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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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之美试读：
内容简介
季羡林先生晚年不遗余力地捍卫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传统文化对人类的贡献、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东西方文化各自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提出了高屋建瓴的精辟论断。本书文字是作者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精华所在，先生其情也真、其言也善。通过本书，读者将从季先生的体悟与沉思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促使我们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丛书出版说明
品味大师的博学与精髓，是一种至高的享受和荣耀。经过认真的选择和细心的编审，我们以赤诚景仰之心，向广大读者奉上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
季羡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足迹踏遍瀛寰，一生寄情于文化，融贯东西，汇通中外。先生为人，朴实无华，无论是与之交流，还是阅读他的文字，都让人如沐春风，感悟通透。
季羡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风赡多姿；同时，大师与20世纪共始终，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交接。明年是先生诞辰105周年，我社非常荣幸地得到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的全力支持，季承先生无偿提供大师的手稿原件、印章及照片，其中很多是首次公开。我们以无比景仰的心态，从季老诸多的著作和手稿中精心择选出部分精品文章，以“传统文化与国学”为主线汇编成册，谨以此套丛书向季羡林先生诞生105周年献礼。《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共为四册，分别为《传统文化之美》《民国的那些先生》《已逝去的年代》和《中国人与中国文明》。这套书提供给读者一个看人看世界的崭新视角，字里行间蕴涵着博大情怀和深刻思考，对现今追求金钱和物质的社会是一剂清醒剂，唤醒国人去寻觅自身与社会的风骨和气节。
第一册《传统文化之美》，主要辑录季羡林先生的体悟与沉思，展现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地位提出的新鲜、独特而高屋建瓴的精辟论点，不仅激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怀旧之情，还将勾起我们心中家国合一的文化情怀。读者从季老的体悟与沉思里，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促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第二册《民国的那些先生》，主要收集季羡林先生与各界名流的交往及对同时代贤达的评点，展示了那个时代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触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他们就是“民国的那些先生”，他们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
第三册《已逝去的年代》，是季羡林先生用真实、质朴的笔触，重述自己的多彩人生之路，展现其一生的奋斗经历和内心情感世界。这既是一部纪实自传和成长史，又折射出大师对那个时代独特的评判，如同色彩斑斓的幻灯片，从大师的镜子里反射出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实。
第四册《中国人与中国文明》，主要编录了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明发展的系列思索，紧密契合当下中华崛起、文化复兴等热点话题，探讨何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从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普通中国人的习惯与特性、中国文明的理解与传承等角度，来阐述、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
在丛书编纂和审校过程中，我们遵照季承先生的嘱托，力求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等情况，依据“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原则，我们未做改动与统一，尽力做到大致不差。
限于学养和编校水平，丛书中难免存在差错与遗憾，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电子工业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大型出版企业，目前是我国图书出版领域排名前列的综合出版大社之一；我社在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出版赢得领先地位的同时，最近10年深入社科大众图书出版，也建立起了较强的影响力，近期出版的《贝聿铭全集》《万物运转的秘密》《万万没想到》《京杭大运河》等图书分别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奖等奖项。衷心期待《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能得到读者的厚爱。刘九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万古千秋国粹新
《中国楹联墨迹荟萃》序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一，从唐代传入日本，至今兴盛不衰。楹联则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因为只有像汉语这样有独特结构的语言才能有。世界任何其他语言都根本无法讲什么平仄、对仗等等。没有平仄、对仗等等，也就没有楹联。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书法和楹联一向是紧密结合的。一直到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名山胜刹，古寺梵宫都还悬有名人书写的楹联。人民过新年时也往往用红纸书写楹联，张诸门楣，或表示祝贺，或表示期望，或言志，或抒情。为佳节凭空增添了无量欢悦。
将楹联汇集成册者，过去有过一些。但是将楹联与书法联合出书，尚未多见。现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了这一册《中国楹联墨迹荟萃》，集全国老中青三代学人、政治家、书法家的墨宝于一册，真可谓洋洋大观。窃以为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对全国书法爱好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欣赏这样多名家的书法；对全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能欣赏这样多精彩的楹联；对青少年来说，读一点楹联，可以体会中国文字之特点。五十多年以前，在1933年，先师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出国文入学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另出对对子一题，以测试学生对汉文理解之程度。当时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以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对仗确实能试出学生的水平，而楹联是最讲求对仗的。青年学生通过楹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此，他们还能通过欣赏书法与楹联艺术，开阔眼界，活跃情思，培养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由热爱祖国独有的艺术，进而热爱祖国。其为用不可谓不大矣。然而更有进者，其意义绝不限于本国。从对外文化交流上来讲，像日本等国对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学修养素有基础，此外还有海外华人或华裔，对此同样有浓厚的兴趣。有此一编，不出国门家门，就能欣赏中国当代有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学者、教授的书法艺术，此书将受到他们的欢迎，是肯定无疑的了。
