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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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试读：

写完《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篇书稿，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嘱我写篇小序，于是提笔写下这篇小文。《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本书，本身既是独立成篇的，又是我另一本书《国破山河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的续篇。它的主题，与前篇一样，都是通过在日本的史料从一个我们不甚熟悉的角度重温七十年前的那场卫国战争。

这些文字和图片，常常让我为之屏息。例如，兰州空战中，日军轰炸机上的随军记者居然拍到了正在上升攻击的中国战斗机。此时，日本轰炸机队的耳机里一片惊恐的叫声：“柳，柳……”原来，日军从这架战斗机灵动的滚转攻击动作判断，它的驾驶员是日军称为“中国的荒鹫”的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柳哲生。

其实，柳哲生并没有参加这次空战。然而，日军的惊呼，是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

然而，有时的经历，又让我慨然长叹。

比如，一块日军为英勇战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骆春霆所建的墓碑，就引出了它背后的故事。

在日本，通过关系的帮助，曾结识了一个日本记者的后代，他的曾祖父早在二十年代就曾到中国。当时，他是作为风光摄影记者来到中国的，所以拍摄了大量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照片，特别是大批当时文物和古建筑的原始照片。而抗战打响后，此人又做了《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拍摄下大量战地照片。这些照片中部分被当时的日本报刊使用，但是大部分被他私人保存起来，并加上和他同时去采访的若干记者（分别在华北和华南甚至东南亚等地采访）的照片，在1943年影印了赠送少数亲朋好友。当时不过寥寥百册，如今存世的大约已经可以个位计。萨受邀到此人家中，得允随意翻阅和拍照他曾祖父留下的照片，足足有六大册！其中有大量极为珍贵的照片，对抗战史的研究个人认为具有重大意义。（正在与出版社共同努力，争取让这数千张珍贵照片早日面世，与读者共同感受那个远去的时代。）

这位记者拍摄了日军为一名宁死不屈的中国飞行员修建的“故中国航空士骆春霆之墓”，我把这张照片也翻拍了下来。

为何会出现日军为中国军人修建的墓葬呢？这并非日军“仁义”，而需要了解这个海岛民族的特点。日本人古来尊崇强者而欺凌弱小。骆春霆负伤落地后，宁可饮弹自尽也不肯做俘虏，让日军震惊于中国有如此的勇士。为他修墓，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令我惊讶的是，当我把发现这张照片的消息放到网上后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来电话的女士第一句话就是——“骆春霆是我的哥哥……”

打来电话的，是骆春霆少尉的妹妹。通过她的电话我才知道，骆春霆的飞机在风陵渡空战中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记录他为“失踪”。骆春霆的家人一直不相信他当时阵亡在空战中，总希望有奇迹发生。

骆女士声音略带颤抖地问我:“这真的是骆春霆的墓吗？会不会是我父亲后来去那里为他建的衣冠冢呢？因为墓碑上的毛笔字很漂亮，有点儿像我父亲的字。”

为此，我与日方有关人士进行了联系，得到的消息是令人失望的——当时是日军竹野队（按照番号似乎属于日军陆军第四二三五部队）搜查到坠毁飞机残骸和受伤的飞行员。这名双腿都已经切断的飞行员在日军逼近的时候拔出自己的手枪饮弹自尽。日军对他的勇气颇为钦仰，他们埋葬了骆春霆少尉的遗体，并树立了墓碑。

拍摄照片的日本记者生前还赞叹过——这个飞行士好勇猛啊。

可惜，没有更加详细的消息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骆春霆少尉的妹妹，如今已经是79岁的老人时，她似乎早已猜到了结果，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当时和他一起的飞行员到我家，很难过地说：‘春霆哥他成仁了……’”

春霆哥他成仁了。

无论是这种淳朴的袍泽之情，还是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的“成仁”这样的说法，短短一句话，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七十年前的时候。

我仿佛时时能够感到，冥冥中骆春霆少尉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和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他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

所以，六十多年后，我们作为后人，是无法不写这本书了——《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萨 苏2008年12月于北京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一《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97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下来的。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记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洋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百式运输机。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99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96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99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记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99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还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称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称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的、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14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记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二

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著《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イ式重爆”（イ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百式“吞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被击落的前三天，它还曾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

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

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イ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

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远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却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但永不相交。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97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96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93式重型轰炸机。

96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96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96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96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96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而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93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96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400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93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 的93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 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93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95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95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

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97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93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6个月为日本生产1000架BR-20的承诺。

