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西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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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 谋求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第二册)试读：
致谢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成立至今已6年。在此段时间里，我们每季度举办一次金帝雅论坛，已成功举办21次。这在北京和西南财经大学校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沟通政府与学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帝雅论坛已成为一个品牌，聚贤奉献已成为论坛精神，这是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首先，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领导对金帝雅论坛和发展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校党委书记赵德武教授高度重视高校为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服务这一职能，非常支持金帝雅论坛的组织和活动。感谢校长张宗益教授连续两次特意为本书作序，鼓励我们坚持办好金帝雅论坛。特别感谢分管发展研究院的副校长边慧敏教授每次都不辞辛劳从成都赶到北京与我一起主持论坛，悉心指导和热心参与发展研究院的各项工作。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热情支持和参与论坛的专家们。到会发言的专家先后共有212人次。嘉宾们提供的信息丰富、各具创意，大都是真知灼见，极富价值。论坛会后，重要观点被总结为综述刊发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保护知识产权，现又结集出版。前10次论坛讲演稿载入《论道中国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一书中，本书则是对第11次至第21次论坛的记录和整理。
再次，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全体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的部分老师及同学的热心协助，感谢精心筹备和参与历次论坛的老师们。感谢夏汛鸽研究员在建议论题、邀请专家、组织会场和安排速录等方面所做的细致工作。感谢林永生老师协助完成会议的组织和综述，以及对会议发言速录稿进行全面的初步整理和对本书校对稿的审阅。感谢晏凌老师和朱春辉老师精心组织会务，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最后，感谢为编辑出版《经世济民谋求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第二册》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们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感谢刘金石老师和晏凌老师协助我组织本次文稿的校对整理工作和联系出版工作，并与李丁老师、李卫锋老师、陈晓兰老师和余津嫺老师等分章分工对文稿用心地进行了学术审读。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编辑、校对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共同把经世济民的理念坚持下去，把谋求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努力坚持下去。祖国的明天更美好！2015年3月20日于西南财经大学
序一
看到《经世济民 谋求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第二册》的书稿时，我想起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先生在参加第4次金帝雅论坛时盛赞金帝雅论坛“小智库，有大智慧，出大成果”。正如魏秘书长所言，金帝雅论坛在校内外学界和政府部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效应，是我校发展研究院在探索创建财经智库新模式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有效地增强了学校的政策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这里，我要感谢并祝贺李晓西教授带领发展研究院连续成功举办了21次金帝雅论坛！
当前，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论述，2015年1月党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意见》精神，为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路径指明了新的方向。西南财经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大力支持办好金帝雅论坛，同时结合学校财经学科优势，加强对科研服务社会能力的统筹谋划，切实增强对国家、行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财经智库建设的多种形式，产出更多高水平应用性研究成果、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努力成为党和政府及企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序二
我校发展研究院从成立至今六年来，连续21次在北京举办金帝雅论坛，先后邀请到200多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相关中央部委官员、国家研究机构专家、高校学者和业界精英到会共同研讨交流，解析时局热点，研判未来走向，达成诸多共识，已经成为国务院研究室信息采集的重要工作平台。专家的发言都会被记录、整理，形成综述，及时发送校内师生参考，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收录以供相关部委内部参阅。作为一个“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的合作交流平台，金帝雅论坛开创了问计、问需、问政于民的一种新模式，是高校理论与行业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新机制，是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相结合的一次新实践。记得南开大学前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在庆祝发展研究院成立3周年的时候特别指出，金帝雅论坛开创了协同创新研究的新方式，发展研究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过程中把政府、社会、企业、学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协同创新的一个特别好的典范，代表了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我们感谢参与各次金帝雅论坛的专家们对我校建设的大力支持！感谢晓西院长和发展研究院的老师们精心组织、举办历次金帝雅论坛。西南财经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牵头、参与“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全国重点大学，将进一步与政府和学术界深入开展协同创新研究，积极探索服务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为推进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序三