因此，我热烈祝贺此书的出版。愿中国传统文化和煦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吹遍友邻诸国。1987年6月8日
《中国翻译词典》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1993年10月11日凌晨
《中华姓氏大辞典》序
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巨著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
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绝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的）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北朝胡姓考》的序里说：
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待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着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只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绝不只限于寅恪先生所说。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绝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宗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所附的资料中，有一篇关于姓与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的“”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岳飞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眷，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成了“”字。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毋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都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了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上面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姓氏研究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联系呢？
我认为，联系是密切的。这个认识只是我不久以前才得到的，通过这一次阅读本辞典的部分稿子和资料，又进一步加深了。先让我举几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现在我看了袁义达同志带给我的材料，里面讲到，中国汉族和满族李、张、王三大姓高踞前三。李姓占全人口总数的7.9%，张姓7.4%，王姓7.1%，三者加起来共占22%多，有几亿人口。这几个大姓再加上同名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军”，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出版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上面谈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本书的自序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与姓氏有关的问题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我读了本书部分稿子以后的诚恳的希望。
两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谨严细致的科学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探讨方面上；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的谨严准确的自然科学的学风。我们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学风。这是我的又一个诚恳的希望。
我写到这里，读者读到这里，我们必然都要想到两位作者和出版者四川辞书出版社，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独具慧眼，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他们肯而且敢在今天出版界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出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大辞典。我现在向中国史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等，郑重推荐这一部大辞典，它会给你们的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除了共同的感激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特殊的感激。我在开头已经谈到，张在德同志和袁义达同志代表作者找我写序的时候，我认为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使我踟蹰难决，我甚至不理解，何以找到我头上来。我心里不但毫无感激之意，而且还颇有点抱怨。然而，到了今天，材料看完了，序也写完了，仅仅不过几天的时间，我恍然大悟，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我现在又感到，光用“感激”二字都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了。
我的序就写到这里。1991年1月3日
《文学语言概论》序
李润新同志要我给他的新著《文学语言概论》写一篇序。最近，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忙乱时期，身上负的各种各样的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文债、信债、会债、咨询债、顾问债、座谈会债、招待会债、送往迎来债、采访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有时候烦上心头，简直想“出家”，以了尘缘。因此，润新的要求，我本来想加以拒绝的。但是，一读到他的来信，看到他的书稿，我立即改变了主意，不但要写，而且立即就摆脱众债拿起笔来。难道他的信和书就能有这样大的神力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实获我心。我早就像骨鲠在喉，（想）一吐为快了。现在就借机来吐一下。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散文大国。这是天下之公言，绝非我一个人的私见。事实俱在，毋庸论辩。从文学语言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散文丰富多彩，灿如百花。所谓文学语言，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以我浅见，不出两途：一是修辞，二是风格。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又截然可分，二者相较，风格尤重于修辞。修辞，一两句内就可以看出，而风格则必须综览全篇，甚至若干篇，才能够显现。总之，写文章，必须重视修辞，而风格更要重视。
