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悦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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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唤起少年中国试读：
“亲历中国丛书”总序
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作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自古就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包容心态，接纳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无论是千年前的零星游客，还是百年来的传教士、学者或者大师，他们先后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落寞和当代的崛起。他们经历了从好奇、探究、兴奋、赞叹，到幻灭、深思的心路历程，最后形成了专业的海外中国学。不知不觉中，这些亲临中国的朋友本身也融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文化名人不远万里，亲临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让我们不但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与世界沟通的愿望，并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些来华的文化名人中有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萧伯纳，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萨特……他们是大师，是世界名人，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曾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的重大文化现象。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中国的文化名流，也曾激励过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是的，他们与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我们收录这些大师的讲演、著述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试图以此重构这些历史画面。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文化名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亲历中国丛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亲历中国丛书编委会2014年6月
序 罗素与中国
罗素是五四时期继杜威之后，来华讲学的又一位大家。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生于英国贵族家庭，1889年获剑桥大学数学奖学金，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08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任三一学院逻辑和数学原理讲师，1916年因参加反战活动受起诉而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因发表反美言论而坐牢6个月，1920年访问苏俄，1920-1921年访问中国，1938年被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访问教授，1939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1944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参加反核示威以90岁高龄坐牢，1970年去世。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自由教育思想和和平主义思想这三方面。
罗素曾在访华结束之后，于1922年出版《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的访华日期是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访华虽然比杜威晚了一步，但他的影响并不在杜威之下。如果说，“五四”知识界迎来了两位贵客的话，一位是杜威，另一位便是罗素。杜威与罗素曾在湖南见面，他们的哲学观念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各自的劲敌；在个人交往上也谈不上喜欢对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比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曾联名发公开信和宣言，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向国际社会呼吁和平。杜威曾多次帮助过罗素，为迎接罗素访华，杜威专门作了《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罗素在中国病重时，杜威也曾帮忙寻医问药；乃至后来罗素赴美讲学遇到麻烦，杜威又站出来为罗素说话，颇有“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之风。巧合的是，罗素与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同时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知识界同时送走了两位客人。
邀请罗素来华的是梁启超，他的邀请函于1920年5月发出。罗素来华前，他的不少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均已有中译本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以及他一些重要著作的梗概。加上杜威的介绍，罗素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已被誉为“新时代的大哲”和“世界哲学泰斗”。北京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出版《罗素月刊》。
