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靳会永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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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试读：

前言

左宗棠（1812—1885），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领袖。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一生见证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出谋划策。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他被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他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他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中法混合军组成，称常捷军，左宗棠扩充中法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5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11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他为晚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的死，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他的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个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男人，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随着他生命的终结，退出了历史舞台。

左宗棠的死，让列强松了一口气。

左宗棠的死，让法国人放松了。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左宗棠的死，让英国人的恐惧感消失了。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左宗棠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左宗棠的死，让俄国人感到，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没有什么可阻拦他们了。

左宗棠的死，也让大清朝内部的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他们就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他的强势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他这样的行事风格势必会触犯一些人的私利。有些人要保家卫国，有些人要攻城略地，而有些人甘愿当亡国奴，他们怎么会不惧怕他呢？中国历史上，能够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的，有几人？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投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tì）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是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为后人收复了占国土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们驰骋的广袤疆场。于是有人认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他威武不屈，毫无奴颜媚骨，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统一大业，他勇赴国难，虽“马革桐棺”在所不计。左宗棠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荣辱生死的献身精神，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独树一帜，绝无仅有。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都与左宗棠的名字紧紧相连。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丰碑上，应该镌刻上左宗棠的英名。

左宗棠又是一位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勇于开拓进取，力主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进近代经济发展、加强近代国防和培养新式科技人才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宗棠还是一位重民主义者。他深悉“民为邦本”的真谛，为官之后，每到一地都关心民瘼，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并引导民众发展近代工商业，使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放射出时代光彩。但是，民本主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出发，必须服从于皇权。因此，当皇权受到来自农民起义的威胁时，左宗棠又义无反顾地血腥屠杀敢于造反的民众，犯下了严重的历史罪过。

正是这个注重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承担起了匡复社稷的重任。左宗棠的存在，深邃地透射出民族之魂。左宗棠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将自己塑造为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

第一篇　封疆大吏

第一章　弃文从武，迎来人生的完美转身

三试不第的“左师爷”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左宗棠生于科举取士的年代，为了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必然会攻读诗书。他自幼聪颖，心志高远，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时，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便考中第一。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

可此后命运便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他竟然三试而不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六年丁忧期满服阕，捐了一个监生资历，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这次乡试，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荣获第一名，领“解首”，左宗棠亦中第18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来到北京参加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了。三年之后左宗棠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本已金榜题名，可到最后时刻，主考官们却发现湖南录取的举人多了一人，为了考虑各省平衡，就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的官职。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三年后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是不中。经历了三次失败，左宗棠心灰意冷，绝了进士及第的念头，开始了在湖南渌江书院的教书生涯。举人的功名成为左宗棠一生在科举上的最好成绩，非进士出身也就此成为他耿耿于怀的心病。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化身“湘上农人”，过上了隐居生活。但是金子终究会发光，人才终究会被发现，左宗棠出山的机会来了，在他四十岁那年，他受江忠源的推荐，被入张亮基礼聘为幕宾，从此以后，他渐渐进入仕途。

左宗棠为张亮基幕僚，只是个“以备咨询”的参谋闲职，仍然是个白丁身份。张亮基署湖广总督赶赴湖北，洪秀全的花县老乡骆秉章官复原职，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前代守长沙时破绽百出，若非萧朝贵被流弹炸死太平军群龙无首，在骆主持下的长沙几乎失陷，被名将江忠源怒骂为糊涂蛋不知兵。左宗棠也看不起骆，告辞回家种田去了。骆秉章屡请不至，干脆捏造罪名抓了左宗棠的女婿，即陶澍的儿子，逼其岳父出来打官司。左宗棠无可奈何，只得半推半就地从了骆秉章，做了编制外的师爷。骆秉章虽然才干平平，但知人善任，具容人雅量，史称其“休休有容，取人为善”。他自知远不及左宗棠，索性让其放手大干，自己拱手听成而已。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以幕友身份实际掌理湖南全省军政近六年时间，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本来比较贫弱的湖南一变而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左宗棠本人也获得了巨大声誉，时人不仅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而且连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见到两湖人士或在两湖做官的人，也总要打听左宗棠的情况。对一个左宗棠如此评价和关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这位在湖南巡抚衙门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称得上是“良幕”的左师爷，到头来不仅被湖广总督官文劾为“劣幕”，还差点被“就地正法”。

湖北人樊燮担任湖南永州镇总兵，因为大肆贪污军饷被匿名信告发。左宗棠看信后大怒，立马差人下乡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之后，便怂恿巡抚骆秉章参劾樊燮，骆秉章自然是照办。可这樊夑却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心腹。他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这就是有名的“樊燮事件”。

情况万分紧急，得知消息的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郭嵩焘闻讯后即刻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而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左宗棠也因此因祸得福。

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招兵买马训练楚军

当左宗棠被樊燮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被彻底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驻军安徽祁门的曾国藩，打算以两湖和江西兵力与太平军争斗，他则指挥湘军全力进攻安徽，而后沿江东下，包抄南京，一举剿灭太平军。为此，他才上奏清廷，让左宗棠募集兵员，到江西作战。

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起用左宗棠，授予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到任后，曾国藩立即交给他一个任务：速回湖南募勇6000名。

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部署，回长沙募兵。他先行请出领兵的将官，再由将官募集军队，由他们自己率带，这和曾国藩当年募集湘军的方法基本一致。不过，曾国藩的将领多是文人，即书生带兵。而左宗棠、李鸿章则注重能战，因此不再是书生为将、乡农为勇了。

左宗棠此时是败兴而去，全胜而归，天子诏命的四品卿衔，使他的长沙募兵比当年的曾国藩堂皇多了，经樊燮事件一闹腾，长沙上下无不知“左都御史”已成了“钦命”大将了。

左宗棠在长沙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其第一步，是网罗一批人才，作为可资依靠的骨干。因为他在湘幕期间，掌理湖南军政，湘军许多将弁都由他识拔和擢任，所以“勇将健卒多归心”，这些人早就把左宗棠视为自己事实上的统帅，所以召之即应。左宗棠除礼聘王錱（zhēn）之弟、道员王开化（字梅村，当时正在湖南养病）外，又延揽了湘楚旧将弁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然后四处招募，应募者有所谓湘勇、郴勇、桂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募足5000人，号称“楚军”。楚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由左宗棠委任的崔大光等九人募集的，共3500多人；另一部分则是收集王錱的“老湘军”旧部而成，由王錱的弟弟王开琳统带，计1400多人。王錱原来秉承张亮基、左宗棠之命与罗泽南一道最早募练湘勇，后因不愿服从曾国藩规定的湘军编制和统指挥而被曾摒弃，独自留在湖南省内。

咸丰四年（1854年），王錱率部与太平军战于岳州败归，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不仅未加惩处，反而曲意抚慰。因此，王錱对左宗棠感恩戴德，愿效死力。王錱笃信程朱理学，是一个狂热的封建卫道士，所部老湘营专以《四书》《孝经》和《小学集注》等封建典籍为课程，所到之处经常邀请地方大儒来营宣讲儒学，极力向士卒们灌输三纲五常。据说该军每到夜间，“营门扃（jiōng）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成了一支颇有特色的地主武装。王錱本人遵循程朱教条，严于律己，对所部将弁“恩谊最重”，但不准他们得钱发家。因此，在各支湘军中以“纪律严肃”而有名，全军虽不过3000余人，但却非常凶悍。王錱本人外号“王老虎”，其部将如王开化，“其冲锋陷阵，飙举电发，虽贲育不足以喻其勇”。

可见，这是一支用封建纲常、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历经数百战的顽军。咸丰七年（1857年）王錱战死，余部由其亲属、部将统率。左宗棠一到长沙招兵，“诸王皆从之”，这就使楚军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000多人虽是临时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老兵。所以楚军成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并非乌合之众；加上将弁们与左宗棠的特殊关系，所以就成为左宗棠手中一笔可靠的资本。这支楚军从派系上说，是湘军的一个支系。

诸将皆募得楚勇，全军募足预计人数6000人，定名为“楚军”。“楚军”的名号传出，曾国藩听后便不同意，“湘军”的称呼是后人叫的，当时称为“湘勇”。“勇”与“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规军；而湘勇不是正规制军，而是团练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战争发生，地方召集民兵守护地方，是临时性的，待战争结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军也的确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开始便自称“楚军”。曾国藩仍让左宗棠称“楚勇”，可左就是不听。他说：“既然是皇帝让召募，就该是大清朝的军队，就该称军！”“楚军”的名号响亮，召募起来更顺利。无知者认为左宗棠真是皇帝钦命的大将。有知者明知左氏违背体制，但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牛性子。

左宗棠之所以不愿沿用湘军名号，是因为他向来不甘屈居曾国藩之下，决心自辟乾坤。在楚军组建过程中，他也确实总结和吸收了湘军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楚军具有一些不同于湘军的特色。

在士兵来源上，左宗棠改变了楚军兵勇的籍贯构成，其所部多为“沅、湘、沣、资之产”，即士兵来自湖南各府县，而不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者。左宗棠认为，曾氏兄弟的招兵方法有很大弊病，“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实在不高明。在营官的选用上，曾国藩的选材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他摒弃旧绿营兵将弁和一般武夫，各营“悉以文员领军”，即所谓“使儒生领农民”。这些封建士人一旦羽毛丰满，就会像左宗棠那样另立门户。因为按照清朝职官制度，文员积功擢升，可由州县、道府、两司而巡抚、总督，自行开府统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其实际权位可以很快比肩甚至超过仅有侍郎虚衔的曾国藩。连曾国藩也哀叹这些人‘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一脚下盘旋”。左宗棠则吸取了曾国藩的教训，在选任营官时是“以勇敢朴实为宗”“多用武人”。在最初的营官中，除亲兵队长张声恒系农村三家村塾师出身外，其他如罗近秋、黄少春等均为湘军勇丁出身，朱明亮为地方团练小武官出身。他们大都是以“骁勇”见长的“武夫”。论官职，最大的是副将，其余是游击、都司、千总等，以后积功升一迁，最高爬到提督，依然归督抚节制，也就只能在左宗棠“脚下盘旋”。唯独营务处（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由义员主持。正职王开化，系王錱从弟，由他总理全军营务，副职刘典、杨昌浚，都是与左宗棠一样恪守程朱理学的“诚笃廉谨之士”。这是出于管理军队和参谋军务的实际需要，但每遇要事，还须由左宗棠“独断”，权力仍在他这个主帅手里。