金帝雅论坛大家都很熟悉了。首先祝贺金帝雅论坛连续21次成功举办和《经世济民谋求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第二册》的出版！我很高兴能够和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共同主持历次论坛，专家们的发言精彩纷呈，至今令人难忘，每一次都是思想的大餐和智慧的盛宴。金帝雅论坛，为弥合前方政策决策者和后方提供依据的研究者之间的鸿沟架起了一座大桥，也为地处西南的西南财经大学和祖国首都北京搭建了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是发展研究院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有效地提升了我校的影响力。
除了坚持办好金帝雅论坛外，发展研究院在晓西教授的带领下，以项目为基础，以成果为导向，以科研为主体，以合作为关键，紧紧围绕绿色发展主题，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外专家开展协同创新研究，2010年以来每年成功发布《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2014年推出了《人类绿色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绿色金融报告（2014）》，取得了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要成果，逐步培育和凝聚形成一支稳定高效的研究团队。绿色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了发展研究院具有鲜明特色和品牌影响的研究主题。
回顾发展研究院六年来的成长历程，我作为分管研究院的副校长，特别感谢晓西教授在凝练学科方向、培养研究团队和提升服务社会水平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晓西教授的带领下，发展研究院总是充满着家的温馨，大家工作愉快，成果丰富，生活开心。
祝愿金帝雅论坛和发展研究院越办越好！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第11次论坛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论坛时间与地点：2012年6月30日，北京金帝雅宾馆论坛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论坛特邀嘉宾
张卫忠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陈先达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冯 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李润生 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副会长
毛加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张有生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单联文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
雷家骕 清华大学中欧各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刘建生 西南财经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书兵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
李晓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金帝雅论坛已经开过十次了，先后有将近100名专家参加。今天我们请各位专家来，想讨论能源战略的选择和能源安全问题。
张卫忠：非常高兴再次来参加金帝雅论坛，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的经济技术研究院，从国家层面研究能源战略虽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也有参与。现简单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战略最主要的内容还是石油战略与安全问题。目前面临的挑战可能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国内的需求来看，无论是油还是气，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增长都很快。我国天然气需求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石油消费每年也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从供给角度来看，国内原油产量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但大幅度地提高国内产量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特别是今后20年。我国东部和西部原油产量较大，但增产难，唯一增长潜力比较大的油田领域是海上。国内天然气供应增长难度也比较大。现在炒得比较热的页岩气开发，大家感觉资源量很大，但实际上我国的页岩气从地质上来讲和美国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打个比方，如果说美国从地质条件来看是婴幼儿状态，我国就是老人的状态。对于美国页岩气的开发经验，中国能不能完全借鉴，还值得观察。总体来看，国内油气的供应和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030年，原油需求达到7亿吨左右，国内供给也就是2.3亿吨左右，这样对外依存度可能会达到70%左右。国内的储备能力也是影响油气安全的一个因素。现在油的储备能力是40天左右，天然气的储备能力只有消费量的5%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国内的油气储备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增强安全因素。
第二，关于油气的进口。从目前进口来源看，国内进口原油50%依赖中东。大家都知道中东的局势非常复杂，牵扯到宗教矛盾、西方势力等，所以如果将来当地发生战乱或争端，有资源能不能拿回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油气的运输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通道安全隐患。根据我们的预测，天然气到2030年是5 000亿立方米左右的需求规模，而国内的天然气加上非常规气产量就是3 000亿立方米左右，还有2 000亿立方米左右的缺口需要进口弥补。从油气供求角度看，安全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从未来天然气进口来看，中亚天然气管道进口目前达到了100多亿立方米，将来要达到300亿立方米或者是更多，特别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与它的油气交易牵扯到中国与美国、欧洲势力的关系，同时还会影响到中亚的一些国家，并不完全是中国需求与市场需求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四大战略通道，将来还会考虑构建更多的战略通道来保证国家石油安全。但从贸易角度看，高度依赖比较敏感或者是不安全的地区，总是存在安全隐患。另外，我们国家去海外开发的难度也在加大，很多油气资源国在不断的收紧政策，如原来是产量分成合同，现在是让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所以将来能否拿到更多的资源，确实是个疑问。
从这两点来看，安全形势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美国能源独立以后，会对中东施加更严厉的制裁，把中东西化，利用石油武器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的石油安全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下面再谈谈关于我国的能源战略。大的思路是强调节约、节流、开源、替代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仍然有以下两点：