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

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三

抗战初期，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看法很矛盾。尽管德、意与日本是盟国，但两个原因使他们难以取舍。一方面，蒋介石对“法西斯”颇感兴趣，与德、意交往密切，包括蒋委员长经典式的防弹黑披风，都是希特勒的礼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德国顾问配备到营一级；另一方面，德、意在中国也有他们的利益。比如德国重整军备中，中国江西省的钨矿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种利害让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前期并没有明确地站在日本的一边，甚至开战后德国还曾向中国交付大量武器装备。

老实说，尽管当时德国政府是法西斯，但德国人的民族性使他们的原则性还比较强。蒋百里在德国期间，和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德国高级军官、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决不出卖中国”的保证——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这些德国人的确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日本并没有从这个盟国那里得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

正同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中的表现一样，意大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很不可靠。

战前，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空军在洛阳的飞行学校，聘请的是意大利教官，在南昌的飞机工厂，聘请的是意大利技师。蒋百里到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亲口保证和日本的结盟关系不会危害中国的利益。

然而，真打起来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洛阳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在轰炸日本军舰的时候把炸弹扔到了岸上的租界里面——不是飞行员炸错了目标，是意大利人“有多少人入学，就有多少人毕业”的教学方式，使学员的技术难以经受实战的考验；南昌的飞机工厂开战不久就遭到空袭损失惨重。在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里，中国人意外地发现竟然有欧洲人的尸体—正是前些天中国人用美酒佳肴欢送回国的几位意大利技师之一，坐在日本飞机上面，来指示目标摧毁自己帮助建造的中国飞机工厂……

至于那位下巴比簸箕还大的墨首相就更不用说了，相信墨索里尼同志的承诺，还不如相信那啥会在天上飞。

渡边广太郎没有吹牛，他在意大利期间，曾经与墨索里尼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通过这个关系，渡边想方设法得到了和墨索里尼会面的机会，参加会见的还有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等人。渡边在会见中利用他对墨索里尼的了解频频给这位法西斯老大戴高帽子，夸赞意大利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进步，并且提到日本对意大利先进军事技术的敬仰，对杜黑将军（意大利空军将领，战略轰炸的理论创始人）的崇拜……当然，如果墨索里尼首相可以批准向日本出售新型的重轰炸机，那么他在东方的声望将超越任何一位领袖（暗指包括希特勒），并且会获得日本天皇个人的友谊。

天花乱坠的恭维、远方来朝的诱惑，让墨索里尼大为快意，老墨马上作出决定，帮助老朋友完成使命。价钱？价钱不是问题，慷国家或者公司之慨绝非一国独有。墨索里尼大笔一挥，飞机的价钱就打了六折，70架BR-20轰炸机卖了6000万日元（原报价1亿日元）——菲亚特公司不干？他敢？！谁说的谁去学习法西斯发展史三遍……这些飞机，加上菲亚特公司免费赠送的试验机1架，共计71架，从1938年1月开始，按照每月10—12架的速度交付。

然而，日军记录中，接收的BR-20重型轰炸机却一共72架。

怎么多了一架呢？

墨索里尼首相说了——以我私人的名义，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架专机作为礼物。

这就是用BR-20重型轰炸机为原型，取消武装，加以豪华内装修和卫生、通信系统改造的“天皇号”贵宾行政专用机，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让李浓用机枪打下来的那一架。

正因为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赠送并命名为“天皇号”的，因此，没人敢追究他的“大不敬”罪。

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陆军省给渡边广太郎和有末精三发出了贺电，认为此举解决了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大问题。

1938年1月，第一批12架日方采购的BR-20轰炸机运抵大连，意大利方面派出博内萨上校为首的教官团和菲亚特公司的工程师十余人指导日方训练和熟悉装备。以后的两个月间，日方连续用这种轰炸机装备了十二航空联队的四个中队，以及独立飞行第三中队，积极准备将其投入实战。

日方表现得如此急切，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日本自己研制的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也已经在1937年11月完成试飞定型。但，实战检验，却让日军感到对它颇有顾虑。

97式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比BR-20稍差，但比起现有日军轰炸机来说可算差强人意。于是，原型机试飞后，刚造出第一批生产型样机，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运到中国进行实战试验。

1938年3月8日，日军派遣第六十战队飞行员驾驶两架97式重型轰炸机从彰德机场起飞轰炸西安。不幸的是，两机刚刚将炸弹投到西安飞机场，就遭到三架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的截击。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两架日机只得丢弃炸弹仓皇逃走。但刚刚飞临黄河上空，又有八架中国空军战斗机赶来截击（这是日方记载，没有找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空战的记录）——伊保重明军曹的飞机当即遭到集中攻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蟹讧一准尉驾驶2号机拼死格斗，依靠精湛的技术，才从战场飞回。

