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国盛,(意)卡洛·罗韦利,李森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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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爆炸：无法抗拒的物理之美系列（套装共3册）-意大利疯卖，打败情色小说《五十度灰》的优美科普试读：
什么是科学
”，既困难又容易，既简单又复杂。这个问题，可以是一般知识性问题，也可以有很深刻的含义。
中小学就开始学习的，是科学。科学工作者每天研究的，也是科学。
科学的概念如何提出？人类历史何时有科学？如何判断什么是科学？
科学可以很有创造性，也可以是日常工作，应该是后者多于前者；科学家可能因为很聪明而有所成就，也可能因为很刻苦认真取得成绩，而且后者可能比例高于前者。
这是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人可以马上想到的。
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历史，在本书中再度提问并尝试回答“什么是科学”，对于过于讲求实用主义的当下，很有意义。
本书从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讲起，然后追根溯源进入西方语境，以帮助我们理解希腊理性传统与现代数理实验框架之下“科学”的真实内涵、边界和独特性，最后又回过头来落脚于“传统中国的科学”。
作者如此安排论述逻辑和书写结构，透露出这本著述对“中国科学”的关注。换句话说，吴国盛先生不一定是想通过这本书对“什么是科学”给出一种自洽而完备的哲学定论，而是回到历史深处，还原并呈现出科学最为本源的面貌，以此引发中国人反思并纠正自己对科学的长期误解。
作为科学哲学家，吴国盛教授并不囿于从各种讳莫如深的哲学理论中寻找“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在他看来，科学的指称一直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只不过，“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提出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态等问题。
除了所谓“李约瑟难题”引发“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功利主义取向。很多人不了解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还有些人，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科学研究。
在此背景下，科学精神一直未能进入我们的文化内核，未来必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科学探索所要求的诚实、怀疑、开放、宽容、求真、合作等等，也都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所急需的内容。哪怕是在科学界内部，至今也没有解决科学创新所需要的“冒尖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
另一方面，如今在国内，科学和科学家的地位已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活中，科学也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平常而普通，但中国公众的科学意识依然薄弱。
可以说，吴国盛先生再度发问“什么是科学”可谓恰逢其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科学的来处、发展的历程，跟随作者的思考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自序
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呼唤一个解答，但恰当的解答却取决于问题的性质：谁在提出问题？为什么提出问题？发问者期望回答者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来回答？而这，是问题背后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A.F.chalmers，1939-）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书流传很广。许多爱好科学哲学的学生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然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我了解到，许多读者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原因大概是，这本书所预设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恰恰是可疑的、有待澄清的，是我们想要继续追问的。这本书名为“科学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通俗地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学哲学的简明导论。可是，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的指称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知识类型，不清楚的只是，为什么这种知识类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权威和成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知识（科学知识）是否可能，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牛顿力学就是这样的“科学知识”；有疑问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对他们来说，牛顿力学作为“科学”是一个给定的事实。可是对我们来说，牛顿力学为什么当然就是科学呢？如果回答说，牛顿力学符合科学之为科学的全部标准，我们会问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这通常导向科学哲学；如果回答说，科学就是按照牛顿力学来定义的，我们会问牛顿力学是怎么来的，这通常导向科学史。
是以科学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还是以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这仍然取决于你发问的背景和动机。
过去这三十多年，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包括钱学森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说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所谓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者，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希望科学哲学家能给出一个权威的标准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大家并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相反，每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们无穷无尽的诟病，让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说，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可是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反驳说，我们的经验都是单称陈述，单称陈述经过归纳并不能确凿可靠地推导出全称陈述。我即便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要得出“天鹅皆白”这样的理论也是很有风险的，事实上，的确有黑天鹅存在。于是，波普尔别出心裁地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于可证实，而在于可证伪，即它总是包含着可以诉诸经验检验的预测。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而像占星术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预言说得含含糊糊，无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没有什么经验观察是中性的，任何经验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如果A观察证实了B理论，很有可能是A观察之中渗透的理论支持了B理论。由于观察渗透理论，不仅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证实关系出现了问题，证伪关系也同样存在问题。A观察证伪了B理论，也有可能是该观察背后的理论与B理论相冲突所致。到了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这里，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指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指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成真标准。对他们而言，科学划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库恩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研究科学史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发生的科学理论的更替并不是由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决定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只有在传统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情况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更多地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传里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他雄辩地表明，科学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个模糊不清的界限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
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令许多中国读者感到失望。那些对伪科学深恶痛绝、急于赶尽杀绝的人，甚至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科学哲学家破口大骂。如果非要援引科学哲学的话，他们往往还是喜欢波普尔，毕竟波普尔明确提出了划界问题，给出了划界方案。
