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玉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试读：
前言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经济转型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最早始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次采用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用政府“看得见的手”，部分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从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运用。1950年代，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最先突破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约束，探索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解决计划经济下政府管制失灵的问题。进入1980年代后，这种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探索，出现了加速态势，特别是苏联通过“休克疗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很快，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苏联转型做法，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19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也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濒临崩溃。然而与俄罗斯、东欧等国家采取的激进式转型有所不同，我国采取了渐进式转型。通过分阶段、分步骤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外围到核心，“摸着石头过河”，在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逐步完成了市场化改革目标。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和转型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也从1980年代初期的第32位，跃升为目前的第3位。一个仅拥有世界平均土地资源1/10的大国，不仅养活了世界1/4的人口，而且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这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并为之一振。
当人们为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时，转型的矛盾和问题也如影随形，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与新的前景。”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的每一步实际上都在探索，转型既充满了艰难性和复杂性，也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甚至会产生有增长无发展的负增长效应，出现了企业缺乏竞争力、产业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动力减弱、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等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通病。此外，还存在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先天不足，例如人口多、人均资源能源匮乏等等。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正处在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发展期，已经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社会阶层矛盾凸显、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深水区，我国经济发展再次处在十字路口。经济转型不仅面临着成长的困惑，也将面对着发展的挑战，转型已经没有回头路，转型何去何从，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在经济体量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也将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立足于我国经济成长的困惑，针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尝试以“白描式”的写意手法，对当代我国经济转型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简要的思路梳理或解读。
虽然我国经济转型现象和线索很多，各种问题错综复杂，给人以包罗万象之感。然而通过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脉络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表面上看，中国转型似乎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似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规范，实际上，沿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轨迹，我们却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寻找解决上述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若干“有解”的答案或发展思路。比如通过回顾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起源，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是三十年前由安徽凤阳小岗村17户村民生死契约引发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种被动式改革，还是当前中国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自觉转变，我国经济转型实际上是来自于经济发展的一种倒逼机制，经济转型的最初动因，就是起源于当时的生存发展压力，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因。当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把世界各国联系得更加密切；世界空间的扁平化，市场和利益上的密不可分，已经日益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社会生态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也使世界各国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日益缩小。上述力量的叠加与汇集，既加快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也推动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步伐。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又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似乎都在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殊途同归，还是经济转型背后另有深刻的原因？换言之，经济转型更多的是外部推动，还是内部力量的使然？促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城市发展转型的内在动力与机制是什么？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转型。无论是西方国家市场化转型、东欧国家激进式转型，还是中国渐进式转型，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而这种不断修正与克服矛盾的过程，就需要经济转型。由于经济转型，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前进，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但是转型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将带来新的难题，特别是东欧国家和我国经济转型，较多地注重了体制转型，一定程度上则忽视了发展方式或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停留在粗放、外延式上。如何及时从体制转型过渡到结构转型，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就成为当前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以我国经济转型为例，当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际，在我们为中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感到欣慰之时，源于自然资源、能源资源以及科技资源等方面的约束也更加凸显，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继日、德、美之后世界第四大制造业强国，但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也日益显现，甚至已经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条件，我国经济转型所要面对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无疑也将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经济问题已经日益社会化，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难题，已经难以从经济角度进行解决，尤其是社会转型仍然相对滞后，突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未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仅以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为例，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就从4.6倍上升到9.2倍，扩大了一倍。
二、国有企业改革化公为私
少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勾结不法分子，把国有企业转制当成公有制的最后“免费午餐”，以侵蚀品牌权和专利权、低价评估、降价转让拍卖或经营者持大股等形式，把国家所有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转为企业或个人所有，导致部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三、教育和医疗改革出现偏差
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收费膨胀，高等教育中尤为明显。医疗的市场化则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例如2005年出现的轰动全国的“天价医药费”事件（一位老人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7天，花去住院费达到140万元，药品400多万元，合计耗资达550万元）。
四、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窄
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突出。例如由于多种原因，2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一直难以纳入社保体系。以城市综合保险为例，目前，农民工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部分地区如广东、大连参保率也仅达到20%左右。农村的合作医疗更是缺乏医疗条件，医疗设备、药品以及医生的配备比例严重不足。
上述社会转型滞后矛盾，体现在民生问题上，尤以“住房难”、“看病难”和“受教育难”三类问题最为突出。实际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问题，与城市化进程共成长的“新圈地运动”等等。如何看待这些经济转型中的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目前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经济转型发展没有任何困惑。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至今，虽然已经初步解决了要不要转的问题，但是向何处转、如何转的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尤其是当我国经济转型由原来单一的经济转型，逐步升级到社会转型与政府转型同步时，就亟需对经济转型做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显然，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目前我们不仅仍然存在着一些困惑，缺乏足够的应对和准备，更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困惑与应对的缺失，不仅体现在经济转型发展上，还体现在政府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比如我国的经济转型，除了一部分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外，在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上，显然没有明确或统一的参照目标）。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紧要关口，如何面对未来经济转型，不仅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将会成为事关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需要我们共同应对、共同探索、共同解决。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发展的方位，也没有具体的坐标，未来经济转型可能还会有摇摆，甚至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然而我国经济转型从农村土地承包改革的那天起，从国有企业转型的那刻起，就以它独特的发展之路，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为我们确立了这种坐标，那就是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有力的改革举措，更加周到的系统性、制度性安排，向现代化转型，向国际化转轨，通过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现国富民强，直到有一天，能够与世界发达国家并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几代人为之努力的共同梦想。作者2010.3.第一篇 我国经济转型——高速成长的挑战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积极性，大大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连续多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高速增长，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大国，2008年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三，远远超过印度等新兴亚洲经济体，创造了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
然而在这种高增长的背后，我们却发现，现有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投资、出口等外部要素推动实现的，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尤其是缺乏科技创新内在要素的推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有增长无发展，或有增长但内在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换言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一种外延式的增长，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仅暴露出经济增长上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现象，也凸显了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这种增长性失衡现象，吴敬琏教授认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将面临一次新的选择，面临着从体制转型向结构转型的重要选择。而这种转型的路径选择，不仅意味着转型方向上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章 经济为什么要转型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新中国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如果从一个大的发展背景看，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阶段：（1）建国初期发展阶段；（2）社会主义建设挫折阶段；（3）改革开放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我国经济转型也有三次重要的转型阶段：
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中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然而这次转型仅仅提出了发展目标，没有几年就被政治运动所打断，夭折了。
第二次是在197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这次转型是在反思和追赶发达国家进程中开始的，通过引进亚洲新兴发达国家的赶超战略，我国形成了外部投资拉动型赶超路径，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加快了工业化进程，20世纪末，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品牌效应。