楚军在将弁构成上的这个特点，其好处是不致因为部将自立门户而削弱力量。以后左宗棠转战各地，所部皆能随征。但是，其部属后来能晋升高级官职的很少，所以在湘淮系的派系争夺中，左宗棠一系的政治势力最小，致使左宗棠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常处于寡助无援的境地。在编制上，采取营、总哨、旗等多种形式，新军四营基本上按照旧湘军编制，每营官兵500人；四总哨，每哨官兵320余名；老湘营四旗，每旗官兵360人；另立精锐八队，每队25人，作为主帅的亲兵，又每营旗配置长夫200名，担运军需。楚军的长夫比湘军每营营夫多20人，其目的在于可使军队行动迅速，不致过多地骚扰地方，减少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各营战后减员时，可随时从长夫中去挑选补充勇丁，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招募工作一开始，左宗棠就规定，“火勇、长夫等各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这些做法，大体上仿照曾国藩创定的湘军营制，又兼采王錱制定的“老湘营”旗制。

这样，楚军就形成了混杂的编制，可以各随其习，各扬其长。此外，关于将弁待遇，营官“坐粮每月二千五百余，行粮每月二千八百，散勇每名每月四两二钱（火勇一钱，长夫一钱），召募成军，每月口食钱每名百文”。召募经费、军装以及一月坐粮、一月行料总计约需银六七万两，均由湖南巡抚拨款。

六千楚军成军后，总管营务由王开化担任，宁乡刘典和湘乡杨昌浚分别担任副手。其实，他们三人正是楚军的开山大将。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又号壶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他自幼家贫如洗，其父亲杨仲明是乡村的普通手工艺人。道光十五年，他9岁时母亲病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杨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馆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咸丰元年（1851年），他考中生员。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跟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2年）夏天，他跟随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罗泽南率湘军所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浚逞勇先登，罗部接连攻下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咸丰六年（1856年），他与刘蓉在家乡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这年，他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杨昌浚跟着左宗棠干了几十年，为之出了大力气。杨为新编的楚军管后勤，当时湖南已被多年兵战弄得公私尽枯，但左宗棠说，他个人可以节俭，而军队不能缺少花销，官兵的饷俸不能少于湘勇。

湘楚等团练军队的饷源国家全不负责，曾国藩为军饷吃尽了苦头，但湘军的待遇确实很高。绿营军虽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部队每兵月钱一两，作战部队一两五钱，骑兵月俸二两，而湘军士兵月俸六两，将领更高，“将五百人者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左宗棠也想与湘军一般，但很难做到了，由于多年战争，地方上的钱已枯竭了。杨昌浚苦搜苦刮，才给士兵凑足月钱四两多，这个数也不算少了。每月全军的开销也要七八万两，巡抚骆秉章和杨昌浚拼命搜刮，才勉强维持。军队的困难，让左宗棠感到苦楚，也养成了他的勤俭习惯，使他的楚军上下较为廉洁，这也是想贪没得贪的客观现实所造成的。

取得皖南胜利

楚军成军后，拉到城郊金盆岭训练。练兵为了打仗，当时前线正在处处血战，因此左宗棠对新兵的训练很严格，偷懒者重打四十军棍，开小差者斩。紧张训练一个多月后，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奉命率楚军开赴江西。从此他就由幕后指挥策划而杀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

还在左宗棠招募楚军的时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由贵州进入四川，清廷因左宗棠善于用兵，拟派左宗棠率部入川，阻击石达开。但是左宗棠考虑到楚军刚刚组建，人数不多，而四川军政大权又掌握在总督满洲贵族崇实手中，人地两生，自己“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之事，是何异以寸胶而救黄河之昏乎”，他决不愿将自己的这点血本白白送掉，特向胡林翼明确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其时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欲留左宗棠相助，自然也不同意派左军入川。胡林翼也认为他们的事业在长江下游，所以写信给左宗棠说：“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又写信给郭嵩焘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蜀中非所宜也。”于是，曾、胡等人纷纷陈奏。在这些实力派的反对下，清廷准其按原定方案留在湖南镇压太平天国，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

当时的形势急迫，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哪一方稍微松懈，都将导致全线瓦解。

自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两员年轻将领统军，咸丰八年八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胜保军，歼敌5000人；随后进军浦口，歼敌万余，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十月，陈、李两军进攻安徽当时省会庐州，在三河镇全歼湘军大将李续宾湘军精锐7000人，光被皇帝加封的官员就被打死400多人。咸丰九年，陈、李两部向皖南纵深发展，占领了皖南所有乡镇。而杨秀清之弟杨辅清部也由福建挺入江西，围攻景德镇，支援皖南，图谋江西。

咸丰十年初，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定下围魏救赵之策，派李秀成兵进杭州，牵动江南大营，然后回师进攻江南大营。

果不其然，这么一打，清军迅速回师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二月，李秀成兵进杭州，打死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分兵救杭州。李秀成回师，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合攻江南大营，一举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巡抚王有壬败死。江南、江北大营瓦解，李秀成经营苏南和浙北、陈玉成兵进安徽、杨辅清等回师江西。太平军的战斗，又出现了如咸丰六年前的一个大好局面。

江南大营被攻破之时，左宗棠尚在宿松大营。左、曾对此事有过议论，曾国藩向来喜怒不形言表，只说四五万人马，经营七八年，十多天被毁了，不堪设想呀！

左宗棠却直言：“有何遗憾的！这个脓包早晚要被点穿，早点戳破太好了！”

曾国藩的三角眼直望着左宗棠。左宗棠话既出口便收不住：“江南大营早已腐败不堪，将官贪侵，士兵嫖赌。两江总督何桂清想借之成为中兴名臣，朝廷倚之为干城，却把湘军不当回事。真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如今江南大营覆灭，我看他皇帝老子还依靠谁去！”

曾国藩见他口无遮拦，但所言者却是他心里想的。咸丰帝外怕洋人，内惧汉官，早在六年前，湘军攻克武汉，咸丰已下了谕旨，授他湖北巡抚，未待他写好辞折便又收了回去。

如今江南大营瓦解，何桂清临阵脱逃，咸丰急得寝食俱废，与肃顺商量让谁做两江总督。咸丰说让胡林翼去做，让曾国藩做湖北巡抚。肃顺奏称，六年前已授过他湖北巡抚，然后收回，如今再授之此职，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直接以曾为江督，曾胡二人感情甚洽，二人合作，东南的事一定可以做好。

曾国藩知道内情之后，内心十分愤懑：自己领湘军冲杀这么多年，在四顾无人时，皇帝仍不肯放权给他，宁可把江督授给胡林翼。皇帝对他寡恩如此！自己憋在肚子里，真不如左宗棠骂出来痛快。

曾国藩既得两江总督之位，控制了长江两岸的局面，便让左宗棠率楚军下江西，他专力进攻安徽。

左宗棠也深知，此时是自己乘势而起之时，便听从曾国藩，挥师入江西。

1860年9月末，楚军进入江西。一路与小股太平军接触，打了几个胜仗，11月初抵达景德镇。太平军从南康、赣州挺进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率军迎战，三战三捷。太平军再攻德兴，左宗棠派王开化、杨昌浚在香墩埋伏，奇袭得胜，占领德兴。两天后，又在婺源击败太平军，打得德兴、婺源太平军败回浙江。

左宗棠出师实战，尽得全胜。

由于湘军全力攻皖南，包围了陈玉成的驻地安庆。安庆是南京西南的重要门户，据长江中游，扼鄂、豫、苏、浙、赣五省咽喉。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沿江西进攻武汉，以便牵动包围安庆的湘军。

但是，曾国藩深知安庆的重要性，他宁可冒武汉被破之险，而绝不撤安庆之围。

于是，在长江两岸，再度出现了血战。这次血战，左宗棠的楚军发挥了很大作用。“西征”南路大军三十万由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等将领率带，由苏南、浙江经江西向武汉推进。黄文金数万人一路西进，接连攻克彭泽、昌都、鄱阳。攻克婺源后，左宗棠准备进攻徽州。他见黄文金攻势猛烈，便收兵回守景德镇、婺源、浮梁，堵击黄文金的西进。

黄文金绰号黄老虎，少年即参加太平军金田起义，作战十分英勇，是攻破江南大营的主将之一。12月中旬，黄文金五万人马与楚军战于马鞍山，左宗棠趁其立足未稳，发起猛攻，取得胜利。

黄文金自然不肯认输，整军再战。曾国藩驻守祁门，闻左宗棠与黄老虎大战，知楚军兵力不足，楚军如果失败，黄文金兵进祁门，包围安庆的大计将受到极大影响。

太平军准备再度大举进攻，曾国藩急忙调鲍超部队增援。鲍超是有名的勇将，左宗棠则善于谋略，二人定下一计，由鲍超率部正面出击，楚军守屯，另外派一支人马埋伏后路。1871年1月，性子急躁的黄文金欺楚军兵力单薄，冒着大雪进攻楚军。鲍超性子更急，催军迎战。黄文金只顾迎击鲍军，而其进路突为楚军所阻。鲍军如风雷之势，向黄文金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其4000余人。左、鲍率部乘胜追击，连占德兴、广信。楚军这一胜利，使祁门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亦绝处逢生。于是他上奏清廷，为左宗棠表功，“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臣在祁门，三面皆贼，仅留景德一线之路以通接济，该逆欲得甘心，赖左宗棠之谋，鲍超之勇，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乃得大挫凶锋，化险为夷”。清廷下诏给予嘉勉，并提升左宗棠为太常寺卿，改帮办江南军务。

左宗棠成了两江总督军务的副统帅。

曾国藩令他留在江西，防止太平军向皖南增兵，这在军事上称“围点打援”，曾国藩包围安庆一点，左宗棠打击向安徽增援的太平军。

左宗棠在江西的作战突出其战略特点，这就是乐平、景德镇、婺源战后，夏炘为他总结的“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特点。夏炘是左宗棠在江西作战中交的朋友，夏经常和左讨论学问和兵法，为他筹粮筹饷。夏炘了解左军的战斗情形，也深知了左氏的作风。左军的作战，扎扎实实，步步为营，艰忍耐苦，既“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顾”。攻下一地则坚决守住，使所取之地不断扩大，由点成面，成为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夏炘的总结是有见地的。左宗棠在江西的攻守确实如此，他攻下江西重镇，巩固驻守，成为湘军进攻皖南的大后方，为之打击太平军的援军，为之供应粮饷，使湘军战败了皖南的陈玉成军。

皖南胜利后，太平军的失败已是时间问题了。对此，左宗棠在战略上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一生行事都有股牛劲，做湘幕时仅是一个幕僚，但却是实在的省长，几年为湖南和周围四省筹饷筹械，从不动摇，西征新疆，更坚持寸尺必得必守的原则。而太平军的失败，就是由于缺少这一原则，他们攻下一城，随得随失，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导致最终失败了。

