”的批判研究。

姚力、蒋云峰在《大众文化的时间困境》一文中写道：“时间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几乎所有的文化类型都是以一种特定的时间感为基础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兴起和主体的张扬，怀疑主义瓦解了信仰的基础，线性时间失去了其终点，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确定性的丧失，于是人们对时间的焦虑取代了对生命的感伤，生存变成了无方向性的时间箭矢。危机随即产生。作为大众精神食粮的媒介文化，为了舒解普世人群的压力，通过对“现在”的神化、将时间空间化、让人遗忘整体性时间的三种策略，来消解和遗忘时间，它也因而充当了现代“宗教”的角色。“现在”成了大众躲避危机、消费欲望与进行末世狂欢的场所。媒介文化试图通过反时间来克服时间的危机，最终将人类推入时间的深渊。这种对时间危机问题的追问，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类自由生存追寻的过程。尽管最后的结局是如此的无力又无奈[30]。

卞冬磊和张红军在《媒介时间的来临: 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的想象》一文中研究了“媒介时间”的形成和特征。文中提到，媒介时间具有瞬时、零散和无序的特征。以电视和手机为代表的传播媒介通过技术和内容的双重作用形成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普遍渗透。电子媒介的瞬时性加剧了人们对信息流动加速的心理感受，特别是现场直播成为一种常态性报道手段后，瞬时传播对观众的心理冲击已不可收拾。媒介时间带来的“瞬间时间”的感觉，加剧了人们对事物“即时满足”的需求。大众传播媒介内容的零散化特征，必然影响到人类的思维方式，造成人们整体知觉的退化，我们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关注持续性的事件，而是习惯于消化短小的、琐碎的、简单的文字，我们对时间不再有持续的、整体的感觉。同时，电子媒介重新安排事件的时序结构，形成“电子云”式的媒介时间模式，这种处理手法颠覆了我们日常生活经历事件时的那种线性的、有序的时间感觉。媒介事件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向人格化的一种回归，它将钟表时间体系瓦解，使[31]时间再次与人紧密相连。

金琛则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里的时间缺憾，即电子媒介混淆了受众对于真实时间和虚拟时间的感知，造成对自身的异化；并且过度地使用电子媒介使得人们人际沟通的减少，造成另一种层面上的沟通障[32]碍。梁国伟在《绽放在电视媒介形态中的时间意识》一文中指出，电视媒介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显现出人类不同的时间感受，在其媒介技术形态中，程度不等地表征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时间意识结构，可以在对这些深层意识结构的研究分析中，发现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内在[33]动力，即来自于人类深层心理中试图把握与控制时间的欲望。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又提出了“时间贫穷”的概念。认为“时间贫穷”是穷人应对“经济贫穷”的结果。所谓时间贫穷，是指一些收入低下的劳动者没有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他们为了生计常常需要延长工作时间来换取物质水平的保证和提高，从而导致非常缺乏让自己身心放松的休闲时间和媒介消费时间。长此以往，GDP可能上升了，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急剧下降；生活水准可能上去了，但是人们的“信息贫穷”和“知识贫穷”的程度反而加重了。

国际营销大师比尔·奎恩（Bill Quain）为此写出了《建立你的时间资产》一书，试图告诉人们如何计算时间的价值，如何少工作而多获得，如何回避与远离那些占据你时间的荒谬的事和人，如何跳出“工作高速路”而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解放自己。简而言之，[34]就是如何克服时间贫穷、建立时间资产、过上富裕生活。但是，我们感觉比尔·奎恩更多的是在给白领和富人们出谋划策，对穷人真正要解决“经济贫穷”、“时间贫穷”甚至“知识贫穷”问题帮助不大。

媒介时间的批判研究立足于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把媒介置身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并从时间观念的塑造的维度去考量。这种研究从宏观文化的角度提出媒介时间建构日常生活结构、心理认知和社会影响等问题的观点。相比于针对媒介经营管理的行政性研究，批判研究更有根本性的质疑意味，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这个信息时代和消费时代，“媒介时间”的社会影响研究是值得我们的传播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二、媒介时间与新媒体