第三次则始于21世纪初，即2008年蔓延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转型，原有的以出口贸易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已经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面前暴露无遗、难以为继，我国必须走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次转型，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每一次经济转型都与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密切相关，每一次经济转型都是由外部环境变化所引发的，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转型，倒不如说是一种倒逼机制的推进更为贴切。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就集中体现了这点。当我们把这次危机责任都归咎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时，把出口下降引起的发展停滞或经济困难都归咎于外部经济环境时，其实我们还应该发现另一个重要责任主体，那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些年的外延式扩张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提高自身素质，忽视了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的恶果。当我们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困难时，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经济转型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粗放阶段，不仅面临着从体制转型向结构转型（即从外延经济增长向内涵发展的转型）的发展要求，而且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发展进程，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我国经济转型，毕竟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胆探索，是在以中国速度努力追赶世界发展水平的一次新的跨越。之所以要实现这种追赶和跨越，是因为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现象，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历史发展趋势面前，不进则退，已经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余地。一、经济转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既是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人类生产能力自近代社会以来，已经进入到生产力扩张超越消费能力扩张的相对过剩阶段，即当世界经济进入到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时代后，科技生产力发展具有天然的先进性、超越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都难以避免消费的滞后性，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不断克服生产与消费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而不断修正和克服这种自身矛盾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转型的内在推动力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转型，都处在一种转型发展之中。回顾一下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我们还会发现，在每一次大的经济转型之前，基本上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经济或社会危机的“阵痛”发生，或者说每一次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社会危机），都直接引发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转型，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193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的西方市场经济“革命”（由市场自由主义转向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我国1970年代末期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转型、苏联的“休克疗法”激进转型。实际上，如果我们撇开对市场经济周期的现象分析，仅仅从经济转型自身来看，也可以发现，世界各国所发生的这种经济转型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世界各国应对未来发展挑战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也是人类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共同选择。尤其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推动力量，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促成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高科技产业（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为支撑的新经济的涌现。这次新经济发展，不仅加快了新一轮全球资源和市场的追逐，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要变化，形成了以创新驱动替代传统的资本推动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了各国经济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发展进程。美国和部分新兴发达国家由于适时实现了经济转型，不仅成为这种新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也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宰，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话语权。正是在这一大的发展背景下，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启动并加快了经济转型探索之旅。比如欧洲、苏联和东欧国家、亚洲新兴国家、印度和中国等，自1980年代以来，都纷纷启动了经济转型的发展之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通过经济转型，异军突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转型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共同发展的需要，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成为应对未来发展挑战的共同选择。二、我国经济转型是以体制转型为先导实现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回顾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演变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体制转型为先导，为经济全面转型打开通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种折中式的改革路径，也可称之为阶段性改革或渐进式改革的转型路径，先农村后城市，先温饱后发展，先经济增量后经济存量，正是这种渐进式或步步为营的转型，避免了我国出现前苏联由于体制震荡导致经济转型受挫甚至半途而废的现象（从苏联向俄罗斯转型，是1980年代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从总体上保证了我国经济转型的成功（1980年代后期，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经济不景气，使当时的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加强企业自治的改革，然而随着私有化范围的不断扩大，迅速变为全面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民主化、自由国会选举以及最终放弃一党专政的政体等，导致大量的自治企业和中央管理机构并存的局面。企业领导由劳动者选举，中央机构不得再管理企业。在经济短缺和固定价格依旧存在的情况下，采取双轨制的结果，导致了套汇、再分配商品的泛滥，使大量现金从公共部门流向市场部门。此外，政府对固定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某些关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控制，又导致了政策上的不连贯与混乱，进一步恶化了微观与宏观经济稳定，并强化了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断拒绝将税收向联邦财政转移，并寻求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导致1990-1991年宏观经济瘫痪，最终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和剧变发生）。
与苏联激进式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济体制转型，一开始就采取了温和的渐进式改革。也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虽然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例如强制推行企业承包制改革等，但是总体上仍然属于渐进的。然而正是这种渐进式改革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扬。我国渐进式经济转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
1.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2.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
3.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4.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对世界新经济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主动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去，以确保我国经济转型能够沿着预定的设计目标前进，避免发生大的曲折和波动。三、我国经济转型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倒逼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被“逼上梁山”，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众所周知，经过三十多年转型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已成为继日、德、美之后世界第四大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所面对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则更加凸显，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也错过了运用廉价资源进行发展的机会（例如英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拥有许多海外殖民地，以及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大多是通过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们开始全面加快现代化建设，开始改善十几亿人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部分地球上的资源已经被开发、使用。此外，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地球的生态已经比较脆弱，现在地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碚所认为的那样，我国经济如何用尽可能小的资源代价获得最好的经济发展，难度已经日益增大。原有的“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剧了原材料资源紧缺（例如仅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8%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生铁、钢材、10种有色金属、水泥的消耗量将分别达到5.7亿吨、10.9亿吨、3353万吨、19.1亿吨。这种巨大的生产消耗量，直接导致了原材料进口价格不断上涨，降低了制造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四重约束，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以自然资源为例，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1公顷/人，占世界人均水平的33.1%；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有2176.8立方米，还不到人均3000立方米的轻度缺水标准；人均淡水资源总量为221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6%；人均森林面积为0.14公顷，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我国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如铁矿石、铜矿、镍矿等人均消费量都大于人均产量，矿产资源供需失衡。经济资源以原材料资源为例，2004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59878亿人民币，GDP年增长率达到了9.7%，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是4.3%，但是却消耗了全球27%的钢铁，25%的铝材，40%的水泥；2005年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4.0亿吨，增长20.1%；氧化铝1561万吨，增长21.7%；水泥10.5亿吨，增长9.0%，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钢材消耗是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从而导致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生态日益恶化甚至难以为继（比如中国已有上百种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却是建立在国内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廉价的工资成本基础之上的，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主要集中于低成本、低价格的产业链上。同时，国内许多制造业企业存在“三低”即环保意识低、环保投入低、环保效率低，生态资源约束的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由此形成的各种硬约束，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我国经济必须通过经济转型走上创新发展之路。四、我国经济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转型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自觉应对和战略谋划。通过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转型不仅是外部环境严峻挑战下的一种适应性发展要求，也是我国多年发展模式自我完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投资与出口外部拉动的结果，缺乏国内消费拉动；从投资拉动看，基本上是以国外资本与国内政府投资为主体。但是，外资的投入是以赚取利润为最终目的，并不会带来核心技术和竞争力。我国在大规模引进外资时，没有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意愿，没能有效地提升国内制造业的素质，更没有实现国外核心技术的引进。政府的投资虽然是必要的，可以填补市场投入的漏出部分，但是政府效应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一个长期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必将是一个民间资本受到挤压的非常态经济，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是显然的。因此，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实际上也是中国转型动力的真正回归。
其实，从外部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这种发展动力的转型，不仅是一次转型理念上的深刻变化，更是一次发展路径上的质的飞跃。经济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大变动的时期，这种内部动力的转换，既需要动力体系自身的转化，也需要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种制度变迁或这种大规模的制度系统的转换，不仅需要民间财富的积累过程、引导财富向消费转化与释放的过程，同时还需要一个宽松的鼓励消费的制度环境，需要形成一个相对可预期的未来，更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心理转换与政府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的支持。
可见，未来我国经济转型，既充满着希望，也伴随着变数。然而，面对上述挑战，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和准备吗？第二章 企业转型，高难度的跨越
