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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志裕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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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六辑）试读：

内容提要

本专辑旨在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认知研究的思路。通过代卷首语和选辑（译）的8篇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梳理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对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影响，并探讨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如何借鉴北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扎根本土现象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开创中国的社会认知研究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成为北美社会心理学两大主流理论的知识传统：一方面，强调个人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受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强调个人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可促进社会现象的产生、再生和蜕变。陈静、赵志裕与陈瑞芬（2009）的研究循着前一思路，考察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就业者前途的想象；循着后一传统的文化与认知研究路径，No 等人（2008）的研究揭示亚裔美国人对多元文化的感受与其种族观相关联。

在认知革命的影响下，北美的社会心理学在研究中采用严谨的认知实验范式，发现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认知表征并存储于记忆中；当由外界信息激活时，便会影响当前的思维和行为。这类自动化的心理过程也反映在文化与认知的研究中。Oyserman 与 Lee（2008）梳理过去有关研究发现：与独立我相对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北美；与互依我相对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东亚。Chen，Ng和Rao（2005）则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扩展到文化对动机与行为的影响。

面对严峻挑战，社会心理学家开创了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进路，试图找出社会认知现象背后的神经学基础。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甚至催生了新的神经-文化互动研究路径，Kitayama与Uskul（2011）认为，在行为层面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在脑神经研究中也能得到证据。朱滢、张力（2001）对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Sui与Han（2007）在前一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脑神经研究，以及Chiao 等人（2009）对熟悉东西方文化的双文化群体的研究，都支持文化实践与脑神经活动的对应关系。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社会认知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体与情境的相互嵌入性和建构性。在特定文化中流传的人际规范与广泛使用的思维习惯，体现为个体与他人沟通时的语言习惯和约定俗成的姿态，这促成了体现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路径。Leung与Cohen（2007）的研究为体现文化认知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

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社会心理学在北美和欧洲的历史，试图一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未来进路。作者评述了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建立，并追踪其演进过程，关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内的勃发。其时，实验社会心理学对解决重要的社会议题充满热忱，避免了行为主义的科学盲点，专注于探讨社会、心理与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在认知革命的席卷下，认知的视角几乎统领了北美社会心理学界。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家运用严谨的实验范式，研究判断与决策领域内情境性的偏误，从而洞见人类理性的边界，提升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另一方面，认知革命也将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带离层出不穷、需要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性才可能解决的社会议题。世纪之交，生物革命在社会心理学中星火燎原，启发和开创了一门新的跨学科领域——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该科学分支旨在检测社会认知现象的神经学基础，而这恰恰促使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反思身心的关系，并考察社会思维的生物-心理及进化基础。与此同时，一种迥异的知识传统正在欧洲社会心理学界孕育兴起。发源于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启示欧洲社会心理学家重视社会建构和文化的体现认知等心理过程，补足了北美社会心理学对个体性的偏重。

基于对北美与欧洲社会心理学历史的简要梳理，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未来机遇，倡导一个更敏于考察社会、文化的研究视角。为确立这一包容性的知识传统，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应汲取美国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养分，扎根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社会现实，建构在地理论，洞悉历史、社会结构与心理的动态同构，以避免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最后，文中提供了几个研究实例，阐释如何在文化与社会认知领域推进这一议程。

关键词：行为主义，认知革命，生物革命，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表征理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建立一门学科，所需时日，何止百年！假如社会心理学是一棵树，细看它的年轮，不过区区百环！但在这百环纹路上，却镌刻着鉴古知今的启示和教训。当我们和同人讨论中国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以实验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走向时，这些启示和教训即成为反思的材料。一 从一个美丽的错误到流金岁月