第一，应该把节约放在首位。我们要设定油或者是气消费的“天花板”，否则油真的到了70%对外依存度，我国能不能承受？我国在节约用油或者抑制石油消费方面，需要更为长远的考虑，应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第二，从“开源”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要强调立足国内。利用外面的资源，通道再多，油源再分散，还是有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还是要立足国内。首先要分析我们现在油气产量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没有资源？我个人认为技术上还是有很大潜力的，我们现在对地下、西部、海上的认识、勘探的程度还不是很高，特别是对页岩气的地质勘探。国家还是要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层面加快突破与创新。
第三，从“替代”来讲，发展清洁燃料，特别是将煤炭清洁化利用是需要研究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方面，也需要加以认真考虑。
李晓西：我们课题组对中国能源战略有了一个初步想法，认为有五个方面特别重要：一是节能战略，二是结构战略，三是安全战略，四是绿色战略，五是市场化战略，综合概括为“五指合拳战略”。我们希望大家对此进行交流。
徐锭明：战略就是打仗，研究战略首先要研究对手，没有对手怎么叫战略？“问题来源于对手、灵感来源于对手、认识来源于对手、创新来源于对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在关注新一轮的能源安全问题并形成了四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当前能源安全的，讲了必须要考虑的五大因素；第二份报告是分析“十二五”能源发展中的生态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的；第三份是分析“十二五”中国的节能减排问题的；第四份暂时没完成，是关于石油的，不少观点与中石油领导有所不同。
研究战略需要研究历史，要知道来龙去脉才能研究战略，不研究历史没法研究战略。要了解中国能源发展历史，也要了解世界能源发展历史。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记忆就没有发展。记忆中有回顾，有反思，有痛苦，有考问，也有欣慰与升华。具体讲，讲“十二五”能源战略，就需要把前十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分析和回顾。
研究战略需要人才。前两天我在《能源报》上有个呼吁，提出新能源革命和中国能源发展需要三类战略人才：一是战略科学家，二是战略企业家，三是战略管理者。没有战略科学家，没有科技面的重大创新，我们的神九能从天上回来吗？国有企业发展也必须要考虑国家战略，需要战略企业家。战略管理者就是要在研究、制定、实施计划时及出台政策时，具有战略眼光。今天取得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没有毛主席当年的决策和党中央的决策行吗？
研究战略需要面向世界。地球转向可持续发展，人类需要走向可持续发展，这是今年以来的世界最强音。如何让地球走向可持续发展？四十年前人类喊出一个口号“只有一个地球”，这是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觉醒。二十年前“里约”会议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发展的议程。时至今日，人类走进了可持续发展时代。这是世界战略家们的判断。联合国秘书长曾赞扬中国，一是说中国在提倡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二是表扬了中国的一个企业，即湖南的远大集团。他说中国的远大集团生产的非电动空调能效提高了200%以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写了一篇文章，即《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制度保障》。不考虑绿色、不考虑低碳、不考虑持续发展，所有能源都会被消耗完。前天《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个消息，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圣彼得堡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能源安全：新挑战和可能的战略解决方案”。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能源部长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发表的共同宣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利用天然气、降低能耗、提高能效、核安全。这就是战略。
下面看看美国。面对未来，美国深谋远虑、全面布局，既冠冕堂皇又暗藏杀机。今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美国环太平洋演习唯独没邀请中国。美国现在宣布的经济战略方针是“三可多元再平衡”，叫做可承受、可依赖、可持续，紧接着又讲多元化、再平衡。美国最近页岩气的产量急剧上升，它的多个副产品价格下降，整个美国要重返实体经济，基础就是利用便宜的燃料页岩气。“页岩革命”指的是页岩气和页岩油两种能源。页岩气是在1820年就发现的资源，到1981年真正突破，是近十年科技带来的发展。目前美国页岩气的储量是常规天然气的五倍，页岩油的储量是常规油的25倍，相当于沙特油的两倍。现在有一种倾向，讲“页岩革命”就讲好的一面，我看也要分析“页岩革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战略问题。美国当前的能源战略是什么？希拉里讲，美国能源供应战略改变了，从合作到独立，更准确的翻译是从合作到能源自主。美国人研究战略，从国内到国外，从自己到对手，可谓在奉行孙子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大思路。美国人前两天在布鲁斯金学会（即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著名智库之一）公布了中国能源安全的研究报告，数据很全，观察很细，中石油、中石化、中煤炭的情况全有。美国人有几千人的能源部，又成立了能源局。能源局有三个处、六个办公室120个人，有三大任务。我们好多人不理解也不明白美国人要干什么。其真实目的就是利用能源武器，操纵能源话语权，玩弄敌国。美国的页岩革命，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操纵能源价格，控制能源市场，利用能源武器，改变能源版图。美国能源机构和战略挑战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表面机构变动，实质调整战略，“三可多元再平衡”方针服务政治、军事、外交。美国能源自给率上升，我们的自给率下降，所以美国稳坐钓鱼台，国内有保障，但在闲暇时充当混乱制造者。美国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四乱四稳”，即“西方稳东方乱，陆上稳海上乱，地下稳地上乱，强国稳弱国乱”，最终目的是稳美国，乱中国。美国有两种方针，管与不管，管与不管交叉使用，管与不管目的相同，管是为了美国利益，不管也是为了美国利益。前几天欧洲国家有文章报道说美国要玩中国，《参考消息》已经登了。美国要“掌控全球能源，推动民族冲突，维护一霸独大”。说中美是战略伙伴，好朋友，我看不可能。美国在调整政治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同时在调整能源战略，所以必须要研究美国。
我们要尽快研究当前中国的能源战略，不能老是常规战略，应是新战略。我们的领导讲“人类没有新大陆和新的绿洲可以被发现了”，不能走环境污染再治理的路子。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低碳经济则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特征，总书记两次谈到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这是中央讲的新战略。总理有句话，未来能源作为重要战略产业，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强大引擎。我曾经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写过一篇短文章，题目叫做《喜迎“十二五”开局，忧虑“十二五”能源》，写了几句顺口溜：“行业垄断独大、重复建设延伸、科学发展纸上、我行我素抗上、方式转变遥望”。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6月18号在《能源报》第六版写的文章我很赞成。他讲真话，说中国能源战略受制于大公司。李荣融下海了，也讲了一句话：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好？是政府没有管好。