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振武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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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短篇小说(英文版)试读：
关于威廉•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1897—1962)，20世纪美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主福克纳生于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新奥尔巴尼，5岁时随家迁居到奥克斯福。由于长年生活在南方，福克纳对南方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北部是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在当年南部邦联军内任上校，修建过一条铁路，州内一个镇也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他还著有几本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这种文学传统一直在家中传承了下来。福克纳作品中的“约翰•沙多里斯上校”就是以他曾祖父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对威廉•福克纳而言，南方始终是他的牵挂，让他魂牵梦绕。1950年11月10曰，福克纳获得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对获奖反应平静，也不想远涉重洋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他对聚集在他家院子外的记者们只说了一句话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的确，福克纳一向不喜參加社交活动。肯尼迪总统曾邀他去白宫參加宴会，他也断然拒绝:“为了吃饭跑趟白宫实在不值得。”他说，“我不愿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吃饭。”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潇洒。他连文学沙龙也不肯光顾。“我不是文人，我是个乡下人”，他常说。福克纳总是故土难离，他始终离不开南方那片热土，离不开奥克斯福小镇。
正因为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才在小说中把它写成那种样子，才创造出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小说王国。“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故土，我爱她；虽然你不爱她，可尽管如此，还是因为你爱她；虽然她有缺点，可你爱的，本来就不是她的优点。”正是他对家乡无所不包的、绝对意义上的爱升华为他的小说艺术。
福克纳深受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南方人特有的幽默感，深刻画黒人与白人的地位、相处、矛盾等敏感问题，生动描绘出惟妙惟肖的南方人形象。写作生涯早期，一位编辑错将他的名字拼为“Faulkner”，福克纳本人也就将错就错使用下去了。
他这么一个美国人，如同他笔下《红叶》中的印第安酋长杜姆一样，也经由新奥尔良去过欧洲，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在那里，他的法语总算有机会施展一下，来句，“我是诗人。”这也许是法国人崇拜福克纳的一个因素，但福克纳的法语肯定没有好到可以直接写法语小说的地歩，因此他只得劳驾诺贝尔奖得主加缪先生翻译他的《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1951)。被法国人看中是他之后在美国声名鹊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回到美国后，他得到了安德森的鼎立支持和慧眼指点，从而使他在创作了两部习作般的作品之后，开始集中表现他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成功地创作出一个神话土地——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wtapha)一个充满残暴、仇恨和激情的世界，充斥着古老而贫困家庭的后裔，自大、骄傲暴发户的后代，还有被肆意践踏的黑人的子孙。他的作品总是与众不同，充满生机和活力，強烈的描述欲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道浓密又饱含意蕴的网络。“我试着……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仍然在尝试，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一根针尖上。”一年之内，即1929年，他于1月出版了《圣殿》，10月，出版了《喧哗与骚动》。
1929年6月的一天，他与埃斯特尔庄严地歩人法院，宣誓结婚。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但起初她却遵照父亲的意愿嫁给了另一名男子，跟他去了夏威夷，然后又去中国，后来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伤心而归。福克纳一直期待着她的回归，因为她也是组成他对土生土长南方眷恋情结的一部分。
福克纳依靠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对美国的深入了解，对美国人的深入剖析，让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美国文学登上了欧洲文学的最高颁奖台。1949年他以其“对现代美国小说之强而有力与高度艺术性的贡献”而荣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当1950年亲手接过瑞典国王颁给他1949年获奖的证书时，他像牧师般对那些“一样献身于这份苦难和艰涩，而且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位，会有一天也站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可能会因为我站在这样一个巅峰听到我的话的青年男女”发布了他那日后风光无限的有关“青年作家已经忘了人类的内心冲突，然而，单写这种冲突就能写出好作品”的获奖致词（不过他的南方口音害了他，端典人当时没大听明白，再加上他的致词高度福克纳化，不可能一下子就听明白，大家也没当回事。第二天的报纸全文发表出来的致词一下子使得斯德哥尔摩沸腾了）。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得奖感言是诺贝尔文学奖最精彩的发言之一。他说道:“我拒绝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也终将会获胜。”这席发言和他的性格十分吻合。福克纳从斯德哥尔摩领回了30171美元奖金，除了5000美元留作自用，其余主要用来“成立一个基金以支持鼓励文学新人”。最后国际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设立。福克纳从1957年起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1962年的一天，福克纳骑着马在林子中散歩，也许他过于集中精力思考，也许他真的写累了，也许是酒力发作，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心脏病发作，便溘然长逝。那一年，他66岁。
