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王春光主编、王晶、房莉杰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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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评论 迈向老龄时代的社会政策（2015年第1辑总第6辑）试读：
编首语
王晶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应对老龄化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本辑关注的核心议题即老龄时代的社会政策，关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主体在老龄社会时代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本辑中共有七篇主题文章围绕老龄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展开讨论。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老年长期照护制度和养老保险，实质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从社会保险历史来看，德国19世纪即已建立了包含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内的三大社会保险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制度问世一个世纪以后，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才姗姗来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迈入了老龄社会，老龄化使所有发达国家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以往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主的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发达国家开始纷纷建立以低成本的医疗和照护为目的的社会保障机制。照护保险将照护服务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大大降低了成本。但是，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来看，这种社会保险也远未成熟。社区、家庭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成为缓冲政府压力的最后一道屏障。
本辑第一篇为刘香兰、古允文的文章，该文探讨了台湾照顾体制的特性与本质，正如文中所指出的，照顾体制在每个社会都有其自成一套的规则体系或运作模式，是各种不同的行动体与社会制度在长期互动下共同形塑的产物。台湾是儒家社会圈中的一员，虽然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地区之列，但是台湾妇女劳动力因照顾与家务陷入去技术化、非典型的历程。家庭照护在台湾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文中最后提出了几项深刻的问题，华人社会的照顾体制与西方社会是否具有本质的差异，那么在国家、市场与家庭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安排是否足以作为东亚儒家式福利体制的主要判断标准？这些问题此文还没有给予回答，但可以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房莉杰的文章探讨了东亚文化圈内的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近年来在老龄化背景下卫生政策的变化，对刘文香、古允文提出的东亚儒家体制是一个很好的印证。日本、韩国、中国虽然同处东亚，但是在政策趋向和价值观念上却具有很大的差异。在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将健康服务的重点转向护理和预防保健，同时建立了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日本的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模式趋向越来越接近；而韩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是对家庭功能的重视和维护却远超过日本。中国与日韩比较而言，无论是在家庭制度还是非家庭的制度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对于东亚国家内部的政策变化也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王晶的文章着重从家庭角度切入，探讨了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关系的功利化，这个趋势与工业化国家无异。但是中国的家庭结构还有特殊性的一面，老年人一方面希望通过独立的生活保证实现对生活自控权的把握；另一方面又对子辈家庭有无限的责任。老人只有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把握平衡，才能保持较高的精神健康状态。
第四篇为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澳大利亚老年照护体系及其制度框架改革概述》，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在照护服务上投入的财政资源逐年递增，但澳大利亚的老年照护体系仍存在一些重大缺陷，老年服务和服务对象的选择很有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需求的覆盖范围、服务价格、补贴水平和服务对象的个人共同缴费等均不尽统一；低工资导致人工短缺的加剧，等等。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以翔实的数据总结了上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方案。
