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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3 19: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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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比斯利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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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罗马共和国的衰落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作者:比斯利排版:HMM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1-01ISBN:9787514616590本书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1章革命前奏精彩看点

革命前罗马的阶级构成—罗马公地—早期农业法改革尝试—罗马奴隶制—第一次奴隶战争—贵族、权贵派、平民派、骑士—罗马社会结构—海外行省的形势

公元前2世纪后期,古罗马在世界文明中独领风骚、傲视群雄。三百年间,它将自己的邻邦逐一击败,成为意大利的霸主,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对外征服史。公元前146年,罗马彻底击败自己的宿敌迦太基,并一举吞并了希腊。公元前140年,一场叛乱为罗马除去了维里亚图斯。维里亚图斯是一位藐视罗马统治的将领,他曾多次使罗马军队在西班牙溃不成军,他指挥的游击战是西班牙史上的一段传奇。罗马共和国通过公元前133年的努曼提雅焚城惨剧与公元前132年对西西里岛奴隶起义的血腥镇压,向敌人傲慢地宣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此,除了一些小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一个冒名顶替帕加马王国后裔的人公然质疑罗马继承阿塔罗斯三世遗产的合法性之外,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寸土地都臣服或受制于这个国土面积不及现在伦敦一半的城邦。约一个世纪后,曾为罗马共和国的强盛立下卓著功勋的政体不复存在。

描述罗马的对外战争并不是本书的重点。虽然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从没停止附和胜利者的最强音,那些凯旋的将士也在自己的国家逐渐占据了重要职位,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像萨姆尼特战争和布匿战争那样引人关注,因为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以城市为战斗舞台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上。百年革命的第一阶段(前五十年)开始于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结束于亚克兴角战役。这一阶段也是共和体制式微、君主专制萌芽的重要时期。但想要全面了解这五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必须先介绍一下罗马的阶级构成。

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这一时期的罗马社会,除了奴隶阶层,还包括两个阶层。其中一个是统治阶层,由元老构成,他们是国家宪法的制定者。当时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因为罗马共和国的简称是“SPQR”,即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另一个是被统治阶层,即依附民,他们是社会统治阶层以外的阶层。也许我们对“patrician”一词比较熟悉,它是由“patre”派生出来的,现在的意思是贵族,但这个词一开始指借助婚姻获得成功的人,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的含义。元老与依附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最温和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类似于奴隶解放时期保护人和自由民(解放了的奴隶称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元老阶层与依附民阶层的存在由来已久,而且众所周知。除此之外,平民阶层正在悄然兴起。依附民与平民的区别是:依附民不享有政治权利而平民享有政治权利。关于平民阶层的兴起众说纷纭,他们可能是解除了依附关系的依附民(类似于奴隶的解放),可能是通过入伍、经商或从事手工艺劳动等被罗马社会接受的外国人,也可能是通过奋斗获得平民权利的依附民。“平民”一词究竟是源于塔林组织还是它的前身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新的政治阶层正在崛起。根据当时的宪法(据说由古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起草),罗马每一个自由人都享有公民权,拥有在百人会议上投票的权利。然而,虽然平民享有公民权和贸易权,并且可以拥有私人财产甚至指定财产继承人,但他们要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能获得与元老阶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一路披荆斩棘,一步步从贵族那里获得通婚权、入仕权,其间,保民官是推动他们获得政治平等权的源动力。保民官的前身是平民法官,公元前494年的一次平民撤离运动使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初露锋芒。他们代表罗马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像今天的报业代表民众的自由权一样。保民官存在的意义是批评当政者。言论自由的温床催生了行动自由。凭借对外战争,罗马征服邻邦,称霸意大利,进而在地中海傲视群雄。与此同时,罗马国内也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寡头政府通过改革成为财阀集团,接着改革政府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政治。这里我们不会详细描述罗马早期的变革过程,因为政治革命已经结束,我们要将篇幅留给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有其深刻的根源,实际上,有时候这种根源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源。我们不妨拿英国的历史做个比较,因为英国历史在这方面与当时的罗马非常相似。英国的政体,一开始是寡头统治的君主政体,寡头阶级与富豪阶级间先是对抗,继而联合,这种联合表面上看似平等,但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寡头手中。当时的罗马,中产阶级试图通过拉拢下层民众,迫使上层阶级分享部分特权。但上层阶级反过来也可能求助自己的同盟。罗马的元老贵族的政治手段与今天的巨头大亨的手段大同小异,虽然他们发现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正在取代政治问题,但他们还是希望前期政治家们殚精竭虑未能解决的政治问题能在这一时期解决。然而,纵观历史,只要涉及富人与穷人、资本家与劳工、地主与佃农之间利益的问题,就会变得极其敏感。政治解放带给人们言论自由权,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里,我们需要描述一下两千多年前格拉古兄弟为了罗马的改革事业牺牲自己的过程。今天,由于生活在工业社会,我们对工资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土地问题的关注。然而危机产生的原理是一样的,当时罗马的社会危机基本上属于农业范畴。因此,在描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罗马公地的概念。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希腊的阿克提姆与安东尼决战,罗马战船采用“钳子”战术,击溃了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合舰队(480艘战舰),史称“亚克兴角战役”。这幅图描绘了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战役中击溃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合舰队的场景布匿战争是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两个古代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著名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场景