我在能源部、石油部、发改委都干过，我们的能源管理机构很弱，说句不中听的话，能源局不伦不类、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研究能源战略，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都要研究。我刚从山西回来，有些情况非常令人担心，我担心的“十二五”期间的问题现在不少已暴露了。要完成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的排放强度，现在中央迫不得已要搞“双控”，我是赞成的，必须控，再不控我们和世界人类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相违背了，也与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违背了。可持续发展是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污染排放少的一条道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必须要转变观念，过去是保障供给、保证用能，现在改为合理供给、科学用能，老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搞到我们年消费50亿吨、70亿吨甚至90亿吨，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无法立足。现在五天建一座摩天大楼，一个月建一座罗马城，农村不是农村，城市不是城市，这种城市化道路我们也要反思了。刚才张总讲的话我有些赞同，问题将更多，合作将更难，矛盾将更深，压力将更大。
能源安全有五大因素必须考虑：第一，海洋问题。古人逐水而居，得水得天下，今天得海得天下，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上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第二，核电问题。我总结为“拘泥世界、人类困惑、何去何从、进退两难”。日本从“无核至下”现在又变成“有核至下”，争论正在进行中，要拭目以待；第三，二氧化碳问题。我编了三句顺口溜：“人体阴阳失调是要生病的，社会阴阳失调是要生乱的，地球阴阳失调是要生灾的”。高碳就是地球严重的失调；第四，当前考虑能源安全问题，是指新一轮的能源安全问题，不是老的能源安全问题。《人民日报》报道和我的结论是一样的，这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开会，说的就是新的能源安全问题。最后，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与国际政治、经济紧密相关。总之，生产需要安全，消费也要安全，供应不能中断，消费确保无害。要保证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无害，要面对能源安全的新挑战，那么我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等一些全新的课题，都需要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常规的能源安全问题了。
最后，我要讲一点，比能源战略更上一层的是文化。研究能源战略一定要研究整个能源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国的、人类的文化史。前两天，我问一位从美国搞了20年战略回来的专家，某某公司的战略部主任。我问：战略下面是什么？战略上面是什么？这个专家说我真没考虑过。我告诉他，战略下面是规划，战略上面是文化。以后要研究文化，研究文明，没有文化的能源研究是空泛的。总书记2005年在釜山讲了一句话，综观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反过来讲，能源的每一次改进和更替都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这不是从文化看能源吗？更进一步讲，中国人看《老子》《易经》，知道有阳就有阴，但我们有时候看不到阴。一百多年前我们发现塑料的时候叫白色革命，一百年后叫白色污染，这个认识转变整整用了一百年。世道变而能应变是中策，能在变之前就提前应变则为上策，则为真正的战略家。
我就讲这些，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欢迎大家交流。
李晓西：徐局长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不少深刻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要站在新一轮能源安全角度，重视战略对手的战略，而不是只谈常规能源安全问题。徐局长强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陈先达：中国矿业联合会是一个有二十年历史的会了，去年年底换届，为了加强矿业研究，今天在座的徐局长、冯部长被聘为中国矿联的高级顾问。我本人是这次改选上来的，原来是在国土资源部工作，之前一直在地质部门工作，在基层干了十年，1991年到机关做管理工作。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前任领导去加拿大，我是代表他来的。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观点，我也在考虑我的工作，因为我在机关一直管石油的发证。
徐局长刚才说研究能源战略必须多方面考虑，我很赞成。能源的基础，一个是煤炭，一个是石油。能不能更快的增长？煤炭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环境压力问题。石油增长的速度是加快的，能不能再快，这是一个问题。满足不了需要，对外依存度就依然要提高。据我所知，能源储量未探明的还有很多，天然气更多一些，据说天然气还有85%以上没有找到。如果估算天然气有20万亿的储量，煤层气有30多万亿，页岩气也有20多万亿，那么这些能源的潜力就还是非常大的。怎么样的管理体制可以把中国的油气产量提升更多，应该说是个战略问题。我们让民营企业参与开发和利用更多的天然气，不会带来其他更多的麻烦，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现实上的都会更好一点。现在石油产业也提出，要让民营和国家石油公司合作，这是可行的。
在能源战略中，如何理解“节能”并做得更好，值得研究。现在提出夏天空调控制不低于26度，电梯要求各单位只开一部，这种节能可能有些走偏了。电器使用的控制与节能电器的创造相比，后者才更为重要，才更有意义。同样，从节能角度看能源的转换使用，也是需要更多的比较研究。煤发电或煤变油或煤变气，一定要全面评价成本与收益。中国历来北煤南运，南方的煤不让采掘，有人统计2005年有10%的煤炭消耗在运输上，没有真正当能源用。每一种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均应研究它最应该如何利用为好，否则“能效”就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节能”就为了局部看合理而整体看不合理。
为了能源安全进行能源储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能源储备到底是政治决定的，还是市场选择的，需要全面深入地分析。以美国能源储备为我们的标尺，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美国现在说能源独立了，那他们还会如何考虑能源储备？需要跟踪观察。
中国能源走出去，几大公司都在做，但如何走出去，是控股好？参股好？还是购买产品合同分成好？要好好研究。现在有一些在国外的能源投资很失败，查韦斯国有化一次，中国的投资就没了。利比亚打仗，中国的油田就没了。钱让中国人赚走，人家肯定不愿意，双赢是最好的。其中一条，就是你的技术要先进，而这一点，恰恰经常是我们的弱项。
再一个就是国内的能源利用，能否共用加油站？国外不少地方加油、加气是一块儿的。还有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又有一个充电问题，能源补给地方，又怎么样来结合？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如何看页岩气。美国和中国的地质确实不一样，但是欠成熟和过度成熟都是产气，而中间是产石油的。有人说中国的地质条件，页岩气和美国不一样，就是管道气，这个我不赞同。我认为美国页岩气的革命，主要是技术加成本，高技术加低成本才成为可行的事。如果是高技术，又是高成本，就不会带来美国今天的页岩气革命。现在总理很关心这个事情，一直让国土资源部管这个事情。控制开发的许可证，主要是对成本问题的考虑。如果我们采一方出来卖天然气三方、四方的价钱，亏本的买卖企业都不会做。如果是这么大的成本，国家补贴也不可能多，补一点行。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的投资热情就没有了。事实上，美国的页岩气不是今天发现的，今天能商品化，是因为他们用了30年时间锲而不舍的研究降低成本才实现的，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因此，降低成本的科研太重要了，而不仅仅是只关注研究如何开发出页岩气的能力。