本书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顶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遇公众误解和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那样的成功。再说，生活中也不是处处都需要科学，有时候像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也可以用来娱乐，为何一定要斩尽杀绝？绘画原作固然宝贵，复制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响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予以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没有科学。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样的问题。到了50年代，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需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一问让深受西方列强封锁的国人听得很舒服，因为这一问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只是近代落后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这里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成立，但科学的定义并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之中。
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个背景，因此将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就好比比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比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比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比萨更好吃，但你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比萨。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我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很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这正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机。
除了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本书也希望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的科学开辟一个新的思路。我认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最终酝酿出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技术、博物学（自然志）、理性科学三者构成了一个科学谱系。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是未来值得尝试的一个方案。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格外紧迫。近十年来，我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发表以此为题的讲演，听众既有政府高级官员、院士科学家、IT精英，也有普通学生、学者、民众。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深切关注让我感觉到这是我们民族今天不能不认真反省的问题。我希望这些初步的思考能够唤起更多人的认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识。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17）的阶段性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吴国盛2016年5月1日第一章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两种基本用法“科学”在今天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却相当模糊。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指称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大体说来，在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中，它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个人群就是科学家或者科技工作者，这项事业就是“科学”。中国目前实行“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这里的“科”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意思是说，要依靠科学技术专家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事业来振兴国家。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比如，我们说“你这样做不科学”，是说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不应该。我们说“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要合理化，不能主观蛮干。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是指某种合理均衡的发展观，纠正那种唯GDP主义、竭泽而渔、导致两极分化的发展观。
简而言之，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第一种用法回答说“科学就是科学家们做的事情”，第二种用法回答说“科学是好东西”。
为什么“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好东西”呢？为什么指称某种事业的用语同时拥有某种正面价值判断功能呢？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讲清楚这件事情，需要回到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中来。科学：夷之长技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现代史的重大主题。所谓“启蒙”是说，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需要引入，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的政治体制需要建立，人的现代化是“启蒙”的核心内容。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这一优势直到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麦迪森的数据测算存在一些争议，但即使将这些争议考虑在内，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在西方与中国交手的头半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一个经济强国。然而，这样一个经济强国为何总是败于列强之手呢？原因在于，中国的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兵不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则是军事技术落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马上意识到了后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西人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是兵器先进：“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之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书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正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且把夷之长技规定为“船坚炮利”以及军队建设管理之技。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对航母、对宇宙飞船的渴望，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科技”一词，而他们口中的“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做一个民众认知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所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科学：来自日本的西方词汇“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爬梳古文献或许偶尔会遇见“科学”字样，但意思一定是“科举之学”，而且极为罕见。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日本文字中大量采用汉字，但发音与汉语不同，意思也相去甚远。中国现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立即直接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虽然有西来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写作水平还不足以独自担当翻译工作，所以，西学东渐早期的西方著作翻译都是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合作进行，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西文著作的汉译规模和进度。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语吸收外来语的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动作迅速且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现代中国人多经由日本向西方学习。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阅读日本文献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明白个大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船上读到一本日本小说，发现居然满纸汉字，也知道其意思不会差太多，于是在基本不通日文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日本小说。说是翻译，其实只不过是把日本人采用的汉字基本照搬过来而已。就这样，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向日本学习西学的热潮。的确，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上手容易，见效快。
