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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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7）：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试读：
内容概要
2016年，受美国大选、朝鲜半岛问题升温、南海仲裁、恐怖势力扩散等因素的影响，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塑造能力与实践呈现显著变化。
大国互动持续深化，竞合态势加速分化。一方面是中俄、美印、美日的战略合作加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美俄、中美大国间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日益加剧。竞合分化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日益崛起，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日益上升并外溢；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为维护传统霸权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纵横捭阖。
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南海问题“前紧后松”，南亚印巴对抗升级，民族冲突与恐怖主义纷争不断，加之地区热点问题与大国博弈相互渗透并彼此影响，导致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步放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朋友圈不断扩大，但同时美日等国对中国倡议的战略对冲姿态仍然突出，印度的态度也出现倒退。
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而中国自身实力上升，是认识和定位周边地区安全环境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基点。2017年，大国博弈的趋势不会改变，美国亚太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中国提供了“窗口期”，但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与中国有关的领土海域争端、与中国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以及针对中国的危害性行动与措施等三类热点问题同时升温，将成为新特点和新形势。朝鲜半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有可能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总篇
应对变动调整中的周边新局势
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与此同时，这个地区又是新旧矛盾的交汇点，因此，这个地区的局势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地区和世界都影响极大。东亚经济新格局
经济是基础，经济环境是周边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的调整艰难，构建发展新动力和实现新平衡的进程拖长。特别是东亚地区，其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通过调整、转型和重构，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能。（一）重建中的新经济均衡
东亚是我国周边地区的经济重心，也是我国经济的依托重点。经济危机前，东亚经历了长久的繁荣期，但是以往的繁荣是建立在东亚负责生产、北美进行消费这种大结构之上的。在这个架构下，东亚地区生产的扩张进度高度依赖于北美的消费增长速度，如此形成一种“危险的平衡”。在这种平衡架构之下，美国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经济逐步服务业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东亚地区则正好相反，其大量吸收来自美国的投资和相关的产业链投资，经济的主体结构制造业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在东亚负责生产、北美进行消费这样的结构里，资金却出现了逆向性回转，即东亚积攒了大量的美元，这些资金以非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北美流动，这样，美国成为借贷国，东亚成为投资者，而东亚需要的投资资金又从美国流出，这就构成另一种“危险的平衡”。
2008年的次贷危机打破了这两种危险的平衡，出现了消费和制造的结构性分离，以及资金流动回转链条断裂。首先，由于信贷危机，美国消费的扩张力消失了，甚至可以说是萎缩了，反馈到东亚的制造业上表现为东亚的制造业开始遇到冲击，它失去了外部支撑的基础，也没有扩张的动力。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似乎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次金融危机的调整需要这么长时间，已经8年多了，今后还需要多少年，现在还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慢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平衡没有形成。那么，未来可能形成新的平衡吗？未来新的平衡的结构方向还不明确，这种平衡到底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上？
如何重建平衡？显然需要重建内部结构来寻求新的突破。比如，美国下大功夫，要重建制造业。美国大选奉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上台后，决计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施压让美国公司的产品回美国制造。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困难不少，美国公司离不开广泛的分工网络，美国消费离不开外部的生产供给。特朗普政府下大决心要这样做，以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为主要经济战略的东亚国家就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过度保护主义的美国贸易和投资政策不仅会引起贸易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破坏现有的市场秩序和规则。之前奥巴马政府力推TPP，按美国的意愿制定规则、排斥中国，协议谈了多年，谈判终于完成。现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原来的谈判作废，要搞“双边谈判”和“单边制裁”。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这样做，必然会对恢复中的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震动。
从纠正以往的失衡角度来分析，就东亚而言，它也不会回到只为自己生产的道路上，还是要参与分工。但是，要提高内部消费的能力，需要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提高服务业比重。东亚的制造业能力无与伦比，这就需要调整结构，并构建区内新的产业链。如果东亚区域内部消费能力提高了，经济结构又有了新的调整，服务业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可以重建经济增长活力。不过，重建的动力有多大，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何创建新的增长机制？新的增长机制在哪里？东亚地区拥有最大发展潜力，问题是如何使其发挥出来。发挥东亚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于改善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新型发展合作，重在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发挥经济综合发展的潜能，改变过度外部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结构首先要改变基础环境差的状况。以东盟为例，其内部建成了自贸区，内部关税基本为零，但要增加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很难，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综合的发展环境差，特别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向外走容易，向内部拓展反而难。在这方面，东盟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提出了互联互通建设，但是缺乏资金，进展缓慢。“一带一路”建设从基础设施入手，可以改善东南亚的基础发展环境，这样，东盟内部的潜能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了。以往，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深化市场开放程度，事实表明，仅有市场开放还不够，还要有综合发展条件的改善，包括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来创建经济的内在发展动力。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可以激发东亚的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区域，拉动亚太地区整体的经济关系结构的重构。（二）重构中的新型合作机制
