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美）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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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经济思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试读：
致谢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家戈登·温斯顿（Gordon Winston）曾将自己引以为傲的新出版的关于时间处理的那本经济学著作赠送给著名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罗宾逊夫人一向有脾气不好的名声。温斯顿焦急地等了几周时间，一天，罗宾逊夫人忽然走进他的办公室，把那本书扔到他的桌上，说道：“戈登，写这本书要比读完它有趣得多。”
人文学科里有很多故事，而经济学没有。人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教学和写作上的合作，使我们觉得将人文学科的方法和情感引入经济学中，会使经济学模型更贴近现实，而且预测会更准确，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也会更有效、更公正。
我们要感谢很多朋友，他们是David Figlio,Jean Franczyk,Barry Glassner,Chris Hiland,Dan Linzer,Alec Litowitz,Katie Martin,Mike McPherson,Jeremy Mingo,Adrian Randolph,Judi Remington,Thomas Pavel,Paula Peterson,Alissa Schapiro,还要感谢Mimi Schapiro为初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和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也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我们有幸从近代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要感谢Geneva Danko在整理本书修改稿的过程中提供了巨大帮助，她的效率总是很高，感谢Peter Dougherty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的编审给我们提出意见，使这本书写得更好。
写这本书是一个令人体会深刻的经历，真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我们在写这本书时的乐趣。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和我们分享读这本书时快乐的感受。第1章 目击愚弄
本书为两个鲜有交集的领域——经济学和人文学科创造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我们想要阐述的是这两个领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以及会点燃怎样的燎原星火。
对话发生的最佳时机是经济学和人文学科各司其职的时候，不用硬着头皮假装出一副自己在其他领域也有发言权的模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他们最近出版的《钓愚：1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里拓展了对“钓”的定义，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网络欺诈，还是一种古老且普遍的手段，“让人们去做钓愚2者想让他们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让人们自己做出选择。同样，我们也想拓展一下对最近的网络术语“愚弄”（sproofing）的定义。这个词通常是指冒充受害者的亲友的邮箱名字和地址去欺骗受害者，随后受害者就会对这个冒充者言听计从。在我们的词典里，“愚弄”有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假装冠冕堂皇地说出一条原理或规则，但表现出的却是另外一副嘴脸。和钓愚一样，愚弄也是一种欺骗，同时也常常用来揭发丑恶的行为。
学生对于上英语课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以为上的是英语文学课，但实际上他们上的是被政治学家嗤之以鼻的政治课，或是让社会学家抓耳挠腮的社会学课。这些学生被愚弄了。人文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我们更喜欢称之为非人文学科，从计算机科学到进化生物学，再到神经科学，很多科学原理都遭受了愚弄。学生被愚弄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人文学科”产生幻灭感。
同样，当经济学家试图用纯经济学术语去解决伦理、文化和社会价值问题时，他们也在愚弄其他理论，不过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被愚弄的其实是经济学家自己。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且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来阐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在那些揭露欺骗、愚弄的人当中留下了坏名声。
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遭遇过这些欺骗、愚弄。加里·贝克尔之所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到人类行为学上，而《魔鬼经济学》之类的系列畅销书也因此跃居3热销榜榜首。经济学家向其他学科迈进而付出的努力，在这些领域的学者看来，无异于是在构筑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堡垒，因为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其现有的论文和方法抱有敬畏之心，而是直接征用了他们的课题。经济学家所谓的跨学科工作，往往就是当其他领域的学者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给出答案。
对于非人文学科来说，这些努力并非一文不值。毕竟经济学涉猎的领域实在是多如牛毛，甚至在一些我们不曾想象到的学科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人们常常会在很多事情上做出选择，而由经济学家构建的理性选择模型，帮助我们了解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至少是在他们做出理性选择的情况下。
经济学模型甚至在伦理学中也能派上用场，比如计算最有效的资源分配。要知道，人们可以对经济学中效率的定义提出怀疑，比如从最大化经济盈余的角度，也可以对用纯经济学术语阐释的目标提出异议，但是无论谁选择了怎样的目标，人们一定会选择通过最有效的途4径、利用最少的资源去实现这个目标。谁都不会去浪费资源，因为浪费资源往往会造成一些伦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效率并不完全属于伦理问题，而且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很多时候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通过假装能够解决伦理问题，经济学家开始愚弄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其他伦理学家。经济合理性确实是人性当中的重要一环，但并不是全部。
对于人性本质来说，我们还需要人文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我们认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通过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话得到完美的解答——这不是愚弄，是真真切切的经济学和人文学科。双重危机
虽然理由不尽相同，但是经济学和人文学科都陷入了危机。
经济学家挥刀舞剑，激起一片骂声。有时候他们似乎具有这种功能：制定政策，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背锅”。如果设计的经济刺激政策没有实现刺激的效果，或者非常高的利率对通胀束手无策，经济学家很快就会跳出来解释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报纸也乐于刊发这些言论。在发生房地产泡沫的时候，记者们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些泡沫根本就不会存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学的真面目就好比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对养生之道的评价。格鲁伯对他的同事说，制定医保法案的人故意“歪曲事实”，而“愚昧的美国选民”往往看不明白其中最核心的条款。保罗·克鲁格曼也曾错误地预测了美国从上次经济衰退中走出来的时间、欧元区的前景，以及通货紧缩的开始，而他对此的回应是他很少会出错。