福克纳一生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大部分是在1929年到1942年间完成的，也就是他发表《去吧，摩西》(又译作《下去吧，摩西》)之后。1942年之后直到1948年《坟墓的闯入者》发表前，他没有任何作品面世。所以福克纳的作品本质上就是一个青年作家在郁郁不得志之时他最熟悉最难以割舍的环境和人物进行最精细清透的剖析和最婉转华丽的表述:从食鱼蝮、三声夜鹰、反舌鸟、山狮、绿鹭这种美洲独有的动物，到巴婆树、枫香树、沼生栎树等美国本土的植物，到长沼等这种美国南方特有的地理标志，再到印第安人奇克索部族、纳齐兹部族等这种美洲本土文化的标杆，一直到尤厄尔、卡隆特莱、威尔金森将军、克罗克特之类美国南方名流典故。就此意义，福克纳是一位美国本土小说的代表，真正意义上继承了美国文学的衣鉢，从某种程度上，他的成就超过了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因为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得到广泛认可，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这个世系，他还有什么更著名的作品，或者怀疑他还写过什么其他作品，他的美国性毋庸置疑。
蜚声欧美的作家及作品，特別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来是中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対象，然而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却是以一个漫长同时遭受冷遇的境况开始的。福克纳及其作品在最初传入时，无论是作品译介还是评论研究都极其有限，并且一度销声匿迹。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告別了文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使得因文革而萧条的学术界重新焕发出生机。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在中国虽然没有他的长篇小说那么受关注，但在少数篇目上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福克纳以其充满历史厚重感与创新性以及反应人类内心冲突的作品赢得了中国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福克纳在美国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可以为我国的福克纳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与参照。 据福克纳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的陶洁先生考证，“福克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是在一九三四年”。彼时，其作品《伊莱》(Elly，1934)被翻译到中国，这不仅是福克纳第一篇被翻译到中国的短篇小说，同时也是福克纳第一部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1934年，施蛰存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登了江兼霞翻译的福克纳短篇小说《伊菜》(现译为《艾莉》)、凌昌言的《福尔克奈——个新作风的尝试者》和赵家璧的《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勢》，但当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1958年，《译文(外国文学月刊）》(1958，4)刊登了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拖死狗》(赵萝蕤译）和《胜利》（黄星圻译）以及苏联叶•罗曼诺娃的《威廉•福克纳创作中的反战主题》(林三木译）。罗曼诺娃分析了《胜利》和《寓言》等作品的创作历程及其中体现的福克纳的反战思想。可惜，此后，中国的福克纳译介与研究并没有开展下去。准确地说，国内对福克纳作品的系统翻译和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后，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陆续译介到中国。1979年，《外国文艺》(1979，6)刊登了《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杨岂深译）、《干旱的九月》(杨小石译)和《烧马棚》(蔡慧译)。1980年，冯天泽向国人介绍了约瑟夫•布洛纳编选的《福克纳未结集短篇小说选》。他引用美国文学界的评论说，“如同任何一部福克纳或关于福克纳的书那样，《短篇小说增选集》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既是艺匠又是天才的作家”。接着，《外国文学报道》（1980，5)还刊登了《伊万杰琳》的故事梗概，译者署名山城。1981年，《外国文学》（1981，4)刊登了刘国云翻译的《两个战土》。此后，李文俊翻译的《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有130多篇，其中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有40多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克纳的部分短篇小说在中国陆续结集出版。《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H.R.斯通贝克选，世界文学编辑部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福克纳作品精梓》(陶洁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去吧，摩西》(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和《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陶洁选编，译林出版社，2001)。