此后，左宗棠留军守景德镇，7月上旬，他自率4000人东进，移驻皖南婺源。11月初，又移赣东广信。此时，他的部队已扩充至7000余人。

太平军李世贤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进军，并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的许多重镇。随后，李秀成统率七十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入浙，于1861年7月上旬进围省城杭州。消息传至北京，新政的慈禧急召文武百官商议，众官齐力推荐左宗棠，“只有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浙江方能保全”。当时，督抚浙江的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便也主动奏请朝廷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23日，慈禧太后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此开始，左宗棠便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封疆大吏第一站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的行宫，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定第二年改元祺祥。

11月1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回到北京，联络恭亲王奕等人，于次日发动政变，解除了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并处死肃顺等人，改年号为同治。自此，慈禧太后开始执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

慈禧，满族，姓叶赫那拉，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生于北京，也有说法生在山西。满洲镶蓝旗也有说法是汉族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坚守了近九年之久的战略要地、天京上游的西大门安庆，被曾国荃等部的湘军攻陷。此后，湘军主力顺江东下，逐步向天京进逼。

而另一方面，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等部大军在浙江境内却势如破竹：李世贤部继攻取龙游、汤溪和金华等府县之后，又于9月底10月初连下浦江、义乌、东阳，10月20日占领严州，此后分为两支，26日占领萧山，29日攻克诸暨，11月1日攻取绍兴；李秀成部大军则于10月5日围衢州，11日撤围赴汤溪，14日下新城，16日克临安，20日占领余杭，随即进攻杭州。

慈禧太后当政后，于十月八日（11月20日）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提镇以下悉归其节制。曾国藩在准备调派湘军顺流东下、直取天京的同时，就考虑到需别遣一军进入浙江，以牵制太平军。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入浙之人非左宗棠莫属。

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宗棠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江南最富庶的省份，他特向曾国藩提出过先固浙江再图苏常的建议，有意入浙自辟乾坤。太平军大举入浙后，他又一再致函曾国藩，“毅然以援浙为己任”。

11月20日，清政府发布谕旨，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员全都归其节制，并着速派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同日，又根据瑞昌、王有龄的奏请，下达谕旨，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要曾国藩“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至12月17日，曾国藩又会同江西巡抚毓科，上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一军援浙。由于草拟奏折时，他们尚未收到清政府关于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的谕旨，因而写道：

自绍兴失守，杭州危急，臣等日夜忧皇，以浙江一日不靖，则江西一日不安，而大局亦终不能转。屡次函商，谋所以救浙之策，无如地广兵单，不敷分布；……唯帮办军务太常寺卿左宗棠，久驻广信，距贼较近。其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近日屡与臣等书函，毅然以援浙为己任。督臣庆端，抚臣王有龄，亦奏请左宗棠统军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niè）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奉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调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乎三省全局有裨。

于是清廷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其时太平军已席卷浙江全境。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后，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挺进，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许多名城重镇。随后由李秀成统帅号称70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进入浙江，决定集中力量经营东南。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率各路太平军一举攻破浙江省城杭州。清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而死。太平军围攻杭州的消息传到北京，刑部高延佑等即上奏清廷，称浙江巡抚王有龄等在太平军进攻下一筹莫展，应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则浙江可保。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也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也曾主动奏请左宗棠督办军务，代骆秉章为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等随同呼吁，认为只是统带兵勇不能尽左宗棠之才，应该授以封疆重任。曾国藩于是密奏清廷，称王有龄于浙抚一职实难胜任，建议改任左宗棠抚浙。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根据曾国藩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自此，左宗棠进入上层统治集团。

左宗棠立即向清廷上奏疏，分析国内战争形势，提出了征剿太平军的战略计划：

浙江全省自金华、严州、处州失宁，绍兴、宁波、台州相继沦陷，局势全非。自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贼氛，势非节节攻剿，不能深入。节节攻剿，又恐旷日持久，饷竭兵疲，先已自困，势非蹈虚乘瑕，诱贼野战不可。以东南大局见在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肃清，皖北逆氛渐熄，群贼悉萃江浙二省。如各路统兵诸臣声势联络，力保完善之区，以规进取，从此渐逼渐进，庶可作士气而扫贼氛，利戎机而速勘定。以江浙见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宁国、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窜闽以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取，得尺则尺，虽程功迂远，实效可期。此定之局也。

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十分震惊。当时浙东、浙西、浙北，除衢州尚有清军盘踞外，主要府县均为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所据有。曾国藩在上清廷的奏疏中分析浙江局势，认为“全浙唯衢州一府可以图存”。于是清廷谕令左宗棠速入衢州，以图金华、严州两府，再图收复全浙。左宗棠上奏疏，表白了自己不同意首先增援衢州的见解：

臣前奉谕旨办浙江军务，甫三日即接徽防将杨辅清犯徽之禀。臣深恐徽婺疏虞，则江西饶广腹地，防不胜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马步三千交刘典，为固婺援徽之计。拟此军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贼众数万，已由遂安踞开化，逼婺东，与徽郡城相首尾，其势又出官军之后。频年东南贼踪，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自困而后陷之。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州，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州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攻开化，以清徽郡后路，分军由白沙关扼华埠，收遂安，俾饶广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进也……

左宗棠在上述两个奏疏中提出了他“收复”浙江的战略观点。

第一，鉴于太平军已占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左军人数又少，因此必须采取“蹈虚乘瑕，诱贼野战”的战术，如果以较少的兵力节节攻剿，或打攻坚消耗战，都将无法达到预期作战目的。

第二，由于太平军经常采取远势包围、截其后路的战术，左军进取浙江时要特别注意“避长围、防后路”，只有先自固，然后才能在战场上争取主动，即制太平军而不能为太平军所制。基于这一点，他非常注意自己野战兵力的运用，以期适时捕捉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太平军主力，而决不可贪攻城夺地之利，以陷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后期左宗棠在浙江对太平军的征剿，基本上都是上述思想的引申。只是因为清政府逐渐增加了他统率的兵力，才使他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巩固其所占地区，免去了后顾之忧，才在余杭、富阳等城打了些攻坚战。

火速救援衢州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清廷已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之职，紧随其后的，便是要他火速救援衢州。

此时，左军虽然略有扩充，却依然只有8000多人。此前，曾国藩将江西的景德、湖口二镇的厘税，以及婺源、乐平、浮梁三县的钱漕收入拨给楚军以充军饷，这么小一块“食邑”，当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马，尽管江西巡抚有时按照廷旨也会拨点款弥补，但是数量有限，根本指望不上，因此，入浙之前，刚刚建立才一年多的楚军，欠饷就长达半年。关于此时楚军的军饷问题，当时左宗棠曾经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谈道：“索饷之说，兄向所不谙。‘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敝军饷项已欠近五个月，涤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乐平三县钱粮、厘金归我，实则浮婺皆得之灰烬之余，乐平则十年未纳钱粮，未设厘局，民风刁悍，甲于诸省，仍是一枯窘题耳。”

进入浙江之后，要和数十万太平军作战，靠这点人马，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奏调蒋益澧（lǐ）、刘培元等率部编入浙军。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清廷下诏，命令广东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湖北的江汉关，以及湖南、江西分摊浙江军饷，以使左宗棠有足够的军费。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部队来到浙江尚需时日，眼下救援衢州的事情正急如星火，而上述地区承担的军饷，后来证明也根本无法落实，完全成为画饼充饥。

当时，衢州有8000守军，由总兵李定太率领，城池被围之后，连连告急。后来，李元度率八千安越军前往救援，也陷入重围，和李定太一起，拼命求救。

左宗棠此时也只有8000余人，相当于二李总兵力的一半，他认为，如果从衢州入手，贸然前往，“断无自全之理”，必然重蹈李元度的覆辙，最终三路人马将全部难逃厄运。因此，尽管清廷一再发布上谕，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但左宗棠认真分析形势之后，果断作出决定，不直接发兵衢州，而是朝另外的方向，对着开化、马金、遂安等由辅王杨辅清把守的地方发动猛攻，并迅速将这些地方攻克。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攻占遂安县城，12日，入城布置城守事宜，留老湘营留守遂安；次日，拔营再援衢州。15日，行抵常山璞石。其时，太平军李世贤部从龙游、寿昌分三路进围衢州府城，另一支自遂昌往江山。衢州镇总兵李定太及驻守江山之署浙江布政使李元度，各拥兵8000人，皆不能战，迫切呼援。18日，左宗棠驰抵常山水南地方，探闻太平军分支屯驻招贤一带，阻隔衢州与常山、江山通道。次日，即调刘典等督军分路进攻。太平军猝不及防，败退，衢州粮路被打通。

4月初，左宗棠派队赴援江山。4月13日，亲督率各军进扎江山县石笏（hù）地方。14日，在小清湖击败李世贤部。16日，分路进攻石门花港。经反复激战，于20日攻破太平军营垒。李世贤部东走龙游、寿昌、兰溪，返金华。左宗棠正议回师衢州，又逢太平军杨辅清部由皖南宁国进入浙江，经昌化南下遂安，于是改变计划，令刘典率军由华埠、马金自率亲兵及各营由常山进驻开化。

5月13日，杨辅清部退回到皖南。左宗棠自开化还军，于5月31日驰抵衢州西北的沐尘。左得知李世贤已从东、南、北三面聚集重兵围困衢州，而西路常山已有刘培元一军驻扎，遂令新到的王德榜、屈蟠两军进江山，而自率各军由北路进击。

6月8日，左宗棠指挥新任按察使刘典，道员屈蟠、王德榜及总兵刘培元、李定太等分九路并进，在龙游附近击败李世贤部。15日，李再战，又失利，遂从龙游退守金华府。这时太平军内部存在着太平军与广东“花旗”的严重矛盾，加上将帅之间“自相猜贰”，大都不接受李世贤号令，所以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攻势。6月20日，天王洪秀全命李世贤率军回救天京。

从全局看，此时太平军已处于被动地位，而左宗棠指挥的军队屡经扩编和增调，总数已达3万人，而且配备了不少外国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枪炮，实力大为增强。

7月3日，左宗棠分南北两路继续东进，一路由刘典、杨昌浚率领进攻衢州北部地区，连破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另一路由刘培元、屈蟠、王德榜等指挥攻破太平军衢州东南两面的营垒，迫使太平军退守龙游、兰溪等处，衢州围解。

将太平军赶出苏杭

衢州虽然安全了，但以后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左宗棠兵力实在单薄，而清廷分摊各省的军饷，绝大部分又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本无法落实，尽管左宗棠后来最大限度地扩充浙军，也只能达到三四万人，远逊于曾、李所部的兵力，而这种扩军，已经拖欠浙军大量的军饷。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三万余人全部投入浙江战场。浙军攻克严州、富阳之后，本来可以较顺利地一鼓作气，乘胜攻克杭州，但此时安徽方面的太平军先后攻克皖南诸多城镇，浙军只能按照曾国藩的命令，抽调刘典、王文瑞一万多人马前往增援，经过数月苦战，将那里的太平军击退。

