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毓强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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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全球转型与中国想象试读：
总序
◆ 胡智锋2014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的年头，《现代传播》也迎来了创办35周年。为纪念这些重要节庆，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同仁商议，延续以往阶段性整理出版《现代传播》文丛的做法，接续上一套“文丛”，把2009～2013这五年来刊发在《现代传播》上的精品文章遴选出来，按刊物的栏目类别汇集成若干卷册，以新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也算是我们《现代传播》献给国庆、校庆和刊庆的一份礼物吧！
翻读各位编者初编的本套文丛各卷的篇章目录，当时每一期编刊的情形如在眼前！放眼看去选题丰富多样，写法千差万别，汇到一起该如何表述这套文丛的整体特点呢？思来想去，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回应”！是的，以一个“回应”或许可以粗略地概括这些文字的总体探求！以这个“回应”可以切出三句话：回应时代召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
首先，回应时代召唤。2009—2013这五年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因此约请或选用了相关文章，在回顾与反思中对于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发展进程予以重新梳理与揭示。如郑保卫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传统》（建党90周年），朱虹先生的年度对话《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新起点》，黄勇先生的《论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吴学夫、黄升民先生的《大国图腾——承载60年国家理想的家国图像》（新中国成立60周年），黄式宪先生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周星先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改革开放30年）都是这些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整体性描述的代表性篇章。
在专业层面上，也有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被我们关注，如“春晚”3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10周年、《今日说法》10周年、《论道》3周年、央视纪录频道元年、江苏卫视品牌定位升级元年等，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来自政府、业界、学界不少领导、专家、学者发表了有时效性、针对性、启示性的文字，他们是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电视学界老前辈朱羽君、高鑫、王伟国先生，业界领军人物周莉、景志刚先生，学界重量级学者王一川、尹鸿、喻国明、俞虹、孟建、李幸、时统宇、丁亚平、丁俊杰、张同道先生等。
其次，回应现实需求。不论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传媒业界与学界，过去几年面临的形势与背景或许都离不开全球化，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日渐深入的现实。如何理解这几个重要现实背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何应对媒介融合的不可阻挡的态势？如何在新的媒介与社会环境下，调整与完善公共服务的领域与空间？作者们给出了令人关注与期待的解答。
如关于全球化命题的研究，有如下大作：黄会林先生的《“第三极电影文化”构想》，叶皓先生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陈圣来先生的《文化强国与中美之梦》，贾磊磊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论非文字类文化符号的传播效应》，张国良先生的《沟通与和谐：汉语全球传播的渠道与策略研究》，荆学民先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夏骏先生的《在文明较量的时间差中坚守——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宏观命题探讨》。
而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探讨值得关注，如胡正荣先生等的《跨学科视野中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程与问题》，陈卫星先生的《关于中国传播学的本体性反思》，胡翼青先生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刘海龙先生的《传播研究的两个维度》等。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有如下大作：朱虹先生的《中国数字电影的现状与发展战略》，黄勇先生的《论中国广电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庞井君先生的《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思考》，李良荣先生等的《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系列，王武录先生的《报业全媒体发展研究》，熊澄宇先生的《对新媒体未来的思考》，黄升民先生等的《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新业态》，彭吉象先生的《数字技术时代的影视美学》，王甫先生等的《我国3D电视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探析》，石长顺先生的《中国报业的iPad生存》，刘德寰先生的《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张红军先生的《中国电视剧的网络化生存》等。
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特别是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及相关社会治理方面则有如下大作：邵培仁先生等的《信息低保——构建信息公平社会的基本保障》，段京肃先生的《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袁军先生等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与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廖祥忠先生等的《论“电子大字报”的传播特点、社会危害及应对之策》，胡泳先生的《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方兴东先生等的《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研究》，谭天先生的《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何志武先生的《网路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许加彪先生的《风险社会下中国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新型媒介生态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等。
