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君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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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试读：
前言
2009年以来，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高调重返东南亚，提出了“转身亚太”和“战略再平衡”等战略。湄公河流域国家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重要“侧翼”。奥巴马政府东南亚战略的重点是“再平衡”政策，而湄公河区域成为该政策的重中之重。自此，美国强势推动美湄合作，构建合作机制，注重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合作。从2009年“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开始，到2011年创建“湄公河下游国家之友”，美湄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并且把日本等国家带入这一合作机制。从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内美国政府的推动，湄公河下游倡议（Lower Mekong Initiative，简称LMI）、湄公河下游之友（Friends of the Lower Mekong，简称FLM）、美国-湄公河委员合作机制已经成为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多边合作的三大重要抓手。美湄关系从双边合作不断扩展到多边合作，包括经济、军事、环境、教育等方面。
同时，美国不断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合作。尤其是与越南的安全合作，提升两国战略合作等级，美越军事合作进程快速，美国军舰访问越南港口已经常态化；2013年，美越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层面。这一时期，美国在我南海问题方面大做文章，美国从不干涉到公开支持越南，企图将我南海问题国际化。美国与缅甸关系方面，美国改变对缅政策，放弃对缅制裁政策；希拉里实现了56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访缅甸，美缅关系缓和。美国有意推动缅甸的民主程序，缅甸政府做出积极回应。美国与柬埔寨关系方面，双方自“9·11”事件以来，从反恐合作开始，政治军事合作缓和并逐步推进；奥巴马上台以后，美柬两国不断加强军事合作，从双边合作提升到多边合作。美老关系方面，美国改善与老挝的政治、外交及军事合作关系；2016年，老挝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美国非常关注此事，并表示奥巴马会访问老挝，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同时，美泰同盟关系继续保持并加强军事合作。“9·11”事件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调整，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目标。虽然湄公河流域国家仍然处于美国反恐第二阵地的地位，仍然没有被美国重视，但是，美湄合作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尤其是军事合作。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重返亚太，提出“亚太再平衡”，美湄合作强势推进；同时，积极干涉我国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尤其在2016年，支持菲律宾在我南海问题上的诉求，甚至干预该地区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判断和态度。美国还认为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国家上游建大坝，造成下游地区的干旱，对湄公河流域国家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出湄公河上不建大坝的倡议，对中国形成压力。
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湄公河流域国家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实施的重要战略依托，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成败。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积极推动区域合作，实现了从双边到多边的扩展。中国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一，也是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中的重要一方。中国自1992年起参与GMS经济合作，迄今已有24年的历程。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其他合作机制方面也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作，特别是与湄公河流域国家进行的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实际显著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湄公河流域国家经历着艰难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历程。中国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帮助和扶持湄公河流域弱小国家发展。特别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强有力的支持，为东南亚地区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信，扩大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2013年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one bolt one road initative）。“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湄公河流域国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直接关系到这一倡议的落实。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对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并且对中国在该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
对于湄公河流域来说，中美两国的博弈和竞争态势增强，同时加剧了地区内的安全困境。面对不断增强的竞争态势，中国的外交压力加大，周边外交政策也遇到强有力的阻碍。有学者也提出两国应该保持克制，但是，美国政策更加强调对中国的遏制，并且直接插手南海问题，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因此，研究美湄关系非常有必要，并且势在必行。目前，美湄关系处于什么阶段？各方的战略考量是什么？美湄关系的特征和成效怎么样？对中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面对美湄合作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及对中国和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起点或主要内容。（一）研究意义
1.学术意义层面（1）选题意义层面。从选题的角度来说，本书选择的是一个“没有答案或者答案不完善”的选题，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选题。本选题从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紧扣当前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美湄合作、中美关系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之前的战略收缩、忽略与制裁的态度转变为“强势重返”，频繁改善和加强与该地区关系；合作形式从双边到多边，合作内容和领域不断扩展，军事合作尤其突出。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政策转变的动因、湄公河流域国家对美国的政策、美湄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些问题都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关于美国亚太战略层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但是专门针对美湄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的研究项目尚少。所以，本研究可对该领域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2）理论意义层面。本研究涉及多种理论的应用，包括：国家利益、相互依赖、不对称性利益分析、博弈论等理论的单独和交叉运用。书中美湄关系写作过程中运用到层次分析的方法；在中美关系、美湄关系、中湄关系方面，涉及国家利益论、相互依赖理论、博弈论的分析应用。美国、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存在不对称性，具有不同的战略利益考量。多种理论范式的应用在本书中比较突出。所以，从理论意义的角度看，本书为多种理论的综合应用分析提供一种参考。
2.现实意义层面