此后一段时间的战斗，97式也接连被击落。其实，97式初战不利，其原因很复杂，起飞护航的95式战斗机飞错了路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乘员还不熟悉这种飞机，没有装甲、自卫火力较弱、武器有枪无炮、没有自封油箱等也是原因。但日军方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轰炸机实用还有问题。

一瞬间，加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典型心态，正在公主岭集中训练的BR-20成了日军期待瞩目的焦点。

应该说，BR-20重型轰炸机对日军来说，的确有很多可吸引人之处。其空前的载弹量和续航力，都是现有日机无法达到的，而可收放起落架、内置弹舱、部分飞机（包括天皇号）装备的自封油箱，都是日本飞机上当时还很少看到的先进技术。

日军甚至一面表彰渡边的谈判功绩，一面下指令给有末精三，准备增加购买100架BR-20轰炸机。

不过，这个订单，一直到有末卸任，也没有正式发出。

其原因，是进入战场之后，BR-20“イ式重爆”在实战中，并没有预期得那样厉害。

1938年3月，训练方酣的イ式重爆部队被严令从公主岭南下参战。迫不得已，只有已经基本完成了训练的独立第三中队六架飞机经过南苑进驻彰德机场。

不过，这六架飞机却迅速失去了战斗力，使这型飞机的参战，推迟了两个月。

因为什么失去了战斗力？国军空军的拦截？共产党袭击机场？飞行员闹了霍乱？

都不是，是因为彰德下了一场雹子。

外一篇 日本到底买了多少意大利轰炸机

在对击落“天皇号”之战的考证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颇值得注意——日本当时到底从意大利买了多少架“イ式重爆”，也就是BR-20轰炸机。

我在文章中采用的数字是72架，而不久gundamzaku（西西河网友）兄提供了他的看法：

关于这订购数量，应该是日本订购了100架，而意大利只制造了85或者88架。但是为什么会有72架这个说法呢？

二战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是：集团/师团-团-战队-中队。每个战队按照装备的机种、所处时间的不同，由2-3个中队组成。每个中队标准定额是12架，这样一个飞行战队的飞机标准定额是24-36架。日本引进这菲亚特BR-20之后，装备了飞行第十二战队和飞行第九十八战队这两个部队，而72架正好是2个或3个中队编制的飞行战队总共所辖战机的标准定额。

要保证部队编制一直维持定额数量，购买战机的时候要多买几架留作备份，另外还要留出几架用于试飞，因此可以确认日本订购了85或者88架的说法是正确的。

看了他的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实际上，这个订购数字，在日本的资料中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一直没有统一。我写这篇文章时倾向于72架，因为这是日本驻意大利武官有末精三日记中的数字，而他一直没有接到继续订货的命令。

不过参考上面的说法，这个数量却不够两个战队使用，因为至少有两架飞机不能投入实战——一架是送到三菱公司拆卸研究的样机，后来若干技术被应用到百式吞龙和四式重轰炸机上面。另一架是没有武装，也没有编入在华日军序列的“天皇号”。

这样，数字就有点儿不对了。

为此，我重新查阅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现在，我更加倾向85架的数字。其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在1939年2月兰州空战后，BR-20轰炸机队遭到我顽强抗击损失惨重。《日本的重爆击队》一书记载，3月间为九十八战队补充了11架BR-20轰炸机。这时，显然已经是72架轰炸机交付以后的事情。那么，综合计算一下，如果最初的订货如所推测是为了装备两个战队，共72架，兰州空战后补充了11架，加上三菱工厂的样机和“天皇号”，正好是85架。不过，从记录看来，日本航空兵这第二次订货，应该是没有通过有末精三的渠道。

至于100架，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公主岭训练的时期，日本曾经提出过继续购买100架BR-20的意向。但是，由于在轰炸重庆和兰州的空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天皇号”的坠毁，死了日本两个空中英雄，让日本人对这种飞机失去了信心，这笔订货随后取消，所以只留下了一个数字而已——连藤田雄藏都玩不转的东西，日本还有几个飞行员能飞得好啊。