不论是全球化、媒介融合抑或公共服务研究，上述文字都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回应了我们传媒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发展需求。
再次，回应理论创新。近五年老中青几代学者都以饱满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考，贡献出不少理论创新成果。
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有童兵先生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叶皓先生的《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喻国明先生等的《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高晓虹先生等的《美国电视竞争格局及其策略借鉴》，涂光晋先生等的《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曹劲松先生的《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徐舫州先生等的《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等大作。
关于舆情监控与舆论监督的研究，有范以锦先生等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罗以澄先生等的《“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与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吴廷俊先生的《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柯惠新先生等的《重大事件舆情监测指标体系与预警分析模型的再探讨》，杜骏飞先生的《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顾理平先生的《论虚拟人群的叛逆性行为》等大作。
关于传播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杨先顺先生等的《网络传播的后现代伦理审思》，杨保军先生的《新闻道德：在职业个体与媒体组织之间》，蒋建国先生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仪式缺失与社会信仰危机》，龙耘先生等的《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孙宜君先生等的《论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与建构原则》等大作。
关于广播影视艺术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高鑫先生的《技术美学研究》，王伟国先生的《摄影机书写电视剧本体真实》，张晶先生的《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颜纯钧先生的《蒙太奇美学新论》，李亦中先生的《中国式大片的传播与接受》，杨乘虎先生的《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系列等大作。
关于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相关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有李良荣先生等的《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新取向》，丁柏铨先生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欧阳宏生先生的《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石长顺先生的《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方法与模式》，谢鼎新先生的《广播电视学科研究演变的三种范式》，张林、杜彩先生的《光环境设计学科建设构想》等大作。
关于媒介评价评估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有丁俊杰、张树庭先生的《视网融合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影响力评估体系创新初探》，刘燕南先生的《统一与融合：省级卫视综合评估体系探析》，李德刚、李岭涛先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互联网时代电视评价体系的建构》等大作。
关于媒介生存状态问题的研究，有张志安先生的《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与影响因素》，夏倩芳先生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等大作。
还有一些学者潜心多年，深入探究，推出新作。如赵玉明先生关于江西苏区口语广播，倪延年先生关于民国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原则，周鸿铎先生关于传媒经济发展历程，雷跃捷先生关于广电媒体公信力的受众认知，刘京林先生关于传播心理，杨燕先生关于戏曲传播，舒咏平先生关于广告公信力评估，申启武先生的广播研究等。
还有一些学者或关注前沿，或独辟蹊径，贡献出全新的视角、领域与方法。如朱羽君先生等关于美国大选报道策略，朱虹、尹鸿等先生关于制播分离，喻国明、葛岩先生关于认知神经学用于传播研究，芮必峰先生关于“学习运动”，张君昌先生关于“慢运动传播”，闵惠泉先生关于新媒体的哲学思考，刘利群先生关于媒介与女性，隋岩先生关于传播符号，钟瑛、匡文波、沈浩等先生关于大数据，王四新先生关于“表达自由”，支庭荣先生关于传媒管理等。
此外，来自美国的丹·席勒、斯蒂芬，芬兰的卡拉，加拿大的赵月枝，中国台湾的郑贞铭等著名学者分别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世界传播秩序、中国传播学研究、资讯社会等领域发表了各自的高论。
收入本套文丛的一册《年度对话》虽然与其他各册在时间节点和体例上略有不同，但在回应时代呼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几个方面，与其他几册的立意完全一致，所以此次也编进文丛之中。“年度对话”是从2004年启动的特别策划，每年开年第一期，由本人代表《现代传播》，邀请在业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就过去一年传媒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做一扫描，也对未来一年走势进行预测，给予展望。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影集团、凤凰卫视等传媒管理机构和运行机构的相关领导、专家应邀前来担任对话嘉宾，留下了影响很大的十多个年度对话，成为存留传媒发展进程的重要记录。先后参加年度对话的嘉宾有刘春、汪文斌、王甫、吴涛、梁晓涛、靳智伟、高峰、徐舫州、朱虹、王云鹏、时统宇、仲呈祥、刘文、苗棣、髙长力、方兴东等先生。