本选题为“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研究，美湄合作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词汇和大众比较关注的问题。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在亚太区域的宏观政策和微观举措都牵动着中国的心弦，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形势和外交举措。美国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和举动众多，政策变化显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尤其频繁。例如，“湄公河下游倡议”“湄公河下游国家之友”机制的创建、改善与缅甸关系、与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加强与柬埔寨的军事合作、推动越南加入TPP、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频繁在湄公河流域举行多边军事演习等。研究美湄关系成为一种现实必要。本书着重考察美湄关系的发展历程、合作内容的深化和拓展，分析美湄合作对中国的影响，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同周边国家，尤其是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贯国策。研究当前美湄关系形势的具体发展变化、动因和影响，有利于中国提出更加有效的措施政策，以深化、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二）相关概念界定
1.时间界定
本书研究的时间段界定为：1989年11月至2016年这个阶段。因为冷战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大节点，所以选取冷战结束作为起点；同时，本研究于2016年完成，所以研究时间的结束点定在2016年。
2.空间界定
本研究的空间界定主要涉及两个概念：美国、湄公河流域国家。
美国即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其主体部分位于北美洲中部，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50个州、波多黎各自由邦和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国土面积约963万平方公里，截至2012年2月美国总人口3.2亿，人口密度34人/平方公里。
湄公河流域国家，即地处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五国。泰国：泰王国（泰语：），通称泰国（泰语：），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首都是曼谷，国土面积约5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450万（截至2014年3月）；全国共有30多个民族，泰族为主要民族，泰语为国语。越南，全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是社会主义国家；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首都是河内，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9000万（2014年人口普查），是以京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官方语言为越南语。缅甸联邦共和国简称为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首都是内比都，国土面积约67.8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141.9万（截至2014年）；主体民族为缅族，官方语言为缅甸语。柬埔寨，全名柬埔寨王国（Kingdom of Cambodia），位于中南半岛西南部，国土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480万（截至2012年6月）；有20多个民族，其中高棉族为主体民族，首都是金边。老挝，全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是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国土面积为23.6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677.6万（截至2013年），有49个民族，多信奉佛教，首都是万象。整个湄公河流域五国都位于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为193.53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22750万。
本书之所以选择“湄公河流域国家”这一概念，而未采用“中南半岛”等其他概念，是因为湄公河流域有多个合作机制，例如，湄公河委员会、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学界已经出现的简称如“日湄合作”（指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合作）。相对中南半岛来说，湄公河流域国家这一概念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具有一定的政治代表性。同时，湄公河流域五国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参与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对象国，该流域五国既是中国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撑。为了便于探讨美湄关系对中国在该区域合作的影响，故而选择“湄公河流域国家”这一概念。
3.研究领域界定
本书研究的领域界定为“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研究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的变化，包括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因、表现的特征、变化的成效分析。在影响研究部分，主要是分析美湄关系的变化对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国的影响，以及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推动区域安全与合作。（三）研究现状
1.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及对中国影响研究方面
奥巴马上台后立即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希拉里随即展开对亚洲各国的访问，此后各种政策和举措频繁展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引起了诸多关注，中国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著述主要有以下一些成果。
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结束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1]走向》，该书在新安全理论的基础上，从美国的安全认识、安全战略目标、安全战略发展趋势等方面分析了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安全战略。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该书论述了美国的欧亚战略，分析了美国霸权和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并预测美国在2015年前后将失去霸权地位，分析了中国在美国欧亚战略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
吴心伯著《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2]一书着眼点于“安全战略”，侧重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政策的剖析。该书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演变和调整，包括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战略制定和调整。张小明著《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从宏观角度探讨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变迁过程，跨度很大。赵学功在《巨大的转变：[3]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一书中，阐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进程。刘卿在《美国在亚太战略部署的新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奥巴马和小布什在东南亚地区政策的差别，简单讲到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赵明昊撰《“重返”还是“重构”：试析当前美国亚太[4]战略调整》一文，解析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措施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对美国的态度。
