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程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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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简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简史/张程著.—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4
ISBN 978-7-5142-2572-3
Ⅰ.①大… Ⅱ.①张… Ⅲ.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3822号
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简史
著 者 张程
责任编辑 司璐
产品经理 杨郭君
监 制 白丁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网 址 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25
印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2-2572-3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童年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一个人的一生，那么从远古到秦汉可算是中国的童年期。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基因在先秦已然种下，直到汉朝最终赐予了我们主体民族名字。在东亚山海环抱的这片土地上，不能忽视呼啸在草原之上的“另一半中国”的印记。在青铜时代讲礼图1 西周青铜柉禁
铜器是人类最早学会制作的金属器皿。考虑到古人的制造水平，并不存在“纯”铜器，基本上是铜合金。铜与铅或锡的合金，或三者的熔合，便是青铜。中国是青铜器的大家，留存下来的青铜器数量众多。
我们的先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能够生产简单的铜器部件，现代考古发现了远古铜片，夏朝开始留传下来成规模的完整青铜器。与后人看到的满身铜锈、暗淡无光的青铜文物不同，刚刚出炉的青铜器熠熠生辉，闪耀着富贵的金色光芒，深受先民的喜爱。在诱惑的光芒面前，先民在青铜器生产这件事上一发不可收拾，奴隶主贵族们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工艺精进、图案繁复。商代晚期开始，中国的青铜器产业开始成熟，敦厚凝重、装饰繁复、图纹威严。延至周朝，青铜器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鲜明、最突出的器皿。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史称“青铜时代”。
那是一个闪耀着青铜金光的时代，威严厚重。
即便青铜生产日益规模化、工匠技术提升，但青铜器依然是奢侈品。铜料的开采冶炼、耗资巨大的工场，还有供养庞大的工匠队伍—这在成套的青铜器生产上尤其如此，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实力成为青铜器生产的赞助者。因此，青铜器自诞生开始就成了一定层级贵族的专享物。这在东西方皆是如此。与西方青铜器主要以欣赏与装饰用途不同，中国的青铜器却是实用型的，而且刨除兵器外只用于两项用途：吃与喝。
因为青铜器只有相当等级的贵族才可能使用，它天然成为身份地位的标识物。贵族聚会，天子或诸侯摆上与身份相符的成套青铜器。无论是商议政务、歌舞聚会还是祭祀，都少不了献牲与酒食。通俗说便是饮食。饮食之时，如何排定座位，谁坐上首、谁坐左席；如何敬酒，谁先敬酒，谁先受酒；如何用器，谁用什么样的青铜器，怎么来摆放青铜器，呼唤一套标准的诞生。“礼”便诞生在青铜器使用之时。礼仪排定了人们的长幼尊卑，规范了人们的言行。聚会上的尊卑与行为，外化到聚会之外，渗透进其他场合，进而塑造了早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礼仪就是规矩，就是制度，是统治中国五千年的“礼义廉耻”的首要。
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敕造孔庙礼器碑》称：“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阐释了青铜器与“礼”的紧密关联。到青铜时代去回溯中华礼仪之邦的源起，是一条靠谱的路径。