在本套文丛即将推出之际，我代表编辑部对文章入选本套丛书的各位学者，以及《现代传播》的其他作者多年来对刊物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也是《现代传播》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忆留存。1998年为纪念《现代传播》即将创刊20周年，由1991～1997年间担任学报负责人的朱光烈先生创意并作为总主编，推出了3卷本的第一套“《现代传播》文丛”，分别是：《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尴尬与超越》（李立主编），《走近神圣》（闵惠泉主编）。2008年由本人作为总主编，我们又推出1998～2008的第二套“《现代传播》文丛”。这第二套文丛就基本上按照十年间相对比较稳定的专栏为单位，进行文章的选编，分别是：《新闻学十年（1998～2008）：多元与分化》（张毓强主编），《传播学十年（1998～2008）：阐释与建构》（张毓强主编），《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张国涛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李立主编），《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潘可武主编），《中国传媒经典个案（1998～2008）》（赵均主编），《广播电视名家访谈》（杨乘虎主编）。近五年来，《现代传播》保持了2006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之后的良好状态，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本文丛的编纂也是对这些鼓励的汇报吧！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这支编辑队伍茁壮成长，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本套文丛各卷主编，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团队的主要成员：李立、赵均、张国涛、潘可武、张毓强（特约）、刘俊老师，以及我们的编务张惠云老师，还有长期为我们刊物做版式设计的特约美编卜希霆老师、做英文翻译的麻争旗老师，都默默地为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丛即将推出之时，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的编辑基于《现代传播》这份期刊，而这份期刊的发展离不开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上级领导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宣部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广电总局宣管司、《新华文摘》杂志社等单位的多年厚爱，离不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等的热心帮助，更离不开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与行政的正确领导和着力扶持！在此，我要代表编辑部向长期关心、支持、鼓励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兄弟期刊和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李水仙老师为本套文丛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2015年2月1日凌晨于波士顿
作者简介
黄升民 广东佛冈人。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广告主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媒介》杂志总编、《市场观察－广告主》杂志总编。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费留学，主攻传播学、广告学、媒介产业等，1989年4月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0年底回国，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代表著作有《中国广告活动实证分析》《广告观——一个广告学者的视点》《新广告观》《史与时间》。
邵培仁 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浙江大学国际影视产业研究团队负责人，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娱乐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中国娱乐与创意产业蓝皮书》主编，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C）和《中国传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CMR）等中外多种新闻与传播学刊副主编或编委。先后发表论文280余篇，已撰写或主编出版的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著作26种。近几年先后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9项。
杜骏飞 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起担任执行院长。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奥美创意研究院院长，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学术集刊）主编，《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年度出版物）主编，《传播与社会研究》（香港）学术顾问。代表作：《弥漫的传播》《政府网络危机》《传播学关键词》。
王维佳 博士，副教授。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2009～2011年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政治学）。2011年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传媒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
〔加〕赵月枝 博士、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同年获新闻传播学专业赴加拿大公费留学资格，1989年和1996年分别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2009～2010年和2011～2013年出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2013年建立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同年创办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合办的国际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并任项目主任。先后获传播学术机构UDC的达拉斯·斯迈思奖（Dallas Smythes Award）以及国际传播学会（ICA）的埃德温·贝克奖（C.Edwin Baker Award）。
段京肃 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起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副主任，2000年起任系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甘肃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中国新闻教育韬奋园丁奖等奖励。2001年12月调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3年5月至2014年4月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曾获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现担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文科）委员，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教授。