在老年服务上，社区和家庭是传统上非常重要的资源，也是儒家社会传统中亲亲、尊尊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刘宏钰从社区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当下欧美社会流行的“时间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时间银行”在政策领域还是比较新的概念，它认可志愿者个人的工作价值，创造组织成员自助、助人的环境，让成员透过服务交换创造社会网络，进而降低对金钱系统及传统服务原有之依赖，从而达到公共政策的创新。最后刘文认为，当下建构时间银行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比如社区关键性的人物，建构稳定的制度模式，这些对我国社区养老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彭姝祎分析了当下英法两国养老保险所面临的挑战，英法两国的区别在于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支柱和基金制支柱在整个养老体系中所占比重的不同。英国养老金制度的自由主义色彩浓厚，市场分担了相当一部分养老责任和风险，这使国家的负担大为减轻。但英国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大，贫困风险高，养老金制度的公平性不足。法国虽也初步形成了两种融资模式并存的养老金体系，但现收现付支柱一枝独大的现象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这使法国成为欧洲主要福利国家中养老制度的结构性改革最为保守故而财政危机也最为严重的一个，即养老依然以社会责任为主，市场的作用严重不足。但法国制度的团结共济作用更好、对扶贫减贫的作用不可小觑。
除了主题文章之外，本辑还收录了两篇关于教育的文章——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教育，以及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这两篇文章关注的可以说是一个群体，也可以说是两个群体；但是无论去留，他们都是被排斥、被剥夺的群体。我们希望以这两篇文章的对话引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单丽卿的论文探讨了农村租房就读的社会现象，在撤并乡村学校的浪潮下，很多村小消失了，农村留守儿童到附近市镇中心小学“租房就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租房读书”对家庭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家长外出打工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留守儿童教育始终难以实现两全，要么家庭教育缺失，要么学校教育不足，这个问题就陷入一个死循环。目前农村教育资源的向上集中确实给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提出了巨大的难题。
杨东平的文章则从另一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杨东平的文章系统地梳理了1996年以来流动儿童教育的教育政策，他认为“以流入地为主、以改变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到了新的关键点。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向学前教育和初中教育两端延伸，与此同时，大城市基于人口控制等原因，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新的“围堵”。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性，赋予流动儿童同等地位的教育获得权。最后，萧琮琦的文章以报告的形式生动叙述了台湾社区灾后重建的故事，借由作者参与两次灾后重建的实践经验，讲述了社区中不同形态的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陪伴互助的生命故事，探索当人们面对世纪浩劫的无奈与无助时，如何经由社区营造的过程、激发迎接自然界挑战的复原力，小区的社会资本、社区原有的文化资源对社区重建、重返生活正常秩序来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题论文
儒家福利体制真的存在吗？
——以台湾照顾责任部门分工为核心的分析[1][2]刘香兰 古允文摘要：本文系统地探讨了欧洲福利国家不同照顾模式的特征。同时以中国台湾为例，探索了台湾照顾体制的特性、本质、动力与过程，反思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中照顾体制的特征，并与现有欧洲已发展之照顾体制类型进行对照与比较，因而具有理论贡献的意义，同时本文也在政策整合上从整体照顾责任的分工与设计方面，提出了发展的建议，因而更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福利体制 照顾责任 儒家福利体制 家庭 东亚一 前言
近十余年来对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逐渐集中于生产（发展）型福利体制与儒家式福利体制两个类型上，前者强调经济生产策略在东亚福利体制中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福利措施方面；后者则着重强调家庭支持在社会福利中的显著作用，而家庭支持与传统性别分工息息相关。
学界关于生产（发展）型福利体制的讨论进展较快，不仅使该体制在理念上已经获得认可，李易骏与古允文在2007年的论文更在实证上以指标与统计分析的方法确认了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无法归类于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的三种福利体制（1990），进而证实了东亚生产（发展）型福利体制的存在（Lee & Ku，2007：197-212）。然而，在儒家式福利体制方面，虽然已有诸多理念方面的论述，但尚未如生产（发展）型福利体制一般，在实证上已经获得证明，即该福利体制确实有不同于西方福利体制的方面。其实女性主义者已经针对如何性别化福利体制建构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建构出性别与国家间的关系，而照顾体制更与照顾责任与代价的分配以及性别平等的议题相关，国际上已展开类型与模式的建构，但东亚福利体制对于其照顾体制的讨论尚未具有理论性的研究，往往隐藏在儒家福利体制的概念之下。