遗憾的是，见证礼仪之邦源起的青铜器，金属质软且易腐蚀，很快在东周时期铁器出现后被钢铁制品所取代。除了少数摆设依然使用青铜外，“青铜时代”走进了历史的尘埃。因为铜的特质和年代久远的缘故，流传下来的三代时期的青铜原器很少，成套的青铜器就更为珍稀了。《周礼》记载，只有天子有权使用所有品类的成套青铜器。周天子吸取商纣王酒池肉林导致天怒人怨，终致亡国的教训，提倡贵族们要有节制。因此，周代青铜器增加了一个“禁”的品类，寓意是禁止嗜酒贪杯误事。天子使用的青铜器禁，可以摆放全品类的青铜酒器。但是，以后的考古从来没有出土过酒禁，后人无法一睹风采，直到清末的1901年。
1901年，原来周民族的核心聚居区、当时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了一套西周酒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禁。这种之前只见于古书的器物，首次现身于世。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出身满清贵戚，是一时的政治明星，同时是喜好文雅的金石专家。他得知铜禁出土，认定是稀世至宝重现人间，迅速纳入收藏。它成了清朝重臣端方最为珍视的藏品，端方召集同僚炫耀藏品（有照片为证），又在其所著《陶斋吉金录》中，将这套青铜禁列为青铜器第一。端方称该铜禁为“柉禁”，取孔庙《礼器碑》“笾柉禁壶”之意。虽然有人提出商榷，但大家约定俗成，也就习惯称之为“柉禁”了。端方兄弟死于辛亥革命，京城房产又被人纵火烧毁，家道衰落。1924年，难以为继的家族子弟们变卖端方生前的收藏文物。其中，柉禁通过加拿大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之手，进入了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序列。
柉禁出土时缺乏记录，所以整套青铜器一共有几件，众说纷纭。端方在《陶斋吉金录》中认为有13件，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序列中有14件，比前者多了“妣己觯”。以大都会博物馆的陈列为准，它包括禁一、觯四、卣二、盉一、觚一、斝一、尊一、爵一、角一、勺一。
陈列的主体“柉禁”扁平如案几，带夔蝉纹（图2），尺寸为89.9cm×46.4cm×18.1cm，重32.2kg。禁，在周代承放酒器，因为体积过大，不仅铸造耗铜太费，而且工艺要求极高，也有采取木制的，或者直接用普通几案代替的。因此，铜禁非常稀少，一说西周铜禁至今存世仅三件，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馆，一件2012年在陕西宝鸡出土，都是与大都会博物馆藏品类似的样式。也有将收藏于其他地方的摆放酒器的青铜案几一律称为“禁”的，它们并非长方体的铜器，更类似于铜案。但即便如此扩大范畴，铜禁存世也不超过十件。图2
带座鼎卣位列藏品上排左一，卣高31.8cm，总重8.8kg。卣是装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图3）妣己觯位列上排左二，高12.7cm，腹径7.6cm。觯是饮酒器，形似尊而小，有的有盖。（图4）鼎尊位列上排左三，高34.9cm，口径28.3cm，底径17.5cm，重7.3kg。尊，是中国特有的盛酒器，形状特点鲜明，底部圈足，腹部为原形或方形，拥有长长的颈部和宽敞的口径。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春秋后期就很少见。最著名的青铜尊当数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国宝“四羊方尊”了。尊是盛酒器，古人需双手敬奉盛满酒的尊，呈给长者，进而引申出了尊卑贵贱的含义。雷纹觯位列上排右二，高14cm，腹径7cm，重0.7kg。无座鼎卣位列上排右一，高47cm，宽29.2cm，重14.1kg。图3图4
中排开始，子执拂斝位列左一，总高33cm，宽26.7cm，重5.4kg。斝是温酒的酒器，圆口，一般为三足一耳，中有两柱，通体喇叭状。商汤王定斝为御用酒杯，诸侯则用角饮酒。多数人根据斝的出土，认为这套铜禁为周天子的御用之物。牺形爵位列中排左二，高25.1cm，宽22.9cm，重1.4kg。爵是饮酒器，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常见（图5）。爵为三足，是三代常用的酒器，以不同的配套、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逐渐地，爵演变为贵族尊卑高下的标志，成为贵族封号的代名词。爵位、爵号等，便是君王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后世的爵位，都是参照周代五等爵演变生发的。