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中国网络论坛的公共讨论与意识形态图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乐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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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左与右：中国网络论坛的公共讨论与意识形态图景试读：

序言

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社会。不论是通过须臾不能离开的手机，还是坐在台式机前，我们花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上网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地不在网上交友，休闲，学习，娱乐，讨论，分享，互动等等，网上的生活正日益成为生活本身。网络上有很多平台，我们到底在网上都表达了些什么，或者说这些基于互动的表达都汇集成了何种态度或观点，我们或许都有些感觉，但常常只是一种感觉，并不真的清楚或肯定。乐媛博士的这本书，《超越左与右：中国网络论坛的公共讨论与意识形态图景》，就是试图以坚实的数据，系统的论述，告诉我们在网络BBS平台上都发生了些什么这样一本专著。

上边提到了，我们上网有各种目的。其中之一是对社会上发生的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与其他网友就这些话题或事情展开讨论。而BBS论坛就是网络使用者们展示自己看法及与人交流的最合适的网络平台之一。后来虽然有了微博等，BBS因其固有的话题黏着性，讨论性和深入性，依然作为我国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在网络世界。对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来说，这个平台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独特的公共空间意义。

因为我们独特的历史传统，我们的社会一直对公共空间很少重视。这首先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公共空间的稀缺，其次是在社会实践中对公共空间的限制和规范。其结果是，当人们处于公共空间时，往往不知该如何行为才是合适的，特别是在与生人的交往中，更显得粗糙和笨拙。因此，我们往往观察到在车站，饭馆，公园以及公路上出现的各种本来不应该出现的所谓不文明行为甚至激烈的冲突。

我们知道，网络BBS论坛不但是虚拟公共空间，而且还是无边无际的空间。也正因为此，它不但吸引了千千万万的网络使用者来到这个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看法的空间里，而且让很多学者对这个空间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首先，BBS论坛被期望能成为在平等原则下一个练习公共生活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平台的使用者们能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地学会如何发言，如何与人分享自己的观点或信息或看法，如何与人讨论等等。总之，它被一些较为谨慎的学者期待成为公民社会的预演平台，甚至被一些较为激进的学者寄予了直接促进现实生活公民社会发展的厚望。可在BBS论坛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和繁荣之后，结果又如何呢？乐媛博士的这本专著的意义就在这里。虽然这本书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它展示的发现，不言而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本书具体展示的又是什么呢？它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何为BBS论坛，然后揭示出在那些论坛上都展示了些什么。这涉及相关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话题维度，还有相关态度。据此，我们知道了，正如我们现实中对有限的公共空间未能很好地珍惜一样，我们在相对宽松的虚拟空间BBS论坛里同样经历了以激进态度展示日益极化的意识形态的尴尬。这本书内容之丰富，分析之精准，讨论之深刻，使我们不能不想到该书的书名：超越左与右！是的，也许必须超越。不然的话，我们网络沟通的平台，定然也会像我们的公路一样，到处都会是“收费站”或不许跨越的“铁栏杆”。

祝贺乐媛博士！杨伯溆2014/4/7于北大

第一章/导言

研究缘起

自上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始经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扩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卡斯特尔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它的实现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而这种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正是全球化得以持续深化的关键之一（Castells，2000）。如果说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被用来指称一种“计算机化的（比如，以数字的逻辑来运行）和网络化的认知、传播与合作的技术”（Fuchs，2008:2），那么互联网无疑是信息传播技术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类型之一。

随着中国逐步卷入全球化，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便成为一个不可避免，并且十分重要的社会进程。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全球化使得世界各个部分变得相互依赖，这种依赖是基于包括运输、固定电话、移动手机和互联网在内的基础设施而形成的全球性的网络（参见Castells，2000）。而之所以重要，则是由于这种基于计算机互联的传播技术相较以往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时空的伸延”（Giddens，1998），使得人们得以在“流动的空间”（Castells，2000）里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互动，而这种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互动正在改变着数以亿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有可能成为变革社会制度与结构的重要力量。

CNNIC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18亿人，较2012年底增长了5358万人，普及率增长幅度与2012年情况基本一致，达到45.8%（见图1-1）。并且，2013年网民上网时长也在持续增加，平均每个网民增加4.5个小时。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网民规模增长已经进入平台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主题从“普及率提升”转换到“使用程度加深”。数量庞大的中国网民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人们的生活也正在因为互联网的扩散与普及而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图1-1　中国网民规模与互联网普及率

然而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所具备的包括“低门槛”“匿名性”“多元化”“互动”与“分享”在内的技术特征与传播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相对平等、自由的公共讨论成为可能。尽管就互联网传播的后果而言，学界始终存在乐观与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但他们基本上应该同意网络使用者在网上表达他们的意见时基本上是平等的。然而，这个基于互联网本身属性的特征，对我国诸多现存制度安排提出了较为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利益群体逐渐出现分化，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议题开始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得以呈现和凸显。网络BBS论坛正是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为网民提供了讨论和辩论的场所。

在我国，以论坛（BBS）为基础核心应用的网上互动平台获得了飞速发展。根据2009年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30%的用户在公共论坛上读帖或发帖。在这些用户当中，92.3%的用户经常访问网络社区的数量在两个以上，其中27.2%的用户经常访问两个社区，29.1%的用户经常访问3个社区，经常访问4个以上社区的用户达到36%。而且中国网络社区用户的发帖积极性非常高：67.6%的用户每天都会参与发帖，其中，26.6%的用户每天发帖1-4篇，17.0%的用户每天发帖5-9篇，12.8%的用户每天发帖10-15篇，11.2%的用户每天发表的帖子在15篇以上。这些数据都有力地说明了已经有大量的网络使用者正在积极地参与各式各样的公共讨论。

的确，网络BBS论坛俨然成为中国网民参与公共讨论最为集中的虚拟空间，网民们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社会政治事件，孕育了蔚为大观的舆论景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对中国普通网民而言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机会。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在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中所展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文化价值观念、个人情感以及意识形态也对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前途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历史上的左右政治划分，对于形塑目前的网络政治话语已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彭兰，2008；乐媛和杨伯溆，2009）。而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平台上的分化一方面积极推动了广泛的公共议题的辩论，同时也考验了个体网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体现的公民意识和反思能力。

目前，在网络BBS论坛的政治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诸如“小左”“右愤”这样的意识形态标签和群体认同。网络使用者在自己关心的话题讨论与辩论中常常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安排提出挑战，而这种态度与行为的展现是与他们切身的现实利益紧密相连的。本书认为，对于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深入研究必须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充分考虑历史上与当前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论及影响，并对网民所偏好的议题以及在这些议题的讨论中所展现出的态度倾向有所把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为理解诸如网络极化等纷繁复杂的现象建立可供比较和分析的框架。

研究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书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网络BBS论坛中的公共讨论是否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当前或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相关联，并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展现出网民的态度分化与极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研究选取了四个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网络BBS公共论坛——“强国论坛（深水区）”“猫眼看人论坛”“新浪杂谈”“天涯杂谈”（以下均简称为“强国”“猫眼”“新浪”和“天涯”）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这四个论坛从2007年7月15日至2008年7月17日的网络讨论进行为期一年的随机抽样。同时，本研究结合传统内容分析和调查问卷中的李克特量表来对网民的态度进行编码和对数线性分析，旨在实现以下三个研究目的：（1）勾勒网络BBS论坛公共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图景，并对网络BBS论坛空间进行政治倾向上的区分，提供可供对比的基础。