迄今为止，福克纳的19部长篇小说中已有10部拥有了中译本，他们分别是:《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1930；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圣殿》(Sanctuary，1931；陶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八月之光》(Light inAugust，1932；蓝仁哲译，重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掠夺者》(The Reivers，1962；王颖、杨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1936；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 948；陶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00年）、《村子》(The Hamlet，1940；张月译，重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野棕榈》(The Wild Palms，1939；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其中除《村子》和《野棕榈》之外的八部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4年结成《福克纳文集》出版。另外，《福克纳随笔》(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也于2008年翻译出版，这是一本包括福克纳的随笔、演说词和公开信等非小说性散文在内的“尽可能完整的集子”，这些珍贵的原典和文献为福学研究者以及福克纳作品的爱好者提供了文本资料。
截至2009年4月17日，中国知网统计结果为，各种研究福克纳的期刊文章和博、硕士论文共643篇；期刊文章530篇，报纸文章14篇，年鉴2篇，会议文章7篇；这些文章发表时间除1篇发表于1966年外，其余从1980年4月至2009年2月，80年代35篇，90年代116篇，新世纪是491篇；新世纪中2008年有58篇，2007年有93篇，2006年有98篇，这三年就占据新世纪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2000年至2009年8月间的145篇学位论文中，硕士论文占139篇，博士论文占6篇(其中并未包括研究福克纳短篇小说以及探讨翻译福克纳作品技巧的7篇硕士论文）。6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为刘建华的《福克纳对他性的文本化》(北京大学，1997)朱振武的《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心理美学研究》(苏州大学，2002)；李萌羽的《全球化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山东师范大学，2004)；朱宾忠的《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武汉大学，2005)；刘国枝的《威廉•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原型模式》（华中师范大学，2007)以及刘洧波的《乱中求序一〈喧哗与骚动〉的文体特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国内关于福克纳的研究专著共有9部，主要从学术的角度对福克纳的众多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进行较为翔实的介绍与研究。李文俊、陶洁、蓝仁哲、潘小松、肖明翰、朱振武、刘洧波、刘建华、朱宾忠等学者的研究著作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这些学者对福克纳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散见于各大学术期刊，这些研究专著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福克纳研究的领域。
陶洁对福克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她翻译了《圣殿》、《坟墓的闯入者》等福克纳的作品，编选了《福克纳作品精粹》和《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两个短篇小说集，对福克纳及其作品作了深入研究。肖明翰早在1983年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研究。在《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中，肖明翰分析比较艾米莉之父、塞德潘和高老太爷等形象，认为这些专制家长同样是旧制度的受害者。针对福克纳是“厌女主义者”的说法，肖明翰分析比较了艾米莉和巴金笔下的妇女形象的悲剧命运，指出福克纳绝非“厌女”，他“对妇女人物的塑造和命运的描写最明显地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在分析了《干旱的九月》和《去吧，摩西》等中的黑人和巴金笔下的奴婢的悲惨命运后，他认为巴金强调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人物命运，而福克纳则强调道德意识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他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威廉•福克纳研究》中也考察了上述几部作品。朱振武在博士学位论文《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心理美学研究》中，着重探讨福克纳文学创作的心理态势。他的专著《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的两个章节从“男性成年范式”和“女性毁灭范式”的角度深入研究了《熊》和《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魂》的创作思想。李文俊在《福克纳评传》和《福克纳传》中分析了《去吧，摩西》中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主题；他还认为《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是对哥特式恐怖小说的超越。潘小松所著福克纳传记《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把福克纳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文学创作结合，其中部分篇幅简要分析了他的短篇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情况。
国内学术界对福克纳的短篇作品的总体研究主要围绕福克纳的创作思想、福克纳与南方历史文化、福克纳与宗教、神话和哲学、福克纳的妇女观和福克纳的创作艺术等几个方面展开。这些论文散见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和《外国语》等杂志，以及各大学学报和几家报纸上。
福克纳研究中有很大一块是比较文学。以前散见莎翁和汤显祖之间的比较，但是福克纳比较很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和现当代作家大量的比较。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不算小，所以国内很多英美作家的比较研究就是和其他英美或者欧美作家之间进行比较，难得福克纳这样在美国难懂得“臭名昭著”的作家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反响，有这么宽泛的比较对象。