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著名电视策划人，先后担任《在共和国史册上》《太阳照常升起》《香港沧桑》等20余部大型电视专题片撰稿人，自2000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顾问，参与《艺术人生》《新闻调查》等近50个电视栏目的策划。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主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论语感悟》等。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于丹·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于丹〈论语〉感悟》《于丹趣品人生》及《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等。
刘京林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1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后一直致力于心理学、新闻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新闻系党总支副书记、教研室主任，北京广播学院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近20年来共培养出新闻与传播心理学方向硕士43位，博士15位。于2000年任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心理研究所所长，2006年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专著《新闻心理学》（第五版）、《大众传播心理学》（第二版）、《刘京林自选集》等。
张君昌 高级编辑。中广协会学术部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理论动态》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全国广电行业教育培训师首批入库成员，央视栏目评估、上海广播电视台智库首批专家。
出版著作：《超媒体时代》《传媒精品解读》《电视主持与频道包装》《中国广播电视创优报告》《传媒品牌创建与营销》《媒体的演说》《冷眼看电视》《媒体前沿观察》。主编著作：《广播电视节目评估概论》《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理论与方法》《影像中国》《21世纪广播电视大趋势》《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十年回眸》《中国传媒前沿观察》《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
许卫红 厦门广电集团高级编辑，福建广电协会广播学研委会副秘书长，厦门记协新闻学术委员会委员。
有20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8篇发表于国家级学术刊物。《广播听众注意力资源的发掘与维系》《试论社会新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演进趋势》分获第八届、第十届全国广电学术论文三等奖；《抓住广播收听的移动窗口》《厦门经济特区与听众广播》分获全国广电受众研究一、二等奖；《广播听众工作新探》《广播听众注意力资源的发掘与维系》《打造品牌，广播发展的必由之路》《“豆子理论”与传播主体研究》《两岸合作交流视野下厦门影视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等5篇论文获福建广电论文一等奖；2013年获“第五届全国广电百优理论人才”称号。
石长顺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华中学者”。兼任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节目研发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会长。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构建和发展现代广播电视传播体系研究），主持省部级重点课题多项。
陈卫星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兼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研究生毕业，1988年被国家教委公派留学法国，1994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司汤达大学）获信息传播学博士学位，1994～1996年在法国巴黎《欧中经贸》杂志任主编，1997年回国任教。
喻国明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
主要研究领域有：新闻传播理论，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出版学术著作23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400余篇。
胡正荣 1982年至1986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3》《新媒体前沿2013》《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外国电视名牌栏目》《社会的透镜：新中国媒介60年》《传播学总论》（第二版）等。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著有《美国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传播学三十年：1978-2008》《再度发言：论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历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首任主任、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等职。
现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上海市政府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国传播学刊》（SSCI）编辑顾问，香港《传播与社会》（TSSCI）编委，美国《传播学研究》（SSCI）、台湾《新闻学研究》（TSSCI）评审委员等职。
黄星原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司领导班子成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兼任中央外宣办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曾在《环球时报》《东方早报》《世界知识》《人民中国》等报刊多次发表时评和文章。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副主任，《国际新闻界》杂志副主编。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阿堡传播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政治传播、传播思想史和传播研究史。
李良荣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2006～2013年）。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讲席教授与特聘教授。
著有《新闻学概论》《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宣传学导论》《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中国传媒业的战略转型》等一批学术论文。
张盛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和教育部重大课题。