经济学家非常擅长通过调整他们的模型来解释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因此，他们的批判者也很轻松，只要找出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就行了。亚历山大·蒲柏在三个世纪前就说过，在别人的纸上戳出一个洞总是很容易。
我的批判者啊！在变幻莫测的光影中，5
欣赏着从你自己戳开的洞里透过的光束。
那经济学家还能做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携手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和经济理论的观点相反，人们的行为往往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不是最优化的机器，他们的选择不一定是前后一致的，他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是由最大化的利益驱使的。这一结果在经济学的圈子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在外人看来，这有点儿不可思议。没有人试想过人们生下来就是理智的。为什么呢？在西方文学中，人们历来都被描述成不理智的，社会科学也列举了很多塑造行为的理智之外的因素。如果人们一直都是理性的，那么为什么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都在鞭策人们要理性呢？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会耗费大量时间，描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起源呢？如果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那么没有人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有愚昧存在！
因为存在这种想法，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发展出非理性选择理论，就像阴和阳这一对因素总是同时存在。行为经济学伴随这波浪潮而起，轮到它给出新的观点和政策。行为经济学家声称通过在经济学模型上附加人类维度，能够做得更好，我们一会儿会说到，虽然这种理论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做不到这一点。行为经济学家想象中的人类行为还是和机器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高效（沿用了传统经济学家的批判）。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不受特定文化影响的抽象个体，你仍然不需要通过故事去理解他们。总之，他们眼中的人就和乔治·艾略特或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强悍的女主角一样。
用这种方式或其他类似方法，将人类的维度构建在经济学模型上，就好比人们需要空气和食物，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人需要一种空气状的食物。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融合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的观点，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人文学科的状况。非人文学科
无论是查阅《高等教育编年史》，抑或是翻看《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还是阅读哈佛大学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报告，你都会发现人文学科已陷入泥潭。似乎没有人重视这些学科，人文学科专业的入学率直线下降，甚至有很多专业已经解散了。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双学位现象，修满两个专业的学分作为就业保障，人文学科的现状无疑会更糟。
就好像出售过期肉的熟食店的老板将生意不好归咎于客人口味太挑剔一样，人文学科的教授将学科的困境归结到学生头上，“都是因为他们只关心金钱”“社交软件将他们变成了井底之蛙”。文学教授的批判者回应称，至少在25年前，这些教授还宣称没有什么能够代替伟大的文学，因为在霸权强压下的我们开始困惑，想要去相信客观世界的伟大。如果这曾经是一种大胆的观点，那么现在看来只能是无聊至极。《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是文学教授讲“人类学”课最常用的教材，里面提到了称作“文化研究”的主要运动的一个重要观点：“文字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和其他艺术作品或文化实践同样重要。要重视文化意义的产生、流通和消费。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只有和更广阔的社会因素相联系，才会得到更多关注，而不是6因为其具备某种内在价值或特殊的美学价值。”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后面还会展开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并没有发明，7而是继承了这种已有的对内在文学价值的悖论。如果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还没“其他艺术作品或文化实践”重要，“只有”当他们“与更广阔的社会因素相联系”，而不是因为“具备某种内在价值或特殊的美学价值”才值得被研究，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呢？人们阅读《失乐园》的时候，难道不像身临其境地漫步在田野中吗？难道学生不上文学课，是因为他们做出了老师教给他们的理性行为吗？“文化意义的产生、流通和消费”这几个硬邦邦的、非感性的、充满物质主义的文字，就是一位文学教授对经济学的印象。似乎人文学者拯救自己学科的关键策略就是将这门学科非人文化，因此我们有了很多新的举措，用惊人的热情来鼓吹，就像是发现了双螺旋结构似的。社会生物学告诉我们，文学作品中对情感和行为的描述是为进化目的服务的。不仅如此，你现在还能通过神经美学来理解为什么你喜欢但丁（或者丹尼尔·斯蒂尔）。2009年现代语言学峰会还宣布了“下一件大事”，就是创立数字人文学科。抢在其他人之前，我们模仿这个术语，宣布我们已经创立了“纳米人文学科”，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门学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确信，它不会涉及与主流文学作品的真实接触，也不会对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产生深刻的理解。
任何非人文的学科都有其价值所在。毫无疑问，人文学科数字化专家能够更好地创造文本，同时也更便于评论。了解人类创造和欣赏艺术的能力从何而来，了解“当我们阅读马克·吐温的作品发笑的时8候，我们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是很有趣的。就此，有关小说写作与出版的经济学就应运而生了，还有有关造纸的化学、有关书籍装帧的物理学和有关朗读诗歌的生物学也会接踵而至。但是，小说的贡献只有在我们对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有了欣赏能力的时候才有意义，这是通过去审美化、去文学化或去人文化行动所无法汲取的。人文经济学
所有试图通过理论来克服认知与生活的二元性，从内在的理论认知去看思维和具体现实的行为，都是绝对无用的……就好比要靠抓住自己的头发来举起自己。9——米哈伊尔·巴赫金
与其试图通过非人文化来拯救人文学科，为什么不看看伟大的文学作品对其他学科能够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相信，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其重要的思维方式，那么阅读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能培养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先下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更好地理解人类而从中获益。为了证明我们的结论，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人文学科可以改善经济学的思考。[1]
第一，人们不是冥河中的阿喀琉斯，不是出生之后就沉浸在某种文化中的有机体，不是一开始就有文化。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是禅宗公案，亦像是孤掌难鸣。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是唯一把文化视为附加而非基本元素的学者，哲学家也10是这样的。但是，无论我们是在谈论主流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都期望得到普遍性真理和一个可简化为方程式的模型，这就使得不带11文化要素的人特别受欢迎。