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二战意大利的装备烂得很，日本人怎么还会买他们的东西当宝贝呢？实际上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装备不是薄皮大馅就是一打就着，除了海军的人操鱼雷以外很少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但那要到事后方知，谁也难做事前诸葛亮的。战前，意大利的装备颇有些令人心动的地方，这主要是其造型外观现代化，和高速、低廉的特点。不要说日本一贯有“崇洋媚外”的传统，甚至苏联在设计战列舰的时候也曾对意大利的设计十分青睐。

实战检验证明，漂亮的造型和战斗力并无多大关系。正如意大利人的名字也都起得很好听，但打起仗来却远不如简单的约翰、伊凡那样坚定。对于这种イ式重爆，日本虽然曾寄予厚望，最终还是很失望地放弃了。二战后期日本陆军非常需要大型、重武装的轰炸机，甚至前线直接要求军工方面用美国B-24为蓝本来造，哪怕是全盘仿制都可以。但这种东西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出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的起步太晚了。

日本在二战后期开发过几种重轰炸机，但都没有能够量产赶上实战。

其实，就算是日本军方能够制造出B-24，恐怕也没多大意义的。一方面日本有多少资源可以建造这样的大飞机呢？另一方面中国飞行员在训练中发现，这种飞机的驾驶盘笨重得出奇，而且体积很大，对于当时身材矮小的日本人来说，只怕更是玩不转了。

顺便提一下，在今天日本的市场上，意大利货依然是以设计精美和高档而著称的。看来天皇的子孙们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四

1938年3月，河南彰德一场普普通通的冰雹，让日本人对“欧洲先进国家”意大利制造的“世界最先进轰炸机”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当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独立第三飞行中队的四架イ式重爆刚刚耀武扬威地到达这里，正准备向南投入徐州会战一展风采。冰雹过后，中队长二井卓大尉麾下的“空中武士”们目瞪口呆。只见刚才还威风凛凛、巨人一般的重型轰炸机，现在个个都变成了趴窝的鸡——机身、机翼布满凹坑，后机身更是被打出了无数窟窿。所有的飞机都需要大修，增援台儿庄战场的计划只好取消。

一场雹子让イ式轰炸机的处女亮相推迟了一个多月，等二井大尉一行重新南下，台儿庄的日本兵骨头都可以敲鼓了。

原来，BR-20虽然号称是全金属轰炸机，但使用的铝材质量极差，特别是后机身有一段的材料不过是附着了一层铝箔的蒙布而已，纯属掩耳盗铃。所以，在一阵冰雹袭击之下，轰炸机就成了大麻子加蜂窝煤。

连冰雹都挡不住怎么能上战场？日本兵们一边抢修，一边找意大利人打官司了。然而，意大利人丝毫也不买账，拿出手册来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的轰炸机可以防雹子了？“世界最先进的轰炸机”也没这条指标嘛。这是你们维护的不好，对飞机爱护不够造成的（下雹子时机械师趴飞机上去？）。

官司打到陆军上层，二井大尉等人遭到了申斥——意大利朋友能够骗我们吗？要谦虚、合作，要算政治账……原话不是这个，意思大体相同。其实，不仅是日本，就是在中国，和外国人合作的时候，双方发生矛盾，也是中方被上头训的时候居多，就好像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上了诚信保险似的。

日本军队强调服从，所以下面的官兵也没话说。但是，对这种飞机的不利评价，却不是上头申斥就能压住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

就拿日军原来装备的93式重轰炸机来比吧，它的确有种种毛病，到中国打仗都不敢飞过来只能船运，但至少下雹子它还不当回事。说93式不怕雹子这话不假，要说93式重型轰炸机结构结实还是它的一大特色。比如它的金属蒙皮，采用了波状铝材，所以看起来飞机表面上布满一道道棱和凹槽，这使它的空气阻力上升，但要挨个雹子，可比只有一层薄皮的BR-20经折腾。

93式重轰炸机的外号“直线迫降练习机”，与它的结构结实也有关系。93式的发动机设计不合理，所以尽管它装备两个发动机，但如果一个发动机因中弹或者故障停车，93式就会干净利落地冲向地面，进入迫降程序了。好在它的结构坚固，所以迫降的成功率倒是很高。

巧的是，看日军记录，93式的发动机还特别娇气，在中国军队当时薄弱的地面防空火力面前，也屡屡被一击中就熄火。所以，这种坏掉一个发动机以后进行迫降练习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取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野野垣大尉　第十联队 1937年9月1日 轰炸大同，遭地面机枪击中，左发动机熄火迫降于河滩，成功，乘员没有受伤，抢了老乡的驴和西瓜逃走（驴算拿飞机跟老乡换的？）。