实验社会心理学源于一个美丽的“错误”。189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美国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一项采用精密实验设计和测量工具的研究，企图说明即使在完成个人任务时，他人的存在，也足以提高个人的工作表现。由于当时的统计技术落后，特里普利特把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差异误解为显著的结果。这一错误很久没有被指出，反而吸引了很多同道采用实验方法，从多方面探讨他人的存在对个人心理的影响。百余年后，这个美丽的错误在《美国心理学报》被澄清时（Strube，2005），实验社会心理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显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验社会心理学在北美阔步向前。因逃避欧洲战火而客居花旗的社会心理学名师和那些投笔从戎后重返研究岗位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为这一学科的进步提供了珍贵的人才资源；仍活在战争余悸中的美国人，深刻地反思社会与人性间的关系，其结果为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供应了丰富的材料（Wright，Evans， & Deutsch，1962）。社会心理学昂然迈向一个黄金年代（Golden Age）。“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的诗句正好用来描述当时在战后重返学术殿堂的学者们的情怀。当时群贤毕集，勒温（Lewin）、多伊奇（Deutsch）、米尔格兰姆（Milgram）、津巴多（Zimbardo）、拉塔内（Latane）、阿希（Asch）等名家，以心理科学共济时艰，揭示了人际与社群间竞争与合作的心理基础（Deutsch & Collins，1951），阐明了盲从与依附权威（Asch，1955；Milgram，1974）、侵犯（Lewin，Lippitt， & White，1939）与助人（Darley & Latané，1968）等社会行为的情境性。当时传播科技与媒体快速发展，担心政客会利用大众传播科技做政治宣传，戈登·奥尔波特等人（Cantril & Allport，1935）深入研究沟通对态度的影响。当时有些宗教狂热者预言世界末日迫在眉睫，但当预期的末日没有来临，这些狂热者如何处理他们的失望和失落，这唤起了莱昂·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Schachter， & Riecken，1964）对认知失调的研究兴趣。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刑事犯罪、肥胖）和各种新生社会现象，史丹利·沙克特（Schachter，1968，1971）等人则试图以严谨的实验证据，提出发人深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些社会心理学的前辈大师，为学科建立了入世的知识传统。

在20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阴霾密布的心理学界，社会心理学独特的知识传统，让这年轻的学科安然避过了一场灾劫（Lindzey，1989）。当行为主义者将认知、动机等心理元素拒于门外时（Skinner，1953），社会心理学家却专注于刻板印象、归因、态度、价值观等认知、动机构念在社会环境与行为间产生的中介和调节作用（Heider，1958），为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受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认知、动机、情感与行为可以促进社会现象的产生、再生和蜕变。这两种思维，成为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两大主流，并行不悖，各领风骚。

前一种思维体现在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社会心理学中，其重点在揭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塑造个人的自我观念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米德建立的知识传统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历久弥深。例如，陈静、赵志裕与陈瑞芬（Chen，Chiu， & Chan，2009）的研究，便是因应这种思维，探索社会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就业者前途的想象，发现在就业流动性低的社会中，人们觉得自己身处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中，只有改变自己的性格来迎合职业上的要求，才能换取事业上的成就。相对而言，生活在就业流动性高的社会中，人们觉得较容易按自己性格之所趋，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不需要委曲顺从，就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社会变迁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影响。后续研究发现：在流动性高的社会，当社交上遇到怨怼时，人们可以选择结束不尽如人意的交往，建立更惬意的社会关系网——“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之，对大多数生活在低流动性社会的人们，却很难做到这样洒脱。为了维持人际网络内的长久和谐，对闲居不善的小人，常要警恶惩奸（Wang & Leung，2010；Wang，Leung，See， & Gu，2011）。

后一种思维体现在戈登·奥尔波特对偏见的研究上（Allport，1954），该研究的旨趣在于透过测量和了解人们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态度，解释和预测人们对弱势社会群体的偏见与歧视。循着这一进路开发的文化与认知研究不胜枚举。例如，No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亚裔美国人对多元文化的感受与他们对种族的观点有关。当亚裔美国人相信每一族群皆有其不可变更的天赋素质，便会感受到自己身处文化夹缝中，生活在美、亚文化边缘，因而更容易产生疏离感和进退失据的彷徨。二 从认知革命到生物革命

