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精装珍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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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精装珍藏版)试读：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有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季羡林

缘起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作“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一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作“黑帮大院”。“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待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气。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尤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绝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绝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也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绝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一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并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的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绝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绝不说半句谎言，绝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入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从社教运动谈起

60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30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年青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不留痕迹。”“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你过分小心了。”“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绝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绝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五一六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刹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个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巴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6月4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都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6月1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甚至被连续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文章，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的。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6月4日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将也绝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帽子是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驳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6月18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止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6月18日，必然要“斗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对号入座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当权派；不是当权派就没有资格戴这顶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好多倍的小不点官儿。但这也毕竟是一个官儿。我是当权派无疑了。我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说不清楚。既然全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走了资本主义，我能不走吗？因此，我认为这一顶帽子蛮合适。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我学习了将近二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不给我戴这顶帽子，我反而会觉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

但是问题还不就这样简单。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从50年代中期起，全国都在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当然也不例外。我越学习越佩服，简直是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地佩服。在无数次的学习会上，我也大放厥词，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吐沫飞扬。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发现，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联系自己的实际。现在我必须联系自己的实际了。我想知道，这样两顶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活当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却会非常不舒服，简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还会随时招来横祸。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嘛。过去我对于这一点只有理性认识，从来也不十分关心。“文化大革命”一起，问题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这是万分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对号入座，甘愿戴上那两顶帽子。非我喜开帽子铺，势不得不尔也。但是，这两顶帽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万分关键。到了此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努力想找一个定性的根据了。

所有的报刊都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但是其间界限却万分微妙，简直连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若无实有，却又难以捉摸。在某一些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专家和任何定量分析专家都无能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是一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又没有表露出来？我对法律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构待过五年，从来没在法律条文中见到什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词儿。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说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都与己无关。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的画，都被当作“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他们管这个叫作“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东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绝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样，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

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绝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戴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作“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待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待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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