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台湾为例，探索台湾照顾体制的特性、本质、动力与过程，反思属于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中照顾体制的特征，并与现有欧洲已发展的照顾体制类型进行对照与比较，因而该文具有理论贡献的意义，同时本文在政策整合上从整体照顾责任的分工与设计方面，提出了发展的建议，因而更具实践意义。二 家庭成为一个政策议题
马英九于2010年1月9日正式将少子化提升为重要议题，他意识到妇女不生育易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人口老化等压力之间形成连动与累积，会产生新型社会冲突和危机——如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林万亿，2009）、性别角色转型的冲突（Esping-Andersen，2002），直接而言就是照顾危机（Daly & Lewis，2000），而此危机是由福利国家组成（劳动市场、家庭与国家）间的互动造成的（Esping-Andersen，1992），而此制度间的分裂（disjuncture）主要是由家庭和劳动市场的变化造成的，由于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本质和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新自由主义重视国家竞争力，重构经济公民权，工作/工资成为社会联结的唯一渠道，因而加速了女性角色从照顾者变为工作者的转型（Lewis & Giullari，2005；Lewis，2002），进而引发了照顾的结构性张力，原本由女性为主要照顾者的区块该由谁来替补、支持？照顾成本如何分担？照顾的需要与照顾如何被组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量变与质变，而此才是台湾不婚、不孕、晚婚、少生、晚生的问题所在的本质。
照顾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有不同的定义与响应模式，此与照顾概念的起源、本质、内涵以及供给模式、政府-市场-家庭三者关系有关（Daly & Lewis，2000），对老人、儿童、成年依赖者（如身心障碍者）的照顾，各个国家/地区也都以特定的制度与方式响应，形成了特定的混合福利组合，照顾由家庭走向家外是种社会变迁及社会运动（Folbre & Nelson，2003），背后存在依赖、女性角色定位等观念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并与特定国家/地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定位与经济发展利益有关，全球按劳动体系分工已形塑出全球照顾链（Jørgen Carling，2005），不只是让照顾进行市场化或商品化的趋势，更是透过移工和跨地区婚姻的渠道而让照顾与国家体制发生关系，重构家庭-政府-市场的关系，重划家庭-政府-市场-全球市场的界限与路径。
体制的概念是由Esping-Andersen（1990）提出来的，其强调：国家和经济体系间的复杂关系下，照顾体制在每个社会对于如何解决其社会成员对“照顾服务”不可避免的需要，都有它自成一套的规则体系或运作模式，此是各种不同的行动体与社会制度在长期间互动下共同形塑出的产物（洪惠芬，2007），反映了国家对于照顾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下形塑出特定的照顾文化、逻辑、制度设计与社会经济结果。Bettio和Plantenga（2004）认为，照顾体制是对各国存在政治、经济、人口各制度的结构性结晶体，在服务、财务、时间各类策略与模式组合下，照顾体制作为社会联结剂（social joins），镶嵌于社会脉络中以响应人口与经济的压力，其不仅是现代认同的核心，更作为一种诱因结构有特定的经济社会影响（妇女劳动力、生育力、家庭经济等），表达特定的家庭-市场-政府的三角关系。
当前中国台湾对照顾政策的讨论，流于二元分类的琐碎化中，如老人照顾与儿童照顾、家庭政策与劳动政策、公领域的事与私领域的事、有酬的劳动与无酬的劳动（Daly & Lewis，2000），更易产生男性与女性、自利（自私）与利他（爱）、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立（England，2002；Folbre & Nelson，2003）及大人与小孩的冲突（Gornick & Meyer，2003）、台湾本地人（劳）与外来人（劳）的冲突与张力（蓝佩嘉，2010；Tseng，2010），种种存在的二元对立与冲突本身就是照顾需要的政治性的建构与论述。三 家庭照顾在中国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地位
台湾地区发展有不同的历程。在殖民时代台湾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走向，一切以日本利益为优先；到“国民政府”迁台后，透过美援加快了工业化脚步，台湾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环，发展目标转为台湾自身的长期经济稳定，都存在于快速变迁的实存脉络。40多年台湾重商主义所创造的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是“大政府”计划经济主导下的结果（Amsden，1985：101），主要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的结果（萧全政，1989：82～83）。中国台湾地区由于地缘和历史而有特定的政治经济脉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员；内部早已形塑了政府-市场间强力的联盟，向社会汲取资源谋求经济发展，透过家庭即工厂和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一直被定位为主要提供福利和帮助生产的角色。
