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张培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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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实践：中国县域发展范本试读：
顺德实践——中国县域发展范本郑永年 张培发 著中信出版集团序郑永年一我长期在城市国家新加坡工作，总是感叹这个城市国家的国际魅力。新加坡人自称为地图上的“小红点”，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被很多人称“小国大外交”。不过，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外交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内部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就。没有这样的成就，哪里会有大外交的基础呢？世界上小国并不少，但有几个能够像新加坡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呢？顺德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一个观察点。在做顺德研究时，我总想把新加坡和顺德两地做些比较，尽管前者是一个国家，后者只是中国的一个县域。这么做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同新加坡一样，顺德这个小地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其地域限制。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顺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释放出来的影响力和其行政级别是不相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往回看，人们会发现，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顺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国家很多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从顺德开始的，或者为顺德人首创，或者是国家把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放在顺德实践，然后再推广开来。第二，在过去的40年间，顺德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的改革。顺德人很能干，但不是蛮干，而是谦虚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再大胆而谨慎地把他人的经验通过“再创造的过程”应用于顺德，转化成为顺德自己的东西。顺德人向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学习，也向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学习，总能找到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这里必须强调一下顺德向新加坡学习的过程。这些年来，顺德不知道派送了多少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我自己就接待过很多顺德代表团，他们的好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正是因为顺德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顺德的地方改革就具有了“国际性”。如果把顺德的经验和新加坡的经验做一比较，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再把顺德经验提升到概念或者理论层面，那么，人们也会发现，顺德的经验具有普遍适用性。二顺德的成功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地方，也是驱使我们写这本有关顺德成功故事的作品的动机。这些年来，“讲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一股不小的潮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巨变。不管人们对中国的巨变有怎样的评价，但很少有人否认，“中国故事”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如何讲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则是一个挑战。有故事是一件事情，把故事讲出来是另一件事情，把故事讲好则更为艰难。一些人讲宏大的中国故事，结果越讲越抽象，故事本身反而消失了；另一些人则讲细小的故事，结果往往陷入琐碎之中，使得故事失去了社会的普遍意义。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讲“小故事”来反映“大变局”。“小故事”里面有人、有事，贴近生活的真实，但所有的真实都是发生在“大变局”的背景之下的。这本书里讲的就是顺德的“小故事”，通过顺德这一“小故事”来反映和理解中国这40年的“大变局”。如何叙述故事？有关顺德的故事不是小说，容不得任何虚构，本书所说之事也没有任何一件是道听途说得来。我们讲的顺德故事是每位合作者严肃认真研究的产物，有根有据，基于可以验证的经验材料。在叙述方面，我们力求学术研究和朴实表达的平衡。故事是讲给人听的，必须让人听得懂。三本书从中国的40年看顺德的发展，从顺德的40年看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本书既是中国发展的顺德画卷，也是顺德发展的中国画卷。我们力求探索顺德实践逻辑和中国实践逻辑之间的关联。国家的很多改革政策都是在顺德先行一步，先试一步。无论是顺德人创始的政策还是国家推动的政策，顺德的“先行一步”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和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爆炸”改革方式不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在很多领域，国家容许和鼓励地方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试行自己的地方性政策。同时，即使是中央层面提出的政策也往往先在一个地方试验，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扩展到几个地方；在几个地方成功了，再扩展到整个国家，上升为国家政策。顺德在这个改革逻辑中做得非常成功。一方面，顺德的改革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提升。这种实践性和经验性使得顺德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顺德又需要服从大局，执行中央的政策。这是一个良性的改革循环和提升过程。那么，具体说来，顺德的改革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国家层面具有可复制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呢？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至少如下几个关联的方面可供人们思考。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关联”的重要性。因为顺德是成功的，顺德的故事没有被人忽视。无论在书籍还是文章中，不同的人已经讲述了不少顺德故事。不过，以我所见，迄今为止人们所讲的故事往往是“单向面”的，例如对顺德的故事做一“经济学”的解释，或者“政治学”的解释，或者“社会学”的解释。我认为，尽管从学术上来说，这样讲既不可避免，也是应当的，但这种“单向面”的讲述不仅出现了方法论的问题，更会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或者价值导向，经常把故事讲偏。本书的作者团队来自不同领域，通过集体讨论和再讨论，努力以全景方式再现顺德故事。如果人们要把顺德的故事概念化和理论化，首先面对的是谁来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但回答这个问题时，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在政府权威消失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因此，在一些人眼里，“发展”与“自由”是可以交换的两个概念。不过，在经验层面，这全然不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多少权威，也没有多少秩序，但没有发展，只有不断丛生和蔓延的暴力。