20世纪80年代，认知革命席卷北美心理学界。在1985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上，有人把社会认知与社会心理学视为同义词（Markus & Zajonc，1985），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了很高的同质性，文献中几乎听不到偏离认知革命路线的声音。社会心理学告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火红年代，以一种冷静和睿智的新姿态登场，重视在研究中采用严谨的实验范式，借此提高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人们对社会心理学的联想，再不是“浴火的凤凰”，而是“浴水的天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们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能用理智驾驭外物的刺激，傲然自居为万物之灵。可是，社会认知研究却以丰硕的成果，显露个人理智的边界。这些研究指出，人们在做决定和判断时往往受背景影响，呈现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偏差（Tversky & Kahneman，1974）。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neman）因开启这类研究，为心理学夺得一枚诺贝尔奖。其后，大量研究发现：人们从生活经验提炼出不同的认知表征，把它们储存于记忆中。当外界信息激活了潜伏在记忆中的认知表征时，抽象化了的社会知识便会影响当时的思维和行动（Higgins，1990）。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心理历程是自动的。即使人们没有激活某社会表征的意图，甚至在尝试抑制启动这表征时，只要与该表征相连的环境信息出现了，这表征仍会被激活，无意识而有效率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Bargh，1994）。

这些观点也反映在文化与认知的研究上。从这些观点出发，有些理论认为：人们会把其在某一文化中的经验滤聚成抽象的文化图式。此图式潜伏在人们的记忆中，当与此图式相连的外在刺激出现时，图式便自动被激活，并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境下，影响思维和行为，令人做出与文化经验相符的思行（Hong & Chiu，2001）。Oyserman和Lee（2008）从这种观点梳理过去有关文化与认知的经验（empirical）和实验（experimental）研究，发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肯定自我、挣脱社群对个体羁绊、坚持与众不同的经验，也有肯定和追求社群的集体目标、保持与群众相同的经验。人们将前一种经验滤聚成抽象的独立我（independent self）图式，将后一种经验滤聚成抽象的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图式。当与独立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独立我图式自然地被启动，人们会不期然做出与独立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反之，当与互依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互依我图式自然地被启动，人们会不期然做出与互依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在强调个人主义的北美文化，与独立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的概率较高。反之，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与互依我相连的线索在外在环境呈现的概率较高。因此，与独立我相应的认知反应较多出现在北美，而与互依我相应的认知反应则较多出现在东亚。在此基础上，对于互依我的研究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围绕“关系我”“大小我”“镶嵌我”“纵向集体主义”的研究（Andersen & Chen，2002；Brewer & Chen，2007；Yang et al.，2010），愈来愈接近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性质以及“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

Chen，Ng和Rao（2005）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展到文化对动机与行动的影响。他们指出，在新加坡流行的“怕输”文化让新加坡人更深刻地感受到避免损失的重要性。但在华洋杂处的新加坡，也流传着“及时行乐”的西洋文化。作为“双文化人”（bicultural individuals），新加坡人把“怕输”的生活经验滤聚成本土行动图式，把“及时行乐”的生活经验滤聚成洋化行动图式。当本土行动图式被外在的本土文化线索启动后，新加坡人愿意付出较高的金钱代价，避免消费上的损失。反之，当洋化行动图式被外在的西洋文化线索启动后，新加坡人愿意付出较高的金钱代价，换取即时的消费享乐。

这种强调抽象认知结构启动的理论进路，关注文化对心理造成的动态影响，指出人们从文化经验中建构对一种或多种文化的抽象认知，并在环境中的文化线索牵引下做出相应的行动（Hong，Morris，Chiu， & Benet-Martinez，2000）。

