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介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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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迁徙试读：
迁徙运动——铸造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曾几何时，中国传统社会被简单定性为农耕社会，于是乎，“聚族定居”，“不喜迁徙”，便成为常人视野里传统时代中华大地各民族的一大特征。然而，只要翻阅几页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片刻回望一下我们民族走过的漫漫长路，这种浅薄的说法便会显得那么苍白与荒唐！
稍有民族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历史上并不存在静止不变的族群，因此将民族变迁史视为“铁板一块”，无疑是无知而简单化的臆想。避难而远徙，求生而奔赴，我们的祖先在“行行重行行”中渡过了漫漫的岁月。没有迁徙运动，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迁徙运动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了解多少自己祖先的历史呢？如果自感不足的话，那么让我们从民族迁徙历程来更深切地感知中华民族极不平凡的发展历史。迁徙运动掀开了民族发展的第一页
世界上没有天生定居的民族，任何民族发展的第一页都是迁徙往来。豺狼虎豹、饥寒交迫，原始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何等的凶险，而他们又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无奈。不难理解，越是原始的时代，人们抵御外来侵害与维系生存的能力越是低下，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也就成为远古先民们的必然选择。迁徙是原始民族躲避灾难与侵害，寻找最佳栖息地的唯一途径。“树挪死，人挪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浅显的话语却是迁徙运动留给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迁徙曾经是古代先民求得进步与发展的上佳选择。天大地大，海阔天空，何愁找不到容身之处？于是，从中国到“四夷（裔）”，自西徂东，从北到南，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正是在先民们的匆匆脚步中展开了。迁徙运动创造与拓展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家园
任何民族的生存的“家园”，都是祖先们不懈奋斗的成果。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地理空间，同样是历代先民奋争的结果。
中华民族绝不仅仅是华夏（汉）族的代名词，将汉族发展史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无疑是荒唐可笑的。同样，将汉族中央王朝的历史等同是中华民族的变迁史，也是幼稚无知的体现。
与今天中国疆域相比，古代文献中的所谓“中国”是相当狭隘的。但这个“中国”曾经是远古众多部族热切向往之地，逐鹿中原，问鼎“中国”，但是，“中国”不过是中华先民的向外开拓的基地而已。
从“中国”到岭外，从巴蜀到滇南，从关内到塞外，从蒙古大草原到青海湖畔，处处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足迹。正是伟大的迁徙运动开拓出民族生存的崭新天地，创造出中华大地广阔的家园。迁徙运动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多种民族生活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
迁徙运动使华夏子孙遍布世界各地：闭关锁国，不过是个别朝代政策的基调，但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特性，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国历史的辉煌，都是卓越民族特性的反映。中华先民从来不曾缺乏开拓四海的勇气与坚毅，张骞凿空西域，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先民向外开拓的典范。民族迁徙之大势，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
民族政权的建立，是民族实力的一个象征。
中国历代政权及王朝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带有突出的民族特征。
其中，以华夏（汉）族民族为核心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
但是，大一统王朝，并不能概括中国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全部。在历史时期中国的地域范围里，几大民族政权争锋抗衡，完全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阶段性成果与标志，并不完全是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对立产物。
然而，随着民族迁徙而引起的民族分布与民族力量的变化，使得不同民族政权的出现势不可挡，层出不穷。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上的完全统一，要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得以完成，因此，各个民族政权并存，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建设史上的重要景观。为数众多的民族政权，同样为中国历代疆域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左图右史，展现民族大迁徙的生动图景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但无法忽视图象资料的神奇功能。中国古代有着“左图右史”的撰述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在较长的时段内被忽视了，淡化了，似乎图画资料只是“小儿科”的玩意儿。其实，在再造历史场景的努力中，离开了图像资料，那会是极大的缺憾！本书力求更多地用地图、图片资料来生动地展开中华民族神奇的迁徙历程。
总序
这套书名为《地图上的中国历史》，包括《疆域与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四种，顾名思义，是以地图为纲，讲述中国历史的某一方面。
前贤总结的学习历史的方法，强调要抓住几个W，其中一个就是Where（哪里）。因为任何历史事实，无论是人物、制度还是事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的，都发生或影响于地球表层的某一个点、线、面。正如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所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空间因素对历史的作用如此重要，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亲自考察全部空间。即使能够身临其境，也未必能发现特定空间的概貌和特征，所以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绘制地图相当困难的古代，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地图的运用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形成“左图右史”的传统。地方志的前身“图经”就是有图有经，其中的图主要是地图。其他一些史籍也往往附有地图，并形成专门的读史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早在公元3世纪，贾耽就曾按《左传》等书的内容编成《春秋盟会图》。1905年问世的杨守敬所编《水经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是历史专题地图的集大成之作。公元1137年刻石的《禹迹图》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简略版，并且立于州学之内，显然是用于教学。