高晓虹 1956年10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2013年被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主讲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电视新闻学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重大项目等多个项目。主要著作有：《世界电视之窗》《电视广告谋划》《电视新闻摄影与编辑》《国际危机传播》《大国传播：跨国电视媒体研究》等，其中《国际危机传播》于2013年获第八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应用理论类一等奖。
李智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员，“中国新闻奖”及“长江韬奋奖”审核委员会委员。出版学术著作《全球化语境下电视的修辞与传播》《时代景片前的浅笑人生——中国情景喜剧研究》，主持各级科研项目8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2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项目十余项。
罗以澄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现为该校新闻传播学科主要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材建设工程“新闻采访与写作”项目组首席专家等职。2008年被教育部授予“国家教学名师”称号，2014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第一批）。
刘利群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2004年获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媒介与女性研究。
丹·席勒 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系教授，信息与传播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有电信与信息政策、文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学术著作主要包括《信息拜物教》《数字资本主义：网络化的全球市场体系》《传播理论史》《客观性与新闻：公众与市场新闻业的兴起》等。
卡拉·诺顿斯登 博士，芬兰坦佩雷大学传播、媒介与戏剧学院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国际传播与媒介伦理。出版的著作有《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读本》（合编，1976）、《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原始资料》（合著，1986）、《记者的地位、权利与责任》（合编、1989）和《信息社会读本》（合编，2004）等，以及论文逾百篇；除此之外，诺顿斯登教授还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和地区机构的咨询专家，以及十余所大学的访问教授。
王四新 河南焦作人，曾在河南大学（1985～1987）、西南政法大学（1992～1995）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2003）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研习法律。2002年到丹麦人权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3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
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传播学传媒政策与法规方向博士生导师，文法学部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出版学术专著《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和《表达自由——原理与应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参与过《民权公约评注》《宪法与行政法》等的翻译和《大众传播法学》《宪法学》等的撰写。[1]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 黄升民 谷虹
数字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融合发展使得传媒和信息产业在生产、传播和消费三大环节都呈现“无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企业主体竞争的讨论将不再是基于“资源匮乏”的前提假设，而是面对“三大无限”的“丰裕的竞争”。“丰裕的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对某种稀缺资源的争夺，例如过去广电把控着内容资源，现在内容产业化了，产业化是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的结果，内容资源极大丰裕了；再如过去电信把控着渠道资源，现在广电网也能百兆入户、双向接入了，渠道资源也极大丰裕了。于是，广电和电信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以“把控资源瓶颈”为核心战略的竞争，而是为“三大无限”的无缝对接和效率匹配提供支撑环境的竞争。“丰裕的竞争”从生产、传输和需求三个环节一下释放了大量的资源，表面上和平，实质上意味着更大规模、更深层面以及更为残酷的竞争，是生存和死亡之争。那么，究竟双方要争夺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这场竞争的制高点呢？我们认为，丰裕的竞争就是平台的竞争，广电和电信之争将是一场以平台为目标的抢攻战。一、丰裕的竞争就是平台的竞争
1.平台是什么？
平台是一个来自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术语。以前一个硬件都与一套软件配套，现在在一个硬件上面可以运行多种不同的软件，实现不同的应用功能；而同一款软件也可以安装在不同类型或型号的硬件上面。这一切的实现，得益于操作系统的产生。操作系统就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用户通过操作系统来驱动各种硬件设备，实现人和硬件之间的对话，使应用软件完成各种既定的任务。“平台”最核心的功能是实现双边（或多边）主体之间的互融互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平台的例子，就像购物商场之于买家和卖家、信用卡之于商家和消费者。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的是通过技术实现的，有的是通过物理空间实现的，有的是通过无形网络和数据库实现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一定的“通用介质”（标准、技术、载体、空间等），使双边（或多边）主体实现互融互通，这就是平台的基本内涵和功能内核。《连线》编辑部给新媒体所下的定义——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体现出传输的双向性、不确定性、多角度和去中心化。这里，不分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分传播者和接收者。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平台”在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庞大而离散的生产和需求之间，搭建一个相互交换的场域，使得需求力规模经济和供给力规模经济能够实现对接。
2.从“通路”到“平台”：一个核心角色的出现——平台方
从传统媒体所依赖的大众传播模式中我们看到，平台诞生之前，信息从一方主体到另一方主体的传播路径是“通路”或者“通路的集合”，通路的特点是垂直的、线性的，通路之间是分隔的。平台的出现，等于在一方主体和另一方主体之间搭建了一个扁平的、通用的交互场域，从而打通了联结双方的各种通路，双方主体只要通过接口接入这个交互场域，就可以实现与另一方中任何主体的联通。平台的出现有助于效率的提升，这是平台的经济性，从而使得平台成为一个具有经营价值的对象。