东南亚是美国反恐的重要战线，中国崛起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强。Tony Tai-Ting Liu 认为“自‘9·11’事件后，东南亚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中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成为新的恐怖主义滋生地，同时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恐怖组织和革命团体的目的不同，但两者对于生存的共同需求促成了它们之间协作网络的形成，这对地区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一协作网络连同国内的宗教和种族矛盾将使内部和平与稳定的敏感问题恶化。此外，分裂主义运动和身份认同[5]问题进一步敲打着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神经”。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戴尚志（Simon Tay）认为，“亚洲邻国被中国吸引只是因为其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剩下的唯一希望，他们[6]同时也因战略保障对美国相当渴望”。Martin S.Indy认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就是摆脱布什政府反恐与和平两大议题的矛盾紧张关系，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平衡关系，进而恢复美[7]国中东各战略之间的平衡”。
2.美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研究（1）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政策方面
王缉思等著《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时事出版社，2008），以“9·11”事件为时间切入点，从政治、经济、战略和军事各层面探讨了美国与东亚之间互动的新线索和新特征。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有所改善并发展，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并且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变化，也服从于这一事件之后美国的亚太战略。[8]
在《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一书中，詹姆斯·特纳指出，“美国的东南亚战略目的是遏制其他大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保持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开放。在美国的东南亚战略中，东南亚地区从冷战至今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和反恐的第二前沿阵地”。而湄公河流域国家一直是处于美国这两大前沿阵地的目标位置。
美国东南亚问题专家罗伯特·J.麦克马洪在《帝国的限制：二战[9]后的美国和东南亚》一书中指出：美国慢慢认识到东南亚“是一个对世界和平、稳定及繁荣都有重大意义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地区”。所以，美国领导人都致力于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干预地区事务。“9·11”事件以后，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反恐第二阵线，湄公河流域国家成为这一阵线的前沿。奥巴马上台以后，重返亚太战略更是把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任远喆在《奥巴马政府的湄公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10]中，认为“湄公河流域国家是美国新亚太战略的重要‘侧翼’”。文中清晰梳理了奥巴马政府的湄公河政策，从“美湄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到双边、多边关系的兼顾，以及加强地区协调合作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奥巴马湄公河政策。（2）湄公河流域国家对区域外大国的政策方面
湄公河流域国家面对各大国势力在该地区的竞争和角逐，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利用大国博弈的机会在各大国之间寻求更多利益空间。陈奕平著《依赖与抗争——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以东盟为主，对东盟与美国的关系进行了历史回顾，探讨了东盟与美国的政治、安全、经贸关系，并且分析了东盟对美国的战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就东盟对美国的政治、安全、经贸战略给中国的影响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作者认为：影响东盟对美战略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平衡威胁和相互依赖。潘一宁等著《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书中指出，东南亚国家对美国作为大国参与东南亚安全防务有所期待。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吴翠玲（Evelyn Goh）在《大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战略》一文中，提出东南亚国家在对外战略上普[11]遍奉行大国平衡主义，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结构。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克罗宁指出：“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地区建造大坝将对湄公河下游国家及美国构成潜在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12]胁。”（3）在美越关系方面
昆士兰大学的Hai Hong Nguyen学者认为越美关系从来都不是受某一确切的因素影响，两国关系存在三大影响因素，即中国、经济利益和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美国从未放弃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干涉，并且在两国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上，“人[13]权问题”是美国关注的重要条件。
Mark E.Manyin认为美国存在支持和反对美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两方。支持的一方出于两大利益：经济利益，与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越南合作可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与一个亚洲人口稠密的国家合作，并且是和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合作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反对的一方认为：与越南的合作应该以人权标准为条件，人权一直是美越关系中的重要障碍。这一部分障碍的存在，主要是越战的后遗症。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越南，虽然政府允许各种言论表达和宗教自由，但是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对反对政府言论的打压，2013年上半年，这种打压更加强烈。在美国国会里，有主张以人权标准作为对越南加入TTP和对越南援助、出售武器的条件。从越南的角度来看，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主要基于两大因素：经济利益、制衡中国。中越关系是越南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以越南领导人在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时需要谨慎小心，任何和一方的合作会被认为是对另一方的威胁。一部分越南人怀疑美国对越南的长期目标，尤其是2012～[14]2013年，越南内部的政治斗争已经影响到越美关系的基础。
3.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合作的研究
关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身份定位方面，秦亚青在《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一文中提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调整，包括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这些调整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推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15]性互动，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合作关系”。
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身份定位正在经历再定义的过程，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更加重视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培养。在钟飞腾、张洁所撰《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本身就是周边环境的一部分，中国的周边外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非常重要：“随着中国越来越注重软实力，其价值观将越来越具有[16]全球性。”中国在周边外交的实施过程中，自己的地区身份正在发生改变。