肖明翰的《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福克纳和巴金共同关注的家庭问题与他们共同怀有的人道主义情怀作为切人点，从社会背景、创作思想、人物塑造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对二者的家庭小说进行了比较，探寻了他们作品中大家族没落的真正原因，即根源不是内战，而是大家族自身的腐败和内部的矛盾，考察了代表旧社会和旧传统的封建家长对妇女、青年和奴隶奴仆的人性上的压制与摧残，以及进而造成的妇女心理扭曲和青年对压制的反叛与失败的结局。如《八月之光》中朱利安的父亲对她进行人性压抑并最终导致她心理极度扭曲成为疯狂的性变态；《家》中高老太爷的专制造成了觉新的压抑、觉慧的反叛和丫头鸣凤的自杀等等。而朱宾忠的《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结合《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喧哗与骚动》、《圣殿》、《八月之光》和《我弥留之际》等作品就福克纳与莫言的创作历程、文艺思想、部分主题、部分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创作特色进行了平行比较研究。该书还专辟一节用以探讨二者的语言风格，通过引用作品原文，对词汇的使用和创造、句式的构成、比喩和修辞、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等方面进行了独到地分析。李萌羽的《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则对福克纳和沈从文进行了平行研究。该作立足跨文化的视野，从本土文化、后现代性、生态美学、宗教学和原型批评五个维度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小说特点、文化意蕴及文本价值，深化扩展了福克纳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的深广度。此外，黎明和江智利的《另一个角度看福克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也对福克纳及其长篇小说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但是最近几年中，又出现几位当代作家和福克纳比较的小高潮，其中比较多的是莫言、苏童、余华为主的中青年作家，甚至看到陕西的作家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张炜、赵玫、李锐等等，这些作家在各种访谈和对话中也毫不避讳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莫言曾写过《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说说福克纳老头》，余华写过《永存的威廉•福克纳.苏童在他的《世界两侧•自序》以及他们的对话录、访谈中也多次提到福克纳。”
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比较重视对福克纳的主要短篇小说的具体分析和解读。从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有345篇。虽然大部分论文都集中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以下简称《献》，又译《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272篇），还有相当比例的文章(37篇)主要以《熊》为研究对象，部分论文对《夕阳》、《沃许》等名篇也有专门阐述或论及。《献》是国内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作品。《献》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之一，也是国内研究最为集中的一部。研究《献》的论文数占研究福克纳短篇作品论文总数的70%以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分析、创作手法、人物塑造、时空观和心理研究等几个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艾米莉的人生悲剧与美国南方旧传统的关系。朱叶的《道德与美的探索——〈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主体与风格初探》(《外国语》，1986，4)从主题、情节结构、意识流和日寸序颠倒、情感f口心理意象、措辞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艾米莉的“恋父情结”表现为她对父亲所代表的南方旧传统的屈服，这个故事“透露了福克纳本人和许多南方人对旧传统的崇敬和怀恋”。国内学者还对《献》的主题和叙事者的身份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肖明翰在《为什么向艾米莉献上一朵玫瑰？——兼与钱满素先生商権》(《名作欣赏》，1996，6)中就钱满素“艾米莉是传统的化身”的说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献》的叙述者代表着传统保守的南方人，艾米莉不是“传统的化身”而是它的牺牲品。刘新民认为艾米莉的所作所为是没落贵族不甘雌伏的心态的写照(《名作欣赏》，1997，)，这一说法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肖明翰的《再谈〈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答刘新民先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1)认为《献》的叙述者是旧传统的代言人，他帮助镇上的人们推卸造成艾米莉的悲剧的责任。肖明翰认为福克纳对待传统与变革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他既批判了南方清教传统，也对一些传统美德的沦丧感到遗憾，同时对工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也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福克纳在《献》中对意识流技巧、叙事结构模式和哥特式风格的运用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刘玉宇的《艾米莉的“同谋”》(《外国文学评论》，2007，4)认为叙述者不是“天真的旁观者”和“社区代言人”，而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一群心态复杂的谋杀案“同谋”。针对有些批评家认为小说的时序交错仅仅增加了阅读难度和神秘感的说法，刘立辉、王江在《时间意义的生成机制——〈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事时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中，从叙事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叙事”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齐天蛮的硕士学位论文《〈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哥特式风格》(吉林大学，2007)，分析了《献》中的死亡、怪诞的人物、恋父情结和恐怖神秘的气氛等哥特因素。张美琴在硕士学位论文《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对“南方情结”的继承和超越》(武汉理工大学，2006)中，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献》超越了福克纳其他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征。有的学者从哲学角度解读《献》的深层寓意。学者们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把《献》与《呼嘯山庄》、《远大前程》、《祝福》和《金锁记》等中外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比，从而实现了对这部名篇的较为全方位的解读。