太远太大的例子不必举了。仅就唐宋八大家而论，从风格上来看，在唐代，韩是韩，柳是柳，明眼人一看便知，绝不会混淆。在宋代，欧是欧，苏是苏，王是王，曾是曾，泾渭分明，也绝不会混淆。甚至在三苏之中，也自有不同。降而至于明清，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风格清新、险怪。归有光虽接近清代桐城派，细视之，也绝不雷同。至于桐城派中，方、刘也有区别。清末的散文家龚自珍，更有独特的风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五四运动以还，文言改为白话，文字工具虽变，但风格之差异，在一些大家笔下，仍然能够区分。鲁迅无论矣。即以茅盾、巴金、老舍等而论，也各自有各自的文风，绝不雷同。他们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
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论文多以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准绳，这本来是未可厚非的。标准的说法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实则思想性霸占了垄断地位，艺术性只成了一句空话。至于什么叫思想性，真正的思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姑不细论。谁要是一强调艺术性，现成的帽子就会落到你的头上。结果是谈虎色变。大家写评论文章，甚至撰写中国文学史，大都是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思想性，而对一个作家或一篇文章的艺术性，则只是倒三不着两地、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空洞的话，应景而已。
产生的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不，应该说，有的人熟视无睹，中国过去的悠久的优秀的散文传统，被忽视，甚至被抛弃了。在今天散文坛上（如果有这样一个坛的话），风起云涌，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专门刊登散文的刊物，也颇有几家。看上去煞是热闹。然而夷考其实，则不禁令人气馁。从修辞和风格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这一派刻意雕琢，在修辞上死下工夫，“语不惊人死不休”。上焉者也还能够写出几篇打扮得漂漂亮亮如七宝楼台样的文章。下焉者则不知所云。如果认为我夸大其词，我不妨顺手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很有水平的很受到欢迎的大型的散文刊物上，有一篇叫《外婆与月亮》的文章。开头两句是：“故乡独在遥远，我亦独在遥远。”接下去，类似的词句颇多。我再引上几句：“爱与恨这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最早我便源于外婆的‘土炕文化’，善良的仙姑善良的老狐善良的月光……”第一个例子让人似懂非懂，第二个例子懂是懂得的，然而语法却怎样也无法分析。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倡“模糊语言学”；但是，那里的“模糊”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篇文章的“模糊”，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道理来。这篇文章绝不能独擅专利，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我称之为“搔头弄姿”派，难道还能算是刻薄算是过分吗？
另一大流派我称之为“松松散散派”。有人主张，散文的真髓就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完全是大白话，一无修饰，本色天成。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样的。在诗歌方面，陶渊明和白居易的诗是有名的例子。宋代苏东坡的一些散文随笔，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但是这些诗文，貌似平淡，实则并不平淡。你越读越有味，有似吃橄榄，食之平淡，而回味无穷。这种平淡的文体是经过长期修养与磨练，又济之以个人的天赋，返朴归真，才能够形成的。如果率尔操笔，则凡能说大白话又稍能识几个字的国人，都可以成为散文家，散文文坛岂非要广被神州吗？
可惜得很，在当前中国的文坛上，确有不少的散文家可以归入这一派。他们的文章涵义并不深远，造词造句又有时欠考究。生造的词儿和不通的语法时有所见。这样的文章确不雕琢，读起来也明白易懂。作为公牍文书、新闻记录，未始不是好文字。然而说它们是文学，则不佞期期以为不可。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近四五十年以来文学只重视所谓思想性，而根本抹煞了艺术性。流毒所及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以中国这样一个散文大国，有这样悠久辉煌的历史传统，到了今天，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实在不能不让人担忧，让人惋惜。
我最近经常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李润新同志也考虑到了这个现象，所以号召人们重视文学语言，重视文学的风格。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说“实获我心”。我就利用写序的机会，把我的看法写了出来。至于《文学语言概论》本身，体大精思，理论多是从实践中抽绎出来的。明眼读者自能鉴赏，用不着我多来费话了。是为序。1993年9月11日
《彭松书法》序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艺术。日本自古迄今也是讲究书法的，自唐代起就名家辈出。这显然是受了中国的影响。我在这里讲“受影响”，毫无贬意，日本受了中国的影响，自己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日本书法家最受人称赞之处。在几十年前，中国视古代文化如粪土的时期，我看了日本书法，曾感慨备至，“惊呼热中肠”觉得我们将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幸而改革开放以来，书法又受到青睐。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发奋图强，重振当年雄风。我所担心的尴尬局面未能出现，这是我垂暮之年最感欣慰的乐事之一。幸亏天老爷赐我以长寿，否则真要抱恨终天了。
中国的书法妙处何在呢？我不是美学家，更不是书法美学家，不敢赞一辞。古语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我想借用别人的眼睛，而且是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攻中国书法这一块玉。我在将近七十年前在清华读书时，有一个教德文的德国教授，名叫Guster Eche，中文名是艾克，字锷风，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并不认识汉字。有一次，在上课前，我用粉笔在黑板上鬼画符，写了几个汉字，完全是写着玩的，但忘记擦掉。他一走进课堂，不上讲台，两眼直勾勾地瞅着黑板上的那几个字，似乎非常欣赏。下课后，他问是谁写的，我从实招认。他点头微笑，说：“我不认识汉字，但我是美学家。我看汉字像看一幅画，只看结构，只看线条，不管含义。”