认知革命把社会心理学引领到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把社会心理学带入了困境。为了达到隔绝实验研究中的“噪音”，在实验室中呈现的“社会刺激”已是过滤后的抽象信息，与生活环境中的社会信息截然不同。尽管研究成果揭露了人类理智的边界，饶有哲学意义，但社会认知研究的社会性和其成果的社会意义却显得薄弱。在社会科学中，社会认知研究容易予人精细有余而世故不足的感觉。其研究成果常被引为趣谈，却较少能做出经世致用的贡献（Gergen，1989）。认知社会心理学的这种社会冷漠感开始被意识到。面对这些挑战，采用实验研究范式的社会心理学家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中一条出路是向正在学界燎原的生物革命投诚，于是开创了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进路，企图找出各种社会认知现象背后的神经学基础（Cacioppo，Berntson， & Decety，2010）。由于美国政府的主要研究资助机构鼓励科际研究，愿意为社会神经科学提供资助，社会神经科学开始萌芽。它一方面纾缓了因研究经费收缩对社会心理学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和新路径。在哲学层面上，它邀请社会心理学家重新思考身与心的关系。在心理学层面上，它引领社会心理学家从生物进化观点考量社会思维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生物革命在文化与认知研究中，也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在社会心理学中引发了不少对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间如何相辅相成的讨论（Chudek & Henrich，2011）。其中一种观点是：文化与生物进化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更能适应其身处的生态环境。生物进化促使更能适应天然生态的基因得到繁衍；文化进化让在社会生态中较能使个体和集团利益得到保障的规范得以流传（Chiu，Kim， & Chaturvedi，2010）。

文化与生物科学的对话，还催生了新的研究路径。Kitayama和Uskul（2011）提出一个神经-文化互动的模型，来阐明能把文化与生物科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新框架。这一模型认为，一旦个体将特定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嵌入日常任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这类活动，就会系统地对脑产生影响；这样，文化特性最终体现为生物特性，文化实践最终也融入生物活动中。

这一模型虽然尚不成熟，但支持它的实证研究已发现了某些在行为层面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在相应的脑区也有对应的文化差异。例如，朱滢、张力（2001）对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揭示：西方人的自我记忆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而中国人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却与自我记忆水平相当。Sui和Han（2007）在这基础上进行脑神经研究，发现与看他人的照片时相比，人在看自己的照片时，右脑中间的额叶皮质较活跃。更重要的是，当被试的独立我图式被外在的环境线索激活后，右脑中间的额叶皮质对自己的照片的反应更强烈。Chiao等人（2009）也发现：当熟悉东西文化的双文化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被启动后，脑部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后扣带回皮质在处理去情境化的个人信息时较活跃，但当他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被启动后，这两个部位在处理情境性高的个人信息时较活跃。这些研究证实了文化实践与脑神经活动的对应关系。

当然也有发现行为—脑电结果不一致的状况的研究（Kitayama & Uskul，2011），揭示现阶段对文化生活与脑神经活动的理论仍十分稚嫩，尚待进一步完善。Kitayama 与Uskul的模型，除了在概念、方法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释和解决之外，还难免有忽略认知机制和支持还原主义之虞。而且，将东西文化进行静态、纯粹、实体的差异比较，未能关注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在全球化的今天已达到一个难以忽略的广度和深度。从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到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随着信息科技的发达（例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全球社区的建立（例如：截至2012年4月，Facebook社区已达1.6亿用户）、国际旅行乃至移民的盛行，纯粹的东方人和西方人越来越难“遗世独立”。只了解某一地文化、只认同某一民族或地区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正在为具有全球化视野、世界主义身份认同的个体所取代（Chiu，Gries，Torelli， & Cheng，2011）。