企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主体，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转型首先要解决的核心与关键。然而我国经济转型的艰难性或者特殊性，就在于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企业制度瓶颈，简言之，国有企业多年来始终视为一种特殊企业，或者说是一种非市场、非真正企业却又冠之以“企业”的生产体。如何将这种“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企业实行接轨，如何运用市场的规则改革现有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存在的种种不适应性，就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真正起点（也有人把农村土地承包制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起点，我们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虽然引发了当代中国改革，但是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土地革命的延续。而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从改革性质上、涉及的体量上，还是从产业结构上看，与市场经济的关联性、对转型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这应该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起点）。因此，要考察和了解我国经济转型，必须从国有企业转型入手。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最早起步于1980年代初的放权让利。从计划经济附属物转为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要面临着许多艰难的跨越，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既是一个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也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对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简要的脉络梳理，大致可以将国有企业改革划分为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按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领导方式等几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然而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也更加凸显，国有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仍有待国有企业转型深化才能进一步得到解决。一、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转型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最初的动因来分析，看似一种自发的行为，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这一必然性，首先源于我国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率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格格不入，源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由此就开始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通过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也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却发现，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统收统支企业，转变为市场竞争型的独立企业，转型的真正动因，还是来自于当时我国国有企业生存状态的一种无奈选择，来自于当时内外发展环境的双重引逼。例如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看，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内部发展要求看，就是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和水平。然而更直接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解决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供应短缺问题，解决我国多年积累的生产与消费矛盾。虽然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曾经借鉴并运用了农村改革的经验，以体制转型为切入点，大力推广厂长（承包）责任制，然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发现，原有的农村改革经验，已经难以适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要求，现代公司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制度创新模式，开始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视野。然而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企业结构，它内在地排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的微观体制基础和运行机制，因此，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国有企业改革重新构建微观基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和最后归属。如果从1956年我国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算起，到1986年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再到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除去“文革”十年不计，这种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每走一步恰巧是二十年时间，可见国企改革之艰难。（一）传统国有企业有哪些弊端
由于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影响，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我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统计数据显示，处于历史上发展的低位（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6.8%，低于“文革”前1953～1966年的8.2%和“文革”后初期的8.9%；国民收入水平年增长率为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至于人均消费水平则更低，1976年我国人均消费粮食仅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截至1978年，全国农村2.5亿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全国职工工资下降，住房、教育、卫生等严重欠账）。面对百废待兴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国有企业，无疑将承担着十分艰巨的重任。然而此刻的国有企业，不仅缺乏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也没有独立核算的利润概念，更缺乏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其上缴利润无论是在绝对数上，还是相对数上，都与国家对它的大量投资远远不能匹配；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的低效率，不仅导致国家财力紧张，而且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这种经济现象统称为财政软约束体制下的“短缺经济”。
此时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济体，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具有活力和动力特质的属性，显然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则完全不具备、也从没要求具有这样的企业属性，因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之所以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源于企业是一个经济生命体，是作为市场竞争的产物，它的首要前提是具有独立产权，能够运用所支配的各类资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提供市场或社会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然而从1956年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就已经不复存在，我国私营企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最终以公私合营等方式完成了国有化（1966～1976年间，我国对个体私营经济更是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至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的12.2%。此外，这期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的限制政策，扼杀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国有制体制下，已经退化为政府直接计划调控的一个生产车间或工具，具体体现为传统的国有企业，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直接管理、直接控制的，实际上在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属物，国有企业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生产产品的进出等等，完全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由国家进行统一安排和处置，国有企业没有丝毫的自主权。
不仅如此，企业的人员安排，也完全由国家进行统一调配，国有企业按照隶属关系和规模大小，沿用政府机关管理方式，真正成为政府的依附物，具体体现在财政上也完全由国家支付，即企业不对生产经营负责，不管企业是赢利还是亏损，完全由国家财政进行买单。在这样一个体制内循环，以及完全封闭的运行环境中，已经看不到一般企业的任何内涵和痕迹。显然，这样的一种“企业”，实际上是不能称之为企业的，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当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外资企业，以及1980年代后期，我国产生部分私有企业后，当国有企业与外资、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蓝天下，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时，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尴尬和无奈就充分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外资和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指标是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大面积甚至是全方位的经营亏损，巨大的反差，也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或转型的最初动因。（二）国有企业与外企的差距在哪里
国有企业转型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刺激因素，那就是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经营方式，与国有企业效益和效率产生了较大反差，如何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被提到议事日程。据统计，1990年代以来至今，国有经济所占用国家的资源达70%以上，占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等流量资源比例更大，但对国家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不到20%。国有企业的困难，也制约了我国整个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在全部国有企业中，国有小企业约占80%以上，但效益普遍不好，大多数资不抵债；国有中型企业占总数的15%，其中一部分规模相对较大，净资产也较多；然而国有大型企业虽然仅占总数的5%，但利税要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0%以上，资产和销售额占全部国有企业的70%以上。
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19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部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兼并重组，通过外资的改造，在同样的经营条件下，甚至是同样一个国有企业，同样的企业员工，仅仅改了一个名称（通过品牌加工生产或销售），换了一个管理方式和经营模式（比如由原来的以产定销，改变为订单生产模式），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国有企业难以抵抗这种增长奇迹的诱惑，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大背景支持下，许多国有企业开始逐步走向企业转型发展之路。二、我国国有企业转型缺什么
实际上，自从国有企业自立志要进行改革的那天起，国有企业就注定没有退路。然而国有企业向市场经济的这条转型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即使是在今天，当我们回顾国有企业转型历程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条转型之路，直到今天依然在徘徊之中。那么，国有企业转型的难点，到底难在什么地方？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实际上，国有企业转型的真正难处，不仅仅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的转换，更来自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再造。（一）产权再造，国有企业转型的根本
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到进行以产权为核心的微观基础再造，国有企业转型，实际上经历了一次类似脱胎换骨式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型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是无法替代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也许是由于人们对国有企业转型过于乐观，或者认识不足，或者仍然存在国有至高无上的观念，或者对国有企业产生问题的症结没有梳理清楚，在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人们对国有企业的转型，仅仅局限在放权让利的简单修复上。例如，曾经在近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当时国有企业转型的主要路径，就是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如何进行放权或收权，然而这种谈判与博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国有企业仍然停留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之中。
与此同时，农村承包改革的成功，也一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与转型带来了一丝新的希望。于是，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国有企业又开始了以承包制为核心的新一轮转型之路。从1980年代初期，“一包就灵”一度成为国有企业转型的主要说法。据说这一做法，也的确使部分国有企业获得了发展，例如邯郸钢铁企业与承包挂钩的成本核算经验，一度在全国普遍推广，比如在1987年前后，以承包制而闻名国内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不仅带给人们对承包制的希望，甚至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以承包为核心内容的厂长负责制，也曾经被视为拯救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成为当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基本制度。然而国有企业转型，毕竟不同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承包就能够包治百病，马胜利虽然创造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形成了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100家企业，终于没有撑到2年就倒下了。这其中固然有经营管理上的致命内伤，有兼并2/3亏损企业所产生的各种内耗，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承包基数的划分实现企业生产经营权的激励，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由于对企业剩余收益索取权界限不清，企业自身发展既缺乏动力，也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导致了政府与企业之间承包基数确定上的旷日持久的博弈。到1980年代末，国有企业承包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国有企业转型的视野。
正如国有企业转型从一开始遇到的困惑一样，原来以为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方式，就可以产生新的飞跃，然而经过承包制的应用，人们逐步发现，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不仅仅是管理模式上的差异，更是产权制度上的差异。这种认识，带给国有企业在转型上最大变化，就是必须从依附性、非法人企业向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转型。由此，以公司制改造为核心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被推到改革的前沿。（二）向公司化转型之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0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汇。现代企业制度虽然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个方面的内涵要求，但是产权清晰则是最根本、最基础的要求。这是因为产权是制约其他经济权利的主导力量，并且具有支配市场资源的力量。但是从最初的1988年股份制产权制度改革，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以及后来的公司化改造，一直到2003年我们真正意识到“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一路程却整整走了15年。这15年来，我们总是围绕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方面同时用力，但始终不敢在产权这一核心要害问题上进行过多的停留，一度还发出了对产权清晰要求的反对声音。按照这一要求，现代公司制度，也就成为国有企业转型的最合理的载体，似乎也别无选择。而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也只能是相对的清晰，包括已经具有混合产权，或社会化产权的特征的股份制企业。但是社会各界对产权清晰（包括保护各种产权）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在经过15年的漫长转型之旅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终于迎来了与其他各类产权主体一起共同成长壮大的时代，形成了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同居一室的局面，实现了公有权与私有权的共同维护格局，产权制度改革最终以自己的独立、顽强和生命力，获得了自己新的发展空间。