此时，曾国藩要求这一万多浙军继续深入皖南，长期在安徽境内和曾军进行会剿，这一次，左宗棠拒绝了曾国藩的命令，他只留下由王开琳率领的3300人驻守徽州屯溪镇，将其余8000人全部撤回浙江。事后证明，左宗棠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此时，浙军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可是离杭州六十里的余杭也驻有太平军重兵，如果单攻杭州，余杭的敌军必然会进行支援，将会使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在攻打杭州的同时，也攻打余杭。这样，就只好将两万余人分开，同时对杭、余两城发动进攻。本来就严重兵力不足，一分为二之后，就更显单薄了。此时，离杭、余二城不远的湖州，聚集着大批太平军，一旦他们赶来增援，攻城浙军将面临险境，因此，调回8000人阻击援兵，显然十分必要。

李世贤因急于摆脱左宗棠纠缠，以回援天京，于六月中旬以攻为守，调大军分两路直取遂安，奔袭左军后路。于是左宗棠调刘典等九营4000人回援。六月二十日，刘典等部与太平军战于遂安东南。二十七日（7月18日），李世贤退回金华，将兵力集中于金华、兰溪、龙游、武义一线，作坚守打算。左宗棠统兵进入浙江以来，由于太平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使其进展相当缓慢，入浙八个月始终未能越过衢州一线。直至同治元年八月上旬，新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副将熊建益的湘军8000人从广西经湖南开抵衢州，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七月，清军攻陷处州府，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蒋部高连升一军攻陷严州府寿昌。李世贤见一时无法击溃左宗棠的进攻，只好派将分兵扼守金华、汤溪、龙游一带，阻截清军东进。他自己则于是年闰八月（1862年10月上旬）奉洪秀全之命，率精兵7万多人驰救天京。此时，浙江太平军力量顿时薄弱。重点设防的龙游、汤溪等城，真正能作战的留防士兵不过数千人。群龙无首，自然会乱成一团，部队统帅不在，留浙各支太平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士气下降了很多，甚至有些将领选择了投敌变节。而这一切，对左宗棠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此后，不到半年时间，清军相继攻陷汤溪、龙游、兰溪、金华、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地，特别是攻下了严州西北的军事要地桐庐。桐庐位于浙江中游，自桐庐七里泷径下地势渐平，江面渐阔。由于桐庐失守，太平军在杭州上游的重地只有富阳（属杭州府）一城了，浙西防线因而全部溃垮。为指挥各军沿江直取杭州，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下旬（1853年3月中旬），将大本营从金华移至严州府治（在浙江上游），派蒋益澧逼攻杭州。

在浙东方面，英法侵略联军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进攻宁波的太平军。当时英国有战舰4艘，水兵330人，由“争胜”号舰长刁乐克统带；法舰两艘，水兵70余人，由“伊台”号舰长耿尼统率。经过激战，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受重伤撤退，法舰长耿尼亦被击毙，由“孔夫子”号舰长勒伯勒东继任统领。此外，刁乐克在宁波当地招募了中国游民1000人，由英军军官训练、统带，组成中英混合军，称“常安军”和“定胜军”，又称“绿头勇”；不久，法国人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等，也招募了400名士兵，头戴花巾，称“花头勇”，后陆续扩充至1500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取名“常捷军”。中英、中法混合军成立后，就伙同清廷已革道台张景渠，攻占慈澳、余姚，夺得奉化。此后，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这时，清廷还应法国公使之请，任命勒伯勒东为署浙江总兵，带“常捷军”1500人防守宁波。宁波作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在军事上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宁波，既可以输入军火、粮食等重要补给品，又可以取得海关税这笔重要收入。因此，左宗棠对宁波是很重视，他委派史致谔署理宁绍台道，并明确指出：“浙中饷源全在宁波海口，此处无人筹划，终无自立之理，仰面求人，其效已可睹也。”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占领绍兴，而“常捷军”头目法人勒伯勒东被太平军击毙。镇海、台州等地，也先后被地方地主武装和中英、中法混合军所夺占。二月初，张景渠又占领萧山，逼近杭州。这样，浙境太平军的力量更为削弱，“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李秀成的部将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亦增援富阳，以保杭州。二月，左宗棠水师由副将杨政漠率领在富阳击毁太平军船只数百艘，太平军全局崩溃已不可避免。曾国藩对此十分高兴，致函左宗棠说：

阁下受事于糜烂之后，如大海巨飓橹倾楫摧，一理阴云解驳，稍睹畔岸，远近智愚，畴不怍慰！

皖南太平军为牵制左军东进，分两路由皖入赣，以拢左宗棠后方：一路由歙（shè）县、休宁准备越过婺源，直取江西的德县、乐平；一路由黔县准备越过祁门进取江西浮梁、景德镇。为巩固后方，左宗棠不得不将刘典一军8000余人调回建德（严州府治）转向皖南。这时由左宗棠直接指挥的兵力虽有3万余人，但相当分散，除刘典、王开琳两军一万余人（王开琳部3000余人）部署在皖南外，还有万人左右分守下游的新城、桐庐和上游的淳安、遂安以及衢州、金华、严州等地。进攻富阳的部队只有蒋益澧1万多人，加上军饷缺乏，瘟疫流行（左宗棠军前后病死4000多人），所以在富阳与太平军相持五个多月，毫无进展，左宗棠自己也得了疟疾，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最后他决计求助于法国人组织的洋枪队。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63年9月8日），左宗棠将浙东德克碑的“常捷军”1500人调至，配合蒋益澧进攻富阳。八月初七日（9月19日），清军与“常捷军”联合攻破富阳城外卡垒，翌日占领富阳城，高连升部亦破新桥，并进而攻杭州。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集中一万余人分四路反攻，被击败。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太平军再次从杭州反击，又被高连升与“常捷军”击退。十一月初十日（12月20日），左宗棠从富阳赶至余杭督师，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曾国藩为了迅速绞杀太平天国运动，在夺得安庆重镇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进攻部署。早在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他派李鸿章率领淮军至上海，以上海为基地，全面进犯苏福省。同年四月又让其弟曾国荃率湘军东下，围攻天京。加上左宗棠率部进入浙东，攻陷富阳、扑犯杭州，太平天国处于三面夹击之下，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其防线逐步瓦解的局面。十月二十四日（12月15日）太平军的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苏州失守，守城将士也出现了变节投敌的情况：其守将郜永宽等八人刺杀了慕王谭绍光，向淮军投降。叛变事件也在浙江不断出现。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到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1863年12月17日到1864年2月25日），由于平湖、乍浦、海盐、澉浦、嘉善、海宁、桐乡等地的守将纷纷投敌，杭州成了一座孤城。

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1864年2月15日），左宗棠将提督黄少春一军从余杭调至严州，以遏阻从皖南援浙的太平军。这时，皖南太平军已由绩溪进入昌化（属杭州府），并南下淳安、遂安（严州府属），威胁左军后路。左宗棠做了严密的防务：命魏喻义自新城南屯严州，喻得成屯金华，戴奉聘屯衢州，并调王开琳部“老湘军”由屯溪下趋淳安。正月十五日，王开琳会合黄少春部击败太平军于遂安之昏口，太平军分走婺源（皖南）、玉山（赣东）。二月十八日（3月25日），进入浙江北部的淮军攻陷嘉兴，杭州太平军更失掎角之势。城内个别将领图谋通敌。二十一日（3月28日），蒋益澧、高连升等用大炮轰塌城垛三丈。二十三日后半夜，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二十五日清晨，左军攻陷杭州，蒋益澧、高连升等部及德克碑的中法混合军入城后即大肆抢劫。同一天，太平军康王汪海洋也弃余杭北走武康（属浙江湖州府），清军康国器等占领余杭城。三月初二日（4月7日），左宗棠进驻杭州，始申虏获之禁，妇女财物各从其主，有敢取自贼中者，罪之。禁军士入民居，招商开市。

在杭州的争夺战中，太平军坚忍不拔，楚军屡攻不下，伤亡严重，几次遭溃败。直到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楚军攻陷，杭州的粮道和交通线都被切断，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出走，钱桂仁率部千余人献城投降，杭州城才被拿下。左宗棠获加太子少保衔。8月，左宗棠主部攻陷湖州，受封为一等恪靖伯。

苏浙根据地瓦解，苏杭陷落。在太湖地区抗击中外反动武装的太平天国此后失去了回旋余地，不得不舍弃苏浙，“就食江西”。三月初四日（4月9日），左宗棠遣杨昌浚率军攻陷武康。初五日，太平军石门（属嘉兴府）守将邓光明投降。同日，李世贤、杨辅清、汪海洋退至昌化。以后，李世贤由皖南进入江西，汪海洋、陈炳文等转战浙皖；黄文金、杨辅清则留守湖州，与清军在湖州一带激战两个多月。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干王洪仁玕亦至湖州。其时湘军、淮军已向胡州合击，二十五日（8月26日），湖州城南门守将陈学明向蒋益澧投降。二十六日，洪仁玕、黄文金等决定放弃湖州，西走江西。二十七日（8月28日），左军将领蒋益澧、高连升以及“常捷军”首领德克碑会同淮军将领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等占领湖州府城。二十八日，由湖州西走的太平军被左军在梅溪击败。同日，杨昌浚经过月余的进围，占领湖州府西境的安吉县城，并追至孝平。

七月底八月初，黄文金与洪仁玕、黄文英、李继佑等，在皖南作战失利后东走浙江昌化。八月初五日（9月5日），黄文金病死，黄文英统率其军。初七日，在昌化白蛇岭被左军击败西走。初八日，左军在浙皖交界处之蜀口再败太平军。十八日，黄少春在遂安十六都迫使太平军两万余人投降。八月下旬，左军分别在常山、江山一带击败太平军。太平军在皖浙作战相继失利，纷纷转入江西，浙江境内的战事基本结束。同治三年九月六日，左宗棠上奏朝廷，称浙江太平军已全部肃清。这样，左宗棠又为清王朝建立了“规复浙江”的大功。

李世贤在江西听到天京已破的消息，与康王汪海洋率部转移到福建，相继攻克汀州、漳州等城，建立了根据地。清政府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派左宗棠督楚军从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

福建追击

早在同治二三年间，当左宗棠所部的蒋益澧一军，正以万人之众围攻杭州，李鸿章的淮军正由苏州进攻常州，曾国荃在南京城外包围圈逐步缩小，太平天国形势日趋险恶之时，左宗棠便预料到，清军各路人马只知集中全力进攻那些名城大邑，却忽略了防堵太平军可能突围退却的必经之路。于是他特上一折，提出了防堵太平军的意见。