随着卫星遥感、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进步，人们往往以为有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和GOOGLE MAP（谷歌地图）等精确的遥感图像，地图的作用已经不如以前，甚至可以被取代了，这是一种误解。谷歌地图实际上不是地图，而只是遥感图像，所显示的只是地球表层的实际状况。尽管这些图像精确逼真至极，每个点都可以显示具体的经度和纬度，却无法代替能够综合地、抽象地显示特定地理要素的地图。因此，在较大范围的空间内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时，还是需要该区域的普通地图或专题地图，或者相应的电子地图。
何况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地图并非今天的地图，而是相关时代的地图即历史地图。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那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或多或少会与今天不同。即使自然地理状况变化不大，人文地理要素也必定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有些要素甚至已完全消失，有些要素则当初根本还不存在。这些历史地图必须由研究者按照历史事实和相关的地理状况专门绘制。
甘肃舟曲地区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后，电视台在发布这条消息时就配了一幅地图，使观众知道了它在中国和甘肃省内的位置，也明白了它与甘肃省会兰州以及定西、四川省、白龙江等地名的关系，否则，不熟悉地理的观众往往无法理解有关新闻的意义。要理解历史，更需要配上相应的地图，否则，即使有注释，非专业的读者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空间概念，而无法复原出很多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地名或已经改变了的地形地貌，有不少历史现象就变得难以理解。
例如，中学语文课本中曾选了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根据作者的描述，他是在轮台目送武判官进天山的。今天的轮台离天山数百公里，无论如何看不到天山。但是，如果了解唐朝的轮台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又如，北宋覆灭后，赵构在南京即位，又在金兵的追逼下到达扬州，再渡过长江。如果以为这个南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就无法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既然金兵是从北向南进军的，赵构为什么还要从南京北上扬州？实际上，北宋时的南京是今天河南商丘，由此南下，沿着当时的汴渠到达扬州，这样的路线顺理成章。如果将这些内容用地图来显示，标上当时的地名，岂不一目了然？
更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研究成果也能通过地图而明确起来。例如，先师曾详细收集了今河北、山东相邻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址，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发现其间存在着一片扇形的空白，这一范围内没有公元前4世纪之前的遗址，而这一带正是当时黄河河道的下游。结合周围的地形地貌，先师确定，在黄河两岸筑堤前，河道不受约束，曾经在这一范围内反复摆动，以致人类无法定居。这些情况找不到文献记载，也无法根据今天的地形地貌作出判断，地图却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手段。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作者们不是简单地将地图当做插图，而是通过一系列地图提纲挈领，作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力求更完整、准确地讲述历史。因此，我们选了四个与地图关系比较密切的专题——疆域和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每个专题都涉及大量古地名和其他地理要素，离开了历史地图，即使增加再多的文字，也未必能帮助读者确立准确的地理坐标，形成完整的空间概念。如果读者鉴定认为行之有效，我们还将扩展到其他专题，形成系列丛书。
承蒙作者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推我为主编，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必须说明我做的工作：与作者、编辑讨论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和各个专题，对全书的体例，特别是地图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对各书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一些意见，并写了这篇序。2010年9月1日 第一章 行走天下的“三皇五帝”
天地肇判，
邃古遐邈，
厥详曷闻？
孔子定书，断自唐虞；
他经则自《周礼》——［元］胡一桂撰：《史纂通要》卷一《五帝总论》
传统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大多喜谈“上古三代黄金时代论”，即将远古社会描述为圣王统治下的美好祥和的理想社会状况，为后世追慕效法之典范。如果从赞美古代英雄人物的功绩角度出发，这类议论尚有几分合理成分，但美化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否认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在根本上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远古时代人们的开拓生活是相当艰难而漫长的。
试想在中国不同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最早的已阅历数百万年的光景，而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仅有区区的五六千年而已，因此可以说，人类的洪荒时代，占据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最长时段。所以，对于这一漫长时段的追忆是必要的。洪荒时代的迁徙往来：远古“三皇”的迁徙神话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五谷不登，禽兽偪（逼）人，
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最为久远的历史发展阶段，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称为“传说时代”，“传说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始，是人类发展的“童稚时代”。也许“童稚时代”的记忆是最难以保留的，因此，关于这段久远荒邈的历史，留传下来的大多是许许多多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女娲补天”的神话从一个方面告诉了我们远古人们生活环境的可怖情形：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1)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与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相比，远古年代无助的人们似乎更依赖于英雄的救护，于是乎，中国“传说时代”的主角就是神通广大、尊崇无比的“三皇五帝”。