当今时代，各国间的经济相互连接，相互依赖，关起门来搞发展行不通，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也不行，需要开展合作。在我国的周边，已经建立起来多个框架的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对话合作机制，包括升级版的自贸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包括秘书处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等等。以往，大多数区域合作的重点是通过构建自贸区推进市场的开放，在新形势下，综合性合作的动力逐渐加强。
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延伸周边地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主要的大区域合作框架，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开放与合作的大市场。尽管APEC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市场开放的目标，但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目标难以实现，致使“各自为政”的小自贸区构建成为主流，这让APEC失去了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构建的主导影响力。2014年，在中国的推动下，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起步，2016年，中美牵头完成战略性研究，APEC领导人同意继续推动FTAAP建设。不过，现实地看，该进程会持续很长时间。而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他宣称要实行“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终止TPP，强力推行双边谈判，要求美国公司回归生产等，因此美国对构建FTAAP更不会感兴趣。
现在，人们把希望放在RCEP的谈判上。RCEP包括16个成员，既有发达的经济体，也有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彼此差别很大，需要寻求共同可以接受的模式。特别是，要考虑到东亚经济调整，构建新发展动力的需要，把开放与合作有机结合起来。东盟主导东亚1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RCEP的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将会对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构建亚太地区新的经济发展平衡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东亚能够在开放合作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这也会对特朗普推行的孤立主义和双边主义产生巨大的压力。在这方面，尽管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扛起领导者的大旗，但可以在推动开放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如果这方面做得到位，会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作为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的认可与支持。当前，人们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引发“贸易战”，因而需要阻止这样的趋势蔓延。综合力量对比新格局
国家间综合力量对比是决定双边和区域关系结构与秩序的基础。我国周边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转变对我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量对比的影响可以通过单边与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前者主要体现在大国的力量对比上，而后者则有不同，尽管大国力量对比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在有些情况下，中小国家亦可以发挥其特殊的作用。（1）近代以来，我国周边力量对比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大国力量的对比转换，其中，一是日本的崛起，导致中日力量对比以及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反转；二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并且组成集团；三是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并组成盟国集团。日本崛起，中国衰落，其结果是中国构建的外部关系和地区秩序遭到破坏，自身安全不保，被日本侵略。苏联崛起，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苏联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依托，但是，后中苏分裂并对抗，苏联成为中国的最大安全威胁，直到苏联解体，这种威胁才退去。在冷战中苏结盟期间，美国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如今，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国又成为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它利用多种战略，试图重返亚洲，并进行战略部署，压缩中国的战略拓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霸权，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并不是与美国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两国力量对比的碰撞主要体现在东亚地区，涉及美国深度介入的那些领域。与以往相比，如今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力量上升所作出的各种“进攻性防御”，它们明显具有对中国力量的压制和对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零和性质的对抗，在那些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仍有交往、协商以及合作的空间，这也是中国提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可以开展战略对话，并达成诸多协议的基础。再则，两国间的这种“争中有合，合中有争”的态势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关键是如何防止失衡。
在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中，印度的综合力量提升也是其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不过，尽管中印曾经为边界争端发生过战争，但是，从总体来看，印度对中国周边力量大格局变化的影响还是限制在南亚次区域范围内。再则，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用来推动经济、安全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鉴于东盟本身是一个以构建内部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合作组织，对于稳定综合关系与秩序具有稳定的功能。（2）中日之间的力量转换最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周边地区，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且超越日本的速度很快。2010年，从美元计算的GDP总量来看，中国在2010年刚刚超过日本，到2015年，就超过一倍多了，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尽管日本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比中国高很多，但就国家间关系而言，综合力量显得很有意义。鉴于国家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在总量指标上，即便中国的人均GDP到2050年以后仍将居于全球中位，但总体实力会跃居前位。一个国家的总量指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动员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如此观注中国综合力量的快速提升。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为东亚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市场、技术和资金，构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但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其国内市场扩展能力下降，而中国逐步替代日本成为经济增长发动机。在仍存在差距的投资领域，中国赶超的步伐也很快。