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首辅宰相——狄仁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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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首辅宰相——狄仁杰试读：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狄仁杰生在繁荣昌盛的大唐时期，社会的深刻变化，为他走上权谋之路带来挑战和机遇，在他看来，要成功，就得步入仕途。高中明经，谋得官职

狄仁杰的名字没有几个人不熟悉，电影、电视剧里也常有他的身影。但那是艺术创作，不是真正的历史。唐代很多传奇文学拿狄仁杰当主角，编了很多故事，后来清朝人写过《狄公案》，荷兰有个汉学家高罗佩写过《大唐狄公案》，把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神探。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可不是一个刑事侦探那么简单。他断过案没有？断过，不过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唐代留给今天的史料是比较少的，远没有宋代以后那么详尽。唐代虽然有了印刷术，但是早期的印刷术主要用来印刷佛经、历书之类，技术也不够成熟，对于普通书籍传播的贡献还不显著，所以唐代的史料往往给人“不解渴”的感觉，有很多名人的故事语焉不详。

我们重视狄仁杰，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生贯穿了唐朝前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唐成为大周，再由大周变成大唐，而这段历史缺了狄仁杰将是不完整的历史。他生前能对武则天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他死后，甚至还能决定武则天和她的大周朝的历史命运。

狄仁杰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这一年，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两岁，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他的皇后就是鼎鼎大名的武则天。狄仁杰出生的这一年，武则天已经5岁了。5岁的武则天和狄仁杰当然没有什么关系，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山西人。武则天的祖籍是山西文水。狄仁杰是并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人。

狄仁杰在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年）赶考，那么狄仁杰中举应该是在26—31岁之间。他考上的是明经科。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唐高宗的皇后了，而这个时候的唐高宗身体不好，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发作起来头晕目眩，所以武则天开始帮助他处理国务，并逐步掌握了核心权力。狄仁杰这时候出来当官，他的命运自然也就与武则天分不开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一生，是武则天最好的助手，又是她唯一的对手，正是狄仁杰，最终把武则天的大周又带回了大唐。这种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有趣的是，武则天晚年，谋划李唐复国的人不止狄仁杰一个，但是后代人评价这段历史，都将首功归于他。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发动政变的人多数是他推荐当大官的，其次就是因为他光明磊落，甚至包括李唐复国这件事，他在武则天面前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他不谋求个人利益，是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政治家什么样？政治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政客什么样？政客没原则性，墙头草随风倒，唯一的原则就是谋求私人利益。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很多种。比较受朝廷和考生重视的有两种，一是进士科，另外一种就是明经科。

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狄仁杰能高中，说明他经学功底相当不错。不过坦白地说，明经科不是唐朝科举中最厉害的科目，最厉害的是进士科，唐人有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说进士科难考，50岁考上了算是年轻的；相比而言，明经科由于只考经学，有个好脑子善背诵就能考上，因此30岁考上都算是老的。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干不能干不是看书读得多少，对于狄仁杰这样的技术性官吏而言，书生气反倒会束缚其手脚，狄仁杰一生做事手段多样，有时甚至不惜虚与委蛇。

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主要是诗赋（主要考文才）和政论（古典与时政结合的杂文）。比较而言，明经科则简单得多，只是默写上下句（帖文），通过后，则是口试，经问大义（古典知识）十条，时事政治（答时务策）三道。

从考试内容就可以看出，进士科要远远难于明经科。唐朝应考进士的人极多，但被录取的极少，每年多不过40人，平均录取率为12%，而明经科应试者少，录取率却高达20%。进士录取既然这样难，一旦考中，那就预示着未来仕途通达。

考中进士的人按照政府规定在外游行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消灭敌国凯旋的大将。而考中明经科的人则只有一张录取通知书，史册上只是随便记录下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记。如果朝中无人，明经科的人只好先到政府指定的清水衙门做文书工作，而这种工作有的人一做就是几十年。