罗素来华之后，也作了“五大讲演”，分别题为《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讲演地点大多在北京大学，只有“哲学问题”1920年11月14日之后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听众多达1 500人，场面十分热烈。除了这“五大讲演”之外，罗素还马不停蹄地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地作了多场讲演。“哲学问题”，罗素本来有专著问世，他在讲演中也有所发挥。他从“现象与实体”出发，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唯心论、唯物论的来龙去脉，以最新的科学发展为依据，着重探讨了物质、心理、真理等问题，对于“别有新声于异邦”的中国知识界，无疑如久旱之后逢甘霖。“心之分析”也是一个系列讲座，几乎与《哲学问题》同时举行。顾名思义，这个讲座的内容倾向于心理学。罗素着重介绍了本能、习惯、欲念、感情、记忆、想象等心理学范畴的问题，并介绍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最新理论。“物之分析”，则着重介绍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由于这部分内容相对艰深，能听懂的人不多，因此讲演次数相对少一些。“数学逻辑”是罗素的专长，他介绍了数学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可惜只讲了两次，因罗素患病而匆匆结束。“社会结构学”或许是中国听众最感兴趣的，但罗素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政治着眼去谈“社会改造”，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发。不过，罗素的这个讲演即便是对当今的中国读者仍不乏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的听众对罗素是失望的。
正如罗素在1920年10月18日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尽管罗素曾经表示，他来中国，并不是研究中国哲学，而是研究中国社会状况，但刚来中国的罗素，显然无法给中国听众急切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现成的答案。对报纸上出现的罗素主张教育和实业而非社会主义，陈独秀曾给罗素写信询问，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同样也感到失望。在1920年12月1日写信蔡和森的信中说，他对罗素的主张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在题为《少年中国之男女》的临别讲演中，多少为中国的未来有所指点，他充分肯定“少年中国”的进取精神，认为“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对于西化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时，他又重申：“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化，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文化。”他主张中国办教育、办实业，提倡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
罗素回国后，曾在英文报纸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了他的中国观。1922年，他在经过半年的思考之后，出版了他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又一次呼唤中国重视实业、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他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和中国人的性格，该书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中国问题》一书，对后世的中国研究影响颇深。中国问题专家C.P.菲兹杰拉德评论该书具有“犀利而又敏锐的远见卓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曾经为“从罗素”而不顾一切去英国的徐志摩，收到罗素赠书之后，也撰写专文予以赞赏。孙中山先生则在1924年初撰写的著名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评价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罗素本人也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曾在晚年（1966年）将它重新出版，并撰写前言。
罗素访华，给中国留下的回忆还不止这些。此外还有：比如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的国粹、关于西化的观点，曾引发了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论争。比如他的访华，备受英国当局的阻挠；比如他并不像杜威那样与妻子、女儿同行，却是带着一个尚未结婚的情人；比如他在寒冷的冬天作演讲，坚持脱去外衣以示礼貌，却因此重病一场，甚至读到了自己的讣告；比如他游览西湖时看到轿夫“含笑”而发出的感慨，而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评论；比如为他做翻译的赵元任因随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而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进而成为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最主要的是，罗素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罗素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自幼便从父辈的藏书中了解并向往中国文明，他曾于1922年表示“愿为中国竭尽微诚”，曾不断撰文“为中国请愿”。在国际问题上，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曾在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上，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也十分尊重这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哲人。几十年来，罗素的重要著作也在中国有了译本，甚至多个译本，在中国深受欢迎。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曾翻译过他的《幸福之路》。
本书收入了罗素的“五大讲演”中的《社会结构学》，节选了《中国问题》中的几个重要章节。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几十年来中国对罗素的几篇评论。