大量向日本学习的后果是，现代汉语受到日语的巨大影响，一大批西方学术术语均从日本转道而来。有人甚至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有70%来自日本。这些术语充斥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一定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日本这个民族在文化底蕴和思维深度方面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现代中国的文化以这样大的规模和强度建基于日本文化，实在值得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一再反思。
已经有不少人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学科的译名存在的缺陷。比如，用“哲学”译西文的philosophia，没有译出西文“爱”（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来，相反，“哲”是“聪明”，“哲学”实则是“聪明之学”，这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如果选一个更合适的词，也许“大学”更接近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颇有西人“爱”智慧的意思。
严复当年就对大量采用日译词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均着眼于日译词汇完全偏离了汉语本来的意思。他反对把economics译成“经济”，主张译成“计学”，因为“经济”本来是“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只是指理财经商，把原来的语义缩小了；他反对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主张译成“群”，反对把sociology译成“社会学”而主张译成“群学”，因为“社会”本来是“乡村社区祭神集会”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更加广泛和抽象；他还反对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主张译成“理学”，反对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主张译成“玄学”，反对把evolution译成“进化”，主张译成“天演”。但很可惜，这些更为精到和地道的严译术语最后都遭到了否弃。
让我们回到“科学”。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诸如natural philosophy、physics等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译成“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课，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认为它是指“通过研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太深的中国印记，而且也容易混淆。20世纪头二十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种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种是音译。五四时期流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德谟克拉西”，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赛因思”。最后淘汰的结果，日译名词大获全胜。今日的科学、民主、自由、哲学、形而上学、技术、自然等词全都采纳了日译。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杜亚泉，他于1900年创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始就成为science的定译。另外，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用“科学”来译science，影响自然非常显著。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1886-1961）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1959年中国科学社被迫解散，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于次年停刊。1985《科学》杂志复刊，今天仍然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和白春礼院士先后任主编。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本义，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不过，日本人倒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前叶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学问，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不分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我们的“中国科学院”并不叫“中国自然科学院”，相反，其他的科学院则要加限定词，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学科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情。这样一来，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学。如果加上前述的“夷之长技”，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可以加上第三条：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观念只是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要由这个“末”回溯到西方科学之“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本书余下几章就要做这个工作。科学：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前面提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救亡运动中，科学作为“夷之长技”被引进，被尊崇。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则进一步上升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只有认识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才能理解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何以某个人群（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科学）能够直接作为正面价值判断的术语。
一部现代西学东渐史，也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历史。
即使在急迫的救亡时期，要想大规模地引进科学这种“夷之长技”，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科学这种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的东西，与本地文化实则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术贬称为“奇技淫巧”。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理论基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制度，同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富国强兵，解决民生问题。或者说精神文明取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取西方现代的。又或者说，中学主内，西学主外；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但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光是学习军事技术是不够的，也学不好，必须首先学习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西方科学理论；要想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必然会挑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洋务运动近四十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作用。等到1895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性的转变。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痛恨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文化虚无主义逐渐笼罩中国的思想界。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的理论体系。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新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但他们偏偏都把他们并不熟悉的“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何以故？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破产之后，留下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作为替代。科学作为西学中国人最为钦佩也相对最容易接受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这里当然也还有中国传统的“致用”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与西学中的其他东西比起来，科学似乎是最能解决问题的。胡适说过：“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科学脱离了具体的研究事业，上升为一种信仰，从此，作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当年那场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这场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实际上，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已经十分鲜明和突出。在新学与旧学、文化开明派与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帜。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这样热情讴歌科学，抨击中国传统文化：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思想领袖胡适，尽管与陈独秀政治观点大不相同，也高举科学之大旗：“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中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科学的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认为好东西。这就是当代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历史由来。小结