关于中国在东南亚及湄公河流域国家影响力上升方面，Tony Tai-Ting Liu在“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China’s Rise and U.S.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9/11”一文中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在东南亚获得好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不断深入直接影响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因为中国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是最不稳定的。中国权力增长的未来趋势也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它们的新伙伴，美国也不再是唯一保护伞和最终贷款方。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为权力分配的受益国不断增强影响提供了试[17]验场地，给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如何回应发出了预警信号”。
4.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开发研究
关于探讨湄公河合作开发的文章方面，马燕冰在《湄公河：一条大河共开发》中写道，“面对域外大国的纷纷涌入，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与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合作机制，增信释疑，使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合[18]作更加合理、有效，呈现‘双赢’甚至‘多赢’的有利局面”。张[19]锡镇在《中国需要地区一体化的总体战略》中把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概括为“一四二战略”，即“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两个愿景”。“一个中心”，即以建立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为中心；“四个基本点”，即重点营造四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一是上海合作组织，二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三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四是中日韩合作机制；“两个愿景”，即作为远期追求的目标——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
在钟飞腾、张洁所撰《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选择之一就是“体系层面[20]的应对之道，即构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协调性框架’”。提出在体系层面，中国应该构建包括中、美、日三国协调性框架，协调国际化的国家利益，充分挖掘与美国的共同利益。[21]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经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进入共生时代。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弗格森本人否认了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加强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对美国伸出援助之手。虽然“中美国”这一共生进程受到阻碍，但是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1.研究理论（1）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科中较为复杂的一个理论范式，由许多不同分支集合而成。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古典现实主义代表汉斯·摩根索及其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及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说的主要观点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摩根索关于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命题——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必然是权力政治。关于“政治权力”的定义，摩根索认为其指的是“掌握政治权威的人[22]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认为，“所有政治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之一。一项政策所寻求的，或[23]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摩根索以权力定义利益，认为权力不再是简单的手段，国际行为的目的是权力，而军事权力是国家斗争中的核心权力。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手段，安全才是国家最终关心的。新现实主义也叫结构现实主义，从结构层面分析和解释国家行为。新现实主义还讨论了“安全困境”，认为“国家不会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而冒不安全的风险”，这其实为“安全困[24]境”提出了一种解法。沃尔兹修改了古典现实主义，将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删除。他认为人性无法测量和证否，将人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会否定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他将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设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在无政府条件下，国际关系首先考虑的因素是生存。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标志的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间关系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所以，每个单位成员的根本忧患就是“自我生存”。国家权力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目的。沃尔兹认为，军事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第一要素，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政府条件下为权力的斗争。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成为“安全困境”的前提条件。
摩根索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追求权力，所以，这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根本要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障生存，为此追求权力以获得安全，而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国际体系结构。摩根索和沃尔兹同样重视军事权力，他们一个认为其是目的，一个认为其是手段。不管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两者的观点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上都有表现。尤其是国际体系结构因素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在美国冷战结束后的政策调整中表现明显。冷战结束、亚太地区大国力量慢慢上升，这两个变化都引起了或者将要引起国际权力分配，影响国际体系结构，美国的政策也在这个大的体系背景下进行调整。体系结构不是国家行为的结果，而是原因；调整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同样都是美国追求的政策目标。（2）相互依赖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他们提出的模式称为“复合相互依赖”，主要用于说明国家关系中的可见变化，即国际战争减少，经济权力的影响超越了军事权力，并且出现了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模式。