最初,罗马周围的耕地都是由附近居民开垦的,随着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越来越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军队从这些居民中招募士兵,因此他们受到兵役和土地税的双重剥削。于是,为了生存,一些小农户被迫向城里的富人借钱,由此催生了高利贷和债主阶层。不论当政者采取怎样的措施,还是无法抑制债主人数与债款金额的增长。另外,罗马每征服一座城市,都会没收它的一部分土地,并通过下述四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处置没收的土地:第一种,驱逐原有土地上的地主,将一部分罗马人迁到这里定居。这部分罗马人几乎全是平民,迁徙时他们只能带开垦土地所需的资本,定居后他们依旧保持罗马人的身份。第二种,将没收的土地卖掉。和现在一样,出售土地前,征服者会绘制一张关于土地的尺寸和边界的平面图,由国家保存。第三种,允许私人在缴纳地税或上交部分农产品的前提下“占有”这块土地。土地持有者可将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进行买卖或使用,并且他的后代享有土地继承权。第四种,一部分土地充做公共牧场,但牧场的使用者必须根据牲畜数量向土地持有者纳税。这种制度效果显著,它符合了制度的制定者,即元老贵族的利益。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元老贵族是这一制度的唯一获益者。穷人没有能力购买罗马之外的大片土地,想要购买土地的穷人势必陷入债务危机,或是受到邻近富人的欺凌。如果穷人购买了土地,富人们会让自己的牲畜践踏他们的田地,或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甚至将他们蓄为奴隶。另外,富人们会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作为牧场,让依附民和奴隶照管他们的牲畜,于是出现了大庄园或大农场。这些庄园和农场后来成为罗马和意大利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自由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募兵场地的缩小,奴隶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忍受着奴隶主惨无人道的压迫。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劳而获者挥霍无度,在罗马掀起一股奢靡之风。随着对外征服的不断扩大,这股风气日益盛行。这一社会现象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催生了一个比奴隶阶层地位更低的无名阶层,他们遍布意大利,遭受非人的待遇。贵族之外的平民是否有权占有土地的问题无从考证,但土地持有者可以将自己的土地随意卖给平民。因此,土地可能落入任意一个阶层或任意一个地区的富人手中。因为这些被视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实质上归国家所有,并非真正的私有财产,所以引起了穷人的嫉妒与不满。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尝试收回公地,损害了大地主和奴隶主的利益,在其第三次执政官卸任后立即受到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幅图描绘了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被执行死刑的场景

