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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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痛点，沉默(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夏榆 著该书由讯飞有声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0%本书干货版权信息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夏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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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第一部分 如果亿万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史铁生：站在人的疑难之处从死中看生
在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
史铁生：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残疾与爱情
史铁生：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
人在把死给安置了以后就开始想生，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爱情问题、性爱问题。说到爱，爱的最根本是他者的问题。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母爱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爱的意思是针对他者，爱是对他者的敞开，爱渴望寻找联结，而不是封闭。在疑难中写作
史铁生：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他这里了——史铁生的告别仪式
他的写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三十余年。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够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有更辽阔的心。——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人
刘索拉在发言中说：“史铁生是一个乖孩子，他和我们不一样，铁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人，那么多非正统的人，各色的人，他都可以保持很好的关系。”一个处境比轮椅更逼仄
1995年史铁生应邀去瑞典出席一次华文作家笔会，那次会议有高行健、北岛、杨炼等旅居海外的作家。回忆那一次的相遇，杨炼说：“那时读他的《务虚笔记》，我能感到，铁生开始了一种思想和文学的真正成熟。但接下来的时代，却把他的成熟抛入孤独，用周遭日新月异的实利、庸俗、犬儒、猥琐，让‘人’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突然成了疑问。不明白或装作不明白，都是聪明的。但可惜，以铁生的真诚，他大约只能选择‘明白’的痛苦——不放弃自问者的痛苦。尽管他清楚，越明白只能越痛苦。虽然在瑞典见面后，我再没机会遇到铁生，但绝对能想象，他坐在那张轮椅上陷入沉思的样子。一个处境，比轮椅更逼仄，除了沉思别无出路。”他是一个稀罕的人“他是个稀罕的人。”《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1988年，史铁生的中篇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收获》第6期发表。“当时史铁生在全国青年作家中是非常杰出的。虽然他在写作形式上不是很另类，他的文字中有淡定的气质和升华的气象，无疑是当时走在前列的作家。”访问史铁生【作者手记】
最早见到史铁生是在2000年。其时已经知道他开始了漫长的透析生活。那天不是采访，因为史铁生已经不再接受记者的访问。像朋友一样说话，谈他喜欢的足球，他喜欢的长跑名将刘易斯。
2003年春天，这是第二次见到史铁生。年度杰出成就奖获奖者是小说家莫言。走上领奖台的莫言特别请史铁生为他颁奖。在主持人宣布请上史铁生的那一刻，全场掌声四起，经久不息。史铁生坐在轮椅之上，他的轮椅就那样被人群托举到舞台。
做史铁生的专访是在2006年的冬季。再见到史铁生，发现他坐着轮椅在居所里行动更加自如。一个变化就是史铁生的眼睛更近视了，头发开始稀疏，皮肤出现暗褐的色泽。还有就是他的手背隆起的蚯蚓般的死结，那是多年透析针刺的结果。
再见史铁生的时候是在2007年11月，陪同《花城》杂志社编辑去看望他。那时候的史铁生脸色已经发暗，神采渐失。莫言：响雷无声
最早见到莫言应该是1998年，北京海淀图书城国林风书店。书店在地下一层，莫言和余华被请去，他们坐在书店靠着楼梯边一张桌子后准备签名售书，桌边是堆起来的书籍。那时莫言是真正的莫言，他腰背挺拔表情严肃始终不说一句话。写作：返回与超越
莫言：故乡对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一个城市出生的作家也有自己的故乡。对我这样的成长经历或写作类型的作家，故乡在生活和写作中所占的位置更加重要。
我记得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写《天使，望故乡》时，故乡的人都攻击他，指责他诋毁故乡，但实际上他写的故乡是他自己的精神故乡。所以我提醒读者不要对我笔下的高密乡对号入座，尤其高密的老乡们不要对号入座。我认为作家在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寻找故乡，然后是回到故乡，最后是超越故乡——超越故乡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写作过程。写作：抵抗与不可抵抗
莫言：我觉得长期以来读者或评论界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定势，就是他们划定一个界限：这个人写城市题材的，那个人写农村题材的，写农村题材的人写城市生活是不可信的。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城市，即使我们写的城市跟大家写的城市不一样。我写的故乡是我的一个精神故乡，而我写的城市也是我的一个精神的城市。我的写作是对优雅的中产阶级情调写作的抵抗