冯飞：就此问题，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个是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对能源安全的内涵理解是有区别的。国际能源署认为，所谓能源安全是指在给定的价格下，满足能源需求的供给，即在物理上的可获得性。前几年我们和世界银行有一个合作研究，又加了一个因素，就是可持续发展，把清洁环境的因素导入进去。就是说，如果要理解能源安全的定义，需要理解这三方面，资源的持续供给、价格的可承受和环境的可持续。
从能源安全研究的历史进展来看，各类机构包括一些国际上的组织、智库提出的角度大概有三个：一个角度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能源安全，特别是在两次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石油输出国和需求国政治上的争斗，被称为石油战争，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从资源有限性的角度来考虑；第三是从能源市场体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三个不同的角度的时间进展大致是这样，最早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讲得多，往后是讲资源稀缺性，再往后是强调市场供求体系。看来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轮回。讲新一轮能源安全问题，重点回到了地缘政治角度。但这样一个轮回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战争时期考虑能源安全相比，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又叠加了一个因素，就是能源的技术革命。
徐锭明：我插一句。我们的战略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能源科技怎么讲的？我们的总理1月17日在阿布扎比会上讲，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能源，从长远看，最终解决未来能源问题并不取决于对资源的拥有，而是取决于对能源高科技的拥有，取决于能源科技革命的突破性进展。
冯飞：重视能源科技是正确的。现在看，能源技术革命是双侧的，即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共同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原来比较多考虑的是供给侧，现在对需求侧也比较多关注。当然现在取得进展大的还是供给侧。供给侧对能源市场影响最大的，在美国称为博弈改变者的是页岩气和页岩油。这个博弈改变一方面就是美国的能源独立，这就是美国的能源战略。实际上能源独立的战略是从尼克松时期开始推的，但是直到奥巴马时期才有进展，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技术，这就使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下降。具体讲，去年美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是46%，中国是56.6%，特别是美国又把北美作为其稳定的供应源，把加拿大和墨西哥加进来，这样石油对外依存度又会降低。五年前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概占27%，现在是18.5%，已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国内价格定得很低，天然气价格2.2美元，最低的时候是1.9美元，我们现在是14.3美元，等于说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我们的七分之一，因此，美国很多州的工业电价已经比我们低了。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这是美国有一个叫里夫金的学者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该书上上周中文版也面世了。他讲，历次工业革命就是能源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结合，包括较早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恰恰是这么一个能源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因此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了。美国是平价或低价能源，可促使其制造业复兴，因此提出了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一方面靠政策，一方面靠低价能源，再就是靠高效、低价的物流。现在看来，美国制造业复兴非常强劲。波士顿咨询公司有一个分析报告，借助劳动力成本和物流成本的坐标系，分析了很多行业，提出有九大产业在回流到美国，包括像IT、家电等。如果美国持续这样发展，其制造业复兴方面的潜力非常大，将对中国的制造业构成非常大的竞争威胁。
讲完能源科技的影响后，我再来谈谈一个老话题即地缘政治及其复杂化。美国能源独立背后意味着战略空间的扩展，可以在没有任何中东因素约束下推行美国式民主，甚至可能通过对中东的直接干预影响能源的国际市场，进而间接制约中国的发展。这方面我们有个报告已经报送国务院领导。更大的问题是，过去我们确是搭了美国能源安全的便车，它关心中东能源安全，对我们是有利的。但现在这个便车搭不到了，而我们能源对外依存度却在不断提高，怎么办？进一步分析，美国能源独立之后，其在海外应对能源安全的军事开支会下降，而重返亚洲的军事开支肯定会上升，全球能源格局肯定会出现生产中心西移和消费中心东移的大态势，所以地缘政治就会越来越复杂。
怎么应对新的能源格局变化？首先还是应对能源安全问题有新的思维。过去我们很多人，包括高层领导都讲，国外有资源，我们可以用买的方式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能源安全问题放在能源战略更重要的位置上。尽快降低依存度，这个很难做到，尽管必须要去做。能源外交合作基本上都是做双边的，多边的能不能也做起来？比如说石油储备，石油危机之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进行石油储备，比如说要求最低的为90天净进口量，使每一个国家的石油储备成本相对小一点。如果不做多边的合作机构，一个国家搞储备成本就大多了。中国怎么样做多边机制？中国能源消费太大了，如果再没有一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多边机制，事情就会很麻烦。设想中国要拥有绝对话语权，最起码在周边国家要先走出去。在IEA（国际能源署）当中要有绝对话语权很难做到，但是周边的合作机制可以考虑。
能源走出去要打什么牌？现在我们对外形象比较差，被指是到各个国家抢资源。我给大家讲经历过的两件事。前几年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之前派了一个专家组，我去是负责能源安全方面的对话。美国国会下面有一个中国经济安全委员会，专门评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的安全影响。他们的评估报告讲，中国的石油走出去是正面的，是增加了全球供给能力，对稳定全球的石油市场是有利的。他们的资料非常详细，我觉得非常吃惊。第二个经历就是我见了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他说我们美国能源外交的核心是维护全球的能源市场稳定，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主要用能国家的利益。我想中国走出去是正面的，应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旗帜，打多赢的旗，虽然这里面各种问题比较多，但值得也必须要去做。
