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末代工农兵学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敬一丹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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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试读：

微信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学同学的微信群一直很温暖，但从没有像2016年秋天这样热闹，因为大家正在准备参加同学相识40年的贵阳大聚会。期待中，呼唤、寻找、回忆、感慨，群里的热度逐日上升，聚会越发让人向往。

突然，我收到小郑同学的短信：“王征走了，今晨。”

赶往他们家的路上，我又看王征前几天的微信：“特别想去聚会。”

小郑泪眼望着丈夫的遗像，低声告诉我，王征一直有心脏病，9月13日这天发病，没有征兆，没有留下什么话。

接下来的几天，同学微信群里一片哀声，那样深的同学情意，那样由衷的表达！告别那天，白花挽联覆盖了殡仪馆，也覆盖了微信群。

日子一天天过去，聚会的日子到了。

贵阳的小渝迎来四面八方的同学。同学就是同学，一见面就没有了时空的距离，我们瞬间回到40年前。

当年的情景，当年的故事，当年的话题，说啊说，说了好几天，也说不完。

然而，我们听不到王征讲故事了。

王征曾经在同学微信群里发过一些回忆录，写大学和知青的生活。他讲述的方式很特别，引来一片热烈的呼应，同学们也期待着下文。我也由此唤起自己的校园回忆，曾想写下来，但念头一闪而过，以后再说吧。

以后……王征没有以后了。我们还有多少以后？

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故事，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过？连我们的孩子都会模模糊糊将信将疑。

我问一个“80后”：“你知道什么是工农兵学员吗？”

他满眼迷惑。

看他拿起手机，我猜他要去百度了。

他会查到：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废止，高校荒芜，从1970年起，基层青年通过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

那么末代工农兵学员呢？

还是我来告诉这个“80后”吧，我们就是末代工农兵学员。作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工农兵学员存在了七届，共有94万学员。1976年入学的我们是最后一届。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

就是这样巧，我们入学、毕业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向后看，末代工农兵学员与往届工农兵学员不同；向前看，与77级、78级更不同。“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不管怎样，这是一段历史。

一个个“我”的记忆，或零碎或模糊或鲜活或生动，如同一片片小拼图，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拼图，构成共同的记忆。

于是，我和同学们说，40年过去了，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记录下来吧，给我们的孩子。

于是，有了这些文字，这些画，这些故事。同一时刻“转折点”，用这个词来形容1976年再贴切不过了。这个转折不仅是国家的，也是我们这群人的。1976年，在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性场景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分散在不同地方，而这一年的秋天，在那个历史时刻，我们在那样的时空里，与转折相遇。

我赶上了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 董传亮

1976年10月18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报到。到了学校才知道，新生报到的日期推迟了！原来党中央发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多所高校推迟了入校时间。

人来了，不能再回去，学校安排我先到学校印刷厂帮忙印教材。印刷厂里，师傅们纷纷议论着：国家有救了，党有救了，老百姓能有好日子了！

10月23日，新闻系老师通知我们，24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百万人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华国锋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要出席。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新闻系的老师一起乘车去天安门。车行到一半就不让走了，全体下车，步行去天安门。

当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面小红旗，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热烈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共产党万岁”……

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宽阔的长安街全是涌动的人流，一齐向着天安门广场移动，口号声此让人热血沸腾。

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也竭尽全力地喊着口号。大约走了四五公里，还没到天安门广场，我的嗓子就喊哑了。

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广院的队伍被安排在国旗杆下。

这时的天安门广场真是旗的海洋、人的海洋、欢乐的海洋，歌声、口号声震天响。人们围成一个个圈，唱啊，跳啊，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达到了沸腾的程度。

下午三点，庆祝大会开始，华国锋和中央领导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我两眼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我要把这些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现场再一次沸腾了。

我感受到了，什么才是普天同庆，什么才是中国人的盛大节日！我被强烈地感染了。

山里女知青此刻有点蒙 敬一丹

1976年，那是多事之年。

秋末冬初，小兴安岭叶落了，却还没有雪，正是最萧瑟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一样。

在我21年的生命经历中，没有哪一年像1976年这样大事连连。这是我知青生活的第四年，我在深山老林听到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听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地震的消息。一次次震惊之后，我感到说不清的迷茫，不知道大山之外正在发生着什么。

北风吹过松花江边的清河小镇，那天，我突然看到一群人走上大街，他们手里拿着纸做的三角形小旗，呼喊着什么。

我走近一看，那小旗上写着“粉碎四人帮！”

风吹着红色和粉色的纸旗，哗啦啦地响。在这闭塞的角落，我有点儿蒙。

我问：什么叫“四人帮”？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变化就在眼前。

正在电台值早班 金重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播出那天，我正在浙江电台值早班，转播中央台的早新闻。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北京传来的消息。

其实在这之前，我大哥就从外面听来传闻，大家都很惊讶，半信半疑，私下里议论纷纷。

大家从中央台新闻里听到这个消息，证实了此前的传闻，都无比振奋。我们的转播也把这消息传遍浙江城乡。在话筒前，我难以平静：国家形势发生大变化，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悲喜交加本命年 柳小平

1976年是最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年。

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告别知青生活，我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

1月8号，一种撕心裂肺的音乐从广播里传出，是哀乐——周总理逝世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哀乐，它是那样使人哀伤。