另一个极端是，有了权威也不是一定会有发展，这样的例子同样有很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很多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同样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即使是一直被视为具有先进民主体制的西方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西方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人们对危机的根源多有思考，也有好的思想来应对危机，但就是缺少有效的权威来把这些思想转化成实际的政策，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里，问题的核心便是执政主体及其使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缺乏执政主体，无法提供发展所需的基本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很难转化成发展。另一方面，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尽管有执政主体，但这些执政主体的使命并非求得发展。而在今天的民主国家，基于多党制之上的执政主体很难有效，因为反对党往往为了反对而反对。缺乏有效的执政主体，哪怕有很好的思想，也很难转化成现实。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就是因为解决了执政主体及其使命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主体，政治具有主体性，并且这个主体具有使命感，即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解决了“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着重解决“国家与发展”的问题。但要解决“国家与发展”的问题，党的建设（党建）是第一位的。执政党不仅要引导改革，而且更需要改革自身来适应因为改革而造成的新环境。从历史角度来看，如果执政党不能适应新环境，那么其不仅不能引导一个国家的发展，更会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阻力，最终执政党本身也会被社会所抛弃。在这个意义上，围绕执政党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改革。这一点，从顺德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们把党本身的变化放在首要的位置。无论在顺德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理解中国变化的核心便是理解执政主体即中国共产党的变化。这个改革的主体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性，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确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主体。就这点来说，其他国家很难照搬照抄中国模式。但是，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则表现为普遍适用性，或者说，在中国所发生的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发生，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也可以在中国发生。在这个层面，中国的改革自始至终围绕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放权给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赋权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再者，这三方面的改革必须协调进行，无论是改革顺利进行还是其中遇到困难，都与这三方面改革的协调性有关。这些充分体现在顺德的改革经验中。就经济改革而言，这里所需要解决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者各自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顺德改革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到，要放权市场，首先必须有市场。不过，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政府的回撤并不必然导向市场；相反，市场是政府和社会塑造出来的。不仅政府的回撤需要政府本身的努力，市场的创始和发展更需要政府的助力和推动。在这方面，政府扮演了一系列角色，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训、新型政商关系的确立等方面，更直接涉及资本积累和应用方面（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如果经济发展的主体是资本，那么社会发展的主体即是政府。在任何社会，在资本和社会之间，资本总是占据强势地位，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那么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必然失衡。实际上，总体而言，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有政府的介入，资本和社会之间也是失衡的，即资本占据主导性地位，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这也是今日世界政治领域内民粹主义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整个国家而言，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资本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失衡现象。与整体相比，顺德在社会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更具有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特色。在顺德，政府除了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努力之外，还做了其他更多方面的努力，而这些方面，顺德较其他很多地方做得更好，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领域。第一，城乡一体化。顺德以制造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在广东和全国其他地方是领先的，工业化带动了快速的城市化。但是，顺德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升级。第二，政府对社会力量的培育。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需求越来越高，社会治理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对待社会力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些人对社会力量总是抱有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广东开新风气，很早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政府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社会力量发生和发展，同时政府本身也改变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成为整体社会的“帮手”而非“麻烦”，这使得政府和社会之间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这方面，顺德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三，以社区和文化认同为主体的公共生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塑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社区得以重组，传统得以延续和现代化，生活的意义得以表达。因此，人们会发现，顺德不仅仅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地区，而且也是充满传统气息的地区。这种局面可以说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是社区建设、传统建筑的保护，还是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的建设，都体现了这种努力。这种非经济领域的文化建设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实在不应该。实际上，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最终的目标还是人民“安身立命”。人们甚至可以说，安身立命既是改革开放的集体目标，也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个体目标。而文化则是“安身立命”的体现。如果仅仅把文化建设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文化的发展具有“本体”意义，即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但又超越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文化得不到发展的地方、一个人们不能安身立命的地方，经济社会无论怎样发展都会显得毫无意义。第四，顺德内外关联的建设。