中日之间的经济力量和影响对比在发生变化，在外部转变成“对抗性竞争”（争利），在双边体现为综合力量对比转变形势下的安全体构建，其中包括领土争端、日美同盟加强等，这方面具有发生冲突的风险，特别是日本政府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军力建设，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日本力量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负能量，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日本力量的能量转向，成为中国周边环境的积极因素，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3）在力量转换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对未来预测的定位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绝大多数的预测都认同，未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预测被认同，就变成了影响力，各国就要按这个大趋势做各种准备。像马丁·雅克，他就写道：“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预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一个预测定论影响很大。比如，虽然中国自己不接受G2，实际上却在亚太形成了中美两大力量对决的架势。从现在来看，大家都认为中国离美国还差一大截，但是加上预测这个因素，大家都相信了。这个对于力量的对比分析的预测，对各国制定政策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者，被认定会对霸权美国形成全面的冲击和挑战，这就把中国架在火上烤，就会让美国决策者为此做准备，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重返亚洲等战略部署也可以被看作对此的“过度反应”。如果中国自己也因此“高估实力”冒险盲动，那么，对抗就会发生，从而背离建立新型大国的轨道。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强大，后来衰落，现在又复兴的大国，更令人敬畏。从认识上，很多人认为，一个新复兴的国家会从新起点上去重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的世界强国则有不同，还会把失去的东西要回来，这两个因素就使外界对中国的预测认识变得更为复杂。现在出现的许多矛盾，都是受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尽管中国是在现行国际和地区体系上崛起的，但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还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中国要树立新增的竞争力，复兴就是重建辉煌，把曾经失去的重建起来。“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新型发展合作，但重提丝绸之路，也有“唤回逝去的记忆”的含义。中国曾经是世界强国，这个“唤回”也会让人们担心，担心中国想重新构建主导地位。就安全领域而言，“冷战”结束后，这个领域主要是美国在主导，未来保持原样是不行的。中国提出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亚洲的安全由亚洲来解决，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秩序，不只是美国，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和新秩序感到担忧。有人说，中国反对强权，声明不会称霸，但又经常提大国、小国这样的概念，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中国推动建设的新体系是平等的、合作的、和平的呢？中国的崛起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这就形成了一种抱团的趋势，要对中国进行制约，很多国家在各种力量之间脚踩两只船，权衡各种利益。因此，周边地区的关系和秩序面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构的复杂挑战。热点升温下的新形势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不少容易升温的热点问题，热点升温必然对周边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周边的主要热点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与中国有关的领土、海域争端；二是与中国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三是针对中国的危害性行动与措施。热点问题升温过去也有，但没有像现在这么热，且三类热点同时升温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特点、新的形势。（1）南海领土和海域争端早就存在。为了稳定大局，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而，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南海问题提起诉讼，破坏了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南海争端的大原则，而偏袒一方的国际仲裁庭的仲裁结果，更是火上浇油，再加上美国的强势介入和炫耀武力，让争端险些变成对抗。只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参与、不承认、不对抗的“冷处理”政策，才让升温的局势没有变成燃烧的战火。领土争端最难解决，加上了海洋划界就更为复杂，问题要获得解决，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智慧，太急了不行，单方面仲裁行不通，战争更不是好的选择。当年，中国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在坚持主权不放弃的情况下，以维护和平为宗旨，以开展合作为平台，以创建共利为目的，尽管推动联合开发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在避免冲突、维护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方向上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形势与当年有所不同，现如今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了岛屿建设、还有了所谓的国际仲裁，尽管如此，稳定南海大局仍然是一个大战略。所谓稳定大局，主要的含义是：其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的大局，创建协商与合作的环境，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和干预；其二，维护中国-东盟间的合作大局，不让南海问题成为主题。南海海域涉及众多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有助于增加共利空间与合作基础。当然，公共产品，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比较复杂，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理念，也要有实际的行动。比如，公共产品是由一家提供，还是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能有哪些？中国作为实力最强的国家，自身的战略如何定位？通过什么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如何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可接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随着菲律宾国内政局的变化，围绕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局势必然发生转变，出现了以合作代替对抗的利好趋势，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对抗非但没有结果，反而会受损。面对转好的局势，重要的是要让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使其不可逆。南海争端可以探讨一些新的思路，比如有人建议对南海的一些争议岛礁和海域实行“共享主权”，这样可以解决搁置争端上的“争端病复发”问题。菲律宾方面提出，先把黄岩岛的主权问题放一边，把海域变成共同捕鱼区，把泻湖变成保护区，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思路，这比搁置争议又近了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就更近了一步。
南海出现了新的变局，中国的战略在变，中国也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来掌控这个地区，但其他的势力也在加强干预。南海变成了一个大国力量和地区力量博弈的场所，这是一个新形势。南海的最重要问题还是如何稳住大局。美国炫耀武力只会添乱，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扩大军力也难有效解决争端，我们还是需要有创新的大思路和大作为，不让南海问题成为羁绊中国崛起的障碍。