媒介时间的研究因电子媒介而起，以电子媒介时间为主要对象和重要标志，但它又是全媒介的和全社会的。我们看到，通过2008年奥运会的洗礼之后，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再到具有通讯、上网、娱乐等丰富功能的手机，各种新兴媒介无处不在，在奥运报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不断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可以预见，在电子媒介越来越多地占据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的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兴媒介必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相比于电视和广播，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的互动性、个人性、即时性的传播特点更加颠覆了人们对于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其对于日常生活的时间的建构将更加的明显和直接。

例如手机，它融合了所有有利于加速信息传递的优点。在空间位置上，它的无线轻巧，使它可以伴随躯体和交通工具流动；在信息传输上，电子技术助它一臂之力。手机结合了以前所有媒介对载体的运用方法，在超越时间、加快信息流动上更胜一筹，在细微之间缩小了发送信息到接收信息之间的时间沟壑。毫无疑问，在手机越来越普及的同时，我们的时间观念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转变。

对于媒介时间的研究而言，新兴媒介的涌现让媒介时间研究所描述的图景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那么媒介时间的研究自然有更多的必要。从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来看，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介的发展，使“媒介时间”更加炫目、瞬时、零散与无序，因此无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建构，还是对于人们的时间体验和心理认知来说，媒介时间的批判研究都会有更多的视角，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有弊的；而对于媒介的经营管理研究而言，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兴媒介都需要在融合的过程中，从时间这一维度来考虑媒介管理和整个媒介产业的发展，更多地提出有价值的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三、媒介地理学如何研究时间

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顺序和持续性，作为物质的存续方式，既包括事件出现的顺序和位置，也包括事件存在的刻度和时距，即个人知觉到的事件的顺序性、持续性、存在方式和时间距离。同时，它还包括世纪、时代、时期、年、季、月、日、时、分、秒和过去、现在、未来等各种不同的关于时间刻度的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和人类生活语义。随着自然时间的人性化、社会化和媒介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时间观念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拷问、质疑、思考和重新认识。

时间是一种文明，因为只有人类才具备时间观念；时间是一项社会制度，在社会的土壤中生成，因此随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改变；时间是世界的一个截面，通过对时间文明的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结构、人类心理的变迁历程。了解了时间的进程，就了解了社会的纵向变化，就了解了文明的一个侧面。从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都试图运用不同的历史视角去把握时间的主观性；而从毕达哥拉斯起，历经亚里斯多德、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霍金，都试图运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科学作为工具去解析时间的自然性。

在《媒介理论前沿》一书中，我们曾经围绕媒介时间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工作时间与学业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延伸性时间与压缩性时间、直线性时间与周期性时间、真实的时间与虚拟的时[35]间等进行过分析和阐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下面我们介绍和论述西方文化地理学者是如何对时间进行研究的，也许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可行性路径。1.时空收敛

早在狭义相对论中，物理学就已经向人们揭示了时间膨胀和空间收敛的时空性质。如果时间有膨胀性，那么它就具有收敛性；相反，如果空间有收敛性，那么它也具有膨胀性。时空收敛（time-space convergence）是基于一个世纪内人们穿越相同距离所需时间的急剧减少、世界好像突然“变小了”的实际，由贾内尔（Janelle）提出来的概念。他选用从乘坐马车、火车到飞机在两个城市之间旅行所需时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时空收敛曲线图，从而表明从17世纪到20世纪，同样是穿越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旅行耗时如何从几周减少到几个小时。他还更精确地计算出1776-1966年两个城市之间平均“收敛率”[36]为每年29分钟。时空收敛论与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鲁汉1967年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地球村”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是指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将会给人许多启迪。2.时空路径