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包括海内外顺德人的关联、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关联、顺德的国际化等。这些关联的建设可以说是顺德空间的无限扩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关联使得顺德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更是全球化的内在部分。这些关联使得顺德和国际社会保持信息和技术的同步沟通和交往，这也是顺德人克服“短见”和避免“坐井观天”的有效方法，是顺德在各方面能够“领先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四顺德的故事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书写的人与事。这个成功故事的“书写者”并不容易，当政者一届接着一届，顺德人一代接着一代，没有人见到了成绩就止步不前，也没有人遇到了困难就放弃，这是顺德不断进步、顺德模式不断提升的动力机制。这方面，顺德又非常类似于新加坡。新加坡建国以来，差不多每十年产业就升级一次，社会就进步一个等级。顺德在过去的40年里也是这样过来的，每隔一段时间，顺德总会有创新式的发展，每过一段时间，国家也总会把新的政策拿到顺德来先行先试。因此，尽管本书是顺德过去40年的历史和经验展现，但顺德的故事永远没有结局。进步是永无止境的，顺德人也永远在路上。前言如何读懂顺德？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县一级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张网，全国近3 000个县级行政区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或节点，关系着国家的安危与兴衰。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持续向城市推进。在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向城市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县域改革与发展是重要的一环。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地处珠三角腹地的顺德就是中国县域改革与发展的典型代表。顺德作为正式的县级建制，可追溯至公元1452年，即明景泰三年。当时，朝廷首置顺德县，取“顺天明德”之意。顺德在历史上就是富庶之地，素有“岭南壮县”之称。但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非沿海、非特区的县域，在中国3 000多个县中并不特别显眼，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随后中央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变革，彻底改写了顺德的历史。顺德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迅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县域改革与发展的“领头羊”。在这个过程中，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顺德的行政建制有两次较大的调整：国家民政部于1992年3月26日批准顺德撤县设县级市，建立顺德市；2002年底，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撤销县级顺德市，设立佛山市顺德区，2003年1月，顺德成为佛山市的市辖区。在这本书中，我们从党的建设、综合改革、市场经济、城市进化、民生服务、农村家园、人文生活等7个方面入手，详细剖析顺德作为中国县域发展范本的实践脉络。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顺德过去40年创造出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一个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让党中央的政策方针率先在顺德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虽然地处岭南，与北京相距数千公里，但顺德的发展却屡屡引发中央关注。过去40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顺德视察、调研过。每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都给顺德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激励顺德人继续大胆探索，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县域发展的潮流。在中央和上级党委的亲切关怀下，顺德牢牢抓好三支队伍的党建和普通党员的培育，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这三支队伍分别是党政干部队伍、企业家队伍和村（社区）“两委”队伍，他们是推动顺德改革与发展最为重要的三支力量。有学者曾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归结为“县域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党政干部队伍是引领地方发展的第一支撑。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顺德。多年来，顺德高度重视党政干部人才建设，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一支敢想敢干、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于改革的干部队伍，带领顺德群众攻坚克难，大胆探索，在困难与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确保顺德的改革与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跟国内许多地方不同的是，顺德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之后，率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队伍，是顺德多年来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如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搞好党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课题。率先发展的顺德也率先作答，推动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的有效覆盖。在顺德，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是优秀共产党员。基层不稳，地动山摇。没有农村的改革与稳定，就没有城市的繁荣与发展。顺德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在顺德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培养一批村居发展的“带头人”，锻造一支在农民中具有较高威信的干部队伍，不仅为顺德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也是带领村民致富的重要力量。在建设好这三支队伍的同时，顺德高度重视普通党员的培养，及时吸收社会各界先进分子入党，并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和制度建设，确保普通党员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时代先锋，为各项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二改革被誉为顺德发展之魂，为顺德的前行提供不竭动力。顺德人善于搞改革，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过去40年，几乎每隔10年，顺德就会有一次大的改革。从1992年的“拆庙搬神”到1999年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从2009年的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到2018年的率先建设高质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顺德的改革从没间断，一届接着一届干。顺德人搞改革，既有上级赋予的使命，也有地方发展的实际需求，是二者良性互动的结果。试点先行，是中国推动改革的有效方法。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中央经常赋予广东为中国发展探路的使命。每逢这种关键时刻，广东省委省政府都会赋予顺德广东探路先锋的使命。如1992年广东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就赋予顺德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任务，先行一步；1999年，中央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广东又选择顺德作为全省试点；2008年，广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再次选择顺德作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要求，广东省委深改组又赋予顺德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验区的新使命。