东海热点也在升温。东海问题升温的实质是中日力量对比的转化。近代以来，日本崛起掌控了东海，二战日本战败，美日成了同盟，东海成了美日的“领地”和安全防卫区，钓鱼岛被置于这样的大格局之下。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必然要突破这种由美日自行划定的势力范围限制。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和中日之间的利益之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标打造新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稳住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但只能是在创新的前提下维护，不可能不加以改变。很显然，东海问题升温不仅是中日之争，还有美国要维护在这个地区构建的秩序。秩序转变需要时间，理想的状态是平滑进行，但也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危机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控制和危机处理是首先需要应对的问题。（2）朝鲜半岛危机重重，不仅各方不让步，并且矛盾还在升级，一是南北对抗；二是大国参与无共识，朝鲜半岛似乎又回到激烈对抗的老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东北亚的主导趋势是推动协商、合作，但美国重返亚洲，朝鲜的核武器试验，韩国的萨德部署，让合作让位于对抗。这种热点升温和对抗升级能不能降下来？会不会继续升级呢？着实令人担心。特别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个未知数，政策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还很难说，只有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韩国国内政局不稳，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新领导人会采取什么样的南北政策，也是一个未知数。危险之处在于，在形势危急之时，变数和未知加大了风险。
朝鲜半岛也好，东北亚整体格局也好，都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在以往的历史中，因朝鲜半岛、东北亚格局变化，不乏让中国利益大损的案例，因此，中国把政策定位的重点首先放在防止生乱生战上是必要的，但从长远发展看，还是要构建朝鲜半岛、东北亚的综合稳定机制，还要有中国可以发挥引领性作用的机制。以去核为前提，中国曾推动了六方会谈，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现在似乎又回到分庭对抗的老路中。在此情况下，中国要能发挥大的作用，有大影响力的战略。到底战略该怎么定位？如何发挥大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3）美国加大应对中国崛起的力度，包括制定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战略，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同盟和准同盟圈，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等，这些本身就是热点升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诱发其他热点升温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周边地区热点升温有着很强的美国因素。美国不是周边邻国，但是美国在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存在，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如此。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领衔搞TPP谈判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制定规则”，特朗普竞选中和当选后都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惩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安全上，美国把多数海空力量转到太平洋，在韩国部署萨德，等等，这些针对性很强的举措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当然，美国也难调动起所有的力量来围堵中国，各国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考量。对周边国家来说，与中国发展对话、促进共同协商与合作也是重要的选择，“脚踩两只船”“三心二意”所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利益定位，对于周边地区关系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形成一种复杂的平衡。还有，如今在周边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基于合作而非结盟对抗的机制，比如，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它们有助于推进稳定与合作大局的构建。
对于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是大局中的大局，这既要靠自身不断提升实力和能力来实现，也要靠构建一个稳定、合作与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周边地区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诸多变化中，中国本身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这是认识和定位周边地区战略与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为此，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新的方略来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大国关系竞合分化地区热点持续升温
吴兆礼 张洁在2016年的评估报告中我们曾预判，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在未来一年将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大国间博弈持续升温；二是海上争端进一步激化；三是非传统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四是周边国家政局稳定性以及对华政策连续性问题。综观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展与演化的推动力量尽管仍集中于大国博弈、海上争端、周边国家对华政策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四大要素，但中国更为积极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批早期收获项目进入收获期、美国大选以及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南北对抗升级以及韩国政局变化、菲律宾在南海争议问题上立场的回调以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分化、印巴对抗持续升级以及由此导致的南亚核对抗风险上升、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对阿富汗影响的上升以及中俄巴举行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三方磋商，这一系列事态又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展以及中国塑造周边安全形势的努力与实践，在2016年有了显著的“新变化”，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一 大国关系：互动持续深化，竞合加速分化
近年来大国关系持续深化来源于以下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日益崛起，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日益深刻并外溢；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为维护传统霸权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纵横捭阖。2016年，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间互动持续深化，尽管合作、竞争与对抗并存的局面仍未改变，但受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地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大国间互动的“竞合”状态呈现出两极分化发展态势。一方面是以中俄、美印、美日为代表的大国间合作加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以美俄、中美为代表的大国间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也日益呈现加剧态势。（一）美国奥巴马政府继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中国希望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践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持续遭受美国在军事上借助同盟体系并在经济上推动TPP谈判两个维度施加的战略压力