而狄仁杰考的是明经科。按照唐代规定，明经科上来的人，根据考试成绩，授予不同品级的官职。狄仁杰被派到汴州担任判佐，从七品下的官。汴州就是河南开封。当时这一带属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年轻人有这样的起点是相当不错的，此时的狄仁杰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个打击——有人向上级诬告他，让他经历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腾。

因为什么事告他，告他什么罪名，史籍里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两唐书的记载，是汴州一个“吏”告他的。在唐代官场上经常爆发“官吏矛盾”。官和吏不是一回事儿。官的等级高，出身好，前途光明，相当于领导。吏呢，等级低，升迁的机会也少，相当于办事员。但是吏却有个长处，就是长年累月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很熟悉法律文书和行政运作。在唐代，吏的人数要大大多于官。这些人由于出身寒微，干的工作又多又累，而且前途也不光明，所以心理上很不平衡，和官这个阶层有天然的矛盾。在官的眼睛里，这些刀笔吏都是些“性非良善”的小人；在吏的眼睛里，这些官都是些迂腐书生。

唐代的年轻官员，尤其是科举上来的这些，多数都要到地方担任低级官员，他们一到地方就会面对数量众多的吏。这些吏仗着自己是本地人，熟悉行政程序，经常欺负这些初来乍到的官员。谁让你少年得志，谁让你前途光明？我就跟你过不去！举个例子，《启颜录》记载说有的小吏善于做手脚，以权谋私，一旦有新的县官来了，他就要搞点小手腕，试验一下你这个人聪明不聪明。新官一来，他就给人家念民夫名单，名字一听就是胡编的，什么“宋郎君、成老鼠、张破袋”，你要是光是“嗯嗯”地听，他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以后就放心大胆地继续为非作歹。

狄仁杰到了汴州遇到的也是这号货色。一个新来的官，能不能镇住这些小吏，的确是一门学问。古人把官员镇住小吏们的手段划分为三个等级：低的等级——人不能欺，你很聪明，小吏欺负不着你；中间的等级——人不敢欺，你很厉害，小吏不敢欺负你；最高等级——人不忍欺，你这人德行太好了，太仁义了，以至于小吏们不忍心欺负你。以狄仁杰的个性和睿智，再加上此时的他年轻气盛，我估计他属于“人不能欺”那一类，谁要手腕他就给你揭出来，这些小吏一看，好，你厉害，斗不过你，我就捏个罪名告你。这一告，可能罪名还不小，以至于惊动了一位大人物来处理此事。狄仁杰拒淫

狄仁杰少年时代即文采过人，俊朗出众。在往京城考试的路上，投宿于旅店。深夜正聚精会神的在灯下读书，却有敲门声，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媳妇。她年轻新寡，白天见到投宿的仁杰斯文儒雅，不由然的萌生爱意，借机亲近。

狄仁杰见少妇诉说完毕，却仍流连不去，就温和地对她说：“你这样的年轻与娇俏的外型，在夜深人静时，对我娓娓诉说你的心事，难免会使人怦然心动。幸好以前有位老和尚曾经提醒过我，不可贪色犯淫，我牢牢地记住，时时放在心上，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谨守礼节而不逾矩！”少妇问狄仁杰，是些什么话？能使人在要紧关头克制住自己？

仁杰答曰：“老和尚说，从我的相貌推断，我将来定是名冠天下，富贵显达之人，但切记‘戒之在色’！既然老和尚已经提示过了，我怎么能如此冒险，以一生的前途去换取片刻即逝的男女欲乐！可是一般人大多难过美人关。当时我就请教老和尚：‘师父，喜欢佳人之美色乃人之常情。色欲这种事，事前人人都知自爱，事后也知追悔，但是一般人当欲心炽盛的时刻，则一切后果都会抛诸脑后，以为偶尔无伤，下不为例，所以每一个下次均作如是想，次次皆如是，就这样沉沦下去。到底需用什么方法才能浇息爱欲之火，不令延烧呢？’当时老和尚即告诉我几种方法，但最好用在欲念未起或刚欲起时：