而当我们翻阅历史文献与古代传说故事时，很容易发现这些古代帝王都有着惊人相似的“行走天下”的事迹，可以说，传说时代的“中国”的“四至八到”，不过就是这些古代帝王们的不倦“行走”所留下的地理印记。
根据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稽古录》等著作的记述，远古时伏代中国的第一位帝王为伏羲氏。在伏羲氏时代，先民们尚处于茹毛饮血、衣皮食肉的原始生活状态。飞禽野兽是主要的食物来源，而捕猎动物以充腹是相当艰难与危险的。伏羲氏发明鱼网以捕鱼，并教会人们豢养家畜。新的生活技能与生存方式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先民们获取肉类食物，丰富了食物来源，这对于原始先民的生存与进化是极其重要的，伏羲氏也因此深受先民们的敬仰。(2)伏羲氏像
传说中伏羲氏的都城在宛丘。宛丘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内，在先秦时代，宛丘是陈国国都附的一处非常出名的游赏之地。《诗经·陈风》云：“子之汤（音荡）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借以喻讽陈国国君荒废国事，游玩无度。当然，宛丘的地域过于狭隘了，宋代学者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就将整个春秋时代的陈国作为伏羲氏的遗址所在，他指出：“陈，国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贡豫州之东，其地广平，无名山大川，西望外方，东不及孟诸。”孟诸为先秦时代一处著名泽薮，在今天河南商丘市东北。可见，在远古先民的记忆中，伏羲氏率领的部族曾长期游移于从今天河南淮阳到商丘的平原之上。(3)古初地图
中国远古时代第二位帝王是神农氏。神农氏又被尊称为炎帝。神农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开始的象征。他“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古史传说将农耕技术的发明与普及归功于神农氏。原始农业生产使远古的先民们类开始摆脱完全依赖天然果疏与禽兽肉类之困境，可以自己生产粮食。(4)神农氏像
传说中神农氏的都城先在陈，后来又迁至曲阜。先秦时期的陈国正是伏羲氏部族的核心地，也就是说，神农氏首先承继了伏羲氏的地盘，后来又迁徙至曲阜。古曲阜城，在今天山东省南部的曲阜市东北，曾是先秦时期中国东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都会，传说中多位帝王定都于曲阜及其附近，最后成为鲁国的国都。《史记集解》引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史记正义》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古鲁城也。”
在古史传说中，黄帝为炎帝之弟，也是“三皇”中的第三位，但黄帝时代在中华文明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局面。古代学者们很早就把中华文明创始之光荣，一股脑儿地都归在了黄帝的名下，黄帝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尊崇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因此，很多史籍没有将其列为“三皇”之末，而是将其列为“五帝”之首。筚路蓝缕的征途：上古“五帝”的迁徙故事
自今观之，伏羲、神农二圣人去洪荒之世未远也，其风犹为朴略，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故昔之穴居野处者，今始有宫室；昔之污樽杯饮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结绳而治者，今始有书契文字；昔之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诸制器利用，难以枚举，骎骎乎非复(5)前日朴野之俗矣。
关于黄帝的行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道：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很显然。黄帝度过了戎马倥偬的一生。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当黄帝成年之时，神农氏炎帝权力旁落，部族首领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征伐，天下百姓痛苦不堪。而天生神勇的黄帝所率领部族在争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平定天下，取得天下众多部族的拥戴，掌握了号召天下，指挥群雄的无上权力，最终在阪泉之野战胜了前来挑战的炎帝，成为天下全体部族的最高领导者，被尊为天子，号称“黄帝”。
涿鹿山，在今天河北涿鹿县境内。涿鹿山之麓，本是黄帝部族的大本营。在平定天下的艰难历程中，黄帝部族曾先后与蚩尤及炎帝部族展开了两场极其惨烈的战争，而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涿鹿山一带。第一场战争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大战，炎帝已无法容忍黄帝权势与威望的上升，两代帝王之间的决战无法避免，双方鏖战于距离涿鹿山不远的阪泉之野，获胜的黄帝已具备称霸天下之势。蚩尤也是一位著名的部族首领，是黄帝平定天下的最强劲敌手。黄帝与蚩尤的决战，就在涿鹿之野。最终蚩尤兵败被杀，天下部族酋长们由此心服口服地服膺黄帝的领导，黄帝于是无可争议地取代炎帝，成为新一代圣王。(6)黄帝像
而黄帝的步伐并没有局促于涿鹿山一带。经营天下的责任是非常繁重与艰巨的，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力震慑是远古帝王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为了保证天下太平，黄帝率领部族东征西讨，而天下疆域的轮廓也在征讨的步履中逐渐清晰起来。
当时，黄帝部族的东缘到达了今天的东海，丸山与岱宗是黄帝统领区东界的标志。丸山，又称为丹山，《汉书·地理志》曰：“丸山在琅琊朱虚县。”《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朱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朱虚故县，在今天山东临朐县东南。岱宗，就是东岳泰山，在今天山东泰安市境内。东岳泰山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地位极为尊崇，被称为“万山之宗。”
空桐与鸡头是西部界限的标识。空桐山，或作空同、崆峒。通常认为古文献中空桐在今甘肃岷县境内，其实一种较早解释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即认为空桐山在今天河南的虞城县境内。鸡头山，一名为笄头山，实为空桐山之别名。
黄帝部族的足迹已向南到达了长江流域，熊山与湘山成为其南界的象征。熊山，又名熊耳山。《汉书·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西汉益阳县在今湖南益阳市境内。《括地志》又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上洛县在今陕西商州市。巴陵县在今湖南岳阳市境内，与《汉书·地理志》所指方位相差不远。