我们谨以本书来纪念罗素访华，纪念罗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这段丰富的历史，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编者2014年6月
社会结构学讲演
一 世界纷乱的原动力
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社会结构学》（The Science of Social Structure），请诸位不要把它当作从前定的那个题目《社会改造原理》（此题曾在报上先期露布）看待，因为社会结构学并不告诉我们要怎样改造社会。它是一种科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怎样结构来的：考究社会的变化与社会结构有怎么样的关系？原来，社会变化也有它的本质和自然的公律在内，并不专靠人类的愿望。虽然在实在现象上，人类愿望也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可是人类愿望也是自然现象的一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结构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
我现在于讲演本题之先，有几句重要的话要申明的：就是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是要先看明自己的态度如何。我自己的态度怎样，这是我现在要说明的。我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个人，我以为如果共产制度与实业制度并行起来，则人类的幸福，必可大大地增进；而科学、艺术等亦必可以进步发达，为从古以来没有那样的好，这是我很相信的。我又相信马克思氏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说有一句很有价值，很可注意的话，可是这句话，他的多数门徒却把它忘却了的。就是：“社会变化”是自然的现象，有自然的公律，如果违反了这个公律，则非失败不可。我们如以为有这种的关系，那就要把共产制度与实业制度并行，世界上要实业发达才能实行共产制度。照历史上看来，基督教也主张共产制度，也想到乌托邦（Utopia），然而他们都完全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工业的原因。假如现在中国政府下一道命令，实行共产制度。结果还是不过一道空命令，共产制度还是不能实现出来。因为现在的中国工业固然不发达，而许多的习惯是与共产主义相反对的；以前所领受的训练有许多的与共产主义不合的。所以，虽然有政府的命令，实行共产制度还是无效的。这也并不仅中国，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它所作的事业，没有不为国内各种现象所限制的。而工业的限制，尤不可违犯，如果违犯了它，那无论什么政策都是不行的。
讲到社会改造问题上来，我们不要问什么是好，什么是有利益的？要问到实在情形如何，改造它的方法是怎样？近来勃拉克女士在这里讲演的“政治思想与经济状况”是说些过去的情形，我现在要说的，却不是关于过去的情形，是要说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情形。因为谈到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问题，要先明白现在社会和将来社会的实在情形怎样，才能知道要用怎样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是这个讲题的引子，现在要说到本文了。
现在社会问题中重要的，就是要寻出现在世界紊乱的根本原因，原动力是什么东西？将来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平定这个致乱的原动力？
我个人常常考察有史以来各种扰乱的现象，觉得有许多是循环的状态，不过一回有一回的不同，九九归原又复循环起来。正像着听唱一个调子，唱起来一次高一次，所用的乐器也慢慢地加多，快慢、激平也有变换。有时激越迅速达到最高的度数，又平缓下去。一会又回复起来，从头又新唱起。我们假如专看这个调子是好像没有用、没有理由的，但是若把全部调子合拢看来，便知道中间有一定的变化，社会变化也和这个一样，现在世界也许是一个调子唱到最高度的时候了，眼见得快要完了。我们用最高的眼光看来，历代以来的各种国家，虽然是一治一乱，不相一致，大体上看去还是向一致的方面进行，就是各时代都是进步的。
从历史上看来，古代的文明国可算埃及和巴比伦。巴比伦后来被波斯灭了，波斯又被马其顿灭了，马其顿又被灭于罗马，罗马后来又被灭于条顿人和阿拉伯人，阿拉伯后来又被条顿人所灭。一代一代下来，都是一治一乱。纷乱的时候自然文化衰绝。可是，一个国家被灭亡以后，必经过一个长时间，然后才有新的文化产生出来，但在这个文化停顿的期间，文化也有进步。这个正好像动植物一样，由生而衰而死。现在欧洲的文明已经由生而衰了，好像快要死去的样子。死去以后，再有新的产生出来。假如我们一代一代地比较起来，前代比后代，现在比将来，我们一定可看出其间必有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可分为两层：（一）知识方面的增加，（二）组织范围之扩大。在组织范围中间，尤以国家为最紧要。现在就国家组织看来，对于眼前的将来虽然没有什么好希望，但最后一步，即久远的将来，组织定会更加扩大，知识程度也会附着增高、发达。知识增高、学术发达，虽然自一方面看来是好的来源，他方面也是坏的来源。比如战争一事，与科学发达很有绝大影响，差不多可说没有科学发达则无这样激烈的战争。但这个于进化上也很有关系，没有它也是不可行的。说到知识一层大家尤其赞成它的好处。
现在又说到国家纷乱上来，对于无论什么紊乱，怎样才能使这种紊乱状态有条理？要使这种紊乱平息，只有国际共和国（International Commonwealth）才有这样的权力，用力来保持世界各处都不发生战争。
国际共和国，要使全世界不论什么地方，都关系密切，大家才能互相帮助，保持和平。比如从前远东与欧西没有什么关系，在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以前，美洲与世界无关，俄国在大彼得以前，也与欧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世界情形就不同了。这一次欧战则全世界没有一地不受影响，都是世界组织密切的缘故。
世界组织怎么会密切？这是实业发达和经济状况改善的缘故。而实业之发达，又是科学发达的结果，所以根本上还是科学。所以，科学发达不论是好或是坏，将来我们要好的世界，那是非靠科学不可的。
所以，从大概方面着想，普通对于将来的世界也有抱乐观的理由。可是现在的情形不仅令人可怪，而且眼前的将来，很有可怕的危险。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应当各尽所能，以个人力量。来免除最近要发生的危险和眼前将来的危险，并且要使现在进步，造成一个很好的将来。除非老老实实，不用一点偏见，平心静气来研究不可。不为一点什么党见的拘束，公平研究它，这才能有免去眼前的将来危险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最好的知识、最好的理想，对于这个问题作正当之研究。不要看见现在有许多反对我们的势力，就抱消极的态度，灰心起来。但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件事必须记着：无论什么政治上的主义，要是不能得着一般人的信仰，决不会成功的。如果目下一般人民所信仰的，都是不应该信仰的东西，即错误信仰，那是他们没有懂得适当的情形。如果要使他们懂得信仰的意义，不致再相信不应当信仰的东西——错误的信仰——非有适当的教育不可。但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人，大半是用感情和偏见来判断一切是非，不肯平心静气地研究，没有论理的知识，所以要他们领受正当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不用教育的力量，世界又决不能进步了。