最后讲一点，能源安全的核心还是石油。这方面，需求侧的政策也很重要。如交通政策当中，汽车能源就是一个很大的需求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划想做到2015年达到50万辆，这很难，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了。举个我个人的例子，国外一家试验电动车的公司给了我两种类型的车试开，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一个纯电动车，但是都要充电桩。他们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装办公室，一个是家里。我说办公室做不到，家里有一个地下停车库，可试试。找到物业，物业说电费谁出，没有独立计量，也不能装。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基础设施用不了。我到深圳采访了几个电动车的用户，都说现在后悔的不得了，白给都不想要了，全是由于基础设施的制约，至于技术上的不成熟，还在其次。所以，要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上切切实实地采取一些措施，才可能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利用，推动能源替代与节约。
李润生：刚才听了锭明局长、冯飞部长和其他同志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从我自己的角度谈一谈。
第一，考虑战略安全，要关注大局势。一个是供需的大形势，就是全世界供需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态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仅是总量的变化，还有结构的变化和地区的变化，要有充分的梳理。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发生第一次能源危机？就是因为美国公布一条信息，说美国原油产量上到顶峰，从此开始了下滑，然后就引发了能源问题。其实就是这么一条信息，石油安全问题就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所以大的供需形势是我们必须要作出判断的，总量、结构、地区必须要有概念。大的供需形势的影响再举一例：原来说到2000年就会出现全世界的油荒，实践证明由于科技的发展，不但没有油荒，反而供给量越来越高，消费量和供给量一除还可以用多少年，这都只是静态的分析。现在石油勘探的储量在增长，天然气突破性增长，而世界除了亚太地区以外，北美和欧洲地区的消费是稳中有降。所以整个看世界能源的供给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是供略大于求。
第二要看大格局。先看北美：北美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能源自主或说能源独立，现在整个北美石油的生产区形成了一个片，从加拿大的重油开始，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再到委内瑞拉，包括现在还有南美的一些新的地区还在探测油气。整个北美原油和天然气产量是增长趋势。再向东看。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到中东去，得到他们很多的信息。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想摆脱对中东的依赖。另外俄罗斯的普京已经向全国宣布，俄罗斯是供给油气的国家，如果原油价格低，美国高兴，原油价格高，俄罗斯高兴。现在俄罗斯希望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从俄罗斯、伊朗、中东这又成为一个概念。再看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需求快速增长，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最快的就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加起来25亿人口，石油的需求量基本上吃了所有的增长。因此，真正的地区格局的矛盾就是亚太地区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三要看能源科技。刚才冯部长讲了，科技带动了能源的革命，能源的科技又带动了全球工业经济的发展。现在石油科技进入了新的技术时代，深海的技术、页岩气的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物理勘探、钻井、开发，一些装备制造，包括管道、压缩机、钢材的技术都得到大大的提升。正是由于这些技术的发展，才使页岩气技术在美国十年磨一剑，有了大突破。我们说明天就在页岩气上大突破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二十年的准备，十年的攻关，才有今天的突破。美国宣布能源自主是在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有了资源的基础，它才敢说，不是说设想一个目标——我要能源革命，就能搞成的。综上，先把大的需求形势看清楚，再看清楚亚太地区的突出矛盾，中国的地位就不言自明。
现在来看中国。中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这些年来最高的，今年不仅原油依赖外援，天然气也依赖外援，现在已经到了56%，最高到多少？刚才卫忠同志说要不要有个天花板？我最近去了日本，日本95%以上全是依靠外边，人家的安全没有像我们炒得这么热。台湾的依存度几乎达到了100%，自己只有一点油气，其他全靠外边，但是他们的安全措施比我们高，全民的意识、自觉性比我们高，这个也值得探讨。这就是我们讨论能源战略的基本情况，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能源安全。是不是要把对外依存度作为唯一的评判指标，这个确实需要研究。
最近美国的能源特使、美国的能源局长和中石油有个交流，他讲了这么几句话：第一，能源安全是美国战略和外交的重点；第二，全球石油市场稳定性面临挑战，受地缘政治和地区矛盾的影响，像今年我们在苏丹的三千万吨生产能力大部分处于停产状态；第三，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逼近危险区。历史数据表明，当石油消费的支出达到全球GDP的4%～5%的时候，世界经济将步入缓慢的增长周期，2008年和2010年都是如此。当油价开支比例超过6%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为负的；第四，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的比例增加，美国目前能源的低价不可持续。所以我们不能静态地做对比，一定要动态地做对比。而且美国现在天然气出口量的增加，也扩展了很多从事外贸的企业。美国企业和我们联系很密切。2010年美洲国家的天然气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31%，其中美国占到20%。他们预测，2020年全球天然气销售将翻一番，煤炭消费则会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峰，2025年天然气消费将超过煤炭；第五，美国石油供应市场前景良好，西半球油气产量提升，带来世界供需一个新的景象；第六，美国的页岩气高速开发还将持续，美国将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页岩气的发展。美国页岩气从2000年的0.3万亿立方英尺，相当于我们的85亿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5万亿立方英尺，即1 416亿立方米。到2035年可以达到12万亿立方英尺，即3 398亿立方米，届时将占美国天然气生产总量的46%。
最后再说一个观点：25年后，即使天然气消费翻番，也还达不到美国和西方定的要低于2摄氏度温控的目标。因此，天然气大规模的发展是有空间的。
另外，刚才徐局长讲到一点很重要，页岩气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分析。我把这个数据与大家分享，也是对徐局长观点的一个支持。与页岩气伴生的丙烷、乙烷为原料，美国重新吸引了全球化工巨头投资烯烃项目。2008年以前，美国的乙烯生产中烯烃占乙烯原料结构的50%左右，石脑油占22%。到2012年初，乙烯占到60%，石脑油只剩下10%，而我们国内的乙烯基本上是以石脑油为主。根据统计，当前美国制乙烯，由于原料优势，成本大约一吨400美元，欧亚采取石脑油的成本接近1 300美元。借助成本优势，它的开工率从60%已经提升到90%。这就是刚才徐局长讲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中披露，现在像雪福龙、陶氏、壳牌等一些公司，可能有接近50%的超亿美元的外资公司将计划从中国撤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能源安全的重新思考，我还有几个想法：一是要用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我们中石油的石油现在是5 000万吨的进口，但是不是都回到中国了呢？不是，它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哪个地方价格最好就卖掉了，然后用这个钱再买我们炼油厂所需要的油，当然购买价格要低一些了，最终还是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原油运回国来。或者通过中外石油公司的合作，有进有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中获益。比如，委内瑞拉的重油来了以后，我们在广东揭阳有一个2 000万吨炼油厂，做了脱硫以后，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共组一个团队，有销售又有进口。进口俄罗斯油也是如此，在天津建立一个炼油厂，和俄罗斯合作。苏丹油在广西搞合作，现在苏丹油没了，广西炼油厂的装置就开始调整。总之，我认为在能源安全问题上，越开放越安全，越不开放越不安全。
