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佩昌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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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试读：
导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自小就十分聪明，勤奋好学。他4岁就开始学习写字，读《四书》、《五经》，8岁就会写千字文章。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梁启超却走得很顺，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当时，乡里人都称他是“神童”。
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返乡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以前求学的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
1895年春，梁启超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变法失败后，清廷通缉他，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开始旅居海外13年的流亡生活。但梁启超很快从变法失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文化，执论界之牛耳。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一度宣扬“虚君共和”，试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0年后，梁启超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深受欢迎，“每逢上课，不但教室座无虚席，而且走廊、过道、门外都挤满了学生。”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他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不仅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而且非常注重教育子女，也要求他们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在梁启超的教育下，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成为国家栋梁。其中，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和最小的儿子梁思礼都是院士。梁启超家出了三个院士，在中国绝无仅有！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其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该书是梁启超晚年的一部学术著作，写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后整理成书，于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
提到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能不提他的另一部清代学术史著作，撰成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术概论》原是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序言，因长达5万余字，遂单独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延续了《清代学术概论》的思路，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在哲学和思想层面进一步展开剖析，可称《概论》的姊妹篇。《概论》精炼概括，侧重于“论”，被视为纵论清代学术的一部纲领性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侧重于“史”，以16讲、26万字的翔实内容，讲述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623～1923）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在他那“常带感情”的笔锋下，百余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论著精要被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纵横并立、经纬互持的布局中，清代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其他科学等20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得到清晰的评述和勾划。
梁启超在书中提出，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一、须把那时代主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二、须将其特点提絜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作者在本书的《反动与先驱》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节中，“先提絜大势”，概括300年学术发展的总趋势，认为这个“时代思潮”是对宋元明三朝“明心见性”“道学”的批判；是再开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其“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认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舍空谈而趋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到脱离“时政”的乾隆嘉庆时期的考据学，再到道光咸丰以后兴起的至晚清以变法维新的“经世致用”、“托古改制”为特点的近代今文经学。作者看到了一些学术思想本身发展的脉络，并着重指出这种变迁是受“明亡清兴”、清王朝统治加强、“经过屡次文字狱”、“社会日趋安宁”、清王朝走向衰落、“政府箝制的威权也陵替”、人们起来和恶制度拼命的政治形势的影响。
梁启超的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语言亲切，像是一个朋友在和我们谈话，对于学林掌故，娓娓道来，加上他那支“有魔力”的笔，以及他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真可谓最佳中国传统学术入门书了。他写成此书，距今已经80多年了，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反而随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而愈发重要。原因无他，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深深的挚爱。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份，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注一）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注二）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注二）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又说：“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朱舜水说：“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顾亭林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拔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急附焉，而以弃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费燕峰说：“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份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注四）。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宫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浯，欺人以所不知。”（注四）《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看，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人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祟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注五）（注五）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香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骇，江宁人，万历四十八（1620）年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扆，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袜宏，万历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1623）年卒三蕅益。名智旭，顺治九（1655）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蕅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惟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蕅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著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著述价值如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著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由在此。“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页一至六“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慴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靡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灿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溶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人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常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术界者何如。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5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顺治朝十八个年头，除闽、粤、桂、滇之大部分始终奉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未尝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郑延平成功、张苍水煌言会师北伐时，顺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个月间，几乎全部恢复。到永历帝从缅甸人手上卖给吴三桂的时候，顺治帝已死去七个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顺治十八年云南荡平，郑氏也遁入台湾，征服事业，总算告一个结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问，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第一期为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代。