第二，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必须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而通过演绎逻辑则无法理解个人和群体的大部分行为。人们无法用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或计算火星轨道的方法，去理解罗伯斯庇尔或法国大革命。人们的生活无法像火星围绕太阳运转一样，用一种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展开。偶然性、特质性和选择性，这些造成各种结果的性质，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伟大的小说家曾说，这就是人类和社会需要传记和历史的原因。小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它们描述的故事传达了至关重要却又难以捉摸的信息——什么样的事情是受欢迎的，12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事情是重要的。
第三，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归结为经济学本身，也不能归结为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常常会用“公平市场价格”的概念将伦理问题偷偷代入他们的模型，把他们不了解的伦理问题想当然地当作必不可少的已知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解释并明晰这些问题，最近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很多类似的问题都能通过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得到解释。
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通常会带给我们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寻找答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伊迪丝·沃顿、亨利·詹姆斯和其他伟大的心理现实主义者的作品，都给人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伦理问题往往太过复杂且极其重要，以至于任何现有的或未来可能会有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到位，需要真实而多变的敏锐感觉和能力才能表达。我们在第6章中会讨论到，这种处理伦理问题的独特的文学和小说手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当然，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家，比如苏联哲学家米哈伊尔13·巴赫金曾试图阐释过这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并不是从伟大的小说中剥离出来的全面的、系统的理论，让人们能够脱离文学阅读而了解它。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人们就在以小说家的方式思考伦理问题了。
如果要通过小说来理解人们对伦理问题的决定，就需要人们具备良好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判断能力还无法被归纳为任何一套理论体系14或规则。有时候，多元化理论会对问题的决策提供很大的帮助，比15如乔纳森·怀特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道德多元化理论。最重要的是，这种多元化理论给人们灌输的是一种谦逊的意识，即不过分夸大通过理论和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斯蒂芬·图尔敏（他最喜欢的书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说，良好的道德判断不是理论推理（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认识论），而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来源于对大量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以及对许多案例的不可预见性、16不可重复性的特质进行的密切关注。我们在本书的第6章和第7章会说到，图尔敏认为他对这种思维的呼吁实际上是对“重振诡辩传统”的召唤，也就是基于案例的推理，这样就能消除滥用诡辩的弊端。正如图尔敏和斯塔尔所说，现实主义小说就是从诡辩发展而来的，它为17道德的反思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不仅如此，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他的大学课程，因为阅读的过程会不断产生共情。伦理理论不一定需要共情，但是阅读则需要这种共情体验。如果一个人不能体认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人物，就不算是真正读过《安娜·卡列尼娜》。
当你在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并与其中的人物融为一体时，你会花费数百小时与他们接触，内心会分享作者的感受。你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性别、宗教、文化、性、道德理解，或是通过不计其数的其他因素去看待这个世界，去体会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在与角色互动时，你会慢慢认同每个角色，你会看到每个人眼中的世界，你甚至会18理解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误解。追随女主人公的思绪，你就能进入她的脑海，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做到的。如果她做出了愚昧的决定，那么你也会退缩。你生活在她的生活里，有着和她一样的感受，并且通过这些感受去衡量其行为的道德性，而后通过实践去汲取在复19杂世界生存的智慧。理论与文学
人文学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对经济学进行很好的补充：讲故事，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作用，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尊重。
我们并不是说通过讲故事就能简单地套用故事中的行为模型，而是将其用以构建模型本身。我们要探讨故事的重要性，要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解释形式，我们稍后会在本章讨论叙事的行为和意义。
人们很难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因为文化无法被数学化。人们更倾向于用经济学术语去处理一些更容易的问题，想方设法地规避只能用非经济思维才能解决的伦理问题。
对文化的忽视引发了理查德·布朗克对“理性选择经济学”的批
20判。布朗克对经济学的补充来自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在英国和相关文化中掀起了巨浪，给人一种感觉，即“国家结构和历史沿革会对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是没有通用21模型的”，因为“历史至关重要”。我们对布朗克有些同情，和他不同的是，我们关注的是现实主义小说，而他关注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当然，这两种文学形式表达的体验和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两者都强调独特性，都需要多视角和亲身体验，而不是借助某个单一的理论。
此外，伦理学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长期以来提倡的观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主张以美德为伦理的基础，这也是哲学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重要观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欣赏乔纳森·怀特对多元化视角的主张，包括对基于美德、基于责任、基于规则以及结果主义方法的考量。我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怀特，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的想法都是从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中发展出来