没想到，刚进入7月，哀乐再次响起——朱德委员长逝世了。1976年的7月特别炎热，让人坐立不安。

7月底，唐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数字传来，最后这个数字是让人惊恐的24万多。

9月9号，令人心惊的哀乐再次响彻中华大地——毛主席逝世了。老百姓觉得天都塌了。我们省台的自办节目除了天气预报以外都停止了，每天大家集中收听收看中央台毛主席逝世的专题节目。

一次，在哀乐长时间奏响时，有位编辑当场晕厥过去。大家都说，今年是怎么了？怎么了？今年是龙年，龙年是大灾年哪。

10月，党中央扭转乾坤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只觉得好像是一声春雷炸响，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总算得到舒缓，压抑已久的情绪大爆发，人们敲锣打鼓涌上街头，真是悲喜交加，心潮难平！大街小巷响起了《祝酒歌》！

1976年，是中国最为动荡的一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这一年，也是我个人悲喜交加的一年，由年初的周天寒彻，到年底的如沐春风。

谁能想到，经历了这一时刻的四个人，不久以后会成为同学？青春的模样

谁能想到，不久以后，我们会成为同学。“同学”，这个词离开我们太久，我们少年时就被迫告别了学生的身份，变成了知青、工人、军人……东西南北，人海茫茫，我们都从哪里来？有着怎样的经历？在重新成为学生之前，和谁在一起？怎样从少年到青年？在那样的年代，他、她、我，青春是什么模样？我曾是知青小兴安岭知青的春夏秋冬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

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汤锅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片片烂漫，让人眼前一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当知青的时候，拍照片是很奢侈的事，因此当时没有留下照片。后来，新胜复制了一个小广播站，留下那个时代的一个念想。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秋天的山，天天都在变。从一片浓绿，到渐渐出现浅黄、橙红。我想到的词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林区老人儿说：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们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儿在树林和草甸之间，我们拿着麻袋，采下一嘟噜一嘟噜榛子，包着榛子的那层厚厚的叶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点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着饱满的榛子。采榛子时，心里想的是家人，总想着多采点儿，晒干，干得哗啦啦响，过年时，把榛子带回家。一边采，一边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没有人来采，年年都这样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山货。在山里，我们停不下来，贪婪地摘下榛子，有时还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动了，我们才下山。

秋雨，让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给家里写信。那时，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种寄托。外面的雨下着，我在枕头上铺上信纸，信给姐姐，那是知青间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团，我是从她的知青生活里成为“准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黑龙江密山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信写给父母时，我描述修路的艰难，爸爸回信：“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时还遇到冬妮娅。”我在信里告诉妈妈：“我试着独自住在广播站，早起广播方便。”妈妈立即回信：“不要独自住，要回到大的集体宿舍！”妈妈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她心里对女儿有深深的担忧，她还在信里发布两个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

冬天，那个傍晚，小兴安岭脚下清河小镇的路上卷过一阵阵白毛风，风夹着雪没遮没拦，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我到这里当知青已经好几年，对这里的冷已经习惯了。我顶着风，睁不开眼睛，迈不开腿，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儿木。这时，迎面来了一挂马车，那马身上结了白霜，车老板的帽子上也结了白霜。走近了，那车老板指着我，说着什么。我没听清，愣在那儿。车老板勒了勒缰绳，马慢了下来，几乎停住了，车老板指着我的脸说：“你的脸冻了！”我赶紧用手去摸，他又说：“别用热手摸。”说着，马车带着一团白雾在冰雪路上走了。我于是背着风，倒着走，终于到了屋子里，对着镜子一看，通红的脸颊上白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那白变红了，好了，没事儿了。人家告诉我：如果你当时再冻下去，就冻伤了，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你这脸上就带花了。

我庆幸在那风雪路上，与那车老板相遇，就在要各奔东西、南辕北辙的瞬间，他对我说了句话。可是，我连那车老板的样子都没看清，只看见他脸上白花花一片，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那会儿，俺山里人也不兴说“谢”。

那年11月，我从哈尔滨回清河。从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车，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没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货厢里，敞篷的车厢让我有点犹豫，可是，错过了这辆车，不知啥时再能搭上，豁出去了！好在车上还有别人，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刚开始，觉得还能忍，车开起来，风无遮无拦，几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冷过，没了抵挡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冻住了。终于，车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会走路了，也不会说话了。同车的几个人让我就近进了一户人家，慢慢地，终于缓过来了。从此我知道了，人真的会被冻死的。

林场里，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关系很亲，冬天，有的人家杀猪了，会招呼我们去吃杀猪菜，我们都可高兴了，又解馋，又享受家庭的气氛。一进屋，女主人热乎乎迎上来：上炕，上炕！炕烧得很热，锅里炖着酸菜血肠，我们也搭把手，帮孙婶徐婶干点儿零活儿，扒蒜，捣蒜酱，气氛像过年似的。离开人家的时候，雪花飘来，我们很满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还在回味。寒冬里，这些老职工老家属的关照曾经给了我们那么多温暖。

那年，我在林区的广播站过年。值班的时候，透过结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队来了，打头的王敏也曾是广播员，她风华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红绸，率领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给人们带来难得的热闹。我的窗台上，堆放着一个个饭盒，里边有肘子肉、黏豆包、饺子、菜，那是广播站的郭站长和同事给我送来的年货，那个年，我是吃百家饭过来的，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特克斯草原惊魂韩菊

新疆之大，不出门还真不知道。

1970年底，我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就踏上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

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两夜，才到了要去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没想到，距离目的地还要走大半天的路，才能真正到达我们落户的地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红光牧场。远离家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新疆如此之大。