由于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左右政治光谱的划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中国历史政治语境中具有深厚基础，同时又能够为网络讨论者自觉运用的意识形态划分方式。本研究将借用这种划分方式，通过梳理中西方社会思潮的演变，并构建政治倾向的类型，来对网民在选择BBS论坛空间的偏好与关注的议题偏好进行比较，以区分不同论坛空间的政治倾向。这种区分使得论坛空间成为一个可供差异比较的意识形态变量，为接下来的分析和解释奠定了基础。（2）描述与对比分析BBS论坛分别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议题偏好与政治倾向的差异，以及网民在参与不同论坛空间和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辩论中所可能出现的态度分化。

本书在实现网络论坛空间政治倾向划分的基础上，发展和归类网民共同关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变革的参照性议题，更加详细地描述和分析网民在参与不同政治倾向的论坛空间，以及不同维度的参照性议题的讨论过程中可能展现的态度差异，甚至是分化。目的是使网民参与政治讨论的意识形态全貌在内容维度的基础上得以细致和层次化的展现。（3）分析和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可能对网络BBS论坛中的态度极化现象产生的影响，并探索与极化现象相关联的网民行为特征。

基于对网民态度的差异对比，本研究试图进一步验证网络政治极化现象的存在以及存在的范围和程度，分析和解释这种态度的极化是否与具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偏向的论坛空间相关联。在这个过程当中，本书还试图探索与态度极化相关的网民行为特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实现以上三个研究目的将有助于把握中国当前网络公共讨论的意识形态图景，和网民对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议题所展示的社会态度与政治倾向。本书尝试以中国存在的左右意识形态为划分基础，并根据网民的经验讨论对左右派别加以类型化，探索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网络共识形成的可能。这一尝试将为深入理解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讨论提供一种可供解释的理论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对研究问题的回答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前途与挑战。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尽管人们对网络BBS论坛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关注，并且也获得了一些初探性的成果，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一年间四个网络BBS论坛的随机抽样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描述与分析网络BBS论坛公共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图景及与其相关联的态度分化与极化现象。（2）本书通过对中西方社会思潮的演变进行梳理，结合当前网民对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构建了政治倾向的五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对网络政治派别进行划分，为研究网络公共讨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可供分析对比的基础。（3）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在传统定量内容分析的频次分布统计基础之上，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分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为描述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能力和细致的差异化比较。

本书的章节安排

本书的第一章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和网民参与BBS论坛空间公共讨论的观察与研究。在此背景下，本书提出了研究问题：网络BBS论坛中的公共讨论是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并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展现出网民的态度分化与极化？具体细化为三个需要实现的研究目的。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勾勒中国当前网络公共讨论的意识形态图景，对比分析了网民对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议题所展示的社会态度与政治倾向，并为深入理解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讨论提供一种可供解释的理论路径，而且对研究问题的回答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前途与挑战。

第二至五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一方面，本文从社会理论中的“时空关系”与结构化理论中的“反思性”为切入点，阐明研究网络虚拟空间与强调理性反思的重要意义，并且从政治传播视角详细回顾了网络虚拟空间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为构建本书的理论框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本书梳理了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演变与左右政治光谱的划分标准，为理解和区分中国互联网上的政治派别提供参照；本书还就目前网络中左右派别共同关注的议题和争论进行了简要综述，目的是为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提供议题划分的依据。

第六章是本书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分析框架部分，本书对政治派别的类型与议题的类别进行了归纳，并详述了本研究的分析思路，提供了框架图。在研究方法部分，本书选取了强国论坛、猫眼看人论坛、天涯杂谈和新浪杂谈这四个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并对数据收集的过程与方法、传统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思路相结合的方法论，以及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操作化和交互信度测试都做了详细介绍。

第七章至第十二章为数据的分析结果部分。第七章对这四个论坛的主帖在政治倾向、维度和议题类别的分布进行描述和比较，并通过对数线性分析来详细比较变量间的交互关系；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比较网民在回帖讨论中对十四个特定议题的态度，以及详细的差异特征；第十二章就网络BBS讨论中的政治极化问题进行考察，确认极化现象存在的范围与程度，并验证极化现象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比较论坛间、议题间的极化程度差异，以及个体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特征与极化现象的关联。

第十三章为本文的讨论与结论部分。主要根据研究结果对假设的验证情况，探讨网络公共空间、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与寓意。最后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二章/网络公共空间：时空关系与反思性

媒体与时空关系的重构

互联网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时空关系，因而使得网民跨越时空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因此，重新理解“时空关系”将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之下网络公共空间里的参与和互动。事实上，如何理解时空，如何将对时空的分析与现代性、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成为当代一些著名社会理论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其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维（David Harvey）和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都曾就“时空关系”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对媒体在重构时空关系的过程有不同的见解。

就空间而言，吉登斯区分了地点（place）与场所（locale）的概念。他认为，地点的含义限于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而社会行动则在具体的情境（setting）中发生，以地点为媒介，因为人们的互动始终离不开地点；而场所是一种特定的物质区域，是互动背景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边界，也是限定互动情境性的重要因素。很显然，场所的意义要更为丰富，它不仅为人们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空间，并赋予这一机械空间以社会意义，展示了人类主体的行为活动是如何融入并利用环境空间，而环境空间又是怎样为行为活动提供具体情境的（Giddens，1984:118-24；132-5；164-5；参见向德平与章娟，2003）。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是“秩序问题”。在其专著《结构化理论》中，社会系统如何能“束集”时间与空间，包容并整合在场与不在场至关重要，而这又与“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紧密相关（Giddens，1984）。吉登斯强调，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是认识时间—空间的伸延和分离。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也使空间与场所相分离。由于邮件通讯、电报电话、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正越来越被在时空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参见黄少华，2005）。换言之，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伸延，导致社会被不断地重组，而对全球化最好的理解就是“时空伸延”（Giddens，1991）。

在全球化问题上，哈维与吉登斯不同，他提出“时空压缩”（space⁃time compres⁃sion）的理论，强调时空收缩的“加速”和“加强”，认为在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压力下，空间和时间边疆不断地陷缩，以至于我们今天必须学会如何适应这一压倒一切的空间时间压缩的感觉（参见文军，2001）。哈维认为，现代性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与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现代主义促进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而且这个过程在后现代时期已被大大加速，从而导致时空压缩的强化阶段（Harvey，1990）。

哈维指出，他使用“时空压缩”这个词语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实际上已经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Harvey，1990:140）：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电报、电话、传真和互联网），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这两方面“压缩”的结果是：我们在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回应。（Harvey，1990）。

卡斯特尔则提出了“流动的空间”，具体解释了网络社会空间在结构上的基本变化，并据此进一步具体描绘了当前网络社会的崛起与信息城市的形塑（Castells，1989）。卡斯特尔认为，“流动的空间”是一种“重新概念化新的技术范式下空间组合的新形式”，并将网络虚拟空间看作是一种允许远距离实时互动的新的空间类型（Castells，2004:146）。与它相对的是具有历史根源、且人们共同经验的空间组织，即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流动空间的出现，表现出与以地方空间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之间的脱落（disarticulation）。由这种脱落所塑造的资本主义再结构过程所凸显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支配性权力与功能空间，以及社会分化与整合模式（Castells，1989）。