金陵寇势已蹙（cù），句容、溧阳、广德均为贼据，其必由此逃窜，殆无可疑。臣三次函商曾国藩，远防不如近剿，请其注意广德。设寇由广德窜入皖南腹地，昼夜疾驰，不数日即可出险，恐宁城各将，来弗击，去弗追，终成不了之局也。曾国藩所虑，以无大支游击之师。臣窃以为贼势实穷，官军兵力亦未为薄，如权缓急应之，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常州陈坤书，李鸿章言其不甚耐战，暂舍不攻，金陵破，常州必应手而下。唯溧阳守贼李世贤狡悍著闻，贼窜必假道于此。李鸿章如暂缓嘉兴不攻，由无锡移军急攻宜兴、溧阳，西北与曾国藩溧水守军联络，纵未能即拔，较空此一路任贼窜过，自为腾之。曾国藩力持坚宁之议，见正布盖皖南、江西防兵，固为老成之见。然贼知我以坚守为主，必不攻，各将以坚守为事，必不战。倘贼舍城不攻，从间道疾驰而过，恐调拨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广德、建平、东坝，与李鸿章一军联络之为得乎？臣思虑所及，敢毕献其愚。

按照左宗棠的看法，金陵、杭州、嘉兴等地虽然仍在太平军固守之中，但早晚必为清军攻破。问题在于：太平军在苏浙皖交界处的溧阳、广德等地仍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假使曾国藩的苏皖之军不与李鸿章的上海军东西联成一气，在南京与苏州之间形成一条坚固的封锁线，那么万一太平军自皖南赣东一带突围，与李世贤部会合，那时即使攻占了金陵等大城市，但整个战局却也成为不了之局。左宗棠的分析是有见地的，但是他的建议虽然高人一筹，却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当时曾国藩正集中全力攻打南京，自无游击之师可调，李鸿章又借口常州未破，他的军队不能越常州而远攻溧阳。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预见是准确的。

天京陷落前后，太平军分散成五路陆续进入江西境内：沛王谭星、宗王李仁寿、天将林正扬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广丰；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部由皖南进入德兴；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凛王刘肇钧、利王朱兴隆等部由苏南经浙西、皖南进入弋阳；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佑王李远继等部由浙江遂安进入玉山、广丰。由于各路互不相统属，势同流窜，加之后有左宗棠浙西、皖南大军的追击，前有江西防军的拦截，以及鲍超所部大军的逼攻，太平军一路损失惨重。

九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向福建挺进。来王陆顺德从广东大埔北上，占领闽南永定县，再往北进取龙岩府；侍王李世贤率军自江西南安府越梅岭入广东进攻南雄，后撤围经平远、镇平、大浦等地，九月十四日（10月14日），东向进克闽东南的漳州府，毙清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和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天将丁太阳、林正扬等于九月中旬由江西云都、瑞金南下入闽境，十月十六日（11月14日）占领闽西南的武平，擒斩老湘营大将张运兰（时任按察使），随后东走永定。同时，康王汪海洋、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祥王黄隆芸等占领江西新城县，旋经宁都、瑞金进入福建汀州境内之灌田。据称，同治三年秋，进入福建的太平军总数在30万人左右。这使闽浙总督左书常极为震惊。他奏请清廷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以杨昌浚署布政使，自己亲自赴闽督战。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6日），左宗棠从杭州出发，挥清军分两路进入福建：西路饬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率所部新军8000人由江西建昌赴汀州府。又奏请清廷以记名臬司王德榜署福建按察使，带所部五营（约2500人）自江西瑞金入汀州会合作战：中路以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珍两军共4000多人由衢州、江山取道福建浦城、建宁赴邵武一带接防，腾出康国器一军进攻漳州府；东路则以署浙江提督高连升部4000人、知府魏光邴部500人由杭州东赴宁波，雇轮船由海道赴福州，出兴化（今莆田）、泉州。

十月上旬，原奉檄力图泉州、厦门的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偕同副将惠寿率军进攻漳州。李世贤督军反攻，击破了惠寿的营盘，林文察退守玉洲。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李世贤率军主动出击，分别进攻万松关、瑞香亭陆路各营及镇内水营，阵斩林文察，并打退了署福建水师提督曾玉明的援军。十一月十九日（12月17），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等于汀州上杭、连城间之南阳、新泉等地，大破左军西路刘典部，斩副将卢华胜、参将刘教廷，进占杨家坊。翌日，刘典退守连城，王德榜、王开琳等从汀州赴援。二十七日（12月25日），左宗棠率军行抵延平（即今南平县），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派署衢州镇总兵刘清亮率3000人援闽。当时在福建的太平军，主要有两大支：李世贤以漳州城为中心，占有南靖、云霄（均属漳州府）、龙岩（属龙岩州），永定（属汀州府），拥众10余万；汪海洋约有9万人，扎老营于长汀、连城、上杭（均属汀州府）交界的南阳，分军守吉田、下车、南岭一带。这样，闽西南大部地区一时均入太平军版图，声威大振，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左宗棠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以自己所部的两万余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亦不过四五万，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左宗棠说：“李、汪诸逆狡悍凶顽，倍于群寇”，深感难于对付。清廷为增加福建兵力，于十二月初五谕令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在粤），陆路提督郭松林（在苏），汀州镇总兵沈俊德，漳州镇总兵李成谋（在鄂），金门镇总兵王东华（在苏），建宁镇总兵张得胜（在皖），各带本部赴任。

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左军中路黄少春进至漳州北溪，与高连升会同进攻李世贤。二十八日，闽粤清军占领永定县。同治四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19日），清延建邵道康国器率军攻占九龙江上下游咽喉要地——龙岩，切断了李世贤与汪海洋两军的联络。二十七日，刘典、王德榜联军大破汪海洋之军于连城新泉，使其精锐丧失过半。二月初四（3月1日），刘典、王德榜等占领汀州、连城间的南阳乡，太平军走上杭、永定。初七日（3月4日），刘典、工德榜又在上杭白沙击败汪海洋部。

三月初三日（3月29日），李世贤派军分由崎下桥、北尾桥、打鼓山出城进攻，被黄少春、高连升等部击败。

二月初，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8000人（配有洋枪）坐轮船由海道援闽，分别于三月初五、三月十七日抵厦门。左宗棠令其分道进海澄、漳浦，以攻漳州府南。十六日，郭松林联合高连升、黄少春击败李世贤部。十八日，李世贤屡攻清军漳州以北营垒，均被击退。左宗棠再调刘明灯五营取道福州，由兴、泉赴安溪，增加进攻漳州兵力。他本人也于四月十五日（5月9日）抵福州，就近督战。四月中旬，淮军郭松林、杨鼎勋等，左军王德榜等分别在漳州南面和西北击败太平军，合围漳州府城。二十一日（5月15日），高连升、黄少春见乌头门与东北楼内的寨势成掎角之势，认为要想攻克漳城，必先破楼内的贼寨；想取得楼内，必先破乌头门的贼垒，于是会商刘清亮、王德榜、郭松林、杨鼎勋各军，分路齐进，乌头门十四垒被次第攻毁。太平军伤亡惨重，余部向南靖退却。各军乘机攻城，李世贤率军巷战不胜，由西门撤出。至深夜，各军陆续入城，太平军在闽南的重要根据地漳州陷落。次日，南靖也被追击而至的王德榜军会同刘典军攻陷。

三月下旬，刘典、康国器分路进攻汪海洋部。四月中旬，汪海洋南走广东大埔（旧治在今大埔县以北），因遇广东清军阻击，又折回闽南。四月二十五日（1865年5月1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兵分七路进攻永定，清军在狮龙岭伏击获胜，翌日再战，汪海洋再败，损失严重，后撤向西北，据守上杭、中都一带。永定解围。这一仗，康国器以八千之众击败太平军七万人，主要靠抬枪之力，熟悉地形。左宗棠对康国器以少胜多，予以嘉奖。

李世贤撤出漳州后，即退向粤闽交界的平和县，王德榜、高连升、黄少春等部清军紧追不舍，太平军伤亡颇众。四月二十七日（5月21日），淮军郭松林、杨鼎勋两部，相继攻陷漳浦县城，五月初一日（5月25日），再陷云霄厅及福建东南端的诏安。五月初二（5月26日），康国器派康熊飞各营会同王开琳部截击，李世贤军大败，降者达万余人，李世贤带伤连夜率十数骑乘马过河逃脱，其军散亡略尽。次日，杨鼎勋等军分路追杀，宗王李学金战死，天将何春贵等率余部两万余人降于王开琳。来王陆顺德、天将林正扬率部撤入广东境内，五月初七（6月2日），占领镇平县。至此，闽南太平军只剩下汪海洋一军数万人，在上杭、中都一带活动，于是清军追剿太平军余部的主要战事从福建转入广东。

闽、粤、赣三线合围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紧调集各路人马进攻太平军。江苏巡抚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由苏援闽，抵达厦门。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来到福州。调黄少春、王德榜率楚军会同郭松林、杨鼎勋部淮军猛攻漳州，李世贤向西南败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连战失利，不得已离闽入粤，占广东镇平县（今蕉岭）。汪海洋在镇平筑营一个多月后，李世贤于六月底至汪海洋处，却被汪杀害，实在令人痛惜。此时清朝方面则集中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军队对镇平形成围困之势。汪海洋突出重围，一度进入江西，后又转进广东，攻占嘉应州（今梅县市）城，并决计在此死守。左宗棠则一面调兵遣将围攻嘉应州，一面行抵广东大埔亲自督战。清廷也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节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队，授予他“节制三省之责”。

随着战局的变化，左宗棠的指挥部也步步前移，同治四年五月初十，进抵漳州。汪海洋部撤入广东后，左宗棠一面严令部下紧追，一面派康国器率部5000入粤夹击。同年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汪海洋与康国器交战失利，退回镇平。左宗棠令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等在距镇平数十里处扎营，汪海洋则在镇平城外分筑30余垒，收稻积谷，准备长期据守。于是左宗棠在城外部署了四支清军：以康国器、关镇邦攻镇平东南；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严扼闽粤武平边境，堵住太平军北上之路；刘典、王德榜两军分屯福建上杭、武平，作为第二道堵截线，并饬粤军扼镇平西南，准备一举消灭汪海洋部太平军。

关于李世贤的下落，史料记载不一。陈坤的《粤东剿匪纪略》一书，根据被俘太平军士卒的供词，认为李世贤是战败自刎而死。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65年10月12日），左宗棠的奏报说：

臣等前据各军纷据逃出贼目禀报，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凫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漳州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余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从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遽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

阅左宗棠这份奏报有根有据，其可信程度比起陈坤的记载更高一些。李世贤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而且也是当时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最高统帅。英国人维里塔斯在《漳州访问记》中，对李世贤作了如下描述：