父甲觯位列中排左三，高14.6cm，腹径7.9cm，重0.7kg。妣己觚位列中排左四，高21cm，口径12.7cm，底径7.1cm，重0.5kg。觚也是一种饮酒器，圈足，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喇叭状（图6）。父乙觯位列中排右三，高14.6cm，腹部为14.6cm×12.4cm，重0.9kg。祖癸角位列中排右二，高20cm，口宽14.6cm，重1.1kg。角作为青铜器，念“jué”，是盛酒器。父乙盉位列中排最右，高28.6cm，总宽23.5cm，重2.5kg。盉是饮酒的过渡器皿，古人用水来调和酒的浓淡，以适应不同的口味需求。调和酒和水的器皿就是盉。盉形状不一，普遍形状是圆口、深腹，一般有盖，且前后各有流、鋬，盖和鋬之间有链条相连，底部有三足的，也有四足的。整体造型比较繁复（图7）。图5图6图7
摆在整套青铜禁最前方的是青铜勺，长20.3cm，高4.4cm，重0.5kg。勺的用途，几千年都没有变过，是盛酒水用的。此勺出土时，在带座鼎卣腹中（图8）。端详之，我们会发现青铜勺身上花纹美观。周代贵族，在使用青铜器标记身份地位的同时，在纹饰方面也颇下功夫。地位越高的青铜器，纹饰越复杂、美观、威严。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柉禁虽然历经数千年沧桑，依然保留了相当美观的纹饰，多数器皿内部还有铭文。今人命名青铜器，主要的依据便是其内部的铭文。图8
柉禁虽曰成套，其实并没有囊括周代青铜器的所有品类。柉禁都是酒器，也就是与“喝”有关系，没有包括与“吃”有关的器皿类型。青铜器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藏品的重要门类，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收纳，至今已经形成品类齐全的收藏格局。试举馆藏的几件精品，来识别一下其他品类。商代青铜鼎（图9），高20.3cm，直径17.1cm，是一件来自更加遥远的商朝的文物。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品类之一，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通常体积硕大。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商代青铜鼎，应当是鼎中“异类”。中国以“美食王国”“烹饪之国”著称，其实我们的先民，烹饪手法相当有限。人类最早学会的厨艺是烧烤，那是祖先从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自然而然学会的技术。之后相当漫长的时段里，中国人的厨艺都没有长进，只是多了“煮”“蒸”等少数技艺（炒菜迟至宋代才发明）。煮东西的主要工具，就是鼎。主要是肉类，其次是蔬菜，都可以放在鼎中，倒上水，在鼎下堆薪煮熟。从人类诞生到东汉王朝，鼎统治着中国人的厨具—当时中国人依然以煮为主。鼎主要分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大类，自由搭配鼎盖。图9 商代青铜鼎，高20.3cm，直径17.1cm
贵族聚会，自然不会只有一道菜，因此需要多个鼎。鼎的规模与形制，迅速演变为礼法，变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将鼎按照大小排列，称为“列鼎”。列鼎是有鲜明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有着严格的礼法规定，诸侯列九鼎、卿大夫列七鼎或五鼎、普通士阶层只能列三鼎或一鼎。天子可以列十二鼎，遗憾的是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因此难以验证是否有十二鼎的存在。后世的中国人将列九鼎代表中央政权。据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收天下之金铸九个硕大繁复之鼎，象征九州。鼎从此具有了传国重器的意义。国灭意味着鼎迁，商朝推翻夏朝时，商人迁大禹所铸九鼎于商都亳京；周朝灭亡商朝，周人又迁九鼎到周都镐京，周平王东迁时又携带到洛阳。古代中国，定都或建朝称为“定鼎”，觊觎大位称为“问鼎”。鼎之轻重，除天子外不能叙说。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这种器皿最终退缩到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供焚香之用。材质变为以铁为主。即便如此，“鼎”字依然与权力、地位紧密关联，拥有盛大、煊赫、正确的引申义。后世旌显功绩、宣示盛世，往往铸鼎，陈列盛况；还有国运鼎盛、一言九鼎、大名鼎鼎等光辉的褒义词。鼎足为实心，如果中空，就变为了鬲，也是古代炊具。