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都是顺德？因为顺德有改革的基础，顺德人有改革的基因，更因顺德率先发展，有率先改革的动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过去40年，从大的方面来看，顺德进行两轮综合改革，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破解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问题而进行的，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顺德就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先行一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迅速跻身广东“四小虎”行列。但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之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弊端日益明显，于是顺德在1992年率先开展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培育了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2006年，顺德成为全国首个GDP（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亿的县区，经济迈入更高发展水平，要求进一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构建服务型政府，于是，顺德在2009年启动新一轮综合改革，提出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治理模式，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跟其他地方多“单兵突进”的改革不一样，顺德每次改革都紧紧抓住制约发展的关键环节，然后综合施策，形成系统效应，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1992年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在破解政企不分难题、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还综合推进了社保、农村、行政体制等多项改革；在1999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中，则确立了发展、建设、改革三大战略；在2009年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中，则统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社会体制、基层治理等多项改革；在2018年率先建设广东高质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则从村级工业园改造、科技顺德、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综合推进。顺德改革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各种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引领性。1992年，在姓“资”与姓“社”的巨大争议中，顺德人低调前行，从实际出发，摸到了“企业产权”这一核心关键，率先探索建立权责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推动了地方的大发展，而且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成为中央推广的一个重要内容。又如2009年，顺德没有固守传统行政体制改革的做法，率先进行党政联动的大部制改革，当时被媒体惊呼为“石破天惊”，甚至一度陷入舆论的旋涡。但如今，党的十九大已明确“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的改革方向。这意味着，顺德又做对了。三产业被誉为顺德发展之根，是顺德行稳致远的核心。改革只是一种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体量庞大的实体经济，驰名中外的产业集群、企业品牌是顺德多年来与改革并驾齐驱的区域名片，也是顺德4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直观体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顺德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乡镇企业经济，推动顺德迅速跻身广东“四小虎”行列。这一阶段，顺德党委政府顺势而为，确立了“工业立县”战略，并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很快，当地就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以工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的发展特点，后来被学界总结为“顺德模式”。90年代初，顺德在全国率先开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造就了发达民营经济，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顺德也涌现了多个全国知名的产业集群，培育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品牌，获得中国家电之都、中国燃气具之都、中国家具材料之都、中国家具商贸之都、中国家具制造重镇、中国涂料之乡等多个称号。跟制造业发展同步，顺德还孕育了发达的专业市场和会展经济。1992年5月10日，《经济日报》头版《北人南行记》栏目刊发题为《“可怕”的顺德人》的报道，描述了顺德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与众多顺德工业产品在全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现象，惊叹顺德人的“可怕”。这是国内媒体首次用“可怕”这个“不太中听”的词语来描述顺德。此后，“可怕的顺德人”被人们不断引用，并广为传播，成为顺德人的一个重要“标签”。如今，顺德产业正迈入全球化运营的新阶段，美的、伊之密等企业正在进行全球布局，从资本并购到设立研发中心，到品牌运营，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爬升。顺德产业的辉煌成就，一方面得益于改革所释放的市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当地政府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时高效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多年来，顺德的政务环境与政府服务一直被广大企业家所称道。不少人都认为，顺德是国内“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典范。四工业化的下一步是城市化。顺德人较早意识到了城市化对发展的引领作用。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顺德同步开启城市化新实践，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顺德的城市化是被工业化推着走的。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农民“洗脚上田”，开启了乡村工业化的探索。“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面开花格局让顺德留下了“城不城，乡不乡”的弊病。进入90年代，顺德在推动中级工业化的同时，开始探索城乡一体化。1999年成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试点后，顺德将城市化战略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建设一个与经济体量相匹配的现代化城市，并开始规划建设新城区。尽管顺德较早提出城市化战略，但相比之下，工业立县战略的影响更为深远。直到2011年，顺德才对“工业立县”进行大胆“变阵”，提出“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共建共享幸福顺德”的战略目标，推出美城行动、城市升级计划等系列举措，对半城市化半工业化的现实进行一次“大修复”，力争改变制造业城市的刻板形象。当然，顺德推动这次转型，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要满足产业转型的需要。伴随着产业高端化，原有的“工厂化”环境已难以吸引到创新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和资源，必须重塑一个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城市环境。城市化首先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无论是工业化时期，还是城市化时代，良好的基础设施都是城市的重要支撑。