福克纳的又一名篇《熊》在中国的影响仅在《献》之下，对这篇小说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国内学者对《熊》的研究主要围绕主题研究、文体风格、生态批评和创作范式等方面展开。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学者主要从主题和语言风格方面对《熊》进行研究。陈凯的《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熊〉语言风格浅析》(《外国语》，1988，2)，从词汇、比喩和句法等方面对《熊》的语言风格进行了考察。进入21世纪，生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主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熊》进行深入研究。高岚的《艾萨克•麦卡斯林，西方的“真人”——从道家思想和生态主义看福克纳的〈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3)，从道家思想出发，以《熊》为蓝本，分析生态思想在中西文化中的巧合重叠，掲示一种理想的生态观和人类生存状态。张锦青的硕士学位论文《艾克在荒野中的自我实现历程——威廉姆•福克纳〈熊〉的生态主义解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8)，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熊》中人与土地、文明与荒野的关系，论证艾萨克在荒野中从开始学习狩猎到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猎人的过程也是他达到精神上自我实现的心理历程。福克纳的创作心理动势和人类忧患意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朱振武的《〈熊〉的创作范式及福克纳对人类的焦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考察了《熊》运用的成年礼范式所达到的美学和心理学效果，认为由于自卑情结和潜意识等心理因素，福克纳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上，表现出強烈的心理定势和明显的范式化倾向。另外，学者们还把《熊》与《老人与海》、《老人》和《狼图腾》等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対比，探讨它们在主题等方面的异同。
学术界对短篇小说集《下去吧，摩西》也有较多关注。《下去吧，摩西》包括《话说当年》、《灶火与炉床》、《大黑傻子》、《古老的部族》、《熊》、《三角洲之秋》和《下去吧，摩西》七个短篇小说，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创作主题、种族关系和生态伦理等角度展开，普遍认为《下去吧，摩西》揭示了白人与黑人的关系。但王屹在《这是一个新天地：〈去吧，摩西〉主题阐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3)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小说表现了更具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福克纳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社会截然相反的世界，使其与现代世界形成対照，并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应追求、效法的图式。《下去吧，摩西》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赵伟的《“影子”并非影子——论〈下去，摩西〉中的女性形象》(《世界文学评论》，2008，1)，对文本中的“影子性”妇女们在小说中的艺术功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国枝的博士学位论文《威廉•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原型模式》(华中师范大学，2007)以《熊》、《三角洲之秋》等荒野旅行小说为个案，结合作家浸润其中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依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品迸行深层解码，以探视美利坚民族久远的文化和心理继承，管窥“美国”和“美国人”身份双重焦点的精髓。《夕阳》、《干旱的九月》、《沃许》、《烧马棚》、《老人》、《艾莉》和《曾经有一位女王》等七部较为重要的短篇小说也吸引了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对《夕阳》主要从叙事策略和艺术特色方面展开研究。王小凤的《从〈夕阳〉的叙事策略论其对主题的表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挖掘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运用的叙述技巧的成功之处以及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对于《干旱的九月.，国内学者主要从主题、女性等视角对其进行探讨。梁晓冬的《疯狂、暴力和死亡：福克纳短篇小说“干旱的九月”中隐喻的分析》(《外国文学研究》，2006，1)以“干旱的九月”、“流言”、“血色黄昏”等隐喻为焦点，将它们放在历史、神化、宗教的语境中，从语义、语用、审美等方面研究其内涵与作用。《沃许》主要描写南方穷白人沃许与种植园主塞德潘之间的恩怨。对《沃许》的研究主要从主题和人物形象角度展开。吴培宏的《论福克纳笔下沃许悲剧形象的寓意》(《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指出作者既对以沃许为代表的南方穷白人的生存状况给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又致力于对“人”精神问题的思考。《烧马棚》讲述了美国南方白人农民阿伯纳一家的生活经历。国内学者从社会变革、原型批评和文体学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的认知文体分析.(高兴梅，苏州大学，2005)和《对小说〈烧马棚〉的功能文体分析》(刘霞，山东师范大学，2008)在这方面作了有益尝试。王屹的《〈老人〉：一种存在主义的解读》(《外国文学研究》，1998，1)，探讨福克纳如何通过人物命运、情节安排和希腊神话与圣经隐喻等方面阐释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女王》描述大多数男人已死去的沙多里斯家族的故事。