到了红光牧场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远远地看到星星点点的光亮，走到跟前才发现，是牧民男女老少提着马灯来欢迎我们，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看汽车。

我们听着听不懂的语言，隐约看到了山坡上的马、牛、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踩到了软乎乎的牛粪马粪，不时还听到女同学的尖叫声。

这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包含着些许的恐惧。

记得干农活半年之后，应该是割麦子的季节，队长交给我一个任务——送文化到哈萨克毡房，我特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终于不用再辛苦割麦子了。

谁承想更大的困难在等着我。

我原以为会有马车拉着我去，没想到队长拉着一匹马过来，用很生硬的汉话说：“这匹马嘛，是走路的马，不是跑路的马，你不会掉下来，很安全。”

我只得自己骑马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哈萨克毡房相隔都很远，走一天也只能跑三到四个帐篷。每到一个毡房，我就用小黑板写两个汉字教给牧民，比如“中国”“人民”，直到他们学会了，我再去下一个毡房。

一路还很顺利，饿了有自己带的馕饼，渴了就喝牧民家的奶茶。

有一次，就在我从第三个毡房出来准备再去下一个毡房的路上，突然，我骑的马惊了，两个前蹄子上扬，马头抬起很高，整个马的身体都竖了起来。

我当时就吓傻了，不知怎么办好，一下子蒙了。

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见一把镰刀，“嗖”的一声旋风般地飞了过来。我清晰地看到，一条蛇的头“唰”地飞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哈萨克大叔跑过来，先是拉住我马的缰绳，又快速地将吓傻了的我从马背上扶下来。

这时候，我的双腿已经抖得实在站不住。

哈萨克大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告诉我：今天算你命大，如果马被蛇咬了，很可能就会受惊跳到河里。

听大叔讲我才弄明白，草原上的蛇是旱地蛇，与黄土地的颜色很相近，我骑在马上不走近根本看不见。马过，惊蛇，这条蛇向我的马发起进攻，导致马惊。

旁边就是特克斯河，河水湍急，那我很可能真就没命了。

哈萨克大叔陪我坐了半个多小时，看我差不多缓过神儿来了，才把我又扶上马。他又赶着马车陪我走了很远的路，才让我自己继续往前走。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不管啥时想起来，哈萨克大叔的形象还是历历在目，那张朴实、憨厚的黑红脸庞，依然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

是他救了我，一辈子感谢他！黑土地让我放歌王福生

1973年一个冬日，我们的知青车出了哈尔滨直奔双城。到了五家公社解放大队，远远就听到唢呐锣鼓声，我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列队欢迎，欢天喜地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那场面对我们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到过农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小青年来说，激动啊！虽然还有点儿想家，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感染，我们就要融入村里的生活了。

接着我们就被热情的贫下中农大爷大妈兄弟姐妹们，纷纷接到了各自的家里，我打量着陌生的新家，我们的吃住都安排在农民家里，从此，我们就成了他们新的家庭成员了。

难忘在新家吃的第一顿团圆饭。东北的冬天本来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只能吃上土豆、大萝卜、大白菜，还有家家户户自己腌渍的酸菜，而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知识青年，特意杀了一口大肥猪，按家按户都分了猪肉，所以入户第一顿饭，我们吃上了地地道道的东北大菜——猪肉炖粉条子，还有通常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黏豆包。当时好满足啊！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又没有通电，所以到了天黑就只好睡觉，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我看到，生产队部里，几个守夜的老农民围着煤油灯，在吧唧吧唧地抽着大旱烟，东家长李家短地唠嗑。

东北的农村，农民家里的生活还是挺苦的，我们住的农户家只有一间房，我们只好分南北大炕来住，知青住一边，农户住一边，中间挂一大帘子，就这条件。每天呼风唤雨、雷鸣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是夜夜不寐啊！我从懵懵懂懂中渐渐体味到了人生的艰辛，从多少个无知里慢慢地认识了乡村生活。

冬天，东北的农村就该猫冬了，但当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被我们赶上了，当时的口号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夺取农业全面大丰收！”村子里那热火朝天的大会战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当时生产队所有的大牲畜要休息，养精蓄锐。怎么往地里送粪呢？由人来拉马车往地里送粪，休牲口不休车，就是马牛可以休，人和车不能休，要大战一百天，夺取冬季大会战的全面胜利。分两个队，一个是知青队，一个是村民队，来展开竞赛。看看哪个队运送的粪肥最多，我们插队的男青年全部来驾辕，女青年在两边儿拉套，后边还有体弱的青年在推着。大家都在飞快地装车、卸车，不知疲倦地拉着大马车飞跑着，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着口号：“多拉快跑，人定胜天……”就这样我们拼着命干了一个冬天，可到最后，我们连村民的妇女队都没比过，还有好多知青的小腰板儿为此留下了后遗症。

黑土地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喜欢唱歌，喜欢乐器，当时中阮弹得还不错，经常被县文工团借调去参加文艺演出，也逐渐在青年点小有名声。每当生产队里开大会，我就组织队里的青年先表演上几个小节目，我的歌声也总是飘在田间地头。让我兴奋的是去参加公社、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我用自己创作的歌曲参演，知青战友写歌词，我来作曲：“金灿灿的稻穗，黄澄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我们辛勤地劳作在田间，盼望着一年的大丰收，嘹亮欢快的歌声，在田间地头飘荡……”就是这稚嫩的初创，还受到多次奖励，我想，这是在鼓励我更多地唱出农民的心声。从电台大院到梅均塆柳小平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电台大院度过的。当年，父亲是新华社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武汉后他留下来参加了广播电台的接管，随后他一生都在这里生活工作。