相互依赖，按照最简单的界定，意指彼此相互依靠。在世界政治中，相互依赖所涉及的情形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作为一个分析性用语，它所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25]不同行为或事件的相互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不一定导致无序；国际社会有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国家虽然是单一、理性的主要国际行为体，但是正因为国家的单一和理性，才需要国际秩序。国家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目标，但是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只是冲突；他们认为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实质，但合作并不代表和谐。基欧汉把国际交往的形式分为三类：和谐、合作、争端。合作是在利益冲突和利益趋同的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如果行为体政策协调成功就达成合作，如果行为体政策协调失败就导致争端。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和避免共同失利，也就是国家间关系不完全是零和状态。
本书中对相互依赖理论的应用主要在美湄相互依赖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分析，以及地区利益交叉重叠及利益的不对称性分析上。（3）博弈论
Game Theory，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理论。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游戏或者博弈（Game）］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表面上不同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现出相似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所以它们是同一个游戏的特例。其中一个有名有趣的应用例子是囚徒困境。“安全困境”是每一个主要国际关系理论都关注的问题。新现实主义提出的“无政府状态”是形成“安全困境”的基础，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提出了可以相对解决的办法。用博弈模型推理：虽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但不是无序状态，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行为体。为了寻求共同利益合作，也可能为了避免共同损失而合作。合作就产生两种推动因素，即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困境中，博弈双方追求满足共同利益的结果；在共同失利困境中，双方希望避免一个共同失利的结果。在本书中，主要应用到的是关于中美战略博弈的分析和刺激——反应模式和分析方法的综合应用。在亚太地区，安全是中国、美国、湄公河流域国家三方都需要保障的共同利益，避免因“安全困境”和战略竞争引起的安全问题，其既是共同利益也是需要避免的共同失利困境。
从博弈互动来看，博弈的次数和对未来效用的评估，影响到博弈者的行为。如果博弈是一次性的，一次定输赢，那么博弈双方会考虑不合作；但是如果博弈是多次的，考虑到对未来效用的影响，博弈双方会考虑合作。所以，在亚太地区，中美博弈明显是频繁的，不能以单独的事件定性。同样，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也存在博弈，所以才产生“大国平衡”战略，平衡大国力量，在天平的两端视情况加码和减码，这是一种小国博弈模式。（4）多边主义
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还涉及更多的多方合作关系。尤其是美国在2009年以后频繁主导的多边合作行为，搭建多边合作框架，将美湄多边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并且，将湄公河流域之外的大国拉进美湄多边合作进程，推动地区的多边合作和地区事态的国际化。多边关系已经成为美湄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本书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产生于一战后。一战前主要以双边关系为主；一战后，国联建立了制度化的多边机制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多边主义做出了贡献。威尔逊外交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强调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倡导建立权威性的国联，施行高透明度的多边外交。西方主流学派对多边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主要是鲁杰（John Ruggie），其1933年主编的《多边主义的重要作用：一种国际形式的理论和实践》中，将多边主义定义为：[26]“依靠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鲁杰更强调在制度框架下的多边主义。国家是多边主义的基本行为体，寻求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协调国家是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涉及多边主义的研究内容很多，主要有：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多边环境中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集体身份和安全共同体；全球治理，以及以批判理论为指导的新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理论在本书中的应用涉及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多边制度的建立、维持，以及各国在美湄多边合作中的角色、美湄环境治理、医疗合作以及军事安全合作等内容。
2.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1）文献研究法，在本书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对美国与湄公河下游地区国家双边、多边关系的梳理上。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查阅、分析、整理，对美湄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形成科学的看法。（2）历史研究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本书中，历史研究法是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几乎应用在全文的每个部分。主要表现在史实材料的搜集、整理、推敲、辨明和梳理方面。（3）比较分析法，在本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美湄关系变化定性分析部分，对美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不同时期的政治互动频率、经济贸易数据、军事合作频率和内容进行比较，以得出美湄关系是冷淡还是升温的结论。（4）案例研究法，具体在本书中的运用表现在：美湄双边关系中分别对五对关系的研究、美湄多边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合作机制的研究、美湄军事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多边军事演习机制的研究，以及南海问题、地区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问题等方面的例证分析。
此外，还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技术和手段的诠释法、层次分析法以及方法-目的分析法等。（五）研究内容
1.美国的亚太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调整时期。本书分阶段对美国从老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进行阐述。老布什的全球战略收缩、小布什时期的全球反恐战略到奥巴马时期的战略重心东移战略，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国家战略一直处于调整之中。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梳理有利于对美湄关系发展演进进行掌握，有利于对美湄关系变化的动因进行分析。
2.湄公河流域国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
冷战以后，美国的亚太战略经历了从收缩、缓慢推进到强势“重返”的变化过程。在此期间，湄公河流域国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随之变化，美湄关系也以此为主线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在东南亚地区军事收缩甚至退出，使得该地区成为大国权力真空地带；美国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服从于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美湄合作处于停滞状态。多边合作几乎没有，双边合作方面，美国对缅甸和越南采取制裁措施，双边关系陷入僵局。“9·11”事件以后，美国亚太战略有所调整，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反恐的第二阵线，但是小布什政府陷入中东战争，无暇顾及东南亚，美湄合作有所改善，但进展缓慢。奥巴马上台以后，调整全球战略，结束中东战争，“重返亚太”。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战略重点地区，湄公河流域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区域。美国积极改善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美缅关系有所改善，美越军事合作突出。美国积极建立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