国有企业虽然引进了公司制，然而在公司的架构上，却仍然沿袭传统的治理框架，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缺少公司治理的概念。虽然我们也实现了总经理负责制，但是在1990年代初，国有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迈进的过程中，普遍违反了分权制衡的原则，原企业的厂领导“自动成为”董事会成员，其中党委书记或厂长（经理）“自动成为”董事长。中央直属企业的母公司仍然按照1988年的《企业法》要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一个人担当战略制定者、决策监督者、方案执行者的角色，不但有角色冲突，也极易出现监督失灵和内部人控制（个别人甚至卷款出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虽然国有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大量的中央国企也仅有十余家建立了董事会），但是并没有摆脱原有的监控模式，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员担任，并与经理班子高度重合交叉，企业经营决策权最终掌控于经理阶层手中，董事会形同虚设。这种治理格局也被称之为旧董事会制或“一个人的董事会”。可见，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仍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治理格局的缩影。（三）与民营企业共同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然而却是在夹缝中生存，一定意义上，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是我国三十多年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一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历史小插曲。然而正是在这种国企与外资的夹缝之中，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当然在民营企业后期发展进程中，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也受益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抓大放小改革政策，一批中小国企迅速被民营化），这也是我们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所发现的一种奇特现象：一边是在传统国有企业内部，进行建立市场机制的不懈的努力（无论是从当初的放权让利，还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的就是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基础上，让国有企业建立起市场机制，目前这一努力仍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之中）；一边则是向国有企业之外的外资、民资开放市场（从抓“大”放“小”到“再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向民企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提高效率成效不彰的过程相吻合）。然而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或这一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才使中国市场有了民企越来越开阔的容身之地。而20世纪末中央政策的大力扶持，又使民企发展如虎添翼，例如，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有经济要实行战略性转移，有进有退，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民营企业就在这种发展态势下，迅速成长起来。虽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还会经常遇到国企与外资企业的左右夹击，在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之时还会战战兢兢，然而还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岁月中，逐步成长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分布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上交国家的税收占40%，提供的就业岗位已占60%以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混合经济形态的确立，书写了新的篇章，而且正在逐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强音。三、如何向真正的企业转型
如前所述，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甚至外部环境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国有企业一进入外资企业体制机制的运转轨道，就好像脱胎换骨一般，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这其中到底蕴涵着怎样的奥秘？国有企业能否把外资、甚至民资的一套做法搬到自己的发展模式上来？由此也掀起或引发了一轮以转换国有企业机制为重点内容的国企改革浪潮。（一）用外资、民资竞争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转型
从微观角度看，传统经营机制的僵化、委托代理链过长，一度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当巨大的利益链无法从内部突破时，改革只有借助于外力，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链条，从某种意义上，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正是这样的一种外部力量。因此，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外资、民资的发展机制，激活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推动或促进了国有企业的转型。这种借用外资企业机制激活国有企业转型的做法，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合理的选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发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虽然这种机制转换使国有企业焕发了活力，然而当我们将国内市场向外资实行开放后，却发现当初的用市场换资本或换技术的设想，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用市场换来的仅仅是赢取暴利的资本与一般的简单技术，因为外国资本不是来办慈善事业的，而发达国家或企业的核心技术，更没有随着外资的引进而同步跟进。当我们发现这一问题时，已经木已成舟，我们的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据点，成为发达国家市场垄断的收割机。例如目前我国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和企业，主要集中在非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两个环节。而在产品的源头——技术开发，以及产品的终端——品牌推广两个核心环节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大原创性核心技术开发更是空白区。虽然通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制造大国，然而充其量我们也仅仅是一个体能上的大国，或只能算是一个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而在这一制造大国地位的获取中，我们却向国际市场付出了大量的廉价自然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共130多万个，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投资额的70%。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耗能大，约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劳动生产率低，仅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德国的5%；高新技术产品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90%以上的光纤制造装备为进口产品。
此外，在引进外资和民企机制激活国有企业的过程中，随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国有资产股权转让的监管，早期国外资本轻易获得中国国企的资本股份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也会涉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市场化问题。由于在前期改革中缺乏严格的监管，一度出现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现象，虽然后期有所收缩，然而目前可能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似乎只要一提到国有企业股份转让，就必然会牵扯到“公有制占主导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导致现有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转型在具体操作上摇摆不定，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这一倾向也同样引起我们的关注。（二）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型
虽然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引入了公司化制度，然而在实施这一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仅仅是把企业变成了公司，或者说仅仅是一种企业名称上的变化，却并没有带来本质上的不同。国企仍然维持着原有的组织框架，仍然按照原有的惯性进行运作，经营机制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增加了新的组织机构，在原来的“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基础上，又增加了“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显然是不会给国企的经营状况带来多大的改变。为促使国企改制的有效推进，使公司制度真正在国企落地，2006年以来，我国国资委首次引入了新加坡淡马锡治理模式，在全国开展了大型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的试点工作，在宝钢建立了第一家规范的中央企业董事会，并逐步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所有中央企业。按照上述经验做法，我国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董事会制度健全后，也将不再对其进行具体行政管理，从而转向对中央企业董事会的管理上。国资委届时将对中央企业董事会进行授权，由董事会对中央企业的经营负责，中央企业的管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同时着力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实现国有独资公司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开，真正实现董事会集体决策和对经营层的管理，避免董事和经理人员高层重合。通过这种企业制度创新，国有企业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企业的运营机制也逐步走向完善。
专栏资料：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管理国有资产的成功经验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1.依照新加坡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来操作。公司法规定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其业务。董事会为其管理层提供指导和方针。董事会决定各委员会、总裁和管理层的授权范围，批准经审核过的年度报告。在总裁回避的情况下，董事会审核其业绩和360度评估报告。董事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及领导力发展和薪酬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
2.董事会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商业领域，具备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在九位董事中，五位（包括一位新西兰人）目前也担任跨国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的高层主管，三位（包括一位董事长、一位执行董事兼总裁、一位董事）曾任职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另一位为现任财政部常任秘书。执行董事、总裁何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是唯一的内部董事，但她不担任董事长职位，不是审核委员会成员，也不介入其自身的业绩评估和薪酬的决定。保证了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3.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在淡马锡的公司治理模式运行中，通过规范与股东（政府）之间的关系、规范与下属公司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比如政府授权淡马锡和淡联公司按照商业模式灵活运作，但却不干预淡马锡和其他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商业决策（淡马锡董事会成员和总裁的任命与免职由财政部部长牵头，各政府部长及专家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推荐，并须经民选总统同意。董事任期不超过3年，期满有资格被续聘。为了达到保值和增值目的，淡马锡董事会必须向总统负责并确保每次投资的交易价格符合其公平市场价值。未经总统批准，淡马锡的年度营运预算或计划中的投资项目不能动用过去的储备金。淡马锡董事长和总裁必须每半年向总统证明当前和以往储备金报表的正确性。淡马锡定期向财政部提供财务报告和简报。不定期和财政部审查股息发放政策，在现金回报和再投资之间寻求最优组合。制定投资和其他商业决策是淡马锡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职责，总统和政府不介入决策制定过程）。从淡马锡与下属公司的关系看，淡马锡坚持不介入下属公司日常经常决策的原则。作为一个积极的股东，淡马锡相信使其投资组合产生卓越和可靠回报的最好方法是组建高素质、商业经验丰富、多元化、国际化的董事会，领导下属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为了提升董事会能力和素质，淡马锡积极物色具有不同专业能力、背景、国籍的董事人选，将他们推荐给下属公司。此外，淡马锡也参与物色和推荐总经理人选）。（三）向品牌企业转型
核心竞争力是支撑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任何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或安身立命的法宝。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1999年）》，中国在参评的46个国家中，总体竞争力排在第38位，内在竞争力排在第33位，环境竞争力排在第40位。这说明我国在国家层面的竞争力上，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
如果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进行观察，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在核心竞争力上的差距，近年来显然在明显的增大。以企业市场占有率为例，在电子、轻工和化学品等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分别达到60%、50%和70%以上（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多种表现方式，其中一种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产品市场占有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国际市场竞争已经日益国内化，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国外市场竞争，延伸到国内市场的竞争，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外“洋品牌”与国内“土品牌”之间的白热化竞争。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除了个别低成本、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仍然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外，我国大多数企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比例较小，难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也难以获得有利的发展地位，许多国企的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品牌所兼并，除了极少数高度垄断国企仍然占有一席地位外，许多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纷纷丢盔弃甲，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究其原因，既有企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尚未完成的制度性障碍（股份有限公司尚不普及使我国大中型企业难以成为现代企业和跨国公司），也有企业外生性扩张阻力过大的兼并性障碍（由于地区与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过高，兼并机制不灵，与国际兼并趋势形成强烈的反差），更有科技创新意识不强、机制不活、人才缺乏、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内生性障碍。此外，缺乏协同竞争意识，企业过度多元化等管理方式上的不足，也直接影响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然而上述分析，仅仅看到了企业竞争力的外部表现，如果我们从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构成要素看，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而后者则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是因为要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就要有竞争力很强的产品，有能够卖出这种产品的载体，这个载体首先就是企业名牌。简言之，有了品牌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因此，企业品牌是决定市场胜负的关键举措，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性资源。