秀岛少佐 第十二联队 1937年9月2日 轰炸张家口守军，左发动机中弹熄火，成功迫降在中国军队阵地上，遭围攻被全员击毙（技术不错，就是眼力差劲，白练了）。

久保木大尉 第十二联队 1937年9月13日 轰炸石家庄守军时，右发中弹起火，工作断续，竟飞回南苑机场，为93式发动机被损后飞回机场的唯一一例。事后，久保等到飞机前给“带伤工作”的发动机鞠躬（这么做发动机会不会折寿？）。

栗原大尉 第十二联队 1937年9月21日 轰炸太原战斗中遭到中国空军战斗机阻击，机枪射手慌乱中击毁自己飞机的左侧螺旋桨，迫降在机场附近，成功。（想起了《虎口脱险》）

涉谷少尉 独三中队 1937年9月22日 轰炸京汉线中国装甲列车，被车上高射炮击中，右发全毁，迫降河北省白东镇，成功，全员遭地方武装围攻乱刀砍死（又一个眼力不好的，还不如一下摔死痛快呢）。

浜田大尉 独三中队 1937年9月22日 同涉谷少尉，左发起火，迫降成功。

您看，如果没这个总需要迫降的毛病，它得不到这个外号，如果仅仅经常需要迫降但一降就机毁人亡，那也就谈不上“练习”了。这个外号很贴切。

就是这么一种破飞机还结实得可以呢，日本飞行员自然对雹子也能打趴下的新轰炸机有些不敬。

其实这种“雹子都能砸坏”的问题在意大利的装备里面，仅仅属于普遍现象而已，吃亏的不只是日本一家。中国方面也曾从意大利购买了大量CV-33战车，原因是价格便宜。等拿到手才知道这种装甲车在埃塞俄比亚居然有被部落战士用大斧铁锤砸烂消灭的“光荣”历史。

不过，日本人是有名的服从性强，虽然不满，依然努力学习掌握这种新飞机的使用。终于，从1938年5月开始，中国战场的空中，开始出现这种意大利大型轰炸机的影子。5月下旬，日军独飞十五中队的イ式重爆（从南苑起飞的，不敢用彰德机场了）轰炸了连接徐州和蚌埠之间的铁路线，徐州的停车场、电信局、司令部等地。此时，日本自制的97式重型轰炸机也开始投入现役。日军用97式轰炸机编成第六十战队，用イ式重爆编成第九十八战队，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力重轰炸机部队。从此以后，93式轰炸机渐渐退出中国战场。

这期间，97式重爆的表现其实不错，曾经积极为台儿庄日军解围，作用很大，但损失也不小。其中3月18日砥绵三郎中尉机被中国军队地面炮火击落首开正规97式轰炸机被击落的先河。随后，竹川贞义中尉等三机也在徐州会战中损失。而イ式重爆因为投入战斗较晚，主要从事对黄泛区日军空投弹药粮食的任务，倒是没有损失。两相比较，意大利轰炸机（イ式重爆）因为其比97式更大的续航力和载弹量更受日军上层的看重。

此后，到11月期间，日军以这两个战队轮番轰炸武汉、西安、田家镇等地，颇有战果。另外日军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战术——炸延安专门用“イ式重爆”。这什么意思？大概是想用这庞然大物的洋玩意儿吓唬山沟里的“土共”吧，可好像没多大效果。大概，日本人也没调查一下，“土共”虽土，上层却多是留法、留苏吃过洋面包的，对洋玩意儿见得多了。毛公虽没留过洋，可却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气，这是凭几架中看不中用的意大利西贝货能吓唬住的吗？

说BR-20是西贝货，倒不是冤枉它。开始，这么个大玩意儿出现在自己面前，中国飞行员大概还真有点儿蒙，所以头两个月一直没有什么战果。等到交手几次，却发现这东西虽然个儿大，但是飞得慢、动作笨，而且也是一打就着，那……那就打呗。

1938年年底，日军用97式和イ式编队首次轰炸重庆。中国空军甩开比较灵活的97机，专打意大利大块头，当即击落一架，相泽、船敏等机均带伤逃回。事后跑回去的日军报告此战イ式击落中国空军战斗机19架，不确定击落9架。萨说这皇军嘴上还有把门的没有？真有二十多架围着打早把您变中国队大门了，还能回去报告？