但是，这一模型对社会心理学最大的启发在于：在研究一个心理学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所有概念、方法上的藩篱和成见，从生物层面、认知层面、行为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甚至历史的层面，运用所有可得的研究方法、工具和科技手段，来穿透现象、探索心理过程的本质和真相，以期尽力实现心理学帮助人类社会理解、认识自己的科学使命。与此同时，不要因为社会心理学的“入微化”，而忽略社会心理学的其他分析水平和解释水平，避免以认知神经基础研究替代个人内部、个人特质、人际、群体、群己、群际、集群以致更为宏观水平的研究，特别是社会认知与文化的研究。因为社会心理学家长期经营和坚持的情境与人之间相互建构这一研究共识，是社会心理学安身立命、发展进步的灵魂。从社会心理学的百年发展来反观从认知革命到生物革命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段历程也许只是社会心理学的交响曲中的一个乐章，甚至可能仅仅是一个插曲。三 社会认知作为研究对象与社会认知作为理论取向

社会认知革命在北美社会心理学迅速燎原之际，欧洲社会心理学传统中孕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Tajfel，1978，1981，1982，1984；Tajfel & Turner，1986）和社会表征理论（Moscovici，1976），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丰富了社会认知的研究，也打破了北美社会认知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欧洲社会心理学放射的异彩，使社会认知研究从研究领域与理论重叠的雏形，发展到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与理论分流会通的阶段（Moscovici & Markowá，2006）。一方面，欧洲社会心理学以社会认知作为理论取向，保持了社会心理学重视社会行为的内部过程这一特点，借此解释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并且从社会文化中汲取养料；另一方面，欧洲社会心理学以社会认知作为研究对象，包容了不同理论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从而形成理论之间的对话与启发。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简称SIT）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社会认同理论以及自我类别化理论（self 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et al.，1987）揭示了个体转化为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过程。简言之，透过类别化过程，个人特性消弭，实现对群体的归属和成员身份的定位。类别化是一种“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过程，而不是指因匿名而放弃责任的“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过程。因此，社会认同理论将“社会”重新带回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SIT的开创者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1919—1982）首倡“人际”（interpersonal）与“群际”（intergroup）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这一观点。社会认同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假设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是在一个连续体上进行的，这一连续体的一端是纯粹的人际行为，另一端是纯粹的群际行为。简要地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以“自我”为意义单位的行为，后者是指以“群体成员”（“我们”）为意义单位的行为。而“自我—类化”理论就是将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勾连起来，使得二者成为同一维度的两极。

SIT对自我在群体成员、群体过程以及群际关系中作用作出了深入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被称为更加具有“社会”意味的社会心理学（Hogg，2006）。当个体把自己归类为某社群的成员，自我和我他关系（人际关系），包括个体如何知觉自我和他人（社会认知），如何受到他人的影响（态度及改变、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喜欢或不喜欢他人、伤害他人、帮助他人、与他人合作或竞争），等等，都会出现新的特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我-他关系的背景，而是渗入我-他关系之中，甚至构成我-他关系本身的内容（Abrams & Hogg，2004）。

社会表征理论（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也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萌动待发的背景下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它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现实，回到本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支持，并借鉴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列维·布留尔（Lvy Bruhl Lucien）、皮亚杰（Jean Piaget）、维果斯基（Lev Vygotsky）等一批欧洲学者的学术构念，所提出的具有欧洲理论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表征是某一社群基于行为与沟通的需要，围绕特定社会客体（social object）而建构起来的价值观、概念及实践系统。它作为社群所共享的社会认知系统自有其逻辑、语言及一定意涵。它不仅仅是对意见、表象及态度的简单表征，而且是发掘和组织现实、自成体系的“理论”或“知识分支”（Moscovici，1976）。

社会表征与北美社会认知理论中的社会图式（social schemata）有所不同。尽管图式与表征均关涉支撑个体在其生活世界中进行定向的认知结构，但两者却基于不同的方法论。社会图式作为对现实的表征，仅发生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其所发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已被剥离；社会表征则是社群的协商性建构，是在社群日常生活世界的言行当中构成的，因而具有建构和动态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认同理论（包括自我类别化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看作一种研究范式。它与北美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学术传统在理论视角上相契合。