美国2016年继续在军事与经济两个维度上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实现建立以美国为主导、以规则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平衡并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目前，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壮大，中国地区动员能力和规则建构能力在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越来越视中国为主要的威胁和对手。不论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还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美国的立场和行为无不折射出美国要重塑和主导地区规则的战略意图，为此，对于中国可能削弱或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行为，美国试图调动资源和力量予以抵消或遏止。
在把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的同时，美国依靠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进一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规制和约束中国。为此，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提出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以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感知能力建设，强化和升级亚太同盟体系，推动盟友与伙伴加强合作以有效应对中国崛起。
美韩2016年7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该事件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事件。“萨德”系统入韩的决定，不仅推动了美韩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而且也将推动美日韩军事一体化进程，这将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深远影响。在“萨德”入韩的基础上，美国可能将部署于日本的远程警戒雷达并入该系统以实现三国间信息共享，美日韩“军事铁三角”将逐步形成，这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可能引发战略对峙和军备竞赛。
东南亚仍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点。美国通过“海上安全倡议”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海上能力建设，通过与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合作，把最先进的军事设备、侦察设备部署到东南亚地区，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澳军事关系持续推进，双方开始协商在澳部署战略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强调两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形成“统一战线”，2016年2月澳大利亚发布新的《国防白皮书》也再次确认与美维持强大的同盟关系是澳安全和防卫政策的核心。
美国经济上参与并主导“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既是其经济战略，也是其地缘政治战略，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贸规则。美国希望以TPP为标杆，建立起高标准、高质量的贸易体系，主导亚太地区经济规则的谈判，重塑美国对亚太地区规则的主导权。美国从中美博弈、规则构建和地区秩序的视角推动TPP，其结果：一方面，美国主导并强力推动TPP使之前东亚地区存在的“10+3”以及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受到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从经济上巩固同盟体系的重要“抓手”，TPP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盟国与伙伴对中国的经济关系。特朗普上台后立即宣布退出TPP，其亚太政策也酝酿着重大变化或调整，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东盟国家明确反对放弃TPP，这些对亚太经济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二）美俄关系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迎来拐点，2016年美俄矛盾蔓延至诸多领域，围绕北约持续东扩、叙利亚危机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中的俄罗斯黑客事件，美俄间的指责、矛盾与对抗不断升级，美俄关系跌入新的低谷
北约重启东扩进程导致美俄战略互信基础进一步受损，也成为美俄关系加剧紧张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国和北约一方面不断渲染“俄罗斯威胁”，如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就将俄罗斯列为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三个国家中的第一个国家；另一方面重启北约扩容进程。2015年12月，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巴尔干半岛国家黑山共和国加盟北约，开启了北约2009年东扩以来的再次东扩进程。为应对俄罗斯威胁，美国和北约不断推进欧洲反导系统部署、扩大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而近年来，甚至北欧国家也表达了加入北约的愿望。面对美国和北约持续扩容的战略压力，俄罗斯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将“伊斯坎德-M”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考虑重启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基地，暂停2000年与美国达成的武器级钚处理协议。
叙利亚问题成为美俄矛盾的一个新爆发点，双方博弈难有近解。2015年10月，出于维护俄在叙利益、展示自身军事实力、化解恐怖主义对俄自身安全威胁、改善国际社会制裁后形成的不利国际环境等考量，俄罗斯继美国出兵后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美俄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的博弈从幕后走到前台。应对叙利亚危机，已经上升为美俄较量的新棋局，其象征意义已远远超越叙利亚危机本身。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决定在叙利亚设立永久性海军基地以提高俄海军远程力量投射能力。目前，尽管叙利亚危机仍不足以发展到美俄直接冲突的程度，但美俄围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博弈只是两国扩大对中东地区影响力、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缩影，2016年12月底，叙利亚停火协议再次达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美俄两国地区博弈根源。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时任国务卿克里甚至呼吁调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争罪”，都表明美俄关系再陷低谷绝非缘于“一时一事”，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战略互信基础的严重缺失。
美国指责俄罗斯利用黑客干扰美国总统大选，进一步激化了美俄矛盾。2016年12月30日，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对5个俄罗斯实体机构和4名俄情报总局高层官员实施制裁，驱逐35名俄外交官，以报复俄涉嫌支持黑客组织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行为。尽管俄罗斯并未就此制裁措施做出回应，但国际社会对美俄陷入“制裁”与“反制裁”循环并有可能重回“冷战”时代的担心明显上升。（三）日本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力图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中国；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渗透力度，试图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益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加大对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积极拉拢蒙古国和韩国，推动日俄关系改善，试图确保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