其实这样说中国队有点过分，中国足球队的确战绩不佳，但输球总还在10个以下。这意大利最先进的轰炸机呢？相泽的飞机上就开了32个大窟窿。

或许，得这么说——踢球，中国队不行，打仗，意大利队不行……

作战有些损失倒也不算过分，更糟糕的是在使用这种飞机的日军部队中，抱怨不断。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故障率高、手册上的性能和功能实际无法达到、备件不足而且与国际标准不符，这一系列问题造成该型飞机出动率低，使用中事故迭出。这事故还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发动机故障，一会儿是迷航，一会儿是飞到中间起落架自己出来了，一会儿是落地的时候起落架怎么也放不下来……在远程轰炸中，无论是对兰州还是重庆，イ式重爆都不断出问题，损失也越来越大，乘员纷纷表示不信任这种轰炸机。

开始，日本陆军上层是坚决站在“国际友人”一边，但听的抱怨多了，不免有些狐疑。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一次轰炸兰州行动中的“一一·一二”事件。

为了切断中苏运输线，1938年11月11日，日军第十二战队司令宝藏寺久雄少将下达命令，由前线指挥官、第二中队中队长栗原贺久大尉指挥进行对中苏物资供应线上要点——兰州进行第一次空中攻击。

由于日军所在的运城飞机场距离兰州650公里，超出了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深知イ式重爆战斗力有限的栗原大尉决定进行夜间偷袭。为了进行这次袭击，他安排第一、第二中队在12日、13日夜间分别进行夜袭训练。

不幸的是，12日的训练开始后，第一中队四架飞机起飞，很快就彼此失去了联系。等到快天亮，只有陪着去训练的栗原自己一架飞回来，其他三架都没了踪影。

总不会遇到飞碟了吧？

当然不是，不久消息传来，那三架飞机，虽然保持了同样的航向和速度，照样飞散。中队长井关正夫大尉油尽以后迫降成功，飞机摔毁，人员返回；坂本松治机居然偏航到了大别山，迫降后被游击队包围，坂本中尉以下都被俘虏；最惨的是大胁时夫少尉机，好不容易飞回到自己后方，落地一看，居然是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仓皇逃跑、负隅顽抗的大胁一行被闻讯赶来的土八路全部击毙，算是给延安遭轰炸的父老报了一点仇。

以当时价格论，一架这种轰炸机价值80万日元，三架就是240万。要知道日本开发零式战斗机，第一期拨款才50万日元，可见当时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款子。肉痛的日本陆军也开始不干了，找意大利人来理论。

而意大利方面坚决否认是飞机的问题，认为是日本飞行员学习不认真，领会得不够好才造成如此问题。

双方僵在那里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何不找权威人士飞一下，验证验证这种轰炸机的性能呢？权威如果说好，当然是好的，权威如果说不好呢，那谁也没的说。

问题是，谁来做这个权威呢？这可要双方都服气的。

日本还真有一个这样双方都服气的——这就是被称作“日本的林白”的藤田藏重，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五

意大利人不认为自己的轰炸机不行，这是有道理的。大家可知道最早战略大轰炸是谁的主意？告诉您吧，意大利人杜黑将军。他们不但有理论，还曾经在战前“秘密”做过轰炸美国的作战计划（够前瞻的）。为此，墨索里尼的密友、飞行家巴尔博元帅亲自率领大编队水上轰炸机进行过演练，当时作为飞行表演轰动一时（没人知道他是在琢磨炸美国不是？）。巴尔博元帅不幸在开战的时候被意大利海军打下来了。此后，意大利仍然继续这个计划，并命名为“艺术国度”，连第一次轰炸的机组成员都安排好了。

问题是人都安排好了，能用的轰炸机一直没造出来，消息倒先披露到报纸上。美国人看了一笑置之——这倒真够“艺术国度”的，战后知道意大利人是认真的，不免大吃一惊。

萨——也是大吃一惊。

不过日本人遭到的损失也不是伪造的，这事儿的确有点儿麻烦。

让藤田雄藏少佐来为“イ式重爆”的远航轰炸做试航检验，在日本和欧洲都可算众望所归。

藤田雄藏，在日本航空界可是个了不起的名字。甚至，在当时的世界航空界，他都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1898年生于清森，是日本最优秀的试飞员，任职于日本航空研究所，曾经多次成功完成新型飞机的试飞任务。那年头日本男的只要不傻不残的都当兵，所以藤田也是穿军装的，在日本陆军中被授予少佐军衔，甚至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很多日本航空界的佼佼者，比如冢越贤尔、饭沼正明，都是藤田的学生。藤田在1937年4月主持创造的世界闭合线路长距离飞行记录，是日本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唯一世界纪录，也是亚洲当时唯一的飞行世界纪录。就凭这一点，藤田如果说你的飞机不行，意大利人也真不好说话。