今天国人耳熟能详的“科学”一词，实际上来自日本学者对于英文science的翻译。这个译名体现了现代西方学术与传统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分，但并没有切中science的基本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传统（进一步的分析见下一章）。如果按照汉语“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惯来理解这个词，肯定会走偏——可能会过分强调“分科”的概念。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既与中国现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第二章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
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Science的辞源及其演变
中文“科学”一词是对英语单词science的翻译，用法也基本接近；在英文中，science首先默认指natural science，中文的“科学”也默认指“自然科学”。这个用法与法语的science比较接近，但与德语的Wissenschaft不太一样：德语的这个词虽然也译成“科学”，但并不优先、默认指称“自然科学”。所以，相比德语，英语的science含义比较狭窄。中文的“科学”继承了这个特点。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科学的定义，既已人人言殊，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包括得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及政治、哲学、语言，各种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如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是不算在科学以内的。”
如果我们追溯“科学”一词的来源只到英文science这里，那就太不够了。事实上，虽然早在中世纪晚期英语里就有了词形上源自拉丁文scientia的science这个单词，但人们一般并不怎么使用它。科学史上的英国大科学家，从哈维（1578-1657）、波义耳（1627-1691）、牛顿（1643-1727）、卡文迪许（1731-1810），直到19世纪的道尔顿（1766-1844），都没有自称也没有被认为是从事science研究的，更没有自认为或被称为scientist（科学家）。这些后世被尊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或“哲学家”（philosopher），从事的是哲学（philosophy）工作。比如，牛顿的伟大著作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1687），道尔顿的著作标题是“化学哲学的新体系”（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1808）。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名字就叫《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1665年创刊出版）。
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被广泛采用。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立，就是一个标志。这一方面可能与法国思想的影响有关。英国历史学家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1840-1922）说：“只是在大陆的思想和影响在我国占有地盘之后，科学这词才逐渐取代惯常所称的自然哲学或哲学。”众所周知，科学史上的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是法国人独领风骚的时期，法国的科学名家层出不穷，星光灿烂。梅尔茨认为，法语的science一词从17世纪中期就开始获得像今天一样的用法，即特指“自然科学”。1666年巴黎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创建，其名称中的science跟今天英文和法文中的science意义相同，均默认是“自然科学”。借着法国科学的巨大影响，法语“科学”（science）一词的使用日益普及，英语世界于是逐渐启用science一词以取代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这是完全可能的。
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开始被广泛采用，另一方面可能与英文scientist（科学家）一词的发明和日益普及有关。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于剑桥召开的会议上，英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仿照artist（艺术家）发明了scientist一词，用来指称新兴的像法拉第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他在1840年出版的《归纳科学的哲学》第2卷后面的格言16中写道：“由于我们不能把physician（医生）用于物理学的耕作者，我就把后者称作physicist（物理学家）。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名称来一般地描述一个科学的耕作者。我倾向于把他叫作scientist（科学家）。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正如artist（艺术家）指的是音乐家、画家或诗人，scientist（科学家）则是指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博物学家。”虽然法拉第本人不喜欢这个词的狭隘含义，而更愿意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自称“自然哲学家”，虽然直到19世纪后期还有像开尔文、赫胥黎这样的大科学家不愿意被称为“科学家”，但是，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已成定局，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脱离出来独自前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单词的诞生恰逢其时，因此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了。正是随着scientist一词被接受，science开始被广泛采用，替代了从前的natural philosophy。
如此看来，即使在英语世界，science的广泛使用到今天也就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百五十年，正是“现代科学”完成建制化从而独立发展的一百五十年。这里所谓“现代科学”，是指相对于希腊理性科学而言的现代实验科学、经验科学，相对于古代纯粹科学而言的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相对于“哲学”而言的狭义“科学”。Science一词所指的，恰恰就是分科化的、职业化的、实验的并且有着潜在技术应用前景的科学。中文中源于日文的“科学”一词，默认指“自然科学”，隐含着“分科”的意思，似乎也具有相当的历史正当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溯源只追到science这里，那也就只追溯到了一百五十年前，而没有考虑这种相对于理性科学、相对于哲学的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是在何种背景下诞生的。事实上，语词的变迁总是滞后于观念的变迁，语词只是固定了先前业已发生的观念变革。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恰恰是从科学和哲学不分的那种思想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传统呢？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思想传统称为理知传统（Rational-Intellectual tradition）。从用语上说，代表这个理知传统的是希腊文的episteme和拉丁文的scientia。拉丁文scientia是对希腊文episteme的直接翻译，如果译成中文，“知识”一词还算差强人意。但在现代汉语里，除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有点高度外，“知识”这个词已经被严重泛化、淡化了。包括日常经验知识在内，不管程度高低，均可称为知识。但是，episteme或scientia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那种系统的、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知识。这个意义上的知识，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高端知识、典范知识，正好就是我们今天在广义使用中归于“科学”的那些东西（比如称某种哲学为科学）。这样一来，希腊文的episteme和拉丁文的scientia译成“科学”仿佛更合适一些。“科学”一词在现代汉语里的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用法，大略相当于高端知识、典范知识，与episteme或scientia相当；狭义的科学，大略相当于英文的science，即优先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
广义的科学与狭义的科学不能等同，尽管有些人认为现代科学就是唯一的知识典范。然而，西方思想史的实情是，即使现代科学可以看成是现代的知识典范，它也肯定不是历史上唯一的知识典范，更不要说在许多哲学家看来，它根本就不是现代的知识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把episteme和scientia译成“科学”容易引起混乱。