1980年后，中国台湾进入后工业社会。台湾经济增长率1980年为6.24%，1987年为11.64%，此后开始走下坡路，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2.7%，在2008年略增至0.06%。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竞争更为激烈，人力、资本、服务与货品等的自由流动，带动了产业和劳动市场变迁；产业方面从农、工走到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力组织的方式也随之改变：1981年台湾受雇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64.3%，到2008年升为76.7%，自雇者与无酬家属工作者减少到低于两成，台湾劳动力明显“无产化”，创业以及非正式部门就业显著衰退，呈现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林宗弘，2009：93～158）。
除产业结构的转型外，劳动力组成也出现了重大转变：近十年男女劳动参与比例出现男减、女增的现象，各有10%的消长；劳动参与性别比例趋近；就业净增加人群以有6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为主，单亲、低所得为主要特质（林芳玫，2008）；女性就业集中在服务性产业，存在明显职业性别区隔；劳动形态表现为去标准化与非典型化，中国台湾于20世纪60年代起开放外籍移民工作以为台湾内部劳动力提供补充；劳动结构呈现出主要劳动市场紧缩化、次级与边缘劳动市场扩张的发展趋势（李碧涵，2005），区分成专业（管理）精英与普通去技术性劳工，劳动力组成呈多元化但也呈区隔化、阶级化。
中国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自1981的38.76%增长到2008年49.67%，其中，25～29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81%，出现高峰，但在45岁以后降至61%，减少近20个百分点（“行政院劳委会”，2010），与同属于东亚体制之日本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模式的差异主要是，中国台湾女性劳动投入在40、45岁阶段未出现第二次高峰，且55～64岁中老年女性劳动参与比日本低一半（台湾33.1%，日本61.6%），呈现与年龄负相关的趋势。台湾女性的生育年龄集中于30岁左右，35～40岁就业率减少20%；有近35%的女性因结婚离开职场，近30%则因生育离开工作；离职者中有50%～60%不会复职，复职的一般需要7～8年的时间（“行政院主计处”，2005），台湾婚育阶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中断与撤退的模式。
2009年，台湾中年妇女（45～64岁）劳动参与率为45.17%，低出男性近15个百分点，平均非劳动力为7937000人，较2008年增加2.15%。其中，高龄、身心障碍者2305000人，占非劳动力人口的29.04%；求学及准备升学与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随时可以开始工作者2097000人，占非劳动力人口的26.42%；料理家务者则达2366000人，占整体非劳动力之近30%。从非劳动力人口和比例的增加情况（“行政院主计处”，2009a），再从“行政院主计处”（2008）中老年状况调查中可以发现，45岁以上从事部分时间、临时性或人力派遣工作之主要原因在于，近30%的女性需要兼顾家务（“行政院主计处”，2008）。可见，兼职、二度就业与部分工时是母亲在平衡家庭与工作需要所采取的对策，但此工作属于非正式性质，相较处于次级劳动市场的地位，让女性一生因为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付出多重的成本（part-time penality）（Gornick，2008）。
台湾妇女劳动力的参与模式因婚育产生中断，因照顾与家务成为去技术化、非典型的历程，工作与家庭间的张力与子女数、年龄、家庭形态有关（Gornick，1998），出现多变的劳动生命周期（胡愈宁、张菁芬，2004），也与家庭其他依赖者的状况有关（如青年失业父母延长照顾期或帮助年轻家庭照顾下一代，帮助先生照顾公婆等）（Hoskins，1993），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和照顾的压力一直存在于女性生命经验中，虽然相较于日本，中国台湾中小企业体制提供较多的弹性（如家庭式生产模式下家庭人力、物力与财力和工作无法二分），这与整体相关制度都形塑了妇女持续就业正当性的价值（Yu，2009），照顾责任依旧是中国台湾妇女一生经济安全和老年贫穷的关键。
除劳动市场结构和组成的转型外，近20年来，中国台湾人口与家庭构型也产生了根本性改组。人口因生育率下降而产生少子化：2008年出生率下降至1.05‰，2010年更是只有17万婴儿出生。在已发展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台湾是少数生育力仍维持在1以下的地区之一。与全球主要地区相比，1962年，中国台湾幼年人口比例曾达到46.0%的高峰，高于全球水平且远高于已开发地区，此后则急剧下滑，估计2010年将降至15.8%，并低于已开发地区的16.4%（“行政院主计处”，2006）。
人口老化速度加快与长寿化都会影响照顾需要的结构。台湾从1993年迈入“趋高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7%的门槛，估计到2018年将倍增至“已高龄社会”（aged society）14%的门槛。根据1995年6月“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公布的人口推计显示，至2026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0.6%，即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2006）；预估到2016年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将高于“0～14岁”儿童人口数。除了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趋势外，老年人口结构也呈现长寿化，推估到2051年时，7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将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3.8%，高于65～74岁老年人口数所占的比例。长期照顾服务需求人口数，2007年为245511人，2010年为270324人，2015年为327185人，2020年为398130人。2006年65岁以上老人长期照顾率为2.8%，其中，在机构照顾为1.8%、居家照顾为1.0%（“内政部统计处”，2006）。人口老化、长寿化带动需要长期照顾的数量日增，也对因应照顾负担产生更多压力。