在传统水运时代，顺德利用密布的河网创造了缫丝产业的辉煌。改革开放后，顺德仍依靠内河港口，成就了发达的外贸经济。在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进程中，顺德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从公路到高速公路再到高铁、地铁，一步步构建出内通外联的立体交通网，融入珠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中。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必须有一个中心集聚区。顺德自明代建县以来，就一直以大良为县治，从未改变。但大良旧城已经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于是顺德就以德胜新区为核心启动新城区建设，并持续扩容成为顺德新城，成为佛山“2+5”[1]组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了一个拥有百万级人口的城市高潮区。近年来，顺德又承接了佛山“强中心”之一的“佛山新城”的管理，形成了顺德新城与佛山新城双核运作模式。在打造中心城区的同时，顺德还致力于以镇（街道）为主阵地，建设一批魅力小城。跟国内很多地方不一样，顺德拥有发达的镇域经济，每个镇（街道）面积不大，人口却达二三十万，产业相对集聚，规模和体量几乎等同于内地县城。工业化时期，这些镇（街道）形成了发达的专业镇经济，一镇一品；在城市化阶段，顺德开始探索专业镇升级之道，打造城产人文深度融合的魅力小城、特色小镇，并通过网络化连接提升各镇（街道）的整体能级。总的来看，顺德的城市化与其经济布局是比较一致的，体现为一种“大分散、小集聚”的网络型结构，不追求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没有各种大城市高度集中后引发的“城市病”，每个镇（街道）都有自己的中心和产业，相互之间能够通过现代化的交通进行便捷联系，居民也可就近享受城市的便利，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五改革促发展，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转型的过程中，顺德也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教育和医疗是每个人都关心的民生事业，关乎每个家庭的未来。改革开放之后，顺德对民生事业的恢复，也是从教育、医疗入手的，并将其一直作为民生事业的重头戏持续加大投入。顺德教育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致力于提供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良好的成长机会；二是彰显经济服务功能，建立完善的职教体系，成立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产业工人，近年来又根据产业转型需要，与高校合作共建研究院，为产业创新提供支撑；三是满足不同层次需求，既有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学校，也有面向贫困学子的特色学校。顺德的医疗事业从侨捐助力起步，特点也很突出：一是持续完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让市民能就近看病问诊；二是与高校合作，导入高端医疗资源，创新医疗模式，让市民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顺德较早意识到了社会保障的问题，早在1984年就率先进行了社会保障改革，实现对乡镇企业职工的覆盖。之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顺德都把完善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一环，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及时解决市民个体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后顾之忧。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外，顺德还高度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扶。顺德一直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发展的经济更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老板的慈善热情。顺德的慈善早已突破了传统模式：一是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建立了现代慈善组织和运营方式；二是全民慈善深入开展；三是慈善内涵持续拓宽，从传统扶贫济困向养老、公益等领域延伸。在致力于服务户籍人口的同时，顺德还十分重视为“新市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过去40年，顺德一路高歌猛进，除了本地居民的勤劳与智慧，更离不开庞大的外来人口的努力与付出。甚至可以说，没有大量的外来人口，顺德今天的成绩可能会大打折扣。顺德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尽力为他们在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领域提供各种服务。作为社会改革的先行者，顺德民生事业的另一大特点，是学习国内外发达城市的经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致力于为市民提供多元、精准的社会服务，推动社会和谐进入新阶段。六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顺德始终没有忘记农村，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岭南水乡。实际上，跟全国一样，顺德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顺德农村以“双包”改革激活农村生产活力，为集体经济大发展奠定基础。正是通过农村改革，顺德率先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才有多余的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出来，为工业腾飞提供了基础条件。闻名全国的顺德乡镇企业也是从本地农村社队企业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曾几何时，顺德的农村发展也走过不少弯路，面临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等诸多挑战。但发展起来的顺德，始终没有忘记其出发的地方。在每一次发展的关键节点，顺德都将农村改革作为重要一环进行部署，持续加大投入，从改善基础设施、整治水环境、下沉公共服务、保护古建筑、导入企业资源等多个维度入手，推动村居整体升级，让农村和农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进程。这里只讲一点。外界很难想象，在工业高度发达的顺德，其农业发展水平也一直在广东稳居前列。从20世纪80年代的[2][3]“摇头摆尾”，到90年代的“两家一花”，塘鱼、花卉等农业产业一直是顺德重要的支柱。在此基础上，顺德还发展出多种模式的外延农业，将发展触角延伸至周边地区，孕育出多个农业龙头企业。如今，顺德又迎来工业资本“反哺”农业的新阶段，不少工业企业开始用工业资本、工业管理及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七多年来，顺德多以改革创新著称，敢闯敢试，敢于打破各种束缚。但实际上，顺德也是一个很尊重并注重传承传统的地方。时至今日，顺德不仅完整地保留了各种传统民俗，还将其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历史上，顺德被誉为“岭南壮县”，是富饶之地，但这种成就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残酷的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核心腹地是顺德的优势，但临近珠江入海口，让顺德成为与大海“斗争”的前沿，不少土地都是“围海”围出来的。长期与大海的交往与斗争，孕育了顺德人敢于冒险、勇吃螃蟹的精神风貌。水网交织的现实，让顺德人十分推崇龙舟运动。每年，一到端午节，每处村庄，几乎都以社庙为单位，举行龙舟竞渡活动，锻造出顺德人奋勇争先的意识。有观察者指出，作为鱼米之乡，顺德传统农业十分发达。但跟很多鱼米之乡不一样，顺德人更擅长种植经济作物，而经济作物的一大特点，就是要与市场进行交换，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生产，因此这个地方的民众，在较早时候就接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锻炼出了敏锐的市场意识。因为注重经济作物种植，顺德在近代就已获得“南国丝都”的美誉，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形成了“实业兴邦”的传统。不仅如此，“食在广州，厨出凤城”，作为粤菜的发源地，顺德有非常发达的饮食文化，也是专业厨师的重要产出地。海内外不少高档餐厅，皆以聘请顺德大厨当担主厨作为招揽客源的噱头。顺德人对美食的追求已经达到了极致，尤其在鱼的做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说，顺德人吃鱼的方法已经超过200种，一条普通的鱼到了顺德厨师手里就会有着万般美味的变化。