莫言：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再没有一种权威、主流的东西主宰一切，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价值，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世界，每一个作家都要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我觉得现在真正可怕的是一些已经取得了写作话语权力的作家，他们用一种伪装的很悠闲很典雅的中产阶级的情调写作，这些人充斥出版和传媒界。写作《檀香刑》如果有什么是有挑战性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这种为中产阶级的写作对抗。先锋是一种生活态度
莫言：我觉得先锋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态度，实际上它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觉得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先锋就看他是不是虚伪，他是不是在用一种虚伪的态度写作。到21世纪还穿着军装写作，我感觉不合时宜
莫言：军营对我的束缚是无形的。我想这对一个作家是太多的束缚。我很想放下一切躲回高密乡
莫言：我觉得在今天信息如此发达，互联网普遍风行的时代，出不出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有时候真想放下一切躲回高密乡，一个作家独立自由地写作，不为外部所惑，那会是很美好很理想的状态。我希望这样的状态一直跟随我。刘再复：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标“文革”在政治层面结束，语言层面并未结束
刘再复：知道顾彬也拒绝“文革”，我很高兴。我对“文革”深恶痛绝，并认为“文革”虽在政治层面上早已结束，但在语言层面上并未结束，所以一直反对“文革”式的语言暴力。文学批评不是政治审判，也不是道德审判
刘再复：对莫言的批评需要具有两个前提：第一，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以作品面对世界的人，所以首先要阅读他的作品。第二个前提是对莫言的批评应是文学批评，即对莫言进行审美判断，而不应对莫言设置政治法庭、道德法庭、社会法庭等等。一个杰出作家，他通过作品表现个人的大关怀、大悲悯就可以了。文学成为政治工具导致文学的消亡
刘再复：政治与文学，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两者过于“紧贴”，绝非好事。文学创作在呈现社会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呈现政治生活。然而，这也要用超越的眼光来审视与呈现社会功利活动，呈现时不应当带入“政治倾向”，更不可以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肯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但也无须要求政治为文学服务，一旦“服务”，就可能导致“干预”。相比之下，马英九提出“政治要为文学服务”当然比“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路好一些，至少，这种态度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作家最宝贵的品格是“独立不移”，不需要任何政治为其“服务”，不需要“他者”过分的“关心”。张炜：忧愤与归途“经办书院，培养大思想”——这是张炜找到的最后的归途。“中国的学术史差不多是大半部书院史，当天下的读书人都被科举制度吸引到功名利禄上面去的时候，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聚徒讲学，以传播儒家文化和道统为己任，独立承担起文化延续精神传承的使命。”井底之蛙与市井之声
张炜：文章就在那里了，可以由人判断。我们盼望能力更强的文章不断出现，这也是目的。其实文章中“沙化”一段，已经把种种批评现象预计和罗列其中了，读者细看就能会意。批评者的意思是井底之蛙没有发声的能力，不，仅仅是音质不同而已。我从生活观察中发现：市井之蛙是群鸣，井底之蛙是独鸣。当下生活与当代社会
张炜：“当代生活”是各种各样的，“当下”也是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芜杂繁复，层次交错，有时甚至是相当粗粝的，理解和加入当代生活首先是能够感受它的全部复杂性。现代城市生活、市井社会，仅就体量上看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当下”也并不意味着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统天下。失落的人文精神与沙化的精神背景
张炜：《精神的背景》是2003年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稿，有一些现场语言的惯性在，是口语化的东西，不是严谨的学术文章，不必修正，它只是一个人的声音。个人岛屿与文学边界
张炜：真正的作家也许会冒犯整整一个时代，他们将受到普遍的误解，尤其要受到内部的指责。但正因为他们打破了要求人的精神生活的统一化和板块化，其所谓的偏激冲碎了这个板块，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一个岛屿，那是个人的岛屿。
张炜：一个写作者的边界在哪里?大概是过分的自私和冷漠，当然还有无耻，那是不可逾越的底线。除此以外作家几乎面临了无比开阔的地带。作家在公共领域中的缺席
张炜：作家对公共话题应该是最有发言机会、最有可能的。其实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从公共领域退出，从世界范围看，不用一一列举，就我的一知半解来看，他们还是当年左拉那股劲儿。陈忠实：我写的革命是白鹿原上发生的革命
有文学界人士称《白鹿原》是一部被高估了文学价值的“伪史诗”。
对此陈忠实自有其看法，他说：“我在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白鹿原上才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陜北的‘闹红’，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由禁忌到开放
陈忠实：写作是在1980年代后期，这是我们新时期文学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都有，《白鹿原》的写作得益于社会在那个时期的开放性思维，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对以往的历史产生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促成了这个小说的完成。现实中国的革命