学者们主要从女性批评角度对这两个故事进行探讨。韩启群的《没有男人的女人——福克纳短篇小说〈曾有过这样一位女王〉的女性主义解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3)着重指出福克纳通过珍妮姑婆的形象挑战了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模式，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创作理念。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短篇小说研究，我们发现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已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且对一些重要短篇小说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无论是与国外福克纳研究还是与国内对福克纳的长篇作品的研究相比，国内30年来对福克纳的短篇作品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福克纳的一些短篇小说还没有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学者对其短篇小说的研究过于集中在《献》和《熊》等少数作品上。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既要重视对福克纳短篇作品的译介，重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还要加强自主研究和对福克纳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思想蕴含的复杂性的洞悉及其作品多元化的解读，以便对福克纳这个在世界文坛产生深远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考察，也方便中国作家和学人对这位影响级别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大文豪的学习和研磨，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文学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福克纳短篇小说(评注本》共收录福克纳短篇小说12篇，其中《大黒傻子》、《干旱的九月》、《沃许》和《曾经有一位女王》由刘静导读、注解、翻译；《夕阳》和《带斑点的马》由杨瑞红导读、注解、翻译；《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红叶》、《猎熊》、《圣草馨香》、《仓房纵火》、《两名士兵》则由张柯导读、注释、翻译。本书在译、评、注的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名家短篇小说评注丛书主编朱振武教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尽管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舛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A Rose for Emily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
但凡读过狄更斯《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的人，都不会忘记书中那古怪之极的赫薇香小姐(Miss Havisham)，一个终日不见太阳的老女人，房间中的一切都停留在她结婚前的那一刻，桌子上摆放着被老鼠噬咬得千疮百孔的结婚蛋糕，她自己则一直穿着嫁人的婚纱。福克纳在母亲的影响下，在八岁读书前就已经熟谙狄更斯的诸多经典，埃米莉的故事与赫薇香小姐的神似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和《远大前程》一样，《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1930)被很多人冠以哥特小说的头衔，但如果我们把哥特小说的要素仔细验看：疯女人、旧式空旷的大宅邸、一个悬疑的故事情节，那么包括《简爱》在内的一批小说都可以划归此类。福克纳使用一个广为接受的体裁来表达他需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上纲上线，一定要去挖掘埃米莉的恋尸癖。1982年拍摄的同名电影也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刻意挖掘。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埃米莉看成是南方没落贵族的代表，他们享有特权：不交税，不受警方怀疑，因此即便房子出现恶臭仍可免受警方搜查住宅。虽然几乎人人希望看埃米莉的笑话，但是镇议会却对埃米莉一再退让，就是对南方旧传统的代表——贵族的尊重。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区别之一就是南方尊重传统，而北方几乎没有传统。这一点可以从一部电影《云中漫步》(Walking in the Clouds)里体会得到（工业化社会不让人们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而南方的种植园就是要让人在这里世代延续。而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为了争夺资源发动了南北战争，也必然是农耕社会落下败北的命运）。这是不是一定要扯上福克纳自己的近乎贵族的身份：身兼实业家、政客和小说家的南部邦联将领的曾孙（他的《孟菲斯的白玫瑰》曾经是热卖16万册的畅销书），银行家的孙子，密西西比大学财务长的儿子，我们似乎也可以想这是福克纳为自己家的特权的辩护，但是把贵族和谋杀、恋尸癖联系在一起，让这种猜测太过苍白。
郭明统计过，“全文3725字，180句，含1-9字的43句，10—19字的59句，20—29字的40句，30—39字的22句，40字以上16句，平均句长为21字”，并以此说明福克纳的句子长短交互，使文章避免乏味。
本文另一处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叙事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是个小孩子，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第四节的时候，他长大成人，能把埃米莉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而最终，他和埃米莉小姐一样变老了，饱含同情地讲述了她奇异并略带悲凉的故事，以此作为“一支给埃米莉的玫魂”。