当国家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或正在进行殖民活动时,这种不满还处于可控状态。但在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年,意大利几乎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占领邻国土地的机会。这时,要求归还土地的呼声日益高涨。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曾尝试收回公地,结果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一个多世纪后,利基尼亚法规定每人持有的公地面积不得超过五百尤格拉,另外还须缴纳自己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或五分之一的畜牧产品。通过利基尼亚法,农民希望土地持有者归还超额土地,或者政府将没收的土地低价卖给穷人。制定律法的人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改革目标,甚至没有想过这些措施将会产生的效果。统治者试图用一种混乱方式禁奢,在政治和农业活动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折中办法。利基尼亚法还规定公共牧场上蓄养的大家畜不得超过一百只,小家畜不得超过五百只,并规定了雇用自由劳动力的人数。自由劳动者必须如实上报农产品的产量,以便政府按时收取律法规定的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或五分之一的畜牧产品。可能因为这项制度难以贯彻,所以有了税收官一职。这些律法希望通过有效的措施解决以下问题:贫民的不满、富民的政治弱势,以及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但对于当时千疮百孔的政治局势来说,已经于事无补,就像一个江湖郎中不能仅靠一贴膏药治好瘸腿、盲眼或肺结核。因此,利基尼亚法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律法制定者利基尼亚斯成了第一个因违背这项法律而被起诉的人。公元前232年,弗拉米尼乌斯制定了一项将塞农人的土地分配给平民的法律。由于元老院和贵族的反对,最终这片土地并没有被分配给平民。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因为任何有关土地分配的法律都不能损害特权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有先例可循。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面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成为必争之地,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也许是因为争夺者拥有的土地较少,所以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获得土地的机会;也许是争夺者尚未意识到这种贪欲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只是想占有土地并将其转卖给富有的邻居;也许这些竞争者只是想蓄一两个奴隶,就像当年美国那些以蓄黑奴为基本目标的“吝啬的白人”一样。总而言之,先前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平息人们对农业用地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在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存在这样一种大趋势:社会逐渐分化为富豪阶级和赤贫阶级。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数年后,据说罗马的四十万人口中,只有两千人可以称为真正的富人,但这个国家却聚敛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对任何一个爱国者来说,小土地主的消失不仅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还极有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存续。一个乐观的保民官也许希望通过补给自由劳动力的方式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他的穷人支持者却希望直接得到土地。自私与博爱如影随形。相较于稍有优势的罗马贫民,政治家分配土地的提议更希望得到意大利穷人的支持。

接下来需要谈一谈意大利的奴隶状况,因为讨论完罗马公地的性质后自然要讨论罗马的奴隶制度。正是目睹了大部分奴隶的生存状况,格拉古兄弟才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奴隶制度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损害了奴隶的身心健康,还损害了奴隶主以及他们生活的土地。总之,这项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随着对外征服战争愈演愈烈,奢靡之风日益盛行,堆金叠玉的人屡见不鲜,对奴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据说当时的提洛岛每天买卖的奴隶多达一万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格拉古时代罗马的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有数据显示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但很可能实际情况远远高于这个数据。贸易、采矿、放牧、征税等行业都普遍使用奴隶。如果没有选举权的意大利人即使一贫如洗也会被招募入伍,那么业主使用奴隶的目的就不难揣测,因为只要拥有了奴隶,就可以终身享受奴隶的服务。

