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然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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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试读：
谁是赵一曼
赵一曼，其实不是她的真名。在她牺牲了差不多20年后，人们才知道她的真名叫李坤泰。
这还得从一部电影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部队接收了日本人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46年10月1日正式把它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基地（1955年才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一次，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担任当时的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冯仲云向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袁牧之等人建议，应该拍拍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他说：“冰天雪地里的英雄，是值得用电影来表现的啊！”并介绍了赵一曼的故事。不久，剧作家于敏被委派写《赵一曼》的剧本。
大家知道，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1931年9月18号，日本侵略者无耻地侵占了中国东北，部分原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部下）、农民起义武装、义勇军等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76万日军，消灭日本侵略者18万人，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的“讨伐”，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著名将领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数十人。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赵一曼》，正是表现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最后英勇献身的故事。扮演赵一曼的演员叫石联星，凭借这部电影，她获得了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奖的女演员。她创造的赵一曼形象，轰动了全国，给亿万人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赵一曼那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精神让观众肃然起敬。
电影公映后，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赵一曼究竟是谁，纷纷找到当年的抗联战士打听。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了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保护自己和远在异地的家人，当时很多人用的是化名。赵一曼是真名还是化名呢？当时她用过的名字还有李淑宁、李一超等等。所以就是当年的抗联战士、将领和地下党领导人也不一定知道赵一曼的真实身世，只知道她说话带四川口音。1952年三、四月间，曾在1931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的何成湘，还专门到四川调查赵一曼的身世，也没有结果。
同时，在经历连绵不断的战乱，终于迎来了和平安宁的日子后，许多活着的人都在寻找战争中离散的亲人。这其中就包括在四川省泸州市工作的李坤杰。李坤杰兄弟姐妹共有八人，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0年任川南行署监察委员、川南区妇女干部。她深深地思念早年外出参加革命、离家多年的最小的妹妹李坤泰。她向党组织汇报：小妹李坤泰，在宜宾县城读书时叫李淑宁，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李一超。1926年冬，她经宜宾党组织推荐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春天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录取。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不久，党中央派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与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天，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等处做地下工作。就在她到达上海后不久，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就在李坤杰寻找小妹的同时，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了。李坤杰看了好几遍，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并没有想到银幕上这个性格坚毅、威武不屈的女英雄赵一曼和她那瘦削而柔弱的妹妹李坤泰有什么联系。
1952年，川南行署撤销，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宜宾工作。一天，当年与李坤泰十分要好的女中同学郑双碧找上门来，将一张泛黄的两寸照片交给李坤杰，说：“二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时寄给我妹妹郑易楠的照片，要我设法转交给你。”照片上，李坤泰端坐在照相馆的高靠背藤椅上，宁静美丽，气定神闲，怀中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看着照片，泪水顿时模糊了李坤杰的双眼。她想起自己在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外地党组织派来四川工作的罗特生、苟永芳曾经跟她说：“你妹妹从莫斯科回国后，到了我国某一地方，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不敢乘车，曾步行30多里的雪地。她找了些假发来挽髻，衣服也改了装，成了一个阔女子。她怀有身孕，走路有困难，由同志们搀扶，终于到了目的地。如果她将来回四川工作，你们姐妹有见面的机会呢！”
她立即给在西安工作的郑易楠写信，打听小妹的消息。
郑易楠的回信是这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她从宜昌回到上海住在离我住地不远处，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上午她都要抱着她的孩子，提着菜篮子，借买菜的机会到我们屋里打个转身。我们一边抱着孩子玩儿，一边和她摆龙门阵。她经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总是‘恩来’长、‘恩来’短，说个不停。我们怕别人听见就用手捂住她的嘴巴，请她小声点。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她转身就走了。”“孩子才半岁多，我和秀石姐姐都不会带孩子，孩子要妈妈、要吃奶，哭个不停，我们就喂稀饭、炼乳和糖开水，他越来越乖，越来越逗人喜爱了。一个多月后，淑宁回来把孩子抱走了。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李坤杰又知道小妹李坤泰在离开上海前，将孩子托付给了丈夫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周菊芳夫妇。陈岳云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他们后来去了南京，再后来又去了重庆。他们也不知道孩子母亲的下落，只听说她已改姓赵，很早就在东北牺牲了。即使这样，李坤杰也没有把小妹和赵一曼联系起来。为了赶跑日本侵略者，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两三年过去了，事情仍没有很大的进展。期间李坤杰还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打听，周总理将原信转给了全国妇联主任蔡畅，请她帮助查询。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坤杰访问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当初，李坤泰正是和陈琮英的哥哥陈达邦结的婚，也就是说，陈琮英是李坤泰的小姑子。当时，陈琮英也正在找李坤泰。李坤杰终于知道了小妹李坤泰的爱人陈达邦在中南海工作，他们的儿子陈掖贤（即照片上的那个小男孩）已经20多岁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
