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贾德森·布鲁尔（Judson Brew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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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博弈：如何用正念摆脱上瘾试读：
前言
我大四的时候，肠胃开始出“问题”了。腹胀、抽筋、放屁和频繁排便，让我不断地往就近的厕所跑。我甚至改变了惯常的跑步路线，以便当“自然召唤”我时迅速冲进厕所。我自作聪明地认为，从症状来看，这个问题是蓝氏贾第鞭毛虫（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细菌感染。我认为这合乎逻辑：大学时代，我到处背包徒步，而贾第虫病的一个常见致病原因是饮用水净化不当，露营时很可能这样。
我去学生保健中心看医生，和他分享了我自己的诊断。他避而不答，问：“你压力大吗？”我记得自己好像这样回答：“不可能！我跑步，饮食健康，还在管弦乐队里演奏。我不可能压力大呀，我做这些健康的事情就是为了避免压力太大！”他笑了，给我开了治疗贾第虫病的抗生素，可我的症状并无好转。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表现出的是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的典型症状，这是一种确诊为“有机（也就是生理）成因未知”的症状。换句话说，我的身体疾病，是由我的脑袋引起的。如果我当时听说“脑袋对头了，人就没事了”这样的建议，恐怕会心生反感，但一起家庭生活事件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未来的嫂子正烦恼地规划一场双喜临门的大事——新年除夕聚会兼她的婚宴。第二天，蜜月一开始，她就生了重病（绝不是因为喝了太多香槟酒）。这让我猜想，身心一体这种事大概真的存在。尽管在今天，这种推理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接受，可在几十年前，它却属于双手合十诵经念咒搞灵修那类人的领域。我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是主修有机化学的，研究生命分子的，绝非新世纪的印度神油贩子。婚礼结束后，我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着了迷：为什么人有压力时会生病？
如此一来，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
带着这个问题，我升入了医学院。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开始了一个医学博士和文理博士兼修的项目。这类项目是医学与科学相融合的好办法，把医生们每天都看到的实际问题带入实验室尽心搞研究，并给出改善护理的方法。我打算弄清压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导致我嫂子在大喜日子之后生病那一类的状况。我加入了路易斯·穆格利亚（Louis Muglia）的实验室，他是内分泌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由于对弄清压力怎样让人生病有着同等的热情，我们很快就变得很投契。我开始工作，操纵小鼠应激激素的基因表达，观察它们的免疫系统会发生些什么。我们（连同许多其他科学家）发现了许多令人着迷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进入医学院时压力仍然很大。除了肠易激综合征（还好它有所改善），我人生里头一次遭遇了睡眠障碍。为什么呢？就在就读医学院之前，我跟未婚妻分手了，她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交往了好几年，我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些跟她的长期人生计划。分手可不在计划之内。
所以，我即将开始人生的一个重要新阶段，单身，而且失眠。说[1]来也巧，乔恩·卡巴金的《多舛的生命》落入了我的怀抱。书名里的“多舛”两个字让我感同身受，于是，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冥想。整整20年之后的现在，回首当时，我与这本书的相遇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阅读《多舛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我要做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就像对待生活里其他事情那样，我怀着同样的热情投入了冥想训练。我每天早晨都冥想。我在无聊的医学院讲座里冥想。我开始参加冥想静修活动。我找了冥想老师一同学习。我开始发现自己的压力来自哪里，我自找的成分有多少。我开始在经典佛教教义和现代科学发现之间寻找联系。我逐渐瞥见了自己的思维怎样运作。
8年后，我完成了医学博士和文理博士课程，选择受训做个精神科医生，我倒不是因为贪图薪水（精神科医生是所有医师里薪水最低的），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声（在好莱坞电影里，精神科医生不是没用的骗子就是居心不良摆布他人的家伙），而是因为我从古代及当代行为心理模型（尤其是“上瘾”）里看到了清晰的联系。精神病学修读到一半，我把研究重点从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转到了正念：它怎样影响大脑，它怎样帮忙改善精神状况。