大革命开始前约三十五年,马其顿的征服活动为奴隶贸易注入了强大动力。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盛产奴隶,这些奴隶大多来自非洲、亚洲、西班牙等地。当时有专门负责向奴隶市场输送奴隶的组织,奴隶贩子一般是罗马军队里的一些普通随行人员。当一批奴隶被送到目的地后,奴隶贩子首先将他们记录在案,然后卖出。被卖去从事家政服务的奴隶无疑是最幸运的。古罗马喜剧中狡猾而又喜欢恶作剧的奴隶常常与小主人一起对抗长辈,他们的人生际遇即使没有那么理想,也绝不会让观众觉得悲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惨绝人寰的一幕。奴隶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中,残忍且反复无常的奴隶主常常对他们严刑拷打。如果某个奴隶主被起诉,想要证明他有罪,首先要对他的奴隶进行严刑逼供。我们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懒惰、滑稽、油头滑脑的黑奴充满荒诞古怪的幽默感,奴隶主宽大的羽翼为他们遮风挡雨,但这些是对大农场制度的黑暗事实的掩饰。当时的罗马,个别奴隶主的宽厚不能掩盖整个奴隶主阶层的暴虐,他们对奴隶惨无人道的暴行最终使自己作茧自缚,也使罗马共和国走向了灭亡。从许多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罗马征服的国家对罗马的奴隶制度充满恐惧。为避免沦为奴隶,常常有人在城市沦陷前自杀,甚至出现全城集体自杀的惨象。也会有人奋起反抗,杀死奴隶贩子,但有时也有人被迫亲手杀死自己的至亲。譬如,西班牙一个男孩在城市沦陷前,杀死自己的三个姐妹后绝食自杀。由于恐惧,有些妇女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如果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当时的意大利并未出现大农场制度,那么上述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以及奴隶绝望的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等,足以说明当时罗马奴隶的悲惨状况。最骇人的惨象出现在西西里,那里的奴隶制度令人窒息。除了从事家政服务的奴隶,西西里的所有奴隶都被烙上烙印,常常戴着锁链工作,最不幸的是牧羊人。由于缺衣少食,奴隶们常常会明抢暗偷,他们的主人对此一般持默许态度,甚至鼓励他们偷抢。当政者害怕得罪奴隶主,因此对这些违法行为姑息纵容。因为奴隶市场需求旺盛,所以不仅需要从外地输送奴隶,还需要奴隶大力繁育后代。毫无疑问,当时罗马的情况与近代美国一样,在如何管理奴隶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对于养育婴幼儿奴隶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有些奴隶主会仁慈地将新生的奴隶养大,然后换取更多劳动力。但大多数奴隶主会将新生的奴隶卖掉,然后购买新的奴隶,因为这种做法更加经济,所以十分流行。当时的社会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奴隶们一方面被寒冷、饥饿、陌生的气候折磨,另一方面还要在异国他乡忍受羞辱,常常赤身裸体,朝不保夕—这是身为奴隶的命运。相比之下,死亡几乎是一种解脱。最终,罗马境内的许多地方,包括罗马、明图尔诺、锡纽萨、提洛岛、马其顿以及西西里岛等地,几乎同时爆发了奴隶起义,或者图谋起义。奴隶们像猛兽一样,绝望地扑向贪婪的奴隶主。这些叛乱全部遭到血腥镇压,参与者被严刑拷打,或被集体钉死。各种惨状让人目不忍视。实际上,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爆发时罗马政府并不知晓,到了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的那一年(这个巧合有着非凡的意义),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有必要派一位执政官去镇压。奴隶起义的导火索是埃纳的奴隶主大摩费流斯和他妻子梅格里斯的暴虐。绝望的奴隶们由一个叫尤努斯的叙利亚籍奴隶率领。尤努斯曾预言自己将成为国王,但许多人并未在意他说的话,反而取笑他何时登基。他在埃纳集结了四百人揭竿而起。由于尤努斯能从口中喷火,这些伎俩和预言使他的追随者对他充满信心。起义者几乎屠杀了埃纳所有的男人,只留下一部分军械工。他们强迫军械工戴上脚镣,打造兵器。大摩费流斯和他的妻子被带入剧院,受尽折磨与羞辱。在大摩费流斯苦苦哀求下,一些奴隶开始有所动摇,叛乱的奴隶被钉死在木架上