一天，李坤杰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她打开一看，正是外甥陈掖贤写来的——姨妈：我在13岁时就知道妈妈名叫李一超。当时还在养父家里，和家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说我是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陈掖贤一直称陈达邦八叔——编者注）的孩子过继给他们的，我妈妈早就死了。后来，又听说妈妈是共产党。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告诉我说，我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这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法国去了，慈姑（指陈琮英——编者注）后来和妈妈失去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知道李一超同志曾用姓赵的化名，在东北牺牲。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同志可能就是赵一曼同志，但是找不到证据。1951年碰到文士祯同志（同八叔一起在法国工作，回来后又在东北工作过），他说：“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上赵一曼的事迹有相似处，可能《赵一曼》这个电影写的就是赵大姐（李一超）。但文士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同她一块工作过。他说李即赵不过是出于揣测……”侄：陈掖贤上
李坤杰读后，悲喜交集。她看到了希望。
李坤杰和外甥陈掖贤联系上了，才得知妹夫陈达邦直到1942年才回国。原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1929年解散后，陈达邦仍留在那里，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后来又调到巴黎去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堂兄陈岳云家中见到儿子（小名宁儿）。父子团聚后，曾四处打听李坤泰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消息。他们一起去看电影《赵一曼》，当时也根本没想到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陈达邦自己也是个传奇人物。1949年后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他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转眼到了1954年元月。那边，李坤杰听说同是宜宾人的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开会，便立即前去向江说明情况，恳请对方在北京开会期间向与会者打听打听李坤泰的下落。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头天晚上，当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来看望江子能。何成湘是江子能的老乡和入党介绍人之一。他们有20多年没见面了。
江子能向何成湘提及李坤杰寻找妹妹李坤泰的事。何成湘一听，马上说：“巧了，我也正想告诉你，电影《赵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但具体是哪里的就不太清楚了，我在满洲省委工作时领导过她。”“1933年4月赵一曼和一个姓曹的同志领导了哈尔滨300多名电车工人大罢工后，由于身份暴露，老曹同志被捕牺牲。组织上决定把她的关系转移到珠河游击区工作。转移时是我代表省委找赵一曼谈的话。为了能更隐蔽，我当时建议她改姓李，她说她本来就姓李。到了游击区，老百姓都叫赵一曼‘瘦李’。后来，她在游击区干得很出色，不仅建立了非常好的群众关系，而且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要不咋会有那个电影呢？”“我今天来拜访你，也是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一曼这个人？”
江子能很高兴，便把他所知道的李坤泰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江子能回到宜宾，立即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边听边掉眼泪：“赵一曼？我的小妹妹会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么？”她立刻把那张照片给何成湘挂号寄去。
8月末，李坤杰终于盼来了何成湘的回信。何成湘在信中说：坤杰同志：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派她去做游击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密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声名大振……你寄来的照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细告诉我，以便介绍和宣传……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受何成湘的委托，拿着这张照片，来到了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黑龙江省一些地方进行采访、核证。他们找到驾着马车送赵一曼进山的董老汉。又找到了当年赵一曼从医院里出逃时用马车送她往山上跑的那位车主魏玉恒。他们看了照片，立刻大声说：“是她，是赵一曼，没错。”当记者来到赵一曼当年领导过游击战的珠河地区，乡亲们看了照片，都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地下党领导人雷炎说：“别看她人瘦小，胆子可真大。”“瘦李”就是同事们对赵一曼的爱称。乡亲们还向记者叙述了赵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说话时声音很大，常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枪打得准……尤为重要的是，在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它们用日、汉两种文字记载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还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人拍了下来，其面容和记者手里的照片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断定，赵一曼，就是出生在四川宜宾的李坤泰！李坤杰终于找到了小妹，找到了成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的小妹妹赵一曼！陈邦达知道自己的妻子就是革命英雄赵一曼后，悲喜交加，他亲手抄写了赵一曼给宁儿的遗书。陈掖贤则来到母亲的出生地四川宜宾，抱着二姨李坤杰痛哭不已。他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当组织上通知他去领母亲的抚恤金和烈士证时，他说：“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赵一曼，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不要烈士证和抚恤金。”至此，人们才可以把赵一曼烈士的革命之路渐渐勾勒出来。
不驯的童年
1905年10月25日深夜，赵一曼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叫白杨嘴的地方。
那年是一个平年（即阳历没有闰日或农历没有闰月的年份），是农历乙巳年（蛇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当年1月，日俄战争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不久，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请朝廷立宪。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亦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不断发生——诸如恐怖袭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直接导致尼古拉二世政府于第二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实行多党制。那年，写下赫赫有名的被称作“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的《革命军》一书的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0岁。8月20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9月2日，清廷下诏废除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不久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2月8日，留日学生、著名青年革命家陈天华投海自尽，以死抗议日本，唤醒同胞。
那是一个旧制度风雨飘摇，新思想正待蓬勃发展的年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是旧中国最黑暗的夜晚。