对于传媒和信息产业来说，平台化有三个基本内涵：第一，“通用介质”包括数字技术、互联的网络和通用的传输协议。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形态可以转化成“01”编码，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这种以“01”通用编码的信息能够实现无障碍传播和交互。第二，“接入与互融互通”，用户可以将任何一种多媒体终端（例如手机、个人电脑、有线数字电视等）作为平台的接入口，获取来自报纸、电视等的信息，甚至实现交互通讯；而报纸、电视等传统的媒体源也可以通过数字网络向用户提供多媒体形态的信息服务。第三，内容产品、信息应用服务以及用户之间存在双边（或[2]多边）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典型的交叉网络外部性。
信息传输形态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变革必然带来市场格局的重构。从软硬一体化到软硬分离，从内容介质一体化到内容介质分离，从市场利益主体和功能一体化到主体与功能最终分离，一个核心角色在这场变革中逐渐凸显，那就是基础平台运营商。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如报纸、广电和电信等）除了相互之间竞争加剧以外，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必然是朝着基础平台运营商的方向发展，抢占平台高地（如图1）。谁先占领平台，谁就将掌控未来的整个市场。而这场平台争夺战中的失败者，将转变为服务于这个基础平台的应用平台甚至专项服务的提供商。对于报纸等纸质媒体来说，由于不具备向平台过渡的技术和资源基础，很有可能在未来沦为文字信息内容的提供商。而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都有能力成为基础平台运营商，因此，目前双方都在通往平台的道路上展开激烈的竞争。图1 传媒信息产业各市场主体竞争关系与格局演变
3.平台竞争的特点：弱肉强食、赢家通吃、替代性竞争
如果说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是基于差异化的平行的竞争，那么，平台之间的竞争则是基于双边市场规模化的替代性竞争。由于平台的异质同构，其实现的基本功能将逐步趋同，当不能通过差异化来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时候，规模化成了唯一的手段。随着技术的发展，广电网络不仅能够传输视频节目，还能够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和语音通讯服务；而电信网络在传统的宽带和语音服务以外，还可以承载大量的视频点播等增值业务。有学者提出，“具有网络型特征的平台企业，如银行卡支付网络平台、电信服务网络平台、操作系统平台，由于这些平台企业需要较高的投资成本和较高的技术要求，进入壁垒相对较高，并且由于这些平台运营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网络效应特征，其在产业市场中的规模都相对较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市场份额，呈现出‘赢家通吃’的特征。因此在具有网络型特征的平台型产业中，该市场集中度一般都比较高，市场格局表现为‘垄断’或‘寡[3]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对规模化的终极追求、网络自外部性和交叉外部性的极致体现、无差异全面替代的危险、巨大的投资成本和较高的进入壁垒等，使得平台的竞争格局呈现天然的寡头垄断特征，是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竞争。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对平台的争夺，将是一场生死存亡之争。二、平台竞争的关键
1.核心指标：延展性与规模性
既然平台之争是全面替代性的生死较量，那么平台运营商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构建自己的竞争力呢？延展性和规模性是一对核心指标。延展性指的是该平台能够承载多样性应用服务的能力，能够承载的应用服务类型越多，延展性越强，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也越强，对相关应用服务行业的整合力以及控制力也越强。用于信息传播的平台的承载能力受到带宽、双向、安全性、互联程度和传输协议的通用性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来说，广电系统的基础网络具有较高的下行带宽，能够推送大量的视频内容，而且是封闭的可控可管的专网，安全系数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较小的上行带宽阻碍了其双向业务的开展，网络的互联程度和开放程度也没有满足多样性应用的要求。而电信系统的网络状况则刚好相反，支持点对点的双向互动业务，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但是内容、下行带宽和安全一直是其业务拓展的瓶颈。
规模性，确切地说是基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的规模性，对于传媒和信息产业来说，就是应用服务和用户的数量，而这两者也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平台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双边，“如果一方的需求[4]消失，另一方的需求也会随之消失”。还是举操作系统的例子，它联结的是应用软件开发商和最终用户，该操作系统能够装载的应用软件数量越多，用户也将越多；反过来，如果该操作系统的用户越多，愿意为该系统开发应用软件的开发商也会增多。“基础平台要想获得成功，必然要求承担起为市场培育（甚至在最初提供）一方或双方用[5]户的任务，以此推动该平台获得全面的成功。”无论是广电系统还是电信系统的相关机构，要从物理网络的维护者真正转变成平台运营商，就必须具备培育双边（或多边）主体需求、协调双边（或多边）主体关系以及平衡双边（或多边）主体利益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占据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双规模经济”的制高点。
2.平台的层级性——在基础平台上捆绑核心应用平台
由于功能和服务范围的差异，平台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平行的，有交叉的，有相互包含的，也有相互叠加的。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层级结构的平台系统（如图2）。其中的基础平台是需求协调者的角色，它“制造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引起两个或[6]多个市场方客户之间的间接的网络外部性”。基础平台铺设基础网络，提供基础产品和服务，例如作为市场主体的广电网络的平台运营商和电信网络的平台运营商。而应用平台则是在基础平台上开发应用服务产品，例如作为一方市场主体的内容平台运营商、通讯平台运营商等。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共同组成完整的产品组合提供给消费者使用。图2 层级结构的平台系统
本来应用平台和基础平台之间可以是企业间的上下游合作关系，为什么广电和电信在全速推进各自数字网络建设的同时，要大力开发各种应用平台和相关服务产品，把基础平台与核心应用平台进行捆绑和叠加（如图3）呢？这就是在认识到平台层级结构的基础上，采取的主动培育应用服务主体，从而获得双边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把核心应用平台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内生化的有效途径。首先，基础平台不能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必须结合一定的应用平台才能实现功能性服务。其次，应用平台通过最终产品和服务与用户相连，是用户体验的最重要环节。再次，核心应用平台集中了该产业的核心资源和能力，必然是基础平台整合的对象。现阶段，推进中的广电、电信的基础数字网络都互有优势和软肋，应用平台就成了博弈的重要筹码。最后，核心应用平台能够带来巨额的市场利润，捆绑在同一个平台系统能够大大增强该基础平台的竞争力。图3 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