但赫米亚斯和另一名奴隶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而他的妻子被女奴们抛下悬崖了。因为大摩费流斯的女儿之前对奴隶比较友善,所以赫米亚斯和其他奴隶不仅没有伤害她,还将她护送到卡塔纳。此时,尤努斯已被拥立为王,自称安提阿,并任命阿开俄斯为将军。之后,克里昂率领的五千名奴隶加入了他的起义军,随后尤努斯又召集了一万人。据罗马历史学家弗罗鲁斯记载,尤努斯率领的起义军相继打败四名地方官率领的军队,起义军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万人,并控制了除个别城市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公元前134年,执政官弗拉库斯被派去镇压奴隶起义,结果不得而知。公元前133年,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庇索俘虏了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梅撒那,杀死了八千名奴隶,并处死了所有战俘。公元前132年,P.拉比利亚斯攻陷了起义军占领的陶洛米尼姆和埃纳。这两个城市位于悬崖上,地势十分险要,几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攻城一度受阻。最后,在城内叛徒的协助下,围攻取得成功。在攻打陶洛米尼姆时,政府军遭到顽强抵抗。据说城内粮草断绝,人们开始吃孩子和女人,最后甚至吃掉了一部分男人。克里昂的兄弟科曼诺斯被带到城外,所有的俘虏先被严刑拷打,后被抛下山崖。克里昂曾在埃纳城发起突围,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尤努斯仓皇出逃,被罗马士兵从他躲藏的矿洞里拖出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厨师、面包师、搓澡师和弄臣。据说尤努斯后来得了与苏拉和希律王一样的疾病,死在狱中。之后,P.拉比利亚斯又钉死了两万名奴隶,叛乱的最后一簇火苗终于在腥风血雨中被扑灭。

当时罗马社会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穷人的不满、富人的挑衅、奴隶的非人境遇、资本的较量,以及意大利动荡的局势和社会道德的日益堕落,使罗马共和国迫切地呼唤改革。上文提到,平民阶层的产生过程并没有定论,但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从元老阶层争取政治权利的方式。自从开始施行利基尼亚法,上层平民渐渐和元老阶层融合,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和平渐变的过程、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复合贵族”阶层。复合贵族指那些自己或父辈身居高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原有贵族和城市新贵。新贵族迅速从下层平民中脱离出来,他们像现在的暴发户一样,模仿贵族的一言一行,并很快超过原有贵族。约在格拉古时期,罗马共和国的两大党派由这些上层平民和贵族把控。无法确定权贵派和民众派诞生的具体时间,但新名称很快取代了原有的称呼,就像托利党成了保守党,辉格党成了民主党。贵族和平民成了过时的称呼,他们在政治上不再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都有担任公职的权利。罗马最强劲的对手迦太基遭到毁灭后,罗马开始称霸四海。一次又一次的征服使罗马国库充盈,穷奢极侈的生活带动了炫富和贪婪之风。担任公职成为掠夺的代名词,官员们渎货无厌,不管是权贵派还是民众派,都罔顾人民的利益,打着元老院的旗号或凭借人脉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这么说可能对一些洁身自好的好人不公平,但绝对没有污蔑这两大党派。严格来说,权贵派和民众派还称不上党派,只能说是派系。很难判断动机好坏会对个人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他们往往用好的动机掩饰卑劣的手段,但却掩饰不住可鄙的本质。正直的权贵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元老院的优势,他们始终坚信元老院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廉洁的民众派,譬如格拉古,看到元老院已经病入膏肓,希望通过民众的选票推翻它。但虚伪贪婪的政客,不论是权贵派还是平民派,也不论他们主张保守还是激进,政治观点都以个人的私利与野心为出发点。当时世风日下,每个派系都是小人当道。当政者及其帮凶是一群卑劣无耻的乌合之众,他们将个人权势作为唯一的追逐目标。风雨飘摇中的罗马共和国像一根骨头一样,任由狼犬撕抢啮咬。