宜宾，位于四川盆地南边。它东临泸州市，南接云南省昭通地区，西靠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北连自贡市。面积1328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24.3平方公里。酒都宜宾具有2180多年的建城史，是长江上游开发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城市之一，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誉。那个时候，宜宾还叫做叙州府。虽然宜宾一向有“填不满的叙府”之美誉，但当时的宜宾仍然是一个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社会。赵一曼出生的地方是叙州城东边一个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思想都很闭塞的山区，离叙州城有120多里路。
不知宜宾的丹霞地貌是否造就了赵一曼热烈、倔犟的性格。神奇的丹霞地貌如同朝霞映着天空一般，鲜红一片。赵一曼出生的白杨嘴村其实并没有一棵杨树，有的只是翠羽丹霞，竹林掩映。在山区，每户人家相互离得比较远，白杨嘴村就拉拉杂杂地分为上、中、下三处，村子背靠丹壁青山，面向沟谷平川，村前还有一条河床布满了石头的小河。赵一曼家在中白杨嘴，是一个每年可收租70余担的富有人家。她父亲李鸿绪自学过中医，还花钱捐了个监生（这是当时富裕人家流行干的事情），母亲蓝明福慈祥贤惠，操持家务有条有理。李鸿绪夫妇共生有六女二子，赵一曼排行第七，是最小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弟弟。生下来的时候，父亲给她取名淑端，因此又叫端女。大概是希望她将来贤淑端庄吧。后来她上学时又起了个学名叫坤泰，再后来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叫李一超或李淑宁。赵一曼则是她到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时用的化名。
李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半山腰上，屋前屋后栽满了竹子和绿树。一条结实漂亮的青石板路顺着山势而上，通向屋子。很安静的院落。院子很大，正对坝场的是三间堂屋，堂屋的左右都是厢房。赵一曼就出生在东边的厢房里。站在坝场举目望去，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一方面，赵一曼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吃穿不愁，母亲慈祥温柔，兄姐疼爱。从她会走路时起，母亲就让她随便到竹林、田野去玩，养成了无拘无束的性格。她经常从屋后的小道直接爬到山巅。但另一方面，父亲的古板守旧，又让她经常受到呵斥，并不快乐。当然，当时她还不知道封建礼教为何物。据说她小的时候，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每次告状都是因为她为别人打抱不平去打架。她性格倔犟，认死理，与别人打架时，也不管对方的个子多高多大，都不怕，一副与人拼命、从不肯让步的架势，直到对方服输她才罢休。
童年时的赵一曼就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五岁那年，按照当时的习惯，母亲准备好了缠足布和绣花尖尖鞋，要赵一曼缠足。赵一曼不肯，母亲叫来了大嫂。两人齐用力，才把赵一曼的脚缠上。可是，她们刚一走开，赵一曼便气愤地解开了缠足布，剪碎了尖尖鞋。这是她第一次反对缠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一曼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新的知识，了解社会。比如为什么小树会长高长大？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尤其是，为什么有的人生来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过优裕的生活，而很多人整天奔波劳累却吃不饱穿不暖？各种各样的问题挤在脑海里，要她去寻找答案。
好在她父亲也是个重视知识的人。八岁那年，她父亲李鸿绪在家里立了私学。一位先生教七八个学生，就像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村里不重视读书的人就取笑，把它叫做“鸡婆学堂”。
赵一曼很聪明，老师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她很快就背了下来，虽然那些字她还不认识。但是，时间长了，她的好动的本性又冒出来了，课堂上经常开小差，搞小动作。最讨厌的是，老师总爱搜学生们的抽屉。有时翻出一盒正在吃桑叶的春蚕，有时又找出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这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便索性跟老师玩起恶作剧来，一会儿从抽屉里放出一只蝴蝶，一会儿从书包里拿出一只蜻蜓。有一次她甚至把一只小青蛙放进了老师的衣领里，吓了老师一跳。有一次，她书包里竟传出知了嘹亮的“歌声”。老师回转身，严厉地问道：“谁在玩知了？”虽然没人做声，但知了依然嘹亮的“歌声”还是把答案告诉了老师。老师气得发抖，挥着教鞭，对赵一曼说：“太不像话了，罚你明天早上背诵《增广贤文》，背不下来别想吃饭！”
老师满以为第二天可以好好教训一下赵一曼了。一上课，老师就拿起教鞭叫赵一曼站起来背《增广贤文》。小伙伴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可是她站起来，不慌不忙背诵了一遍。老师把教鞭放下，叹了口气，说：“还是要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或许是老师的督促起了作用，她对读书还真的渐渐喜欢起来。除了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那些文章，她还偷偷到父亲的书房里，偷出一些“好玩”的书来看。她喜欢读唐诗宋词，觉得它们比那些内容枯燥的《三字经》之类好读多了。有一次，她正在父亲的书堆里翻着，被父亲撞了个正着。不过父亲并没有责骂她。哪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好学呢。这时她父亲身体已经不是很好，老是咳嗽，自己配了草药，让母亲煎给他喝，书房里便经常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味道。这时，父亲伸出枯瘦的老手，摸了摸赵一曼的小脑袋，感慨地说：“端女，你身为女孩子，却有着男孩子的性格和志向啊！”
两年后，她父亲李鸿绪去世了，大哥李席儒当家后，不再让她上学了，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洗衣做饭带孩子。同时叮嘱母亲严加管教她，说，不然，照这样野下去，将来怕是没人敢要了。等等这些，都让赵一曼感到屈辱。她第一次意识到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平等的，即使在自己这样的富裕人家。不久，母亲又要她裹脚。母亲把她叫到跟前，说：“端女，你已经十岁了，再不裹脚，人家都要笑话你了。”
赵一曼说：“妈，我不缠足，缠足有什么好，你看你，两只小脚，只有三四寸长，走起路来颤巍巍的，不但走不快，还容易摔倒。”的确，她不止一次看到母亲摔倒在地。村里那些贫穷人家的女人，到地里干活还要带上一只专用的“锄凳”，不然根本干不了活。小一曼不明白，这不跟一个人自断手足差不多吗？这时候，她已经间接地接触到了一些外面的知识。她想，人家外面人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中国，他们的女人肯定是不缠足的，而我们缠了足，就是敌人赶来，跑也跑不快的，更别说转身杀敌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有什么办法？女孩子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千百年来我们女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啊！”
赵一曼说：“我不缠！”
母亲说：“不裹也得裹！缠足虽然很痛，可将来可以嫁个好婆家，能过上幸福生活。”
赵一曼说：“那我就不嫁人！”
母亲不做声。到了夜里，赵一曼忽然被惊醒，母亲和大嫂还有女佣人王妈几个人合力把她按倒在床上，不由分说地把她的脚裹了起来。一层层的裹脚布，把她的两只脚勒得很痛。但赵一曼还是找到了剪刀，把裹脚布剪开。第二天，母亲进门，见白色的裹脚布扔了一地，气得浑身哆嗦，她从来没打过赵一曼，这次却狠狠打了她一顿。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大家都笑话起来。这是村子里没有过的事情。家族的长辈们都来训斥她，叫她母亲好好管教她。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一次次地逼她裹脚，她一次次地奋起反抗，最后干脆以绝食来抗议，不吃饭，也不喝水。母亲慌了手脚，只好叫赵一曼的大哥来管教她。自从父亲死后，大哥李席儒就成了家长。可她的这个大哥，不但没有父亲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受了影响，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忍无可忍中，她再次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头也懒得抬，说：“不行，我没钱供你！”这时见屋内一片狼藉，他板着脸大声喝道：“你裹不裹脚？”“不裹！”“你到底裹不裹？”“我就是不裹！”小一曼的话刚一出口，大哥的巴掌已经打过来了。一曼被打倒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可她仍然倔强地爬起来，更坚定地冲着恼羞成怒的大哥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裹脚！”大哥果真野蛮地抡起拳头继续挥打起来，站在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还是拼着力气把大哥拉开。大哥稍一用力，母亲就摔在地上。母亲默默爬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大哥的拳头。