大都会博物馆还藏有西周青铜瓿（图10），高54cm，直径49.5cm。瓿类似小瓮，用来盛酒或水，除了青铜也有陶制的。图10 西周青铜瓿高54cm，直径49.5cm
大都会博物馆另藏有西周青铜簋（图11），高16.8cm，宽22.4cm。簋，是三代青铜器的又一重要品类，用于盛放煮熟饭食，也用来盛放祭品，圆口，深腹，双耳或无耳。簋形体厚重，器身多装饰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簋的形制多样，圆座方座、无盖加盖都有。簋是吃饭的常用器具，后来也演变为身份地位的标志物。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也有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自然，繁复的纹饰也随之而来。然而，作为“饭碗”，形制复杂、纹饰繁复的簋，显然不利于推广，普通人民也使用不起。碗碟逐渐取代了簋，成为中国人最常用的饭具。图11 西周青铜簋高16.8cm，宽22.4cm
簋、瓿、鼎等，之所以没有列入成套的青铜禁，极可能是因它们都是餐具，且是有相当体积的餐具，不是天子诸侯随手所需之具。周朝聚会的标准场景是：天子、诸侯坐在青铜禁后，两边的卿大夫席地而坐，他们的身前是数量递减、形制缩小的器皿，而不远处就摆放着鼎、瓿等大器皿。奴仆们往来其间，端食倒水。清楚了青铜器分类及其用途，后人想必能对中国礼制的起源和功用有一大致的理解。
大都会博物馆是中国青铜器重要藏家。此件西周青铜柉禁品类完整、保存完好、规格崇高，称得上是“稀世之宝”。自由是最好的随葬
奴隶时代的死亡，不仅是奴隶主一个人的噩梦，更是所有奴隶和姬妾、武士、宠臣的噩梦。因为，后者的生命是和主人绑定的，生前是奴隶主的附属品，死后也要追随主人前往冥界，延续未尽的职责，成为殉葬品。这种以活人陪葬的制度，就是人殉。
现代博物馆技术复原了数千年前的墓葬现场。在国内诸多博物馆，我们都能看到先秦时期的模拟墓葬。根据与墓主人的关系不同，人殉出现在不同的地点：主墓室、耳室、墓道。他们有的在入葬前就遭到屠戮，有的沿着墓道遭到有计划的屠杀，还有的人在漆黑一片的绝望中倒数着死亡的到来。最为悲惨的当数墓门口的骸骨，殉葬的他们至死都在挣扎，希望远离死亡的终点。他们冲到了与光明一门之隔的地方，抓挠门壁、嘶吼呼救，直至被死亡无情吞噬一切……
自由支配生命的权利，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罪恶的人殉，每次让多则上千条生命、少则数条人命为诸侯、大夫和奴隶主陪葬。制度从诞生之初，就在道德上一败涂地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殉制度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划算，消灭人殉的声音随之出现。秦献公元年，开风气之先的西陲秦国率先废除了人殉制度。
然而，养尊处优的贵族、慈眉善目的长辈去了另一个世界，却要沦入无人伺候、无人帮忙料理随葬财富的困境，这让后人情何以堪？后人在给活人以生命自由的同时，也在寻找可能的替代品。最初的替代品是以茅草扎成的人形，称为“刍灵”。可惜，茅草的可塑性太差，刍灵失真较重，人们转而用泥、陶、木、青铜等材质制作人形，便产生了“俑”。
俑的出现，极大拓展了殉葬品的表现空间。如今除了出土有奴仆、舞者、乐师、武士、仪仗等人佣，还有诸多鞍马、牛车、庖厨用具和家畜等明器。在人殉时代，痛苦和恐惧霸占了人的表情，除了僵直的身体，他们没有其他动作。俑的制作，赋予了创作者广阔的发挥空间：人俑的穿衣打扮、或喜或悲的表情、融合当时机械工艺的四肢动作等，拆解组合为丰富的殉葬内容。
制俑技艺不断发展，人俑可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活人，有些面容可谓栩栩如生，完全挤压了人殉存在的空间。之前废除人殉的风潮，高扬着道德的旗帜。如今即便人俑取代了人殉，还是引起部分人的强烈不满。孔子看到酷似真人的人俑，抨击“不殆于用人乎哉”，认为极不人道，并恶毒咒骂创作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即典出于此。
俑的制作并未被反对声音所遏制，继续迅猛发展。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两千多年前规模空前、恢宏统一的陶俑制作水平，以及逼真精细、各具特色的工艺水准。如今，人们站在兵马俑坑前，很难意识到站立之所尚且只是秦始皇巨大墓室的一部分，更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陶俑，此处便会是层层叠叠的累累白骨。时间到达汉代，人殉依然存在，但边缘化为细流，俑殉则大步迈入了高峰期。材质以陶土为主。汉俑粗糙，手法简洁，重在写意，造型拙朴又不失真。汉代陶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物俑、动物俑和镇墓俑。人物俑又分兵马俑、仪仗俑、乐舞俑、侍从俑等；动物俑分禽、畜两种；镇墓俑常见的则有武士俑、天王俑和十二生肖俑等。