侍王似乎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很精通外国政治……他现年三十一岁，短小、强壮，身材相称，他的脸面被晒得很黑……由他攻取漳州城的手段来看，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战略家，并且有显著的军事才能。

可见，漳州虽已失守，但是如果太平军将士能够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还是有一线复兴希望的。只可惜，在此危急时刻，他们仍然重复自相残杀的悲剧，其结局自然是必败无疑了。李世贤被害后，来王陆顺德也在粤东长乐（今五华）被叛徒林正扬所执，送清营，不屈而死。七月十三日（9月20日），由赣至粤参战的鲍超所部霆军提督娄云庆在镇平、大柘，击败佑王李远继。汪海洋则集中两万兵力进高思，康国器埋伏精锐于山岭间，用抬枪轰击太平军，汪海洋左腕被抬枪击伤，全军大乱。

这时清军的形势是：在嘉应地区有来自闽、粤、赣三省的军队，急需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于是，清廷采纳了前护理江西巡抚沈长级的建议，于八月十三日（10月2日）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各军。八月十四日，汪海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首先引高连升、康国器穷追至兴宁（嘉应州城西南）山中，然后伏军8000突起，击毙高连升部数千人，其大将关镇邦被斩首，康军也被击毙数百。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汪海洋攻占平和县（属惠州府）。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一举攻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这是太平军占领的最后一座州城，并屡败左宗棠所部清军，击毙了前来进攻的叛徒钱桂仁。可是，汪海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嘉应城外建土城、望楼，准备在此孤城死守，至此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坐以待毙的绝境。在太平军占领嘉应州并决定据城死守的情况下，康国器疾至左宗棠大营献策。他分析，嘉应已成困兽，诚以闽师逼其东，粤师逼其西，连营稍前，合成长围，然后作堑困之。另布罗遮师，阻其隳突。得三万兵、三月饷，可聚而歼也。

左宗棠采纳了康国器的合长围之策，调新任浙江提督鲍超率12000人入闽至武平、上杭，再由广东平远县径趋嘉应西北，是为北路；刘典率军8000人由赣入闽，由永定、大浦趋松口（嘉应州境）攻其东；左宗棠（时带新兵及总兵杨和贵、营驻福建平和县王官溪）亲率署浙江提督黄少春之军3000人、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之军2500人出饶平攻其东南；又商同两广总督衙署派广东布政使李福泰一军驻兴宁（嘉应州城西南），总兵方耀驻兴宁县东，扼嘉应西面；以高连升、康国器部攻汪海洋之西；再以粤军记名提督曾敏行、副将郑绍忠扼南路，江西巡抚刘坤一亦令臬司席宝田、总兵刘胜祥两军由平远、镇平前进。这样就形成了对嘉应城的包围圈，左宗棠决心要在这里全歼太平军余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移大营于粤东大埔县（属潮州府）。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汪海洋在佛子高、黄竹洋等地击败刘典和王德榜之军。但刘、王二人又与高连升、康国器合军复战，以抬枪集中向康王龙旗射击，汪海洋在激战中头部中弹负重伤，次日在嘉应州因伤势恶化而死。汪海洋系安徽全椒人，初隶石达开军，随入广西，后随李秀成入浙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将。清廷称他“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更进疾退，胜不速追，败不速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汪海洋既死，李远继也在战斗中不知所终，由偕王谭体元带领其余部向群峰陡立的黄沙嶂撤退，嘉应州城失陷。

四更时，高连升、黄少春等攻入东门，高连升、王德榜、康国器各军均向黄沙嶂方向追击。二十三日夜，王德榜部在黄沙嶂左路围截招降太平军大部。二十四日（2月9日）黎明，高连升一军在大日追上太平军，招降万余人，何明亮等部太平军亦在北溪白河坝被鲍超军四面包围被迫投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谭体元在黄沙嶂督战，在与鲍超军厮杀中，因力竭坠崖伤重，呻吟路旁，被黄少春部俘获，遂至左宗棠松口行营，被杀害。谭体元，广西象州人，由桂林从征到天京，亦曾随石达开返广西，后返师随李世贤征战，他是长江以南太平军最后一个牺牲的王爵。在这次战役中，太平军余部阵亡万余人，投降5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遂告结束。左宗棠于正月下旬返回闽浙，总督衙署，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其长子左孝威亦被特赏主事。左宗棠志得意满，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自夸。

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挽救了清王朝垂危的统治，并且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和尽瘁精神。自统兵入浙以后，他身为一个主帅，每遇大战，“与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杀贼”，白天指挥作战，夜晚处理公牍文书，都要“一手经理”。身为闽浙总督，三年内只有十二天入住总督衙署，其余时间均在军帐中度过，生活俭朴，“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

咸丰十一年夏（1861年），太平军攻占建德，绕攻景德镇，曾国藩呼令还救。左宗棠自兴安“冒雨驰奔七日，甫抵乐平”，即发队作战。后来他与捻军作战时，为了督军追击，他亲履行间，一连十天“昼夜驰驱，骑马奔走”。当时的清朝诸将帅中，像左宗棠这样“刚明耐苦”者确实少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清王朝及冲击封建秩序的“匪类”，是极其仇视的，可谓心狠手辣。同治三年（1864年），左部湘军会同李鸿章部淮军攻陷湖州。左宗棠“不居复城之功，而以追击为事”。在宁国、威坪、蜀口等地，太平军“大小头目被擒斩者以千计”。他对起义军强调不能轻易言“抚”，而必须重“剿”，而且还要杀到“稗无遗种”。在处理俘虏时，手段极其残忍。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太平军与左宗棠部湘军大战于姑鱼山、金鱼桥、范家村等地，左宗棠说：“上饶范家村之战，毙贼三千有余，阵斩贼目多名，极为痛快。”凡遇太平军将领被俘，审讯后他即处以磔刑，并株连家属。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左部湘军攻陷龙游，太平军将领陈廷香战死汤溪白龙桥。左宗棠得知陈廷香是湖南湘阴猪婆潭人（距左宗棠老家柳庄不过数里），即札饬湘阴知县，“拿其家属”。湘军攻陷汤溪，太平军守将李尚扬因叛徒出卖被俘，左宗棠亲加审讯，处以磔刑，并札饬湖南安仁知县查拿李尚扬家属。同治五年，太平军全军覆没，左宗棠在战事已结束的情况下，处理太平军大量被俘士卒时，命将“面貌狰狞者”亦从严惩办。他还督令各部“分途捕治潮、嘉、漳、泉、兴、化、永春各邻县莠民，诛斩数千”，这更超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范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左宗棠奉命出师，镇压太平军，固然出于效忠清朝皇帝的需要，但其残酷屠杀无辜良民却是天理难容的。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功绩，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城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指李鸿章）十倍。”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更值得称赞。

第二章　七年平定陕甘

回民起义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部分为太平军所控制。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尚未遭受战争破坏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刮。陕西除每月向京师缴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随着协饷的加重，正税不够供给，苛捐杂税相继繁兴。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临潼就发生过杨生华聚众抗粮的斗争。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力兴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阶级手里，成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督办陕西团练大臣张芾（fú），就是泾阳的大地主，做过江西巡抚，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失败被革职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极力主张镇压回民，这时便用团练来杀害回族群众。

1862年5月，陕西回民任武、赫明堂在大荔县的王阁村、羌白镇率众起义，渭河沿岸回民纷纷响应。

任武、赫明堂是领导渭南、华州、同州（今大荔）一带回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参加过云南回民起义，事败后逃匿渭南仓头镇，秘造武器，待机再起。在这次起义中，他们发动回民群众，杀死训导赵权中等。渭南胥吏洪兴还派人到西安东南太平军驻地尹家卫联系，引导太平军先后攻下渭南城和华州城。后太平军因回救庐州，很快离陕东征，回民军继续坚持斗争，打击地主武装。

同时，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已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以巡抚瑛棨（qǐ）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由于进剿无兵，只得暂行“安抚”。6月4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在临潼和回民谈判时，要求起义军交出任武，被回民起义军处死。同州府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以同州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主要据点，在任武和赫明堂的领导下，进攻清军。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二十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除任武、洪兴、赫明堂外，还有马正和、马四元、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孙玉宝、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hōng）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起义军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镰刀、铡刀等家具和农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枪。像抬枪、火炮之类的火器，开始时为数极少，而且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清军溃散，陕甘危急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荆州将军多隆阿率军入陕，可是他正被太平军牵制在江淮之间，只得又命直隶提督成明率所谓精锐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回民起义军所败。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就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临潼一战，伤兵败勇千余人，接着又于斜口镇（临潼西南）遭到起义军的堵截，只得退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不得不奏称：“陕回族类繁多，贼马过众，此剿彼窜，东突西驰。臣所部兵勇只有一万数千人……非再添兵万余不能早就荡平。”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解京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清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月19日，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民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民起义军互相配合，共同战斗。当时，陈得才领导的太平军已由湖北竹山县一带再度攻入陕西，占领汉中，蓝朝柱起义军也在川陕边境活动。在这两股革命力量遥相呼应下，陕西回民军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刘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张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回民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民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军发动进攻，13日攻占高陵县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拼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bīn）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民军也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眉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

除此之外，陕甘地区还有因久经战争蹂躏、流离失所的汉族农民，以董福祥、息彰等为首，形成大股散兵游勇，在陕甘特别是陕北地区活动。

1867年1月，西捻军进入陕西华阴、华州、渭南、临潼、蓝田、咸宁、长安、周至、户县等地。西捻军的进入，使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军迅速复又活动起来。

陕西巡抚乔松年因官军三十余营在长安城外桥溃败，以省城危急，请清政府速派劲旅赴援。清政府在指责曾国藩、李鸿章于西捻军入陕未能迅速调军往援时也说：“现在陕军俱已溃散，别无可调之兵，捻匪到处窜扰，几乎无地非贼。”整个陕西几乎成了捻、回义军的天下。因此，清政府于2月4日发布上谕，要左宗棠先行赴陕，不用来京，着即兼程驰往。2月5日，清政府又谕令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勿令捻东渡黄河”，“着即星夜驰赴”。2月18日，清政府再发谕令说：“陕省军事恐急，若再贻误，关系匪轻，着即星驰入陕。”2月22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谕令“即就现有兵力，取道入关，妥为筹办，以副期望”。

虽然清廷一再谕令左宗棠火速入陕，以解危急，但是，左宗棠早于1866年11月在福州交卸闽浙总督时就说：“现在西事紧急，既不敢逗留不进，致误军机，亦不敢冒昧径行，致贻后悔。”因此，清廷催逼愈急，左宗棠对入陕甘作战的准备工作则考虑得愈为谨慎。他上奏清廷，要求宽予时日，尽量将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他坚信“磨刀不误砍柴工”，继续坚持他的老信条：不求旦夕之功，但求最后的胜利。