就这样，赵一曼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保留下一双大脚，争得了用健康的双脚走路的自由。日后她要用这双脚去丈量东北的白山黑水，丈量抗日革命的道路。
所以说，一个人的叛逆性，应该是从小就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人的这一宝贵的个性，在小时候就被完全抹杀掉了。这样的人，将来又怎能担当起改革社会的重任？！
引路人
那时，赵一曼最盼望来家的人是大姐夫郑佑之。
大姐夫郑佑之是李家明星般的人物。每次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围着他转。许多事情也由他处理或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见多识广，性子也耿直。他不抽大烟，不嗜酒，不赌博更不逛窑子（这是当时很多富家子弟的毛病）。他和赵一曼的大姐李坤俞结婚后，因大姐受不了婆婆的刁难，他便把大姐接出来另过。这在当时是很要勇气的。许多男子成婚后，都把妻子看管得严严实实，郑佑之却从不阻拦妻子的活动自由。别的男人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郑佑之却教妻子读书识字。别的男人对妻子动辄拳脚相加，郑佑之对妻子却是谦和平等，相敬如宾……在赵一曼眼里，大姐夫就是个不一般的人。这时赵一曼还不知道郑佑之的真实身份——中共四川早期有名的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宜宾地方组织的创始人。早在1912年，郑佑之考入成都农业学校后，还没等到毕业，便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倒台后，他回乡积极宣传革命。他不同意私塾先生教赵一曼他们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经常也教赵一曼他们学算术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那时，赵一曼最喜欢听大姐夫讲故事，如林则徐虎门禁烟，邓世昌黄海抗倭。赵一曼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夫给他们讲的鉴湖女侠秋瑾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故事。她觉得秋瑾好像是她的姐姐，或者说，另一个自己。赵一曼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那样的人。她十分佩服秋瑾那种不顾一切冲破樊篱投身革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大姐夫在讲秋瑾的故事时，还讲读了秋瑾所作的诗词。那时赵一曼虽然对“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样的诗句还似懂非懂，但她依然被里面的英雄豪气所感染。试看：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样的诗句，她是很喜欢诵读的。听大姐夫讲了秋瑾的《剑歌》，她也用竹子削了一把竹剑。后来，赵一曼投身革命后，也像秋瑾那样写诗言志，表达自己矢志抗日、驱除强寇的决心。比如初到东北时，她曾在一首题为《滨江抒怀》的诗中写道：“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后人品味这些铿锵诗句、铮铮豪言，觉得也颇有鉴湖女侠秋瑾的那种气势！
虽然大哥李席儒不再让赵一曼上学，但大姐夫暗暗鼓励她自学。他给赵一曼送来了一套教科书和一本新字典，这极大地培养了赵一曼独立思考的能力。她每天上午自学课本，下午做作业，晚上写日记，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块怀表，她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看着怀表，按钟点分科进行学习。到了周末，她把写好的作业、日记和学习中的问题让弟弟李绍唐捎给大姐夫。郑佑之有时候在城里，有时候在乡下，但再忙，他也会认真地批改和解答。那时候，农村里很少有人学外语，大姐夫还教她学外语。
1917年，世界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年的11月7日（俄历十月）下午，2万名赤卫队员和士兵包围了临时政府冬宫。晚上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起义成功的士兵开始炮轰冬宫。赤卫队员和士兵经过艰苦地拼杀于次日凌晨2点攻陷冬宫，推翻了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政权——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沉睡了千百年的东方华夏古国开始觉醒了。
1918年，赵一曼的大姐不幸因肺病去世，她的五姐嫁给了郑佑之。那时，赵一曼已经懂得了人世的悲伤。她也经常安慰大姐夫，逗他开心，同时更加发奋学习，不辜负大姐夫对她的期望。在她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那就是，要从闭塞的乡村走出去，要做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她还记得大姐夫当年送给她的许多好看的画片，色彩鲜艳，都是她头一次看到。其中有一张画片，上面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面上有一只大船，船上的烟囱还冒着黑烟……大姐夫跟她说，世界大得很哪，有几大洲几大洋，海洋上来来往往就靠这种冒黑烟的大轮船，既运货又载人。赵一曼大开眼界。从此她不但知道了世界很大很大，而且向往着有朝一日也能从白杨嘴村出发去看看大海，坐上大轮船。她特别珍惜大姐夫送给她的这张画片，把它藏在书页中或枕头底下。或许，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而是，人有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地努力。
但那时候，赵一曼并没想到她将来要上阵打仗。她只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姐夫那样让她佩服的人。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是，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的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给日本。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要求惩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要求科学与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受了这股革命思潮的影响，也开始阅读当时的革命报刊，尤其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宣传阵地。
郑佑之是个积极行动的人。他觉得家乡人愚昧落后的现状必须加以彻底改变，便决定亲自办学校来启迪民智。没有知识和文化，谈什么改变和革命？那不过是以前的农民起义的翻版罢了。于是他离开了县城，卖掉了家产，在赵一曼的外婆家柳家村办起了高等小学，自任校长。办学校要花很多钱，他常为办学经费不足、捉襟见肘而犯难，自己节衣缩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赵一曼的小弟、侄儿、侄女都到柳家村高小读书去了，她自然也想去。
赵一曼再次找到大哥李席儒，说也要去柳家村念书。
李席儒刚输了一笔钱回到家里，没好气地说：“一个女孩子，快点找个婆家嫁出去才是正道，你都十几岁了，还读什么书啊，女人无才便是德！”
赵一曼倔犟地说：“你不能剥夺我上学的权利！”
李席儒瞅也不瞅她，挥挥手说：“我没钱供你上学！”
赵一曼针锋相对：“没钱？你赌博就有钱！抽大烟就有钱！我上学哪要好多钱？”说实话，以前，大哥叫她别上私塾，她还无所谓，反正那几本子曰、诗云、三从四德她也念厌了，甚至还有解脱之感。后来大姐夫经常带给她的一些图片和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她的这一缺憾。但现在，大姐夫在外婆村子里办学，她却不能去，对她的折磨太大了。她一定要去继续读书。
李席儒恼羞成怒，一个人在没有理的时候最喜欢用的是拳头，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小老百姓。他挥了挥拳头，说：“我说了，不许读就是不许读！”
一股热气上冲，赵一曼急得哇地吐出一口血来。
即使这样，也没有打动大哥李席儒的心。
赵一曼病倒了。她从来没闹过大病，可这一回，她时而发烧，时而打冷战。夜里胡喊乱叫，做噩梦。梦见自己在深深的井底，或荒无人烟的地方。好几次惊叫着醒来。
清醒时，她不禁想起自己几个姐姐的命运。大姐和二姐都还好，因为大姐夫和二姐夫都是知书达理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同学，也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谈论外面发生的大事。即使公婆对大姐二姐不好，可也有两个姐夫护着爱着。可如果不是这样，那大姐二姐的命运不就和三姐四姐一样悲惨吗？三姐本是几个姐妹中的才女，但才高命薄，嫁出去之后受丈夫虐待，不久便抑郁而死。四姐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没想到那男的却是个疯子，结婚后也是受尽折磨，至今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这说明，女人要自强自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可她一个弱女子，又怎么把握得了？