哈格斯特朗（Hagersteand,1973）曾在研究时间地理学时对时空路径（time-space paths）进行过充分阐述。他设计了一个模型图，时间（从早到晚）处于向上延伸的轴线上，空间（家、单位、剧院、餐厅等）处于横向交织的圆框中，通过这个三维图追踪个人执行每天的任务时以家为中轴线（早上离开家晚上回到家）的纵向和横向的时[37]空路径，可以得知他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和广阔性，进而也可以得知他的工作性质、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如果一个人的时空路径仅局限于家庭与单位两点一线之间，而另一个人的时间路径则在家庭、单位、酒店、会场、机场等众多场所之间奔波，两人的工作性质和人生质量是不一样的。有些媒体机构根据播音员、主持人、记者、编辑、媒体领导的工作性质和时空路径的不同，分别给予不同的车费补贴，其道理也在这里。城市管理者根据市民的时空路径确定“交通高峰期”和节假日“人口集中带”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疏导，也是遵循了时空路径的活动规律。3.时空压缩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哈维（Harvey）从“空间被时间湮灭”的想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论点。他认为，为了“占领空间”就必须产生“新的空间”，而“新的空间”又必然造成一种世界普遍“加速”的感觉，从而导致一种“压倒一切的压缩感”。 因此，时空压缩就是“把空间与时间和经济必要性与文化表达两方面相连[38]接”导致时空收敛压缩世界“空间屏障”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中，这个缩小着的世界是“创造性破坏”周期过程的一部分，就如同需要新的投资以解决人口过剩的危机一样。

媒介时空压缩可以推进媒介时空扩展，而媒介时空扩展也需要借助时空压缩。广告语：“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讲的就是将经济必要性和文化表达相连接形成媒介时空压缩可以大幅拓展媒介时空。在媒介作品中，百年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轻松地、经济地压缩在一部小说、一台戏曲、一部电影中，甚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压缩在一篇论文或几句话当中。因此，恰当地运用媒介时空压缩可以让一个人的信息、知识、思想和情感世代流传，也可以将几代人的人生历程聚焦于一刻。4.时空整合

根据时空整合的框架体系，沃勒斯坦（Wallerstein）从布劳德尔（Blaudel）的社会时间分类得到启发，提出了短暂时间、摹制时间和结构时间。所谓短暂时间，是指“通过事件、事迹、特定时刻和偶然[39]事件来追溯变化的传统历史上的时间。”沃勒斯坦确定了事件发生直接场所的地缘政治空间作为空间的对应物，由此创造了短期地缘政治时空。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的对应物就是卢沟桥。摹制时间是指能够反映趋势和周期变化的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时空形态。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晨8∶40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其对应物就是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地标性建筑，说明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开始蔓延。1949年4月23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南京城，它标志着一个旧政权的覆灭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对应物是4月27日拍摄的“占领南京总统府”照片及其旧址。结构时间主要指涉及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缓慢的日常活动的线性结构成分，如早中晚三餐。这三种时间形态犹如时空金字塔，从上到下，由少到多，由精到粗。短暂时间位于塔顶，其内核由偶然事件和重大事件组成；摹制时间位于塔腰，其内核由反映历史趋势和周期变化的事件或活动构成；结构时间位于塔底，日常生活和工作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

此外，时空等待也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社会和媒介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过程，也需要社会和媒介成员进行心理预热和知识更新。通常人们都习惯于在既有制度之下生活，因为他们拥有在既有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心理定势和行动知识，这使得他们能够有把握地、熟练地、快速地应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新的制度环境要求新的心理和知识，当计算机作为记者、编辑们必须掌握的劳动工具进入大众传播过程时，必须给出一定时间和空间对记者和编辑进行专门的计算机操作和使用培训。如果尚未经过教育培训过程，就把他们贸然推入计算机和网络传播系统的工作环境之中，那么他们将无所适从，传播和媒介系统就会陷入失序和混乱之中。因此，在进行一项新的变革和新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时空等待问题，而不可急于求成、操之过急。以为个人不需要任何时间过程就可以进入所有的知识结构和“真理”空间的想法是天真的。