原本承担劳动力再生产与照顾的家庭领域近年也在其形成和结构上有了根本改变：初婚年龄从1995年起不断延后（王德睦、张国伟，2010）、离婚率攀升、离婚以及丧偶状态期间延长、有偶状态期间相对缩短（杨利静、董宜祯，2007）、未婚生子率增加等（杨利静、陈宽正、李大正，2008）、跨国婚姻率升高、强调对等婚姻（assortative marriage）的新的家庭形成逻辑（Esping-Andersen，2009：27-42），家庭规模趋小化及单亲化、双薪化，呈现家庭组成之延后和高度的家庭流动性（family fluidity）本质（Lewis，2005：4）。家庭结构与形态的异质与歧异，使得家庭所得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50%的有儿童之家庭落入经济贫穷和低收入之列，其中，较于男性单亲户长，女性单亲户长的贫穷发生率要多出60%～70%（薛承泰，2008）。
即使台湾家庭的结构与组成经历了变动，但台湾家庭形态仍以核心家庭为大宗，其总共有3226902户，占总户数（7544629户）的42.77%，接着是扩展家庭（占30.40%）（Huang & Ku，2010）、三代同堂家庭（占14.76%）、单亲家庭（占 9.59%）等（“行政院主计处”，2009b）。有小孩的家庭占到家庭总户数之67.12%。据“内政部统计处”的资料，在子女养育上，仍以母亲自己和亲属为主，占91.84%；保姆与外籍看护工照顾的占7.82%；育婴所等占0.34%。可见，家庭仍是承担照顾的主要单位，女性投入仍是主力。2006年，子女照顾男性家务参与率是31.3%，女性是75%；平均每日家务时数女性是2.4小时、男性是 0.5小时（“行政院主计处”，2007），女性日均投入多出男性1.9小时，是男性的4.8倍；而有就业的母亲平均每日处理家务的时间是2.18小时，虽然略有减少，相较于男性投入家务时数未增的情况下，家庭劳动仍是母亲/女性主要的责任。
照顾是一种价值与系统化的安排，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诱因与惩罚形塑照顾结构和方式（许慧如译，2002），通过社会价值与规范形塑非正式压力，1991年的一项社会意向调查发现，86%的民众同意3岁前的儿童由父母照顾较为妥当；若父母外出工作，56%的民众回答由家里其他人照顾，13%认为由父母自己来照顾；在有子女与父母同时需要照顾时，社会期待两者兼顾的方式，而非子女先父母后（中研院社会所，2009）。另外，通过照顾经济的考虑也影响到照顾提供的方式，2006年台湾3～6岁子女进入私立托儿所的比例占39.1%，而托育费每月近14000新台币（“行政院主计处”，2006），无怪乎在成本效益考虑下，母亲“自愿”选择留在家里照顾老幼（张晋芬，2005）。家庭为主要照顾单位，实在是文化价值和市场经济间的互动效果所致。
人口老化与长寿化产生长期照顾的压力，产业转型与后工业生产模式造就去标准化的生涯历程、家庭的流动化和结构的双薪与单亲化，以及女性投入劳动市场产生角色的双重负担，都让照顾责任变为烫手的山芋而往外丢，产生前所未有的照顾危机的结构性压力，而此造成国家的压力更是直接而具体的。政策上呼吁托老（刘毓秀，2002）或托育（胡愈宁、张菁芬，2004），并支持托育公共化（刘梅君，2008），这都是在期待对照顾进行重分配，重新拟定性别契约和照顾契约，以帮助推动台湾性别角色的全面转型，化解新社会冲突的压力与风险。本文认为，在提出政策处方前更应深入探讨台湾照顾体制的来龙去脉，这样方能掌握各社会制度间的互动张力与关系模式，并以此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基础。四 照顾的部门分工
照顾一词在使用上一直非常具有选择性（Daly & Lewis，2000），一开始仅集中出现在英国与瑞典女性主义的文献中，主要呈现出两个脉络：①照顾的关系性，及②与照顾相关服务的比较。但随着福利国家的角色和女性角色的改变，照顾的概念呈现多元、模糊与经济化，因而勾勒出照顾概念所意味的社会变迁。（一）照顾的关系性
照顾是一种关系结构，其本质是权利关系，尤其是工业社会工作独立自成领域后，照顾就被指派为女性的天职，属于私领域、无酬性的活动；市场与家庭（照顾）被建构为彼此分离的领域。工作与家庭的二元分离命题主要存在于经济学的传统中，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Ge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都认为市场万能，家庭为封闭系统，男女分工为符合个人偏好与效率的安排，男性除为养家者外，更在家庭以利他角色进行资源分配，透过母职制度的建构，贯穿不同制度运作，成为天经地义与理所当然，为此，女性位置的劣势乃因其照顾价值而被贬抑，透过以爱为名的无酬劳动，建构出女性的依赖和家庭的消费性功能，造成男尊女卑的父权体制。女性处于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劣势，因为照顾被视为是属于家庭的范畴、私领域的事、女性的天职；而照顾的责任首要应由家庭负责，当家庭无法负担照顾责任时，国家才会以残补性的方式补充家庭的不足。在此意义上，照顾不具社会性。凯恩斯经济学虽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虽重视国家/制度角色但也无视非市场的位置与功能（Staveren，2010），家庭根本不在分析范畴内。但其强调市场与非市场、金钱与非金钱的二元分类，存在根本基调的偏误，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逻辑思维下的产物。
在经济学理论强调种种的二元分类的世界观下，近期文献较多指出，照顾存在于各种社会供给中的二元分类间，反映出实存的社会照顾实在不是简单静态的模式。Daly和Lewis以社会照顾为概念，突破了既存二元对立所产生的琐碎——政策名目的二元对立（家庭政策与照顾政策）、服务对象的对立（家庭与儿童）、服务方式的二元论（服务与钱）、领域的分离（家庭与工作）、报酬的二元论（有酬与无酬）等。
女性主义经济学者England认为二元论源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让实存的生活与社会整体被切割化、碎片化。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工作与家庭两者是一整体的部分，双方是互相增强与影响的（徐宗国，1990），工作与家庭必须被放在一起讨论，照顾如何被组织与被安排是社会建构的（许慧如译，2002）。Folbre和Nelson（2003）认为，面对照顾以及照顾组织的安排与走向首要更需认清照顾的本质与殊性，并讨论其经济性、工作化、商品化和被替代性之问题，而不能沦于简单化和二元化的局限。