22的。
尽管如此，根据伯林的论述，其中依然存在差异和引申。伯林首次在《刺猬和狐狸：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一文中提出了对“狐狸式”多元主义的思考。要知道，这是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23斯泰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评论。对小说的关注尤为重要。在本书中，当我们谈论到“人文学科”时，我们认为，伟大的文学是智慧的宝库。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时会把文学想象成用糖衣包裹的哲学，真正的哲理都是由哲学家发现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像哲学家那样思考问题。哲学家在诠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时，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据此做出一些不充分的表述，这些表述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但是和原作品相比，就会显得更为粗糙和不够精细。托尔斯泰在写给评论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就《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写了下面这段话，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同意托尔斯泰的想法：
如果我想（直截了当地）通过小说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那么我应该会再写一篇同样的小说……在我写下的几乎每个故事中，我都受到了多种灵感交融的指引……但是，当每种灵感被孤立地表达出来时，它就会失去意义，会从互相牵绊的世界中被剥离出来，会变得非常糟糕。我认为，这种牵绊不仅建立在灵感之上，也建立在很多其他事物上，这种牵绊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但是可以通过语言描述的画面、24动作和情境若隐若现。
或是像巴赫金说的那样，批判家和哲学家试图“转录”这部伟大作品中取之不尽的智慧，但是这终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与优秀的作品对话的过程中，好的批判家或哲学家可以从作品中挖掘出潜在含义。
巴赫金看到的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人们总是认为，任何理论都无法一针见血地直指人和道德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他们需要理解的是那些没有理论能够解释的问题，无论是要理解一个特定的人，抑或是要在一个困难的伦理状况下做出明智的选择，而这些问题之间又存在具有特质的差异。
巴赫金还提到了相反的假设，即文学的存在是为了给批判家和哲学家提供模糊的故事，而他们要用严谨的理论对其表述进行提升，并美其名曰“理论主义”。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文学作品可以被恰当地复刻，但这也正是它们成为三流作品的原因。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记者和政客对艾茵·兰德或其他哲学家的冷酷、理性的作品非常痴迷。一些高中英语老师（或一些想通过文学的通俗易懂来替代教科书的沉重乏味的老师）经常会买这些书。他们能够轻松地把这些书运用在教学当中，因为这些书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但如果它们只有这些，谁还会需要它们？为什么不直接教这些信息呢？要知道，阅读这些信息要比阅读《战争与和平》和《追忆似水年华》明了得多、容易得多。
与托尔斯泰、伯林和巴赫金一样，我们将文学视为智慧的源泉，而这种智慧是在其他地方无法轻易获得的珍馐。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往往要比任何社会科学家更了解人心。如果社会科学家能够像托尔斯泰或乔治·艾略特那样了解人类，他们就能将安娜·卡列尼娜或多萝西娅·布鲁克那样的人描绘得栩栩如生。但是，甚至连弗洛伊德都没能将研究做得如此贴近生活。小说家肯定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伟大的小说家还能用丰富而深刻的道理阐释伦理问题，而且简单明了。
当我们将经济学和文学相提并论时，我们显然已经不记得经济学家是如何将文学运用到经济学的课堂上了。我并不是说这种方式没有价值，而是经济学家在讲故事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做到运用故事来更好地分析经济学的概念，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与普通的经济学教师无异。迈克尔·瓦茨编写过一本著名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中的文学25书》。在书中，瓦茨将那些“写得好”的人称为“文学作者”，他们能够将经济学家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出来。与充斥着散文、图标、图形和数字的如粗茶淡饭般的教科书相比，这些文学书“写得好，让人过目不忘，并且给经济学课堂带来了多样性”。罗伯特·弗罗斯特用“未走之路”向我们描述了“选择和机会成本”，而后又用“修补墙壁”的故事解释了“财产和激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为“政府监管及市场法律与社会框架”提供了深入人心的案例。任何知道作品复杂性的人都会对其产生敬畏之心。下一课是什么？是[2]用登山宝训来解释国际风云吗（“如果敌对势力占领了你的领土，你要向它屈服”）？
瓦茨并不认为伟大的小说家能够教给经济学家一些他们不曾涉猎的知识。要对话而不是融合
如果别人要和我融合，我能得到什么？他只能看到、了解到我已经看到、了解到的东西，他只会用他自己的话去重复，而那些早已成为我身体内部的封闭循环。他还是不要进入我的世界比较好。26——米哈伊尔·巴赫金
经济学家可以从人文学科的三种能力中获益：对人类固有文化的欣赏、对将故事作为基本解释形式的欣赏，以及对不可简化的道德复杂性的欣赏。要做到这些，经济学家不需要放弃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就好像人文学科不需要将其非人文化一样。经济学家不需要愚弄任何人，他们不应该追求某种类似“行为经济学”的融合学科。相反，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称为“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的东西，在这个领域中，每个学科都能保持自己独特的品性。
人文经济学并不是将经济学和人文学科进行融合，而是在两个学科间建立了对话的平台。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套理论命题，而是一场持续的对话。
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误解，如我们心中的对话只是笔者之间的对话，我们经过多次交谈并一起教过好几堂课，或多或少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我们认为，我们脑海中所构建的对话平台，应该是通往各自领域的桥梁。[1]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佼佼者。——译者注[2] 登山宝训指的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至第7章里耶稣在山上所说的话。——译者注经济学思想的回归
在建立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话时，我们要回归到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即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上。在他所有的评论者当中，有一位智者曾提出，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伦理学家。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经济思想中的所有差异。经济学教科书表述的《国富论》的主旨与亚当·斯密的原著相差甚远。亚当·斯密认为，用公式或其他历史观点来描述经济活动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篇幅进行纯粹的叙述性解释。