日本右翼政客及其势力以钓鱼岛主权争议为抓手，继续最大限度地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此煽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加速推动国内修宪目标的实现。2016年版日本《外交青书》大力渲染中国军事力量缺乏透明性并且保持高速增长，指责中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依靠实力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大力批判中国在东海海域的正常维权行为。201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更是将中国所谓的“军事威胁”摆在突出位置，指责“中国的单边行动正在损害航行自由等原则”，并且首次炒作南海岛礁问题，抹黑中国的和平形象。
安倍内阁极力标榜“自由”“民主”“法治”等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借助所谓“价值观外交”，试图构建以日、美、澳、印为基轴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加速对华“远交近攻”的外交及军事战略布局。安倍政权将“价值观外交”的各项政策付诸实践，在强化日美安保同盟的基础上推进与澳大利亚、印度及东南亚等欧亚大陆外围国家的战略合作，使“价值观外交”成为日本在海洋上围堵与遏制中国的利器。目前，虽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在四边层面仍未有新的进展，四方战略对话也迄今仍未重启，但四国在双边和三边层面的战略互动频繁，战略合作也日益加强。随着安倍的长期执政，日本将进一步推进与美澳印的战略合作，加速组建“钻石联盟”，企图阻碍中国的崛起。
日本加大对俄外交力度，试图利用经济手段施加影响，从侧面牵制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安倍上任后，试图改善日俄关系，解决“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和签订“日苏和平条约”。2016年5月安倍访问索契，同年9月访问海参崴，同年12月普京访问日本。双方围绕“和平条约”“北方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两国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会谈，签署了总额达3000亿日元的18项经济合作项目备忘录。未来，如果两国间的经济合作顺利推动，日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问题上将会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过目前为止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日本正在积极力争充当蒙古国的“第三邻国”角色，在对蒙外交上充分借助援助外交、资源外交，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蒙古国的软实力外交影响。日蒙关系升温间接地提升了美蒙关系，导致俄、中、日、美等主要大国在蒙古国的竞争态势更加激烈，使东北亚地区中的大国关系趋于错综复杂。此外，2016年11月日本与韩国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这是两国二战后首次签署的军事协定。日韩合作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部署，也是日韩因应特朗普上台后的先手举动。
GSOMIA是日韩二战后签署的第一个军事协定。协定表面上针对朝鲜，实际上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大部署之一。美国力促日韩修好，目的是有效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牵制中国。日本利用韩国国内的政局混乱以及美国向韩国不断施压的机会，在慰安妇、军事情报交换等问题上获取了韩国的全面让步。此外，美韩两国于2016年7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反导系统后，日本也借机提出在日本部署“萨德”问题，以进一步加速美日韩军事合作体制的建设。
日本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渗透力度，试图构筑“对华包围圈”。通过战后赔偿、政府援助、经济合作、朝野交往等全方位努力，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关系也得到稳固和强化。由于地缘关系，游刃于中、美、日、俄等大国间施展平衡外交的东南亚国家，也乐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首先，日菲两国在政治、经济、海上安全合作等领域互动频繁，建立并多次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日本是菲律宾的重要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更是最大的援助供应国；其次，随着国际格局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政经形势的发展，政治和战略因素在日本对越南外交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步加强。日本在政治上通过援助帮助越南实现其战略目标，在经贸合作关系上越南也将日本视为“最有价值的经贸合作伙伴”，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越南并试图加强其影响力。最后，为了消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增加在该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日本积极发展与缅甸、柬埔寨等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外交关系，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
日本政府不断提升对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不仅推动了日本全方位参与南亚事务的进程，也标志着日本的南亚战略思想以及南亚政策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日本借助于2015年12月签署的《日印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和《日印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推动日印安全合作以及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向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派遣选举监视团和自卫队以加强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日本在南亚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举措有着很强的战略外交色彩以及对华牵制意识。首先，平衡“中国因素”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防止中国过于“强大”而导致的“不稳定”；其次，日本加强与南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有利于日本迈向国际舞台。尽管目前日本与南亚地区的合作因深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面临一系列挑战，但这并不会降低和减缓日本南亚政策的目标和速度。可以预见，面向南亚、面向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政策将会成为日本新世纪重振政治经济大国战略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在继续推行经济援助政策的同时，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战略力度，并仿效“上海合作组织”的形式，与中亚建立类似的“中亚+日本”论坛模式，以便通过获得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战略外交平台。一方面，日本利用经济手段加大对俄外交力度，从侧面试图牵制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对中亚的外交也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以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目前，日本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四）特恩布尔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对华政策总体保持稳定，双方保持了有效的高层互动，民间交往持续活跃，中澳在传统贸易和投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和发展潜力使得双方能务实地管控双边关系，但地区参与导致的地区认同将会不同程度地困扰中澳关系，尤其是澳大利亚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复杂，维护与美国关系并以安全为重点着重强化澳美双边的机制和制度建设