藤田雄藏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飞行也是一种修养。”他对战争似乎并不十分热心，曾在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候依然和飞机设计师木村秀政(后来设计过YS-11)大谈破飞行世界纪录的梦想。他死后，日本女作家羽人悦子曾为他写了赞美的传记准备发表，却被日本陆军制止，理由是藤田“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我很怀疑他在执行这次“イ式重爆”的检验任务，是带着一种参加体育比赛的精神。

二战后美国著名飞行员杜立特尔曾经点评过日本的“名飞行家”，说到藤田的时候，认为他是个比较单纯的人，是被日本军部利用了，他的死“是一个悲剧”。

这人虽然被我们给击毙了，依然要叫他一声飞行家，打死他是因为他当了侵略者，叫他飞行家是因为他的成就。一码归一码，我们中国人账算得很清楚。事实上“天皇号”事件中，打死一个将军（渡边广太郎）问题倒是不大，打死了藤田雄藏，那影响可大多了，都大到欧洲去了。当时欧洲各国的飞行家都往日本去唁电，那种感觉就好像光头裁判科里纳让人给毙了似的。（那不是科里纳，那是把日本的加加林给打下来了。）

科里纳可没来侵略过中国，藤田是咎由自取。

这一点，飞行家们也没谁说中国打得不对。

其实，等看完藤田的那些事儿，萨都忍不住叹了两口气。第一口气是给藤田，你要是一心搞你的技术，将来走哪儿都是一个专家，干吗非掺合到侵略我们中国的事儿里面呢？瞧，把命都玩进去了；第二口气是给打死藤田的那些不知名的中国兵，那渡边你打死也就打死了，这个藤田，你别看他块头儿大，其实这人没打过仗，上去抓个活的很容易。要活捉了他做个活的反战广告，那多合算啊！

藤田咎由自取，但他为人确实有不少优点。和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不一样，藤田是少有的大块头，身高一米七六，虎背熊腰，还是个大近视眼。这样的人本来不适合当飞行员，但是藤田冷静的头脑、优秀的技术让他脱颖而出。藤田熟悉机械，他进行创纪录飞行的飞机叫做“航研机”，藤田参加了整个设计制造过程，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比如该机的全收放主起落架，就是在藤田的主持下完成设计的。同时藤田为人恬退，日本航空研究所中人们称其为“禅让的藤田”，与“不让的山本（航研机机身设计师山本峰雄，性格固执）”算是对照。

从保留下来的资料看，藤田的形象，与我国横渡渤海海峡的张健颇有点儿相似（拿张健比日本鬼子，张先生估计会大打喷嚏）。这位挑战人类极限的北京铁人三项协会会长看来仿佛一头懒懒的大熊，体胖臂长，性格和缓，毫无“铁人”的风范。然而，他却能够徒手横渡宽度一百多公里的渤海海峡，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考虑到藤田创纪录的时候也是一项挑战人类极限的举动（在飞机上连续飞行三天不下来），也许这种项目的佼佼者都是这种形象，急性子干不了这个。

说到这次创纪录飞行，就不得不谈到日本航空界一架特殊的飞机——航研机。

所谓航研机，是日本航空研究所从1932年开始研制的长程飞行试验机，它是一架专门用于创纪录的概念飞机。

日本的航空技术，在二战前期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零式战斗机采用极轻的锰钢合金大梁，重量轻，强度高，空战中极为灵活。在太平洋战场上，当时英国人的水牛，俄国人的伊-15、伊-16都不是它的对手。唯一勉强能和它一拼的是美国P-40战鹰。这种飞机论性能也不是零战的对手，但陈纳德的飞虎队们创造了一种古怪的战术来对付零式。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发现，如果和零战陷入Dog-Fighting,笨重的P-40九死一生，于是干脆把它拉到高空，然后一个猛子扎下来给日本人一下，然后不管打不打得着立即俯冲逃跑，拉起来再战。

这种跟广州骑摩托抢包贼一样的战术，弥补了两种飞机性能上的差异。但不得不承认，零战的设计的确是很出色的。

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的航空工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正在起飞的边缘。但无论速度、高度、飞行距离，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跟世界纪录沾过边的。

日本当时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一般都是好大喜功的，如何能够承受这样的空白？

所以当局严令航空设计部门采取“攻关”的模式制造可以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这个任务1931年文部省拨款25万日元给航空研究所，要求其两年内拿出能够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来。

