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理想国译丛主题作品集共五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伊恩·布鲁玛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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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理想国译丛主题作品集共五册）试读：

总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政治秩序的起源 :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目录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序言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政治焦虑

政治衰败

无政府幻想

达到丹麦

中国第一

底下无数龟

第2章 自然状态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唯独人类

红脸野兽

寻求承认的斗争

政治发展的基础

进化与迁移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史前阶段

家庭和族团层次的组织

从族团到部落

祖先和宗教

宗教和权力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亲戚关系和私人财产

法律和正义

战争和军事组织

从部落制到保护人—依附者和政治机器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国家形成的理论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部落的中国

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中国的“封建”时期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战争与国家建设

持续战争带来的制度改革

商鞅的反家庭运动

儒家与法家

中国发展路径为何异于欧洲

多种现代化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秦朝国家和崩溃

汉朝政府的性质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富人更富

国家分裂和家族制复辟

强大的中国国家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印度部落社会

印度家庭和亲戚关系

过渡到国家

弯路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孔雀帝国：何等国家？

社会战胜政治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中国和印度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创建穆斯林国家

军事奴隶制的起源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马穆鲁克的衰退

作为犯罪集团的国家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仅一代的贵族

完善军事奴隶制

作为治理机构的奥斯曼国家

家族制的复辟和衰败

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例外的欧洲

马克思的错误

从身份到契约

欧洲建国的社会背景

第三部分 法治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法治的现代迷惑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

从惯例法到普通法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天主教会宣告独立

罗马法的再现

法律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中世纪教会为法治树立先例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中东的法治

国家与清真寺的分离

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法治无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门

西欧的法治为何较强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唐宋过渡之后的中国现代化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则天

天命

第21章 “坐寇”

好政府，坏政府

“坏皇帝”的问题

光有制度还不够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姗姗来迟的欧洲建国

向平等进军

仅了解一个国家等于不懂国家

欧洲的东周时期

法律在欧洲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建设的架构

第23章 寻租者

家族专制主义的起点

总督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抵抗法国专制主义的失败

寻租的社会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破产的西班牙国家

无代表仍纳税

制度移植到新大陆

大庄园的铁律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主人和奴隶

宪政主义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自由和寡头政治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自由选择

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Cartel）

彼得大帝之后

专制主义完成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英国政治团结的根源

自由城市和资产阶级

征税斗争

光荣革命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弱的专制主义

强大的专制主义

英国的结果为何不像匈牙利？

达到丹麦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政治的生物基础

思想作为原因

政治发展的普遍机制

处处是拱肩

制度（机构）

政治衰败

暴力和功能失调的均衡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托马斯·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当代条件下的发展

现代发展的范例

什么变了

今天的负责制

未来会怎样

参考文献

致谢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一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1995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到2004年的《国家建构》，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二“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三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四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纪念塞缪尔·亨廷顿序言

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从宏观角度论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败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等。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参见本书第29章“制度[机构]”一节的编者按，本书第406页）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50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美拉尼西亚

一语部落接受头人（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头人，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头人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但这种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亚后，结果却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头人和一语部落。如果头人（偶尔是女头人）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如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头人，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是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头人只是在履行头人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头人——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1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2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2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18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业革命发轫后，人类社会退出了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种新动力被注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尽管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严密的专家过滤，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若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第一部分国家之前第1章政治的必需

第三波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制度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统”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1973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却一无是处，尤先科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倒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觉得，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他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帮会、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会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员的广袤，此成就尤为惊人。（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责任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的印度。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8—1999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的地位，如中国，则获得相对拔高。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偏向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选票当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社区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质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制药公司、银行、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他发达国家。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来避税，通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动用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抗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类似团体，如俄罗斯或印尼。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卷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较早接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做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制度的巨大惯性。

社会如不能通过制度上的认真改革，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无力偿还“大借款”（Grand Parti，编按：此指1555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为支付战争开销，向里昂银行家大举借贷一事）后所做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视的补救，最终却腐化自己的制度。这些补救屈服于各种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力量彻底打破这当前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威权、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当代美国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当前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极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础，它能够凝聚人心，并使民众愿意服从政府的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志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被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获得普遍的实践，甚至未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石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它的威权主义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少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家。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说，却不一定感到满意。

右派中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Walter Wriston）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黄昏”。新兴的信息技术在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约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最后还是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甚至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样的基本机构。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讲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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