母亲虽然心疼她，却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母亲遵守的是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大哥不同意一曼读书，母亲也只能听从。再说，她也不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读书有什么重要。她甚至想，三女儿若不是读了书，搞得跟夫家人合不来，恐怕命也不会苦。
这时，大姐夫来了。他刚在县里打了一场官司。有人嫉妒她，想取代他当柳家村高等小学的校长，就诬告他侵占学校财产。
他来到赵一曼的床边，问她：“好些了吗？”
热泪从赵一曼眼里涌出。她一把抓住姐夫的手，失声痛哭。
大姐夫还是说服了大哥李席儒，让赵一曼到他办的学校去读书了。大姐夫说，淑端的学费由我出，不行么？
大哥说，我倒不是真的在乎那几个学费，而是这样下去，她将来怎么嫁人呢？
大姐夫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个腐旧的社会，马上就要被打破了，淑端将来肯定有更新更好的生活！
大姐夫看到赵一曼有决心，有个性，便在教她科学文化知识之余，还经常拿进步书刊给她看。当时大姐夫订阅的进步书刊除了《新青年》，还有《平民周报》《救国周刊》《五七报》，等等。这些书刊因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遭到了政府当局的查禁，但大姐夫仍能从一些秘密渠道得到它们。大姐夫是个细心的人，他在借给赵一曼的书刊上常画一些粗线，加一些批语，有了这些指引，赵一曼读起来就更容易抓住重点。上面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让赵一曼呼吸急促、热血沸腾，也使她眼界大开。她被新思想新知识强烈地吸引着，如饥似渴，她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社会和人生。
但在家里，这些书刊她只能偷偷地看。即使这样，还是被大哥发现了。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见大哥正在她房间里搜查，把她偷偷藏起来的那些进步书刊都搜了出来，扔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赵一曼扑上前去抢救还没烧完的纸片，大哥狠狠把她推开，说：“再看这些东西，我就打死你！”
赵一曼针锋相对：“除非你把我打死，不然我就要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些进步书刊，既然从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大哥烧掉了她的书刊，却扑不灭她心头的火种，她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反而更强烈了，此后，她把大姐夫给她看的这些进步刊物寄放在二姐家里，跟二姐一起阅读。二姐也很喜欢。
因为种种原因，郑佑之的学校还是没有办下去。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7月23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会议进行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移到了从上海望志路树德里三号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郑佑之作为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很快认识了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何珌辉、刘亚雄，并经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郑佑之从事革命工作很忙，很难像以前那样与小一曼见面，但他给她的进步书刊一直没有中断。赵一曼也开始给大姐夫写信，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赵一曼与大姐夫通了上百封信。这时她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革命理论、历史地理、哲学科学，以及五四以后出现的新诗和小说……有时心血来潮，还模仿着写一些新诗和短文，请大姐夫修改。
大姐夫在一封信中是这样鼓励赵一曼的：“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认定你是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才了！”1923 年冬天，他把赵一曼介绍给了共产党员何辉，没多久，赵一曼由何辉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终于有一天，她对大姐夫说：“我要像秋瑾那样，到外面去闯一闯，再不能被这个封建家庭束缚着了！”
初生牛犊
大姐夫郑佑之虽然常常给赵一曼寄来进步书刊和书信（他甚至弄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绝密”资料），并鼓励她到外面去求学，但也不希望她操之过急。他在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不要灰心，不要怄气，不忙逃走。”
赵一曼非常喜欢大姐夫教给她唱的那首《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赵一曼的影响下，二姐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姐出嫁的村子曾家湾，离白杨嘴不远，赵一曼经常一个人穿过一片阴森森的树林去找二姐。开始还有点害怕，一害怕就疾速奔跑起来。后来她胆子就大起来了，可以从容不迫地穿过树林。她们经常见面。团结在她们周围的青年女子越来越多。第二年七月，白杨嘴建立了团支部，赵一曼当了支部书记。这可以理解为众望所归，也可以理解为，当时很多人其实对革命还抱着观望的态度，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让许多人学会了明哲保身，而害怕“枪打出头鸟”。
赵一曼才不管那么多。她了解大家的心理，也充分理解。除了自己看书读报，她还经常主动去跟其他妇女谈家常，或帮她们干活。她已经战胜了那个“小我”，跟许许多多的女人的痛苦相比，她的那点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有更多的姐妹向她倾诉了不幸，她们是那么的绝望无助。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冒了出来：她要像大姐夫讲的那些革命家那样，也成立一个组织，一个专门为受压迫吃苦的女同胞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组织。她跟二姐商量好了，就叫“妇女解放同盟会”。她写信告诉了大姐夫，他也很赞成。这时，由于大姐夫经常帮助赵一曼，鼓励她读书求学，大哥恼羞成怒，不许大姐夫上门。她和大姐夫只能书信联系。
然而，要在封建思想统治了几千年的地方组织妇女成立社团，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赵一曼和二姐商量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充分利用附近几个吃长斋的妇女。一是因为这些人四处化缘行动方便，二是因为农村里很多妇女对她们很信任，这样便于宣传。赵一曼通过她们，告诉大家要团结起来，争取男女平等，争取与男子同受教育的权利，争取不受公婆与丈夫的打骂虐待……由于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妇女同盟会得到的拥护越来越多，许多妇女由观望到逐渐靠拢、加入进来，成为与赵一曼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就这样，1924年12月24日，“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当选为会长，白花场的曾大姐当选为副会长。赵一曼任文书，实际负责全部会务工作。这个会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的妇女都可以参加，入了会通过进行各种活动，进一步提高妇女的觉悟，然后发展年轻的、表现积极的、思想进步的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这天，来了许多人。大家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赵一曼噌地跃上会台，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开始了演讲：“姐妹们，我们妇女从古至今还是有许多能人的，只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我们才没有得到解放。过去让我们妇女讲‘三从四德’，什么‘三从四德’呀，纯粹是给我们妇女戴的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平等，应当互敬互助互爱，古人还提什么相敬如宾呢，为什么女的一定要从男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哩！这是把我们妇女当人看待吗？”“姐妹们，我们要坚决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制度！”