徐锭明：李主任讲开放非常重要，我概括了几句话：封闭式安全产生懈怠，封闭式生产产生自满，地球缩小了，心胸要开阔。如果没有开放的心态，中国永远解决不了（能源）安全问题。
李润生：冯飞部长讲的能源安全的概念应当让所有的专家、学者都知道。我们要考虑战争和突发事件，但不能只讲战争条件下的安全，如果把特例当做常态，是会形成不正确的战略的。我们看看日本所有的节能措施，能耗的管理，能源储备的管理，但是人家没有高调喊今年不安全、明年不安全。马六甲海峡我去过，36公里宽，有人说那儿停个航空母舰，战争一起来中国能源运输就完了，我说不可能。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主流，在这个前提下来研究能源安全，是非常需要的。离开这个大判断就会极端化，把应急措施与正常管理混为一谈，就不合适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要用可持续的观点来研究能源安全。刚才冯部长和徐局长都讲到了，现在我们能源资源的约束弄不好社会就出问题了，绿色发展就出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有可持续的观点。比如说节约是可持续首要的问题，这个文章大了。现在大家都寄希望于电动汽车，但还没有被市场所接受，为什么？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开车充电充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行吗？高储能电池能保证车行多少？100千米左右有实用价值吗？还有充电的设施能配上套吗？因此，我认为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天然气汽车即LNG（Liquefied 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气）汽车。中石油现在就正在这方面下功夫，最近发展很快，今年上半年在北京制造了一万辆，计划重庆九条管线，用于天然气汽车。去年我们捐献给海南500台LNG车，在海口已在使用。这种车跑得远，又节能、环保，市场也能够接受LNG的价格。
冯飞：我专门研究过石油和天然气，认为最有前途的是天然气，天然气技术最好的是液化天然气（LNG），比压缩天然气（CNG）更安全，排放更少。
李润生：我顺便想说一下，很多人说空气质量差是汽车排放，认为主要是汽油质量问题，其实现在城市轿车用的汽油是高标准的，我们现在需要研究油的使用过程与方式，具体讲应研究汽车的发动机，看它的燃烧效能好不好。同样烧油，有的排放少，有的排放高；有的冒黑烟，有的不冒，为什么？
第三个观点，要用市场的办法研究能源安全。最近我走了一圈亚太地区，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若干项目。亚太地区不算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日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香港地区等，在用车上大体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日本、香港地区模式，它的政策首先是防止城市交通拥堵，所以限制汽车的过度发展。同时节约能源，让市场来决定油气价格。当网上批评国内油价最高将近9美元时，香港为18美元，日本为17美元，价格偏高来控制使用，效果是好的。这种政策鼓励大家坐公交、地铁，保证企业不亏损，也促进了城市的交通管理；第二种模式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模式，是说政府调控加市场引导。比如市场原油价格涨或降，成品油价格也随着涨或降。但油价过高的时候，政府有限制政策，比如油价在70～80美元的时候，企业全部承担；而在90美元时，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到100美元或以上时，企业、政府、消费者三者共同承担。其原则是：政府根据价格变化，通过减税、免税、补贴等方法，保持企业不亏损，保证市场供应，也在油价成本过高时要求企业甚至消费者参与承担。这种政策，应说是公平也有理的。我国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也应拿来作为调控，当油价高或者是低的时候，作为一种政策导向来引导；第三种模式是印度尼西亚模式，就是低油价政策。当我们国内油价9美元时，印度尼西亚是4美元，跟我们差一半，但是企业不亏损，为什么？实际上，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补贴老百姓，让老百姓用便宜油。同时，政府拿钱补贴国有石油公司。全国任何公司都可以卖油，但是钱只补贴国有公司，国有公司的价格不许涨，或者是按照政府要求涨。其他的公司都跟着走，没有办法。若其他公司承受不了了，那就和政府的公司联合，所以国内油价非常平稳。所以我们确实要研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调控市场。现在国内油品市场上有一种现象，市场老不稳定。这与政策不稳定有关系，各方都存着价格的预期。因此，有时供给方等着涨价不卖油，都存起来了，全社会好像油品短缺；有时，供给方预期降价，马上开始泄库，质量问题也出来了。比如说现在出一个公式，22天三个油种挂钩就形成了这种预期。供给方是多方面的，除大的国有企业外，还有军队的、民营的、地方炼油厂的，库存总量并不清楚，消费量也在变化中，供求变化难以判断。所以我说，要用市场的办法来研究、解决价格问题，不能总用行政的办法，要解决能源安全最基础的方法是市场的方法。
第四，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研究能源安全。改革的办法是什么？刚才徐局长说能源局不伦不类，那就需要改革政府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不能只相信行政管理办法，只用传统的管理办法，要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石油的办法。我在美国能源部考察了9天，在欧洲4大公司考察了20多天，我发现了不少管理思路和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资源是国有的，和中国一样，但加拿大的管理非常好，我们就可以学。它有很多法律，比如说监管机构是什么样的，政府机构是什么样的，政府和监管机构什么关系，监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和监管机构又是什么关系，有一整套办法，值得学习。矿权就是问题，现在国内矿权管理，有的地方画地为牢，一年象征性投入一点，别人也进不来，那能开发出来吗？搞油气资源，仅小公司进去不行，资金或技术力量不足，打井会保护不了资源，也不安全。进一步，海洋打井如何办？还有油品的贸易管理等。总之，要用改革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
能源战略的选择与相关举措，我结合实际谈几点：
第一，鼓励勘探开发。这不是空谈与随意想象。和采煤、采矿一样，石油作为一次性能源，越采越少。拿我们中石油来讲，一亿多吨的原油产量，每年要递减1 300万吨，将近10%。如果不投入，按此比例下降，10年后就没有产量了。资源量减少了，开采难度增加了，要稳住一亿吨产量，一年需要400亿投入用于寻找储量，要不然怎么弥补？拿储量还得建产能，100万吨产能，大概念现在需要40亿元。所以每年挣的钱，要投在维持产能上，同时要向海外发展投资，所以，中石油现在的现金流是负的。为什么股票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快发展，要研究矿权，要鼓励开发，让投资多元化。全国GDP几十万亿，我们去年交税四千亿，中国移动和银行加起来只有几百亿，但它们利润高得多。而我们用来勘探开发的投入，特别是风险勘探，要去借钱，要发债券，压力很大。大家对中石油、中石化盈利有意见，但如果中石油、中石化不挣钱，那就是国家的悲哀、人民的悲哀。中石油、中石化不能把钱搁在兜里，而是要用来鼓励勘探开发。美国用了10年搞研究、投入，现在能源有了突破，但如果没有多年政策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第二，鼓励进口。国内经济发展对国外石油有很大需求，自然应鼓励进口，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外来的油气资源多一点，国内的资源也会省一点。当然进口的价格必须要管。我们现在每天从中亚进口天然气，一天亏损五千万，这样大量进口企业是承受不了的。这就是一个矛盾，政策应如何统筹解决这个问题？国外油的价格高，国内价格低，价格不调整就带来问题。