顺德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对美食品质的极致追求，已经全面融入当地日常生活和做事做人中。除了传统的本土文化，侨乡文化也是顺德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文化力量。作为著名侨乡，顺德人侨居外国的历史比顺德建县的历史还要长。目前，顺德有50多万华侨华人和港澳乡亲，遍布世界五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多万人为港澳乡亲。这些乡亲在过去40年一直以各种方式支持顺德的建设与发展，捐资助学、助医助困、开办工厂、发展建议等无所不包。如果没有这些乡亲的热心参与，顺德在过去40年中的发展恐怕会逊色不少。[1] “2+5”组团即佛山市规划建设以2个（佛山市中心组团、大良容桂组团）100万人口以上和5个（九江龙江组团、西江组团、西南组团、狮山组团、大沥盐步组团）40万~75万人口为聚集区的佛山市中心城区。[2] “摇头”指风扇，“摆尾”指塘鱼，这是顺德当时的两大产业。[3] “两家一花”即家电、家具和花卉产业。第一章党的建设“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顺德改革发展的第一经验。多年来，顺德始终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省、市各级党委的决定，确保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多年来，顺德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注意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始终坚持发扬党员先锋队作用，大力吸收和培育社会各界人才，强化对一般党员的管理和教育，通过培育忠诚可靠的农村带头人、企业带头人，打造担当有为的干部队伍，筑牢了改革发展的坚实基础，厚植了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驶上快车道，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县区。来自中南海的关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但改革绝非一帆风顺。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改革，但40年过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鲜明旗帜，苏联、东欧共产党却先后丧失政权，其中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观察近年来世界改革历史，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不管是市场的发育还是社会力量的培育，都难以再单独依靠自发力量，这就要求那些希望通过改革走向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强大的政党政治力量为核心，以党和政府的主体性力量主动推进，分步骤有序培育改革所需的诸元素。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成功走出改革开放道路的根本保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也改写了顺德这个面积仅有806平方公里的县域的命运。回顾顺德多年来的发展实践，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始终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长期以来，中央和各级党委高度关注顺德改革实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顺德视察，激励顺德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一代又一代顺德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实干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省委交予顺德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县域发展“杀出一条血路”。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84年1月29日下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广东视察改革情况。在顺德大良清晖园，他逗留了20分钟。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在现场给顺德出主意：“顺德养鱼业很发达，塘鱼产量高，值钱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全国对山的利用比较好，但对水的利用比较少，[1]（顺德）要充分利用起来！”伟人指路，给顺德送来加速发展的契机。1984年，顺德县委提出，今后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商品生产为重点，农、工、副、商一起上，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在农业生产方面，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什么经济效益高，就种植什么、养殖什么，不要再被计划面积、单产、总产等框框束缚。此后5年，顺德的水果、塘鱼、花卉等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形成了“陈村花卉”等知名农业品牌。但顺德并未满足于农业发展，而是果断采取五大措施，大力发展区、乡工业，从根本上调整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进一步把经济全面搞活，逐步建立多渠道、少环节、信息灵、周转快的开放型商品流通体制，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业态和科学技术，迅速建成一个包括20多个行业的现代工业体系。1990年，顺德的工农业[2]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00.21亿元和35.05亿元。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生产力面前，也有的地方改革的步伐迟疑了。是故步自封还是继续深化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来到广东，在这里讲出了他的心里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3]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顺德已成长为改革开放的标杆之一。再次来到顺德，邓小平看得很多，也说得很多。他说：“顺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下[4]去。”这是为改革者加油鼓劲。“小平同志的到来真是一场及时雨啊，为我们这些基层工[5]作者洗刷了心中的疑惑与疙瘩，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事实上，当时顺德人对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有人形容顺德政企合一发展模式是“无钱就借债，有钱就死晒（分光），还钱就下[6]一届”。然而，邓小平的到来，犹如催生万物的春风吹遍顺德大地，再一次唤起了改革的大潮。1992年，在珠江冰箱厂，邓小平反复问道：“是乡镇企业？这个企业是什么级别？”随行的省委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套，它连股级都不到，但是从实力和影响看，它相当于集团军。”邓小平又问厂长潘宁：“有没有出口？”“有。”“去年你们厂的出口产值是多少？”“接近700万美元。”“嗯，出口到什么地方呀？”“巴基斯坦、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香港地区。”邓小平颇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族工业，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滔滔不绝地谈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重大意义，越讲越兴奋，尽管随行人员催促他、暗示他时间到了，但他还是继续讲下去，原计划只停留20分钟，却延长到了40分钟。1992年2月24—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时的重要谈话精神，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决定把顺德县作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这是震撼全国的顺德综合改革试验的开端。顺德决心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步，撤县建市，并对党政机构进行大规模“拆庙减员”。仅用10个月，市一级党政机构由过去的56个减至28个，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125个，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由[7]原来的1 200多人减至900多人。改到深处是产权。