一者，见一切女（男）作亲想——老者如母（父），长者若姐（兄），少者若妹（弟），幼者若女（子）。

二者，见一切女（男）作怨想——她（他）是故意引诱我犯淫、失节、失礼、无耻，她（他）是披着美丽娇媚（英俊潇洒）外衣的贼虎狼、毒蛇蝎，幻化迷人，侵蚀我心，让我昏昧失智后，被她（他）牵绊绑缚，好达到她（他）心中的目的；她愈是娇媚，心就愈毒，会让我长劫受苦。

三者，见一切女（男）作不净观想——美女与俊男的薄皮底下，是一团糊糊的血肉、筋脉和骨头，体内是尿屎脓血，淋漓狼藉，七孔流出的是垢汗涕唾与臭秽的大小粪便；宛若薄皮花瓶，内盛腐物，谁还喜欢？病时，脸黄肤皱，蓬发零乱。死时，面目青黑，不数日就蛆虫遍体爬钻，臭烂恶心。其实，人原本就是带肉的骷髅。

说到这里，此刻我见到你的娇美，心里想的是，你也不过是枯骨之外，包着层层肥瘦之肉，所以什么念头也没有了。方才听你提到，你曾打算为夫守节，见到我才改变初衷，我认为你只是迷恋我的容貌和斯文的外表。如果我现在满面是黄色的脓、痰、涕、唾，眼屎结块挂在眼角，口臭加上口沫流在嘴角，你还会有爱欲的想法吗？”

少妇顺着狄仁杰的话，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就面露惭愧地向狄仁杰跪谢：“承蒙你的教诲，谢谢您的劝诫，使我保全了名节，也知道今后该如何息灭自己的痴心和妄念，我已体悟到人的行为，完全系在这一念之间；活到今日我才知道，控制自己这方寸之心，是要学习的。我一定会为我丈夫守节终生。”

这位少妇果然坚守妇德，后来受到朝廷的表扬。

狄仁杰的成功并非全靠命定之运，他毕生勤读、修德，守身练心。科甲及第后，仕途曾任大理丞、河南巡抚、豫州刺史，历经唐高宗、中宗、睿宗三朝。

狄仁杰的想法是有智慧的，不以区区片刻之欢，削减一生光明之途，能以观想控制自己的心念去处，而培养出刚正清明的举止，自己既能戒之在色，又能劝诫别人息欲之法，正如老和尚所言：“不贪色犯淫，将来名冠天下。”仕途路上遇贵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贵人，狄仁杰也一样，他的贵人就是阎立本。阎立本出身贵族，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是当时的著名画家兼工程学家。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因为阎毗擅长工艺，多巧思，无论是工篆隶书，还是绘画、建筑都很擅长，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唐太宗在位时，阎立本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召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后来，有一位高手，在玄都观东殿前间临摹，既可以镇住所谓能产生天子皇帝的灵气，又可以仰观这些天神们的神武英威。阎立德绘画的《职贡图》，画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象非常怪异。阎立本绘画的国王的速写单本流传在民间。这以前南、北两朝的绘画高手，没有超过他们兄弟俩的。

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获它，没有捕到。虢地的王元凤自报奋勇为民除害，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皇帝非常喜爱他的豪壮，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

另外，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历代绘画名家的。只有《职贡图》、《卤簿（按：古代帝王将相出行时的仪仗队）》等画，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民间传说在慈恩寺画功臣，是很多人画的，看不到阎立本的手迹。这些功臣画得人物鞍马、冠冕车服，都非常传神。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而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的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品。”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池中有奇异的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栏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随侍的宫人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

宫人们当即向岸上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见皇上！”当时传话的人并没有直呼阎立本的职位（郎中），而只是传递：让那个画画的阎立本赶紧来。