卡斯特尔认为，网络技术范式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塑造”但不是“决定”社会生活的过程，具有弹性和重新构造的能力，在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决定性的特性等等。这些特征正在加速重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并引导着社会空间的转变方式。对于社会学来说，网络技术范式的重要性，正在于其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范式作用。互联网的崛起，作为一件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正在逐步转化当今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Castell，1989；参见黄少华，2003）。

而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形塑可以体现在虚拟与真实的交叠关系上。根据卡斯特尔的观点，网络虚拟空间的真实存在感，并不直接来自于对真实世界的反映，而更主要的是人类自己营造的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网际网路的‘空间虚拟真实’，指的并不是由计算机所创出与真实环境相似的虚拟实境，而是指借由人类内在的心理反应之认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也就是说，电子网路也许在图像式阅读上并不与真实世界有着正相关（如BBS），但是在渗入了使用者的知觉参数之后，其对已存有之空间存在感依旧可以油然而生”（李嘉维，2000）。

卡斯特尔对网络虚拟空间的阐述，对于理解网民在参与网络BBS空间的公共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网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认同，相对平等、自由地并与他人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议题讨论和辩论，这意味着网络公共空间具有挑战真实世界结构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在这种流动的虚拟空间里，网民又往往带着现实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和利益诉求与他人互动，从而在互联网上形塑了一种新的社会图景。这种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变革中的种种冲突和问题，也同时因网络空间的流动特性而使不同网络群体间的态度形成差异化特点。因此，对网络BBS论坛的政治参与研究首先需要将论坛空间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并提出：在网络BBS的公共讨论中，不同虚拟空间在意识形态倾向上是否具有差异化的特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网民在参与网络公共讨论的过程中往往受到现实社会结构和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了对既定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的回应上。在这些涉及制度的议题讨论和辩论中，网民的态度很有可能出现分化，甚至出现激烈的表达，这意味着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平台也考验着个体能力：网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意识形态的藩篱，展现理性反思能力，而非陷入制度决定论的误区。

反思性：沟通制度与行动者之主体性

制度（institution）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行动者之主体性的二元对立一直存在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与劳动异化的批判中强调了社会结构，包括了与之相伴随的信仰、规范和权力关系，都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产物，并且对参与者而言都是外在的和客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只能反映并试图将物质现实合理化，别无他途（Marx，[1844]1972，[1845-46]1972）。可见，马克思较早地表达了现实的社会构建理念，但他的唯物论却也阻止了他对制度、结构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的深入探索。

另外两位社会理论家涂尔干和韦伯则建立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的社会学变量，分别代表了解释社会现象与分析人的个体行为这两种不同的传统。涂尔干作为功能主义的鼻祖，强调了将“社会事实”作为研究的对象，并认为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尽管在早期他将社会秩序看作是“个体自我利益的无意识的集合”（Alexander，1983:134），但后来他更倾向于远离个人主义者的解释，而聚焦于提供“无矛盾因素的合约”的集体和规范的框架（Durkheim，[1983]1949；另见Scott，2001）。无论是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还是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分（Durkheim，[1893]1949），都体现了涂尔干对个体行动者的地位有所忽略。与之相反，韦伯对于社会行动的关注使得他尤其强调个人情绪、价值取向、功利目的及传统对个人的重大影响，并将个体置于能动主体的地位。对韦伯而言，只有“当正在行动的个体将主观意义系于其行为之上时，并且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行动才是社会的（Weber，[1924]1968:4）。韦伯试图协调社会行动的主客方面，但强调规范性的框架是独立于社会行动的，分析者需要将行动者的倾向考虑在内（Scott，2001）。

另一位社会学家帕森斯尝试将这些理论家的论点整合。他将行动体系看作是某种规范体系的制度化，“顺从变成了行动者个性结构中的一种必需倾向”（Parsons，1951:37）。同时，他认为制度理论必须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结合进去，而行动者的选择必须在制度约束中进行。但有人认为尽管帕森斯尝试去发展一种关于社会行动的多维观点，但过多强调了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对行动的约束（Alex⁃ander，1983）。而另一种批评的意见则认为，帕森斯仅仅将文化看作是内在于个性体系的要素，而忽略了文化作为外在于个体的一种客观倾向的存在（DiMaggio，1991）。可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仍然无法解决“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徘徊中滑入“结构主义”路径。

吉登斯同样也试图跨越这种二元对立，他的结构化理论提醒我们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社会行动组成的图案中，并综合了不断随着时间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动的平台，也是社会行动的产物，即“结构的二重性”。在吉登斯的模型中，社会结构是由规则——“运用于社会生活制定与再生产中的一般化程序”（Giddens，1984:21），和资源——人类或非人类的实体组成，“可以被用来提升或维持权力”（Sewell，1992:9）。而制度则是社会结构的某些类型，这些结构类型包含了被更加确立的资源所支持的更加强有力的规则，并且制度实践是深深嵌入时空当中的（Giddens，1984）。结构化理论将行动者看作是创造并跟随规则，在卷入持续的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使用资源。行动者在这里被看作是有知识的，有反思和理解能力的，能够将日常的情景和监控自己以及他人行动的结果考虑在内。对吉登斯而言，能动力量指的是行动者的能力，它居住于“解释的过程中，而选择被行动者在带有展开情景的持续对话中被想象、评价和偶然地再建构”（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966）。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新版的角色和文化理论观点类似，都将个体看作是主动的角色，使用现存的规则和社会资源作为一种文化的“工具箱（toolkit）”从而构建行动的策略（Swidler，1986）。

如前所述，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认知转向”是对沟通宏观制度与个体行为的一种探索。吉登斯认为，人类行动者不仅能够在日常行为的规则中监控自己及他人的行为，而且他们还能够在推论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中“监控这种正在进行的监控”。其中，“解释图示（interpretive schemes）”正是参与到行动者知识储备中的典型化的模式，并在持续的沟通中反思性地运用。

就微观层面而言，吉登斯认为个体行动者在意义建构中所提供的“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既为行动者的活动阐明了理由，也提供了规范的基础来合理化这种活动。而规范的构成则依赖于在互动情景中对权利和义务的“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往往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他批评了无论是帕森斯的“规范功能主义”，还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夸大了规范的义务“内化于”社会成员的程度。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人类作为有见识的行动者，能够反思性地监控与别人的互动流（Giddens，1984:30）。而就结构的宏观层面来说，在吉登斯的这个模型中，“含义（signification）”的结构是需要在“支配（dominance）”和“合法化（legitimation）”中来把握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制度居住地就是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s）以及相伴随的话语模式（modes of discourse），而且意识形态又与“支配”的不对称和局部利益的“合法化”相关。在结构化理论中，制度的划分是根据其“实质性（substantivist）”的概念，即资源的授权与分配来划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其他制度的（Giddens，1984:33）。这种行动与结构互构的观点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架构，能够将微观的行动与对宏观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并强调个体行动者对制度的创造、维持与改变的能力。