在照顾的本质上，照顾有其所有产品没有的殊性，这在于照顾的以下本质：①照顾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不能没有照顾；②照顾劳动分为活动与情感两面，为此劳动一词较工作更为适切；③ 照顾是依据特定对象产生的关系，因照顾而产生情感与承诺；④照顾质量较为难测，也因人的复杂性而难以标准化；⑤照顾效果产生外部性效果，有助社会资本但也影响报酬的衡量；⑥被照顾者的失能情况需要第三者介入；等等，建构出照顾之特性（Forbe & Nelson，2003），也难完成商品化的本质（Lewis，2002）。也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照顾是种“爱的劳动”（the labour of love）。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又特别针对工作的再定义与照顾之理论化进行讨论（Ruth，2000）。
为此，照顾具独特性，它存在于关系之中。照顾的分工与指派是社会建构多面向又复杂的概念。Daly和Lewis（2000）认为需强调三点。①照顾是劳动，具备工作和劳动的双重本质；照顾者是行动者，照顾因有其特性而不能与其他工作完全比较。②照顾须置于特定的和规范性的义务和责任的脉络下，此规范性的向度凸显出复杂性，为此，照顾不能仅以活动定调，而必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和国家角色相关的角度定调。③照顾在情感与活动上与成本有关——而这关系到政府、市场和家庭间的界线与责任的分担，为此，照顾需要在更广的福利政治经济脉络下去理解。同时，其对社会照顾的界定是指一种活动与关系，涉及满足依赖者（成人或儿童）的身体和情感需求，其中存在规范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架构而被指派与完成。
随着社会人口、经济和女性角色和家庭功能的变化，在个人主义、金钱、工作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下，投入照顾可能承受代价与惩罚（许慧如译，2002），并产生种种社会合作的两难（好妈妈、好妻子等）。更因经济全球化，各国/地区因经济竞争的形塑逐渐改变了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从照顾者到工作者，政府的角色相形更显重要，透过政策诱因改变女性有酬工作和无酬工作的质量。在此情况下，需深入思考照顾责任如何转移，以及如何论述照顾的结构性需要。照顾更被社会建构为政策议题并成为政策核心。照顾在政府、市场与家庭的责任配置与安排，不仅关系到特定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镶嵌，更与全球化的发展相关。
全球化移工流动的背后是特定国家（或地区）间特定的经济关系，发展出全球照顾链，也是国家/地区响应内外压力的策略。家庭看护工更是形塑出已发展国/地区女性如何透过母职代理缓解己身所处性别角色的照顾压力，而发展国家/地区女性则透过工作转变女性角色更多发展远距母职。全球化的照顾网打破了照顾无酬、家庭非工作场域的界限，工作进入家庭，让全球化的分化在家庭中展现背后是与移民政策、外劳政策、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蓝佩嘉，2010），更与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发展特定性输送照顾渠道与模式有关，跨国/地区婚姻不过也是解决社会照顾问题的方法，婚姻/照顾与工作在特定条件下是一体多面的（Tseng，2010）。照顾安排更是多重政策共塑的结果。国家/地区所处世界体系位置成为结构压力的条件，国家/地区的选择和响应影响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人对工作与家庭的认知，成为结构化的安排模式。需要更深问的是，此发展的逻辑与路径是在怎么样的脉络中、以什么样的轨迹进行的。这便牵涉照顾模式的比较。（二）从福利体制的比较到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讨论：各国/地区变异
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s）是由Esping-Andersen于1990年所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发展出的概念，强调国家角色与定位的本质须从其与市场、家庭间的关系来看，并看重制度间镶嵌性的结构模式，以及存在之紧密动态关系。因此，“体制”的概念即“意味着一个事实，国家与经济之间处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之中，其法律与组织的特性有系统地彼此交织在一起”。而国家并非被动性对所处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主动的（Esping-Andersen，1990：2）。
体制的形成是国家内阶级动员的本质、体制制度化与阶级政治联盟的结构三者间的互动效果，体制的差异隐含历史的力量的互动性，并与劳工阶级政治形成的形态、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联盟建构、改革对阶级倾向与政治行为的制度化有关（古允文译，1999）。Esping-Andersen在其著作中透过建构去商品化和阶层化两个概念指标，针对1990年18个工业化国家之次级资料分析，群集化出三种明显区别的理念类型的“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s），即“社会民主体制”（social-democratic regime）、“保守的/组合主义体制”（conservative/corporatist regime）及“自由的福利体制”（liberal welfare regime）。这三种福利体制各有其征候与特性，形塑了不同的运作逻辑与路径。“社会民主体制”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左派政党与农民联盟透过集体协商形塑出国家提供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普及性和慷慨度高的福利供给，社会化服务与照顾成本，不牺牲任一群体的利益（性别、阶级等），从而形塑出有别于美俄之中间路线（林万亿，2010：84）；而“保守的/组合主义体制”以德、法、奥等国为典型，主要逻辑是维持职业区隔和特权传统、阶层化的社会结构，因此国家福利乃是在维持和增强阶层化体系，为此，社会区隔与福利碎片化维持既得利益和忠诚是其显著的特征，此类型实际含有三种不同的成分：①组合主义（corporatism）：强调以职业身份为区隔的福利体系，尤其是呈现在林林总总不同职业的保险方案上；②极端国家主义（etatism）：强调国家对公务人员特别优惠的福利体系；③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强调传统性别分工，尤其是以男性作为家庭生计的核心，并认为家庭是最主要的福利供给者，而国家只是扮演辅助性（subsidiarity）的角色。“自由的福利体制”则以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及美国为代表，强调个人主义和崇拜市场，国家干预极小，福利供给市场化，因此国家介入强调“最需要性”和污名化效果，以贫穷线为基准提供残补性和零碎的服务，社会结构走向极化和分裂化。