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妇女解放同盟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会员也很快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大姐夫的帮助下，赵一曼她们还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学校，专收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上学，教她们识字学文化，独立自主地做人，做有尊严、有个性、有主见的人。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妇女解放同盟会”、“女子义务学校”如同春天里的惊雷，让当地的封建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纠集起来，雇佣打手和地痞流氓，经常到学校里来闹事。就是赵一曼自己，也再次遇到了来自家庭的阻挠，以大哥李席儒为首的李氏家族，以“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为由，对她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族上的几位长辈，对李席儒说：“我们李家一向安分守己，从来没做过犯上作乱、扰乱法治的事。你家幺妹子小小年纪，不守闺房，不讲礼仪，到处乱闯，真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啊！”“女孩子家脚也不裹，耳也不穿，一天到晚疯疯癫癫，不干正经事，实在太不像话了！”“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惹祸的！古语说得好，男大要当婚，女大不中留。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快给她找个婆家让她嫁出去，让她早点走上正道！”
大哥在族人的鼓动下，决定马上给赵一曼找个“合适”的婆家。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许多垂涎赵一曼秀色的男人蠢蠢欲动。可一想到赵一曼的倔强和泼辣，又犹豫了。
媒人几次上门来议亲，终于被赵一曼发现了。现在，她决不是任人摆布的女子。她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她应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当媒婆再次出现时，她拿起一根竹扁担横在门口，说，若是再见媒婆上门，可别怪她不客气。
吓跑了媒婆，赵一曼跟大哥说：“以前，婚姻大事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现在不是这样了。我结不结婚，跟谁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自己做主，大哥你就别操心了！如果你怕我干革命连累你们，那好，请你把我的嫁妆钱给我，让我进城去读书，也让你们耳根清净。”
大哥哪会这样便宜了她，他说：“不嫁人，还想去读书，你做梦啊！”
无论赵一曼怎么要求，大哥就是不理。
冷静下来，赵一曼也明白了，大哥他们是不会让自己到外面去上学的。一天，她在大姐夫给她的《妇女周刊》上看到有“疑难问题解答”这样一个栏目，不禁心里一动，心想何不把自己的遭遇和呼吁写下来，以向大哥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家长来控诉呢？她很快写了一篇《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署名李一超寄给了上海的《妇女周报》。《妇女周报》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23年8月23日创刊。后来成为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机关报。该刊物前身为《妇女评论》。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向警予等先后任主编。该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引导妇女投身于国民革命。赵一曼在文章中写道：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
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么？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
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去）七出（去）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去），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
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不但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挡我的去路。
全世界的姊妹们啊！封建家庭太把我们女子的人格看轻了！难道各个女生都私自怀胎的么？就算女生偷人怀胎，比他们男子的嫖赌，又下流了许多？所以我听到这里，就极为不平，就极力驳回我的大哥说：女校发生这种事情，不能怪学生，当兼怪办学的人员，尤其是男职教员。怪他们不改良教育，不使学生自觉。假如学生有了觉悟，那决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同胞姊妹们呀！他——家兄——不但不听我的话，他还似乎要打我一般。他又说什么“祖上的遗产不多，仅仅能敷家用，没有余钱送你读书”。
同胞的姊妹们呀！他说这话，自以为表面上是很好听的了，其实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他拿钱去夜嫖、日赌、烂吸洋烟，随意乱用。他要做的事，一思百行。对于我读书，却无一钱了。他不出钱，我求他拿我将来的陪奁钱拿出来给我读书，他都决意不肯。
唉！我说到这里也不知我心酸痛苦的眼泪滴了好多下来。我见他不肯拿陪奁钱出来，我就求我的文万二位姊姊帮我设法。我的文姊呢，她是主张自主的，她极愿帮助我的银钱。我的万姊呢，她不能帮助我的钱，她极力帮我说话。
我的同胞姊妹们呀！我多蒙我那二位良好的姊姊，事事为我，已引起了多厚（很多）的意见了！至于文姊帮我，叫我出来读书，我的哥哥家长呢，就是文姊出钱，他都不许我读呀！他说纵然文姊出钱，可人不是文姊的，人是他的。
唉！我们女子是人，就不是那个的了吗，何以他说是他的呢。既是他的，他又不出钱使我上进？他简直把我当成奴隶货物了？当真我们女子不是人，当真是奴隶货物吗？应该拿给这些狼心狗肺的男人压迫吗？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哪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但不给我订购，而且还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
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但不出钱，就是亲友送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的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就胡思乱想地要读书，唉！同胞姊妹们呀！他不要我读书，也就止了吗，他还要骂一些不忍听的话：骂我贱婢子，不宜好的，不讨尊贵的。说多少好话我都不听，专要学北京、上海那些不好的风俗。
同胞的姊妹们呀，读书就是不好的风俗？只有上海、北京才有吗？就是只有上海、北京才有，难道就学不得吗？读书既不是好风俗，又有什么风俗才是好风俗呢？唉！
同胞的姊妹们呀，自我先父去世以来整整七年了！这七年中，我并没过一天人的生活。我的家长，还骂我不服他，不该反抗他。骂我是无父的女子，该他管的，他管我得下，不由我乱想。又骂我不识时务。现在还有母亲，他看母亲的面，还百般的宽待我，假如母亲将来百年归世，他定要折磨死我。唉！我当真不识时务吗？他用这般杀人的手段来宽待我，我都全不知痛吗？
全世界的姊妹们呀，我现在似悬梁般的上下不得。我真要屈死在这无情的梁上了。唉！我实无法可施了。我的姊妹，她帮我想不出法了，不得已才求全世界的姊妹们，帮我设法！至于我现在呢，第一不要他出钱送我读书；第二不要他给我订报；单求他允许我出来读书。
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般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我第一次求他送我读书，他能说女校风气不好，不能送我读书，至于银钱，还在其次。二次我就托我的姊姊劝他，他就说近来几年银钱紧，必不能送读。三次我就向他要陪奁钱。要陪奁钱吗？他说除非是他死；他如不死，叫我不要乱想。四次我姊姊她们又回来劝他送我读书。唉！他哪里会承认送我读书。他不承认送读时候，姊姊就劝他每年出一半（钱），不足时由姊姊垫出。唉！莫说要他出一半，就是要他出一个子他都不干！姊姊见他不答应出钱，就要他拿我将来应得的陪奁钱出来。陪奁钱吗，他也一个都不肯出！姊姊见他一文不出，就说是这样吧，你不出钱不要紧，我们几家当姊妹的帮助她，我们送她去读要得么？他当时哑口无言，只得说：“只要你们疏财仗义，那么你们送就是了”。哪晓得过后他又想出几个难题，要姊姊担负。他说，第一离了我的家庭，就不管我的穿吃钱；第二要姊妹私自出钱送读，不要姊丈出钱；第三出门人的名誉要好，假使有不好的风声，他就惟姊是问；第四离了他的家庭，就不许入他的家庭；第五路途之上，要姊姊亲自护送。我姊姊呢，也算是胆气的，见他提出这几个自相冲突的难题，还是毫不畏惧的完全担负下来了。文姊既在哥哥名下负了完全责任以后，她就给我说，叫我准备行李，她自送我。于是行李也备齐了，轿子也请好了，只等学堂的考期一到，就去投考了。哪晓临到今年正月十四起身那天，他又反口要禁我出家门了。我的家族吗，完全宗族家守旧派，没一个帮我说话的人。他们尽是说我不是。有些说“女子读书是挺坏的事”，有些说“女子读书无用”。唉！同胞的姊妹们呀，我走到这步田地，真是要死不生了。除了终日拿眼泪洗脸以外，更无别法了。本来他磨我那些难题，我并不怕，奈何他不许我出门，我就没法了！