过去20年，我做了许多有趣的个人、临床和科学探索。前10年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临床或科学上应用正念实践。我单纯地练习，再练习。后来，这些个人探索，为我从事精神科医生和科学家的工作打下了关键的基础。接受精神病学训练期间，我所学的知识概念和我从正念实践里所得的体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自然流动了起来。我看到了秉持正念对病患护理的清晰影响。碰到在医院值夜班睡眠严重不足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己很容易对同事发脾气，而正念实践却能拦住我这么做。当我真正在场为患者提供诊疗时，正念让我不会急着做出诊断结论或假设，同时还帮我培养起更深层的人际关系。
此外，我的个人和临床观察，让我沉迷于科学的那部分思维。给予关注是怎么帮我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它怎么帮助我与患者建立联系？我开始设计基本的科学和临床研究，探索我们秉持正念时大脑里发生了些什么，怎样转化这些见解，改善患者的生活。根据这些结果，我得以为如今正在开发的循证训练（如戒烟、减压、克制情绪化进食）提供优化治疗和传播工具。
科学实验、与患者临床接触的观察，和我自己的思想逐渐汇聚在一起，帮助我更清晰地去理解世界。人们进行研究和在诊所里的行为，甚至我自己的思维如何运作，原本看起来都像是随机的，如今却更加有序、更好预测了。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逐渐抵达了科学发现的核心：根据一系列的规则或假设，重现观察结果，最终预测结果。
我的工作汇聚成一条相对简单的原则，它以曾帮助我们祖先生存的进化保守性学习过程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习过程是（自然）选择来对极宽泛的行为（包括白日梦、分心、压力和上瘾）进行强化的。
随着这一原则在我思维里凝固成形，我的科学预测得到了改善，我更容易跟患者产生共情，帮助他们了。而且，我还变得更专注，压力更少，更投入地参与周遭世界。当我开始向患者、学生和公众分享部分见解时，他们这样说：这些基本的心理学及神经生物学原理之间的联系，他们没理解，也不知道怎样应用到自己身上。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告诉我，这种学习方式（通过正念，退后一步，观察自己的行为）让世界变得更好理解了。他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感受世界。他们学着做出可持续的行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他们还希望我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好让他们理解万事万物怎样契合在一起，从而继续学习。
本书把当前及新兴的科学知识应用到了日常和临床实例之中。它列举了大量案例，旨在解释现代文化（包括技术）怎样扭曲、劫持这种对进化有益的学习过程；并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各种行为（从容易为手机分心等琐碎小事，到陷入爱河等有意义的体验）的起源为整体目标。在医学上，诊断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基于这一理念，再配合我从专业和个人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我概述了若干简单而实用的方法，锁定这些核心机制，好让我们将之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戒掉上瘾的习惯，减轻压力，过更为充实的生活。[1] 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导言物种起源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你对我说，我的脑子简直跟海参没什么两样，我会因为你侮辱我而炒掉你，还是会因你证明了自己真正理解人类怎样思考和行为而把你提拔成营销部门的头头？
如果我说，不管你对人类的形成秉持什么样的信仰，有一件事得到了一次次的验证，那就是人类的学习方式的确非常像海参（海参只有两万个神经元），你怎么想？倘若我再进一步说，我们的学习模式甚至类似原生动物这样的单细胞生物，你又会怎么想呢？
我的意思是说，单细胞生物具有简单的二元生存机制：冲向营养，远离毒素。事实证明，海参拥有目前已知最基本的一种神经系统，利用同一套二选一的方法来留下记忆。2000年，埃里克·坎德尔因为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那么，我们是怎么样的呢？
倒不是说可以把我们人类简化成海参。然而，有没有可能，我们并未完全摆脱祖先进化的影响，我们的的确确从“低级”生物体继承了许多行为取向呢？我们的一些（或者说很多）行为能不能归因于“接近富有吸引力或令人愉悦的东西，躲避讨厌或不快的东西”这一深植的模式呢？如果是这样，这一类知识能否帮助我们改变个人日常习惯模式，比如单纯的怪癖，或是根深蒂固的瘾头呢？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一种自己与他人建立关联的新方式，超越上述的生物本能。上钩