1993年底，顺德率先大胆开展企业产[8]权制度改革，一边是“靓女先嫁”——让效益好、规模大的企业，先进行部分产权转让，一边是设立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公有资产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逐步建立适应现代管理需要的公有资产分层管理、分工监管的体制；另外，还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公有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的公司化进行改造，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加大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通过几年改革，顺德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改革上“杀出一条血路”。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不仅推动了本地大发展，还从实践上证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决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91年4月11—13日，广东省委负责人到顺德考察了桂洲、容奇、北滘后认为，顺德这里没有特区的条件，但建设起来了，起码在珠江三角洲可以推广。又对顺德提出了“要在全省带头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顺德全面地体现出来”的发展目标。1992年2月的省委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如果这个不是特区的内陆县（顺德），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探索，能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赶上“四小龙”方面成为广东省的样板，那对全省有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企业党建受到中央关注在企业产权上“敢为天下先”是顺德改革的重要标志，这常常让人忽视了顺德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产权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同时，顺德把企业党建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一环。紧紧抓住“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这个宗旨，顺德为企业发展创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带来地方经济的新突破。2000年，顺德大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企业党建工作会议。顺德规模企业、合资企业、转制企业、私营企业党组织的5位负责人分别做了汇报。江泽民一边听一边记录，然后向在场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党建怎么搞，党员们都在想些什么，信仰如何，信念如何？[9]一位企业负责人这样回答：现在一些老同志比较现实，希望工作能稳定，生活有保障；年轻人就希望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有实现才华的舞台。对此，基层党组织就必须务实，满足员工[10]的需求，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简单的话语说出了基层朴实的愿望。这个会议在顺德召开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改革开放先行地，通过有效开展党建，实现了新增党员中企业人员占50%，80%以上为高中以上文化学历、30多岁以下青年的成绩。顺德的实践有力地回答了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达地区党建怎么搞”的重大问题，获得了总书记的肯定，他勉励顺德企[11]业党组织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党的建设。2005年9月，顺德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公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先行组建、逐步提高、突破重点、抓大促小、分类指导”的工作思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要求镇、街承担属地责任，担负起区域内流动党员以及工业园、开发区等领域的党建工作，实现区、镇（街道）、村（社区）、园区四级联动，齐抓企业党建。鼓励技术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2004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指出，解决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个课题，对我们促进发展、搞好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间，胡锦涛来到顺德美的集团。据报道，在看到美的海外分支机构图，听到美的十多年来与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市场合作、资本合作后，他高兴地指出：“这条路走得对。你们不但要引进，还要消化和提高，要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他称赞美的有自己的产业链，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种好模式，值得推广。实际上，进入新世纪后，顺德规模企业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自主研发的作用，纷纷设立科技研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等。2001年，顺德更首开全国县域院地合作先河，成立中国工程院（顺德）院士咨询活动中心，与中国工程院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在科技创新的带动下，顺德经济快速发展，在2006年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2008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当年9月，广东省委“点将”顺德为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首批试点单位。10月15日，顺德举行全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动员大会，提出成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验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先锋队、全省科学发展综合改革的试验区、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参与者、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排头兵等五大目标。在进一步思想解放中，顺德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通过广泛开展“三调研、三落实”，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大胆探索。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在会议中表示：“很高兴听顺德的汇报，这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选顺德是对[12]的，确实比我想的还大胆。”“农村党建工作让群众更满意”2012年12月7—11日，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第一次到地方考察，便选定广东。9日上午，习近平一行来到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考察基层党建，慰问困难群众。在黄龙村，习近平最关心、最惦记的是困难群众。如何让基层群众更多地分享到国家发展进步的成果？习总书记在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提出了“农村党建工作让群众更满意”的期望。总书记的寄语产生了巨大的实践力量。数年来，黄龙村从昔日发展较慢村、软弱涣散村，转变为党委领导有力、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基层和谐稳定的发展典范村，探索了“党建+公共服务”的有效模式。近年来，该村用于民生事业建设的资金达到每年近3 000万元，有力推进了黄涌幼儿园、龙涌幼儿园、两个市场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黄龙村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三资”平台建设，实行集体资产公开交易制度。2012年至2017年6月间，共实现111宗资产上平台交易，成功交易90宗，交易总额9 873万元，项目平均溢价54.6%，最高溢价超27倍。2016年全村工业产值约4.9亿元，较2012年增加15%。