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战略，是基于对平台的层级性认识和培育双边市场的需要，更是基础平台运营商角色和功能的革命性转变，集中体现为广电和电信都在全力推进的“全业务模式”。“随着所有的网络都能经营所有的业务，全业务捆绑已经成为吸引用户的主要手段，其品牌效应也决定了必须向全业务发展。竞争门槛将大大提升，开展全业务，未必能大幅提升收入与利润，但不开展全业务，将[7]在竞争中被淘汰。”
3.三管齐下的平台竞争战略
沿着这个思路，广电和电信在现阶段的竞争战略已经非常清晰：对于基础平台（数字网络），抓紧升级扩张；对于核心应用平台，如广电的视频内容平台和电信的通讯平台，在牢牢把持自己核心资源的基础上伺机相互进入；对于诸如商务平台、信息平台等新兴的增值平台，双方正通过投资和兼并的方式整合社会其他资源，齐头并进，打造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全业务运营”模式。
异质同构的网络系统，殊途同归的竞争战略，使得广电和电信在三网融合的平台之争中，呈现出明显的“复制性竞争”的态势。虽然在内容、传输和用户三个环节的优势不尽相同，广电系统目前的强势资源集中在内容端，而电信系统的强势资源集中在用户端，两者的优势恰恰是对方的软肋（图4）。在实际改造层面也各有侧重，电信运营商仍然处在技术层面的完善阶段，如内容的获得、存储、管理和分发，以及数字版权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而有线电视运营商则在提供视频、数据、固话、移动电话四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8]BOSS系统的建设。图4 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三个环节的竞争能力对比三、广电与电信竞争现状：复制性竞争
展开广电和电信的规划蓝图，两个系统呈现出来的平台全景和布局是高度相似的。图5清晰地显示出广电平台系统和电信平台系统在平台体系构建中基础平台和各个核心应用平台的实力强弱。“内容平台”的主要功能在于视频产品的获得、存储、管理、交易和分发，广电系统拥有强大的内容资源和视频节目制作能力，同时拥有视频内容的审查和视频牌照的发放权，在这个平台上，广电占据绝对优势。“通讯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语音通话以及数据交换，电信系统双向网络的天然优势和完善的用户管理在这个平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手握语音业务、手机入网以及互联网国际出口的许可权，电信在这个传统业务领域也占据绝对优势。双方的优势领域恰恰是对方最薄弱的环节，这也使得两大系统互相牵制、博弈角力的局面一直持续。“信息平台”相当于整个平台系统的中枢神经，通过各种监测终端搜集用户行为的普查式数据，形成分析信息并反馈到其他应用平台，是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都正在着力建设的平台。“商务平台”是类似于互联网上的B2B、B2C以及C2C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在线选购、交易和结算。“商务平台”对于广电和电信系统来说都没有绝对优势：广电网络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区域覆盖优势，但是商务交易所必须要有的双向互动性和用户消费习惯培育得不够；运行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网站，如阿里巴巴和淘宝等，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是电信网络的基础平台运营商并没有能力整合这类网站，难以实现与其基础平台的有效捆绑。“媒体平台”是指对内容产品所形成的用户注意力资源进行二度贩卖，获得来自广告商的收入。在这个领域，广电系统作为传统媒体具有庞大的广告客户资源和销售经验，相比起来，电信系统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其他诸如“经营平台”、“游戏平台”等则是有待开发的新兴增值领域。在这场平台体系的争夺战中，谁能先补齐短板，构建能够承载全业务的平台系统，谁就能赢家通吃。图5 广电和电信平台系统的复制性竞争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数字和事实，对比一下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基础平台和核心应用平台方面相互博弈和复制性竞争状况。
1.广电和电信在基础平台（数字网络）建设方面各自全速推进（1）概况：网络传输能力和终端用户对比续表“2008年广播电视技术情况”，引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统计信息，http：//gdtj.chinasarft.gov.cn/showtiaomu.aspx？id=989ea1d1-0b9b-4cf2-ab29-0c64ceb642b7。“2008年广播电视综合情况”，引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统计信息，http：//gdtj.chinasarft.gov.cn/showtiaomu.aspx？ID=54de1d81-1bd9-4f2a-b0a8-fd459ea9de49。
电信系统的数据皆出自《2008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转引自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reports/2009-04/27/content_17682020.htm。（2）不同传输网络带宽容量对比
图6对几种传输网络的带宽容量进行比较，能够粗略地看出这几种传输网络在承载能力方面的差异，广电网络的带宽容量远远高于电信网络。但是电信系统的传输网络（ADSL、3G移动通讯网等）是双向的，而广电系统的传输网络（CMMB、有线网等）目前主要以单向为主。[9]图6 不同传输网络的带宽容量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基础平台也就是数字网络的升级改造和拓展方面，无论是固网还是移动网，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都通过各自的技术、资源加速推进，而且是两套异质同构的网络体系，是相互独立且不能融合的。
2.广电和电信在应用平台建设方面互为攻守（1）核心应用平台牢牢把持、伺机进入
在应用平台方面，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之间相互融合、双向进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业务类型到商业模式都呈现出强烈的复制特征，当然，这是在牢牢把持自己核心资源的前提下的相互进入。广电系统在牢牢把控视频内容平台资源和控制权的前提下，伺机进入电信系统的通讯平台业务；而电信系统则相反，在固话、宽带接入等通讯业务的ARPU值（Average Reward Per User）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对视频内容和广告市场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核心应用平台也是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相互钳制、角力的焦点。广电对内容平台资源的把控限制了电信在这个领域业务的开展，而电信对通讯平台资源的把控也对广电的相关业务造成了阻碍。
内容平台是广电系统的核心应用平台。在有线数字电视的增值业务里面，除了传统直播频道以外，增值业务类型包括时移、回看、VOD、NVOD、高清等。在格兰研究监测的60个地市有线运营商中，[10]有46个开通了VOD。在CMMB方面，截至2009年6月，CMMB的广[11]播电视业务包括6套清流节目和4套广播节目。无论是节目源数量、质量还是业务开展的丰富程度，广电系统的内容平台建设都要远远好于电信系统。在电视终端，电信系统的IPTV只有上海电信百事通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直播和点播业务。在手机终端，由于节目内容的缺乏和网络带宽的限制，移动通信运营商绕开了视频内容，主要集中在手机报业务拓展上。中国移动公布的财报显示：2008年手机报付费用户达到4149万，传统媒体通过手机报平台已发行110种手机报。