他这几句简单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我那黑板字写得也不见得好。但是，艾老师却以一个外国美学家的目光，从字的结构和线条上看出了美。我甚至觉得，不认识汉字的外国美学家，他们看到汉字，不像我们中国人（文盲除外）这样，看到一幅名人的书法，首先意识到的是字或词组的含义，然后才去审美。我觉得，这种审美实际上是搀上了杂质，不能立即得到美的真诠，这会影响到美感享受的。有人或许认为这是怪论，我则深信不疑。
总之，书法同绘画一样，是一种视觉艺术。绘画的作用，在于重现自然，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虫、鱼，重现时都必然沾染上一些个人感情成分。所以，虽同是一类画家，然而画风各异，绝不像照相那样，照出来的都大同小异。书法不在重现自然，而在抒发胸中一股浩然之气，这种气人与人殊，因此王羲之绝不同于魏碑，颜真卿绝不同于怀素，苏轼绝不同于黄庭坚，董其昌大类赵孟頫，清代馆阁体则表现一种富贵气象，像郑板桥那种字体绝进不了翰林院，只能到扬州去当“八怪”之一。如果像颜真卿那样的刚烈人物而书法却如赵子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古人常说：文如其人。我则说：字如其人。这一点恐怕是非信不行的。至于蔡京、严嵩等人，虽亦为书法家，其气并不“浩然”，这应另当别论。
谈到彭松的书法，应当先谈彭松其人，他幼年丧母，虽有同父异母兄姐照顾，但是哪能代替了母爱呢？父亲常年在外奔波谋生，彭松幼年心情之凄凉，概可想见。我六岁离开母亲，冲龄失去母爱的情景，我完全能体会，凄清、悲哀、孤独、无助，但又因年龄过小，有苦说不出。至今已届望九之年，每次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仍然泪流满面。将近八十年前，我同彭松青梅竹马，住前后院。我长他六岁，在现在看起来是个小数，在孩提时期，却无疑是个大数。惺惺惜惺惺，我有时会下意识地特别钟爱他。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暖在心头。
这话扯得太远了，本来没想说这些话的，写到这里，情不由己，顺便流了出来，也许是无伤大雅吧。再回头说彭松。幼年他家庭极端贫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在九个堂兄弟姊妹中，禀赋最高。他父亲一生沉浮下僚，却有绘画和书法的天才。他的艺术生理基因遗传给了彭松。彭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曲折坎坷，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是，他能书善画，对我来说，却是既出意料，又在意内。他有此禀赋，不管走多少弯路，最终还总会走到这条道上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既非书法家，也非美学家，不过平生看的书法绘画，为数颇多。古今中外，都有所涉猎。积之既久，自谓颇养成了一点鉴赏能力，能辨美丑，分善劣。看了彭松的书法，浑厚凝重，而又气韵生动，笔酣墨饱时，仿佛能力透纸背，震撼人心。我这个外行人，只能说这样几句外行话。我现在引用一位真正内行名家的意见，这就是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他对彭松的书法给了极高的评价，这当然是绝对可靠的了。
彭松淡泊名利，从不以书法招摇。现在要出这样一本书法集，索序于我。我认为这是当仁不让的事，所以不避谫陋，写了这一篇序。1992年2月19日
《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
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路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方面的影响既广且深。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我常常想，在全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对这样一条重要道路的研究，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单篇的论文不算，写成专书的据我所知，最早的是德国学者Albert Herrmann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and Syrien），出版于1915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 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ohen Reich）出版于1915年。这两部书蜚声士林，到了最近几十年，日本学者接踵而上。他们用各种形式表现丝绸之路，五彩缤纷，令人神移目眩。
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注意丝绸之路，较德、日为晚，但是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舞剧《丝路花雨》已经扬名世界。陈良等同志的著作也已引人瞩目。至于在宗教、文化、文学、艺术各个方面探究丝绸之路的论文，更是与年俱增。学术是国际性的，在学术领域内不能，也不应设立关卡。我们不能学杜甫那样说什么“诗是吾家事”。但是，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丝绸之路是中国的近水楼台，难道我们不应该先得月吗？现在季明伟等同志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即将问世了，我们得月虽然不能说是“先”，但是终于把月得到了，也许是一轮异常明朗的月。一向关心丝绸之路的研究的如羡林者，虽已老朽，尚未昏庸，对这一轮明月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不是很自然的吗？是为序。1990年4月20日
《赵元任全集》序
赵元任先生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有一位讲师李济先生，后来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大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的书院色彩。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颗火焰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教授阵容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赵元任先生也给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虽然也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又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虽然同元任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是对他的情况从我读大学时起就比较感兴趣，比较熟悉。我最早读他的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后来，在建国前后，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从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赵先生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元任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天才，他那审音辨音的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他学说各地方言的本领也使闻者惊叹不止。他学什么像什么，连相声大师也望尘莫及。我个人认为，赵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语言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他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出身，这对他以后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有极明显的有利条件。