一旦迷上手机里最新的电子游戏，或是自己最喜欢的冰激凌口味，人就进入了目前科学已知进化上最为保守的一种学习过程，这一学习过程，存在于无数物种身上，可追溯到人所知最为基本的神经系统。基本上，这种基于奖励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我们看见某种看起来还挺不错的食物。我们的大脑说，卡路里，生存的必需品！我们就把食物吃了。我们品尝它，它味道好（尤其是在吃糖的时候），身体向大脑发出信号：记住你吃的东西，记住你是从哪儿找到它的。我们根据经验和地点（术语叫作“情境依赖记忆”）保留这一记忆，学会下一次重复此过程：看到食物，吃掉食物，感觉不错，重复。触发因素，行为，奖励。很简单，对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富有创造力的大脑说：嘿！你不光可以用它来记住食物在哪里。碰到下一次你感觉不好，何不吃点好吃的，让自己感觉好起来呢？我们感谢大脑冒出的这个好主意，并且很快学习到，如果在生气或悲伤的时候吃冰激凌或巧克力，真的会感到好很多。这是相同的学习过程，但使用了不同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胃部的饥饿信号，而是情绪信号（感觉不好）触发了吃的冲动。
又或者，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看到叛逆的孩子在学校外抽烟，样子很酷，我们想，嘿，我也想要那样，于是我们开始抽烟。看到酷，抽烟酷，感觉好，重复。触发因素，行为，奖励。每当我们执行该行为，都会强化大脑的这一通路，它说：棒极了，再来一次。于是我们照做，它变成了习惯。习惯形成循环。
后来，感觉压力太大，触发了吃甜食或抽烟的冲动。依靠相同的大脑机制，我们从学习生存，过渡到了用这些习惯“自杀”——字面意义，不折不扣。肥胖和吸烟是全世界疾病、死亡的头号可预防原因。
我们是怎么被这团乱麻给缠住的？从海参到西伯利亚雪橇犬
19世纪晚期，一位名叫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绅士发表了对这种“触发因素—行为—奖励”习惯循环的最早描
1述。他懊恼于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这类故事简直无穷无尽）：迷路的狗，总能一次次地找到回家的路。桑代克认为，通常的解释缺乏科学严谨性，便着手研究动物怎样学习的细节。他在一篇题为《动物智力》（Animal Intelligence）的文章中向同事们表示质疑：“大部分这些书并未向我们解释动物的心理，而是对它们唱赞歌。”他断言，当时的科学家“只看到聪明和反常，却忽视了愚蠢和正常”。他说的“正常”，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正常习得联想（不光见于狗，也见于人类）。比如，早晨听到前廊上轻微的玻璃碰撞声，就联想到了当天送牛奶来的工人。
为着手填补这一空白，桑代克把狗、猫和小鸡（小鸡似乎不大成功）关在各种笼子里，不给它们东西吃。笼子里装有不同类型的简单逃生机制，例如“拉绳子、压杠杆、站到平台上”。一旦笼子里的动物逃跑成功，就会得到食物。他记录动物怎样成功地逃脱，以及花了多长时间。接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该实验，记下各类动物学会将特定行为与逃脱、食物挂钩需要尝试多少次。桑代克说：“一旦联系完美建立，逃跑所需时间就几乎不会变，而且非常短。”
桑代克表明，动物可以学习简单的行为（拉动一条绳子）来获得奖励（食物）。他琢磨出了奖励式学习！有必要指出，他的方法弱化了观察者的影响，以及其他可能混淆实验的因素。他总结说：“故此，一名研究员所做的工作，另一名研究员应该可以重复、验证或修正。”这就把该领域从描写出人意料的故事（神奇的小狗做了某件事），带到了我们怎样训练所有的狗（或者猫、鸟和大象）做甲事、乙事或丙事。奖励式学习。Copyright © Judson Brewer, 2014.
21世纪中期，斯金纳对鸽子和老鼠做了一系列实验，精心测量了动物对单一条件变化（如室内颜色的变化，这种环境日后称为“斯2金纳箱”）的反应，巩固了上述观察。比方说，只要给一只动物在黑色小屋里喂食，在白色小屋里施加小幅电击，就可以轻松地训练它偏好前者多于后者。他和其他科学家扩大了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动物接受训练执行某一行为，不光是为了获取奖励，也是为了避免惩罚。这些接近和回避行为很快就得名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日后又成为操作性条件反射（奖励式学习的另一个“科学”味更浓的名字）这一更大概念的一部分。
凭借这些见解，斯金纳引入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模型，不仅可以重复，还能有力地解释大量行为：我们接近之前跟愉悦之事（奖励）关联的行为，避免之前跟不愉悦之事（惩罚）关联的刺激。他将奖励式学习从角落推到了聚光灯下。这些概念，正负强化（奖励式学习），如今已进入了世界各地大学基础心理学的课程范围。这是一项突破。
斯金纳常被誉为奖励式学习（操作性条件反射）之父，他相信，除了简单的生存机制之外，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这个过程来解释。事实上，1948年，斯金纳以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为原型，写了一本名为《瓦尔登湖第二》的小说，描写了一个乌托邦社会，一步步地运用奖励式学习来训练人们和睦相处。这部小说属于哲学小说范畴，书中有个名叫弗雷泽（Frazier，明显是斯金纳的代言人）的主角，使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育一小队来拜访的游客，试图说服他们，人类天生的奖励式学习能力可以有效地用于促进繁荣，克服愚蠢。