亚当·斯密并没有将人类行为通过理性选择进行建模，而是一次又一次将理性视为例外。他认为，更多的时候，引导人们行为的是愚钝。比如在谈论到“罗马教会章程”的不良影响时，亚当·斯密认为它“没有受到人类理性攻击的危险……如果这部章程没有受到其他敌27人的攻击，那么只要人性存在薄弱环节，它就一定会永存”。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时候一样，纯粹偶然的历史因素只有通过叙述的方式才能够被理解，这是任何学术原理都无法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远没有像当今的经济学家那样，将道德问题简化为纯粹的模型。正如那些提倡提出道德问题重要性的人们所强调的那样，亚当·斯密不仅是《国富论》的作者，而且是《道德情28操论》的作者。事实上，《国富论》中随处可见对道德的考问。亚当·斯密不仅驳斥了以霍布斯为代表所提出的所有人类行为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观点，还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关心自己和他人，才是人性的核心。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里他写道：“无论人们怎么想，他的本性会天然地带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对他人的财富感兴趣，并从中获取了他想要的幸福感，尽管他除了幸福感外什么都没得到。当我们感受到这种情感的时候，或者被迫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去构思这种情感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感受到他人的痛苦29而同情他们。”和理性选择理论家所设想的一样，亚当·斯密非常清楚，我们对于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倾向，无法被看作间接的自爱或自私。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必须具备用以思考现代经济理论基础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不足以理解人们的行为，也无法为人们提供建议。我们需要的远远不止经济学这么多。我们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并且希望能够向读者展示如何综合运用这种思维方式。
后面我们会对亚当·斯密的观点进行详细论述，在第7章中，我们还将论证现实主义小说如何拓展和深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伦理和心理学思想。事实上，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处理道德情感的方法，和亚当·斯密的论文一样，它对同情的情感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果说哲学家并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像简·奥斯汀或乔治·艾略特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那么我们只能说，也许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哲学本身，而不习惯将小说视作一种特殊的哲学。在框架外讲故事的价值
人文学家喜欢读故事，喜欢写故事，但是经济学家不喜欢。在人文学科中，故事常常会给我们启发，为我们解释什么是同情，教会我们什么是同情。在经济学中，故事分散了数学模型的公正性，干扰了数据分析的公正性。所以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故事仅仅是逸闻趣事。30
当然，这种差异的背后还是有些道理的。经济学家往往会有种职业病，他们不会相信自己听到的，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有些人声称喜欢歌剧，但是如果不是由于收入的增长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导致看歌剧要比其他类似的消费来得便宜，这些号称喜欢歌剧的人从来都不会去观看歌剧或参演歌剧。那么，这些人真的能从歌剧中得到满足吗？或者说，他的偏好真的能够从他表现出来的喜好中体现出来吗？经济学家会说，这个人的表述和行为是不一致的。而人文学家会说，这个人对歌剧的喜爱程度可能还没到要去观看歌剧或参演歌剧的程度，但是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热爱歌剧的。他并不是从观看歌剧或参演歌剧中获得快乐，而是从思考和谈论观看歌剧或参演歌剧的这件事情中获得快乐。事实上，我们曾经在脑海中幻想过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真正去做了的又有多少呢？或者说，图书馆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真诚地表达了一种信仰，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似乎又让人觉得他有别的信仰，那么他真正信仰的是什么呢？对人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他会从伟大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里去寻找答案。而对经济学家来说，人们的实际行动就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一个能够成功剖析人类偏好结构的经济学家来说，用人们潜在的喜好变化去解释他们在消费哪种商品时所获得的满足感更多，这种解释方式是有问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婴儿潮”的发生与否仅仅取决于人们对孩子的喜好变化，而不是因为稳定偏好下抚养孩子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那么社会科学家的处境就会很艰难。正如加里·贝克尔所说，这就好比将死亡率的上升和下降归因于人们对死亡的欲望的变化。对经济学家来说，出生率的变化取决于收入和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人们对孩子的偏好的变化。比如说，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即使他们对孩子的喜好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也会想生育更多的孩子（我们会在下文中提到，人们会从孩子身上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但是，故事能否帮助经济学家的模型更好地预测政策带来的结果呢？故事和其他相关理论以及方法论，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们的数据，并且不偏离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问题，帮我们去理解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道德含义吗？我们相信，故事可以做到这些，不仅仅是通过叙述，其中还包含了很多人文学科和其他31学科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让“社会科学的掌上明珠”（Jewel of the Social Science）在展现我们所在的世界时更接地气，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我们将要拥抱的未来。
我们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在一门研究生课程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32题，这门课的题目是“跨学科的建模选择的多种方法”。在查阅了来自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神学、进化论和城市规划等各类学科中的各种资料后，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经济学能够从其他领域中汲取很多养分。我们并不是在质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而是希望经济学在和其他学科的对话中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当然，我们不是第一拨批评“经济学课狭隘、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读者，无论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更广义地去思考这个领域。这是必要的吗？有些人可能会指出，这些年来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些进步旨在创造一种更微妙，或者说更谦逊的传统经济学，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经济学领域的进步加以肯定。但是当我们翻开任何一本顶尖的经济学期刊，即便是在探讨跨学科的主题，其他领域哪次受到过认真对待？参考文献中可能偶尔会提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甚至是人文学，但是文章中却找不到它们的身影。经济学期刊中的文章通常是一个经济学家运用常规的经济学工具写给其他经济学家的范式，如果说这些文章的侧重点依然是理论或数学模型，那么只能说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很多文章都会在结尾给出政策建议，这就增加了风险。狭隘的经济观点能提供正确的建议吗？世界是复杂的，人类也是复杂的，我们对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的需要是有限的经济学方法所不能满足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并且讨论我们是怎样形成这种观念的。两个故事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想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我们是如何认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的重要性的。我们认为在解释了是什么驱使我们将人文学科融入经济学之后，读者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当两者进行对话之后，经济学分析会变得更有用、更贴切。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写这一章的理由。莫顿·夏皮罗