记忆中，武汉夏天的夜晚总是那样炎热。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空调电扇，大家都搬出竹床、靠椅，在电台院子里乘凉。

这时不知是哪户人家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格外清晰。

——频道调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每晚半小时连续播送长篇小说《红岩》。

每每我都听得入了神。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这些人物在她的声音里惟妙惟肖。

躺在竹床上，望着满天繁星，我想，男女老少，好人坏人，这个阿姨说谁，就像谁，真厉害！

她长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的电台保卫不严格，孩子可以在院子里随意溜达。一天，我无意中闯入了播音室，这里，一位女播音员正在录制《红岩》。

那一刻我惊呆了！原来是她——我的邻居胡阿姨，是她播的《红岩》！

我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久久凝望着胡阿姨，听着她圆润的声音，心中满是仰慕。“我长大了就要像她这样当播音员！”

理想的种子也许就在这一刻种下！

虽然仰慕之情势不可挡，可惜我一口楚腔汉调，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当上播音员。

没人知道我的心思。“文革”，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除了新闻、社论，天天都是八个样板戏，戏里人物唱腔台词我全都听会了。

谁都不知道，我在一直偷偷学习普通话。

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广济县梅均公社梅均当了下乡知青。

当年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年一季麦、双季稻的农活儿就不说了，光打理自己的生活都难。农民再穷有个家啊，我们的家呢？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着落——喝的每一口水，都是自己从井里挑回来的；吃的每一口粮食，都是自己从地里收获的；烧的每一根柴火，都是自己从山上砍的；菜，是自己种的；衣被，是自己拿到池塘边的石板上洗的。

我们是冬天到农村的，生产队没有现成的房子，就让我们四个女孩住在原来的牛棚里。刚到的第一天，牛棚来不及整理，不能遮风避寒，晚上我们睡在铺着稻草的竹床上。雪花飘进了牛棚，飘落在我脸上、被子上，很快就融化了。飘落在桌子上的雪花，覆盖了我们放在上面的手套。第二天，生产队派人上了房梁重铺了瓦，窗户钉上了塑料薄膜。但我们的被子一个冬天都没干。

夏天的时候，烈日炎炎，大地像着了火。为了躲避太阳，队长就半夜一两点叫我们起床干活，天亮后热了，就回去睡觉。

农忙，我们在生产队劳动，插秧、割麦、双抢，整天“黑汗如水流”！南方的水稻田里好多蚂蟥，插完秧上田埂，小腿上能被蚂蟥爬满。

用两头尖的冲担挑谷子去稻场晾晒，途中是不能停歇的，因为谷穗头朝下，放下冲担就会散一地。一路挑起，累得耳朵嗡嗡叫，听什么声音都不真实了。

当时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鼓舞着，我不觉得苦，现在想起来，知青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比起当地的农民我们过得更苦！苦得没个头！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得了夜盲症，大地一片灰白，走夜路分辨不出高低来，深一脚浅一脚，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母亲一直不放心，有个夏天她从武汉到生产队来看我，她的人造革手提包里带来一斤我喜欢吃的奶油球水果糖。我兴致勃勃地要拿出来时，却发现奶油球全部化成了糖浆，和糖纸一起粘在包里，拿不出来了。当时我和母亲的眼圈都红了。

当地农民觉得知青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经常有人给我们送上一把菜，挑上一担水。

有人跟我们唠叨，这些娇儿（方言姐儿，即女孩）在城里哪受过这罪啊，马上就有队里的干部警告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千万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们拼命点头。青春激荡六盘山董传亮

1974年，在那个激情的年代，我高中毕业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七名同学从兰州向插队的目的地——甘肃庆阳地区合水县固城公社进发了。

那里是原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我们怀揣一颗红心，激情万丈。

当时去庆阳要坐两天车，当汽车爬上著名的六盘山顶，突然映出七个石头铺成的大字——“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早晨的阳光下十分耀眼。

我们的心被震撼了，齐声喊：“停车！停车！”

站在六盘山顶，仰望着七个大字，我们心潮澎湃，激情万分。七个18岁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宣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做出成绩誓不回城！

下午，我们到达了合水县城。没想到一进县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路两边站满了人，夹道欢迎我们。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让我们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以后，我们是合水县迎来的第一批插队知识青年，当地格外重视。

激情的岁月有许多激情的感动，只有用一些“大词”才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太多了，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天，我们被簇拥着来到了目的地——固城公社董家寺大队，路边上、崖畔上、院子里都站满了社员，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生产队专门为我们杀了一只羊做了羊肉泡馍，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饭。

生产队胡队长说，粮仓里的粮食你们随便吃，没有了就去拿，生产队有菜园子，想吃菜就去摘。

温暖啊！我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们插队的两年都是这样的待遇。

第一天的农活是收割庄稼，我们谁也没有用过镰刀，不到10分钟，一位女生就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一位社员跑过来，把自己八成新的衣服撕掉一块，给那位女生包扎，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们的心头，好像亲眼看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给伤员包扎伤口！

我们住的小院充满欢乐和温暖，每天晚上都有社员来我们这里，聊天，唱歌，唱秦腔，讲故事，讲当年老区的故事，教我们做饭做菜，时常带些好吃的给我们。队长也几乎天天来看望大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生活习惯不，身体怎么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老区的老乡们是多么热情、质朴、厚道，他们的真心让我们这些知青感动不已。