接下来介绍一下骑士阶层。“骑士”一词的定义后来逐渐扩大,但在当时仅指未进入元老院的富人。一位骑士有可能支持权贵,也有可能倒向连一匹马也买不起的穷人,这一切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下文会详细介绍骑士阶层如何在权贵与穷人之间游移。骑士阶层没有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从而监督和制约权贵派与平民派,他们选择支持能够或愿意满足他们贪欲的一方。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罗马,甚至遍布整个意大利。因此,这个逐渐走向分裂的国家,到处都能嗅到政治风暴的气息。下图清晰地展现了社会革命爆发前夕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

罗马及其殖民地和自治市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从组织结构上看,罗马的殖民地就是一个小型的罗马。被派往这里的驻守人员要么保留原有职务,要么服从于罗马派来的地方官的管辖。虽然这部分人曾居住在罗马城内,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罗马公民,由于他们和罗马人之间的通婚,民族间的界限渐渐被淡化。辖区是罗马殖民地和各个自治市的统称,每年罗马政府都会派遣地方官员主持这里的司法工作。自治市一般是被征服的意大利城邦,人民享有通婚权和贸易权,但没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这些自治市有些实行自治,有些由罗马派来的地方官管辖。社会革命爆发前,自治市的人民争取到了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但仅限于非常问题。譬如,关于农业法的立法问题,他们可以在罗马部族会议上投票。虽然自治市隶属内事裁判官的管辖范围,但罗马每年会另派官员负责执法。

拉丁人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臣服于罗马,加入拉丁殖民地的罗马人不再保留罗马公民的身份。拉丁殖民地和拉丁旧城的内部管理是否存在不同还无法确定,他们可能拥有贸易权和通婚权,也可能只有贸易权,但可以确定他们没有投票权和担任公职权。拉丁人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但获取途径在当时备受争议。历史学家李维曾提到一条罗马法律,规定拉丁人只要让自己的子嗣留在殖民地接替自己的位置,就可以移居罗马并登记入册,获得罗马公民权。当时有一些人通过正规或非正规途径迁居罗马并获得了公民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另有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后期的拉丁人可以通过在本地担任地方行政官的方式获取罗马公民权。

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几乎都与罗马签定了协约,因此他们被称为同盟。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但必须向罗马提供士兵、船只和水手。

格拉古时期,拉丁人和所谓的同盟对罗马人的态度是敢怒不敢言。他们也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是富有的土地主和有产阶级,他们一方面与罗马的富人阶级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对罗马官员的傲慢非常不满;另一个是穷人阶级,他们遭到本地富人和罗马富人的双重压迫,或负债累累,或被逐出田园沦为奴隶,或被迫攀附权贵以期分得田产。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罗马对它在协议之下设立的当地自治政府的干预,而是意大利人在严苛的剥削压迫下超负荷劳动。在朱古达战争中,由于战败,拉丁军官依据严法被处决,但罗马士兵却有权在民事法庭上诉。一开始,按照约定,罗马政府应该从罗马和同盟国中平等募兵,但后来战争的重任和最艰巨的任务都落在了同盟国身上,同盟军与罗马军的比例高达二比一。军队甚至不能征召没有一定财产的罗马人入伍,但此项规定并不适用于意大利人。在民事上,意大利人同样遭到残酷不公的对待。一位执政官的夫人想借用代诺的男浴室,因为没有及时腾出并清理浴室,首席地方官M.马里厄斯被剥光衣服,在集市上鞭笞示众。一个自由牧民看到有人乘轿经过维努西亚,打趣地问轿子里是不是装着一个死人。乘轿者是一个罗马青年,他甚至没有任何职位,却让人用捆带将这位牧民活活抽死,理由是自己虽然有点懒,但是个活人。总之,富有的意大利人与原来的平民一样,迫切地想获得罗马公民权。但罗马人不仅停止给予整个意大利群体罗马公民权,甚至对授予罗马人公民权也谨小慎微。穷人对本族的富人积怨已久,如果有人提议攻击有产阶级,不管是罗马人还是意大利人,都会赞成。当然他们最痛恨的还是罗马人,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压迫自己的敌人。