Esping-Andersen（1990）认为福利国家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的风险和危机，体制对后工业社会以及新的社会风险有其影响力，因为体制是政府、市场、家庭及所处的整体脉络（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彼此强镶嵌的结晶体，作为强韧与坚固响应压力的中介体制，即使在变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透过路径依赖来维持各国福利政策的殊性。其1999年所出的《后工业经济体的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凸显了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之一，即主要是因女性投入劳动市场和家庭形成的新逻辑，从而产生性别角色转型的压力，并以去家庭化的概念表达减少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让人可以不透过家庭便能获得所需要的照顾（Esping-Andersen，1999：45）。不同福利体制的发展因此可能也有所不同：“社会民主体制”透过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来促进性别角色的全面转型，照顾去家庭化就是公共化，照顾成本社会化程度高，由国家作为主要提供者，以不牺牲任一群体利益，来达到性别角色的全面转型；“保守的/组合主义体制”则因家庭主义仍偏重家庭担任主要的提供服务之位置以维持传统性别结构，以牺牲女性群体换得差别化的社会结构；“自由的福利体制”主要以私有化的路径创造高度社会不平等，因此是另一种去家庭化的表现，让照顾成为商品在市场机制下达到供需平衡。
三个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问世，引起了学界的不同关注，除引发了后续针对福利体制类型学、类别数、性别盲的争论外，更是激发了不同面向的体制比较性研究和对福利文化/价值的关注（Van Oorschot，Opielka & Pfau-Effinger，2008）。在类型学的争议上，关系到研究方法论以及分析指标操作化的切入点，须视研究目的而定；在类别数方面，是否有第四种或更多种的福利体制的存在，著名学者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Francis G.Castles和Deborah Mitchell（1992）两位学者的研究提出，是否存在地中海型的福利体制？发展型福利体制？就Esping-Andersen的观点，此两种福利体制成为可能最主要的取决因素是“家庭”的福利角色强到足够成为一个独特的运作逻辑。对于地中海型的福利体制似乎仍待观察，而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作为第四种福利世界似乎已有相关论作获得学界共识（李易骏，2003；古允文，1998）。
福利体制存在性别盲的弱点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女性主义者认为福利体制概念的建构与发展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角度，且过于看重市场、忽略家庭和女性无酬劳动和再生产的位置（Sainsbury，1994）。Esping-Andersen于1999年所出的《后工业经济体的社会基础》补充讨论了后工业社会中家庭-市场-政府的三角关系，并提出了去家庭化概念以讨论女性角色的转变后，产生的新的社会冲突与转型，不同福利体制如何因应和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女性主义学者纷纷开始进行性别化福利体制的类型与模式的研究，如Lewis提出了“强烈养家模式”（strong breadwinner model）、“中间养家模式”（intermediary breadwinner model）和“微弱养家模式”（weak breadwinner model）等三种模式；而台湾傅立叶（2010）则运用Korpi的分类指针与模式（双薪支持模式、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市场取向模式）比较了中国台湾与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国家/地区，建构了中国台湾性别化福利制度的特征。因为台湾一直缺乏左翼的政党和有力的宗教性与妇女运动力量，因而缺乏去家庭化之照顾政策，但近年推动的亲职假等较倾向于再家庭化的措施，大大影响了性别平权的发展。对于其他刺激福利文化与价值的研究，主要是各国/地区文化元素和核心形成特定福利文化，其内生于福利政策与制度中，影响个人行为又增强制度；另外也发现，国家/地区提供福利与服务有其文化价值与社会支持基础，透过政治选举建立正当性与合法性，此势难以逆转（Van Oorschot，Opielka，& Pfau-Effinger，2008）。至于其他面向的福利体制研究包括有家庭政策福利体制的研究（Engester & Olofsdotter，2011）和照顾福利体制的模式比较研究，由于前者易限于政策分类的有限性，后者将于本文后续述之。（三）儒家式照顾体制的模式——中国台湾