在今日的世界，讲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比从前更为要紧。在从前文明没有发达的野蛮时代，社会上各样的秩序，有宗教、习惯、风俗可以维持它，社会因此也可以保持不致紊乱。现在既然讲理性，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肯迷信地服从，都抱着怀疑态度。所以，不讲理性则已，不然，非讲透理性，社会秩序没有维持的希望。所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在今日占很大的位置。
说到这种怀疑的态度，历史上看来，是很有建设能力的知能。在希腊雅典，文明发达、科学昌明，也是这个态度的好结果。后来雅典因为种种别的关系灭亡了。15世纪时的意大利，也是一样，抱持怀疑的态度，故能建设近代的文明。但起初文明发达，后来衰颓了，卒被灭于西班牙一个狂信的宗派，不能成为独立国。现在的人也一样抱怀疑态度。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问有什么理由。比如有权的人把我们的权利拿去，必定要问他有没有理由，应不应该拿去我们的权利？如果有权的人，他把不正当的、骗人的假理由答复我们，仍然是不相信，双方的争战就起来了。这种情形，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如女人之反对男人，小国之反对大国，最显著的是劳动界之反对资本家，第三种——劳动界之反对资本家——说来虽然很危险，前途希望却很大。果能如我们所愿，这个被压制的阶级，能不要费多大牺牲，慢慢地安然转过身来。世界文明不致有很大的损失，这是很幸福很有利益的事情，则大幸之至！
现在我们又要问，世界上纷乱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互相反抗？我们要用力平心静气来研究它。自己不要站在战争当中，要立于战争之外，用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现在世界上纷乱的原动力当中有正在增加的，也有正在减削的。大概看来，将来多半终归消灭，所以也有利益可期。现在原动力当中有正在增加的：（一）实业主义（Industrialism）、（二）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两种主义，虽然是政治的关系，后面站着影响最大的还是科学。而每种当中又有两种变形，为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各自主张的。实业主义中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国家主义中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最近美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自决主义（Selfdeterminatism）。
在这次大战当中，各国虽主张自决主义，可是仅仅用在别人一面，而不能用之于本国。凡仇敌所压制的小国，多多主张它广行自决主义，自己压制的小国却又不肯许它们自决。比如俄国，凡对于反对俄政府政治的国家所压制的小国，都让它自决。据我看来，这不过是俄国的表面主张，不是根本思想。因为自决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里面的东西，俄人所主张的却是“国际主义”，所以可以断定它是表面主张罢了。
在国家主义中，在操权力者所主张的是帝国主义，被压制而要求解放者所主张的是自决主义；实业主义中，在操权力者所主张的是资本主义，而被压制要求解放者所主张的都是共产主义。四种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一组，自决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一组。所以，现在世界纷乱的四种原动力中：两种是属于实业主义的；两种是属于国家主义的。世界上其所以纷乱不安，就是这四种原动力——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自决主义——不能互相调和的缘故。
但是，现在政治上、兵事上，战争这样厉害，都因为许多的人只看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的一点，却忘记实业与这两个主义关联的地方；如能在这里着眼，才没有错误，而我们也可知道较多些了。
如今再讲什么叫作实业主义？实业主义就是关于生产的法子，是要用许多“资本”的。但这资本并非专指金钱；凡是生产上所用的器具，比方说机器、铁道、轮船等都在内的。换句话说：费了许多的工夫，造成很大的机器；再用这机器，造成消费的东西，便是实业主义。那么，实业制度不过就是把用器具的习惯扩充起来罢了！比方说，第一个人用锄代手来耕田，可省许多的事，由这一步进一步，就来用那很费工夫造成的机器，便是实业制度。
现在再拿铁道做个例子：铁道造出来很费事，并且也不能直接吃它、穿它；不过用了这铁道，便可以运来吃的、穿的。换句话说：用起来只认为器具，不是直接消费的。当造铁道的时候，这些工人不能供给自己的吃穿，总得依靠别人来供给他；所以，无论哪个国家要兴办实业，非得暂时牺牲许多直接享受的财物不可。因为当造机器的时候，不能同时造这些财物的。
因而，在一个社会里头要兴办实业，总得有许多原动力。第一，是组织。因为很有许多的事，绝非一个人所能独办的，总须有适当的组织才好。第二，是在这社会里头，非得有愿意吃苦的不可。就是带有能牺牲目前的快乐，以图将来的好处的性质。第三，是在这社会里头，须有相当巩固的政府。因为这样，大家现在虽牺牲些东西，将来总有可靠的好结果；不然，大家都不愿意去干，统统存一个只顾目前的计划，如同英国俗话上所说的：“今天吃了，明天死了。”（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die.）那还有什么人愿意拿资本出来投在这个不可靠的、动摇的实业上面呢？第四，是在这社会上，须有许多有技艺的人。因为要有了有技艺的人，才能做实业上的事情——有许多工作，简直非熟练的人不能举办的。第五，是在社会上，须有很发达的科学。因为这样，才有人能发明所用的机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从前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也就没有实业制度了。