3.美湄关系中的多边合作
本书主要基于地区合作层面研究，从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美湄合作机制方面，主要探讨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从2009年美国提出的“湄公河下游倡议”“美国-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开始，到2011年创建“湄公河下游国家之友”、2012年“湄公河下游国家之友”召开第二届会议，美湄合作机制逐步完善，到2015年，美国扩大“湄公河下游之友”，把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带入这一合作机制。在TPP合作机制中，美国积极拉拢越南加入该合作机制。美国一改之前以双边合作为主的做法，开始积极拓展多边合作渠道和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各种利益联系。
4.美湄双边关系
本部分以国家间合作层面为主展开探讨，以冷战结束后为时间轴，主要包括：美泰关系、美越关系、美柬关系、美缅关系、美老关系的变化及其动因研究。
5.美湄关系对地区和国家的影响
美湄关系的改善和推进，在亚太区域内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在中国周边范围内形成遏制之势，同时严重阻碍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实施，影响中国与周边传统友好地区的关系，中国周边安全和外交局势严峻。对此，中国政府和学者都在积极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影响和对策研究成为必然。
6.对中美在湄公河流域合作的探讨
湄公河流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在该地区产生重叠和碰撞。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竞争状态引起了地区形势的不安，该地区的安全和发展事关中美两国的利益，也事关地区内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中美两国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寻求在该地区的合作，以消弭由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
7.主要结论
湄公河流域国家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叠区域，美湄合作必然对中国的国家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湄关系是随着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的，经历了从长期冷淡到骤然升温的过程。双边关系是美湄关系的重点，多边关系正在逐渐成熟。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湄关系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的转变，军事合作是首要目标，经济合作是重点部分。美湄关系推动了地区合作进程，也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有限的。中美应该探索在该地区形成良性竞争，消弭不安定因素，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1] 阎学通等：《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结束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时事出版社，1999。[2]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 赵明昊：《“重返”还是“重构”：试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5] Tony Tai-Ting Liu：“Sino-U.S.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China’s Rise and U.S.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9/11”，Polotical Perapective，vol.5，2011，pp.96-119.[6] 《财经报道》：“美国注意力重返太平洋，中美关系将受严峻考验”，路透社檀香山11月13日电，http：//roll.sohu.com/20111115/n325719736.shtml。[7] 刘中民：《和平与反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面临的双重挑战》，《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8] James A.Tyner，American’s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Terror War，Rowman & Littlefield，Inc.2006.[9] Robert J.McMahon，The Limits of Emp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0] 任远喆：《奥巴马政府的湄公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11]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Military Technology，No.1，2006，pp.321-323.[12] Sen.Webb Calls on Sec.Clinton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Avert Crisis in Mekong River Region of Southeast Asia，http：//www.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10-27-2010-02.cfm（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0日）.[13]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Hai Hong Nguyen Three factors in the Vietnam-US Relationship，East Asia Forum，March 16th，2013，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3/03/16/influential-factors-in-the-vietnam-us-relationship/.[14] Mark E.Manyin，Specialist in Asian Affairs，“U.S.-Vietnam Relations in 2013：Current Issues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July 26，2013，http：//www.fas.org/sgp/crs/row/R40208.pdf.[15]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16] 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17] Tony Tai-Ting Liu：“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east Asia：China’s Rise and U.S.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since 9/11”，Polotical Perapective，vol.5，2011，pp.96-119.[18] 马燕冰：《湄公河：一条大河共开发》，《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19] 张锡镇：《中国需要地区一体化的总体战略》，《世界知识》2010年第6期。[20] 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21] 参见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and Global Asset Markets，”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2007，pp.215-239。“中美国”一词，英文：Chimerica；另译：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22]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56页。[23]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6页。[24]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25]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57页。[26]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59页。一 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的背景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冷战突然结束，美国在失去了战略对手和目标，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同时，其国家安全战略也陷入迷茫阶段。