通讯平台是电信系统的核心应用平台。据《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8亿人，较2007年增长了133%。而通过有线网络开展宽带接入业务则是广电固网增值的重点，截至2009年3月，格兰研究调查中国有线宽带发展较好的76个城市的宽带用户总数达到[12]231.51万户，约占中国有线电视用户总数的1.4%。（2）新兴增值业务平台齐头并进
在其他增值业务平台，如商务平台、娱乐平台和生活资讯平台方面，双方都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联合外部资源发展。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在格兰研究监控的60个地市有线运营商中，14个开通了股票系统或股票交易，5个开通了互动游戏，55个开通了数据广播业务，[13]主要内容有政务信息及百姓生活资讯类。上海电信IPTV也开通了互动游戏、购物资讯、理财、远程趣味教育等增值业务。另外，电信的IPTV运营商还利用IP网络为党政机关、宾馆酒店、城市社区、大中小学等行业性质的用户提供专项平台，以此运营牌照和突破内容的制
[14]约。在CMMB的业务规划中，除了已开通的广播电视频道业务以外，还有紧急广播业务和数字内容业务。规划的数字内容业务有超级视频、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热点新闻、生活资讯、股市财经、交通[15]导航等。四、两大系统角力的竞争领域与竞争态势
1.三个竞争维度
在两大系统的平台之争中，用户是基础平台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一方主体，围绕个人、家庭和城市三个不同层级的服务对象，广电和电信的平台体系将在“个人信息平台”、“家庭信息平台”和“城市综合信息平台”三个维度展开全方位的激烈争夺。这三个维度的划分是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的，在对每一类用户应用服务开发上，电信和广电系统都将搭建起全业务捆绑的应用平台体系。
根据张豪等人的定义，所谓“个人信息平台”，是指以满足个人信息需求为目标，以个人信息服务技术体系为标志，以数据库体系为[16]运营核心，实现海量信息需求与海量信息供给精准适配的系统。蜂窝通信型平台是唯一成型的个人信息平台，现在已经成为市场化最成功的平台，随着三大电信运营商的3G建网和投入使用，电信系统对个人信息平台的抢占正在加速。另一方面，广电系统自主研发的个人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利用传输带宽大、图像质量高、覆盖面广、接收终端广泛、经济实用、不受用户数量限制等优势快速切入市场后，个人信息平台的3G手机和CMMB之争将日趋激烈。
根据王薇等人的定义，“所谓家庭信息平台，是指基于数字电视系统，以家庭用户信息数据库和数字内容库为基础的，为家庭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以满足家庭用户信息需求的系统，其核心是可控的[17]实时互动的家庭信息的获取及处理”。在对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何者为构建家庭信息平台的主导力量的分析中，王薇指出，广电系统具有建立家庭信息平台的天然优势，主要表现在内容优势、网络优势、[18]终端用户优势以及政府支持四个方面。然而，随着三网融合的政策松动，电信系统的IPTV将与广电系统的有线数字电视展开对家庭信息平台的激烈争夺。
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的服务对象涵盖了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各个层面，是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一个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把竞争的焦点落在下一代网络NGN和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上面。2004年2月，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局ITU提出了下一代网络NGN的定义、具体技术指标和相关业务要求，我国电信系统以此作为“三网融合”的解决方案。NGN是“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work）”或“新一代网络（New Generation Network）”的缩写，它继承了现有电信技术的优势，以软交换为控制核心、以分组交换网络为传输平台、结合多种接入方式（包括固定网、移动网等）的网络体系，支持通用移动性，能够提供话音、视频、数据等多媒体综合业务。2008年12月，广电总局与科技部签署《国家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暨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自主创新合作协议书》，由此提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三网融合”方案，是以有线电视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的成果为基础，以“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撑，构建中国“三网融合”的、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全程全网的新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在此网络基础上，可以提供高清晰度电视、数字视音频节目、高速数据接入和话音等一站式服务，而且全部双向交互，互联互通，多功能，全业务。虽然目前还未能看到具体技术架构和业务形态，但是NGN和NGB概念的分别提出，必然带来最高层面的主导权的争夺。
2.竞争在强化，垄断也在强化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把市场结构分成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技术的创新打破原有的产业边界，电信和广电两大系统在三个维度展开全面竞争，在这个信息和传媒产业融合的领域，将出现竞争在强化，同时垄断也在强化的局面。一方面，产业融合带来了增值业务市场边界的不断扩大，成本约束和资源依赖被打破，替代品增加，消费者选择增强。这是一个增量发展的市场空间，必然吸引大量的利益主体进入，竞争将在平台内外以及各个层面同时展开。任何一个企业想要获得垄断，都必须承担来自技术、策略和政策方面的成本，而如果垄断成本高于重复建设的成本，那么竞争将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在信息和传媒这些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极其明显的产业中，技术标准化决定的基础平台的完全替代性最终将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同时应用平台的复制性竞争也使得用户的选择减少，而需求方规模经济的特性使得垄断程度不断提高，这必然提高市场集中度，形成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
3.平台竞争之悖论：去中心化的表述，再中心化的重构
平台化实现了双边主体间多点对多点的高效率互动传播，与传统的“通路”形态相比，表面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无论对于应用服务提供商还是用户来说，都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应用服务提供商不再受制于一定的“通路”资源限制，不再被迫收敛于一定的产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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