左宗棠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说只要他一到陕甘，捻、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早在1866年12月5日，他在奏折中就向朝廷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二是切实保证军饷。没有粮，没有饷，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胜利可言。

“六百里加紧”入陕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清政府调任他为陕甘总督的谕令，命他率湘军去西北镇压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当时，因为福州船政局的定议尚需时日，他不得不奏请稍缓起程，将行期推迟了三个月。他一面安排、交代福州船政局的有关事宜，一面要求清廷任命他的老部下刘典为帮办军务大臣，极力开掘饷源、粮源，调集随征部队。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yǔ）”。这样，左宗棠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七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光辉的一面。

左宗棠在1866年12月5日的奏折中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使“军无悬釜之忧，民有重苏之望”，二是要求切实保证军饷来源，以免士兵因“饥溃哗噪”。12月18日，左宗棠离开福州，准备由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先去北京“陛见”。但是，此时由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正大举挺进陕西，全陕震动，清廷心急如焚。

这一路之上，左宗棠的心情并不十分愉快，行动也相当迟缓。除了福建船政局的事情让他牵肠挂肚之外，年已五十开外的他，体质也大不如前，隔三差五地就闹腹泻。加上自己早在总督浙闽之时就已功成名就，用不着再像从前那样急功近利谋求进取。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次远征陕甘，是一桩既苦又难的差事，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因而他的积极性并没有当初奉旨围剿太平军那么高。

而与之相反的是，清廷对左宗棠此次远征陕甘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陕甘回民起义爆发之后，清廷原先想让满人自己来镇压，但是屡次作战都极不顺利。接着又命湘军将领刘蓉、杨岳斌等人率部入陕，但仍然没有控制住回民起义的燎原之势。1866年冬，随着西捻军入陕，陕甘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清廷在无可奈何之下，决定调派左宗棠出马，希望他能迅速扭转陕甘的战局。为此，清廷两下谕旨，督促他火速带兵入陕。

第一道谕旨御赐了左宗棠一个正式的头衔——进士，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第二道圣旨是“六百里加紧”送到的。

清代颁发廷谕按公文的急迫性质分为三个等级，一是“马上飞递”，要求驿卒日行三百里；一是“紧急”，要求日行四五百里；而“六百里加紧”则要求日行六百里以上，连人带马日以继夜地快递。

清廷的谕旨中写道：

陕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许州西上，已绕过潼关、商州，越过秦岭，扑向华阴。陇州、郧（yún）州之刘蓉军堵截不利，在华州被捻军击败，伤亡达七百余人。兹着左宗棠即赴陕甘，暂毋庸来京。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雉河集根据地失守，只有任化邦、张宗禹等人率领余部突出清军的重围，活动于河南、湖北和陕西地区。突围出来的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的遵王赖文光开始联合作战，采用流动战术，易步为骑，迅速成为一支拥有十万余众的武装力量，并且屡次大败清军。

1866年10月23日，捻军在河南分为东、西两支：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东捻军在鄂、豫、皖、鲁之间转战；张宗禹、张禹爵率领西捻军，进入甘、陕，联合回民起义军，极大地震撼了西北大地。

“先捻后回”，平定回乱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廷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从福州取道江西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867年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受令负责进剿西捻，镇压回民起义。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深知到西北边远地区行军作战，粮饷难筹难运。仗怎么打，战略怎么定，左宗棠心中还没有策划好。左宗棠带着3000人马乘船从福州马尾港一路北上，一路上都反复思考着这几个决定全局的大问题。船队一到汉口，他便特地从湖北监利召来了旧日的同僚好友王柏心。

左宗棠之所以一定要把王柏心请来当“高参”，是因为左宗棠曾与他在湖北张亮基幕府共事，深知他工于心计，足智多谋。而且，王柏心曾做过林则徐和罗文俊的幕客，熟悉陕甘的情况。

经过讨论、分析，他们定下了平乱的基本打法：“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分割西捻军与回民军的联合，次第解决。

左宗棠为了解决粮饷问题，提出兵屯之举。兵屯，意味着仗不好打。

一进兵，一打仗，就要耗尽地方钱粮。如果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地方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接济不上的。如果靠朝廷，西北边陲路途遥远，一时也难以为继。

如果断了粮道，那就前功尽弃。左宗棠决定取屯兵渐进之策。将各路军营中筛汰出来的老弱残之兵勇留下屯田垦荒，攻克一处，屯田一方，留下的兵勇虽少一些，但军粮可省，兵精将勇，后方稳妥，实为久远之计。

至此，左宗棠定下战争方略，遂上书朝廷，请求皇上宽以岁月，取屯兵渐进的打法。左宗棠立下军令状：“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伏恳皇上假以方便，宽以五年，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以罪，以明军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派人员采购良马，又派官僚买办胡雪岩打通上海海关，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支白银120万两充做军饷，同时，急电催促各巡抚衙门运往西北的饷粮赶紧上路。

1867年6月18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亦易为力矣”。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权，在秦为轻，又一也。”因此，左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但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在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与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唯左宗棠是问。”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因此，他到潼关后，“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10000人，郭宝昌3000人，刘厚基3000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左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qiān），毋再延误”。左宗棠率部5000人尾随追击至保定后，把军队分成近防、进剿和防剿三大部分，前者驻固安、涿州，拱卫北京；二者驻保定、河间、天津，屏障北京；三者是随进随剿，三管齐下，围追堵截。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打法，命左宗棠总统河北、山西境内各军防堵，与总统山东各军的李鸿章相配合。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等地。

1868年8月，西捻军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被封锁围困，终至全军覆没。清廷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再次令他回陕专力进攻回民军。左宗棠于1868年10月从西安出发，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武装。

回民起义军的基本群众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百姓，但其领导者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如马化龙是个地主，马文禄是清朝的军官，而且是各自分股活动。左宗棠于是采取了先抚后杀、各个击破的策略。

1869年4月，左宗棠攻陷陕西回民军根据地。6月进驻泾川，发兵攻打马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久战不胜。第二年，左宗棠令楚军决秦渠水灌淹金积堡，马化龙投降。1871年8月，左宗棠移驻静宁，分兵三路进攻马占鳌部回民根据地临夏。第二年春，马占鳌投降。1872年8月，左宗棠移驻兰州，分兵攻取西宁。1873年春，他增兵围攻马文禄部回民军根据地酒泉，屡遭挫败，炮轰、挖地道、爬濠均不奏效。后因回民军粮尽，马文禄开城投降。至1873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了，为进军新疆打开了至关重要的通道。

第三章　封疆大吏的传奇

英俄盯上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土地广袤，少数民族众多。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天山以北是牧区。千里戈壁，茫茫荒原，水源寥寥，人烟稀少。沙漠中的绿洲，虽然水草肥美，宜于耕种，但面积小，相互之间相隔甚远。高大的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成为一座难以翻越的天然屏障。

新疆历来是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早在西汉年间，在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做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唐朝时，中央政府就在新疆地区先后设置了行政单位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东起阿尔泰山，西抵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南达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广大区域。

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1755年至1759年，乾隆皇帝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改两域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城”，从此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1760年，清政府正式在伊犁设官驻兵屯田，使荒凉空虚的伊犁河逐渐充实和兴盛起来。1762年，清政府正式设立总统伊犁等处的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伊犁成为统辖新疆的首府、“天山南北总会之区”。清政府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政权，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先后从内地和南疆迁移大批兵民去伊犁地区屯田游牧。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开始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田（今和田县）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进入19世纪以来，新疆的西北是疯狂向中亚腹地扩张的俄国，西南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和受英国控制的阿富汗。与新疆周邻的中亚紧挨沙皇俄国和英属印度，新疆成了英俄角逐争霸的一个重要地区。了解左宗棠时代新疆周邻地区中亚的形势，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功绩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

在两强相争的格局中，总的情况是沙俄处于攻势和优势。沙俄早在16世纪80年代就越过乌拉尔山脉，迅速向东扩张，先后征服了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到19世纪前期，沙俄已扩张到南哈萨克、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在东面正逐步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境内；在西面侵入南高加索，威逼伊朗。在中亚方面，沙俄已将布哈拉、希瓦、浩罕等汗国作为重要的侵吞目标。因为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就一直以寻求出海口作为自己的国策。19世纪初期，俄皇保罗及亚历山大一世都曾先后同法国拿破仑商议共同进攻印度，这项计划虽未实现，但历代沙皇始终试图南下，取得通往印度洋口的出海。侵略和吞并中亚，正是沙俄南下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印度已经被英国掌控，英国对俄国任何一个南进的举动都极为敏感，它想先下手为强，遏制住俄国，巩固其对印度的统治。

英国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企图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建立一道屏障。因此，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沙俄占领中亚的计划，并为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加强了活动。首先它力图以印度为基地，从北面通过阿富汗向中亚腹地渗透，使之成为反俄前哨。但是英国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并没有完全成功，在两次英阿战争中，具有抗击外国入侵悠久传统的阿富汗人，多次打败英国侵略者，英国始终未能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从1855年起，英国开始用金钱和武器接济阿富汗的封建王朝。直到1868年施尔阿里汗在印度安巴拉和英印政府谈判，接受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印政府从此便把阿富汗王国看做自己的附庸，总算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阿富汗。可是，英国并不是每届政府都积极过问中亚的事情，这就使英国抵抗俄国的南进，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条件下，英国对中亚的政策是想让中亚各汗国成为独立的缓冲国或缓冲地区，避免英国同俄国在势力范围和疆域上发生直接接触，以免俄国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同时，也想与中亚地区通商，开辟那里的市场，向那里输出自己的商品。于是，英国便向这些地区派遣考察队、商业代理人等，目的是监视俄国人在那里的活动，或者扶持当地的反俄势力，或者利用本地人为其提供有关俄国活动的情报。

总之，19世纪的俄国和英国各怀鬼胎：俄国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日不落帝国想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19世纪中叶，双方同时在向中亚推进，一北一南，在这一地区形成对峙的局面，甚至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这两个贪婪的国家在加紧侵略中亚的同时，也都看到了另一块肥肉——中国新疆。因此，他们把魔爪伸向了新疆。从地理位置上讲，谁控制了新疆，谁就可以从侧翼给对方以极大威胁，而且新疆“土沃泉甘，物产殷阜”，也使英、俄为之垂涎。因此，新疆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