制度运转与政治文化

事实上，个体行动者的反思性也对理解制度本身与支撑其运转的政治文化的关系有重要帮助。根据斯考特（W.Richard Scott）的观点，制度是“多层面的、持续的社会结构，由象征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2001:49）。而且制度展现了不同的属性：它们相对拒绝变革（Jepperson，1991）；它们倾向于在代际间传播、维持和再生产（Zucker，1977）；而且“制度按照定义是社会生活更加持续的特征……并给[社会系统]带来跨越时空的‘团结’”（Giddens，1984:24）。斯考特认为制度是由“规制（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和“文化认知（cultural⁃cognitive）”这三大支柱要素所构成的过程趋势（Scott，2001）。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通常会将注意力更多投入到“规制”要素，他们认为个体和组织是因为追求自我利益和工具性的行为而遵从规则，迪马鸠和鲍威尔将其类型化为“威压（coercion）”（DiMaggio＆Powell，1983）。而强制性的权力又需要被规范的框架合法化来支持和限制权力的行使（Scott，1987），规范的要素有必要成为“药方的”、“评价的”和“义务的”的维度进入社会生活，因此施廷斯凯姆把规范看作是制度的“道德根源”（Stinchcombe，1997）。

然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则更突出了“文化认知”维度的重要性，这种视角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看作制度，反映了社会学内部的“认知转向”，即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与情感相连的态度或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动提供模版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豪尔和泰勒，2004:205）。这就是说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版等。这就意味着对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将制度解释建立在组织结构的基础之上，而将文化解释建立在将文化理解为共享态度和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豪尔和泰勒，2004:204）。而对象征系统与意义重要性的强调，也被认为是对韦伯的核心预设的回归（Scott，2001）。

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制度的起源与变迁问题。有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在解释制度的建立时，是通过制度的效率能够为接受这些制度的人带来物质性目的而展开的。但是与此相反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一制度，并不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的目的——手段效率，而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换句话说，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或实践模式，是因为后者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内具有更大的价值（豪尔和泰勒，2004:206）。这种方法的核心问题就是，是什么东西为某些制度安排带来了“合法性”或“社会适应性”，而不能为其他制度安排带来“合法性”或“社会适应性”，这就牵涉到文化权威的来源问题。有些人认为，传统的现代性概念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模式带来了某种权威手段，并得以在国际制度中鼓励共同理解的支持和保护得以相互交流，从而在跨国范围内带来了共同的实践模式（豪尔和泰勒，200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权威的来源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是否存在紧张关系也将影响制度在变革中的“社会适应性”。

就中国情境而言，萧功秦（1999）曾在在剖析近代立宪思潮时尤为关注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借鉴西方立宪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他认为，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能”，来认定仿效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的思想倾向和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制度决定论”思想倾向的最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种制度的功效的同时，却忽视了该种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制度决定论”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的“功效”与选择该制度的“必要性”之间的关联，而没有或忽视了“功效”与实现该功效的种种社会条件的关联。萧功秦指出，“典型的立宪政治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把它当作寻求富强的工具而从西方嫁接到中国社会时，这种制度和传统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同构点，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容性和结合点。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如何行事，也没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可供遵循（萧功秦，1999:164）”

可见，萧功秦的“制度决定论”批评了对制度的“文化认知”要素的忽略，即质疑中国的政治文化能否支撑西方立宪制度的运转。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制度决定论虽然也起到了“望梅止渴”的积极作用：制度决定论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激发国民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感奋，以及以先进文明为参照点的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会促使人们以一些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但是，同时他也认为制度决定论具有在政治上引导激进化的潜在可能，还可能导致政治整合的危机（萧功秦，1999）。可见，萧功秦所提出的“制度决定论”的内涵突出了特定社会文化与外来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对特定社会文化的概括相对笼统，而且忽略了普通民众作为个体行动者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

陶鹤山同样也肯定了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扭曲和失败。但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市民群体对于西方民主的误读、公民文化的缺失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失衡等因素都共同造成了近代西方立宪制度在中国实践的失败（陶鹤山，2002）。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群体表现出了“积极主动”但“能力不足”的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当激进知识分子将民主理念引入中国，有很多人意识到中国应该实现民主；另一方面，这种对民主理念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要不要民主”，而没有深入到“如何运作民主”的问题。市民群体之所以没能把握这次创新的机会，而陷入一种民主乌托邦的误区，是因为他们将民主与固有的绅权政治相混淆，即这种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的民主，而是传统地方精英的民主，实际上还是“为民作主”（陶鹤山，2002:20-21）。但同时，陶也反对一般认为的“中国教育水平落后说”，相反，他认为“由于对民主误读的存在，即使教育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民主政治制度创新也无法实现，因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有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文化”（陶鹤山，2002:22）。

最早提出“公民文化”概念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和维巴。他们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他将国民的特征划分为“地域民（村民）”、“臣民”和“公民”三种类型：基于地域的传统政治结构不能够激发政治意识，所以地域民与政治冷漠相对应；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臣民，只能被动地参加政治活动（政治输入），适应政治输出的结果；而公民与民主体制相对应，不仅要参与政治输入，还要对政治输出的结果和政治结构本身进行主动参与（阿尔蒙和维巴，2008）。这就意味着仅仅拥有了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只为人们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国民自身首先要有公民意识，要有参与政治的理念。否则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所指出的，“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手段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性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英格尔斯，1985）。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数千年的集权体制与文化传统使得“地域民”和“臣民”政治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可见近代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如今，互联网所提供的政治参与平台比以往的大众媒介都具有优势，人们能否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讨论中培育公民意识并体现理性反思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第三章/互联网政治的迷思与现实

网络政治参与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低门槛、双向、互动、分享”为特征的网络平台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使得相对平等、自由的公共讨论成为可能。而对网络公民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的期待与怀疑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界最为炙手可热的议题。乐观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互联网可以构建一个再卷入的，更具商议性，更公平的政治社区（Browning，1996；Hill＆Hughes，1998；Negroponte，1995）。怀疑论者则预示了一个被公司主导的毫无同情心的商业领域将重新出现，侵犯个体公民隐私的能力反而得到逐步加强（Beniger，1996；Lessig，1999），并认为由于互联网的不平等登入，可能使得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范围被缩小，而互联网还可能限制话语的生产，容易导致观点同质化和团体极化等令人担忧的现象（White，1997；Sunstein，2001；see also Katz＆Rice，2002），但后来绝大多数的研究发现都暗示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已经适度混合（DiMaggio，2001）。

政治参与的概念在界定上十分复杂。因为这个词不但联结着很不精确的日常用语，而且关联着许多不尽相同的政治理论，不论如何界定，总会遗漏某些内涵（郭秋永，1993:37）。斯卡夫认为，政治参与的讨论可从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出发：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资源及权力的竞争，而政治过程就是权力的形成、分配与执行。在此见解下，政治参与是影响权力分配的一种政治行动，也是公民试图以极小代价追求极大利益的一种交易行动，可称之为“工具性行动”（participation as in⁃strumental action）。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各种特定活动与关系的集合，涉及维持社群的存续、促进个体与团体间互助合作、鼓励公共沟通以解决争端等。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参与就被视为植根于个体认同社群公益之上的一种政治活动，为促进共同目标，以平等、互赖、公开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决策，此观点称为“交互性行动”（participation as interaction,Scaff，1975；参见郭秋永，1993）。