回到文化与认知这主题，虽然我们不应夸大语言对文化与思维的影响，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Chen，2007），却也不应忽略人们使用语言协商性地建构在地的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在某文化中流传的人际规范与广泛使用的思维习惯，常体现为人们与别人沟通时的语言习惯和约定俗成的姿态（Chiu，Leung， & Kwan，2007；Lau，Chiu， & Lee，2001）。这种观点成就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又译“体现认知”）的研究路径，为文化具身认知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Leung & Cohen，2007）。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社会认知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体与情境的相互嵌入性和建构性。情境不仅仅是个体认知活动的对象或背景，也是内容本身。情境参与社会认知，因而，关注社会属性对于社会认知研究变得至关重要，而不再是可有可无或被悬置的抽象、一般性的存在了。四 中国社会心理学为社会认知研究提供的机遇

上述北美两大传统以及欧洲社会认知研究理论发展的生长点，实际上都是在不断追问“社会认知”中的“认知”可以发现什么，“社会认知”中的“社会”在哪里（Carlson，1984）。关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其含义应该包括两个层次：①知觉对象的社会性。包括自我、他人、群体、人际关系、群己关系、群际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行动，特别是这些认知对象所蕴含的意义等。②认知过程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并同时建构了这种影响，因而嵌入到第一个层次之中。如果忽略第二个层次的研究，将无法解释社会认知的差异性源于何处。如果忽略第一个层次的研究，将无法表达第二个层次的后果。这两重意义的互相嵌入，说明完整的——而非割裂的——社会心理学必须有机地结合乔治·赫布特·米德与奥尔波特分别提倡的两大社会心理学知识传统。

从这种观点出发，要在中国发展健全的——而非断章取义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认知研究，需要兼顾社会、历史与文化三者间相生相克的关系（Chiu & Chao，2009；杨中芳，2001），超越“文化类型说”，不把中国文化视作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系统，不把集体主义或“互依我”等笼统构念加诸中国文化之上，落入文化刻板印象和文化决定论的窠臼。

相反，我们要细致具体地探讨历史过程、社会伦理制度、经济发展方面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造成的影响，并反思个体的社会思维如何造就、维持、改造目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赵志裕、区颖敏、陈静，2008）。简言之，在中国发展社会认知研究，需要梳理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和谐的生活理念间的关联。以下，我们用几个较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1.社会的结构与认知的结构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稳固，乡土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被称作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百里不同俗。就是说，较小范围之内社会成员共享着一种相同的习俗。人们很少流落他乡，背井离乡被看成很悲惨的境遇。因而，与社会流动性较强的北美社会相比，人们更容易形成稳定的、与身处群体和参照群体的特性一致的认知倾向。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人们一方面必须形成一套安于现状的思考方式（Chen et al.，2009），接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观，来帮助自己适应环境、保持自尊和主动性（Au et al.，2011，2012）；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层级差距巨大，人们渴望进入上层，却难觅途径，这样便形成爱恨交加的心态。社会结构中君王一统天下，使得草民依赖政府，渴求父爱。这样的社会，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参照框架，可能不仅仅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的与分析性认知框架（analytic thinking）对应的整体性认知框架（holistic thinking），而且还有包含着上下、大小、公私、官民、贵贱、主从、尊卑、先后等意义的上下结构的认知框架（Yang et al.，2010）。在社会信任的研究中也发现，表面上的人际不信任，实则是群际不信任的症状。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官员认为老百姓是暴民，老百姓认为官员是贪官，老百姓认为商人是奸商，商人认为老百姓是刁民。在以上的例子中，两个人之间的不信任，可能是因为双方将对方纳入社会结构中的对立类别。2.结构的秩序规范与人格认知、关系认知的重要性