那么，一个国家在它的实业制度初发达的时候，经济方面都是由少数压制多数的；除非借用外国的资本，便不能免却这个弊病。现在先就贫穷问题上说。在没有兴实业的国家里头，生产自然不及以后的得法，货物总不会有富余的。如今因为要兴实业的缘故，使种田的人都去制造机器，那么，生产的人反倒少了；或者把生产物运到外国去换机器，那么，生产物一少不是更贫了吗？所以，这样的结果，无论是造机器、换机器，总会使国内必需品反要减少；原来就是贫，现在越发厉害了！要想免去这样的情形，只有两个办法。第一，让实业慢慢地发达——不必要很多的人都来造器具，或一点一点地运出食料换得机器。第二，就是用借外款的法子，但这个法子总得两个国家和睦才能行的。像俄国和别的国家都闹得很不好，只好慢慢地去发达它；不然，国内便会生出很贫的结果。
第二层再说一个国家里头实业初发达的时候，权力都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很是不平等的。现在英国的工人全主张自治，这种社会主义在英国可说是很盛的了。就是最下等的工人也知道竭力地宣传，希望固然很大，可是在俄国情形就不同了。在俄国当1917年和1918年，也有工人主张这个；但是直到现在，他们的工厂里头还是首领制，实业制度更都是依据皇帝上谕的办理。英俄两国既有这样差异的情形，就生出两种不同的意见，其实这意见很是可以免去的。因为俄人只看见俄国的情形，便主张实业绝对不能讲起什么自治；英人方面的意见也就不同，认为每一个帮行应当绝对地自治，但是据我观察的结果，这全是实业发达时际上有先后的缘故，俄是实业初发达的国家，自然不能没有少数压制多数的事情。所以，这两种意见不外出于感情作用，并没用科学的眼光，很不对的！
再说英国自己，当初发达的时代，要不是借外债，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因实业没有发达的时候，工人自然已属很苦，再要他们去做工，直接消耗的物品更加减少，自然更苦不堪，越发穷得要命。兴办实业的人却不能拿出书生态度告诉他们说：“能把实业办好了，给你的儿孙有多大的益处。”因为这样的劝勉，他们必不赞成。比方说，从前英国实业初兴的时候，便给工人以权能，他们就要乱起来；试看那时候工人因不愿意来做工，并有打破机器的事情；那么，实业绝对不会发达的，并且贫穷固然暂时越发地增加，可为实业发达的阻碍；但在手艺时代，耕田都是关系一家里的事，人人因没有这样的习惯，便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假使有一种势力在上头来压迫他去做，他起初虽不愿意，但是由于受这样的压迫，慢慢地养成一种习惯，后来即不压迫他，他倒愿意去做了。即就政治方面说：民主制度的由来，实在因为君主用许多法子，压制一般平民，教他们组成机关做事；后来虽没有君主，那已经养成的守秩序的性质却永久存着。说到这里，好像美国由各邦自由组成是个例外。然而在17世纪，美国的人民仍旧是在英国受过压制的。所以，我对于国家的理想，将来必有一个最大的帝国出来做压制的事情，然后才能现出最平等的共和国；或者有许多的联邦，共组成一个大国。
在实业上更是这样：初出萌芽的实业，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不能免去专制；不过专制的人不同。在资本主义里头，专制的人是资本家；在共产主义里头，专制的人是政府。这种前途无论何国都是如此，中国也在里头。但是，资本主义家和共产主义家因政治上争辩很厉害，便把两者的关系——统统是实业制度——都忘记了。现在俄国的工人不准罢工等事情，很像英国早先的情形，这确是实业主义起初发达的现象。至于共产主义所希望的，比方说，在实业已经发达的社会里头，如英国、美国，若没有太激烈的革命，就可办得到。因为只要成年的人每日都做四五点钟的工，便都有很好的生活，不必定要中央集权起来监督他们，他们原来是很有知识的。那么，这国的实业已经发达了，若向共产方面进行，自然可免阶级间的战争，必能成功；但在实业未发达的国家里头，即就讲共产主义，也因为供给物的不够，许多人没有实业的经验，总不会平等起来经理实业。若是这话不错，那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政见中，便很有关联的地方——对机器，须有相当的发达；对技能，须有相当的训练；对组织，须有相当的注意——然后才能达到很好的地位。比方说，有两个国家，实业都不发达。一个是资本制度，一个是共产制度，相差倒不很多；若与实业发达的第三国比较，反不可以道里计了。
下次要讲实业制度——不是专指资本制度，也不是专指共产制度——有什么样的趋向。因为一般人对这是疏忽的。比方说，骂资本制度怎么样坏，这并不是资本制度的坏，乃是实业制度的流弊；说共产制度怎么样好，这也不是共产制度的好，乃是实业制度的好。
二 实业制度的固有趋向
上次讲过，世界上有怎样的原动力，就发生怎样的纷乱情形，并且瞻望眼前的将来，纷乱下去，或至比现在的情形更坏。所谓原动力有两种：（一）实业主义，（二）国家主义。每种中间又分两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同在实业主义中间；帝国主义与自决主义又同在国家主义中间。大概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为强有力者所主张，被压制的弱人则站在自决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那一面。现在这两方面对立相争，实为世界纷乱的主要原因。再二三十年下去，也许是这两种东西相争的结果。
我上次说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相反，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同一的趋向，因为同属于实业主义。国家主义中之帝国主义与自决主义也是一样。不过，因为现在政争和兵争太厉害了，人民为感情所迷惑，所以，这些相同之点，都看不出来，都忘掉了。
现在先讲实业主义固有的趋向。我们不问生产的物品如何分配，怎样才公道，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看有什么固有的趋向，在实业主义当中。
现在，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没有达到实业制度的时代。中西之不同，也是有无实业制度之差别。假如中国现在实业发达，成功了实业制度。或者第一天起头就实行共产制度，必与西方各国也有相像的地方。因为无论是资本制度，是共产制度，既同在实业制度当中，有同一的趋向是免不了的。
所以，在中国现在未曾到实业制度以前的时候，应当要明白这个实业制度到底是什么趋向。
现在，我们研究政治经济的原动力与结果，必定要采用物理上的方法。假如有什么原动力，就有怎样的结果。在事实上当然这种结果，不是一种力所造成的，所以，遇到复杂的事情，要用物理上分析的法子。我们现在也要用同一的法子来研究政治和经济。现在要明白国家主义如果没有外力的阻止，怎样成功、怎样结果，这还比较容易些，就是不过势力对外扩张罢了。若是问实业主义，无外力阻止它，使它自由发达，将来结果如何，那就不易明白了。对于这个，上次已经说了一些。但今天则把它看为主要的论旨。就是要详细说明，实业主义到底有怎样的趋向、怎样的结果？
上次说过，实业制度如何会存在，必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即上次所讲实业发达的五种条件：（一）工人要有大组织的能力；（二）主持的人要情愿牺牲目前的好处；（三）政治须有稳固的保证；（四）工人须受有相当的训练，平常的工人不行；（五）社会当中要有很高的科学知识，能发明应用的机械。假如这五种条件都完备了，又没有别的势力来阻止它，实业发达起来有如何的影响？
所谓实业，并不是大兴土木之谓。例如，建筑万里长城便不能算实业。实业的本意，是用复杂机器来减少人工，如铁路等类。比如过河，古时用船，后来改为造桥，桥造好了，自然能省去许多人工，这个造桥与摆渡，就是实业与非实业的分别。