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除了接受再教育以外，还应该为老乡们做点什么，这是发自内心的。

两年中我们为老乡做了三件事：

一是七个人全上阵办起了扫盲班，让不少人脱了盲。

二是办了百口猪场。当时本地的猪品种不好，长得小且育肥慢。我们采用每天喂猪吃八顿的新育肥法，生产队有几头养了两年的猪，我们三个月就给育肥销售了，这给了我们鼓舞。虽然每三小时喂一次猪很辛苦，但我们很兴奋，有了更大胆的想法——改变当地的猪种。

我找到了县商业局长，希望县种猪场能支持我们。商业局长欣然答应，马上给种猪场打电话，给了我们十几头乌克兰小种猪，当时那个高兴啊！

我们带着十几头小种猪回到了生产队，队长就像见到了宝贝，看啊看，摸啊摸，在广播喇叭里向全队社员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大家都赶到队部去看。

就这样，修建百口猪场的计划从第二天就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我们连讨带买带产，实现了百口猪场的目标，远近十几里的村民都赶着猪来配种，天天有人来买小猪。后来这个百口猪场存在了十几年，改变了当地的猪种。

三是给村民们讲故事。讲雷锋的故事，讲王杰的故事，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历史故事。先是从田间地头开始讲，后来讲到了全公社，讲到了全合水县，甚至讲到了庆阳地区。

这下名出大了，我们被甘肃省评为“先进知识青年点”，全省开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我作为“点长”去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省电台让我去台里录了一个讲话录音，介绍我们点的事迹。

不承想，就是这个讲话录音使我离开了农村。

开完会回到知青点只20天，我就接到了去省电台学习的通知。没想到这一学习就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参加的是“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一个月学习结束了，又通知我去甘肃省电台播音组学习。

我不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伙伴等着我呢。

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你讲革命故事，学学播音可以提高表达水平啊。

就这样，我到了省台播音组学习。

又过了一段时间，台领导拿着省委组织部的调令找到我说，调你到电台当播音员，这是调令，赶快回去办手续吧。

我一下慌了，说：“我不去，我不愿意到电台工作，我和同学们约定，扎根农村干革命。现在正是关键时期，我不能扔下同学不管，不能背叛他们，当逃兵。”

领导讲了很多劝说的话，后来实在没辙了，就说，你在农村扎根是你一个人的事，最多只能影响一个生产队，但如果你是一个播音员，你每天都在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群众的先进事迹，有千百万人在听你广播，这个任务多重要啊！你要好好考虑，哪个更重要！

这才算是说服了我，我不情愿地带着调令回去办手续了。

回到知青点上，我什么都不敢说，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同学。在点上整整住了一个月，拖着不去办调动。

后来在台里的一再催促下，这才去办了手续。走之前，我把所有东西都送给了社员，只剩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跟同学们匆匆告别，趁着晚上悄悄地离开了。

去县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家，是逃兵。

从走出董家寺大队那天起，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敢再跟点上的同学联系，想想是不厚道啊！董传亮在知青点

40年来，我每每回忆起插队的那一件件事，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容，心里总是不能平静。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老区人民教会了我为别人做点什么，学会感恩！我感谢他们，在我十八九岁形成人生观的关键时期，给了我最好的教育。

这就是我的插队经历，这经历也许与很多人不同，我受到的是关心、关爱，感受到的是温暖、阳光，这温暖和阳光伴随了我一生！我曾是兵团战士从北京到北大荒王征

北京，六九届全下乡，七〇届全留京。我本该是七〇届，小学四年级，由于太闹，学习又好，“被跳级”到六九届。

这一跳，跳进了知青的洪流。

那时候，一家只许留一个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时我刚满15岁。我家和杨叔家都是独门独院，杨叔给了我家太多的帮助。要走了，杨叔问奶奶：“舍得孙子走吗？”奶奶说：“儿子媳妇都没留住，孙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让他去吧。”

我家离学校很近，不到300米，欢送会的高音喇叭听得清清楚楚。我没去开会，能陪奶奶一会儿是一会儿。

听到通知准备上车，我知道该走了。奶奶指着桌上叔叔阿姨们送的水果和点心说：“带上吧。”

我说：“不，留家吧。”

奶奶拿起一个最大的苹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门。

哪想到我正在排队上车，杨叔跑来说：“你奶奶哭得不行。”

我又飞快跑回家，奶奶见我回来，忙止住哭：“孩子，我没事，快走吧，别误了车，记着给奶奶来信。”

我回到校门口，车正一辆一辆开出。看见我们班那辆车，我招手让停车，车上的同学也喊“快停，快停”，可司机竟然不停车。后来才知道，司机有命令，沿途绝不许停车开门。

杨叔推来自行车，驮上我直奔永定门火车站。

整个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家长们紧紧聚在车窗前，紧紧拉着孩子的手不放。我没人送，独自站在早已上锁的车门后。

列车开动了，顿时一片哭声。真的一辈子回不来了吗？脑海中一闪而过。不，绝不会，我一定会回来！

我没有流一滴眼泪，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又一次在学校去“学农”。“抽支烟吧。”我回头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师，我最不喜欢的老师，学农时曾抓住我抽烟，没收了。

我接过烟点上，何老师说：“你们这么小，就要独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帮助。”

说着，拿出两盒“大前门”烟放进我的口袋：“少抽，对身体不好。”