釜山，黄帝部族所据地域的北界，《括地志》释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唐代怀戎县，大致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即在涿鹿山以北。荤粥（音薰育），相传是古代匈奴族人的祖先，从上古时代起，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的地域之争已经开始，而这种竞争对于民族间的融合与民族政权疆域的扩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古史传说的“五帝”分别为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嚳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即使是在传说中，少昊氏的事迹也是极为简单的，因此有些古史著作甚至将他省略掉了。少昊氏，古文献中又常称为少皞氏，为黄帝与嫘祖所生之子，生长于古江国。古江国大致在今河南息县附近。根据古代学者的考订，少昊氏起初在居住于穷桑，并在穷桑即位，穷桑是发迹之地，故又成为少昊的称号。穷桑，今地无考，古代学者推测在鲁国以北地区。少昊氏后来从穷桑迁居于曲阜之地，曲阜后来成为鲁国的国都，因此，后人又称曲阜及鲁国为“少皞氏之墟。”(7)少暤氏像
颛顼高阳氏相传是黄帝之孙，是黄帝之子昌意与蜀山氏女所生之子。昌意之国在若水之畔，在今天四川省境内。而根据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通鉴地理通释》等书的考订，除若水外，古史传说中颛顼高阳氏的故地（即“墟”）并非一处。如：
帝丘。如《帝王世纪》称：“颛顼氏白穷桑，徙帝丘，于周为卫。《春秋传》曰：卫，颛顼之虚也，谓之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濮阳故城在今澶州濮阳县东。”即指颛顼帝曾经居住穷桑之地，后来迁徙到帝丘，为周朝卫国之地。卫国国都在今天河南濮阳县西南。
棘城。《通典》：“棘城，即颛顼之墟，在营州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柳城在今天辽宁朝阳市。
高阳。高阳一名，本是颛顼帝的姓氏。关于这一地名的解释，古代学者们各执己见，并不统一。如《史记集解》引述张晏之言云：“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依照这种说法，高阳应是颛顼最初发迹崛起之地。而《元和郡县志》则记云：“高阳故城，在汴州雍邱县西南二十九里。”（王应麟注释曰：颛顼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外纪》：颛顼都卫，故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根据王应麟的注解可知，高阳是颛顼帝第二个都城，从帝丘迁徙而来，大致在今天河南杞县西南。(8)颛顼帝像“传说时代”的地理记忆是辽阔而模糊的，表明远古时代的地理认知是相当有限而粗浅的。继位的颛顼进一步发扬了黄帝的功业，他的统辖区也比黄帝所走的地域大为扩展：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9)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幽陵，即为古幽州之别名，是颛顼在位时期疆域的北界，相当于今天河北省北部（包括北京市）地区。
交阯，或称为“交趾”，在古文献中通常指今天越南北部地区，从中原一举跨越到越南，这在中国古代地理认知上可谓“奇迹”。黄帝时代南方地域的认知仅到湖南洞庭湖地区，而从洞庭湖到越南，中间还隔着岭南的两广，即今天广东与广西。这一地理认知之谜的解析，主要来自中国沿海的洋流方向。随着洋流，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能够较顺利地抵达交趾一带，而从陆地上穿越五岭地区，则是路途遥远，险阻重重。
流沙，是颛顼时代所据疆域的西界。流沙，是古代中国西部极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确指方位不一。《汉书·地理志》记流沙在汉代张掖居延县，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西部与甘肃及宁夏交界的沙漠地带。这些沙漠地带是古代中原与西部交通往来的主要障碍。
蟠木，是颛顼时代东边界线的标志。根据《山海经》等书的描述，东海中有座名为度索的高山，山上存活着一株硕大无比的桃树，“屈蟠三千里”，故又称为“蟠木”，实为天下罕有之奇观，很自然地被古人当作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
帝喾高辛氏为黄帝的曾孙。高辛为地名，通常古代学者认为帝喾初兴之地在高辛，故名高辛氏，但高辛的确切地址无考。帝喾时代最著名的都城是亳，后来相传商朝的祖先商汤是帝喾之后裔，商汤也曾长期居住于亳。《括地志》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唐代偃师县在今天河南偃师市东。可见，今天的河南省在帝喾时代已是天下部族的聚居中心地了。
到帝喾即位之时，传说中的统辖区更显得广袤无垠，甚至过于夸大，悖乎常理了。这当然只能解释为帝喾部族对这广大地域的控制力是极为薄弱的，故夸大其词，其实他们的行踪难以落在实处：(10)
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上古“五帝”中的最后两位，为尧帝与舜帝，他们都是在古史传说中备受赞誉的圣王。尧舜时代，因而成为后世人们十分向往的“黄金时代”。
尧帝，名放勋，号陶唐氏。尧帝部族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频繁迁徙的过程。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等著作对尧帝的迁徙历程进行了较系统的勾勒与拼接。如《帝王世纪》记云：“帝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于周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风》为唐国，(11)武王子叔虞封焉。”概括言之，这段话将三处最为出名的尧帝故地进行了连接。古文献中的“唐国”主要有三处，一处为古唐县，即今天河北唐县；一处为古晋阳，在今天山西太原市西南；一处为平阳，即今天山西临汾市。比较而言，平阳是尧帝在位时最著名的都城，因而，“尧都平阳”也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12)平阳图
舜帝，又为虞舜、虞帝。舜帝的出现，在中国上古史上具有一种标志性意义。以往的古代帝王均为黄帝之后裔，而舜帝并没有这样的家族血缘背景，是一位出身于“庶人”的帝王，且在成长过程中历经磨难，最终依靠自身的德行与才能为天下人推戴为最高统治者。即位之后，舜帝同样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从而天下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赢得了后世人们的高度赞誉，因此，《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3)尧帝像
关于舜帝的早期居留地，古文献中同样有多种说法。如云“舜，冀州之人也。”这样的定位未免过于空阔。舜帝早年经历坎坷，足迹遍天下。如“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14)夏。”文中提到的这些地名，古代学者的解析与定位各有不同，但其涉及地域之广泛是十分明确的。
舜帝的发迹之地为虞城，而据古代文献的记述（如《括地志》），传说中中国各地虞城之遗址（又称为“姚墟”）有多处：
一处在宋州虞城，传说是舜帝的后裔所封之地，在今河南虞城县。
一处在越州余姚县，相传舜帝为姚姓，故其子孙所居之地被称为“余姚”。西汉时期置有上虞县，后归属余姚县，在今天浙江上虞市境内，与余姚市相毗邻。(15)舜帝像
一处濮州雷泽县，相传为舜帝出生之地，在今天山东菏泽市东北。
而更多的古代学者与文献资料倾向将虞地定位于河东蒲坂。如《史记索隐》云：“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汉晋时期的大阳县的治所在今天山西平陆县西南。《括地志》又记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道）元注《水经》云幹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相传尧帝将两个女儿嫁与虞舜，而虞城正是迎娶二位妃子之地。经过古代学者们的反复论证，传说中舜帝所过之地，如“历山”、“陶城”等，也大多能在河东蒲坂一带找到其遗迹。如《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可见，位于蒲坂的舜帝故居很早被得到古人的认可与尊崇。蒲坂城在今天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