第三，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中石油海外的项目90%以上都是合作项目，没有不合作的，不合作进不去。比如说伊拉克向全世界140家公司招标，最后中石油中标，这就是一个奇迹。原来壳牌、BP根本看不起中国企业，现在我们板块的负责人到那去都派专机接送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方案产量就上去了，按照我们的方案安全就没出问题。伊拉克产量上得快，首先做贡献的是中石油的项目。然而中石油项目上得快，很大原因是国际合作，壳牌、BP（British Petroleum，英国石油）、马来西亚，大家在一起合作，大家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走出去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管道建设与利用的国际合作。再比如说现在天津和俄罗斯合作，揭阳和委内瑞拉合作，我们的上游资源就有保障了。经济合作的同时还需要外交上的支持，外交的支持力度决定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和发展的健康程度。
徐锭明：老百姓对天然气是很有意见的，编了一句顺口溜：“没有气想气，有了气生气，供了气不能断气，断了气就没有气，为了和谐先得憋气”。
毛加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制造业的崛起得益于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低价的能源，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政策的可信度，再加上我们在环境可持续方面相对来讲宽松一点。30年的改革开放使制造业崛起，对我国的发展功不可没。现在，我国的制造业面临更高的能源价格、更高的劳动力价格、更加严格的环境约束，重要的问题就出来了，能源战略和安全问题也就出来了。
能源价格和我们的体制是两大问题。关于能源安全和价格问题先谈点看法。从供需这个角度，开源节流是永远的话题。从资源本身来讲，我国石油按保守的说法是还可开采30年，天然气是60年。而从全球的资源来讲，还没有到枯竭的地步，但从长远来看，矿物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是稀缺的，会越来越稀缺。由于这种趋势存在，我们的油价也会不断的走高。价格是与能源的相对稀缺性相关联的。油价是一个风向标，因为石油本身是最稀缺的，然后是天然气，然后是煤炭。从需求看，老百姓要改善生活，汽车保有量增长，这肯定是刚性的。从政府层面看，要和谐、要稳定，不能得罪老百姓，就要由国有能源企业多承担损失了。我认为，能源价格要反映市场规律。不能用行政办法把价格刚性控制，不让市场有效地反馈到资源的链条，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会带来问题的。煤的资源我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煤变油，这就出现了能源结构和能源的利用问题。这些例子说明，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与怎么样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紧密相关。不光是我们石油，电力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电价和煤价倒挂，现在导致电力企业主要盈利能力是辅业，而电力产业是亏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
再一个讲体制问题。过去民营企业只搞下游终端产品，现慢慢前移，也搞煤矿开采、油田开采，他们觉得这样才走到头了，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竞争优势，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战略性的资源不能太市场化，煤炭就是一个教训。搞小煤矿，老百姓都搞煤，钱到个人腰包了，污染了环境。石油、天然气、煤炭、战略性资源必须国家控制。民营企业不断往上游走，挤得国有企业难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些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在一个局部的领域，如果让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炼油，我们现在小炼油厂有一亿多吨的能力，尤其是以山东为主。而我们国有企业是要保护市场的，有社会责任的，他不是完全根据市场有没有效益决定的。有效益就干，没有效益就不干，这个问题就麻烦了。油价是国家调控的，当原油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国家觉得顶不住了，成品油价格肯定是要压的，不会是涨多少就挣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民企提炼亏损肯定不干，这时候国有企业就必须把空缺的市场顶进去，当国际市场油价跌下来了，国家调价慢一点，有了牌市差价利润空间，民营企业反应快，马上进口把资源组织出来了，往市场上投进来，而国有企业相对来讲机制比较不灵活，它要缩减销售量。所以我们中石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亏得越多炼得越多，赚得越多炼得越少”。现在中石化企业非常困难，我刚从金山回来，1～5月份亏损3亿，6月份亏损8个亿，天天愁眉苦脸，不知道怎么办。中石化7月份预计上游加下游利润率加在一起为零，这是历史性的，就是整个中石化进入零利润的状态，我们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炼油产业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这就带来个麻烦。我们讲战略，中央领导就可以把战略定下来了，而现在缺的是战略的管理，就是怎样把大的战略在微观的产业层面上拿出解决方案来。
张有生：很有幸参加会议，我认为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整合全球的研究力量来破解这个题，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些长远性的思考。而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会影响长期的发展。如何从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上分析，也是我们这次讨论会应特别重视的方面。徐局长和冯部长都讲了，我们是开展新一轮能源战略、能源安全研究。这是由于我们的发展形势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导致我们的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思路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要有新的思考。
那么能源安全或者是能源战略，在世界能源发展大的背景条件下出现了哪些变化，哪些称之为新？新战略应“新”在什么地方？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可能要特别重视到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能源进入消费饱和的阶段，它们的动向对世界能源市场、世界能源供求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也许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化石能源已经达到了消费的高峰，要发展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就必然会对世界化石能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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