满兵仓猝入关，一切要靠汉人为虎作伥。所以一面极力招纳降臣，一面运用明代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年年闹什么“开科取士”，把那些热中富贵的人先行绊住。第二期，自多尔衮死去，顺治帝亲政，顺治七年政策渐变。那时除了福建、两广、云南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都已在实力统治之下。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糟蹋得淋漓尽致。其对于全体的打击，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成万的八股先生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所以自“窥江之役”即顺治十六年郑、张北伐之役以后，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获免。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其时康熙帝已即位，鳌拜一派执政，袭用顺治末年政策，变本加厉。他们除糟蹋那等下等念书人外，对于真正知识阶级，还兴许多文字狱，加以特别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柽章、吴赤泻炎等七十多人同时遭难。此外，如孙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对簿，顾亭林于康熙七年在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前后四面，这类史料，若仔细搜集起来，还不知多少。这种政策，徒助长汉人反抗的气焰，毫无效果。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买收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以上所讲，是满洲入关后三四十年对汉政策变迁之大概。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
还有应该附带论及者一事，即康熙帝自身对于学问之态度。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他极喜欢美术，西洋画家焦秉贞是他很得意的内廷供奉。三王的画，也是他的嗜好品。他好讲理学，崇拜程朱。他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相当的常识，《资治通鉴》终身不离手。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的好劣，影响全国甚大，所以他当然成为学术史上有关系的人。
把以上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学术变迁的形势及其来由了。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他们所要建设的新学派方面颇多，而目的总在“经世致用”。他们元气极旺盛，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先辈所讲经世致用之学，本来预备推倒满洲后实见施行。到这时候，眼看满洲不是一时推得倒的，在当时政府之下实现他们理想的政治，也是无望。那么，这些经世学都成为空谈了。况且谈到经世，不能不论到时政，开口便触忌讳。经过屡次文字狱之后，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此则康熙一朝六十年间全学界之大概情形也。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讲到这里，当然会发生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我现请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我们最可惜的是，以当时康熙帝之热心西方文物，为何不开个学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因为这种专门学问，非专门教授不可。他既已好这些学问，为什么不找些传人呢？所以科举制度，我认为是科学不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稣会内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
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胤祯，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宝奏请，除在钦天监供职之西洋人夕卜，其余皆驱往澳门看管，不许阑入内地，得旨施行。这件事是否于宫廷阴谋有关，姑且不论。总之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
其次，要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孝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帝是个极猜忌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雍正二年、查嗣庭、吕留良俱雍正十四年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尤当注意者，雍正帝学问虽远不及乃翁，他却最爱出风头和别人争辩。他生平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注一）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与吕晚村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注二）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侣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若仅读他这两部书，我们并不能说他态度不对，而且可以表相当的敬服。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像这样子，哪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13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注一）《拣魔辨异录》这部书是雍正十一年御制。当时临济宗门下有一名僧日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日弘忍，著《五宗救》，皆对于当时禅学有所批评。雍正帝著此书专辟之。书首冠上谕，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这书有殿板存大内，外间向少见。民国四年，始由扬州藏经院刊行。平心而论，这书所驳藏、忍之说，也许驳得不错，但这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态度，太咄咄逼人了。（注二）《大义觉迷录》这部书体裁甚奇，全部是亲自审问曾静的口供，冠以一篇极长的上谕当作序文。曾静号蒲潭，湖南人，吕晚村私淑弟子。尝上书岳钟琪，力言夷夏之防，数雍正帝九大罪，劝其革命，被拿到京，帝亲自审问他，和他反复辩驳。内中最要者是辨夷夏问题，其次辨封建制度，还有关于雍正帝本身逼母、弑兄、屠弟等种种罪恶之辩护。据这部书说，曾静完全折服了，还著有《归仁说》一篇，附刻在后头。雍正帝于是把曾静赦免，放归田里。虽然如此，却说曾静学说出于吕留良，把留良戮尸灭族。后来乾隆帝到底把曾静也杀了。这部书当时印刷许多，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宫，令秀才们当作圣经读。到乾隆朝，将颁出的书都收回，板也毁了，列在禁书书目中。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至于他们忠实研究的结果，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这是别的问题，后文再讲。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日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目书6766部，93556卷。编成缮写7本，颁贮各地：一、北京禁城之文渊阁本今存。二、西郊圆明园之文源阁本。咸丰间毁于英法联军三、奉天之文溯阁本。今移存北京四、热河之文津阁本。今移存北京五、扬州之文汇阁本。六、镇江之文宗阁本。并毁于洪杨之乱七、杭州之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现已补抄，存浙江图书馆原来搜集图书制目录，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著录的书，每种都替他作一篇提要。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都不过私人意见。《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当朱筠（汉学家）初奏请开四库馆时，刘统勋（宋学家）极力反对，结果还是朱说实行。此中消息，研究学术史者不可轻轻放过也。
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经书的笺释 几部经和传记，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旧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笔记或专篇体裁，为部分的细密研究。研究进步的结果，有人综合起来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经传都有了。
二、史料之搜补鉴别 关于史籍之编著源流，各书中所记之异同真伪、遗文佚事之阙失或散见者，都分部搜集辨证。内中补订各史表志，为功尤多。
三、辨伪书 许多伪书或年代错误之书，都用严正态度辨证，大半成为信谳。
四、辑佚书 许多亡佚掉的书，都从几部大类书或较古的著述里头搜辑出来。
五、校勘 难读的古书，都根据善本，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还他本来面目。
六、文字训诂 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音韵 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算学 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地理 有价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 此学极发达，里头所属门类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学的方向。
十一、方志之编纂 各省府州县，皆有创编或续订之志书，多成于学者之手。
十二、类书之编纂 官私各方面，多努力于大类书之编纂，体裁多与前代不同，有价值的颇多。
十三、丛书之校刻 刻书之风大盛，单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献者，尤在许多大部头的丛书。
以上所列十三项，不过举其大概，分类并不精确，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乾嘉诸老的工作，可以略窥一斑了。至于他们的工作法及各项所已表见的成绩如何，下文再分别说明。
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但在当时，不甚为学界所重视。这些内容，也待下文再讲。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问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合〕发生影响。虽然，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坤，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借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如大经学家王怀祖念孙抗疏劾和坤，大史学家洪稚存亮吉应诏直言，以至遣戍。这种举动，在明朝学者只算家常茶饭，在清朝学者真是麟角凤毛了。但是这种一两个人的特别行动，还算与大体无关。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
咸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痛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鹤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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