关于舜帝即位后的都城，文献记载也有多处。如西晋学者皇甫谧曾指明：“舜所都，或言蒲阪（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括地志》对皇甫谧之言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阪故城是也。”妫州城，治所在今天河北涿鹿县西南。其中，“舜都蒲坂”无疑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从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相传舜帝在百岁高龄南下巡狩，途中不幸在苍梧之野去世，被安葬于江南九嶷山。九嶷山，又被称为苍梧山，在今天湖南南部的宁远县。舜帝在如此高龄还路途迢迢地南下巡狩，死后也没有归葬故里，在后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上古时代先民以迁徙为主要生存与避难方式的话，这种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了。“三皇五帝”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先祖们偶像化的象征，他们的行踪实为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祖先们开拓故事的缩影。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记忆越来越清晰，古代帝王们的都城在地域分布上也有明显的逐步聚集稳定的趋势。正如《史记正义》所云：“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就其活动范围而，远古时代中国境内的部族多集中于今天的“三河”地区，即河北、河南与河东。对此，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卷四一中作出了进一步了解析：
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虽黄帝之都，尧、舜、禹之都于今皆为河北，在昔皆为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蓟之邦、冀都之壤皆为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后，河道堙塞，渐移南流，至汉元光三年，徙从顿丘入渤海，今滨沧间也。
虽然，与今天的地表形态有相当大的差距，杜佑的解析还是极具启发性的。今天的河南与河北的形成，乃是上古时期黄河大改道之后的结果。在黄河大改道之前，大河故道从碣石入海，那么，文献中记载的尧、舜、禹的不少都城都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在今天的版图上，山西西南部（河东）、河北南部、河南地区似乎值得特别关注，因为更多的古代帝王的都城集中于这些地区。古代学者服虔曾指出：“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东之界。”即谓尧帝、舜帝以及夏禹所都之地，都在“河东”（即今山西省西南(16)部地区）。
上述几个地区在古文献中又被合称为“三河”。长期以来，黄河流域被认为是哺育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摇篮”，确切地说，“三河”地区才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摇篮地”的标志。同时，就民族迁徙而言，我们可以断言，经过漫长时间的艰苦迁徙与探索，更多的炎黄子孙在“三河”地区聚集起来，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口繁多、文明发达的“鼎盛之区”。————————————————————
(1) 《淮南子注》卷六“览冥训”，《诸子集成》，第99页，岳麓书社，1996。
(2)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选自［清］马骕著：《绎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4)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元］胡一桂撰：《史纂通要》卷一“五帝总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勘本，第11—12页。
(10)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4页。
(11) ［宋］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2页。
(15) 选自［明］王圻等编纂：《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 引自《历代宅京记》卷一，第2页，中华书局，1984。 第二章 构筑“中国”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
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
夏、商、周上古三代王朝，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是圣洁美好的时代，三代的圣王与名臣也常常成为后代君臣所称颂的“道德典范”。这种对上古时代完美化的想象，在今天认同历史进步观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幼稚可笑的，却主导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达数千年之久。在生产力原始低下的年代，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权，维系一个拥有较多人口的族群，甚至维持自身的生存，都是相当困难的，都要面对严峻的挑战。为了躲避灾难，或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之所，古代的先民不断地迁徙。可以说，在原始时代，迁徙更是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时迁徙的距离并不遥远，然而，这种迁徙却是磨砺华夏早期文明发展的难得的历练。(1)
古人通常认为：“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核心区，即王都，是王朝疆域的最重要的部分，而夏、商、周三代王朝最重要的迁徙，正是王都的迁徙。都城的迁徙，必然伴随着王朝人口的迁徙。每一次都城迁移，都是一次规模可观的移民活动。一次一次迁移，犹如划出了一条条地理界线；一条条界线围成了彼此相接的地理区域。夏、商、周三代划出的区域，便是日后的“天下之中”，即居于天下中心的国家，这也是古文献“中国”的最初含义。洪水后有夏民居：大禹传说与夏族迁徙历史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
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
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之语
在华夏族的文化记忆中，“夏人”、“夏族”无疑是华夏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血缘集团。而夏人与夏族的功绩，莫过于创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中原王朝。