在比较研究对象碎片化的情况下，以儿童为焦点对照顾体制进行福利体制的跨国/地区间比较研究有较明显的成果。如亲职假政策影响婴儿死亡率（Ruhm，2000），从儿童健康的观点提供亲职假是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另外也影响妇女劳动参与率（Gornick，Meyers & Ross，1998）。Gornick和Meyer（2004）直接从福利体制与就业、照顾的关系，反映了体制将不同性别角色劳动分工之意识形态纳入政策与方案，母亲就业与所得结果是被相关政策所形塑的，是意识形态的具化与结晶，从而攸关老年女性的经济安全（Gornick，2009）。但对于以照顾老人进行的福利体制跨国/地区比较就较少，也较少谈及与老人有关的工作和家庭平衡的议题。Hoskins（1993）讨论照顾老人关系到工作与家庭平衡的议题主要是因人口老化与长寿，各国/地区仍以年金或服务为主要的策略，忽略了老人照顾造成中年世代时间与经济的压力，也忽略了女性因生命余命较男性长但其生命周期因照顾中断就业，影响经济独立从而更易面临老年贫穷的风险。整体上，各国/地区在讨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时，呈现出重儿、轻老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家庭结构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之下，忽略了代与代之间照顾的事实和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
2000年后仅有Daly和Lewis（2000）以及Bettio和Plantenga（2004）两篇近期作品（见表1），以照顾体制为核心讨论了照顾体制的特征与模式。前者以社会照顾及其作为一种关系存在的角度，破除社会福利政策存在二元分类的观点，认为照顾镶嵌于社会、政治、经济脉络之中，而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其将照顾体制分为三种模式。①“斯堪的纳维亚国家”（The Scandinavian），以北欧国家为典型代表，主要特征是对儿童、老人一致性采取集体性的照顾，国家为主要提供者，普及性地提供社会照顾。②“中南欧”（The Middle and South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此群含多数和多元的国家群体，主要是支持老少照顾私有化，具体又分俾斯麦和地中海国家两群：前者如德国，私有化是以志愿部门为主，法国对儿童与老人的照顾区隔清楚，儿童采取集体性照顾；而地中海型——主要是家庭化，市场提供服务少，公共提供更有限，如意大利。③“贝弗里奇”（A Beveridgean Provenance）——如英国、爱尔兰，他们与法国一样对儿童与老人的照顾区隔清楚，但不同的是，儿童照顾上国家角色呈现为制度上没有强制性（state-free zone），老人则一般采取集体性照顾。
Lewis（2004）认为，此与不同照顾体制及与如何思考照顾与家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关，对生育率、女性劳动参与率、照顾如何被组织和家庭经济模式有所影响，而北欧国家照顾体制不仅能提高生育力、促进妇女劳动参与和性别平等、让照顾成为国家的角色、帮助家庭经济的稳定和自主，而且使老人应由国家照顾的价值最为显著（柯琼芳，2002）。
Bettio和Plantenga（2004）则是视照顾体制为国家/地区面对内外压力的社会黏合剂，关注家庭、市场和政府三者的互动性，以不同的提供方式（服务、时间和金钱）作为特定的诱因，引发社会经济面的影响力（如生育力、女性劳动力、照顾的组织化、家庭经济）。其建构非正式照顾与正式照顾的指标针对欧盟14国进行群体分析，结果得到四个群组，第一类国家包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主要是以家庭为主要的服务提供商，家庭作为主要照顾者（social clearing houses）在家庭内进行高密度与多元资源交换；第二类国家有英国、荷兰等，主要特征是对儿童与对老人的照顾有明显的差异取向，对儿童采取非正式化的策略而对老人照顾则采取集体性的策略；第三类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主要特征是采取家庭为主、国家为辅的原则（publicly facilitated，private model），国家是支持性的角色，正式服务程度居中；第四类以北欧国家为代表，正式服务程度最高，国家承担主要照顾提供者的角色，提供普及性的照顾服务。
中国台湾对于照顾体制的讨论尚在起步阶段。除洪蕙芬（2007）从照顾任务分配的公平性做初步讨论外，学界尚未进一步从类型学的建构和模式来讨论中国台湾与欧洲国家/地区的社会特征之异同。在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已为国际学界接受之际，建构中国台湾照顾体制的特殊性并进行与国际照顾体制的比较分析和对话，正可填补理论上的缺口，亦是本研究的关注所在。表1 近年照顾体制的研究五 结论：从理论到实证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对于福利体制的研究已从Esping-Andersen（1990）的原创在方向上走向更多元和更具性别意义的发展，不仅讨论到类型数的变异，而且类型间的比较也更为精致。中国台湾相关研究在福利体制上已与国际接轨，完成了东亚发展型福利体制的中国台湾和跨国/地区比较研究（Lee & Ku，2007），也对其他类型的福利体制有所专述，如讨论南欧儿童照顾的模式与特征（黄晓薇，2009），更进展到性别化福利体制的探讨与比较（傅立叶，2010），而对照顾体制则尚处于描述性的讨论，尚未将中国台湾照顾体系以整合服务对象、结合各服务提供模式，从体制发展的历史角度（政府-家庭-市场的角色和阶级联盟与制度互动）来诠释动态和复杂的过程及其发展。
为此，若要以家庭照顾为核心来建构东亚儒家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与内涵，并通过类型学模式化与欧洲现有研究发展的模式进行对照与讨论，首先，必须在理念上厘清儒家式福利体制的面向，从中发展出指标与收集符合指针意义的次级资料；其次，分析东亚儒家式福利体制的特色，着重于照顾责任的部门分工（政府、市场与家庭）形态；最后，搭配最近的福利政策趋势（如育儿津贴、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与决策行动者访谈，了解这些政策转变对儒家式福利体制的影响。重要的研究提问包含如下五个方面。（1）何谓东亚儒家式福利体制？其包含哪些概念面向与指标？（2）照顾责任在政府、市场与家庭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安排是否足以作为东亚儒家式福利体制的主要判准？（3）若可以，聚焦到华人社会的照顾体制，存在哪些核心特征？概念与内涵为何？（4）华人社会的照顾体制与既有照顾体制模式间的比较，有何异同？（5）华人社会的照顾体制的形成、发展和转折的动力？与他国比较的殊异？
这些研究提问的具体回答，将有效解答东亚福利体制的第二个理论疑问，也就是儒家式福利体制的存在与否，以及华人社会的家庭在面临巨变的过程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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