企业品牌的形成，虽然需要靠长期积累，但是由于品牌形成周期较长，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联想集团也仿效发达国家企业的做法，通过购并品牌企业（IBM）快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形成企业品牌的重要方式。然而要巩固和维护好产品品牌却非易事，因为品牌的可持续性，从根本上而言，要依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企业的赢利水平。而这又非一日之功，需要企业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才能通过产品形象提高企业品值、提高自己核心竞争能力。从格兰仕进军家电业的十年成长史来看，从做鸡毛掸子起家，到把微波炉做成世界第一，格兰仕以品牌理念引导为先导；以低价优质为支撑，向我们展示了国内著名家电企业品牌的形成发展过程。格兰仕从1993年进入微波炉领域，仅用了2年时间市场占有率就达到25%，实现了全国第一，至1998年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1.43%，仅用了5年时间，创造了家电业的奇迹。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企业品牌，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企业品牌形成，除了依靠竞争力实现市场快速扩张能力之外，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是可信度，二是知名度。特别是可信度是品牌可持续的基本条件。俗话说，产品靠诚信出名，品牌靠诚信维持。正因为有了信用的维系，品牌才能真正成为无形资产，成为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质资源。
此外，国内另一企业品牌——娃哈哈的形成过程，也同样如此。从1980年代中期一家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到21世纪成为总资产达40亿元，饮料年总产量176万吨，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的（饮用水产量95万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知名品牌企业。娃哈哈品牌经营策略就是准确的品牌定位、成功的传播策略、大胆的品牌延伸。（四）向智力资本企业转型
如何才能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思考，就可以发现，企业品牌固然重要，但是在形成或创造企业品牌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或智力资本也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一般工业、大工业社会，逐步转变到后工业社会，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转变为智力资本，已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众所周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心愿，然而能够持续经营的企业却并不多，这固然与企业的生命周期有关，例如多数企业一般都是在原来基础与规模上，保持稳定发展5年以上规模。从国内企业发展状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大中型国有企业1.4万家，然而能够保持10年良好业绩发展的却不到500家，能够持续20年稳定发展的则不到100家，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微利甚至是在亏损状态下经营；而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形成品牌经营的企业，则是寥寥无几。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始终能够保持在世界500强名单内的，也不多；能够保留至今的百年大公司，也同样凤毛麟角。由此，就难免引起我们的困惑——百年老店为什么太少？换言之，企业可持续发展难在哪里？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如何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思考：企业核心竞争力究竟依靠什么获取？引发核心竞争力的最根本的要素是什么？企业依靠什么进行可持续发展？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是一般性的资本，还是稀缺性的资本？也就是说，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凝聚力的形成，是来自于外部的力量，还是内生的动力？
答案应该是显然的，在环境发展迅速变化，外部不确定因素更加凸显的情况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只能是来自于内生因素。然而不同的时代或发展阶段，核心竞争力的内生因素则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核心竞争力随着时势发展，从古典企业、近代企业到当代企业发展要素观的演变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智力资本要素的演变过程。智力资本主要是一种以员工和组织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它是在无形资产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与无形资本概念不同。智力资本内容主要由人力资本（如员工身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结构化资本（如规章制度、企业文化、营销渠道、客户关系等）和绩效型资本（如品牌、商誉、知识产权等）组成。它带来了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人力资本竞争转变为人力资本战略竞争，从一般性的生产要素转变为一般性的资本要素（大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推动），再从特殊性的资本要素转变为稀缺性的人力资本要素（后工业时代的人力资本推动），以及从人力资本要素，转变为智力资本要素（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推动）的竞争。
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变化过程，反映的是资源相对稀缺性变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传统的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步转变为以实现知识价值为目的，以智力、无形资产等资源为第一要素的资源配置。例如在知识经济时代，最为稀缺的不是土地和物质资本，而是以知识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智力资本。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上。以技术立国的日本，由于忽视了智力资本这一稀缺要素的积累、创新过程，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竞争力下降，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在多数科技领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则为欧美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在后工业化时代，智力资本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能力体系只是智力资本的一种外在表现。企业现有的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企业当前发现市场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企业智力资本的增长、更新速度、作用发挥的程度，则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竞争能力。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在其《非理性时代》一书中说：“一个公司的智力资本价值通常为其实体资产账面价值的3或4倍。”目前知识管理已被置于21世纪组织管理的重要位置。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将使未来社会中各组织与个人的生存方式发生重要变化。近年来国外许多著名大公司因重视企业智力资本的作用，智力资本的增值作用正在不断被发掘，纷纷设立了首席知识官（Chief Knowledge Officer,CKO）或知识总监。1995年5月，瑞典的第一大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Skandia在经过了几年内部实践后，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智力资本年度报表，以此作为传统财务年度报表的补充，从操作层面把智力资本纳入企业经营资本管理的运作实践。这种核心能力要素的转化过程，也揭示了不同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能力的转型，在后工业时代，实际上体现的则是以人为核心要素的企业核心能力的转换，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从人力资本向智力资本的转型，已经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第三章 产业转型，艰难的攀登
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核心是产业转型。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的历史，实际上既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也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往往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通过高新技术、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既带来了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也推进了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最终促成了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升级换代，促进了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真正实践。
我们发现，当制造产业面临着更多的资源、技术制约时，通过产业转型实现科学发展，虽然是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历史必然，然而源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转型，则是一条漫长之路。我国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路程。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只能造成行政性产业重组和行政垄断市场的局面，而真正的产业转型，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源自产业内在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张力，是先进产业替代落后产业的更新换代与产业自我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为什么要向高端产业转型
我国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主要基于下述两个考虑。（一）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难以长期化
1.现有的制造业优势的外力支撑难以持续下去。自2001年开始的中国这轮经济繁荣周期，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因素：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产业加工链开始形成；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人民币币值低估，刺激中国低成本制造大量向美国出口。人民币币值低估等于是“中国制造”全球大削价，雪片般的“中国制造”订单让外汇储备剧增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从土地到工资及原材料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导致东部沿海城市商务成本的不断推高。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例，大批中小型玩具、制衣、鞋子等劳动密集型工厂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中小制造企业度日如年，艰难求生，终于自2004年起，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逼迫珠三角和长三角“腾笼换鸟”，开始引进和发展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
2.现有制造业的内力透支难以持久下去。在这种产业转移现象的背后，反映的则是中国低端制造产业发展的困境。长期以来，我们在制造业发展上，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产品的劳动成本低，具有价格相对竞争优势。许多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转移，首先看中的也正是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人工劳动成本低。以浙江经济发展为例，浙江经济奇迹的产生，不仅来自于微观层面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也来自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支撑的低成本优势。以义乌模式为例，成千上万家义乌企业，围绕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生产玩具、饰品、袜子、服装等，把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国内外（目前，义乌的浪莎袜业、梦娜针织、新光饰品、三鼎织带、伟海拉链、双童吸管等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处在领跑位置）。2007年义乌市出口前十位国家统计表中，美国以2.56亿美元雄踞榜首，超出了第二大出口国阿联酋和第三大出口国俄罗斯的总和。
这种透支人口红利的做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快，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已经日益艰难，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随着美国次级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美国经济受累导致各类需求大幅缩减，出口经济的外部环境恶化，引发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存危机（尤其是义乌纺织、拉链、饰品等产业集群，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面对外部环境和资源要素制约，劳动力、资金等成本上升压力，以及海外市场的贸易壁垒，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被外部环境削弱，企业正在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看，劳动力要素价格，也不能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何况决定一个产业竞争力的因素，也远远不止劳动力价格要素，除了劳动力要素之外，还融入了资本、技术和较高的管理与组织水平，这样才能形成较高劳动生产率、更优质量的产品。因此，同样一种产品，就像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看来，似乎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资本生产的。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始终是农产品出口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见，仅仅依靠劳动力价格取得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的路径，往往先从引进创新做起，通过引进技术的模仿，逐步形成替代技术进口，最后形成自我创新。引进技术却离不开对外贸易的推动，需要通过出口换取大量的外汇，为国内的主导技术产业提供资本积累。因此，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发展的引擎，这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只有同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相联系，起到推动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作用时，才能真正体现出这种引擎作用。如果我们始终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却不能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进一步强化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显然这种国家贸易不仅不能称之为引擎，只能称之为国际贸易陷阱（或比较利益陷阱）。