赵元任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广，方面很多，一一介绍，为我能力所不逮，这也不是我的任务。这一点将由语言学功底远远超过我们的陈原先生去完成，我现在在这里只想谈一下我对元任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一点印象。
大家都会知道，—个学者，特别是已经达到大师级的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说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能龙虫并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王力先生——顺便说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龙虫并雕集》，可见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龙虫并雕的。讲理论，他有极高深坚实的理论。讲普及，他对国内、对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国内，他努力推进国语统一运动。在国外，他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汉语。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今之世，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汉语的势头日益增强，元任先生留给我们的关于学习汉语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学方法，将会重放光芒，将会在新形势下取得新的成果，这是可以预卜的。
限于能力，介绍只能到此为止了。
而今，大师往矣，留下我们这一辈后学，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说：学习大师的风范，发扬大师的学术传统。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错。但是，一谈到如何发扬，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窃不自量力，斗胆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照。大类井蛙窥天，颇似野狐谈禅。聊备一说而已。
话得说得远一点。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现在先离正文声明几句。我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家，对哲学我是一无能力，二无兴趣。我的脑袋机械木讷，不像哲学家那样圆融无碍。我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从来不作哲学思辨。但是，近几年来，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来，竟考虑了一些类似哲学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再转入正文，谈我的“哲学”。首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觉得东西文化是不同的，这个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只要稍稍用点脑筋，就不难看出。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我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也没有，东方一点分析也没有，都是有的，天底下绝没有泾渭绝对分明的事物，起码是常识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只是就其主体而言，西方分析而东方综合而已。这不是“哲学”分析推论的结果，而是有点近乎直观。此论一出，颇引起了一点骚动，赞同和反对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后者则阵容颇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这些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对我只等秋风过耳边。我编辑了两大册《东西文化议论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对者以及赞同者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不加一点个人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么叫分析？什么又叫综合呢？我在《东西文化议论集》中有详尽的阐述，我无法在这里重述。简捷了当地说一说，我认为，西方自古希腊起走的就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论法为代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方的综合，我概括为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有点模糊，而我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个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模糊学，极能发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是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记者埃丽卡·古德撰写的。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重要的推断上，人类思想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学者曾认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人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样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已在彻底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精神所持的这种观点。这位学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这些话简直好像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似的。这里绝不会有什么抄袭的嫌疑，我的意见好多年前就发表了，美国学者也绝不会读到我的文章。而且结论虽同，得到的方法却大异其趣，我是凭观察，凭思考，凭直观，而美国学者则是凭“分析”，再加上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学”的最概括的具体内容。听说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真正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却没有分析论证。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位哲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头痛的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
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一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伦的《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五期，页41-46。