但是，在政治参与的经验研究上，当代政治学者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工具性行动上（郭秋永，1993:37）。比如，亨廷顿和纳尔逊对政治参与的界定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里的“平民”不包括职业政治人物（亨廷顿，1988:5）。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参与是一个伞状的概念，是一整组变量的全程，因而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政治参与被广泛界定为“使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的决定或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杨光斌，2007:293）。可以看出，这种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进行的，都特别强调“影响政府的企图”，由此可看出工具性行动的色彩，而且其他学者（如Weiner，1971；Verba,et.al.，1978；Conway，1991，转引自郭秋永，1993）对于政治参与的界定也有此倾向。

然而，近年来由于研究者对“公共性”的热烈讨论，公共领域被认为是民主政治最可贵的机制，连带使政治参与研究也开始重视“交互性行动”的面向，政治意见的表达与辩论被正视为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黄楷元，2008）。传播学者麦克劳等把政治参与界定为两种形式，一是制度化的参与，包括投票、接触政府官员等；另一种为非传统的参与，如参与一些针对特殊利益讨论的公民论坛，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McLeod,et.al.，1999；参见彭芸，2001:228）。而伯西与帕特南等学者则把媒介的重要性引进了政治参与的讨论。他们的研究指出，具备互动性与公共论述性质的新媒介不但在民主政治中扮演关键信息提供的角色，也是公民参与的一种真实形式（Bucy,et.al.1999；Putnam，1995；参见彭芸，2001:228-229）。因此，本文有必要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探讨，揭示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公共领域与网络协商

最早表述公共领域理论的是德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认为希腊城邦表现的是全面的公民身份理想，它使得人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的有机的一分子，并且还使维系社会的法律有可能成为公民参与的直接产物（Arendt，1959）。基于对城邦生活的思考，阿伦特将人类活动的场域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是存在的戏剧的发生地，它的舞台是“彼此的利益”，这是一个“显现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为他人所耳闻目睹，因此也保证了我们所在世界和自身的真实性；而私人领域满足的是生存及基本生活资料再生产的需要，无法忍受公开张扬的私密关系在这里适得其所（Arendt，1959:50；参见汉森，2007:63）。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构成了她政治行动理论的基础，包括了她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和对参与式民主的拥护。尽管有学者对阿伦特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其属于早期公私领域的截然对立，使得她对于人性的了解集中于政治的公共领域层面上（Peters＆Cmiel，1991）。但她对于公共生活的强调和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影响了后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德国社会理论家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哈贝马斯（1989）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被假定为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在哈贝马斯看来，媒体在公共领域的构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场所。然而，哈贝马斯也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体的角色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广告和公关的入侵，大众传媒开始被金钱和权力渗透，使得公共领域成为利益争夺的场域，不再是公众以批判理性公共讨论的地方，而是被重新封建化了（Habermas，1989）。

不可否认，传统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由于其单向传播的技术特征，更容易被权力精英所操控。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区别于大众媒体的公共空间和双向传播技术特征使得人们对“公共领域”理想的期待再次燃烧。的确，许多乐观派学者对于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推动民主政治的潜力充满信心。如凯纳尔（Douglas Kellner）就认为，互联网已经为信息、辩论和参与制造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它包含了可能鼓舞民主，并且促进批判和进步主义观念的传播（Kellner，1998）。达勒伯格（Lincoln Dahlberg）则通过进一步区分互联网在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社群主义（communitarism）和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三种不同理念的假定下对于民主皆有促进作用。它包括了互联网“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个人提供多样的咨询以供政治决策”（Dahlberg，2001:160），“促使通过提供分享的身份认同和目的来促使个人自由表达和民主成为可能”（Dahlberg，2001:163），以及通过新闻讨论组（Usenet）、名单服务（Listserve）、网络论坛（Web⁃forums）等方式服务于以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网络协商民主，即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必须在一个自由、公开、合理和可能高度程序化的对话中达成某种基于最佳信息和理由的妥协一致（Dahlberg，2001；参见Katz，2002:114）。

然而，公共空间不等于公共领域，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公共空间也并不一定就自然通向新的公共领域。悲观派学者就观察到了网络公共论坛中同时也充斥着“对质、误传和辱骂”（Katz，1997:190）。尽管网络上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人们倾向于寻找强化个人立场的信息并与之互动，而避免参与到异己言论当中（Sel⁃now，1998；Sharpio，1999；Dahlberg，2007；）。桑斯坦（Cass Sunstein）则用“圈内商议”（enclave deliberative）这个词来形容网络上出现的分裂（fragmentation）现象，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圈内商议”的出现不仅会加深社会的分裂，而且也已经变成群体分化甚至极化的“滋生地”（Sunstein，2001:67-71）。另一项早期的网络实证研究也发现，尽管“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容易陷入“观点的争斗”中并构成了网上大部分的互动内容，但是这些团体内部的争论有朝意识形态同质化，并支持分化立场的倾向发展（Hill＆Hughes，1998）。可见，就网络政治参与的微观行为层面而言，从互联网公共空间向公共领域转化的阻碍之一直指网络中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化和团体内部态度极端化的现象。

网络极化

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极化”尽管被给予了显要的地位，但却很少有文献能够为其提供定义概念的指导。迪马鸠（Paul DiMaggio）等认为，对极化的定义可以从否定的意义开始。它首先不是吵闹的、不文明的政治意见的交换，而是反对意见的程度。因此意见的呈现方式不是极化，这意味着极化测量的是两种态度间的强度距离和极端性，而不是内容实质本身（DiMaggio,et al.，1996:692）。在现代政治选举研究中，极化概念常常被应用于测量选民对某政治人物或政治立场的反应，而我们所说的“极化”被通常定义为公众舆论的分化，并有走向极端的趋势（参见wiki⁃pedia）。因此，极化本身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作为一种状态，极化是与某种理论最大化相联系的反对某一观点的意见程度；而作为一个过程，极化指的则是这种反对程度是否会随着时间而递增（DiMaggio,et al.，1996:693）。

对于极化的测量，迪马鸠等提供了四种可行的思路，前两种是基于单纯的态度分布，而后两种则是基于分布间的关系，但每种思路都指向了不同的极化类型。第一是“分散原则（dispersion principle）”，即态度分布的变异程度，当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变异程度越大，政治系统越不可能建立或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认同；第二是双峰原则（the bimodality principle），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端的意见越分离，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第三种是抑制原则（constraint principle），即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不同的社会态度（组内或组间）越紧密相关，冲突越不可调和；最后一种是联合原则（consolidation principle），当其他条件相同时，社会态度与显著的个体特征或社会群体认同越相关，则这些个人和群体将成为社会冲突的聚焦（DiM⁃aggio,et al.，1996:692）。以上这四种测量思路展现了极化的多维度特征。作为截面研究，本书仅对极化在特定场所（论坛）和特定议题类别中所呈现的态度分布状态进行描述分析。