阎立本听到后羞愧异常，但又不敢不来，一路小跑，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晚上回到家里，他疲惫不堪地叫来儿子，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我从小就发愤读书，又学习绘画技艺，做官后居然以画画闻名于天下。今天我遭到这样的羞辱，真是活该。我当初就不该学习画画。你一定要以你老爹我为鉴，千万别学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阎立本能有这样的人生感悟，当然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官本位”有着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说明他是个理性十足而又能分清黑白的人。

到唐高宗在位时，阎立本官为右丞相，姜恪原是守边将领，凭着战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饥荒，国子监里的学生都放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同时又规定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办事人员必须通晓一门《经书》。

当时阎立本担任河南道黜陟使。什么叫黜陟使？唐代前期为了监察地方官，经常派遣官员担任黜陟使，不定期巡察各地，惩处违法官员。狄仁杰被告了，那么刚好由阎立本来处理，阎立本把这个事审查了一番，得出了结论——狄仁杰不但不是个坏官，而且是个大大的好官。于是他找来狄仁杰，对他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所谓“观过知仁”是孔子的话，原话是“观过，斯知仁矣”，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看这个人犯的过错，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你狄仁杰的所谓过错来看，你是个好官，是被埋没的珍宝啊！

于是狄仁杰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反倒升官了，阎立本保荐他担任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并州就是狄仁杰的老家太原，在唐代可是很重要的地方，它是北方军事重镇，华北的核心，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当年李渊就是从这里起兵夺取长安建立大唐的。在唐代，并州还被称为“北京”，是长安、洛阳之外的另一座都城。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是正七品上的官员，狄仁杰因祸得福了。担任法曹这样的官职对狄仁杰来说是个极好的锻炼，日后他断案的能力极有可能就是在并州培养起来的，在这里他工作了10年以上，为他日后的行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想他对阎立本大概是怀有终生的感激，一个人在年轻时，在关键时刻受到的帮助往往能左右这个人的一生，令他终生难忘。

我们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狄仁杰当时是否是抱着一切向“权”看的智慧来做官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场大佬们每每都是抱着这种心理开始的。身为低级官员，对官场大佬们没有任何威胁，在别人都唯唯诺诺或是浑浑噩噩时，突然有个小字辈鹤立鸡群，必然会引起官场大佬们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由于在情感上可以接受，所以，正如阎立本看重狄仁杰一样，狄仁杰自然就会被提拔了。

对李唐王朝而言，并州是龙兴之地。义宁元年（公元617年），隋朝太原军政长官（太原留守）李渊宣布起义，如秋风扫落叶般攻陷隋朝政治中心长安，第二年称帝，建立李唐王朝。并州不仅有着荣誉地位，还是战略要地，它是北方突厥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

唐朝初期，版图上重要的地方都设置比州高一级别的都督府，都督府的一把手是都督，但都由皇室成员遥领，实际处理具体事务的则是都督府长史（军政长官）。或者可以这样说，狄仁杰的职务虽然仍是一级长官助理，但与汴州州长助理相比，在级别上已经高出两级。

对于一个明经科出身的人而言，在一年时间里猛跳两级，这是天大的幸运。

品行高洁的人往往具有如下特点：菩萨心肠、能推己及人。狄仁杰初到并州时就遇到一件别人的难事。当时的一位同僚要出远差，短时间内不能回来，但这位同僚有位老母，缠绵病榻。所以，这趟差事就成了此人的心病。

狄仁杰得知此事后，向军政长官请求代替这位孝子出差。唐代不如今天交通发达，出行方便，当时，很多官员都不喜欢出远差，因为长途跋涉，辛苦异常，不但没有油水，而且在路上或者是办事地点发生点什么事，家人一无所知。

军政长官蔺仁基被狄仁杰这一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突然想到，这种舍己为人的美德应该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才对。这么多年来，蔺仁基和他的参谋（都督府司马）始终闹着不愉快，双方的关系吃紧，稍不注意，就会同僚反目。蔺仁基反省这件事，认为自己的确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时他不由得对狄仁杰钦佩得五体投地，说：“狄兄弟的贤良，天下只有一人啊！”（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仁杰在并州干得很出色，他的人性美德也为他赚足了声誉，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再详细进行描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他被调到了长安担任大理寺丞。由法曹到大理寺丞，都是司法官员，他获得此职，一定是因为在法曹任上的杰出表现。可见历史上狄仁杰善于断案的美誉不是浪得虚名。就在他一帆风顺要大展宏图的时候，朝廷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此事使得狄仁杰第一次目睹了政坛的险恶。