沙俄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举南进，疯狂向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扩张。在中亚方面，沙俄把侵略矛头指向中亚三个独立汗国：浩罕、布哈拉和希瓦。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沙俄占领浩罕的塔什干城，迫使浩罕成为它的附庸。同治五年，俄军又侵略布哈拉，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占领撒马尔罕城。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在塔什干城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下辖七河省（辖区主要是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中国领土）和锡尔河省（系沙俄新征服的中亚各汗国领土），考夫曼被任命为总督。1873年，沙俄又征服希瓦汗国，1884年攻下马雷，占据谢腊赫斯，1885年又推进到佐勒菲卡尔山口。通过这一系列的征服，到80年代沙俄实际上消灭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并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门口。在新疆方面，沙俄对我国边境领土采取蚕食政策。早在1847年，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建立科帕尔堡，1852年强占托乌楚别克和雅尔，1854年强占古尔班阿里玛图。1858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该条约有一特殊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使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沙俄以“勘界”为名侵吞我国更多的领土埋下伏笔。1859年春，俄外交部训令其驻北京公使，如果条件具备，俄国准备把满洲和喀什噶尔“置于我们保护之下”。1860年，沙俄又在诱胁清廷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迫使清廷接受了由俄国片面提出的西部边界走向，所谓“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该应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1864年，沙俄就根据《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上述有关规定，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0年代最后几年，沙俄叫嚣：“俄国边界要向东推移三百俄里到五百俄里”，加紧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

沙俄通过中亚向南推进的总计划中，就包括了向中国西北边疆的进犯。新疆的叶尔羌和中亚以南的印度盛产黄金，早在俄国彼得大帝时，俄国统治者就听说过。他们当时就派布赫戈列兹前往西伯利亚，企图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修筑堡垒逐步扩张到新疆。另外，彻尔卡斯基公爵别可维奇被派往中亚的希瓦，企图从那里前往印度。但两者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以后，沙俄始终不忘侵略中亚和新疆，以南取印度。

当时俄国人波格丹诺维奇甚至提出要修一条铁路，从土耳其斯坦、费尔干纳进入新疆，经喀什、和田通往拉达克，这既有利于发展商业，又有利于进军印度。在整个19世纪，中亚诸国的遭遇同中国西北边疆遭到的侵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俄国不征服中亚诸汗国，就不可能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抵制英国的势力；如果不在新疆方面取得立足点，沙俄也不可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进攻中亚各汗国。为此，沙俄不仅疯狂地向我国北疆迅速扩张，而且早就觊觎着广大的南疆地区。到19世纪，沙俄已逐渐形成了夺取喀什噶尔的基本构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俄国外交部认为：“喀什噶尔作为商业中心，有许多超过恰克图的优越性；此外，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所谓“政治意义”，无非是说俄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利于它同英国在中亚角逐。在军事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经帕米尔、克什米尔威胁英属印度，退足以遏制英国向北扩张。十年后，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在一份题为《喀什噶尔的时代和我们的态度》的报告中重申，喀什噶尔“在政治上，不论对俄国还是对英国，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力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脱离中国的傀儡政权。

相比之下，英国在里蓬侯爵任印度总督期间，却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不愿过问印度边境以外的事务，在中亚方面无所进展，几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均遭失败。英国欲使整个中亚成为介于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俄国吞并中亚诸汗国而成为泡影。直到俄国占领马鲁，兵临阿富汗边境，直叩印度的大门时，英国才感到危机临头，才忙于同俄国划定阿富汗的边界。其目的也是想最后能保持阿富汗为缓冲国的地位。为了使当时已扩张至帕米尔的俄国不与英印直接接壤，它们在划定阿富汗北界的东段时，将阿姆河上游两岸某些地段的归属作了调整，留出一个瓦罕走廊，并私分了帕米尔。英俄协定表明，它们在中亚腹地的争夺将趋向缓和，中国的新疆将成为双方角逐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新疆在英俄角逐中的作用更被英国看重，它迫切地希图在新疆造成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或缓冲地区，以免俄国直接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

当然，它也看重这一地区的商品市场和财富。早在英国征服印度得手后，就开始派人到喀喇昆仑山北面的中国南疆地区进行活动。同治四年（1865），印度测量局的英国官员约翰逊从列城潜入和田，同和田割据政权相勾结。随后，又有一个叫海沃德的英国人偷偷溜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搜集情报。同治七年（1868年），英国人罗伯特·沙敖在英印政府支持下进入南疆活动。而且史料证明，1820年到1828年，在新疆爆发的张格尔和卓暴动，就是直接受了英国殖民主义特务的煽动，张格尔身边还有一个名叫图烈罕的英国军事教官，并有“五人经常在和卓身边，处理他的全部事务”的现象。但是，这次英国企图通过张格尔和卓叛乱，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它的殖民地的阴谋没能得逞。正当英俄在中亚和新疆的角逐日趋激烈之时，阿古柏匪帮窜入我国南疆，此事引起了英俄两国的极大关注，它们都力图把这个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自己战略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阿古柏为祸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田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1820年，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的族属一直都不清楚，有人说其是乌兹别克人，有人说他是塔吉克人。其父伊斯迈特·乌拉，在村中负责替病人诵经祈福，其角色类似于巫医。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离异，幼小的阿古柏跟随改嫁的母亲，其继父是村中的屠夫。数年之后，其母亲死去，阿古柏成为孤儿，流落塔什干街头。

少年阿古柏面容姣好，被街头艺人收留，学到了精湛的舞艺。大约10岁的时候，他成为“巴特恰”，也就是男扮女装的舞童。不久，一名路过塔什干的浩罕官吏看中了他，将其收为自己的娈（luán）童，带回首都浩罕城，并将其转送给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马达里汗的侍从官。

1842年，马达里败于布哈拉汗国，战死沙场。布哈拉进占浩罕城，全国一片混乱。时任浩罕阿奇木伯克的卡希卡也加入对汗位的角逐中，最后失败，丢掉了性命。阿古柏随即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伯克纳尔·穆罕默德·库什，并将妹妹献给了库什。这样，他获得了成为库什副官的机会。不久以后，库什派其出任五百人长，负责镇压塔什干境内的哈萨克人起义。阿古柏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860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时起，人们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

1864年，新疆民乱，库车、和田、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他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此时显露出了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率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有数千名士兵组成的军队，4月11日，他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4月下旬，阿古柏约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为内应，偷袭叶尔羌，在巷战中失利。回军途中，又遭遇库车和卓热西丁的军队，在罕南力克战役中复大败，逃回喀什。阿古柏于是调整战略重点，转而攻击仍在清军守备下的喀什汉城。9月1日，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献城，清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举家自杀，残部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1865年秋，浩罕被俄国支持的布哈拉汗国再次战败，丢失塔什干，约7000名残部在玉努斯江率领下，逃入新疆投奔同族阿古柏。得到这支生力军的阿古柏实力大增，连克叶尔羌、和田。就在此时，布素鲁克在喀什发动兵变，希望摆脱阿古柏，坚守41天后失败，被逐回浩罕。阿古柏立布素鲁克堂兄卡塔尔勒即位。第二年，由于卡塔尔勒也不安心做傀儡，阿古柏将其毒死。同时，经过反复争夺，阿古柏终于击败了热西丁，夺取了阿克苏，侵占了除库车之外的南疆。

1867年，随着阿古柏的不断胜利，他觉得不再需要傀儡了，于是他宣布取消哲德沙尔汗国，建立洪福汗国，自称“毕杜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5月，他攻占库车、库尔勒，一统南疆。

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别设立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该政权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次年，阿古柏也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阿古柏的主要支持者，并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为止，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加大了对阿古柏的援助，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和《俄阿条约》类似的条款外，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阿古柏与英俄狼败为奸，新疆危急

从浩罕出发的阿古柏凭借一支只有50人的队伍拿下一座城，并如此迅速的扩展起来，盘踞天山南北达12年之久，除了新疆当时混乱的形势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利用宗教和民族意识。新疆和中亚地域相连，这一带的人民虽属不同的国籍，但因同属一个语系，基本上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类型，而且一些民族本来就是互相交错而居的，历史上有着传统的商业贸易交往和宗教联系。由于这些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的国籍概念在一些人心中并不十分明确。相反，民族感情或民族意识往往成为彼此沟通的纽带。当阿古柏侵入我国境内时，当地一些群众在不了解其野心的情况下，被其“语言、冠服、习尚与己同”所蒙骗。而语言、冠服、习尚，均属民族文化特点，民族文化特点正是构成共同民族心理状态的基本因素。可见这种民族意识（也即民族心理状态）在当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阿古柏又是一个“多权诈”的阴谋家。阿古柏之所以在侵入喀什噶尔之后，急忙把布素鲁克扶上王位，正是为了利用大、小和卓作为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在这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如前所述，布素鲁克是30多年前叛乱南疆的魁首张格尔之子，张格尔则是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次孙。大、小和卓都是南疆有着雄厚势力的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首领，而喀什噶尔一带正是崇奉白山宗的主要地区。这是阿古柏用来增加号召力，使自己势力得以迅速扩展的重要手段。他在当上洪福之王以后，又被阿谀他的“示教职业者”授予“阿大勒克加查”（大教主）的头衔，集政权于一身，具有更大的实力。

阿古柏之所以能在新疆猖獗12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得到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竭力扶植阿古柏，企图把他作为阻隔沙俄南下的藩篱；沙俄鲸吞中亚两个汗国得手后，加紧了侵占我国新疆的步伐，它也极力笼络阿古柏，以供自己驱使。于是，英俄两国竞相争夺阿古柏为各自的侵略政策服务。不过，由于俄国占有地理位置的优势，采取了更为逼人的进攻姿态，1866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非正式协定，规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双方有权进入对方境内追捕逃犯。1867年，俄国要求阿古柏同意在纳伦河上架设桥梁，并建筑一条通过天山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这样“就会把喀什噶尔完全置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但阿古柏并未同意这一要求。而俄国并未死心，他们在1868年占领撒马尔罕后，就开始在与阿古柏毗邻的纳伦河上构筑碉堡，这是企图“占领喀什噶尔的明言不讳的措施”。阿古柏此时心怀疑惧，他马上遣使赴俄。在这一年，阿古柏把自己的侄子派往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彼得堡，寻求与俄国达成谅解的途径，由于阿古柏不满沙俄在“承认”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双方未能成交。俄国为什么不承认阿古柏政权为独立国家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仍然“以上国自居，欲阿称藩”，沙皇力图将阿古柏变成俄国统治下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指我国新疆）的代理人。俄国的这个意图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讲得很清楚，他写信警告阿古柏说：

如果不愿意同俄国建立像浩罕、布哈拉（均已经属于俄国）一样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其实是在威胁阿古柏。俄国的行径使阿古柏既恐惧又不满。

英国对阿古柏实行的政策则与俄国恰恰相反，它用的是以柔克刚，对阿古柏极力拉拢。1865年，有经过和田前来的准孙和艾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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