一直以来，人们明确感知到的政治极化现象与学者实际得出的证据存在很大出入（DiMaggio,et al.，1996；Evans，2003；Baker，2005；Fiorina,Abrams and Pope，2005）。比如，近几年来“美国政治日益极化”的看法往往来自非学术圈的外行观察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除了小部分诸如枪支管制、堕胎和伊拉克战争等议题外，“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政策的偏向基本上是朝着相互平行的方向前进”（Page and Shapiro，1992:288）。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很少有证据能够说明在道德、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存在日益极化的趋势（Baldassarri and Bearman，2007）。而且，那些卷入政治极化问题争论的学者们也都倾向于认为政治精英和政治活动家的确在日趋极化，但普通民众并非如此，至少舆论的意识形态极化程度并不与他们一致（Fiorina et al.，2005）。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主要是基于两个悖论：第一，一些议题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成为强烈关注的焦点，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大量的议题中吸引过来，从而使人们感知到社会宏观结构的极化是“存在（presence）”的。这些议题被称之为“起飞议题”（take⁃off issue），但事实上极化在议题总体的背景下却又是“缺席”（absence）的；第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专家知识存在落差。一方面，社会学家们强调宏观结构层面的动因会导致种族、族群和社会阶级的分化，从而具有相似背景的人群更容易相互彼此联系（Massey，1989；Abramson and Tobin，1995；Jargowsky，1996），即个人的态度与其社会背景之间是存在关系的，具有相似社会背景的个体更容易互动，形成社会的或观念上的社区。而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在“态度与属性”的关联上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实质改变，即态度的社会背景决定因素始终很弱（DiMaggio et al.，1996；Evans，2003；Fiorina et al，2005）。这种生活经验与“社会学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在与有限数量的其他人互动，并且讨论着对他们来说较为重要的少数议题。这很可能意味着当个体正在经历意识形态同质化时，他们所在的更大的群体中却仍然保持观点的异质（Baldassarri and Bearman，2007）。对这两个悖论的思考十分重要，因为这与媒体建构有很大关联，媒体偏见尤其被认为是影响舆论走向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Bernhardt,Krasa and Polborn，2008）。

媒体偏见（media bias）是指在大众媒体的生产过程中，记者或新闻生产者在选择报道什么新闻故事和如何报道的问题上往往存在偏见；而媒体的政治偏见则体现在对某个特定的政党及其所属的政治人物或政策采取压倒性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参见wikipedia）。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偏见将在议程设置中得以体现，表现在为受众提供有选择的议题，并把媒体所认为的重要议题放在显要位置（McCombs and Shaw，1993）。但是，认为媒体偏见是促成政治极化的原因之一至少是基于如下两个假设：第一，大众媒体的受众自愿选择符合自己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偏好的媒体，而不愿意接受与自己立场相左的媒介内容；第二，大众媒体进行的是强效传播，人们会因为接受带有政治偏见的新闻报道而强化自己原有的立场，从而可能导致态度极化。

如果说“一对多的”“单向传播的”大众媒体在技术特征上更容易被精英、政党所操控，而受众也相对被动，缺乏可供自由讨论的平台，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则使得学者们重新思考：在被赋予了“低门槛、双向互动、匿名、自由、分享”等属性的新媒体中，网络使用者是否仍然只选择那些强化自己观点或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互动？互联网提供的可供辩论的公共空间是否能够促成不同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人进行对话和协商，还是无视对方的观点或以侮辱谩骂相对，从而失去对话的空间，最终导致群体内部的态度走向极端化？这时，群体内部成员在网络协商过程中，面对有限的观点库和不成比例的具有意识形态偏向的信息是否还能够坚持己见进行理性探讨，还是在互动中走向更为极端的观点成了关键问题。

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群体极化”论就对现实中的网络协商民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群体极化是指一个协商群体中的成员必然会在协商之前的倾向所暗示的方向指引下走向一个更为极端的观点（Sunstein，2001；2007）。其机制的解释主要有三个：一是有说服力的观点和信息。如果一个群体已经具有某种倾向，则具有说服性的观点和信息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限的观点库；二是社会的对比。由于人们希望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认同，则很可能在听到别人的观点后，调整自己的立场，从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倾向靠拢。第三，信心、确证和极端主义。当得知自己的观点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分享，则可能变得更有信心，观点更极端（Sunstein，2007:64-67）。基于群体极化的这三个机制，桑斯坦认为互联网正在使人们能够设计他们自己高度个人化的传媒节目，过滤掉一些麻烦的问题和不喜欢的声音。网络上出现的碎片化现象正在加深社会的分裂与并促使群体的分化与极化（Sunstein，2001）。

然而，桑斯坦的群体极化观点并不能完全预见或充分解释网络中可能出现的政治极化现象。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不能被简单忽略。不能排除具有反思能力的网民坚持己见，形成理性互动，并在网络讨论中获得影响力，从而降低极化的风险；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政治极化现象还与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及其关注的议题有关。而网络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及其争论的议题又是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变革密切联系的。这就是说，对网络政治极化的考察还需要落实到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个体之间的联系上。

在中国，由于区别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建制，两党或多党派间因选举相争而引起的政治极化问题并不显著。但这不意味着我国的民意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没有分歧。事实上，意识形态上的极化正是政治极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互联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得民意的表达和互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于网络公共空间。尤其是在网络BBS论坛中，越来越多的观察和国内相关研究都关注到了公共讨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网络BBS论坛及国内相关研究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电子布告栏）论坛是一个由有兴趣的使用者共同组成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交互式传播系统（Ogan，1993）。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BBS逐渐成为人们表达、交流和整合各种观点的“沙龙”，目前被网民广泛使用（谢新洲，2003）。事实上，以BBS论坛为基础核心应用的网络社区已经成为互联网使用者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渠道，尤其是网络BBS论坛作为中国网民公共讨论最为集中的平台之一，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目前，国内针对网络BBS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已经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大多数学者对于网络公共讨论平台能够促进中国民意的表达给予了充分肯定，而这种肯定又与互联网所具备的技术和传播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匿名性”被认为是互联网能够促进政治参与的最为重要的技术特征之一，它“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可以直言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实际想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王笑天，2007:41）。除此之外，这种新的传播技术所具有的“数字化”“超文本”等特征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多元化”“个性化”“交互性”“开放性”“去中心化”等特点（谢新洲，2003），使得网民在政治参与方式上“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和沟通的可能性。公共论坛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陈剩勇和杜洁，2005:6）。

的确，许多学者都对网络BBS论坛可能成为公共领域表示乐观，他们认为网络具备公共领域最核心的因素——公共性，并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新的拓展平台，尤其是BBS论坛更可能成为信息时代最有前景的公共领域，或公共意见表达的主流形态（参见陈洁，1999；吴信训和陈辉兴，2007）。然而，也有人对于网络公共空间是否能够实践公共领域的理想表示悲观。如静恩英和杨丽轩（2007）就认为由于BBS论坛内部存在等级结构，匿名交流不等同于理性讨论故而BBS论坛无法成为网络公共领域。不可否认，网络公共空间并不等同于网络公共领域，如果没有网络公共空间，就不可能有公共领域（杨伯溆，2008）。因此，对网络BBS论坛所展示出来的公共空间的深入研究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许多学者都对BBS论坛的个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闵大洪（2001）认为人民网强国论坛让用户对国际国内大事有“表达权利”，强国论坛已经成为新闻集散地、观点集散地、民声集散地，并且突破了舆论一律，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窗口。李希光和秦轩（2001）以强国论坛的“中美撞机事件”话题为研究对象，认为BBS改变了官方媒体议程与舆论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陈彤旭、邓理峰（2002）则通过对强国论坛一个月内议题的形成和衰变过程进行分析，并认为其他大众媒介并非是形成网络BBS议题的唯一动力，当重大事件或特殊议题出现时，BBS议题很可能形成与大众媒体分庭抗礼的舆论声势。但是，这些早期的个案研究主要对网络议程设置表示了更多的关心，而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却较少涉及。