现在说造桥这个事。如果只有少数人过河，当然是坐船好，人多了，还是造桥能省去许多人工。但造桥的时候，地方一定要安静，如果有什么纷乱，那就不成。因为造出来容易毁灭，自然我们没有精神和趋向去造桥了。也没有人肯牺牲现在的好处办将来靠不住的工程。
实业制度的要素，就是在牺牲现在的时间和金钱造出一些不能直接享受的东西，用之以为将来制造更多的消费货品的机械。由此可以生出许多特别的结果，这就是实业制度特别的地方。
我们讲社会问题，知道假如实业制度发达，必定更使社会各部组织特别密切。实业越发达的第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社会的组织越变为有机体，好像人体的细胞组织一样。人是有机的组织，所以，这一部分必定依靠那一部分。那些水里面的原生物，因组织简单，一个细胞，可以包办所有存在的官能；人那就不然，如果一个紧要的部分受了伤害，则全身各部都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存在了。如耳和目有一个受了亏，则全身不能不受影响。原生物因为组织简单，就没有这种现象，可以各个细胞独立存在的。
这种现象在有机体中，各个细胞把自己独立性质牺牲了，彼此互相帮助。考究起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一个细胞团体中间，一个受伤则全体有死亡之患，这是很危险的。好处则在于分工。因为有分工的关系，所营的工作，效力能够增大，花样也可加多，这是原生物所做不到的。这个对内说来，则内容比较丰富，对外则团体反映也好得多，环境的事情，可以多多应付。现在，社会方面组织也与这个是一样的。
在社会原始的幼稚时代，各个家庭原是独立的。所有生活上必需的用品，各个家庭中间都可制造应用，所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在实业制度当中，则无一家可以独立，也无一人可以独立。必定要互相依靠，你的物品，交换于我，我的物品，也交换于你，这样才能生存。如果没有买卖制度，也必定要有交换制度才行。
比如在一个工厂里面，各个工人就不能独立，要靠别人才可以谋得衣食住。就是在一个工厂当中，也有许多东西不是一人的能力可造出来的。必定要合很多的人，通力合作，互相分工。虽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也非一人之力所能造出来的。同时，资本家也是一样，虽有资本巨万，也得靠无数的工人才能生产。故在有机组织之社会当中，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在农业上虽然也有一些同样的现象，不过没有如此之甚。但现在科学发达的时候，农业上也加用很多的机器（如俄国政府，农业之电器化）。那么，农业中的人，也不能为经济独立单位了。
所以，在实业发达的社会当中，社会组织也和人体一样，一部紧要的地方受了伤，则可以制全体社会的死命，比如在今日世界进步，各种机器均以电为原动力。如果一旦发电机坏了，则社会各种的事业都要受很大的影响，例如制造厂，必定要停工；电车不能开行；电灯电话，都要停顿；用电气的火车，也要休息起来了。所以，社会的组织愈复杂，各部分相互的影响也就加大，也就容易由一部分而伤及全体。一地方有乱事发生，则所受的影响必定很大很大。
在一个组织越有机的社会中间，政府更加要紧。因为个人的行为对于别人影响很大，所以，个人的自由，不能不为公共利益而减少一些。而个人任性孤行的生活，也要为之慢慢地减少。如果要想仍旧保持个人绝对自由，不为团体所牺牲，那非另想别的法子不可，这就是下回所要讲的题目。
个人的自由，虽然因为社会组织的复杂很受限制，但也有好处，就是实业发达了，生活必需品剩得很多，做工的时间便可减少，个人的自由在这方面又可增加了。大凡人类的自由，常受两种势力的限制，一种是社会，一种是自然界。实业发达以后，人受社会的限制虽说加多，然受自然界的限制如那衣食住等，却可减少的。
对于自然界限制顶可怕的，就是生命的危险。多数动物因为不能作未雨的绸缪，来和自然奋斗，落得一饿而死，在人类就不至于如此了。但是，在实业没发达以先，人类都把多数的时间费在找食物上去，很少的人有机会来求人之所当为，什么美术、感情等方面的享乐生活都忽略了！
所以，在实业不发达的社会里头，固然有少数运气好的人，比如皇帝、贵族、教士等，生活内容很丰富，可以兼作别的事情。但是，实业发达以后，因为生活必需品增多，人人用不到天天去找吃的，所有教育、科学、文学、美学及战争等奢华的事情，都有闲暇的工夫，藉此发展。所以，实业制度发达了，因自然界限制减少，便得到多少的自由。可是，个人身上增加了共同生活的压力，却也不能极端自由了。
这和有机动物细胞的组织是一样的。因在原生动物一个一个的细胞都能独立生存，人就不能有一部分独立生存起来，目只能做看的事，耳只能做听的事，别的便管不着。但他的好处是在外面有什么刺激，里面就有适当的反应，却是原生动物所做不到的地方。这和社会有实业组织很是相同。
人对自然界的限制既然解放了，便可做向来所不能做的事。人不是专为生存来的，其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便是在生存以外，做出和生存没有关系的事体，比方说求知、求美和一切有价值的事，这才是人的生活。如若一个人过了多少年，吃了多少饭，制造了多少同样的孩子，回头死了，就算一生！说起来不见得人只能做这么些事，但是实业没有发达的时候，生产的力量不大，多数人也只这样过去了。现在，各个人总应该觉悟，脱去物质生活的限制，来做人生有价值的事了。
什么叫作文明？可以说是：寻求在生存竞争上所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的目的。初时文明都是由大河的冲积岛上的农业发生出来的，最显著的就是埃及和巴比伦，冲积岛上的农业发达，和别处便不同；因当时社会上既有这样安定的生活，才有由农业发出的文明。关于这层，勃拉克女士已讲过，我如今要讲的就是从实业所发出的文明。
在从前农业充足的时候，一天一天下去人都有充足的生活。可是碰见土地不良，便免不了搬来搬去，就没有时机使他发达，文明也被阻塞了。所以在很大很肥的地方——比方说是黄河长江的下流——个人所生产的，总超过个人所用，剩下的人便去从事于建筑、算学、天文和替后世文明做先导的事情。但是，所贡献的虽说不少，究竟不算得什么，总得大家去做，才有大效啊！因为那时注意到科学、美术上的，实是少数人，到了实业发达以后，各个人都应该尽力做人生所必要的事，平均每日做四点钟的工已是够了，此外无论什么事情，好比科学、美术，都可剩出工夫去做的。
因为这种情形，从前的人就说：“社会上有这样的不平等，就是为增进文明的缘故。”这话到如今却讲不下去，如果将来没有什么大变动，使得实业制度忽然亡了，必要做到共产主义的地步，人人都能在文明上站得住的。
从实业说来，可使文明分布到人人身上，但这层就在实业制度发达时代也还不能做到极点。换一句话说，就在共产的社会里头，这希望也很不容易实现的。因为作成文明分布的起因和结果，全是由经济上的原动力造成的。即以教育而论，受过教育的人总比没受过教育的人格外有能力，那么，实业制度底下就不能不有普及的强迫教育。在实业制度里头，做工的人都可剩下时间来做教育上的事情，小孩子也可以在做工以外来念书，所以，教育的发展确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势。
从普及教育上就生出政治上德谟克拉西（political democracy）的结果，这一层，倘若工人阶级没有教育，要实行也是做不到的。但如果工人阶级有了教育，就是要不行也做不到。但是，我说的德谟克拉西不必一定是指着议会政治，就是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意义仍是吻合的。即在从前，也有这种影响。总而言之，德谟克拉西是指着一种制度，这制度底下，各个人于政治上都有平等从公的一份权利和义务，虽有些人是例外，却因特别情形而生的。比方说少数人蓄意推翻多数人拥戴的政府，一经失败，便不免有特别的待遇。所以，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也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