这样的结构其稳固性依赖于社会成员各安其位，所以，结构地位具有伦理意义，并依赖关系性责任来连接和互动。人与人之间相互知觉，必须同时知觉其伦理角色义务，从而形成道德评价、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这也将成为人际信任的依据（杨宜音，1995）。个人也会对他人的这副眼光更加敏感，从而约束自身行为，遵守社会规范。这里“他人”的意义，也是对应这一社会结构的秩序规范的。处于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他人”，带来的压力大小也不同，所以，“熟人在场”和“生人在场”对个人来说，其意义也有很大区别。对于擦肩而过的生人，他们的评价道德约束力就远远低于与自身关系接近的熟人。对于所谓“外人”，冷漠或欺骗的罪恶感也会相对比较小。

与此同时，个人并不是这一结构秩序规范的奴仆，人们往往透过管理个人的网络关系（把握、建立和中断关系，划分“自己人”和“外人”，将“外人”拉入“自己人”圈内，或将原有圈内人推出）来体现自己的自由意志（杨宜音，2001）。因此，中国社会的人际观感中，角色关系认知可能先于及多于人格特质的知觉；对群体的知觉中，人际关系知觉可能先于及多于群体目标知觉（何友晖、陈淑娟、赵志裕，1991；Chiu，1990）。个人在角色名分规定的“应有之情”和人际交往萌生的“真有之情”之间的纠结也会比较多（杨宜音，2002）。3.社会结构理念对社会认知的调整

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个人行动受到较多来自外在的约束，追求个人目标必须在不损害社会和谐的前提下进行。在文化设计上强调社会和谐是降低和管理社会冲突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文化设计，有其正负两方面：它一方面强化了社会整合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个人自主性。人们花在人际协调上的功夫过多，社会伦理规则的精细化程度较高，“做人”成为一门学问，“厚黑”也成为一门学问。同时，社会凝聚的机制在于建立关系，网状结构只会增强人们维护节点（自己人）利益的动机，却不一定会提高对类别群体所共有的目标的认同。一旦节点松懈，整个关系网就成为散沙一盘。因而，我们在一些需要社会动员的大事件中，例如举办奥运会所需要的民众参与和人心凝聚，可以看到组织者采用的策略也往往是在内外关系划分基础上进行的动员。4.具有道德方向性的认知结构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关于“学习”概念的理解与欧裔美国学生的理解存在某种差异，即中国学生将“学习”视作一种道德行为。“学习好”意味着“听话”“孝顺”“有出息”“懂事”“刻苦努力”等，“学习”作为一种吸取知识的过程，转意为一系列受到中国文化赞许的道德品质的修炼过程，因而不仅仅反映在学习能力上（Li，2004）。关于“公”“私”概念也有道德方向上的解释。“公”与“私”不是平等的主体，在一般人的眼中，“私”在下，“公”在上；“公”为善，“私”为恶；“公”应主，“私”应从；“公”事看起来大，“私事”看起来小；“公”益看起来大，“私”利看起来小。自我的边界扩大和缩小也因此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Yang et al.，2010）。这是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映射的表现，也反映了社会认知结构具有道德上的尊亲荣辱评价。换言之，是一种认知的道德化倾向。五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评述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文化与认知研究的影响。虽然在古今中外，不乏对文化与社会思维的妙思隽语，但社会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在北美和欧洲也是新生事物。中国社会认知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有纵向的继承，关键问题是我们该接受横向的移植，奉北美和欧洲的社会认知研究传统为宗，还是参考北美和欧洲的社会认知研究经验，结合本土社会文化材料，建立包容而创新的在地研究传统。

北美和欧洲的社会认知研究虽然历史短暂，却有深厚的积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北美和欧洲的社会认知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已能为社会心理学家提供值得学习的珍贵材料，这是我们不容轻视和忽视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必须奉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传统为宗。正如莫斯科维奇（2011）所说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在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

中国社会心理学可以扎根于本土现象和中国的历史社会现实，开创在地的社会心理学，既不片面排斥北美和欧洲的研究传统，也不盲目采纳在东方主义目光下对中国文化及其思维形态的笼统描述，而是要把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历史和个人心理间的微妙关系细致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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