见我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说：“我只能送你们到丰台。”何老师转身离去，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离开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号傍晚，在黑龙江拉哈车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坐船过江，到达团部。各营、连的马车、拖拉机、汽车来接，我们分到18连。那夜里到达连队，昏天黑地，晕头转向，进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号，先来的上海知青找我们用毛主席像章换面包和水果，我们也没闹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29号，一个上海知青抢别人吃的，我们三个北京知青与十几个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用像章找我们换食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饿”。

10月1日，每人到仓库领了一把旧式镰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们血淋淋的手和脚，就把连队卫生员的胶布全用完了。

连队每人每天都有劳动定额，我们刚来，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经常是一人哭，几人劝，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刘凡站在路边，遥望北京，别无选择，生存下去才有未来。刘凡出身书香世家，带着一箱数理化下乡，从此，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亲和一批干部被保护，总理批示，家属随迁。母亲拿着公函，从师到团——营——连为我办理了调令。

我那时还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进了指挥部，满桌杯盘狼藉，那个被知青称为魔鬼的团首长冲我大吼：“千百万知青扎根边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个可耻的逃兵。”随后，破口大骂。

第二天，连长给我送来调令，并亲自送我到山下车站，只说了一句话：“走吧，回家吧，我这还有一百多知青呢。”

那次从山上下来，我在齐齐哈尔买了一箱酒，回到连里与大家告别。众人无话，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说，对不起，我必须走。

多年后他们说，我的回城，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信念，连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第二天，刘凡开着拖拉机把我送到拉哈车站，一句“北京见”，挥手道别。博斯腾湖的记忆周环

1969年1月初，我还不满17岁，就和一帮“老三届”学生，来到位于博斯腾湖附近的新疆兵团24团3连。

欢迎会后，给我们分进各个班排。每个人发了一把坎土曼，嘱咐我们，坎土曼以后就归自己管了。

我拎着坎土曼左看右看，样子像内地的锄头，但锄面有铲子那么宽。我想，维吾尔人咋这么聪明，发明的这坎土曼兼具了锄头和铲子的功能。脑子里突然跳出学马列著作的一个名词：“生产工具”。

哈，我们就是“生产者”啦。

兵团农场的职工都拿工资，称呼叫“农工”。我们第一年的工资是12块5毛钱，但发到手里的只有四五元，另外8元钱用粮菜票冲抵。因农场困难，这几块钱常常会延期发放。第二年以后，工资涨到17元。周环在连队演样板戏《沙家浜》的《智斗》——“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刚到的那天，为了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吃的是白面馍（馒头）。

后来才知道，连队里是每一两个星期吃一次白面馍，每个月吃一次大米饭，逢年过节杀一次猪羊，能吃顿肉。

那时候饿啊，我这个女娃每顿要吃两个苞谷馍，也就是8两啊！男生每顿吃三个四个的，不新鲜。

每天出工午饭时，很多人不带饭碗，就把坎土曼浸在渠水里洗一洗，那个凹度刚好像个盘子，舀进西葫芦菜汤，再撅几根树枝当筷子，稀里哗啦吃个精光。我们学生后来也学会用坎土曼当盘子吃饭了。

最高兴的是夏天分西瓜，我们挑个筐到西瓜地里，用地磅称，每个人能分一二百公斤西瓜。运回宿舍后，往床底下一滚一堆，床底下就成了储藏间。那是最甜美的日子。

我们的宿舍是3人一间。所谓宿舍，就是用土坯垒成的土屋，屋顶是木梁，上铺苇席油毡，抹上泥。墙壁也不刷白。屋里的地面，就是原本的土地。一到春天盐碱地返浆时，宿舍里又阴又潮，地面也变软，凹凸不平。

这，可是连队里最好的房子了。

很多农工住的是窑洞，用苇篾子捆扎而成。成家的人，可以每家分到一孔这样的窑洞。

还有一种“地窝子”，很像原始人的穴居，冬暖夏凉。第一代开发新疆的兵团人，住的都是地窝子。

我们的床，是用芦苇捆扎成两米长的苇把子，然后用坚硬的红柳枝条扦子，把十几个苇把子穿到一起（类似南方的竹排），这就是“床铺”。在地上打进两排树桩，就是床架。经常有人睡到半夜，苇把子床铺软乎乎地塌了下去。

有两次，我都是睡梦中忽然身体下沉。第一次给吓醒了，第二次迷迷糊糊中，我索性把整个苇把子铺拉到地上，继续睡。早晨起来，再换上新的苇子捆绑做床。

记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塌床，而是臭虫和蚊子。

人说，新疆的蚊子能吃死人，一点不假。而那臭虫，真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先检查墙壁，按死所有能看到的臭虫，才能躺下。每夜，必定被吸饱血的臭虫给咬醒两三次。就马上打亮手电筒，只见蚊帐上、墙壁上，几十上百只臭虫，见光后齐刷刷地往上爬。我手疾眼快地迅速去按圆鼓鼓的臭虫，一按一道紫红的血印，一般都能消灭几十只。

有时实在太困，我就由着臭虫咬，心想，吸饱了血，这一拨臭虫就不闹腾了。

农工们把蚊子臭虫戏称为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因为臭虫猖獗成灾，影响睡眠，全连总动员，利用休息日来了个歼灭战，所有房子都用农药烟熏，总算暂时缓和了臭虫一害。