1979年，当我离开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合理定价”几乎总是最好的经济政策这一观点。虽然我的专业是微观经济学而非宏观经济学，但是我对于政府不会破坏自由市场体系的最佳运作不曾持怀疑态度。然而，当我迈入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世界时，我停下了脚步，我开始对市场结局策略的合理性产生疑问。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81年的开罗。几年前，埃及政府迫于国际机构的压力，同意减少补贴，而这种补贴长期以来将面包的成本控制在远低于其市场价格的水平。尽管政府现在已经恢复了部分补贴，但是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经济学家依然在为政府让关键价格回归到“正确”的水平上感到兴奋，认为这将开启埃及政府减少市场干预的时代。要不是有人提到了在随后的骚乱中产生的死亡人数，要不是有人看到了大范33围内发生的营养不良现象，这似乎还是个很令人信服的故事。尽管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的观点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于[1]我而言，这却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何正确衡量死亡的代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死亡（或是人们口中的其他伤害）会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造成的后果，我们还会这么快地为埃及政府的这些行为辩护吗？在确定这些政策是否确实是最佳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纳入对其他因素的考量？我想，可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傲慢使埃及政府作茧自缚，但是有些人认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埃及的发展政策也并没有发生颠覆性34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在一个预期寿命短、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的社会中，与疾病和死亡相关的经济成本并不算太高。
为什么会这样？生活的经济价值最容易用未来收入的总和来衡量，然后贴现为当前的美元价值（贴现率越高，那么在遥远的未来赚到的钱就越不值钱）。一个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30岁投行家的预期收入，要比一个没上过大学的50岁服务生的预期收入高得多。在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中，因为死亡人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别的差异，相应的赔偿金大相径庭。尽管公众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是经济学家丝毫不觉得意外。此外，生命的消费价值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工作所得的报酬，那么一年健康生活的价值是多少？如果以后有人要开拓改善健康的市场（比如人们支付多少钱来改善视力，提高行动能力），至少我们能对如何定价有所了解。但是经济学家知道这些远远不够，他们会经常被迫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只能用传统经济学方法，按照前期收入流的现值来计算损失。
1991年，在臭名昭著的劳伦斯·萨默斯备忘录的背景下，这一现35实受到了公众的关注。萨默斯是当时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产生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并列举了这么做的很多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让我想起了在开罗的一次谈话：将有毒有害的污染源转移到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很高且工资较低的地区，就意味着将获取最低的经济成本。第二个原因是，如果说清洁环境有很高的收入弹性，那么国家越富裕，对清洁的空气和水的需求也就越高，对健康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萨默斯后来为签署该备忘录道歉（引用纽约市前市长拉瓜迪亚的话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很典型的错误”），尽管《纽约客》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该备忘录实际上是由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写的，只是由于萨默斯的签署才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
随后这件事就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巴西环境部部长认为，“你的推理完全符合逻辑，但是实在是太疯狂了……你的想法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传统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残酷和他们的傲慢无知都不是用简单思维可以理解的”。36
在我看来，这就说明了一切。如果是在极端的情况下，经济学家提出在生命经济价值有限的地方，寿命成本更低的观点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这一切都相关吗？危如累卵的道德问题呢？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要想跳出传统经济理论的圈子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生活在帕累托最优化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寻求改善他人的途径），那么我们很乐意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里，往往充斥着经济学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斟酌权衡，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在课堂上，我们很容易撇开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也不用去考虑某人的效用下降与他人的效用增加是否公平合理。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开罗，面对的是90年代丢弃的污染物，面对的是无法将这些问题置之度外的今天。
还有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我花了一些时间讲授非洲内外的发展问题，随后我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团队，为世界银行写一本新书。自1955年以来，世界银行就成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研究所（EDI），其任务是通过课程、研讨和实践来培训，培养规划、政策制定、项目实施和投资分析方面的专业人才。虽然很多学员都来自非洲，但是其使用的大部分教材都是关于亚洲的。为什么？因为EDI更喜欢讲授成功的故事：国际组织已经建立和实施的有着超高经济回报率的计划和项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成功的故事更容易在亚洲发生，而不是非洲。