汉朝命名了我们主体民族，是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统一和稳定，催生了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欣欣向荣。贵族阶层凝练发展成果，崇尚蓬勃向上的生活，好车马、尚歌舞。西汉上层盛行长袖折腰舞。该舞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地。西汉开国元勋大多出生于故楚之地，马上短衣多楚客，长袖之风随着刘汉开国风靡两汉，延至魏晋。翩翩长袖一直舞动在汉晋南北朝的朝堂殿上、烟雨之中。
长袖折腰舞的显著特点是舞姬在扭动腰肢的同时抛扬长长的双袖。长袖曼妙，飘扬空中，忽如轻烟，忽如飞虹，饱含飘洒的美感和游龙驾云般的神韵。舞姬纤细的腰肢扭动在流动起伏的布帛之中，体态袅娜，舞姿轻盈；明眸善睐的年轻面庞出没在飘逸仙气的波涛之中，人如桃花，笑颜催人醉。中国传统文化陶醉于此种审美，文人为长袖舞的艺术效果创造了多个成语：长袖善舞、袖如素蜺、袖如回雪……
大都会博物馆所藏长袖折腰彩绘陶舞俑高53.3cm，宽24.8cm，纵深17.8cm（图1）。陶舞俑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洗礼，仍留有浅浅彩绘，推断当年体表敷施彩绘，俑人应是着色鲜明、俏丽生动。她身着长袍，右衽曳地，应是汉代长袖舞的标准衣裳；她长发垂腰，头顶中分再系于脑后，装扮简朴端庄；她右腿前屈，左手垂长袖，起右臂长袖高垂过肩，似乎准备甩袖于后，又或许准备抛举长袖于前。整个陶舞俑不卑不亢，双目直视，极可能是起舞之前施礼动作的凝固。她是未央宫上款款而来的舞者，还是长安城中万众欢呼的明星？有幸目睹芳容的工匠抓住了舞者典雅含蓄、轻盈飘仙的神韵，通过轻启长袖的一刹那，将长袖舞刻画得生动传神，塑造了一件中国雕塑史上的艺术杰作。图1 西汉彩绘陶舞俑
从秦汉至隋唐的出土明器中，陶俑是数量众多的“明星品类”。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包括陶舞俑、乐俑在内的众多艺术品，有从兵马俑到唐三彩的完整序列。明器是现实的投射。陶俑中舞乐俑的繁盛，对应了使用期内的舞乐的盛行。从汉至唐，在悠悠千年历史长河中，舞乐是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情之所至，汉朝先民不分男女尊卑，都可动身起舞。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两员虎将拔剑对舞，发展至汉末刘备刘璋初见宴上的双方武将刀剑群舞，近乎于挑衅；赤壁江边，曹操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此处的歌舞是文人雅事。汉武帝出宫狩猎逗留姐姐平阳公主家中，姐姐招待弟弟的就是歌舞，而其中一位名叫卫子夫的舞女的出现，塑造了大半个武帝朝的政治。卫子夫的装束，想必就是陶舞俑的形象。汉代的舞蹈已经融入了酒席聚宴、诗书礼乐，人们在欢聚之时动辄以舞相邀、相敬。今人所见汉代陶舞乐俑，几乎都是宴乐之际的形象，有跽坐演奏者，有揖礼而歌者，有默契群舞者，场景热烈。西汉的一天，汉景帝大宴诸王。皇子、长沙王刘发起舞，抠抠索索，动作极为别扭。汉景帝询问何故。刘发苦着脸回答：“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大笑，遂加封长沙王刘发武陵、零陵、桂阳三郡。
舞蹈赋予人类自由。手舞足蹈之间，先民浪漫不羁，自由表达内心、表露情绪。王孙公子可以跳跃，贩夫走卒可以登台，阶层、身份、财富、舞式都在一举手一投足中间淡化了，没有一定之规。自由的扩展，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汉晋舞蹈融合了类似现代的小品、相声乃至脱口秀等艺术形式。出土的汉朝陶俑中，就有大量的俳优谐戏形象。
其中最著名的、堪可代表汉俑的是国内的击鼓说唱俑。额际满是皱纹的陶俑戴着饰花帻，袒胸、露腹、光脚，左臂抱着一个扁鼓，右手正举着棒槌即将击鼓，正自我陶醉在击鼓说唱表演之中：“他笑脸可掬，额头也都堆着笑；他笑口大开，上排牙齿全部暴露出来了；他的笑眼眯缝着，虽小，但感染力很强；至于他高兴得右腿平伸，脚掌心向外，五个脚趾对准了观众，完全是超出了常态，使人们不但没有感受到癫狂，而是感受到了兴奋。”（李明：《四川乐俑出土情况和研究现状》）看他诙谐夸张又满足的神情，当日演出的精彩不难想见。如今，击鼓说唱俑已经成为了中国曲艺的象征。