事实证明，尽管日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攻关，但两年的期限未免太短。日本的科技人员首先认定，这种飞机最有把握的项目是飞行距离，其他高度、速度等日本的技术储备不足。尔后，艰苦的设计工作一拖再拖。

1936年3月，在总设计师木村秀政主持下航研机终于完工。尽管这种飞机存在很多缺点，比如两翼太脆弱、驾驶舱视野极差等。但它的确有破长距离飞行记录的可能。

为了破世界纪录，日本人在这架飞机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远航飞机多用几个发动机，而为了减轻重量，航研机采用单发动机；采用了脆弱但效率很高的细长机翼；大副油箱，可收放却很轻便的起落架。

不过，日本毕竟技术底子还比较薄弱，这架飞机有很多设计十分勉强，故障多，操纵困难。比如，起飞降落飞行员都要打开舱盖，探头看跑道才能正确操作；飞机不能做剧烈的动作，否则双翼就会折断等，这都需要通过飞行员的技术来弥补。为了省油，在创纪录飞行的过程中只能以16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这意味着飞行员要在飞机里呆几天几夜，没有超人的耐力根本无法实现。

在日本，藤田雄藏可能是唯一的候选人了，只有他和他训练出来的徒弟高桥福次郎（与他一同因为“天皇号”事件死亡）能飞这架飞机。所以，藤田被击毙后另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饭沼驾驶航研机在东京上空盘旋飞行以作纪念，都被认为是冒了生命危险。后来木村说：“航研机的成功，没有藤田少佐是不可能的。”

第二年5月13日，藤田带着助手高桥以及一名机械师坐进了航研机的座舱。那天是13号，木村劝信仰基督教的藤田另选时间，因为这一天正是星期五……而藤田却对此毫不在意，说等我们下来就不是星期五了，没关系。

这一次，他真的成功了。航研机按照木更津－铫子－太田－平－木更津的闭合线路连续飞行29圈，创造了飞行距离11,651.11公里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比他少一千多公里，是九名英国飞行员驾驶威灵顿轰炸机从埃及飞往澳大利亚创造的。

这次飞行引人注目的是，还成为了日本对外宣传的一个活广告。当藤田的飞机在天上转到第三天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收音机都在不时插播这次创纪录活动的进展。由于航研机上没有无线电装置，无法与地面通信，于是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

实际上，当时航研机在空中故障频出，发动机停转、冒火、机舱漏风等问题层出不穷，但都在藤田冷静的应对之下得到解决。

落地以后的藤田，成了航空界的明星。

可叹的是，也正是因为成了明星，藤田被赋予了这次检验意大利轰炸机远航性能的重任。让藤田想不到的是，看着威风凛凛、全套原装外国进口的“イ式重爆”，竟然比简陋的航研机还让人头疼。

负责这次试航的渡边广太郎热切希望墨索里尼同志的飞机是好的，这样的结果才能证明日意合作是成功的嘛！另外这笔买卖的经手人就是他，如果证明为天皇买了地摊货，有两个肚子也不够他剖的啊。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检验飞行，渡边特别动用了豪华的“天皇号”给藤田使用。这里面略有一点作弊的嫌疑，因为它上面没有安装武器，重量轻，远航性能比前线的轰炸机要好。而且，它的设备完善，对于远航来说，也是更加舒适的。

1939年1月30日，藤田一行乘坐“天皇号”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飞向中国的方向，开始了对“イ式重爆”的检验飞行。“死亡之旅”开始了。六“天皇号”这次航行，藤田一行共计六人，由渡边广太郎大佐（死后晋升少将）亲自压阵，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当天到达上海大场飞机场，再次起飞前往汉口后，就此一去不复返。

发现“天皇号”失踪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大为紧张，连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助寻找，并派出飞机从空中进行搜索。2月5日，最终发现了“天皇号”的下落。

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用下面的报道向国民报告了“天皇号”的下落。

噫(ああ)！航研机の两至宝 藤田少佐ら大陆に散る

「藤田机（陆军航空兵少佐藤田雄藏操纵、陆军航空兵大佐渡边广太郎、陆军航空兵准尉高桥福次郎、陆军々属泉泽延雄、同粕谷佐助、同新村寅次郎搭同乘)は某重要任务を带1月31日○○方面に向いたるまま行方不明中なりし所、地上搜索の结果2月1日沙洋镇附近に於て乘组全员壮烈なる战死を遂なる事判明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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