当非洲官员提出想要了解非洲的成功故事时，世界银行就同意委37托出版一本名为《成功发展在非洲》的书。事实证明，起个名字要比撰写其中的章节容易得多。他们雇用了我们这一大群人，在非洲各地寻找有价值的线索。然而不幸的是，很多线索指向的并不完全是任何人都想看到的可复制的项目类型，要么只有微薄的收益，要么只有有限的收益。但是最终我们发现了七个案例，并将其写进了书里。在我负责的章节中，我选取的案例是肯尼亚园艺商品的生产和毛里求斯出口区的发展（事实上，为了找寻这七个值得被写进书里的案例，我们不得不走进非洲大陆，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要想找到非洲成功的案例是多么困难）。但是在那个章节中，我还是坚持讲述了西非盘38尾丝虫病控制的项目（OCP）。
盘尾丝虫病（河盲症）是西非特有的一种可怕的寄生虫病，导致数百万非洲人失明。1974年，作为区域合作中的一个特例，七个西非国家联手向慈善界发声，想要创造一种消除这种可怕疾病的综合方法，由此发起的OCP项目受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个双边及多边援助机构赞助了该项目。
该项目的影响力非常大。仅仅通过十年的努力，该项目中90%的领域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项目在“消除盘尾丝虫病这一公共健康问题和消除社会经济发展障碍”方面取得了成功。当地居民也非常认同这种观点。《成功发展在非洲》这本书的一位作者告诉我，当他抵达布基纳法索的时候，他说他是OCP的成员，就立刻受到贵宾般的礼遇，即便在海关的时候也是如此。此外，财务快报显示，该项目一直没有超出预算（预算内运营的）。所以要说有什么值得读一读的非洲成功发展案例，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当然了，如果非要用经济学家赖以生存的方法去讲述这个故事，那这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了。
事实证明，开罗的面包骚乱和萨默斯备忘录都是首当其冲的核心问题。让数百万非洲人保持好视力有什么经济价值？如果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计算（用当时的收入来计算现在的贴现值），答案是：唉，在这种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的地区，这样做的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当笔者用经典的成本-效益分析时，结果却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即便以最大方的假设对保护视力的价值做出评估，该项目的经济收益也只是覆盖了成本而已。人们承认“减少盘尾丝虫病造成的失明和感染，从人道主义角度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些益处本来就是无法衡量的，尤其是对募捐机构来说”，我们在此不再赘述其重要性。说到这里，人文学家可能会问：经济发展不就是要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吗？经济学家肯定会说，那当然了！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将我们的分析限定在我们能够计量的范围内。如果说要以经济效益为标准，那么“就获得救助的OCP地区贫困人口在一年中增加的边际产出而言（1978年为57～107美元），这部分收益就自然而然地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即使得不到经济学家的认同，《成功发展在非洲》这本书的作者得出的结论还是温暖了很多人文学家的心：“用收入数据来判断拯救生命的价值，本身就会扭曲针对穷人的项目的评估。然而，在关于社会福利的讨论中，专家们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公共项目给穷人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给富人带来的好处。事实上，这也是OCP特别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它的受益人主要是农村的穷人。”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吗？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很容易导致一个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史上最成功的健康干预项目的终止。如果可以采访一些专业人员，或者多看看类似的定性研究，能否为经济学家提供更多的见解呢？这些专业人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经济学家是否应该后退一步，更广泛地去思考，更全面地去设想呢？至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这么做。加里·索尔·莫森
从1996年到1997年，我一直都待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众多社会科学家当中，我是少数的人文学家。研究人员每天都在互动交流，没过多久，我就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而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对我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政治学中也颇具人气，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开始，我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这难道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和其他作品中描绘的人物特点吗？毫无疑问，没有人会真的相信人们总是能够按照他们认为的最优化方式行事。任何一个不近人情，或者说不善于反省的人，你能够想象他们从来不自毁或者违背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利益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精神病学家和小说家就会失业了。
我反复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讽刺这种想法的一段话，我认为这种想法早就不存在了，如果现在还存在，应该会被称作“功利主义”：
哦，告诉我，谁第一个宣布，谁第一个宣布，那个人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只会做坏事；如果他受到启发，如果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他真正的利益，人类将会立刻停止做坏事……（因为）他只会在好的方面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故意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此，可以说，他将开始通过必要的方式做些好事。39哦，宝贝！哦，纯洁无辜的孩子！
我遇到的“宝贝”是具有非凡智力天赋的人。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总是将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能力和天真的心理结合起来，这让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现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核心就是社会心理学。
经过多次讨论，我找到了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我的同事首先从理论前提开始，就像欧几里得几何那样，根据理论进行推理。从公理上来说，人们会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选择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如果有这样的公理，那么很有可能构建出一幅震惊世界的人类行为图谱。如果真是这样，现代经济学就能推断人类究竟能够走多远。
当时，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权威学科，不仅是因为经济学教授的收入最高，最重要的是，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接近物理学的模型科学。“对物理学的嫉妒”导致了“对经济学的嫉妒”。人们总是会挖苦地评论道，在任何学校里，你总能通过找最有吸引力的建筑来判断经济系的位置，而外语系通常在最丑的那栋建筑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学中总是充满大量的数学，其命题都能表述为方程。因此，政治学家也就顺其自然地尝试去模仿经济学的方法。