小说中，这个虚构社群的公民从出生开始就用“行为科学”（奖励式学习）来塑造行为。例如，幼儿学到合作带来的奖励多过竞争，因此，一旦出现二选一的情况，他们会条件反射般习惯性地选择前者。如此一来，整个社群都经条件性操作，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采用更高效、更和谐的行为，因为人人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瓦尔登湖第二》考察社会和谐条件的途径之一，是科学地调查社会规范和主观偏差（也即奖励式学习建立起来的个人条件反射）。
让我们暂停一下，对主观偏差稍作解释，因为这是本书的关键一环。简而言之，一种行为重复得越多，我们就越是学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世界，也即基于从前行为带来的奖惩，通过一个存在偏差的镜头来看待世界。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这就是习惯性观看镜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吃巧克力，它很好吃，那么，以后要是碰到机会在巧克力和其他我们不怎么喜欢的甜食里做出选择，我们恐怕就会倾向于巧克力。我们学会了戴上“巧克力很好”的眼镜；我们养成了对巧克力的偏爱，这种偏爱是主观的，因为它是我们的味觉所独有的。按同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会偏爱冰激凌，而不是巧克力，依此类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习惯戴一组特定的眼镜，越来越多地认同特定的世界观，简直忘了自己是戴着眼镜的。它们成了我们的延伸，也即习惯。由于主观偏差源于我们的核心奖励式学习过程，它远远超出了食物偏好的范畴。
举例来说，20世纪30年代长大的许多美国人都知道，属于女人的位置是家庭。他们很可能是全职妈妈抚养长大的，如果他们发问，为什么是妈妈在家、爸爸上班，甚至会遭到呵斥和“教育”（“宝贝儿，你爸爸要赚钱供我们吃饭呀”），接受负面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观点形成了习惯，对自己下意识的“膝跳”反射毫不怀疑：属于女人的位置当然是家庭！“膝跳”一词来自医学：医生用小锤敲打连接膝盖和小腿的肌腱，她（如果你看到“她”的时候愣了一下，或许暗示你存在“医生应该是男性”这一主观偏差）是在测试只在脊髓层面（从不进入）上传递的神经环。它只需要三个细胞来完成回路（一个感知到小锤的敲击，向脊髓发送信号；一个对脊髓里的信号进行中继；一个将信号传递到肌肉，让它收缩）。类似地，在生活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盲目且反射性地做出符合自己主观偏差的反应，忽视了自己和环境的变化已不再支持习惯行为，这会带来麻烦。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主观偏差怎样形成和运作，就可能学会优化它的效用，尽量减少它招致的损害。
例如，《瓦尔登湖第二》里的社群调查了女性除了既定的家庭主妇或小学教师工作，是否还能履行其他的工作角色（请记住，他的这本书写于1948年）。跳出了“女性在社会上扮演x和y角色”的主观偏差之后，人们发现，女性完全有能力执行与男性相同的工作，故此应该加入劳动力大军（同时也让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任务）。
斯金纳认为，行为工程有助于防止社会变得主观偏差太强，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功能失调，或政治太过刻板。如果奖励式学习不加控制，少数关键岗位上的人用它们来操纵群众，这类社会内部失调显然也会出现。随着我们阅读本书，我们会看到，斯金纳的想法是否太过牵强，它们能多大限度地扩展到人类行为上。
正如《瓦尔登湖第二》的哲学发问，不管我们是销售代表、科学家还是股票经纪人，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用来消除或至少减少一部分影响我们行为的主观偏差呢？理解了人的偏见怎样塑造又怎样强化，能否改善我们的个人和社交生活，甚至帮助我们克服上瘾呢？一旦我们走出固有的海参习惯模式，会显现出什么样的能力和生存之道呢？
我创办耶鲁治疗神经科学诊所时，第一项临床研究是确定正念训练是否有助于人们戒烟。如今，我承认自己当时颇为焦虑。不是我认为正念不管用，而是担心自己的信誉。你看，是这样：我从来不抽烟。
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地区派发火柴盒，为诊所招募研究参与者。火柴盒上写着：“无须药物，即可戒烟。”烟民们参加第一轮小组会议时，在椅子里坐立不安，不知道自己将碰到些什么。这是一项随机单盲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只知道自己会得到某种治疗，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治疗。此时，我会介绍怎样叫他们给予关注，帮助戒烟。我的介绍常常会引发奇怪的表情，给人们招来新一轮的烦恼。一定会有人打断我，问：“布鲁尔医生，那个……您抽烟吗？”他们尝试了其他所有的戒烟法门，如今居然跑来听一个耶鲁来的白人书呆子胡说八道（这家伙显然没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想而知是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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