这件事，和阎立本还有点关系，而且也正在狄仁杰的职权范围内，但是他偏偏一点力都使不上，因为这一次的事，捅到了天。

是什么事呢？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太子李弘死了，死因有些蹊跷。没过多久，阎立本的侄子阎庄也死了。阎庄是太子李弘的管家，当时的职务叫太子家令。

太子和他的管家接连死亡，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昵？这块墓志虽然说阎庄也是病亡，但仔细看墓志的文字，里面一些话似乎暗示着什么：“缠蚁床而遘祸”、“随鹤版而俱逝”。什么叫“蚁床”？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说阎庄因为某个人的死给自己招来了祸事。墓志文说，“随鹤版而俱逝”嘛，“鹤版”是个典故，特指太子的棺椁。也就是说是因为太子李弘之死给自己带来了祸端，似乎是在暗示阎庄死于非命。

这件悬案要从头说起。太子李弘之死，《旧唐书》说他是正常死亡，根据是他死后皇帝发布的文告，说他有瘵疾，也就是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而《新唐书》直接说李弘是被毒死的。这件事是谁干的？武则天。《新唐书》的作者是宋代欧阳修等人，他们对武则天很反感，所以此话很难说是不是出于成见。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时候面对一大堆史料，有的说是正常死亡，有的说是毒死的，司马光也犯难，最后他只得来个模糊处理：“时人以为天后鸩之。”意思是当时人认为是天后武则天毒死的，这是他们说的，不是我司马光说的。

如果是正常死亡，那没什么可说的。但要是被毒死的，那就要问一句为什么。“毒死说”认为，是李弘为自己的两个姐姐请命得罪了武则天。这两个姐姐是唐高宗以前的爱妃萧淑妃所生。唐高宗的原配王皇后嫉妒萧淑妃，两个人斗得很厉害。王皇后偶然听说皇上在感业寺有个相好的小尼姑叫武媚娘，武媚娘就是武则天，她原本是唐太宗的妃子，太宗驾崩后按照规定，去感业寺出家为尼。太宗病重的时候，太子李治就已经和武则天有私情了。后来唐高宗借上香的机会还去感业寺私会武则天。王皇后于是怂恿唐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里，分散唐高宗对萧淑妃的爱。她哪里想到，她和萧淑妃的斗争属于土枪土炮级别的，武则天是属于原子弹级别的。武则天一回来，没多久王皇后和萧淑妃一起失宠了，不久被废，死掉了。

萧淑妃生的两个女儿也被幽禁，岁数不小了还被关在后宫里，后来有一天被太子李弘偶然发现，据说李弘十分震惊，大哭一场，他还为此跟母亲发生冲突，他要求解除监禁，让姐姐嫁人过正常日子。武则天很生气，但是这事情已经闹开了，再继续监禁两个公主也没有正当理由，于是武则天随便找两个卫士把公主嫁出去了。据说就是因为这个，使得武则天决心杀死李弘。

可是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就为这点事值得杀人，尤其是杀害太子——未来的皇帝吗？武则天哪有那么冲动幼稚啊！要说李弘是被毒死的话，只能有一个原因——唐高宗的病。前面已经说过了，唐高宗这阵子高血压病情较重，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于是想传位给太子，自己当太上皇。可是这阵子的武则天在协助处理国政的过程中权力欲望无比膨胀，她当女皇的心思也开始动了。