大都会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类似的东汉彩绘陶舞俑，高18.4cm，宽15.2cm，纵深9.5cm（图2），是一件略显粗糙的小陶俑。这是个俳优俑，一位大腹便便的谐星，左脚抬起、双手摊开，头微微向上，似乎在甩包袱逗笑观众，又似聚力准备将包裹在笑声中的观点送达观众的心中。质朴憨厚、充满趣味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图2
陶俑在赐予人们生命的自由之后，又将创作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引入了坟墓，将一个开放宽松的社会摆放在了坟墓之中。
遗憾的是，俳优谐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中迅速式微，以惊世夸张讽喻当权者的祢衡倒在了血泊之中，正襟危坐持礼直言的孔融也惨遭诛杀。长袖折腰舞依旧飘盈在殿堂之上，日益背负诸多规则和限制；以舞相属的宴乐转为尊卑位有秩序的机械流程、虚伪场面，甚至是参与者的负担。自由先是被挤压到墙角，然后遭到彻底扼杀。主宾下场舞蹈成了天方夜谭，即便是击节拍案也要把握尺度，否则便是轻浮与不庄重。舞者是低贱的优伶，不再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再有讽刺劝喻的发挥空间，剩余的只有低下的地位、程式化的舞蹈和表演出来的情感。两宋之后，舞蹈就完全褪去了自由、开放、向上等关键词。而纸张的出现和纸质明器的日臻完善，其他材质的明器在明代以后几乎销声匿迹。陶俑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悲哀的是，人殉直到清朝都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妻妾与奴仆殉葬的现象还偶有发生。清朝前期，尚有御史奏请废除人殉：“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书）御史的理由反使人更加怀念那件长袖屈腰陶舞俑。她那轻启长袖的瞬间，定格了一个时代的风采。事死如生
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话题。中国人对死亡的想象比较匮乏，主要局限在哀叹死亡的遗憾永远无可挽回，惋惜身灭的损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的先人对于死后的世界缺乏哲学层面的探究。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存在所谓的神灵，但神灵如何言行及施展法力、自己死后会不会变成神灵或变成什么样的神灵，并不超脱的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中国大地上并没有滋生出对此岸或此世的宗教层面思考，也就无法诞生世界性的宗教。我们的民族本质上是务实入世的。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也是积极入世的。图1
对于死亡，或许中国人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我们祭祀先人，死后也会享受后人的祭悼。因此，祭礼在中国非常发达，祭品、随葬品等在中国异常丰富。我们没有死后世界的清晰概念，便按照今生的模样来构想死后的生活。“事死如生”，概莫如此。
中国古代随葬品根据使用与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比如武士生前杀敌的佩剑、夭折的孩子生前钟爱的玩具，或者跟随了农夫大半辈子的锄头，等等；第二类，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器，比如各种青铜器、玉器等。古人对礼器的使用有严格的身份要求，礼器便成了确认墓葬等级的重要依据。第三类则是“明器”。何为明器？大凡有形无实，仿实用器制作的，或形为实用器实为专供“送死”的随葬物，均为明器，意为“有形无实之[1]器”“送死之器”。《十三经注疏》定义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异于生器”。通俗讲，明器有两大特点，一是专门为了陪葬而制造，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二是为了方便死者与神明世界的沟通。随着使用频次增长，明器最终成为规模最大的陪葬品类，因为制作并不简便，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逐渐也变得与礼器一样成为彰显身份地位的标识物。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为了便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居住、保暖所需，烧制了方形尖顶陶屋、彩绘陶靴等随葬。这是最早的明器。商周时期，明器开始普遍应用。河南安阳商墓中在礼器、武器之外，还出土了仿青铜礼器制作的陶明器。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更多的明器，有陶制的礼器、乐器，象征车马的小型车马饰，还开始流行木质俑。竹木制作的床榻几案等家具和琴、瑟等乐器，是当时明器经常仿制的对象。