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是结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并开启华夏历史新纪元的传奇英雄。作为大禹功业的崇拜者，先秦诸家大哲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大禹功业的敬仰之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尚）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吕氏春秋·爱类篇》也追述当时的情形称：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大禹最伟大的功业是治理洪水。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传说中，大都曾出现过“洪水滔天”的“洪荒时代”。洪水泛滥，江河横流，原本是自然现象。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农业文明已开始初具规模，农业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加，与之同步，人类较为稳定的聚居区在逐渐增多，地域在逐渐扩展。这样一来，肆意横流的江河必然对原始农业生产、人类聚居区的稳定乃至原始人群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洪荒不治，江河乱流是原始时代生态环境一个最明显特征的话，那么，治理洪水，疏导江河，便成为上古时期人们实现自身生存以及发展人类文明的首要任务之一。
相传大禹是黄帝之玄孙、颛顼帝之孙，而他的父亲鲧却因治水失败而被舜帝处死。遵照远古时代职守家族世袭的传统，舜帝又任命大禹承继父亲未竟之业，继续整治天下的河流与水道。在传说及古人追忆之中，大禹治水的规模十分庞大，涉及地域也极为广袤。如《墨子·兼爱篇》称：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不难看出，在先秦思想家墨子等人的回忆中，大禹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从西河之水到东土之泽，从北方的燕代之民到荆楚的“南夷”。大禹全面治理了天下的水系与水道，其功德惠及了天下四方的各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传说中不仅是华夏族尊崇大禹，就是不少所谓“四夷”民族也把大禹当做自己民族的始祖，治水的伟大功业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2)禹贡山川形势示意图《庄子·天下篇》又载称：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疏理天下河道，并不是大禹唯一的工作目的。除疏通洪水外，划定或开启九州，是大禹创立的另一项伟大功绩。江河的疏导与治理不仅反映了上古先民坚韧不拔的毅力，更反映出古代先民不凡的智慧、才能以及地理认知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区划是与江河的治理相伴而生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辑录、阐发了西汉刘向、朱赣两人关于当时各地风俗异同的论述，其中提到：“古有分土，亡（同无）分民。”唐朝学者颜师古注释云：“有分土者，谓立封疆也。无分民者，谓通往来不常厥居也。”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的认知历史上，究竟是地域区分在前呢，还是民族的分辨在前呢？这恐怕是许多博学之士都难以解答的难题，而刘向、班固等学者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地域的区分远早于族类、族群及民族等区别之前。地域的区别是地理认知的基本，而在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地域认知工作就是由大禹来完成的。
关于大禹开启九州的伟大工作，《史记·夏本纪》记述道：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九州之名分别是：冀州、沇（兖）州才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后，“九州”成了中国或天下的代称。《尚书·禹贡篇》便详细记载了大禹所开九州的状况，包括山川、物产、道路、人口与贡赋等内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有科学价值的地理学论著。(3)禹贡九州示意图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著者司马迁为考求史迹遍游天下，他同样被大禹治水的壮烈功绩所深深震撼：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4)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当然，面对如此宏伟壮烈的功绩，崇尚科学及实事求是理念的现代学者们却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因而提出了“大禹非人论”或“大禹为神论”。即以常理推之，在原始时代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无论如何艰苦努力，一个首领与一个部族似乎绝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可以肯定，疏通江河，平定九州，是中国远古先民们合力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当然，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若干杰出领袖的卓越贡献，但不能将这项工程的完成归结于个人的功劳。治理江河，应该是多少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晶，将之完全归美于一位伟大英雄，不过是传奇故事的惯用方式而已。
即使是在江河得到治理，以及天下“九州”划定之后，夏王与夏族的居留地仍在不断变化之中。夏王与夏人的迁徙，反映在为数不少的“禹迹”与夏都所标志出的路途之上。
1．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一——安邑，在今山西南部运城市夏县西北。“禹都安邑”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一样，是夏朝都城最通行的说法之一。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即载明：“安邑故城，在（唐代夏）县东北一十五里，夏禹所都也。”可见，这一说法在唐代已成公论。宋人所著《皇王大纪》、清初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也都赞同这一说法。
2．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二——阳城与阳翟。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禹都阳城”也是关于夏代都城另一种通行的说法。《竹书纪年》（即《汲冢书》）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史记正义》也表示赞同：“今洛州，夏禹所都。”而不少古代学者更将阳翟作为夏朝的最重要的国都，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如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载云：“阳翟，夏禹国，今颍昌府阳翟县有禹山。”西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也载称：“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5)《禹贡》山川示意图
3．夏族曾经迁居的都城——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根据古代学者对《左传》注释的说法，上古大禹所居住过的“夏虚大夏”，就在今天山西太原。《太平寰宇记》载称：“禹自安邑都晋阳，桀徙安邑。”
4．夏王朝最边远的都城——会稽。会稽，又是一处非常著名的“禹迹”。相传大禹在即位十年之后，东向巡狩，行到会稽时去世，享年百岁，葬于当地。魏晋时代的史籍《皇览》载云：“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十里。”《越绝书》也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称：“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通常认为这个会稽山就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