要说武则天一开始就打算当女皇那也不客观，开始时她争夺的不过是女人的最高位置——皇后，但是在协助处理国政的过程中，她开始品尝到权力的滋味，这个滋味可是不同于中宫皇后的滋味啊，这可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滋味！估计这时候武则天的心脏开始“扑通扑通”地跳了。要知道武则天这人很迷信的，据说武则天当皇帝是有预兆的，著名术士袁天罡给幼儿时期的武则天看过相，因为当时武则天穿着男孩衣服，袁天罡就说这个孩子会富贵，要是个女孩，准能当天子。一语成谶

唐太宗时期有一个奇人，名字叫做李淳风，据说，他曾推算出后宫里有女人会出来当皇帝，而且会大杀李唐宗室。唐太宗问找到她杀掉她能不能避免祸事。李淳风说不行，这个人当权虽然会让宗室倒霉，但是唐朝还能延续，你要是杀了她，她投胎变为男性，那李唐就绝后了。最后，唐太宗只好作罢。

这个传说虽然没有可信度，有可能是武则天当皇帝之后人们编出来的，更像是武则天下台以后有人倒推历史写成的。但是值得相信的是，武则天还是个才人的时候，社会上就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言，因为这个谶言，导致大将李君羡被杀。正是这个谶言，对武则天本人产生了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也听到那个谶言了，但是他压根就不相信真的会有个女人当皇帝，这是旷古未有的事情啊。唐太宗想来想去就猜大臣里会有这个“女主武王”。有一次宴请武将们喝酒，要行酒令，太宗让大家都把自己的乳名报一下。乳名嘛，一般都比较搞笑，狗剩、二柱、三胖子、什么的，说出来大家乐一乐。轮到李君羡，他说他的乳名叫“五娘子”，唐太宗刚开始还哈哈大笑，说哪里有女人能如此威武啊，结果回去唐太宗越想越不对劲，李君羡是左武卫将军，值玄武门，封爵是武连县公，又是武安人，最关键的是，他的乳名叫“五娘子”，什么都带个“武”字，还“娘子”，谶言说的就是他吧，于是唐太宗找个罪名把他杀了。数十年以后，武则天称帝了，直到这时，李君羡家人才来喊冤：“我家将军可是替您死的啊！”武则天也承认这个事，下令把李君羡重新风光大葬。李君羡这人也纯粹是倒霉催的，就因为一个乳名被杀了，都说男孩起女孩名字是因为贱名好养活，这养到哪儿去了！

谶言这个东西历史悠久，它就是一种政治预言，有时是人们有意伪造的，假托从什么神人或者异象而来，为的是谋求某种政治利益。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编造了个谶言，夜间派人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结果迅速传播开来，据说“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这就起到了收服人心的良好效果。王莽篡汉也是利用了谶言，据说有人在疏浚水井时打捞出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王莽此人很迷信的，也不知道他是真信假信，反正是大大激动了一把。说实话，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这就是拍马屁的人所为。王莽最后上台就是靠这样一大堆的谶言异象。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借助了“十八子，主神器”。这样的谶言，用以降服人心，增加自己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有的则说不清谁编的，为什么编的。反正古往今来总是有一批闲得发慌的人编点玩意儿出来磨牙，很有趣的一点是，这种不知所出的谶言往往有更奇妙的效果。古人都迷信，一旦某个谶言流传开来，名应谶言的人就难免有想法，野心膨胀，就会坚定地朝谶言预测的方向走下去。有了野心和决心，事情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哪怕只是一丝丝可能性。而一般群众遇到这样的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谶言的影响，认为这人就是老天注定成大事的人，从而心甘情愿服从甚至帮助他。

前面说了，王莽是靠谶言起家的，有趣的是其对手刘秀恰恰是听说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样一句谶言才坚定决心来夺取天下的。当时刘秀不过是一个宗室远亲，一个毛头小伙子，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谶言，别人都觉得不过是凑巧，或者说的是别人，刘秀却由此下定了干大事的决心。后来他果然建立了东汉王朝。

武则天刚听到谶言的时候有着跟刘秀类似的心理历程，“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言刚开始她即便听到过，也只敢悄悄在心里想“说的该不是我吧”，等到立后成功了，接着高宗身体又不行了，她就难免信心爆棚了——“谶言说的就是我”。这时候她要的可就不是皇后这种女人的最高职位了，而是国家最高权力。