截至此时，明器尚且是随葬品的一个品类而已。夏商周三代的墓穴里，人殉、陪葬兽类及日用器物、金银玉器等远远多于明器。春秋战国盛行厚葬之风，许多王公贵族死后往往携带大批奴仆、生前器物一同下葬，幻想到另一个世界延续奢侈的生活。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大问题：每一次葬礼，都是家族财富的巨大损失。如果延续如此厚葬习惯，不仅家族吃不消，而且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此时明器的出现，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需求量顿时大增。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洛阳、虢国、卫国等地的大墓，还延续着三代以来的墓葬形制和车马坑制度、人殉制度、礼器制度。但在中原核心区内的小墓以及核心区外的大墓中，变化在悄然发生着：随葬物转变为以仿制礼器盆、罐、鼎、扁等的陶明器为主。我们不能简单将此举理解为在“事死如生”和“勤俭节约”之中的平衡，还有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周礼规定，用鼎资格与身份地位紧密相关。贵族方能以鼎随葬。陶鼎明器的出现，表明墓主人不满足于严格的身份地位的约束，哪怕使用明器的鼎也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力求跃升到一定的特权阶层。明器成了墓主人反抗旧制度的武器。偏居西陲的秦国，向来不按常理出牌，随葬品也不恪守周朝丧礼，形成了自具特征的丧葬礼俗，突出反映就是用陶明器代替了整套青铜礼器。秦汉时期，陶明器开始普遍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千军万马，军容严整，大如真人，又各具特色，震撼人心。汉朝墓葬中，反映家资财富、豪华威仪的楼阁庭院、侍卫奴仆、井仓灶磨、车船鸡狗等明器随处可见，种类繁多，标志着明器的高潮期已经到来。
实物葬和人殉一样，在西汉遭遇挑战，风气转衰。汉朝人认识到“人死如灯灭”，实物未必能随同灵魂前往另一个世界。于是，模型明器兴起，成为随葬的新宠。后世出土的汉代墓葬中，常见诸多模型明器，主要有粮仓、厨灶、水井、畜圈、碓房、家厕、楼阁、院落、桑田、鱼塘以及家禽、家畜等。这些汉墓中的常客，如实重现了主人生前的日常生活，也展示了当时的建筑与社会宏观情况。伴随大批量的生产，明器价格逐步走低。中下阶层的人也负担得起。所有这些因素，推动明器在汉代盛行。它们是汉朝人对梦想财富的展现，对富足生活的向往。
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多件汉朝明器。其中“东汉铅绿釉陶明器建筑模型”表现的是汉人钟爱的庄园题材。在一二十厘米见方的陶器中，一位牧人在羊圈中照顾一群羊。羊圈呈半圆形，两端与建筑汇合。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朝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汉书·成帝纪》载：“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豪强势力兴起是东汉政治一大特点，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的先声。这些豪强不是东汉肇建的从龙功臣，就是日后四世三公的权贵，以自家为中心建起庄园，“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几乎自给自足、割据一方。百姓羡慕庄园主的日子，梦想死后能够得偿所愿，便使用类似的明器建筑模型随葬。这些汉代明器建筑模型，基本是庄园题材，典型的模块有粮仓、牲畜圈、加工粮食的风车和磨坊、日常生活必需的灶、水井、厕所等。这些模块与人物的搭配，可以组合出多数的建筑明器，筑成自给自足的随葬空间。
汉代发达的制陶工艺，为陶制仓、灶、井、房子、院落等的烧制提供了可能。汉代中原地区楼居风气大盛，所以出土了许多陶楼明器，有望楼、仓楼、戏楼等，是汉朝居所的反映。大都会博物馆就藏有东汉明器瞭望塔（图2）。三层高塔，做工复杂，最高层有卫士在警惕地眺望远方。死者显然希望，死后也有忠实的警卫保护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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