民众的怒火在意大利渐渐蔓延开来,社会革命一触即发。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殖民地局势也不容乐观。罗马与维里亚图斯的斗争和努曼提雅战争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军队绝不是一个可以赚取军功和展示英雄豪气的地方。如果说西庇阿秉承了罗马的将才,格拉古弘扬了共和国的正义,那么其余高官则是在罗马军事史上留下了斑斑劣迹。罗马的将领常常为了个人私利发动战争,他们甚至无视国家秩序,一旦某一地区风平浪静,他们会想方设法兴风作浪,通过巧取豪夺、收受贿赂等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袭击装备不全的野蛮人,获取廉价的胜利,接受虚假的荣誉。游手好闲的骑士常常被打败,可有时在外省受到的耻辱在罗马却成为荣耀,于是,这些人一次次故伎重演。腐败的不仅是高官将领,努曼提雅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城内居民由于害怕变为奴隶,在城破那一刻自杀的场景努曼提雅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城内居民由于害怕变为奴隶,在城破那一刻自杀的场景

国家和军队也已经蛆虫横生。国家往往发动没有丝毫价值的战争,它不为开疆拓土的梦想而战,也不为击败汹汹来犯的野蛮侵略者而战,而是为了消灭商业对手。由于城市日趋衰落,军队也渐渐无兵可募,维持社会秩序变得举步维艰。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带着大批随行厨师、演员以及东方奢侈品,满足于暗杀敌方将领、残忍屠杀无辜居民带来的胜利。相较于陆军,罗马海军更加无能,他们任由海盗在地中海肆虐:掠夺岛屿、发动战争、掳走人口充作奴隶。罗马纵容帕提亚人从叙利亚国王那里夺取了波斯、巴比伦、米堤亚等地,致使一个东方大国悄然崛起。罗马奉行“分而治之”的治国理念,这四字箴言“卑鄙自私”的面目在这件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泱泱大国,利用怯懦卑劣的政治手段,挑唆半开化的属国互相对抗,煽动它们彼此猜忌,以此避免他们联盟或在残酷的压榨下与自己兵戈相向。各行省的奴隶起义、小规模的战争和海盗的侵扰此起彼伏,但这些行省一般得不到宗主国的保护和援助。罗马作为一个冷酷的霸主,一味地纵容大批债主和收税人将地方总督留下的财物洗劫一空。杂滥松懈的政策导致各行省民不聊生,腐化堕落、巧取豪夺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形势雪上加霜。

罗马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失职霸主。放弃国家职责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内部的衰退。当一个国家的小农阶层被榨干;当奴隶和农奴成为国家的主要劳动力;当大片土地被践踏或供权贵娱乐;当每个人都喊着口号却鲜有真知灼见;当奸商当道甚至在法庭上作威作福;当地方官以罪犯地位的高低为依据量刑,从而谋求升迁;当交易场所变成赌场,议员和权贵成为最大的赌徒;当贪污腐败成为普遍现象;当社会变成无耻、贪欲、欺骗、污秽的温床;当法庭的审判暴露出国家已成为秃鹰循味夺食的腐肉;当部族内部充满无耻之徒;当外族入侵者与众多“德高望重”的绅士里应外合对城市进行劫掠,其残忍程度令普通盗匪都望尘莫及;当所有这一切成为社会的基调时,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