天上的“飞机”，当然还是照飞不误。

我们团是盐碱地，春天返浆时，地下的盐浆把表面的冻土拱得如波浪起伏，人踩在上面颤乎乎的，汽车拖拉机开上去，很容易陷住。

到了夏天，这些盐碱软土变成细细的盐碱粉尘，一脚过去，粉尘能没过脚脖子，喷得满裤脚都是土。拖拉机开过去，就是一路黄尘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每天出工，我们扛着坎土曼，都要走在这条暴土狼烟的大路上，不管冬夏，头上必须蒙上白纱布，既防蚊子，又防土。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啥时候，我能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床上，能不挨臭虫咬啊？！

啥时候，我们连队能有条石子路，上工路上不暴灰？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割麦子。

南疆的六七月，白天气温至少在三十五六摄氏度，所以割麦期间，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走到地里五点钟，趁太阳没升高，赶快收割。

男生每人是1亩2分地的任务量，照顾女生，好像是1亩1分地。每人一垄，约半个条田长。

老农工都是左手一搂一大把麦子，右手持镰哗哗几下，割下来基本上就够一捆了。一会就跑我前面十几米。

我哪有那个手脚，只能几撮几撮地割。还不会打麦捆，一捆老散。

有经验的老农工到早上八九点钟，就完成任务回家了。慢点的人到十一点，也都割完走了。

望着前面近百米，只有我那垄麦子还高高地站在那。

我想站起身，腰却酸得怎么也直不起来。干脆，就半蹲半跪地割吧。

头上背上也不出汗了，就觉得胸闷口干，好像心里在往外“滋油”。后来我看书上描写说，人给晒得“冒油”，中医说“伤失津液”，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趴在麦捆上，真恨不得死过去，死过去啥也不知道，就轻松了。

但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得鼓起革命的勇气，起码定额得干完啊！

后来的几十米，我几乎是趴着，爬着，一撮撮地割下来。

割完最后的几米，我摇摇晃晃走到大渠边，喝了几口渠水，就倒在大树下。

直到五点多钟，有位骑车的老农工经过，看我通红发烧的样子，用自行车把我驮回连队。我一直记着这位好心人。

第二天，我起不来了。第三天，我照样出工。

当农工的第二年，我们团里引进水稻，用水田来压盐碱。插秧、灌水、收割、晾晒、脱粒，我统统干过。

记忆最深的是稻谷脱粒，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康拜因”。

男工负责把稻捆挑进来，女工的任务是用杈子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康拜因的“大嘴巴”里送，还算个轻活。

只要机器一开动，谷壳稻灰扑面而来，呛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天再热，我们都得穿长衣长裤，把袖口裤管扎紧，戴上口罩，再用白纱布把头部紧紧包住，只露出一双眼睛。

上白班时，太阳晒得人浑身刺痒，也没有办法挠。工间休息时，晒场上没有树，我们就钻到牛车下面躲太阳。

晚班是从晚上十点到早八点，夜里两点吃一次夜班饭。饭后休息半小时，我们每个人在稻捆垛上刨个坑，钻进去。再用纱布在脸上支起一个“小蚊帐”，抓紧睡觉。

每天下班互相一看，那是真正的灰头土脸。再懒的人，也得从头洗到脚。

冬天，我们连近百人的队伍拉到博斯腾湖湖边去割苇子。

第一天，先割苇子，扎苇把子，各班给自己支起一个个三角形的窝棚，里面铺上很厚的芦苇当垫子，铺上被褥，就是宿舍。

第二天开始干活。男工到冰上割苇子，运苇子。女工则坐在露天地上，把芦苇破成苇篾子，打成捆。

怎么破呢？每人发一个有四孔的铁制破篾器，将苇子一点一点地送入，拉出来就成为四片苇篾子。

那时已顾不上什么好看难看，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套到身上头上。每个人手上都有多次被篾子划伤出血的痕迹。

最难受的，是早上起床。

夜间零下20摄氏度的湖畔，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每个苇棚睡四五个人，整夜就靠被窝挤被窝“抱团取暖”。每个人都蒙头而睡，被面上是一层冰霜，早晨谁也不想钻出被窝。

刚开始大家还天天洗漱，后来冻得受不了，索性不洗了。

现在我想起那种冷，还会不寒而栗。“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当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能再经受得住那样的“考验”吗？

整整一个月，我们班师回连。过年。

那时，我们就是一个念头——改造思想，“广阔天地练红心”。

40年后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聊起周环在新疆兵团的经历，引起了曾在内蒙兵团的侯玉茹和新疆插队的韩菊强烈的共鸣——兵团战士也是“兵”侯玉茹

从小就做着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穿上军装，当上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兵。可是到了我毕业的那一年，没有征兵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学校招人。

当不了兵，我就报名参加了当时称为“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建设兵团，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

1969年我16岁，离开了北京，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我们早出操，晚点名，白天干农活，过上了亦军亦农的生活。

平平淡淡，快快乐乐的。然而到了1973年连队的现役干部纷纷转业离开了连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陆续换成当地农场的人担任。

我们也不像个兵了，我就动了离开兵团的念头。我来自高原青春与青海刘凤英

对北京人来说，青海很远，对我来说，青海离我的青春很近。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为部分省电台代招播音员，三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分配到了青海省电台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远离家门坐火车的情景。

1964年9月24日，我们坐上了通往青海省会西宁的火车。整整两天两夜的行程，一路上我们丝毫没有睡意，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火车每到一站，我们仨都要下车在站台上看一看。