先谈书。李政道先生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J. Thomson 1856—1940）发现了电子。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页89）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句：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我还想从李政道先生书中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任》中引几段话：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要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从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时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页171）
李政道先生的书就引用这样多。不难看出，他的一些想法与我的想法颇有能相通之处。他讲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一点我过去想得不多，强调得不够。
现在来谈金吾伦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论也与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书有关。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章开头时引的大哲学家怀德海的一段话，我现在转引在这里：
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页41）
金先生说，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样。他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说明，物质不是永远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见，就是说，当前科学的发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从事“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而应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伦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这里为止。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为精彩的意见，读之如入七宝楼台，美不胜收，我无法再征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还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都来读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研究成果必能焕然一新。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离开了为《赵元任全集》写序的本题，跑开了野马，野马已经跑得够远的了。我从我的“哲学”讲起，讲到东西文化的不同；讲到东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东方的特点是综合，也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特点是分析；讲到语言和文化的源头或者基础；讲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产生出分析色彩极浓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汉语这种难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语言，讲到20世纪是微观分析的世纪，21世纪应当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讲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与《赵元任全集》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离题，一点也没有跑野马，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论的根据。如果不讲这些看法，则我在下面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草，成了无本之木。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表面上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依稀记得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学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没有前途。这一句话对我们发扬元任先生的学术传统也很有意义。我们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过的道路，不能完全应用元任先生应用过的方法，那样就会“死”。
第二条道路就是根据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径，这样才能“活”。这里我必须多说上几句。首先我要说，既然20世纪的科学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观的。而且这种科学方法绝不是只限于西方。20世纪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学方法等等，垄断了全世界的时代。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必然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观的方法。不管科学家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我没有能读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断，即使元任先生是东方语言大师，毕生研究的主要是汉语，他也很难逃脱掉这一个全世纪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观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谁也不能否认的辉煌的成绩，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踪他的足迹，使用他的方法，成绩也绝不会超越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闲时常思考汉语历史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千年中，汉语不断发展演变，这首先是由内因所决定的。外因的影响也绝不容忽视。在历史上，汉语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第一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佛经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语，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次冲击对中国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既深且远，而对汉语本身则影响不甚显著。第二次冲击是从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运动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语言的影响。这次冲击来势凶猛，力量极大，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整个面貌。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文中西方影响也颇显著。人们只要细心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书的白话文拿来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其间的差异。按照西方标准，后者确实显得更严密了，更合乎逻辑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语言了。然而，在五四运动中和稍后，还有人——这些人是当时最有头脑的人——认为，中国语言还不够“科学”，还有点模糊，而语言模糊又是脑筋糊涂的表现。他们想进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语言。当年曾流行过“的”“底”“地”三个字，现在只能当做笑话来看了。至于极少数人要废除汉字，汉字似乎成了万恶之本，就更为可笑可叹了。