人们纷纷涌入黄龙村，黄龙村外来人口数量从2012年时的6 200多人猛增至2017年末的超万人。根据现实需求，黄龙村还新建黄龙书院，打造基层一线党员培训平台，成为大家学习传统革命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阵地，为黄龙村和顺德注入更多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提出了“农村党建工作让群众更满意”的期望（摄影戴嘉信）希望未来这里有8 000名设计师习总书记高度重视顺德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产业链上不断向上游进发的实践，视察了位于北滘的广东工业设计城。当时，设计城的设计师有800人。据广东工业设计城工作人员回忆：“习总书记离开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希望我[13]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们这里有8 000名设计师了。’”习总书记一席话，是对顺德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谆谆嘱托。对此，广东工业设计城不断发挥核心启动区的创新资源禀赋和产业引领优势，通过政企联动，加快新载体建设，全力打造创新生态，力促园区与区域产业体系发生“共振”效应。如今，习总书记的希冀正变为现实。根据2017年6月的统计，广东工业设计城核心启动区内聚集国内外设计师1 418人；美的全球创新中心约有4 230名科技研发人员；广东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联合培养及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共有1 516人；科凡家具有限公司有包括全国600家门店及科凡总部的设计研发人员共计956人的设计研发团队。到2018年，广东工业设计城设计研发人员已经发展到超过8 100人，成为设计人才的前沿阵地。广东工业设计城的“设计力”正快速改变着传统制造业。据统计，该设计城核心启动区吸引国内外设计企业253家，拥有发明专利和授权专利3 191项，创新设计产品转化率近85%，设计服务收入从2012年的3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7.5亿元。据分析研究显示，在广东，工业设计每投入1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100元，这意味着广东工业设计城2017年对经济的拉[14]动超过750亿元。干部队伍：先行一步的“引领者”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首先从干部开始。干部搞改革。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相比，我们始终抓住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队伍推动改革破冰、引领改革方向结合起来。党的干部队伍既是搞改革、促发展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又是改革开放事业最积极、最忠实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一代又一代党的优秀干部，确保改革开放始终沿着党中央部署的道路正确前行。改革出干部。在巨大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中，党的广大干部经受住了长期和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成长为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培养出在复杂环境中驾驭风险和实现党的自我完善的强大能力。多年来，顺德始终坚持与实践相结合，逐渐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培养机制，锻造了一支引领改革开放的好队伍。他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带领顺德“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引领顺德改革发展的“领头羊”。“全国最年轻的县委会”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顺德的改革发展始于对“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清理和解决。1979年2月23日，中共顺德县委发出《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案件复查审批权限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好“文化大革命”前案件的复查工作。随后，顺德各级党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清理平反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上。至1981年4月，复查案件278宗，占总数的92.97%。复查后撤销原处分的148人，减轻处分的[15]29人，其中恢复党籍的45人，恢复公职的68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得顺德党组织迅速恢复了元气，党的干部队伍恢复了生气。但是同改革开放的要求相比，顺德优秀干部、年轻干部的数量还很不够。特别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16]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后，顺德干部队伍普遍年龄偏大、职数偏多、文化偏低，年轻干部的才干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等缺点日益凸显。据统计，1981年，全县干部总数8 667人，但大专以上学历仅占10.51%，小学以下学历却占23.92%。在年龄结构方面，35岁以下仅占19.35%，36岁至45岁占[17]34.42%，46岁至55岁占38.14%，56岁至60岁占8.09%。当时顺德县委领导班子对顺德干部队伍的种种缺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1980年9月，顺德第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把那些经过实践考验，真正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也要大胆提拔和使用，逐步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18]务相适应。这次会议以后，为了改善干部队伍年龄和学历结构，顺德积极分步骤遵照中央精神推进干部“四化”。一是在干部选拔中引入民主评议等环节，并确定领导班子配置规范。根据县委设计，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10个公社党委除杏坛公社设15名委员，设书记、副书记5名之外，均设委员13名、书记和副书记4名，大良、容奇镇党委设委员11名，其中书记和副书记设3~4名，并实行任期制，基层队伍建设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1984年又进一步进行了干部制度、人事制度改革，要求简政放权，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同时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实行任期制、招聘制、选举制，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明确工作任务、职责权限。随后，县级党政机构进行了一波改革，县级行政机构从40个减至30个，领导班子线[19]数从原来的平均6.7线减为2.9线。二是通过文件明确聘任领导干部范围和条件。根据1986年县委的文件，要求聘任领导干部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有开创新局面的胆识和才干；必须作风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熟悉业务，能综合分析问题，思想敏锐，有独立见解，工作成绩突出；还必须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真才实学。三是加强干部队伍知识培训。1980年3月，县委党校制订今后三年干部轮训工作规划。1984年至1986年，有365人完成大专文化学习，849人完成中专文化学习，143人完成高中[20]文化学习。四是开展后备干部队伍建设。1980年开始，顺德各级党委普遍把做好中青年培训对象的选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成熟一个提拔一个。198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当时全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50.5岁下降为46.2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占14.7%上升至占30.4%。后来，顺德进一步创立了领导干部助理制，1984—1989年，先后有398名中[21]青年干部被选拔到镇、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任上。最后一点尤其重要。通过这一轮干部选拔和后备干部队伍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