实际上，并不是拥有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本国的比较贸易优势。这种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的形成，还必须有个转换环节，这种转换的关键，就是要将国内的技术产业，包括引进的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同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然而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业出口，近年来却没有换来更多的新技术产业，往往是强化了制造加工的技术积累，将许多国外已经成熟、甚至即将被淘汰的制造业技术引进国内（例如近几十年来引进的大量家用电器生产线，包括近年来国内引进的TFT第三代生产线），造成了大量制造产品的过剩和对外贸易出口的严重依赖。以浙江外贸经济为例，2008年一季度以来，浙江省进出口增幅同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出口增幅分别下降3.4和1.7个百分点，进口增幅则分别下降12.6和1.5个百分点。以义乌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羊毛衫、打火机、眼镜等，已被逼至生存临界点。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外部经营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步入冰期。同时，多年来存在的同行间的价格战，早已把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挤得差不多了，而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包括义乌在内的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二）向高端产业转型也是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竞争，更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产业链的竞争阶段。一般而言，根据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分工，产业链可分为上、中和下游三个不同的区域，与此相对应，在产业价值链的分布上，主要分为上游或高端产业、中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可见，产业转型的最初动力，就源自于适应产业链竞争的需要。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10美元。在我国加工制造的芭比娃娃价值仅1美元，除加工制造，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到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共有六大环节，却能够创造出9美元的价值，可见，在芭比娃娃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处在加工制造的最低端，而整条产业链中最有价值、最能赚钱的六大环节，却基本上被国外企业所控制。简言之，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企业，仅仅从事附加值最低、最消耗资源、最破坏环境、劳动者报酬最少的制造环节。长期从事这种低端产业链环节的中国制造，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蝇头小利，却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极大浪费（以资源浪费为例，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2/3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结。而且这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0%以上。以环境破坏为例，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罹患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了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其中，中国占了16个；以劳工为例，根据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5个人中就有1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我国制造业必须向中端或高端进行转移，否则将没有发展出路。
由于高端价值产业链一般以现代服务产业居多，因此，向高端价值产业链转移，主要就是要向现代服务产业转型。现代服务业是我国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理念，主要是指运用现代科技发展方式、新的技术手段所形成的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产业，比如现代金融业、第三方物流、设计服务业等生产服务业。例如21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尤为重要。宏鸉集团董事长施正荣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鸉”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后来加以修整成为“产业微笑曲线”的概念。在“微笑曲线”左边（价值链上游）是研发，随着显示器、内存、CPU以及配套软件等新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右边（价值链下游）是销售，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值逐渐上升；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因而成为整个价值链中最不赚钱的部分。从曲线可以看出，由研发、技术所代表的知识因素和知识产权，在产业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重要和关键。
向高端产业转型将目标锁定在以金融、物流等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然而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制造业自身的转型。实际上，高端价值链，也同样可以分布在高端制造业上，例如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因此，我国产业转型的方向应该是双重的，既可以是先进制造业，也可以是现代服务业，两者并行不悖。具体就是：（1）我们要通过自主创新、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2）要逐步实现从传统制造产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随着网络时代兴起，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理论”，已经对经济驱动模式从主流市场向非主流市场的转变趋势，以及现代服务业利润链的形成，作出了详细的解释。长尾理论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它是对传统的“二八定律”的彻底叛逆。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归纳出的一个统计结论，即20%的人口享有80%的财富。在市场营销中，为了提高效率，厂商们习惯于着力维护购买其80%商品的20%的主流客户。长尾理论则认为，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时，商业和文化的未来将不是传统需求曲线（正态分布曲线）上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过去人们最关注的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或经常为人遗忘的长尾，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提并论。例如借助于互联网的发展，这一点在以媒体和娱乐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原来不被重视的中小型企业，也可以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二、向高端产业转型，为什么这么艰难
目前我国产业转型效率仍然不高，始终在低端产业徘徊不前，产业转型却迟迟难以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支撑体系，同时对原有的产业发展路径，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一）原有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导致产业转型升级难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应选择能够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构成产业竞争优势的要素，已经日益从传统的土地、劳动以及自然资源等有形的物质要素，发展为技术、商标、品牌等无形的知识资源要素。由此也推动了各国向高端产业转型的发展之路。然而从各国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转型发展实践看，这种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突出表现在对传统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较强的依赖或留恋。实际上，产业转型这种路径依赖，也是现实竞争力的一种选择。以中国为例，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地域空间较大，地价也相对便宜，具有生产成本低的明显优势，因此，在产业发展初期，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形式的加工贸易，吸引外资来华建立生产基地等），就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种比较优势，也是符合我国产业成长规律的必然选择。
但是，这种产业发展路径却存在着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重要缺陷：一是仍然没有摆脱低端产业的困境。这种通过低劳动成本获得的竞争优势，表明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二是低端产业不会自动转型为高端产业。如果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停留过久，就会出现产业发展惰性，强化现有国际产业分工链，不仅会造成在高端技术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也难以突破低端产业自我循环发展的瓶颈，长此以往，将难以通过劳动密集产业积累，自动实现技术领先，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更难以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提高自己的产业能级，实现较高的产业附加值，甚至可能会离高端产业越来越远。（二）创新技术壁垒导致向高端产业转型难
国际经验表明，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换，主要是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技术传导带动产业升级转型。技术传导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加快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2）通过直接发展高技术产业，形成产业发展的高地，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制高点。
可见，技术创新与传导，对产业转型至关重要。如何才能增强技术创新与传导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从理论上看，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既可以靠自主创新获得，也可以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包括购买专利、模仿等来实现。由于自主创新周期长、成本高，各国目前普遍采取引进技术的方式。然而我们却非常困惑地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与市场的开放齐头并进，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大多还处于产业链低端，产业附加值较低，我们对国外许多新技术还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包括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科技成果，在国内也难以找到适合的产业对接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发达国家出于自身资本利益、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决不会轻易地将核心技术拱手相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技术，往往是一种成熟的甚至是即将被淘汰的产业技术，而不是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技术。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引进外资，并不一定能培植具有核心技术的产业，而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就只能跟在发达国家技术的身后，亦步亦趋，成为一个制造加工工厂，成为贴牌的生产车间，而不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由于缺乏资本与技术融合发展的优势，我国在引进发达国家的高新科技过程中，获得的只能是在低成本竞争优势领域上的成熟技术。以IT产业为例，尽管近年来引进IBM、英特尔等跨国企业入驻，然而我国获得的技术，更多的是硬件制造方面技术，而不是软件技术，更不是核心技术。
可见，正是我国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方式，形成了当前产业转型上的路径依赖（包括技术引进上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大多数产业仍然主要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高增长。显然，这种发展方式，是难以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的。三、如何向高端产业转型（一）增强产业转型的危机意识
理念影响行为。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产业转型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危机意识。我们再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中国制造优势，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比较竞争优势，仅仅是暂时的，正如二十年前日本曾经有过的低成本优势一样（196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的汽车和各类家电产品，曾经以低成本、高质量打入欧美市场，风靡世界几十年，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及时跟进，以及人工成本较高等原因，产品竞争力日益衰落，中国制造已逐步兴起、替代），很可能就会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国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是否顺利，特别是在始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中，经济能否迅速适应价格调整带来的冲击，各项经济资源能否进行有效配置，关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一定意义上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省原来的发展思路，也许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可能并不完全适应我们这样一个资源稀缺、人口众多的大国；或许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腾飞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当前中国制造的优势，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及时转变我们的产业结构，要通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形成以人力资本优势替代简单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技术资本投入，逐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通过由简单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智力劳动密集型竞争优势转变，才能更好地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型。去年以来，浙江义乌外向型企业的生存危机，也引发了产业转型的内在要求，通过扩大内销、产业升级、增加附加值，这些都将会成为企业化险为夷的途径。比如，2008年因和世界打火机第一品牌ZIPPO打337场官司而一举成名的温州市恒星烟具眼镜有限公司，推出他们的多个系列“STAR”产品，产品的设计、风格明显突出了中国特色。这些产品的零售价，一般在100元。而之前在市场或网上买“STAR”的产品，一般花费不超过20元。温州另外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打火机企业已开始尝到走高端带来的甜头，这家业内知名企业在大家都在用成本和价格抢订单的时候，专攻大家认为费力不讨好的高端市场。几年来，在行业不断疲软的环境下，这家企业创造了产量每年下降10%、利润反而每年增长10%的奇迹。（二）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实现产业转型
要突破国内产业技术发展瓶颈，形成产业的可持续竞争力，就必须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如，建立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服务平台，促进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实现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以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较大的资本投入，还需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政府为重要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高端科学研究专业人才，也需要大量从事技术研发，包括技术运用的项目管理人才，才能形成持续的技术与人力资本上的储备或积累，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有序转换与对接，形成从原创技术、二次创新技术与系统集成创新技术之间对接与转换，形成系统的产业技术创新链。例如可通过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产学研结合，集中优势力量系统攻关，形成系统化的技术创新循环，以及提高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此外，技术创新还需要全社会的人才支撑，需要更多的人才去从事创新创业，而不是一窝蜂地去报考公务员，追求稳定却缺乏创造激情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全社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形成尊重科学家、尊重技术创新的舆论环境，制定相应的鼓励技术创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要形成宽容创新失败的社会氛围，才能引导和促进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三）把握好产业转型的阶段性与渐进性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转型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产业自然转型。就是按照产业转型的一般技术路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转变。这种产业转型的特点是进程较为漫长。产业转型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产业重组。自1990年代以来至今，国际上已经发生了五次大的企业并购与产业重组浪潮，也拉开了我国产业重组的序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已经丧失了绝对优势，虽然这种产业可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后者往往缺乏产业技术基础和人才支持，如果产业转移缺乏环境、资源与技术上的匹配，这种产业转移往往难以获得很好的效果。那么，我国产业升级究竟应采取哪种方式？