纵观人类时间观念革命的历程，我们发现：（1）结构时间是人类社会时间体系中的主体和常态，自然时间也是人类时间体系中的核心和根本，它们是其他时间体系建构的基础和前提。（2）记载时间的介质越来越先进，测量时间的精度越来越准确，但人却被时间所绑架，成为时间的奴隶，变得越来越不自由。（3）人类时间的显示正在向具象的、流动的、视屏化方向发展。（4）人类的时间体系呈现出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相对应的等值的关系，并且是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生态关系。（5）人类时间体系的未来建构已经呈现出充分关注人类的身心特点与需求的趋势，体现了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规律，当下，弹性工作制、目标考核制已逐渐实行，家庭上班化、生产分散化已呈现趋势。（6）媒介生命力一方面在历史观念的支配下努力延续和拓展信息传播的时间长度和场域，以提高自身的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又在时效观念的逼迫下竭力收紧和压缩信息传播的时间线条和体量，以争取“先声夺人”、“先发制人”的传播优势。媒介的形态及其内容的革新，似乎要永远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纠葛、博弈、发展和演化。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第四维，时间特别是媒介时间的概念充满神奇和诱惑。主流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理论研究，大多缺少媒介时间因素的介入与考量。传播学和媒介理论研究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地处理时间问题，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中虽然有时间概念，但却缺乏准确性和精确度。目前，关于媒介时间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媒介时间论”对于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还需要与媒介地理论、媒介空间论、媒介生态论、媒介演化论和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相结合，寻找和建构真正符合媒介规律、推进媒介改革的路径和体系；“媒介时间论”对于社会影响的研究，可以和媒介霸权论、媒介人种论、媒介执政论和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相互参照，更为全面地认知媒介和社会的关系；“媒介时间论”对于学科建设的研究，可以同时间史研究、计时科技的研究、媒介理论和传播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积极探讨构建媒介时间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

总之，媒介时间论期待学人的加入，呼唤学科的交叉，寻求思路的突破，企望体系的建构。[1]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1页。[2] 刘岸挺：《“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第107页。[3] 〔美〕戴维·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2页。[4] 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5] 李大钊著：《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6] 同上，第360页。[7] P．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ans. By K. McLaughlin, D.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61-62.[8] 〔英〕布赖恩·特纳编，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页。[9] 〔英〕齐格丽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5页。[10] 〔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著，成素梅等译：《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11] 〔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12] 李岩著：《媒介批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13] 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针对媒介时间观念的研究》，《当代传播》2009年第3期，第23页。[14] 〔美〕爱默生著，李磊译：《心灵的感悟》，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15] 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第33页。[16] 〔美〕阿尔文·托夫勒著，任小明译：《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17] 吴国盛著：《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7页。[18] 刘德寰著：《年龄论：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时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19] 王琪延、雷韬、石磊：《北京居民休闲中的文娱活动》，《北京统计》2003年第6期。[20] 〔美〕施拉姆、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21] 胡秀梅：《电视休闲与休闲电视》，《争鸣与探讨》1999年第2期。[22] 齐心、田翠琴：《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23] 〔美〕德勒·长特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电视》，纽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24] 〔美〕约瑟夫·塔洛著，洪兵译：《分割美国——广告主与新媒介世界》，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25] 邵培仁、刘强著：《媒介经营管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8页；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章。[26] 邵培仁：《论电视的时间经营与销售》，人民网-传媒频道，2008年08月05日10:44[27] 邵培仁主编：《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74页。[28] 毛泽东著：《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29] 王松苗：《案件报道的实际与跟进》，《新闻战线》2004年第3期。[30] 姚力、蒋云峰：《大众文化的时间困境》，《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31] 卞冬磊、张红军：《媒介时间的来临：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的想象》，《新闻学研究》2007年第90期，第101页。[32] 金琛：《电子传播媒介的社会时间》，《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67页。[33] 梁国伟：《绽放在电视媒介形态中的时间意识》，《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第119页。[34] 〔美〕比尔·奎恩著，路卫军、坤伟译：《建立你的时间资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35] 邵培仁等著：《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10页。[36] D. Janelle. Spatial reorganization:a model and concept,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59.no.3（June 1969）,pp.348-364.[37]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3页。[38] 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ed:Blackwell,1990.[39]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孙颖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4页。