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留意到网络中逐渐浮现的意识形态冲突。如顾宁（2006）就将BBS论坛中激进的爱国主义群体成为“网络愤青”，他们对一系列社会事件进行强烈的批判，给人以左翼民族主义者的印象。彭兰（2008）则观察到在强国论坛中存在着“左派”与“右派”，他们在几乎任何问题上都形成对立。她指出无论是“左派”与“右派”的对抗、“亲美派”和“反美派”的过招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较量，这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为广阔的生活土壤。乐媛和杨伯溆（2009）通过对强国论坛和猫眼看人BBS论坛的实证对比分析得出，在中国确实存在以左派/右派声音为主流的左派论坛和右派论坛，且它们彼此关注的议程具有显著的差异。唐芳和杨伯溆（2009）则在此基础上针对在两个论坛中发言的网民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互联网政治言论的主体源自社会中间阶层的温和派讨论，“激进主义”和“群体极化”现象虽然存在，但却只是少数派现象。

可见，在我国的网络BBS论坛的政治讨论中，已经形成了反映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且群体内部成员也在试图寻求集体认同。尽管这些初探性的研究已经窥视到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网络政治派别的分化与对立，但还没有研究将中国网络BBS论坛空间的意识形态图景进行全貌性的勾勒。因此，本书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立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并参照网民在网络政治讨论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和主流的划分标准，构建可勾勒当前网络政治讨论意识形态图景的取向类型。

第四章/超越左和右？网络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论争

意识形态的概念与左右政治划分

a.此提法被S.M.Lipset和S.Lukes所使用，参见Lukes,Steven.“Epilogue：The Grand Dichotom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oncluding chapter to T.Ball and R.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p.610-612.

b.这种区分源自左右划分在欧洲诞生之初是与宗教密切关联的，右作为保皇派与宗教力量站在一起，而左则是反宗教的。在现代，经济保守派与宗教保守派往往结成同盟，也有某些保守主义者是强烈反对将政府与宗教混合的。

c.此伦理问题由T.Sowell最早提出，并将其作为左与右的区分，并得到了G.Lakoff的支持。参见Lakoff,George（1995），Metaphor,Morality,and Politics,Social Research，62:5.

自19世纪早期开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左”与“右”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并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峰。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后的民主制度在西方得以普遍确立，许多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Bell，1960；Lipset，1960），甚至于随后出现的“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2）似乎表明人们就意识形态的基本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左派承认过度的国家权力会带来危险，右派接受了建立福利国家和保障劳动人民权利的必要性。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政治目标的共识和趋同。然而，很快“意识形态终结”论也被同样认为没有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而是服从于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文森特，2005）。而且，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和“新右派”在西方社会的崛起以及近年来“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现，都说明意识形态的冲突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凸现的诸如全球化的冲击、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等问题，都使得意识形态间的格局与冲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在西方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左右意识形态的概念与标准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到了中国更是不可避免地在吸收和借用的过程中融合了本土的内涵。

中国左右意识形态的演变与分化

中国左右意识形态的分野深深植根于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西方引入又在自己的土壤中发展演变。从近代晚清至解放战争前，知识分子在摆脱殖民统治的抗争中自西方引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潮——美国进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引发变革来实现其强国理想。这两种意识形态来源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逐渐出现了分化。正如顾昕所说，“五四”本身的多元性为不同的社会群体遗留下不同的资源，因而能够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竞争市场中公认的符号硬通货（顾昕，1992:60）。知识分子对“五四”精神之真谛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顾昕，1992:70）。在此后的国共两党斗争时期，对“五四”精神的争论在两党争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逐步演变为“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左翼政治确立了其正统地位，并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徐友渔，2006:102-106），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复苏。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新左派开始崛起，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这些都最先敏锐地反映在了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政治讨论中。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政治光谱中，主要呈现“左翼”和“右翼”这两股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紧密相关。这场争论虽然已经平息，但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始终主导着思想界的进深与新变（鲁明军，2008）。

自由主义者作为中国右翼的主要力量，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制；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徐友渔，2006:102）。而中国新左派则继承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强调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批判，“呼吁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汪晖，2003:42）。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朱学勤归纳了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存在的三个主要分歧：（1）对于基本国情的判断；（2）对社会问题的判断；（3）对于社会问题的诊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主要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外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而且今天的社会弊病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出现过的，应当力求避免。在如何解决社会弊病上，新左派认为毛泽东时期的“文革”“大跃进”等社会运动和其他政策有其合理性，应挖掘其“制度创新”（朱学勤，2003:261-263）。

在中国左派政治谱系中，与“新左派”相区别的还有“老左派”。他们主要由“忠诚于国家体制、以正统的马列毛为理论资源的知识分子组成”（语冰，2003:2）。甘阳认为，相对“老左派”而言，中国新左派更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可以称之为“自由左派”（甘阳，2003:111）。就目前网络上活跃的左派言论来看，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老左派”与“新左派”构成了左派的主流。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左派使用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而新左派使用的则是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的语言（甘阳，2003:110）。表4-2具体展示了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观点分歧。表4-2　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点

可见，在中国左与右的参照点与西方并不完全吻合，它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与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历史变革与重大事件紧密相连。而且，随着这些问题的争论逐渐成为互联网上的公共议题，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日显激烈，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派别划分。

中国网络政治派别

中国的网络政治派别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而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也与互联网紧密联系在一起。1999年，随着一系列国际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人民日报》下属网站“人民网”在此背景下建立了“强国论坛”，网络言论迅速活跃起来，从那时起网络BBS也成为中国政治讨论最为激烈的地方。有人则把1999年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建立看作是“网络民族主义”活动固定化的标志（王军，2006:22）。2002年和2003年在中日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西北事件）促使更多的反日言论和情绪出现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高潮。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含义一直与“爱国主义”相混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指在“中国与西方”“国内与国外”的范式下，强调“独立、统一和强大的中国”的意识形态（Zheng，2004：ix）。由于新左派与民族主义者同样用“美国霸权主义”来解释许多问题，而且新左派也倾向于支持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因而在网络BBS政治讨论中，中国民族主义也被认为是左派中的一支。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基于历史上的“汉与少数民族”族群划分的汉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主义相区别，同样，这种族群划分还存在于中国地域差异的文化认同中（参阅王剑峰，2004）。由于它们与中国民族主义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相悖，而某些观点又暗合了西方独立、自由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常被网友划归为右派。

近几年来，在文化领域掀起的“读经热”“官祭孔子”等传统文化思潮的回流在网络上也十分引人关注，有人把它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很快，对于“新儒家”欲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趋势引起了众多争议。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家宗旨在于复兴儒学，实现它的“现代性转换”。但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为基本特征，秉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现代新儒家，在精神气质上却并非如此（魏英杰，2007）。徐友渔也认为现代民主不可能从儒家那里开发出来，因而认为“政治儒学”不可取，但肯定了“文化儒学”大有前途，问题是需要区别“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君子之风，彬彬有礼，还是在制度上搞儒家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春霞，2008）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确实打破了左右派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目前的政治划分中并不能简单将其归入“左”或“右”的阵营中。正如秦晖所说，在对待儒家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如何定义“传统”显得十分重要（秦晖，2006）。的确，作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珍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价值，而在制度层面，二者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