2016年的中澳关系比较平稳，双方高层保持了有效的互动和交流。中澳关系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澳大利亚产业政策调整的需要；二是双方具有结构性合作潜力；三是有参与地区构建合作的支撑；四是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的政治诉求。这四个利益或诉求，成为支撑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所谓“航行自由”，提倡“法制”，认为中国单方面的造岛是地区不安定的原因，在涉南海主权问题上“忽略”了有相关的国际法律之前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管理权力。此外，澳大利亚还主张国际多边参与南海问题。2016年初澳大利亚发行的新版国防白皮书将南海问题作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地区的“麻烦”和安全的“隐患”。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既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同盟战略的需要，更有因美国衰退而极力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焦虑。
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美国的地位和实力的战略判断，加上价值观的认同，是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是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伙伴，也是澳大利亚安全的依靠，特恩布尔新政府不会背离澳各届政府的政治共识，仍然会维护澳美关系，并以安全为重点着重强化澳美双边的机制和制度建设。首先是保证安全，依赖美国和现行体制仍是澳大利亚安全和环境稳定的最佳选择。其次是扩大双边关系内涵，双方将加强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再次是协调战略，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澳只能依赖美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来维持地区的平衡和稳定。最后是军事合作，澳大利亚国防军事能力的发挥和提高与美军的配合程度有直接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上台后，澳大利亚民众对特朗普的态度可能会使美澳关系出现一个磨合期，但也不排除澳美两国领导人很快形成默契的可能性。（五）传统上强调“不结盟”与“战略自主”的印度在对外战略上进一步向美国倾斜，印美战略协调的意愿与决心明显提升，措施与动作层出不穷，涉印三边战略对话机制日趋发展
印度莫迪政府明确承认印度与美国的战略观点日益趋同，印美战略协调有显著发展。2015年1月发布的《印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已经成为印美宏观上的战略协调指导性文件。愿景规划了两国战略协调的内容，设定了未来实现战略协调的路线图，并决定以愿景文件为指导积极深化“东向行动政策”和“再平衡战略”框架下的地区互动。一方面，美国给予印度只有美国盟友才享有的“主要防务伙伴”地位，美国在“结构性重建与印度关系”上迈出重要一步；另一方面，战略协调成为印度莫迪政府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五个支柱”中最为重要的支柱，2015年以来印度“向美战略倾斜”不仅回应了美国国内战略界对发展与印度战略关系的质疑，也在印度最为关切的“入常”问题和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上争取到美国的支持。目前，印美战略协调机制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莫迪政府将“印美战略对话”升级为“印美战略与商务对话”，建立起两个重要的战略协调机制：一是印度外秘与美国务院副国务卿参与的高级别磋商机制，二是政策规划对话机制。
防务政策协调成为印美战略协调的主要内容，两国防务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安全政策协调层面，印度与美国在2005年签署的“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到期后，于2015年6月续签了“美印2015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以推动双边在多个安全相关领域的防务合作。目前，双边已经建立起包括防务政策组（DPG）在内的七个防务对话与磋商机制，其中海洋安全成为印美防务政策协调的重要领域。为进一步落实《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DTTI），印美启动了四项军事合作“探路者计划”；2016年6月，两国敲定了谈判近十年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最终文本；同年8月，在美印长达近12年的马拉松式磋商后，《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最终签署，这标志着美国和印度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目前，作为构建“21世纪的持久全球合作伙伴”的重要支柱，印美双边防务合作已经从“简单的买卖关系”提升到“联合生产、研发、更自由的技术转让和彼此后勤支持”，并着重于防务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期化建设。
印美战略协调不只体现在双边层面，近期涉印三边层面战略协调的新发展值得关注。加强在三边或小多边层面的战略协调，是印度与美国战略协调的重要内容。一是美日印“三边”战略协调不断深化，战略协调日益成为三国间共识。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形成于2011年12月，截至2016年6月共举行了九次对话，但对话始终维持在司局级别（助理国务卿）。2015年9月，借纽约联合国大会之机，三国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三边会谈。三国明确表示，要将三边部长级会谈作为三方战略协调与合作的平台，并致力于机制的常态化建设。二是美日印战略协调从政策层面过渡到军事实践操演合作，美印传统的双边“马拉巴尔演习”升级为美日印三边海军合作机制。其中，2015年日本成为机制永久伙伴，澳大利亚也于2016年3月表达了参与演习的意愿。“马拉巴尔演习”阵营的扩大，标志着美日印战略协调已经从宏观的政策层面走向军事领域的实践协调层面。三是印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正式形成，2015年6月印日澳三国举行了首次三边战略对话（副部级），这是莫迪政府在三边战略协作上的最为重要的推动。未来，印度参与“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而形成“四边战略对话”（QSD）的可能性在增加，“马拉巴尔”机制有可能成为四国间安全合作以及推进“四边战略对话”从概念到现实转变的试探性平台。（六）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为中印丰富与充实双边关系内涵提供了机遇，两国高层双多边场合频繁互动，中印机制化磋商与对话机制按计划展开，双边主要分歧相对缓和，但中印关系陷入“具体问题”困扰，更广泛的“问题”而非双边分歧成为影响2016年中国与印度双边关系的显性因素
2016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多次会晤，借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果阿峰会，两国领导人不断重申要维护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与方向。然而，中印关系却受到一系列新的“具体问题”的困扰，中国致力于“增互信、控分歧、促合作”的对印外交似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中国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外交攻防、印度围绕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外交发力，这些具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互动。
中印间“老问题”、“敏感问题”和“新问题”相互交织，双边关系经历“多事之年”。边界问题是中印间的“老问题”，印度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是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印度一系列诉求如加入NSG是双边关系中的“新问题”。因中国“技术性搁置”，印度要求安理会将一武装头目列入制裁名单的诉求、对包括印度在内的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PT）国家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程序提出异议，导致2016年的中印关系呈现微妙状态。
印度对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继续保持沉默，对中巴经济走廊持反对意见，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态度消极，对中国倡议的“中国—尼泊尔—印度经济走廊”不予回应。更为严重的是，印度对南海仲裁高调关注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上数次摇摆，印度社交媒体和一些政界人士发出“抵制中国货”运动并被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和炒作，某些鹰派学者甚至叫嚣印度应“冷藏”中印高层交流，退出中国主导的诸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俄中印三边外长会晤等机制，抵制中国投资。