赵元任先生和我们所面对的汉语，就是这样一种汉语。研究这种汉语，赵先生用的是微观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再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必须另辟蹊径，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这话说起来似乎极为容易，然而做起来却真万分困难。目前不但还没有人认真尝试过，连同意我这种看法的人恐怕都不会有很多。也许有人认为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是痴人说梦，是无事生非。“不识庐山真而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还都处在庐山之中，何能窥见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见，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将近70年前，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意见，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几段：
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种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胤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引文确实太长了一点，但是有谁认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70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整个20世纪，在分析的微观的科学方法垄断世界学坛的情况下，你纵有孙悟空的神通，也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又焉能例外！他们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观的道路，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与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迥异其趣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的汉语，其结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话来说“非驴非马”“认贼作父”。陈先生的言语重了一点，但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到了21世纪，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分辨出汉语的特点，认真进行藏缅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庶几能发多年未发之覆，揭发出汉语结构的特点，建立真正的汉语语言学。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认为这是继承发扬赵元任先生汉语研究传统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为序。2000年8月30日写毕于雷雨大风声中
《季羡林序跋选》序
集子的名字是《季羡林序跋选》，但是我仍然要写上一篇序。这岂不是叠床架屋了吗？可能是的，可是序仍然要写。
我为什么这样刚愎自用呢？
原因恐怕要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对于散文，我曾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长、成就最高的散文国家；散文在中国是最为人民喜爱的文学体裁。对于序跋，我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序跋也属于散文的范畴。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作家都写过一些序或跋。从汉代的司马迁开始，他写了《外戚世家序》《太史公自序》等等文章。晋代的王羲之写了《兰亭集序》。唐代的王勃写了《滕王阁序》。李白写了《春夜宴桃李园序》。韩愈写了《送孟东野序》等等。柳宗元写了《愚溪诗序》。宋代李格非写了《书洛阳名园记后》。欧阳修写了《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所谓“书后”，实际上就是跋，宋代以后，还有大量的序跋。直到近代，此风不衰，梁《昭明文选》所选的各种文体中也有“序”这一项。这样的例子是举也举不完的。我之所以这样列举例证，无非是想说明，序跋这种体裁在中国是有悠久而又光辉的传统的。直到现在还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我自己也在其中。
但是，也并非没有例外。我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读书不喜欢看序跋。这使我有点吃惊，我原以为是任何人都是喜欢读序跋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他读书总是先看一看序跋。鲁迅的作法是有代表性的。
我为什么喜欢读序跋呢？我觉得，序跋同日记一样，在这里，作者容易说点真话。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作者往往峨冠博带，在不知不觉中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装腔作势，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腻味，读不下去。当然，有人在日记中也不说真话，比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众所周知不完全说真话的典型。他是拿日记当著作，准备有人来抄了出版的。他在里面大抄朝报之类的东西，梦想有朝一日得到御览，从而飞黄腾达。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过。不过，这究竞是极个别的例外，不是日记的正宗。序跋与日记也不完全相同，其能说一点真话则一也。我同许多人之所以喜欢读序跋，其原因就在这里。
就我自己而论，我不但喜欢读序跋一类的文字，而且也喜欢写。其原因同喜欢写作几乎完全一样。这就是，序跋这一种体裁没有什么严格的模子，写起来，你可以直抒胸臆，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如果把其他文章比作峨冠博带，那么序跋（当然也有日记）则如软巾野服。写起来如行云流水，不受遏制，欲行便行，欲止便止，圆融自如，一片天机。写这样的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
写到这里，我在篇首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序上加序？便自然得到解答了。
但是，据我自己观察到的，序跋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有一些序跋，特别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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