然而，我不禁想到了《地下室手记》中那位地下居住者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的反驳。他列举了无数与结论相悖的例子。“第一，为什么？”他说道，“要如何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实。人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充分理解其优势的情况下，却抛弃了这些优势，匆忙走上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挑战，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但是他们依然顽固地、执意地在黑暗中前行。”他列举了很多我们身边的例子，在有些例子里甚至还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些都与模型相矛盾。他还列举了一些历史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的集体行为违背了他们所知的最大利益。退一步说，在看过17世纪宗教战争和巴尔干地区频繁的武装冲突之后，那些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人还会得出理性行为的结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非理性的行为又是怎样的呢？
科学家不应该首选尊重经验事实吗？一个理论的提出需要通过假设来检验，如果事实与其相悖，那么事实就会占上风，或者说应该占上风。人们总是不想承认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正如那位地下居住者所观察到的，“人类如此喜欢系统和抽象的推论，为了证明他得到的逻辑是正确的，他会故意按错误方式去做，会否认他所能看到的、听到的”。
我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同事似乎对经验事实的论证并不感兴趣，他们总有同样的答复：
首先，他们重新定义了他们的术语，这样一来，所有选项从定义上来看都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当他们想要去预测某种单一行为来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时，他们会将该行为定义得狭窄而理性，确保对特定行为的预测成为可能。但是当他们的模型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将理性定义变成一套套逻辑，也即是说，从定义上看，这种说法是真实的。无论人们做什么都是理性的，要么就不会去做；如果这件事看上去是不理性的，那么根据我们尚未定义的标准，这件事也是理性的。这样的推论就导致了无论事实是什么样的，都不存在反例。这样的公式完全不能用来做具体的推测，因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错。
这就好比在问一个天气预报员明天天气会怎样，当有人挑战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应该从“明天会下雨”切换为“明天会有某种天气”。我在脑海中设想了一种“非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与他们认为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如果一个行为看起来是理性的，那么根据我们尚未定义的一系列标准来看，这种行为就是不理性的，反证也同样有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一定是有问题的。
暂且先不说科学，即便是要让一个命题有意义，原则上也必须考虑到在测试时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况。但是如果该命题已经被定义成真理了，那就无法被检验。那些用这种方式论证的人，实际上玩了一个文字游戏（fast and loose）——这里的fast是指close或者tight（紧的）的意思，和hold fast里的fast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当他们想要做出预测的时候，他们会使用紧的那套定义，这样他们就能做出精准的预测；但是当出现一些小意外时，他们就会马上切换成松的那套定义，这样就能确保他们不会出错。
这些反对的理由并没能说服社科学者，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逻辑诡辩，而这些诡辩也从来都是在某个领域内“自产自销”。基于我的观察，所有的圈内人对来自圈外的挑战都不屑一顾。
其次，我的同事有时候会反对经验论，他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类似18世纪的化学或是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每一门学科都有源头，当然，也会有其不能解释的现象。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科学才有未来。
如果能够证明一门学科确实已经成为一门科学，那么这个答案就是有说服力的。这让我想到批判性文学时期，当时有人声称批判性文40学已经达到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当然，文学家不能解释一切，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解释的事。用这样的方法，无论是占星术还是电磁学，抑或是炼金术和颅相学，任何一种思想都会被认为是一门学科的萌芽。但是要知道，这并不会成为现实。
最后，我收到了第三个回答，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来自亨利·艾伦，他刚刚卸任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主任。亨利向我推荐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题为“实证经济41学方法论”。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指出，理性选择模型可能建立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基础上，但是如果用这个模型能够做出良好的预测，那么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个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毕竟我们曾经使用过很多简化的假设，即便我们知道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但就是因为它们的结果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这些假设。这就是模型的用途。示意图和思维实验经常能够帮助我们得出很多富有成效的结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它们呢？
我曾经问过亨利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的预测究竟有多好？”当时亨利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当我想起这个坦诚的回答时，就更想捍卫经济学了：“当然了，经济学的很多预测，特别是那些微观经济学家提出的预测，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我为了解释为什么说经济学不是一门硬学科而给出我的理由时，社科学家首先会跳出来，认为我在说经济学无用或是缺乏依据。对于一个人文学家来说，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从不相信文学阐释或是艺术批判可能成为一门学科，但这并不是在说它们无用。小提琴演奏中没有科学，可以演奏得更好，或是更差，但是我们仍然会去听小提琴演奏会。对我来说，人文学科所关注的，同时也是伟大的作者留给我们的，是智慧，是不能用任何数学模型进行形式化定义的智慧。如果它可以成为一门学科，那么我们就要另开一门课来讲解。
世界上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相信他们可以设计一台机器，但是他们无法决定这台机器将被怎样使用。经济学家不也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不能从人文学科的智慧中受益吗？
亚里士多德认为，年轻人想学数学容易，但是要学智慧难，因为智慧需要经验，经验需要时间。他反复提醒人们，不同的学科需要不同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将数学推理强加在伦理学上是错误的，这就好比从人文的角度去思考几何学问题（用他的话讲就是“修辞学”）：“如果我们的讨论能够像学科所关注的问题那样清晰，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在所有的讨论中，我们都不会去追求绝对的精确……受过教育的人会在学科本身允许的范围内精确地寻找每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他们的标志；同样，接受数学家做出的可能性的推断，和要求修辞学家拿出科学论证，都是愚42蠢的行为。”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成为科学，那么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可能或者说毫无疑问，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家和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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