正像作家贺敬之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

就在这不成眠的夜晚，我们不知是激动，还是留恋家乡北京，带着这复杂的心情，我们听了很久，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青海省会西宁海拔2300米，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常年雨水少，风沙满天。夏天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穿长衣、长裤，有时还需要穿两件衣服。

休息日从街上回家，鞋上裤脚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黄土。遇上起风，漫天的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只能背对风沙暂时停下脚步。

那时我们住的宿舍离公共厕所很近，当年的厕所是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刚出门，突然看见有好几条白色的虫子，也许是蛆吧，在门口爬着，由于有门挡着，虫子爬不进屋。当时吓得我大声尖叫，将屋里的人都喊了出来。事后同志们还开玩笑说，是虫子们在给我们站岗呢！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们并不觉得苦，每天都跟着前辈播音员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很快都能适应本职工作。就这样，在青海一干就是25年。去远方李小梅

时下网络流行语：远方有多远？我要去看看。

1972年高中毕业，因为哥哥当兵，我属于家中唯一的孩子。按政策可以不下乡，但是我拿着户口本走了，为了去“广阔天地”。1974年，长春电视台（现吉林省电视台）从知青中挑选电视播音员，我被选中。

1975年，西藏电视台开始组建，全国各广播系统大力传达此消息，鼓励大家报名。没人动员我，我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在第一时间写了进藏申请——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瞬间或许是冲动。但我想，在当时不会有什么人可以改变我要去西藏的意愿，因为，西藏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天高地远的神秘地方，我要去看看。

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母亲知道后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我的申请一交出，当时的广电总局就以飞一样的速度批准了。母亲哭了。现在回想，我可能真的是个“熊孩子”。

广电总局热情地支持我这样的自愿报名者，所以进藏的路比起出藏的路真是“一片坦途”。长春——北京——兰州——拉萨，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抵达了拉萨，住进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大院儿里的一间小宿舍，成了拉萨人。藏装小梅

放下行囊，我立马就去了八廓街，东遛西看，然后就钻进了“甜茶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啊——当年，西藏的甜茶馆是没有女人进入的。或许那时的藏汉关系没有后来那么紧张，也或许因为我太年轻、太突兀，总而言之，满屋的藏族男人看着我，随之善意地笑了，我堂而皇之地喝完了茶。

当年的拉萨，不是现在旅游者要去“看看”并“安放灵魂”的拉萨。那是一个安静无比的地方，下午街头基本就不见行人了。老拉萨人都记得，当年只要来了新人，在街上你马上就会被认出是新面孔（汉族）。

除了在八廓街有一些买卖尼泊尔货品的小商铺，拉萨只有一家小小的国营百货商店，一个小小的书店，一个比现代人自家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公共浴堂。我们吃的青菜全部要靠自己种，冬季基本就看不到绿色了。有人从内地回来，送给你一只柑橘，都是稀罕珍贵的礼物。

电台就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夜晚仰头，可见挂在布宫上空的明月，漫天的星星似乎触手可及。记得我还参观了布达拉宫——没有过卖门票历史的原始布达拉宫。

当年的西藏电视台无人，无设备。除了我们五名来自各省台的自愿报名者，还有就是中央台淘汰的一部电视转播车。当年建发射台，埋设电缆，都是我们自己抡大镐刨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缺氧状态下完成的。父母在也远游 焦津胜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写了篇《为革命而学》的作文，我被选为“贫下中农管学委员会”学生委员，后来又当上学校红卫小兵兵团“司令”，现在想起这些称谓，都会觉得可笑。

当年自己的嗓音不错，时常上台演唱样板戏、领唱革命歌曲，作为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每当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我都要上街宣传一番。

1974年，我在北京顺义城关中学上高一。一天，西藏广播电台来学校招播音员，老师推荐我去应考，考试内容是读报和唱歌，这对有过登台表演经历的我来说，不算难事。

果然，初试、复试顺利通过。我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共7人，被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录用。“你真的要去西藏？那可是个高寒缺氧、生活艰苦的地方，其他六人都来自农村，只有你是城市户口，你可要想清楚啊！”

一些老师、同学好心地提醒、劝阻我。

在征求家人意见时，奶奶哭了，她虽然不识字，但知道北京最好，西藏太远。父母则沉默了几天，才对我说，尊重我自己的意见。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并不那么“革命”，也有自己的“盘算"，觉得孩子去西藏工作，至少可以躲避上山下乡，不用去插队。

当时党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进藏。我想：既然自己被边疆广播电台选中，怎么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呢？况且广播电台对自己来说，又是那么神秘。

临行前，我在学校的欢送会上还做了发言，批判了“孔老二”“父母在不远游”的腐朽思想，表示了服从组织需要、为边疆贡献青春的坚定决心。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父母把能了解到和想到的，都准备了，从高压锅、电炉子、棉衣、棉被、皮手套，到牙膏、牙刷、常用药品，塞满了我的旅行包和大箱子。

车站送别，无意间发现父亲的泪眼，那是我从未见过的。

此时，对自己的决定，我有过片刻犹疑，心头闪过一丝悲凉，但很快，就被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冲散。

那一年的10月，17岁的我作别家人和同学，踏上了进藏之路。我来自田野土生土长，高门大嗓唐丽珍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农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朗诵，只知道高门大嗓、声音洪亮就好，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也许是这种原因，在学校“革命文艺宣传队”我是报幕员，运动会上我是广播员。

1972年中学毕业，我回村当上了一名大队广播员，我利用广播宣传中央文件精神，播报大批判稿，广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把村广播办得有声有色，也被当作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各大队。在这一年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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