我们已经说过，实业发达以后，减少个人对于社会的自由，而在经济上越发要受他人的限制。不必说是国家，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头，也免不了这个情形。但是，全世界上关于求衣、求食的事，已不像从前那样厉害，因而个人方面发展的事——如艺术及幻想的情感——慢慢地便减少；社会方面发展的事——如战争及公共卫生和普及教育的情感——渐渐地便增加了。
个人自由既受限制，第一件连带而来的，就是个性的退化，在世界实业最发达的国家里头，好比美国，各个人相共之间不同的情形很少，若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家就要憎恶他了。即就他们的衣服、房子、家具等，通通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同时造出来的，绝没有多少的分别。好似造物者不知用了什么机器，造成美国人个个都很相同的。在这种社会里头，讲到美术、感情生活及文学等，势必日见减少，同个人的自由受限制一样，它的原因和对付法子以后再说，现在只提一个特别的理由讲一讲。
大凡人的天性受了限制，不能发展的时候，总会跑到别处找一条出路。在这社会里头的生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就会寻发泄的法子，顶不好的小说和戏剧要拿来看，这也算是一个出路。假如有一个人因不好的生活得了疯狂病，用刀把人杀死，被访事员调查得很清楚，登在报上供人的谈料。我想这种记载，对于社会上也是极有利益的，大家看见他的行为虽然不赞成，但也认为是教自己天性找着一条出路。
如在战争的时候，有很多人预先知道自己不用实地去打仗，因为平日无趣生活的冲动，听见开战，就想去到战地参观，好像看人踢球一样，其实比踢球还好得多。但是，现在战争太过于机械，两方的人数都有比例，军需炮弹都要平均，才能开起火来。不过，想的人总以这样太没有趣，还把它当作罗马人的决斗，两个骑士乘在马上，一来一往的杀斫。只要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影响，总觉得很快乐的。
刚才有一句话要补上，就是这样情形的结果，一般人便都喜欢走到激烈方面去，所以，对社会的改良，就不愿用慢慢的法子；很有些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无非以为这样弄来，总要热闹一点。所以，实业发达的结果，家庭生活就要分裂。因为妇女在外做工，一方面经济独立起来，一方面就不愿操持家务，觉着住在外面究竟比家里舒服！不过在如今各实业发达的国家，一夫一妻制度很是牢固，潜伏的势力，虽难找出，而在美国因有基督教的流行，更是一点儿看不见。但是在欧洲大陆上早就有了变迁，守旧的人虽多方掩护，可是在社会上已有很深的痕迹了。
从经验方面看来，普通妇女都不愿意服从旧式的婚姻制度，也不愿意终身只事一个男人。但是，因为舆论的关系，不免要掩护起来，表面上到现在还看不见，将来必要扩张起来，日益加甚的。因为这种妇女不愿服从旧式婚制，和不愿终身事一男人，这也是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
在实业制度没发达以前，富人把妻子看作财产一样，贫人把妻子当作做工的侣伴，所以，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
在工业时代，妇女在外做工，小孩在外求学，男女的经济关系便没有从前密切了。并且男子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多，小孩从先只在学校吃午餐，后来三餐都在学校吃，那么，女子在家里也可减少工作了。
从农业发达以后传下来的婚姻制度，到实业制度时代已渐渐地不能存在了。因为女子可以独立，便不愿意依人，即对于自己的子女，也想分给国家，不愿交给个人，虽然现在不见得人人都是这样，将来这种人必要增多，一定可以猜出的。
诸君！请你要明白我所说的并非是好不好的问题，不过指实业发达以后，妇女自有这样趋向的。若没有别的法子挽住她，可说是不能再会向别的方面变动了。
向来的家庭算是私权行使的范围，可以逃避国家的限制，甚而至于舆论的限制也可逃避的。比方说，有古怪脾气的人，可以任意教他的子女到无论什么地方去，现在就因为国家和社会限制他们自由地教训儿女，并且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变迁，家庭便免不了分裂，上边所说的个性发展，也就减少许多的机会。
旧有的宗教和实业制度是很难相合的。资本家虽然因为要运气好，想多赚钱占了便宜的地方，来感谢上帝，并且因为宗教近于保守，和自己气味相投，利用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是，多数工人却都是反对宗教的。
世界多数工人所以反对宗教的缘故，固然一部分是因为传教的团体全受富人的帮助，而富人大半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教会就不免向着资本家说话，便惹起工人的反对，但是这话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试问为什么工人自己不创出一个宗教来反对帮着资本家的宗教呢？如17世纪英国自创的独立派宗教（English Independents）和马丁·路德的新教便是。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在基督所说的话里头，找出怜念贫人的言语就可以的。但是，多数人一定要抱无神论（Atheism）和唯物论（Materialism），必有别的较深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实业制度底下，人的生活靠人力的时候多，靠自然力的地方少。在从前没有实业的发达，农业上全靠天气，其实天气是不可靠的，所以就容易发生一种宗教的色彩。
所以在法国的勃利当尼（Prittany）这个地方，位置是向着大西洋，时常起很大的风浪，滩底也很多，这地方的宗教也就很盛行。在很危险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礁尖上，都有很多的教堂，渔夫往海里去打鱼的时候，碰见风起，便要和他的妻子，一块儿祷告，等到上岸，心才放下，因感谢上帝，也就大喝其酒而醉了！
因而，宗教顶发达的地方，人的生活靠人力以外的事很多。宗教的力量就是把外界人力所管不到的危险的那种恐怖心减少一点。弗雷泽（J. G. Frazer）在他的书《金枝》（Golden Banch）说明基督教的大部分导源于崇拜生殖的精灵，而普通的宗教多发生于农民希望田土的肥沃、求丰收、求雨、求晴等，宗教中都曾经过，可以拿来说明这个理由。
从实业说来，依靠天气的事很少。虽然说自然界有一定的事体，然而，人总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从前宗教发达的时候，有求雨的事情，以为总是上帝下来的；如今人就很明白，以为纵然祈祷，也不能在没有矿的地方现出矿苗来。现在汽油供给问题，在世界是重要的，将来如到用完的时候，就没有人希望凭空打出油来，如同相传的那摩西在沙漠里因为想喝水，便用棍子在石头上打出水来。