亲爱的姊妹们呀，说来真是可恨可痛到极点了！我现在呢，实在动弹不得，自身无主了。我本未字人，而且立誓终身（业已通过家族的）不字的。他——家长哥哥——却又要用一种卑劣的手段，逼我出阁了（此时他既未实行我也不便宣布）。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做主呀！……
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压迫、残害妇女极恶罪行的檄文，是一篇向旧思想、旧礼教的挑战书。文章给了封建家庭与封建思想强有力的一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赵一曼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声援信件。经过一系列事件的洗礼，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她的思想更加成熟，革命意志也越发坚定。
1926年春节临近的时候，好消息传来，大姐夫郑佑之终于落实好了赵一曼到宜宾去读书的事情。她决定从家里逃走，冲破罗网。临走前，她与母亲告别，母亲泪流满面，舍不得她走。那晚，她与母亲谈到妇女的苦难，谈到世道的黑暗，谈到许许多多像母亲这样的女人的逆来顺受。她哭，母亲也哭。正月初五那天，晴，赵一曼按照与二姐商量好的时间，趁哥嫂不在家时偷偷来到曾家湾，由二姐和二姐夫把她送到宜宾城里，交给大姐夫郑佑之。通过考试，她成为宜宾女子中学的插班生。
码头风云
宜宾（当时叫叙府）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20世纪20年代的宜宾，已经是四川省南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了，当时已办起了几所中学和中等师范，以及川南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它创办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创办人赵清熙（字秋潭），系进步开明的爱国知识分子。1923年，女子师范学校更名为宜宾女子中学。
学校汇聚了来自川南各县的女学生。刚到宜宾，赵一曼被大姐夫安排住在县团委书记郑则龙的家——武庙街郑家大院里。郑则龙的妹妹郑秀石、郑奂如都是举止娴雅、聪明伶俐的漂亮姑娘，双方一见如故，很快就如亲姐妹般形影不离。在乡下时，赵一曼虽然在大姐夫的指教下学了几门功课，但严格地说，还没有达到高小毕业的程度，郑家姐妹帮助她抓紧复习了数学、国文等课程，终于正式考入宜宾女子中学一年级二期（3）班。1925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赵一曼正式进入了这所学校读中学。这一年，她刚满二十岁。
当时女子中学是一个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和拥护。中共宜宾党组织更是把女子中学作为一块耕耘的苗圃，精心培育，让它发展壮大。在女子中学执教的老师有一部分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员，他们在组织学生运动，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启迪学生的觉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教国文的尹绍洲老师这时刚成为中共党员。他就是宜宾城里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离京返川。第二年，尹绍洲发起成立“共和党宜宾支部”，任支部长；并创办宜宾第一家报纸《日新报》。同年8月，同盟会革命党人组建的共和党宣布解散，尹绍洲即返北京复学于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后参加北洋政府内务部知县试验事务所考试，见时事日非，未任职返回宜宾。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尹联络同盟会同志四处严词申讨。宜宾县知事将其逮捕监禁。尹绍洲拒不屈服，至次年1月护国军占领宜宾，始得释出狱。1916年，他出任川边镇守使署咨谋兼军法长。不久，任成都地方审判厅书记官。1918年，孙中山号召开展护法运动，尹绍洲参加四川靖国军，任第一纵队军法处长。后来目睹四川军阀坐大，“民主”、“共和”成泡影，乃辞职回家。1923年秋，尹绍洲开始博览革命书刊，次年受聘为宜宾“青年读书会”指导人。1925年6月，尹绍洲发动宜宾各界人士组成叙府“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11月，国民党（左派）宜宾县党部成立，尹绍洲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秘书处工作，随即领导发动宜宾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反仇油斗争。
开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课，尹绍洲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呼叫声谁更凄惨》，许多同学不知如何下笔，赵一曼却一蹴而就。尹绍洲老师看了，认为她写得好，要她在班里朗读。她有点紧张，但还是很快克服了。她念道：
春天来了，杜鹃鸟一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不停地啼叫着。听起来不免有些令人难过，所以古诗人有“杜鹃啼血……”的词句，形容其叫声的凄惨……“炒米糖开水”，是小贩的叫卖声。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传来“炒米糖开水，炒米糖开水”的叫喊声，特别是风雨之夜，小贩踏着泥泞的道路，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提着盛炒米糖的竹篮子，穿街过巷，叫卖炒米糖开水。这种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并不像“不如归去”的叫声那样感动诗人，但是听起来实在是够凄惨的。
……
有种人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自己不劳动却过着所谓的“幸福”的寄生生活。可是，他们的“幸福”却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广大的穷苦人，被压在社会底层，苦难深重，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为了求生存，被迫做小贩沿街叫卖“炒米糖开水”。这种叫卖声，深夜传来，扣人心弦，比起“不如归去”的啼叫声来，更觉凄惨，每每听之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年轻人、有志气的人、有抱负的人应责无旁贷地去改造它。
同学们听了都很敬佩赵一曼。日子久了，同学们很愿意与她接触，也很信任她。赵一曼结合在乡下的革命斗争积累的经验和她良好的禀赋和天性，团结、帮助同学。找同学聊天，向大家讲述妇女同盟会的斗争故事；送进步书报给同学看，积极宣传进步思想。由于她正直热情，作风正派，在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的时候，她被选为支部委员。在学生会成立大会上，她又被选为学生会常委，出任交际股长。还作为宜宾女子中学代表出席了叙府学联，当选为学联常委，分管学联宣传工作，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当时，上海、北平等地方的女学生都兴剪发辫，提倡“解放妇女，反对礼教”。这股清新的风也吹到了宜宾女子中学。赵一曼和同学们酝酿着剪掉发辫、发髻，梳短发。事情传到了县教育局局长赵舜臣的耳朵里，他立即颁发布告：女中学生一律梳辫子，不准剪头发，违者马上除名停学！
布告一贴出来，校园里群情激愤。赵一曼立即召集团支部委员开会研究这件事，大家认为这是对女学生自由的一种束缚和歧视，必须坚决给予抵制。于是，第二天赵一曼带领着同学们去找监学。那时候监学就是校长，叫龙钟显。
赵一曼对学监说：“龙学监，学校规定挽髻，我们都不会，请您教一教我们。”龙学监没料到学生们会使出这么一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群学生，还没反应过来。
赵一曼马上说：“既然龙学监不教我们，那我们只好把头发剪了。”喀嚓一声，她掏出随身携带的剪刀，把长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赵一曼成为宜宾历史上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学生。
同学们看赵一曼这样的果断，也纷纷剪掉发辫，剪刀在同学们手上传递，发辫一个个被剪落在地上。
龙学监吓坏了，愣在那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最后，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吧。”
在赵一曼的带动下，全城的女生纷纷把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那些爱追求时尚的娇小姐也跟风追进，仿效起来。
赵一曼剪发的壮举，取得了胜利。当时郑佑之正主编四川的《教育旬刊》，上面有个栏目叫“七言八语”，赵一曼专门在这个栏目发表短文抨击了宜宾教育局的挽髻决定。