其实，我国产业转型只能兼顾高端与低端两种产业，实现有序转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对的或单一的低端或高端发展路径，可能都将会蕴藏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个较为稳妥或有效的方式，可能是上述两条路径的结合，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产业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同时也要对高端产业进行及时跟踪、跟进。由于技术发明，尤其是现代高科技产业中的技术发明，投入巨大，风险极高，而购买专利，虽然是一种较为昂贵的技术引进方式，但是其费用往往低于自主研发成本，还可避免自主研发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的技术路线上，往往采取以引进技术（包括专利技术）替代自主创新的方式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近年来我国在产业转型的技术创新路线上，也曾经采取过这一做法。然而运用这种技术创新路线，也要注意考虑到产业转型上的技术可行性，防止出现技术创新上的引进陷阱。比如，为实现部分具有优势的产业直接与国际产业相对接，实现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跨越发展，政府曾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我们却发现，迄今为止，这种跨越式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在部分产业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但是也有部分产业缺乏市场机制引导，政府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端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国内TFT彩显项目为例，当第五代产品生产线刚引进国内时，曾有专家预测第六代、甚至第七代已经产生，然而我们仍然把过时的生产线列为高科技项目，享受着高科技税收上的优惠待遇，几年后却遭遇到市场的无情抛弃。当我们重新反思技术创新的引进路线，还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仍然较低，具有自主创新或核心技术的高端产业，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仍然居于较后的世界排名。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在引导技术创新过程中，忽视了市场环境培育，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畅。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握好政府介入的力度，即政府引导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只能是阶段性的，在产业转型发展的中后期，必须有序退出市场，让企业市场创新主体自主成长，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章 统一市场，阻力重重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当市场供求关系已成为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依据时，足以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依赖于计划指令进行生产经营的时代已经终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正在向我们走来。然而在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却猛然发现，向市场经济转型，一刻也离不开产品与要素交换的市场，市场作为一种价格信息传导和价值发现的载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虽然从商品的存在角度进行考察，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场所，作为局部商品交换的市场功能也已经存在多年，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市场自身的发展进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要素商品市场发展较晚，在传统的思维定势影响下，多年来我们对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认识，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导致要素市场发育大大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培育。因此，作为一个各类商品交换、要素集聚和价值发现相互融合统一的市场体系，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仍然面临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市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因素依然在干扰着市场要素和市场体系的功能发挥。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不仅遇到了来自传统体制的顽强抵制，而且还遭遇到新生利益集团权力经济的侵蚀，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下，市场公正环境正在日益缺失。虽然有形市场体系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然而无形的市场分割力量，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统一市场功能正常发挥，并影响着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行，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包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难怪有人预言，如果权力经济难以根除，我们离真正的统一市场目标，可能就会渐行渐远了。一、为什么要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型
市场是传递信息、刺激生产、调节供求和分配收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最重要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体系的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借助于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建立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将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迄今现代市场体系仍不健全，集中表现为：
1.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突出表现为资金、人力、技术、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供应的市场化程度低。
2.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突出体现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竞争进行严重干扰，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在基础性产业领域等许多经济领域仍然盛行。
3.价格机制的信息传递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受各种人为干扰和阻碍，现行价格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及其变化，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效力。
4.社会商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社会交易成本偏高。
其实，如果从深层次原因看，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或根本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尚处于转轨时期，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缺位而引发的：（一）国有企业和政府职能转型尚未到位
国有企业转型不到位，仍然依赖于政府的各种政策扶持，企业就难以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微观主体，并以公平公正的资格参与市场竞争，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行为失范；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使得政府在某些领域同时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等突出问题，直接导致市场调控主体行为的不规范。进而出现了政企不分、政资不离、市场垄断与分割同在，不充分竞争、过度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并存，以及权力寻租、扰乱市场正常运转等突出问题。（二）市场调控机制尚不健全
例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方面，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然而则缺乏与市场价格机制相适应的动态调控机制，缺乏政府在重大产品上的市场物价风险平准基金，以及主要商品物资储备制度。各类行业自律机构的缺位，也导致对市场价格的管理、调控能力较弱，各种价格倾销、价格大战等恶性竞争问题屡禁不止。这也导致我国对外开放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三）法制体系建设的滞后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虽然《反垄断法》等有关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但是仍然不够完善：一方面，缺乏《反暴利法》、《市场信用规范法》等与市场经济直接关联的法律，包括对市场体系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在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约束；另一方面，则缺乏严格有效的执法机制，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导致某些市场秩序出现混乱。二、权力经济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最大阻力
虽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负面作用，则更为直接和影响深远，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就在于权力经济或权力资本对市场体系的侵蚀。众所周知，现代市场体系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是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不同行业、部门、地区、国内外自由流动，在市场体系内实现无障碍的统一。因此，开放性、竞争性是现代市场体系运转的重要条件。而权力资本恰恰与此相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就是以开放、竞争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一种对资源、对市场的封闭和垄断，通过这种封闭和垄断实现“寻租”，获得高额不当利润。这种权力经济的蔓延导致腐败难以根除，也成为今日的“政治之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权力经济的盛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这种权力经济干预市场的行为，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例如近年来我国矿难事故不断，其背后原因，不仅是对稀缺资源的高额利润追求，而且也存在着巨大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利益链，通过部分地方官员入股，实现了权力与商人资本的结合，在官煤勾结下，政府监管已经成为一纸空文。权力经济的危害还突出表现如下。（一）造成了不公平的市场环境
目前我国在发展市场体系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市场缺乏统一性。行政权力始终与市场经济如影相随，部门壁垒与隐形壁垒在市场交易中无处不在。权力对市场的介入，不仅形成了市场垄断，更为重要的危害，就是通过权力对市场进行了人为分割，对市场公平环境造成了破坏：
1.限定他人购买自己或者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服务，例如保险公司在理赔中，强制他人购买其指定产品，供电企业强制他人购买其电力安装服务等。
2.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为借口，迫使他人购买其指定产品。比如，某煤气公司的用户不购买其推荐的煤气灶，公司就以种种借口拖延其通气时间。
3.一些行业垄断者与行政机关或公用企业互相串通，借助他人的优势地位实行限制竞争行为。这种情况在保险业较为突出，如保险公司利用行政机关、公用企业、学校、医院等强制出售其保险。这种权力经济的延伸的最大后果，就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正规则与运行方式，影响了我国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所说，行政性垄断就是一种腐败。而我国的垄断基本上都是行政性的部门垄断（它不同于利用技术创新获得独占市场的市场垄断，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同时也有反垄断法进行制约），而作为公用企业以及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限制竞争行为，所产生的行业垄断，也是由公共权力所产生的，实际上也是行政垄断的直接延伸。此外，还有诸如“批文经济”、“条子经济”、各种“寻租”活动等，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这种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根据有关专家估计，至少已达五百多亿到一千多亿，并且直接使人民的福利遭到侵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根除，所造成的破坏性将是巨大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不仅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悖于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也加剧了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二）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与权力经济相伴随的，还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尤其是权力与经济结合产生的垄断经营，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在改革前期直到1990年代初，国有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主流的乃至唯一的经济形态。而现有的国有经济，已经变成某些人利用手中权力和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这道丰盛的晚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普遍现象，国内不少丧失了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被一些利益集团所迷惑，为种种公开的掠夺摇旗呐喊，政府相关部门的沉默也助长了这种疯狂的掠夺。山西运城市2.3亿国资一夜大缩水成了几千万；大连5000万资产的一家国有企业，被公司老总以400万的低价拿走；上海一家国有企业老总施展腾挪大法，侵占国有资产数千万。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京东方，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质押、转让之后，最终由一家注册资本仅300万元，成立时间不到1年的北京智能科创公司所获得，使注册资本仅300万元的智能科创公司，成为拥有几十亿资产的京东方公司的实际掌管者。2003年12月29日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市政府召开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签约大会，深圳市莱茵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化集团公司、深华运输实业公司、深圳市勘查研究院、深圳市设计装饰公司等5家市属一级企业，进行整体改制，分别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和深圳市建设控股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或框架性协议。这次所谓的“整体改制”，一夜间使深圳又出了一批亿万富豪。深圳莱茵达集团董事长李承友只动用了区区两千万元就收购了这家总资产达16.5亿、净资产4.6亿、年销售额达331亿的特大公司。类似这样的例子其他省市还有很多。与以往的“造富运动”不同的是，这批新的富豪是原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发财的方式很简单：将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本退出”的旗号下变成自己的私人资产。可见，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为一部分权贵的最快发财方式。（三）出现了权力寻租腐败现象