现在宗教的生活，不过是沿古来传下的习惯，所以，宗教在从前是必需的。但是，现时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宗教也无可如何，不像从前都能放在自己范围里的。
因为实业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生活饱受变迁，宗教的势力也就减少；所有新的知识科学，都想和他同化起来，但这样一干，宗教的意味，也就因之而薄弱了。不过，将来如马克思的学说很有宗教的色彩，能否变成一种新宗教，却还不敢决定。
还有一种趋势，应是暂时的，实业制度如做到共产的时候，就可以免去。这种趋势是：只对生产的方法注意，而对生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倒不注意，大概在实业制度里头造出来的东西，不是专作直接消费的，所以只问其方法，不问其目的；只求其实用，不管它对于人生、美术各方面，究竟有什么价值。
比如，造铁路的人原为便于旅行的人，但是现今看造铁路的人比旅行的人还要紧；又如，把看书的人认为消遣的事情，反不如图书馆里造纸、排版、编目的人有用处了。因为实业制度里头用方法的时间太长，就忘记了有什么目的；只讲量，不讲质，只求制造得多，不问制造下这东西能做什么用。
这种情形和前头叙述的情形，都是美术和其他文明衰败的原因，并且还有其他的结果，就是觉得机械太觉无味，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也冷淡了。
现在许多人很以为经济部分对于生活是要紧的，拿现在经济状况看来，这话倒也不错。因为现在经济状况弊病很多，不能不来注意。好像人被火车把腿轧伤，这时候自然先要调理他，但是一旦弄好了，就不能成天老注意他的。经济状况也应该如此。勿要看成人的唯一目的了。
如果各个人都用四小时工夫去做经济上的事情，便有很好的成绩，剩的时间，尽管去做别的，凡是游戏、美术、哲学、科学等事情，都是四小时以外做的，并且比四小时里头的工作还要紧地多。但是，许多人只偏重于经济方面，他理想的乌托邦也就限于机械的；顶高点不过同来作工，平均分配罢了！至于他平日的事情，想来不外做完了工，就是睡觉，睡够了觉，又是做工。这种结果确不是实业制度必然的趋向，乃是商业竞争造出来的东西。若在共产制度底下，绝对可以免去的，这也是资本制度和共产制度绝大的分别。
谨告诸位，不要因反对从前的旧制度，便一味地盲然赞成新制度，要知道人是经济的主人翁，不是经济的奴隶，在求生活以外，还应有别样的发展，才合社会改造的原理了。
三 实业制度与私产制度
上次讲演“实业制度固有的趋向”，就是说实业制度有怎样的固有趋势，就怎样发展起来，这是就很简单方面说的，事实上可是没有这样简单。今天要说的，是除此以外还有两种东西，是与实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的。即：（一）私产制度；（二）国家主义。
这两样东西对于实业制度有莫大的影响，同时也被实业制度影响到它的。现在，我们要看这样东西，在那里怎样互相影响，在现在国家制度底下是如此下去，这种现象于实业制度，于文化前途却有很大的危险，如何能免掉这个危险，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今天先讲私产制度一层，下次再讲国家主义。
私产制度和宗教一样，其来源远在农业时代，因为相沿甚久，在社会中，成了必需的制度。关于这层，我们不能不研究人类学。各种文化虽成为人生必需制度，都可改变的。但在旧的文化中间，有很多仿佛是人生必需的，并且用来也很相安，一点都料不到生活情形有了变动，制度也要跟着变动的。要研究人类学才有这样宽大的眼光。
在古来农业未发达以前，私产怎样的呢？大概是谁有本事，谁有强力，就用武力来占据财产——牲畜。现在普通人想不到私有财产与武力还有这么一种关系的。私有财产固然是要有法律的保护，但是法律是直到农业发达以后才有的，所以私有财产离不了武力。巴比伦的哈姆拉比（Hammurabi）才定出法律保护私人的权利，这就是私产制度。所谓“私产制度”，必定要国家保护他所有财产属于他专有，或者一学堂或一寺院所专有。学校、寺院的财产固然是团体公有，但还是私产制度。
在欧洲中古时候的“村落”，仿佛是共产制度对于财产，不分彼此。但也只得归为学校、寺院一类。并且各个村落也非独立机关，必定要国家法律的保护。如果要说是共产制度，除非是各个村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即在现时的俄国也有同样的共产村，其实仍不能算共产制度。
现在我要说“私产制度”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它是：
国家以法律承认个人或团体享用的财产而保护之，这才算“私产制度”。利用自然的物品而以强力占据起来，那不能算私产制度的。所以法律保护是私产制度的要素。
国家之能够保持私产制度，固然不能说不依赖武力。说到国际上来，法律则又仅能够保护国内的私产制度。别的国家来侵犯你的私产简直法律上没有办法。要有一个国际间的政府，实用国际公法，来保护各国的私产，那么，国家才含有法律的意味，保护着私产。不然，别的国家来侵犯只有武力足以抵抗，在国内才能用法律，对国外就用不着了。这样说来，用武力排斥外患，私产制度才能存在，不然，所有私产都得丧失，这是出于法律力量以外的。
在历史上，国家之互相侵夺情形，大概强有力的征服弱小的国家。在欧美犹太印度人均是如此。不过，灭亡以后的结果，看国家文明程度的不同，有很大的分别。比如美洲土人居少数，征服者倒居多数，及澳洲也如此，所以，土人被白人征服之后，固有的文化都一律灭亡无存。欧洲、亚洲那就不同了。大凡征服的人文明程度比被征服的人如果低些，那被征服的人，不过财产权利丧失，至于当有的文化决不会为将来的势力所灭亡的。
假如文明程度较低的人打败文明程度较高的人，占据他的土地，把原有土地分割起来，本来的人也一律强作奴隶，这种现象，一定发生贵族阶级出来，欧洲的贵族就是这样来的。此外如美洲、澳洲的土人，因为文明程度低下，被人灭亡之后，只能完全做奴隶。主人自己不愿叫他做事，并且可以卖给人家，例如买卖黑奴之类，自然变成为私有财产了。现在，我并不注重在两种情形所发生的结果不同的地方，我所注重的是：
凡少数人民去用强力征用多数人民，占据他们的地方，叫他们做事，这个就是私产制度的起源。
从这种制度到近古时代的自由主义，中间的进步可算非常缓慢。他们那些强有力的人，自己既然占据别人的田地，被征服的人们替他耕种作成，这样办法，自己总得也要经营一些，费些心血。于是又想出一偷懒的法子，就是把所占来的田地，租给别人，田土中的生产物品自己干干脆脆得着多少，承租的人也得着一些。照这样办法，地主的安闲真了不起。到后来，这些贵族，因为一时武力衰弱，那些被征服的乡下人——农民——反抗起来，因此，贵族又失掉了自己从前的田地了。不过，那些乡下的农民既然自己得到田地之后，又回到前此贵族之所为，仍以武力照样地占据得来的财产。
后来，商务发达，制造业也发达，除土地生产外又有人工制造的物品，一般人对私产制度的观念也跟着大变。以为必要自己用力去做“劳力”得着来的偿还报酬，才能算得私产。好像从前用武力得着来的东西，一概都不成功的。但实际上，做事的人，又不见得一定很阔；而那些最阔的人，又最不用力。大概那些顶阔的人所最费力的，不外人家送钱来的时候签一个收条罢了。
所以，在私产制度中间就发生两种很有关系的主义：（一）自由主义。这个主义的意思，说是说无论什么财产，只要是自己劳动所得的，就完全归自己享受。（二）贵族思想。即掠夺别人的财产，保守下去，视为自己的财产。
关于这一层，现在不必多说，因为上次勃拉克女士已经详细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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