根源在于，现代汉语中“知识”和“科学”两个词并存，而“科学”一词优先指现代科学。这个麻烦实际上来自英语。跟现代汉语一样，英语里既有一个对应“科学”的词science，也有一个对应“知识”的词knowledge。它们其实都来自拉丁文scientia。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拉丁文是scientia potentia est，英文译成knowledge is power。这里的scientia经由英文被译成了中文“知识”。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知识就是力量”仿佛是在表达中国式的“知识有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但在西方语境下，这个短语应被理解为，自希腊以来西方学人孜孜以求的那种高端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权力。
所幸的是，德文Wissenschaft保留了episteme和scientia的完整意义，是这两个古典术语在现代的忠实翻译。它并不优先指向“自然科学”，但也没有像汉语的“知识”那样被泛化、淡化到包括普通经验。相反，在德语学术语境中，经常会有“哲学何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化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之类的说法。Episteme、Scientia、Wissenschaft表达的是对事物系统的理性探究，是确定性、可靠性知识的体系。这是西方思想传统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科学”传统。这个意义上的“科学”，在古代希腊，包括数学和哲学两大科目；在中世纪，加上了神学；在现代，又加上了现代科学，即英语和法语science所指的东西。现代科学吸纳了数学，剔除了神学，取代了自然哲学，成为“科学”家族中的新兴大户，但它仍然属于整个西方的广义科学传统，即理知传统。
我们通过辞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很显然，前一个是大传统，后一个是小传统；前一个是西方之所以是西方，是西方区别于非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后一个是西方现代区别于西方古代的小传统。毫无问题，后一个小传统仍然属于前一个大传统。为了理解来自西方的科学，我们需要理解这两个传统。本章就先从理解大传统开始。西方“科学”词汇、科目变迁简表
注*：表中现代一栏中出现的“科学”，在法国被称为science，在德国称为exacte Wissenschaft（精确科学），在英国先是称为natural philosophy，后来，差不多到了19世纪，改称science。由于语言习惯的这些差异，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科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而讲德语的人往往会说，哲学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德国哲学家还会说，哲学是最接近真正科学、严格科学的那一部分。“仁爱”与“自由”：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也就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传统，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之中最能看得清楚。没有西方就谈不上东方，反之亦然。在西方文明进来之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缺乏一个反思的角度，无从获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同样，在了解非西方文明之前，西方人对自己的传统也不甚了了。自我总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确立自己的。我们要了解西方的科学“大”传统，最好的办法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切入。
说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就是知识传统、理知传统，似乎太平淡无奇了，并未说出点什么来。难道说我们中国就没有这种知识传统吗？我们中国人不是一样推崇学问、学术？的确，中国人也认为知识很重要，但是，“知”向来不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大学》中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依次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只是初级的、原始的阶段，并不是最终的和最高的目标。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时候，的确谈到了知，但谈的不是知本身，而是指向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伦理要求，谈的是修身。我们今天的教育方针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这里“德”是放在“智”前面的。过去讲又红又专，“红”放在“专”前面；今天讲德艺双馨，“德”放在“艺”前面。在中国文化里，知识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德、品行、做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学问和学术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换而言之，西方的理知传统与中国的伦理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传统。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呢？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最终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的人性理想。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体制、观念、信仰，林林总总。借着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快速发育与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冲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而人类进化使得大脑越来越大。哺乳动物的孕育期与脑量有一个线性相关关系。按照人类的脑量，这个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孕育至21个月的人类胎儿脑量将达到675毫升，是成人脑量的一半。达到成体脑量的一半，是哺乳动物胎儿娩出时合适的脑量。然而，孕育至21个月的人类胎儿太大了，人类的母亲无法娩出这样大的胎儿。人类女性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宽度只能容纳300毫升脑量的胎儿娩出，因此，进化无情地宣判，人类必须早产。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是不可逃避的。这种对死的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何必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已经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在其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人生的意义”或者“何为有意义的人生”的核心是对人之为人的认同和体悟。什么是“人”？什么是“理想的人”，如何达成这样的理想人性？这是任何一种文化最核心的问题。人生因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骂一个人不是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不骂一头猪不是猪，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人的无本质特征，决定了人可以有多种规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给出了关于“人”的不同规定。
我们汉语里经常讲到的“人文”一词，其实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划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之后发展为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的方式。所谓“文而化之”，指的就是这种培养理想人性的过程。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着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和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和“文”。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这片相对封闭、适合农耕的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发展出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明。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独特的。诚然，人类进化的一般历史都是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定居和粮食生产，也就是所谓农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华农耕文明特别典型、特别成熟，以至压抑了其他文明类型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农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结果。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表达的是典型农耕社会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低于农民，也反映了农耕主导的思想。
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徙，定居、安居意识很强。那些离开家乡的人被描述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被认为是很不幸的。人与土地绑在一起，“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乡不离土”。费孝通称之为“乡土中国”。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如果像美国人那样平均六年搬一次家，频繁迁徙，籍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他们的护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没有“籍贯”。对于基本不迁徙的民族来说，籍贯就是出生地，籍贯的概念才有意义。本书作者的家族大约在一千八百年前由江苏无锡迁居江西，大约在八百年前由江西迁到现在的湖北武穴地区，所以我的籍贯很清楚。但是，从20世纪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开始频繁迁徙，籍贯慢慢会丧失意义。
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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