通过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或通过驾驭国有经济，让权力形成了吸纳非国有资源的机器。例如通过“圈钱脱困”、金融垄断，乃至强迫集资汲取民间资源供“公家”部门占有；通过权力与经济部门的各种方式的结合，以及职务消费、浪费或不明不白的方式，使国有资产又流进另一些人的私囊。山西是我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在因煤而富的人层出不穷的背后，不仅是屡见不鲜的矿难、真刀实枪的资源争夺战以及每年数百亿的财富流失，也搀杂着权力部门与资本的结合。这些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着政治（“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最终成不了煤炭富豪）。可见，19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有提高，但是权力腐败则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损耗政府的效能，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致使公众法律信念淡漠和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权力腐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的严重不合理分配。据调查，在1990年代中，我国大陆财富集中的程度超过了美国。1994年，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24%。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换言之，在我国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为政治不稳定埋下了种子。据德国哥丁根大学1995年的一项评估报告，中国的廉洁度居41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40位，第41位是印尼。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政治混乱，也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四）造成了行政区域的人为垄断与分割
计划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然以自己固有的势力进行顽强抵抗，并以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及部门垄断等方式表现出来，或是乱设卡、乱收费；或是对外地产品实行价格歧视；或是对本地产品给予保护性扶持等。各地工商部门在调查中发现，实行地方保护、地区封锁的，主要商品有烟、酒、化肥、医药、煤炭、农业生产资料。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1.以发文形式封锁市场，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比如，东北某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氮肥厂的生产，专门召开会议、并发文要求经营者必须销售本地化肥，否则没收经营的外地商品，对经营者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2.以不正当或者歧视性质量检验及加收费用等方式，抬高外地商品进入本地的门槛。比如个别地方对外地啤酒在本地销售，一律征收所谓的啤酒调节基金（类似调节税的一种费用，属于个别地方政府变相收税行为，目前这种税费分离正在逐步清理、合一）。
3.以拒绝或予以行政许可等方式，强制他人购买其指定产品或服务。比如，民政部门利用结婚登记的职权、限定办事人到指定的照相馆照相；公安交通部门限定司机到指定的验车厂验车。
4.政府部门指使他人强行收费。我国东北某区小食品城有一批人长期盘踞，专收来此运货的卡车司机的“路线费”。而这些团伙的背后就是区交通局。
5.政府机关利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施垄断。例如，南方某县自来水公司与县节约用水办公室，实际上是“一家人”。2000年年初，节水办公室向用水大户发文限量用水，超过限量加收5倍水费。但只要购买县自来水公司的纯净水，就不再收取该费用。此举使得该县其他水厂陷入困境。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垄断本地本部门的市场，阻碍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其结果，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应有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虽然近年来这种显性的行政区域市场分割正在逐步减少，然而各种隐性的地方保护和封锁仍然盛行，例如覆盖了全国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其GDP已占据全国80%以上的京津区域、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地区三大区域之间的竞争，以及长三角同一区域内的隐性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区域之间、区域内的竞争，往往以引进外资、争夺项目等方式出现，造成的结果则是导致各地区之间在产业分布上雷同，低水平项目的重复建设。以长三角区域为例，仅仅300公里的沿江城市，机场、港口等基础性建设项目就达10多个，不仅利用率低，而且造成地方政府的负债经营。虽然近期国务院出面进行干预，形成了长三角区域内的初步妥协，然而这种妥协仅仅是表面的或暂时的，因为导致其根本原因的制度安排仍然是强大的，人们也习惯把地方经济这种扩张冲动称之为“诸侯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仍然把GDP的发展作为考核各地政府政绩的首要标准，这种扩张冲动的动机就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就不会把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才是我国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之一。三、如何建立完善我国现代市场体系（一）把理念转型放在首位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曾经有人认为，只要我们将发达国家的市场方式、市场运作模式，包括市场要素进行模拟、引进或照搬进来，就可以完成市场经济转型。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简单和肤浅的。实际上，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理念转型同样十分重要。比如，目前我们对现代市场体系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它的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效率的认识，却对它的脆弱性、风险性认识不足，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比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目标往往不够坚定，对市场规则往往予以蔑视，对权力经济却充满了崇拜；比如，我们对市场体系的理解，往往更多地局限在商品市场、或者要素价格的梳理上，我们对我国经济转型的主体认识，更多的是把眼光聚焦在国有企业身上，聚集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上，以及引进外资的先进经验上，往往忽视中国市场化的基础再造。而目前实行的包括能源、资金、税收、法律法规等所有资源在内的倾斜式惠顾，让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包括大型外资获得了制度性的输血，但是市场内生性的竞争基础却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使我们的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特别保护的环境内成长（包括对外资的特殊保护政策实施，比如，多年来采取的国有企业与外企差别所得税率）。至于民间资本，更多的是在一种特别劣势的环境中生存，这也天然地促使了民营企业，往往采取以非法或不当手段获得资源，否则民企大多数是难以存活的。这种不公平的市场大环境虽然是特殊时期、特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对外资的优惠是为了以市场换资本和技术，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是为了国计民生的需要，等等），但是实施的结果，则产生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衷。试想，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主体，无法获得真正纳税人的地位，无法从政府、社会获得公平的待遇，竞争体制如何健康持久；如何才能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公平、体现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和秩序的、民企与国企、外资和谐有序发展的良好生态？（二）建立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基础结构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虽然不少，但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能长期保持创新活力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各国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市场经济体系制度条件上的差异，存在着“基础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总和，它们构成了一国经济的运行环境）上的巨大差异。虽然构成这种基础结构的要素很多，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要素价格的形成基础）、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市场运行的秩序结构或法律环境，它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软环境。衡量这种软环境的优劣，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鼓励或激励生产性活动，简言之，一个好的基础结构能够鼓励或激励生产性活动，反之则会扭曲或抑制生产性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在基础结构上的差异，还会深远地影响和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源分配和创新人才的形成。例如当一个经济体的基础结构倾向于鼓励生产性活动时，就会导致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创造产出的生产性活动中去，反之，如果倾向于鼓励非生产性活动，其社会资源就会更多地投入寻租、贿赂、欺诈、违约等耗散资源却难以创造产出的活动上。一旦这种基础结构和利益分配倾向在社会中得到固化，就会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对多数成员的负面效应，比如使社会成员向着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向积累经验并发展其个人才干。一旦这种情形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的主导文化，就会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消耗在非生产性活动上，导致非生产性资源的消耗多于生产性资源的生产水平。因此，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市场体系的硬件建设，还应重视市场体系的软件或制度基础建设，既要形成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同时还要加强市场道德伦理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消除市场与行政垄断之间的关联，形成市场体系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三）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反垄断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也是我国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型需要完成的最艰难任务之一。从制约政府权力角度看，当前一方面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仅限于统筹规划、总量控制、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从源头上杜绝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以及政府对微观领域的权力渗透；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力度，逐步打破电力、通讯、民航和铁路四大行业的经济与行政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形成良好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尤其要加快要素资源市场化进程，加快实现从行政定价机制到市场定价机制的转变过程，避免在要素资源价格上出现了双重标准和定价分配体系，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对要素资源价格的垄断以及不当分配（包括防止国有企业对资源垄断形成的不当分配）。（四）建立信用责任体系
信用体系是当前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石。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信用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信用体系的脆弱，不仅会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也导致许多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欺骗造假盛行、违法乱纪泛滥。信用危机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把信用资质不良的资产（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包装成为高信用等级的债券，推向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金融资产泡沫，而当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时，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巨大损失，最终是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为美国房地产泡沫买单。经济全球一体化，既带来了统一市场，也聚集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导致市场体系的脆弱性，这些冲击可能来自商品市场，也可能来自资本市场，还可能是来自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投机性冲击。而信用冲击很可能就成为这种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因此，信用所体现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体系，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责任相对应的链条。这种依存关系，也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础条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信用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关系无法建立。尤其是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示范效应下，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更是难以确立。如果一家企业、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没有人们之间的信用关系，社会资本也不可能形成。信用体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大资本，重塑市场信用关系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和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如何调整政府行为并引导信用体系建立完善，已经成为当前转型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无论是企业转型、产业转型，还是市场转型，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道亮丽风景。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意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一样，我们却难以左右转型的发展进程，更无法预测这种经济转型将会带来什么问题，或导致何种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尚未完成之际，当市场经济体系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之时，各种经济转型的困难或带来的问题也将随之而至，增加了人们对经济转型的困惑。面对这种困惑，我们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消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这也许就是解决我国经济转型困惑带给我们的最好启示。第二篇 经济转型——面临政府职能转变的挑战
我国经济转型之所以离不开政府转型，一方面是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上的巨大转变，必然会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的逐步深入，由政府职能所引发的对经济转型的牵制效应也日益明显。比如，从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息息相关，与政府职能没有及时转变密切相联；从经济转型的中观层面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难以建立，直接或间接与行政性垄断及地区封锁高度相关；从经济转型的宏观层面看，由于政府职能没转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的方式不改变，就难以建立灵敏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能否有效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亚经验与拉美教训表明，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加速转型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以有效应对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可见，在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决定着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