陈忠实：我不敢说《白鹿原》是在概括百年历史，我仅仅是写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现代社会的变革。对于社会的变革，制度的变化是外相的，重要的是人精神心理的变革。我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就是文化结构，封建文化结构下的人就是那样的形态，革命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另外一种结构形态，从封建时代的文化心理结构到后来新时代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演进，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甚至它会引起社会的阵痛。精神变革的艰难
陈忠实：包括道德评判，“乡约”传承了几千年来封建道德的判断标准，就是儒家思想。宗法制的道德审判，一直延续到解放初农村的婚姻生活。蒋子龙：我不该断绝了跟禹作敏的关系禹作敏嫌“悲歌”二字不吉祥
蒋子龙：写《燕赵悲歌》让我感到振奋，也有一点不安。禹作敏让我振奋，让我看到了希望，但是他身上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写完《燕赵悲歌》之后我们就闹僵了。“悲歌”这个说法激怒了他，也激怒了大邱庄。他觉得不吉祥，农村是很迷信的，他觉得我是咒他。他出事之后好多人都问我，蒋老师你当初干嘛叫“悲歌”呢?——悲歌本来是“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有那样一股悲壮的氛围和气势，谁知最后禹作敏和大邱庄就真的走到这一步，成了一个悲剧。他们的后代可能摆脱《农民帝国》的命运
蒋子龙：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苦干、致富、倒台、犯法，犯法到极端就是打人致死——在农村打死人的事件很多。
他们当初是学郭存先的，后来完全大变。他们跟这个时代打交道，企业经营得很好，钱很多，他们有国外的资产，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把家属弄到国外去，使他们在有问题的时候整不了他。他不触犯任何法律，规规矩矩。但是他们也很黑，手腕高到无手腕的地步，无招胜有招。我觉得这代人是个过渡期，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他们的后代将来可能会成为摆脱《农民帝国》命运的一代人。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巴金与《随想录》不合时宜的《随想录》
巴金的老朋友潘际垧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他托黄裳向巴金约稿，正好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电影《望乡》议论纷纷，甚至可以说批评声一片，巴金恰恰看过这部电影，认为影片不错，就于1978年11月30日晚上写了篇文章，这就是《随想录》中的第一篇《谈〈望乡〉》。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开始，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已经发出，巴金本人也在解放思想，他后来也说：“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当时有人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人公开骂巴金：“那个姓巴的最坏。”这些话，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被删除的文字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巴金写了《怀念鲁迅先生》一文，结果该文在《大公报》发表时，文章中凡是涉及“文革”的词句都被删去了，甚至连引用鲁迅的话“我是一条牛......”也被删了，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
巴金给朋友的信上说：“目前所作所为以及五年计划都是在料理后事，除了写作，还想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创办。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投降了人民
进入新中国之后，巴金说他是“投降了人民”，就是说他真心实意地想为这个国家、社会做一点事情。这大概是1968年以前巴金真实的心态。但后来风向转了，他受到市委领导的提醒，才及时剎了车，本来单位里内定他“中右”的，上面保他，这才让他过了关，他随后发表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像他经常说的，“为什么我要提倡‘讲真话’，是因为过去我自己就讲过假话，也吃过了讲假话的苦头，所以才会深切地体会到不能再讲假话了。”可以说这些运动带给巴金的伤痕至死未消，他晚年的《随想录》和其他的文字，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煎熬和挣扎的真实记录。王蒙：作家为什么在公共领域消失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
王蒙：历史推举着人，涌动着一些人飞向潮头浪尖。历史打扮着也遮蔽着人。同时人和历史也互相为难，互相挑战......但我并没有着力描写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我着力写的还是人。公共领域与作家的责任
王蒙：我不怎么相信关注公共事务的作家，他们在公共事务上一定和他们在文学上一样优秀。即使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的特长多半不是实践而是书写，公共事务就不仅是书写而且是实践，主要是实践的了。这和文化传统、行事方式与体制也有关系。你怎么想象比如说中国作家个人发表一个声明谈朝鲜核问题呢?书写是作家的存在方式
王蒙：书写是作家最擅长的方式，并不是创造历史解决公众事务的最有效的方式，例如面对SARS，作家的书写就远不如医生的行动有力。作家除了书写还可以做许多事，没有任何好事是作家不应该做的。做不做得好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道德与使命感的问题，作家同时还是人、公民，是国家、社会、民族、家庭的一分子，有些事他认定了自己必须做，他一定会去做，做不成也要做，作家们有许多这样的记录，多数是令人景仰的。柯云路：在世界的深处表达和思想我愿以我的坦荡和真诚赢得理解
柯云路：我最先写下的是长篇小说《芙蓉国》，以“辛克”的笔名出版，那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全景式长篇小说。我试图以这一历史长卷表达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化名出版是因为我的名字和这个题材在此前比较敏感。接下来，我又用有别于自己过去的叙述语言写下了《蒙昧》，这又是一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这部作品是通过一个处于蒙昧期的少年和一个成熟女性的人性激荡，反应那个蒙昧时代的人性悲剧。这部作品出版之际正逢我的境遇开始好转，作为一个作家我开始重新享有出版自由。不久我的另一部写“文革”的新着也将问世。我愿意我的这些作品能以它的坦荡、真诚赢得我的读者的理解。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