美国国内思想界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孤立主义几大思想的辩论，没有一方能够成为主导力量，美国国家战略是在平衡各方矛盾的情况下不断进行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也深受几大思想的影响，全球战略、亚太战略，以及在此框架下的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政策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变化。简言之，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主要是随着美国的战略调整在变化，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对美政策也在此基础上做出调整。本章主要厘清本书的研究起点，以及研究理论视角的选择。鉴于美湄关系主要是围绕着美国的战略调整在变化，那么美国的战略制定和调整就成为本书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湄公河流域国家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反应是美湄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在研究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方面，有很多变量可供参考，本书仅选取两个主要变量——“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选取这两个变量的重要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做阐述。（一）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认定的美国战略调整
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都基于一定的国际、国内变量。一国在某一时期制定的国家战略是基于这一特殊时期对国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综合考量，也是国际、国内力量的整合结果。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决定性变量主要是国家利益；外交战略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其决定性变量也是国家利益。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大主流学派从自己的核心概念出发做出了解释。国际主要行为体——国家，在对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行界定时，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其国家战略和外交目标。由于国家利益具有差异性，一些学者对国家利益进行了分层次和分领域的阐述，例如，“核心利益”“次要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
在这些国家利益的分析中，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国家生存利益”，一定意义上也即“国家安全利益”，被广泛认为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同样成为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是什么？威胁的来源和认定，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实施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制定什么样的安全目标。所以反向推理之，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界定决定了国家安全的目标和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客观上成了第一超级大国，具有不可超越和替代的领导性地位。但是，美国也失去了主要的安全威胁对象——苏联。突然失去强大安全威胁的美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也造成了每一届政府在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制定上进行调整和摸索。从老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不断调整其国家战略，对威胁目标的认定在不断变化，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摇摆不定。1.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以用权力术语界定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政策。国际体系的结构[1]取决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汉斯·摩根索非常强调国家利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最基本的要素，国家以追求国家利益为[2]目标”。权力和利益是摩根索关于国家间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摩根索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第二，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第三，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他认为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核心是军事斗争，军事力量是摩根索关于权力论述中的核心要素。关于“利益”，摩根索认为利益确实是政治的精髓，并且是会随着时间空间改变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兹（Keneth Waltz）把生存和安全看作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唯一[3]的利益。自由主义学派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个人组成团体以及国家，认为国家不是自主行为体，具有多重利益；国家一般彼此合作，并遵循已经达成共识的国际规范和程序。自由主义学派的乔治和基欧[4]汉认为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命、自由、财产”。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家体系的核心结构不是物质性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和社会性的，国家的利益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延展和不断变化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指国家—社会复合体的[5]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并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结构，而是由体系结构建构的。
不同学派，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据此，我们知道国家利益的概念不是固定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所有学派都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驱动因素。虽然国家间互动还存在其他的驱动因素，但国家利益肯定是国家行为、国家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和界定，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利益具有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某种东西的内涵，是由它的所有者或载体赋予的，或者说，该事物具有某种源于其所有者或载体特质的内涵，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不同所有者或载体拥有[6]的同类事物。”含义的不同源于主体性的不同。“国家利益，在不同[7]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当我们在论及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得不去探讨美国对国家利益的思考、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国家战略。不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还是其他价值观等方面的利益，一旦脱离了美国这一主体，“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就变成了一个普遍性概念，而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样，王逸舟教授在《国家利益再思考》一文中提出：“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既有给定的、不会改变的内容，它往往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外交的基本方略；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它可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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