然而，这个会稽山的所在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安邑、阳城、阳翟等数个夏都，与会稽山相距甚远，夏禹真的葬在了此地了吗？如果我们细察史料就不难发现，真正让会稽与大禹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先秦时代越人对大禹的崇拜。在先秦时代，在今天江浙地区的吴国与越国都被认为是非华夏族后裔，但越人坚称大禹是他们的祖先。《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少康是夏代非常有名的国王，越人的祖先正是他的后代。当这些后代初来会稽时，依从了当地风俗，“文身断发”。显然，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大禹后代外迁的故事，而最著名的越王就是那位以“卧薪尝胆”故事千载传名的句践。
至夏朝末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已基本划定。如战国时吴起曾指出：“夏桀（夏朝末代君王）之居，左河（水）、济（水），右泰（山）、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6)《国语·周语》引伯阳父（即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之语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又“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7)亡。”很显然，夏国的地域在河、济、伊、洛诸水之中。著名学者邹衡先生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对夏文化区进行了全面的考释，高度评价了“有夏之居”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从这些地望的考证，可知所谓“有夏之居”，是靠近中岳嵩山的地区。北有黄河，南有伊、洛；北有太行（豫北）或霍山（晋南），南有三涂山。大约包括了今天河南省的嵩县、临汝、洛宁、宜阳、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禹县等地。……围绕洛阳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可见考古发现和“有夏之居”的记载是能契合的……“有夏之居”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策源
(8)地。
被尊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封禅书》中讲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即今河南嵩山）为中岳。”河、洛之间正是日后所谓“中国”的核心区，而这种认同正是从夏代开始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夏”为“中国之人也”，正是对这种通行观念权威性的总结。殷道实由迁徙兴：国都迁徙与殷商王朝史
天降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成汤，正域彼四方。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诗经·商颂·玄鸟》：
殷商是中国上古时期强盛一时的王朝，如果说夏朝的历史内容不免存疑的话，那么商朝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不朽功绩与举足轻重的地位则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保存了歌颂商朝光辉历史的诗篇。自清末以来，甲骨文字的横空出世，更是直观地展现了商朝文明成就，不啻为商族与商朝历史的华彩与骄傲。
关于商族的起源与殷商王朝的地理范围，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极大。这一论点的核心观点便是认为当时夏人散布于西方，而夷人聚居于东方。当时的天下，根据自然地势与方位被很自然地分割为东、西两大块：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北边有热（河）、察（哈尔）两省境的大山作屏障……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上的意义也最重要。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一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向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因地形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9)现象。(10)殷商疆域示意图
可以说，中国历史地理上南、北、东、西的方位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认知过程，而这一认知与中国古代先民的迁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南与北，东与西，都是相对而言，没有南，也就无所谓北；没有东，也就无所谓西。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曾经根据甲骨文字考释出商国的范围：“这个范围相当于今天行政区域内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和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而以河南、山东两省为主要部分。自盘庚以来的殷代，商王国的主要范围在河南，在此以(11)前，商的活动范围偏于山东省。”显然，商王族崛起于夏朝东部，属于古代东夷族群，“夷夏东西说”即揭示了中国民族地理格局东西相对意识出现的奥秘。(12)商朝迁都示意图
殷商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迁徙历史，研究价值非同寻常。殷商王族的始祖名叫契（音谢），又称为殷契，曾经因佐助夏后大禹治水的有功之臣，被分封于商。商国，为契始封之地，如《括地志》释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嚳之子卨所封也。”即唐代商洛县就是最古老商国所在，大致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县境内。
在契之后，殷商部族的迁徙活动十分频繁。如《史记·殷本纪》又载云：“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即从始祖契在位到成汤在位之时，商族的国都（即核心居留地）已经历了八次较大规模的迁徙。后世的人们已搞不清楚这八次迁徙的具体情况了。
成汤是商王朝的缔造者，他率领商族人马击溃了夏朝最后一位国君——夏桀手下的军队，平定海内，建立了商王朝。成汤时代最重要国都就是亳。关于亳的方位，《括地志》释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嚳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作为商都的亳城“两亳”，即南亳与西亳，南亳在今天河南商丘县东南，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市西。
在汤之后，商都迁徙的脚步仍没有停止。如“帝中丁迁于隞，河(13)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史记·殷本纪》又载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廼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据古代学者解释，从成汤到盘庚继位之时，商国先后进行了五次迁徙。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云：“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这五次迁徙之都又被学者们称为“商五邦”。(14)商代地图