第六章 地方：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第一节 地方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

地方（place）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最为复杂的地理概念。对于地方，我们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简明牛津词典》给出的“place”（地方）的含义有20多种。在西方地理学史上，地理学家使用“地方”的方式和情境是多种多样的，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Hartshorne）首次提出将“地方”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地方对于地理学学科特点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地方是使地理学成为独特学科的原因：地理学应当研究唯一性而非普遍性。二战中，一些地理学家由于对地方研究浮于表面而对地方研究产生怀疑。同时，在战后以专业化为规范的背景下，许多地理学家强烈感受到使地理学研究更为严谨精确的必要性。因此，二战结束后，作为人文地理基本概念的地方及其相关研究被打入冷宫。新一代的地理学家学习和运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努力将地理学打造成为一门空间科学，地理学也不再寻找个性化和独特的东西，而试图像物理学家那样发现相似性、规律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对数量化研究近乎新教徒般的狂热，又将地方研究推向绝境，成了“没有人的地理学”。

直到70 年代，索尔（Sauer）、鲁克曼（Lukerman）与段义孚等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挑战传统观点，认为空间科学是“非人文的”，它忽视了人类生存中的主观的、定性的、情感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地方表示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强调主观体验而非空间科学的冰冷生硬逻辑；人们不是生活在地理空间的框架中，而是生活在充满内涵的世界中。鲁克曼提出，地理是关于存在各个地方的世界的知识，而地方是在一个与其他地方通过人流、物流产生关联的特定区位的自然和人文组合。他认为，“地方研究是地理学的主题，因为地方意识是立即而显见的真实的一部分，而非精细复杂的论题；地方知识是个简单[2]的经验事实。”

人文地理学先驱爱德华·瑞尔夫（Edward Relph）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并进行总结，给出了地方的新定义：“地方是通过对一系列因素的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因素包括环境设施、自然景色、风俗礼仪、日常习惯、对其他人的了解、个人经历、对家庭的关注以及[3]对其他地方的了解”。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暗淡之后，地方重新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文地理学家不断丰富并扩展了地方的含义。

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著作《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中论述了地方的含义,他认为:“地方可以用很多方式定义,其中之一是，地方是任何能够引人注目的固定目标。注视一方全景时,视线只会驻留在我们感兴趣的点上,每次停顿都足以产生地方意象,在[4]我们的视野中,暂时形成庞大的阴影。”他主张将一座城市整体作为一个地方，认为“城市是一个地方,主要是意义的中心。它具有许多极为醒目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传统的城市象征着超验与人造的秩序，而与现世或地狱的自然之狂乱力量相对[5]抗；其次，它是理想的人类社区之代表。”

爱德华·瑞尔夫在其名著《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中写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方既非独立的经验,亦非可以用地点或外表的简单描述所能定义清楚的个体,而是在场景的明暗度、地景、仪典、日常生活、他人、个人经验、对家的操心[6]挂念,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关系中被感觉到”。瑞尔夫认为，地方的本质是“并非来自其位置,也不是来自其服务的功能,亦非来自于居住其中的社群,或是肤浅俗世的经验。地方的本质主要在于，将地方定义为人类存在之奥秘中心的、无自我意识的意向性（unselfconscious intentionality）。地方是被意向定义的对象，或是事物群体之脉络背[7]景，它们自己可以成为意向的对象”。

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地方一般有三重含义：作为地方讲，它是地球表面的某一个点；作为地方意识讲，它是个体或群体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群体中的作用；作为场所讲，它是人们日[8]常生活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地方通常也被译为“场所”，通常是指人们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尺度，它既是日常生活和面对面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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