而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埃米莉是美国诗人迪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她的祖父是阿默斯特学院的创办人之一，父亲是一位受尊敬的律师，曾 担任过一届国会议员。迪金森曾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和芒特霍利奥克女子神学院求学。终其一生几乎都隐居在阿默斯特家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到60年代，开始在文字与韵律方面有了创新。她常用的诗体是四行诗抑扬格和新教赞美诗的音步。她的警句简练，没有多余的辞藻，生动、准确。她的诗用简单亲切的词句描写了爱情、死亡和自然。她安静隐居的家庭生活和她诗作中深沉和強烈的词句所形成的对比，引起人们猜测她的性格和她与別人之间的关系。从1870年开始她在家只穿白色服装，很少会客，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宅邸。遗留下来的1775首诗，生前仅发表了7首。去世后出版的作品，使她的声望和读者都大为增加。1955年她的作品全部出版，并被普遍认为是最伟大的美国两三位诗人之一。因此有人认为本文是福克纳献给阿默斯特的作品。1
WHEN Miss Emily Grierson died，our whole town went to her funeral： the men through a sort of respectful affection for a fallen monument，the women mostly out of curiosity to see the inside of her house，which no one save an old man-servant ——a combined gardener and cook —— had seen in at least ten years.
It was a big，squarish frame house that had once been white，decorated with cupolas and spires and scrolled balconies in the heavily lightsome style of the seventies，set on what had once been our most select street. But garages and cotton gins had encroached and obliterated even the august names of that neighborhood； only Miss Emily’s house was left， lifting its stubborn and coquettish decay above the cotton wagons and the gasoline pumps — an eyesore among eyesores. And now Miss Emily had gone to joi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august names where they lay in the cedarbemused cemetery among the ranked and anonymous graves of Union and Confederate soldiers who fell at the battle of Jefferson.
Alive，Miss Emily had been a tradition，a duty，and a care； a sort of hereditary obligation upon the town，dating from that day in 1894 when Colonel Sartoris，the mayor—he who fathered the edict that no Negro woman should appear on the streets without an apron—remitted her taxes，the dispensation dating from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on into perpetuity. Not that Miss Emily would have accepted charity. Colonel Sartoris invented an involved tale to the effect that Miss Emily’s father had loaned money to the town，which the town，as a matter of business， preferred this way of repaying. Only a man of Colonel Sartoris，generaiion and thought could have invented it，and only a woman could have believed it.
When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its more modern ideas，became mayors and aldermen，this arrangement created some little dissatisfaction. On the first of the year they mailed her a tax notice. February came，and there was no reply. They wrote her a formal letter，asking her to call at the sheriff’s office at her convenience. A week later the mayor wrote her himself， offering to call or to send his car for her，and received in reply a note on paper of an archaic shape，in a thin，flowing calligraphy in faded ink，to the effect that she no longer went out at all. The tax notice was also enclosed，without comment.
They called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Aldermen. A deputation waited upon her，knocked at the door through which no visitor had passed since she ceased giving china-painting lessons eight or ten years earlier. They were admitted by the old Negro into a dim hall from which a stairway mounted into still more shadow. It smelled of dust and disuse — a close， dank smell. The Negro led them into the parlor. It was furnished in heavy， leather-covered furniture. When the Negro opened the blinds of one window，they could see that the leather was cracked； and when they sat down，a laint dust rose sluggishly about their thighs， spinning with slow motes in the single sun-ray. On a tarnished gilt easel before the fireplace stood a crayon portrait of Miss Emily’s father.