到此，本文已经对现实生活中几种主要意识形态的演变与政治派别分化进行了梳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派别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政治生活之中。而且，目前网络政治讨论中大量出现的“小左”“右愤”等语言标签也暗示了网民倾向于左右意识形态的派别划分方式。为了更好地符合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网络政治讨论的语境，图4-1展示了中国网络政治派别划分的相关理论路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左右意识形态的冲突都是在中/西范式下展开的，诸如网民倾向于将“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符号象征，而这些体现以中西方为参照点的象征符号构成了网络政治讨论中最重要的话语内容。我们在前面提到，作为意识形态的寄居地，符号秩序与话语模式在制度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受到网络监管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网络讨论者常运用隐喻的方式来构建政治话语，从而实现观点的表达和互动。然而我们认为尽管结构性因素始终存在，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不仅不应该被忽略，反而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本研究并不致力于话语的批判文本分析，而是倾向于将话语模式的考量自觉运用于网络讨论的内容分析中，并将关注点放在一些反映社会变革并形成争论的议题上。图4-1　中国网络政治派别划分概念图

第五章/社会变革与网络政治讨论的争论焦点

政治维度：民主与民族

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外来政治制度及其思想资源的帮助来试图变革国内政治体制。从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都反映出国内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制度变革的强烈愿望。在当前的网络政治讨论中，这种对政治制度变革的诉求主要围绕中西冲突语境下的“民主”与“民族”问题展开的。

首先，就政治制度而言，毛泽东时期的体制以及他的思想和政策（如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文革”等）已经成为目前左右两派网民争论的焦点。对中国新左派而言，毛泽东重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努力值得重新被认识。汪晖认为，毛泽东一直试图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又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使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因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汪晖，2003:9-10）。

而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左派提倡重思毛泽东时期的政策，寻求其遗产中的“制度创新”，如“大跃进”中就存在许多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甘阳，1993；崔之元，1994）。的确，在目前的网络政治讨论中，毛泽东为许多左派网民们所怀念，他们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构成了网络激进左派（包括了老左派与新左派）最重要的话语内容之一，并区别于支持当前党政主流话语的温和左派。

然而，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情绪却受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徐友渔认为，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东西的价值，认识到它们的普遍意义”（徐友渔，2003:275）。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并认为左派不应该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问题置之不理。正如朱学勤所说：“我们不能把权力机制的账算到市场机制的头上，更不能以理论上的不公正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朱学勤，2003:262）。

尽管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已经被改革开放以后更加温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替代，毛泽东与其思想仍然在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中国逐步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往往被认为与当前既定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有关。尽管中国的左派或右派就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所给出的药方有很大差异：激进左派倾向于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激进右派则主张实行西方宪政民主，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对目前执政党及其政府与官员的表现持以一定的观望与批判态度。

重要的是，互联网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供批评与辩论的公共空间，使得公民的政治意见可以在线上的交流互动中得以展现。事实上，在既定政治体系中的成员对政治的评价性倾向，正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阿尔蒙德和维巴，2008）。一般而言，在网络讨论中对“官员”的失职与腐败的批评已不鲜见，但由于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对于“权威”的重视与坚持，对“政府”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鼓励，因为这往往暗示着对制度变革的期望。比如，自由主义者可能更加支持变革为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民主政体，而左翼人士则可能更倾向于毛泽东时期的制度和政策（朱学勤，2003）。因此，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与官员的评价已经成为网络政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对其合法性和当前政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区分了温和与激进的维度（乐媛和杨伯溆，2009）。

值得注意的是，对当前政府的评价还与“新权威主义”思潮相关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肯定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威权政体的合理性。他曾指出，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推进政治制度化，保障政治安定，一党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亨廷顿，1998）。亨廷顿的这些看法为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新权威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萧功秦、吴稼祥等学者为代表，主张实行半集权政治体制以适应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卢毅，2009）。萧功秦最早在国内提出“新权威主义”概念，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稳定等诸多因素，因而尽管新权威是一种“祸害”，但却是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萧功秦和朱伟，1989）。这股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兴起的新权威主义思潮是以追求现代化的经济目标为诉求而引发的政治体制的思索，但它很快遭到了大量尖锐的批评，引发了激烈争论。

荣剑撰文对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他强调集权政治与自由经济协调关系的存在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即“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荣剑，1989；参见卢毅，2009）。顾昕则表达了新权威主义在“进口”亨廷顿的思想资源时有扭曲其真实意图的担心。他指出，中国的保守主义与舶来的“保守主义”完全不一样。洋保守主义背后藏着自由，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在他们认可的范围内坚定地维护个人自由，而他们恰好是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但中国并没有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包括“新权威主义”究竟代表谁的利益？（顾昕，1989）

尽管对“权威主义”的争论早已过去，但在目前的网络政治讨论中，对于“民主”与“威权”的不同倾向仍然成为左右派重要的区分点，这种区分的其中一个向度就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与官员的评价上。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构建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多时候演变为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意识形态使民族的自我意识、种族认同或语言认同成为某种寻找政治表达的学说性的核心纲领（文森特，2008:357）。在论述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关系中，文森特认为，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一个富有灵活性的政治体系和一个如民族主义一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保持共同体的团结一致而使个人和国家一体化。因此，民族主义有助于跨越较为传统的共同体和现代社会之间的鸿沟（文森特，2008）。正如安东尼·史密斯评价的那样：“为了保持共同体的团结一致和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使一个关于纯种民族重生的神话被建构出来，这种纯种民族将致力于重建一个黄金时代”（Smith，1971:50）。

事实上，正如汪晖所说：“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汪晖，2003:6）。即使到了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从西方社会理论（如新马克思主义）或意识形态（如自由民主）中寻求资源来诊断中国的社会问题（参见徐友渔，2003；朱学勤，2003）。并且这些诉诸“民主”与“民族”的问题通常都对西方具有特殊的敏感性。

的确，在今天，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参照点。这不仅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大量西方技术与商品的涌入，已经使得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与“西方”的互动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对西方民主体制及意识形态的热衷与抵制也已经成为目前网络BBS讨论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特征与属性是与自由、民主的内在本质相联系的。因而，对于主流媒体的宣传与言论自由的诉求很容易在网络中被凸显。作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涵，言论自由更倾向于在互联网上达成共识。因而，媒体与言论自由同样也成为网络政治讨论中容易被凸显出来的重要议题。

经济维度：市场经济与全球化

就经济维度而言，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并涉及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革。相比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交锋似乎更加紧密。

经济制度是指一种经济中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原则与技巧来解决诸如资源稀缺等经济问题。其中一个极端是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商品和服务借由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如亚当·斯密所认同的借由个人和公司追求各自的利益才能创造更有效的社会利益（斯密，2005），即被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极端则是如马克思和列宁所倡导的所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来决定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而最大程度上消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参见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v.4:357-58），即被认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事实上真正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并不存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其实采取的是混合经济制度，即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参见Altvater，1993；Tucker，2004）。而计划经济尽管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强调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但也只存在于曾经的苏联和“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以及目前的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被认为是一种混合经济，因而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完全重合，而市场经济也并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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