柯云路：我觉得每一个严肃的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面对“文革”这笔历史遗产都不能掉头而去。现在我把写“文革”看成我的使命，就像巴尔扎克写出《人间喜剧》，托尔斯泰写出《复活》一样，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人需要不断否定自己，更需要坚持的勇气
柯云路：人活在世上有的时候需要不断否定自己，但有的时候更需要坚持的勇气和能力。但同时我们要有敢于否定自己的能力，不要沾沾自喜，自我迷恋，要不断往前突进，用新的东西否定自己，我喜欢站在明天否定今天，而不是推倒昨天。人的所知是有限的，我是不拒绝明白的人
柯云路：优秀的艺术家对世界的感觉和体会就应该比普通人更敏锐，更敏感，更真切。人相对于聪明的时候是蒙昧的，人的所知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清楚的，是需要慢慢明白的，人不要拒绝明白。我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好的愚昧就叫拒绝明白。我不拒绝明白，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要有能力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我是经常感觉到的，这要心态非常安静。第二部分 还原历史真相黄永玉：我的心，只有我的心“老子居”里的“老子”
除了睡眠，黄永玉行走坐卧之间都叼着烟斗。
这辈子/吻谁也没有吻你多/每天起码一千次/一种冒火的冷吻。冷的吻/那时代/唉！情感的贫困/配给温饱/配给笑/配给爱，还要驼背弯腰挂块牌。这是以“老子”自居的黄永玉写给烟斗的一首诗。
黄永玉：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万荷堂”。不要说在中国，到国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画画，写东西。我不是一个喜欢应酬的人。不过马上要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了，再不写来不及了。写历史不是我的任务。我的经历恐怕别人也没有过，从小到处跑，一直到解放后回到内地，近一个世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认识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感悟和体验，这些别的人很难碰到，要不写出来就可惜了。斯巴达式的精神磨难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生活就是这样，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难以琢磨，何况社会动荡时候，更难预料。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代的体验。就是这样，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阿瑟·米勒家劈柴过冬
黄永玉：阿瑟·米勒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我到美国，在他家住过十多天，他家里的桌椅全是自己打制的。我去看他，他就开拖拉机带我到森林伐木，木头运回来他自己用斧子劈开，那些木头就作他过冬的烧柴。阿瑟·米勒和曹禺完全两种状态，我对他说，我们也有个大剧作家曹禺，可惜曹禺离生活太远了。不爱黄霑，爱崔健
黄永玉：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
音乐我也喜欢，包括古典音乐、现代音乐，还有山西梆子、西北小曲，我都喜欢。也有不喜欢的，比如香港和内地那些大喊大叫的流行音乐我就不喜欢。在香港时我就对我的老朋友黄霑说，你怎么写散文写得挺好，写歌词怎么都不通？他说香港人喜欢东扯一句，西拉一句的。当然，我们也有杰出的音乐家。比如崔健。他是一个开拓者，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作为反革命钦犯的女儿——胡风冤案的历史遗痕我爸看了平反决议说“我要申诉”
张晓风：本来在他患病之前，我们已经写了一个申诉。最初因为他精神有病，我们没给他看第一次平反的结论，后来他精神稳定了才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他说“我要申诉”。他不接受那个留着政治尾巴的结论。他在监狱里精神崩溃想自杀
张晓风：开头他是说我已经满14年了，从1955年到1969年，满了14年，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自由了？他就往上打报告，据说这个报告一直送到了中央，张春桥、江青批的是“关死为止”，所以还得关着。他被关到了大监，那是非常苦的，一个老年的有病的犯人，经常被别的犯人欺负，后来他就精神崩溃了，在监狱里就精神失常了，有几次要自杀。他只是思想和当时的潮流不同
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胡风的一大罪状。
张晓风：其实根本谈不上反对，只不过就是思想、观点有分歧而已。那天父亲和母亲都被帶走了
张晓风：16岁，上高二。简直不可想象，那个时候我住在学校，那个礼拜没回去。到第二个礼拜回去，家里这两大人都不在了，就我外婆和我弟弟在。这时候才知道整个的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就得当个大人了。那时我外婆70多岁了，我弟弟刚8岁。路翎：一片血痕与旧迹——徐绍羽口述
父亲的被捕是因为胡风的被捕。父亲在1959年6月被投进秦城监狱。他的牢号是0683。
父亲跟胡风的交往和忘年之谊始于1938年。在胡风的鼓励和帮助下，乡村小学的小先生徐嗣兴成为作家路翎。1952年12月父亲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役。
1964年。父亲被保外就医。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精神也很差。那个时候很多人说父亲疯了。对于自己的疯狂，父亲本人从来没有认同过。后来警察跟我谈话说你爸爸写了很多信，到处发信，他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有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被当场扭送公安局，然后是第二次被投进秦城监狱。
1975年6月19日，父亲终于住满了20年监狱，可以回家了。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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