没课时，赵一曼也和同学到公园或金沙江和岷江汇合的地方去划船。这时赵一曼活泼热烈的个性，就从另一面表现了出来。只是国破家亡，这江山如画的美景，更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和为之奋斗的紧迫感。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还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其中捕去学生40余人，射杀学生4名，击伤学生6名，路人受伤者17名，已死3名。6月1日复枪毙3人，伤18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赵一曼被选为宜宾“五卅运动”外交后援会的妇女干事，积极参加游行，张贴标语，并发表演说。“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赵一曼昂首挺胸，行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郑秀石她们在她左右。群情激愤，到处是山呼海啸的人群。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将军率领的北伐先锋队节节胜利，反帝反封建运动蓬勃开展，到处在抵制洋货（当时称之为“仇货运动”）。赵一曼所在的学联组织宣传队，沿街演说抨击段祺瑞政府制造北京“三一八”惨案，揭露天津“大沽口事件”真相，激起了群众义愤，进一步推动了抵制英日进口货物运动。6月12日（端午节前两天），奸商李伯衡贩运的英国煤油从长江来宜宾。得到消息后，宜宾学联等组织在中共宜宾特支的领导下，立即成立了抵制洋货的指挥部，赵一曼也是成员之一。她负责宣传工作，油轮尚未出现，她们的宣传动员已深入人心。赵一曼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几十年来，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和掠夺，把我们的祖国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必须跟全国人民一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现在，我们宜宾的奸商李伯衡又在帮助帝国主义贩运洋油，我们能不抵制吗？”“不能！”“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人，洋油就是‘仇油’，我们要坚决抵制！决不能叫油轮在宜宾靠岸！”“对！”
大家群情激愤，个个摩拳擦掌，做好了随时出发参加战斗的准备。
其实，从1925年至此时，宜宾已经发起了两次反对“仇油”的斗争。
第一次是1925年11月23日，英商船“老蜀通”号满载煤油上驶宜宾，共青团宜宾特支、叙府外交后援会、学生联合会等约集两三百人，列队江边向驳船工人演讲，鼓动他们不为仇船卸货，围观群众纷纷向仇船抛掷鹅卵石和砖头，迫使“老蜀通”仓皇逃窜。
第二次是1926年4月11日，英轮“川东”、“川北”号装运煤油抵达宜宾，中共宜宾特支通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学生联合会、外交后援会，组织叙府联合中学、县宜中、女子中学等校的学生到江边抵制。
6月12日这一天，天空中满是阴霾，不久，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地迷茫一片。王爷庙的码头上，却聚集着宜宾两千多名各学校的爱国师生。总指挥、学联主席邵斌指挥大家用竹筐抬石头砖块，沿街布下岗哨，把守要道，防止流氓捣乱。英国油轮开到了金沙江与岷江会合处，快靠近王爷庙码头时，岸上的两千多名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经济侵略！”“不许‘仇油’上岸！”。雨越下越大，东山的白塔都被遮没了。李伯衡那艘装满洋油的油轮，以为在这样的天气下可以浑水摸鱼进入宜宾码头，不顾学生们的呐喊，仍然顽固地向前开。大家被激怒了，石块、砖头纷纷砸向油船，油船的甲板发出了乒乒乓乓乱雨一样的响声。油船掉头向江心开去。大家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油船停在江心抛下锚，不动了。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同学们在江边轮班换岗坚守了三天三夜，油船在江心也停了三天三夜。这是怎么回事？
第四天，一艘驳船悄悄靠近了江心的油轮。奸商李伯衡带着几个心腹，企图将洋油卸到驳船上运走。赵一曼和同学们见了，她挥手一喊：“走！”大家跳上几只木船，摇着桨，飞快地向江心驶去。学联主席邵斌站在那里指挥，同学们跳上驳船，把油桶使劲往江心推去。赵一曼一口气推下十几桶。
岸上的群众欢呼起来，许多人也跃跃欲试。“打倒奸商！”“推倒‘仇油’！”“独立自主！”“自强自立！”
突然，江边响起了砰砰砰的枪声，一大队城防军向码头冲来。学生们被士兵一步步逼到王爷庙门前，双方僵持着。“赶快解散！不然，枪子可不长眼睛！”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挥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这时，赵一曼已经上岸，她站在一块高石上，喊道：“同学们不要怕！我们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紧接着，她领着大家喊起了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不要做亡国奴，打倒汉奸走狗！”两千多人的喊声排山倒海一般。
军官气急败坏，又对着天空开了两枪，然后用枪口指着赵一曼。
赵一曼大义凛然，对士兵说：“你们也都是中国人，不去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什么英雄好汉！”“不准你胡说！”那军官命令士兵，“快，把她抓起来！”
可几个同学上前去保护赵一曼。最终，城防军抓走了其他几名爱国学生，宜宾学联组织学生到城防司令部请愿，把宜宾城防司令部所在的崇报寺围了个水泄不通。城防司令辜勉之放出话来：“段（段琪瑞）执政能演惨案，辜司令我也演得惨案！”辜勉之的威胁并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却激起了全城的愤怒，市民也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罢工、罢市，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宜宾学联还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全国学联支援。宜宾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赵一曼领着同学到处演讲、贴标语，甚至把标语贴到了奸商李伯衡商号的大门上。
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支持宜宾的学生运动，愤怒声讨辜勉之。省城成都的学生包围了督军府，向当时的四川帮办、两年后便担任四川省主席、人称“西南王”的刘文辉请愿，支援宜宾学生。在全国、全省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刘文辉不得不命令辜勉之释放被捕的学生。
这场斗争，学生最终取得了胜利，奸商李伯衡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条件：所有的“仇油”一律在三天内以七折拍卖，而且今后再不准贩卖“仇油”。
经过学生运动的不断考验，赵一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变得越来越成熟了。1926年夏天，经尹绍洲等人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辜勉之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挽回面子和担心再出什么“乱子”，他指使宜宾教育局，让所有的中学和师范类学校提前放假。
当时母亲正在病重中。赵一曼回家刚好见了母亲一面，母亲便与世长辞了。赵一曼大哭了一场，怀着悲痛，她连夜写了一篇祭文，其中有“封建制度不推翻，男女平等是空谈”之句。新学期一开始，学校便换了校长。新校长不学无术，人品也差，被称为流氓校长。他叫人贴出告示：“……近来学生嚣张已达到极峰，指挥叫嚣者有之，非从严甄别不足以整顿校风。兹决定李淑宁等十三人勿庸来校。”
大家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了赵一曼，围着她说：“我们找教育局长说理去！”
教育局长赵舜臣躲开不见，叫下属传出话来：成命是不能收回的！同学们决定大家一齐退学！虽然赵一曼不愿意这样，但同学们决心已定。到了上课那天，学校惊讶地发现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后来赵一曼和其他被退学的同学去了新成立的中山中学，在赵一曼他们的劝说下，大家才陆续回来上课。
中山中学是一所新型的学校，除了中学部外，还吸收广东的经验开设了类似于“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样的班级。教师包括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和团员。而且开了宜宾城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
不久，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分校，第一次面向全国招收女学生。赵一曼在《新蜀报》上看到了招生启事，宜宾党团组织也决定推荐她报考。
1926年11月，赵一曼登上了开往重庆的客船。二姐李坤杰和一曼的许多同学来江边码头送行。大姐夫郑佑之承受不了离别的痛苦，没来送行，而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银元给了李坤杰，让她转交给赵一曼。
船开了。赵一曼若有所待又若有所失，她满眼含泪，想起昨晚大家在给她饯行的宴会上唱的一首《离别歌》来：“今朝离别天、离别天，离别好心酸，终夜泪不干、泪不干，相会在何年？各人珍重道路远，地各天涯难相见！……”
但她马上意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应该这样儿女情长这样伤感的。这样一想，她不禁昂起头来，满怀豪情与信心地注视着滔滔不尽的滚滚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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