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迁都事件无疑是“盘庚迁都”了。迁徙，不仅是艰辛的跋涉，更意味着放弃原有的不动产，而迁到新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一切又谈何容易！频繁的迁徙引起了不少殷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盘庚的迁徙之举受到了来自“殷民”的强大阻力。中国最古老的文献集、《十三经》之首——《尚书》中保留了《盘庚（上、中、下）三篇》，相当详实地记录了盘庚迁都前后劝导殷民的情况。因为其文辞古奥难懂，历代学者进行了相当艰苦的诠释工作。如唐代学者孔颖达所著《尚书正义》就解释道：“此三篇皆以民不乐迁，开解民意，告以不迁之害，迁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迁时事，下篇既迁后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启民心，故其辞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辞稍缓。下篇民既从迁，故辞复益缓。”从这些文辞中，可以看到盘庚为完成迁移所运用的苦心与智慧。
盘庚迁都所至之地，又名“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故而商朝又称为殷朝。盘庚迁都所越过的“河”就是洹水，也就是今天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曾旁征博引，综合考订了殷都问题，他指出：“《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阳城即相州外城也。”很明显，到《竹书纪年》成书之时，商都遗址已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殷墟”。毋庸置疑，从那个时代开始，“殷墟”已经被视为先秦时代最有影响的都城遗址之一了。
殷商时期，都城的迁徙过程是相当艰辛复杂的，而事实证明，迁都为商朝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史记·殷本纪》称赞道：盘庚“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商代所创造的文明是极为辉煌的。《诗经·商颂》有这样的诗句歌颂历代商王的功业：“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同迹）。”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近代以来，大批甲骨文在殷墟地区的发现，成为中国文字史研究划时代的事件，更使安阳遗址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高度成就的圣地。今天，即使从殷墟遗址中的城池遗迹上，我们也依然可以想像到当年殷都的宏伟气象。迁徙划分两周史：周王族的迁移与建国历程
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王）、武（王），缵大王之绪，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诗经·鲁颂·宫》
周朝，代表着中国上古文明与国家建设的鼎盛时代。周王族的崛起及建国历史，同样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迁徙历程。周朝包括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而东周的出现，正是迁移的直接结果。
现代学者齐思和先生在《西周地理考》一文中将周民族称为“渭水民族”，并解释道：“世界最早之文化，类皆发生于河流之冲积区。古埃及文化发生于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起于两河流域，印度文化起于恒河流域，其显例也。盖文明初启，农业幼稚，人类既不知施肥之法，又昧于深耕之术，民劳利薄，文化自难繁盛，惟有沿河流之地，土壤肥美，适于灌溉，物产丰饶，得天独厚。一人耕可食数人，余人可从事其他方面之工作，文化进步，自较他处为速也。是故最早(15)文化多发生于河流之两岸，此乃历史之通例，中国亦非例外。”
周王族的始祖为后稷，因善于耕作而被尧帝举为农师，并将其封在邰。邰城便是周王族最早的聚居地。据《括地志》记载，邰城在“（唐朝）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邰城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生不逢时，当时的夏王不重视农耕业，他因此丢掉了农师之职，并逃入戎狄人聚居之地。当其孙公刘为部族首领时，重新大力振兴农耕业，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周族也由此逐渐富强起来，受到了周边百姓的爱戴，周边人民纷纷向周族聚居区汇聚，“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而公刘的另一项功业就是率领部众选择豳地建国，为周王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豳，又作“邠”，其地在今陕西旬邑县境内。从邰地迁移到豳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选择及创业过程。《诗经·大雅·公刘》一诗生动地展现了公刘当时率领部众在豳地建国的艰难历程，故而被学者们称为“史诗”。其诗句有云：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冈，乃觏于京。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从此诗可见，先秦时代的人们对于定居地环境的选择逐渐有了相当周全的考虑，已经考虑到耕地广狭、水泉走向、军事地理形势以及物产等诸多直接关系到民生与政治的因素，这无疑是长期迁徙经历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而在生产力水平非常原始的时代，人们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国都的选择更是关系重大，甚至是决定迁徙与否最重要的原因，因而，古代先王对于新的居住地的选择也是极为谨慎的。(16)后稷像
古公亶父是周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领袖，即周王朝的创立者周文王之祖父，故又被称为“太公”、“太王”。他领导了周王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迁徙，即从豳地迁徙到周原。古公亶父即位首领之后，受到民众的拥戴，国势日益强盛，然而受到了周边戎狄部众的攻击威胁。《吕氏春秋·审为篇》就记载了一则周太王亶父让地的轶事：
太公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所求者，地也。……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岐山在今天陕西岐山县东北。《史记·周本纪》更是将这场迁徙描绘成一场仁德之举。面对戎狄之众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避免部族人民在暴力冲突中伤亡流血，古公亶父采取了宽容避让的态度，他率领自己最亲近的部民主动迁离豳地，涉过漆水与沮水，翻越梁山，到达了岐山之南麓。闻听古公亶父外迁的消息，豳国百姓也扶老携幼，跟随迁徙到了周原。
然而，历史证明，“祸福相倚”，迁居岐山以南的周原，被视为周王族及周国真正崛起的开始。面积广阔、土壤肥沃的周原也由此渭水流域为周王朝的发祥地。岐山也由此成为周国百姓心目中神圣的地方，我们从古诗中也能发现当时人们对岐山发自内心的赞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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