有一番景象更让人匪夷所思。在全世界看来,富人阶层和贵族阶层同为一群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但他们之间也互相仇视。意大利人忌恨罗马人,但他们的境遇相较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外省人略胜一筹。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正在酝酿一场风暴,试图报复给他们带来苦难的阶级敌人。随着大量进口奴隶生产农产品,本土产业疲于应付,人口不断减少,军队日渐堕落,统治者畏强欺弱,将战争作为一种投机工具,外省常遭到侵略者的掠夺,大城市里充斥着愚昧的迷信、骇人的恶行、醉生梦死的奢靡之风……改革已迫在眉睫,此刻,谁会是那位力挽狂澜的英雄?第2章提比略·格拉古精彩看点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农业法》议案—他们的智慧—土地持有者的不满—屋大维的阻挠—为提比略·格拉古的行为辩护—提比略·格拉古未实行的改革—提比略·格拉古再次竞选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动机—遇害

这段历史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征服努曼提雅和迦太基的名将—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史称“小西庇阿”。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将军为人友善,骁勇善战,治军严明。生活中,他非常喜爱希腊文化,同时秉承了古罗马的朴素之风,但他对城市暴民充满鄙夷,并经常直言自己的观点。当他关于自己的妻舅提比略·格拉古的死亡的言论遭到驳斥时,他大声呵斥道:“闭嘴!你们不配做意大利人!当初我将你们押送到这里,难道现在我会因为你们身上除去了枷锁就惧怕你们?”他憎恶社会陋习,讨厌追求阴柔之美的艺术。他用尖锐的语言表达了对歌唱舞蹈的厌恶:“我们的孩子正在学习低贱的技艺。从古至今,自由人家的孩子都不愿学习唱歌,这是一门可耻的技艺。但现在他们居然带着各种乐器去演艺学校学习唱歌。这种现象令人难以置信,上等人的孩子怎么能学习这些下贱的技艺?我在舞蹈学校时,亲眼看见了五十多名学习舞蹈的男孩和女孩(我以名誉担保,所言非虚),其中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他的父亲当时还在竞选公职。甚至还有和着响板跳舞的男孩,最可怜和最不知羞耻的奴隶都不愿跳这种舞。这些所见所闻让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痛心不已!”在另一个场合,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表现了非凡的辩才。担任监察官时,他罢免了一个叫阿瑟留斯的官员,后来穆敏乌斯恢复了阿瑟留斯的骑士身份。阿瑟留斯讽刺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职位,说监察官一般都死于非命。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反唇相讥道:“难怪恢复你职位的人是为监察官举行就职典礼的人。”

这些逸闻趣事说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他体格健壮,性情温和,骁勇善战,为官廉洁。他的生活也一向简朴,虽然攻城略地可以带来很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但他在去世时依旧两袖清风。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哲学家帕奈提奥斯、诗人特伦斯和卢基里乌斯,以及雄辩家和政治家盖乌斯·莱伊利乌斯都是他的好友。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无论在地位、才华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是一位有才能、锐意进取、可以拯救国家的人,但他并没有打算为此牺牲自己。机敏如他,不可能没有觉察到当时社会的种种流弊,但他还是被本能所左右。作为贵族中的佼佼者,他赞成改革,但改革的目的却是为了巩固自己所属阶层的统治。可能是出于恐惧或者反感,只要遇到有点儿激进的改革措施他便选择退缩。贵族文人对自由主义的暧昧态度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扭转历史的英雄。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本质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不是空穴来风,他在改革初期一直作壁上观,在最后一刻才被迫做出选择,尽管他知道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在这一艰难时刻,文过饰非也许情有可原,但将他宣扬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显然很可笑。他没有提出有效的政治措施,如果他的同僚有好的想法,他也会竭力鼓动对方放弃。当有人指出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措施在罗马无法实施时,他回答道:“罗马将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些改革措施,我和我的朋友也会尽最大努力促使改革取得成果。”遗憾的是,他囿于自己从小一直受禁锢的思维模式。当一位品德比他高尚的年轻人—提比略·格拉古因为他的延误而牺牲时,他只是冷酷地引用了《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犯下此类恶行的人必将自取灭亡。”诗人特伦斯(中间站立者),出自13世纪一本书籍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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