2016年的中印关系尽管因具体问题的困扰出现波动，但双边关系呈现的一些新变化也值得关注。一是中印高层交往仍较为顺畅；二是地方（省与邦）交往有较大进展；三是经济上的务实合作有实质进展，民企表现较为突出；四是机制化合作尤其是执法安全合作有新的进展。二 地区热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步放大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从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南亚到中亚，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频现。从国家间的军事对峙、渔业纠纷、国家统一、领土领海争端到恐怖主义，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和复杂。2016年，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南海问题高度发酵，南亚印巴对抗升级，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较大波动。（一）韩国决意部署“萨德”，意在对朝鲜发动“非常规战争”，并对地区平衡产生破坏性影响，遭到中俄坚决反对
2016年1月和9月，朝鲜先后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并进行了密集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尤其是在中远程投射系统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表明，其迈向实现可操作的和可靠的核威慑的步伐正在稳步推进。虽然去核化仍然是国际社会对朝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实现目标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国际社会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2016年7月，韩国与美国不顾中俄方面的劝告以及韩国国内民众的反对，以应对朝鲜核导弹袭击为名宣布2017年底之前在韩国完成部署“萨德”反导系统。2016年9月，朴槿惠政府在庆尚北道星州郡最终确定部署地点，决意按照既定计划完成“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综观2016年的半岛局势，朝鲜核试与导弹试射、韩国政局动荡以及“萨德”入韩，成为搅动朝鲜半岛局势的三个主要因素。
1．朴槿惠政府决定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搅动半岛局势持续升温，这是韩国在朝鲜2016年1月进行第四次地下核（氢弹）试验之后做出的主动而非被动的决定，意在对朝鲜发动“非常规战争”
朴槿惠政府决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绝不是被动地屈从于来自美国的单方面压力，而是主动地与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进行的重大交易。其真实的意图是，在2017年底举行韩国总统选举之前，以自己宣称的朝鲜爆发重大“突发事态”，或朝鲜有迹象对韩美动用核导弹为借口，根据早已制定、反复演练过的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全面介入的“5029作战计划”，对朝鲜发动旨在“改变政权”、实现韩美主导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非常规战争”。
2013年2月朴槿惠政府上台后，以“韩半岛信任进程”为基调，陆续整合“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德累斯顿宣言”“欧亚倡议”等内容，构建了对朝鲜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的具体执行过程充分表明，朴槿惠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通过与朝鲜构建“信任”关系，达成双方和解合作，进而实现自主和平统一，而是要博得国内各种保守势力和周边大国对其主导南北关系走向的信任，以便不断地全方位孤立和打压朝鲜，迫使2011年底接任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的国家发展战略路线。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朴槿惠断言“只有实现南北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核问题”。这样，“和平统一论”就变成为“采取正规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迫使朝鲜内部发生重大的“突发事态”，以便于韩美联手，武力接收“混乱不堪”朝鲜的“非常规战争”行动计划。
2．朴槿惠政府已经拉开对朝鲜的“非常规战争”序幕，从2016年起在军事准备、民间动员以及营造国际环境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军事准备方面，一是韩美两国对“5029作战计划”进行了重大调整，部署在整个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从西到东沿线的韩国军队已经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二是开始组建旨在秘密潜入朝鲜境内进行“斩首行动”作战的特种部队。三是韩美两国空军特种部队开始进行对朝鲜实施渗透的各种演习。四是大幅增加2017年的国防预算。五是从军队着手加紧进行针对朝鲜启动“非常规战争”最终步骤的各项准备。六是整顿退役的预备役军人组织。在民间层面，尽管朴槿惠政府针对朝鲜的“非常规战争”动员工作尚未全面启动，但韩国各地的各种民防演习正在变得愈加频繁和正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政府层面，为对朝鲜以压促变、以压促乱，朴槿惠政府已经启动所有的国家机器，来接纳各种朝鲜非法越境者逃往韩国定居。一方面，韩国情报机构指使一些专家、学者、宗教人士等潜入中国境内搜寻暂居在中国境内各地的朝鲜非法越境者，威逼利诱和安排其逃往韩国；另一方面，派遣已定居在韩国的朝鲜非法越境者经中国国境重新潜入朝鲜境内，以鼓动朝鲜居民出逃到韩国。
在营造对朝鲜发动“非常规战争”的国际环境方面，朴槿惠政府已不满足于美国奥巴马政府许诺提供核保护伞的所谓“延伸威慑”。一是要求美国政府在提供核保护伞方面像对待北约那样对待韩国；二是加紧与北约沟通协调力图以北约方式促使美国政府提供切实有效的“延伸威慑”；三是在美国、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支持下将其大肆编造的“北韩人权状况”谎言散布到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人权问题打压朝鲜。四是朴槿惠政府游说与朝鲜具有良好关系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威逼利诱这些国家断绝与朝鲜正常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
3．中国坚决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为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以及避免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平衡遭到破坏，中国采取了政府和民间多方运作并循序渐进地实施切实性措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多管齐下应对“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导致的破坏性结局
在政治与军事层面上，中国方面辩证地把握对朝鲜半岛“不核、不乱、不战”的“三不”政策底线，把在朝鲜半岛努力推进无核化与化解战争危机，同维护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此相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和战略部队在朝鲜半岛周边的陆地、海上、空中，提高了实战演习的强度和频度，有力地宣示了阻止朴槿惠政府启动对朝鲜“非常规战争”最终步骤的决心。
中国对于朝鲜方面将核问题与经济合作、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事项进行了适当的分开处理。一方面反对韩、美、日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对朝鲜进行另行制裁，以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对朝鲜图们江流域灾后重建提供援助的机会，通过图们江沿线中国方面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加大对朝鲜的援助力度，帮助朝鲜方面尽快地稳定了灾区人民的生活。（二）中菲仲裁案使南海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围绕仲裁案，相关方在外交、军事、法理等领域展开博弈。南海局势在裁决结果公布后出现缓和，中国坚持的“双轨思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
1．2016年7月南海仲裁庭公布的裁决结果枉顾事实，完全倒向菲律宾。国际社会对仲裁结果的反应出现分化，甚至仲裁案当事国菲律宾的官方与民间反应也出现分野
中菲仲裁案将南海问题推向新高潮，围绕仲裁结果公布前后的攻防涉及外交、军事与法理等多个领域。在此过程中，日本充当美国同盟体系的急先锋，推动七国集团单独发表有关海洋安全的声明，试图利用欧洲扩大国际舆论批评中国进行岛礁军事化的声音，迫使中国接受仲裁结果。中国为应对仲裁案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努力，外交部于2016年6月8日发表了《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明》，同时利用双边、多边等途径阐明中国在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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