They rose when she entered — a small，fat woman in black，with a thin gold chain descending to her waist and vanishing into her belt，leaning on an ebony cane with a tarnished gold head. Her skeleton was small and spare； perhaps that was why what would have been merely plumpness in another was obesity in her. She looked bloated，like a body long submerged in motionless water，and of that pallid hue. Her eyes，lest in the fatty ridges of her face，looked like two small pieces of coal pressed into a lump of dough as they moved from one face to another while the visitors stated their errand.
She did not ask them to sit. She just stood in the door and listened quietly until the spokesman came to a stumbling halt. Then they could hear the invisible watch ticking at the end of the gold chain.
Her voice was dry and cold.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Colonel Sartoris explained it to me. Perhaps one of you can gain access to the city records and satisfy yourselves. ”
“But we have. We are the city authorities， Miss Emily. Didn’t you get a notice from the sheriff，signed by him?”
“I received a paper，yes，” Miss Emily said. “Perhaps he considers himself the sheriff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
“But there is nothing on the books to show that，you see We mist go by the-” “See Colonel Sartoris.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
“But，Miss Emily —”
“See Colonel Sartoris. ” (Colonel Sartoris had been dead almost ten years.)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Tobe!” The Negro appeared. “Show these gentlemen out. ”2
So she vanquished them， horse and foot，just as she had vanquished their fathers thirty years before about the smell. That was two years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and a short time after her sweetheart—the one we believed would marry her—had deserted her.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she went out very little； after her sweetheart went away，people hardly saw her at all. A few of the ladies had the temerity to call， but were not received，and the only sign of life about the place was the Negro man — a young man then — going in and out with a market basket.
“just as if a man-any man-could keep a kitchen properly，” the ladies said； so they were not surprised when the smell developed. It was another link between the gross， teeming world and the high and mighty Griersons.
A neighbor，a woman，complained to the mayor，Judge Stevens，eighty years old. “But what will you have me do about it，madam?” he said.
“Why，send her word to stop it，” the woman said. “Isn't there a law? ”
“I'm sure that won't be necessary，” Judge Stevens said. “It's probably just a snake or a rat that nigger of hers killed in the yard. I'll speak to him about it. ”
The next day he received two more complaints，one from a man who came in diffident deprecation.“We really must do something about it，Judge. I'd be the last one in the world to bother Miss Emily，but we've got to do something. ” That night the Board of Aldermen met — three graybeards and one younger man，a member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It's simple enough，” he said. “Send her word to have her place cleaned up. Give her a certain time to do it in，and if she don’t... ”
“Dammit，sir，” Judge Stevens said，“will you accuse a lady to her face of smelling bad?”
So the next night，after midnight，four men crossed Miss Emily's lawn and slunk about the house like burglars，sniffing along the base of the brickwork and at the cellar openings while one of them performed a regular sowing motion with his hand out of a sack slung from his shoulder. They broke open the cellar door and sprinkled lime there， and in all the outbuildings. As they recrossed the lawn，a window that had been dark was lighted and Miss Emily sat in it，the light behind her，and her upright torso motionless as that of an idol. They crept quietly across the lawn and into the shadow of the locusts that lined the street. After a week or two the smell went away.
That was when people had begun to feel really sorry for her. People in our town， remembering how old lady Wyatt，her great-aunt，had gone completely crazy at last， believed that the Griersons held themselves a little too high for what they really were. None of the young men were quite good enough for Miss Emily and such. We had long thought of them as a tableau，Miss Emily a slender figure in white in the background，her father a spraddled silhouette in the foreground，his back to her and clutching a horsewhip， the two of them framed by the back-flung front door. So when she got to be thirty and was still single，we were not pleased exactly，but vindicated；even with insanity in the family she wouldn’t have turned down all of her chances if they had really materialized.
When her father died，it got about that the house was all that was left to her； and in a way，people were glad. At last they could pity Miss Emily. Being left alone，and a pauper，she had become humanized. Now she too would know the old thrill and the old despair of a penny more or less.
The day after his death all the ladies prepared to call at the house and offer condolence and aid，as is our custom Miss Emily met them at the door，dressed as usual and with no trace of grief on he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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