正在这个时候，唐高宗高血压日益严重，据说发作起来头晕目眩，眼睛甚至接近失明（这是高血压病情严重时的体现），实在是力不从心，于是要传位给太子。武则天眼看大权要旁落，而且李弘这个人虽然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是为人处世和武则天很不对付。这个人是个正统的儒家，平时看书，看到奸臣谋反的事情都不忍心看，觉得是大逆不道。有一次看《左传》，里面有弑君的故事，于是不读了，换书吧，换《礼记》读。有一年闹饥荒，李弘发现自己的卫士饿得晕倒了，就主动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卫士们吃。看到同父异母的姐姐落难，就一定要主持公道，甚至和母亲争吵，很有儒家提倡的仁爱之心。这种正统的儒家对皇后或者太后弄权的事情历来是十分反感的，而且李弘和武家人有私仇，这个事情咱们以后会说到。总之，李弘上台对武则天十分不利，于是武则天狠下心下了毒手。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太子死了为什么导致管家死于非命？只能有两个原因，非此即彼：第一，太子之死是你的责任。可是前面说了，官方说法李弘是病死，没理由办人家的太子家令。第二，最有可能的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恼了某些人。因为阎庄是太子身边的人，太子之死他一定清楚原因，他可能说出了真相，导致他最后被人灭口。阎庄被处死这件事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官方一声不吭，他死后，名字也被从阎家的家谱里除掉了，可见此事非常重大，但是又很隐秘。

沾上皇权争斗的事，狄仁杰再是神探，他也管不了了，只能是作壁上观的配角了，武则天成了这件事的主角。我们知道，只要是武则天当主角的事情，那都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过一千多年以来对这事情质疑的人也不少，有如下几点意见：

第一个质疑，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儿子下手？我觉得，武则天要是没这点狠劲也就当不成女皇了。

第二个质疑，史书上不是说李弘得的是肺结核吗？那病早晚是个死，武则天犯不着这么着急吧？但是问题在于，肺结核是个慢性病，也许一两年就死了，也许十几年都不死。李弘死前还和父母一起巡幸合璧宫，这宫殿位于今天洛阳远郊涧西区辛店镇。可见身体还没差到一病不起的地步，他即位了，假如身体再有了起色，甚至再生个儿子，武则天不就更没戏了吗？

第三个质疑，杀了李弘，李弘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不是照样可以当太子、当皇帝？那你杀李弘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武则天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是要吓住唐高宗，阻止他再传位给其他儿子。你再传位我还杀。李弘死后，唐高宗果然提出要武则天代理国政，正式把她推向前台。大臣们反对，这事儿没成，可是杀李弘的预期效应已经体现出来了。

阎庄的墓志是个有力的证据，让我倾向于太子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正因为李弘死于非命，他的管家阎庄才在激愤之余说了不该说的话，导致最后自己也死于非命。正因为此事事关重大，而且杀人者正在掌权，所以给他撰写墓志的人不得不用婉转、隐晦的文笔叙述他的死亡。

这个解释，很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历史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就是因为真正的历史虽然不能再现，但是根据实物和推理，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真相。

话归正传，阎庄是阎立本的侄子，他父亲以前也是宰相，但很早就去世了，此时阎家的大家长就是阎立本。那场血雨腥风的惨案发生的时候，阎立本估计也是急在心里，不敢吭声。阎庄死后不是从家谱里被除名了吗？估计也是阎立本的无奈之举。这事儿太大了，直接牵扯到武则天，闹不好全家跟着一起倒霉啊。

那么狄仁杰呢？按理来说，此事正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时他担任大理寺丞，唐代按照规定，遇到重大案件，必须实行三司推事，也就是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个司法机关一起审理，这就是后来戏文里经常说的“三堂会审”（现代也有学者认为高宗时期的“三司”指的是中书舍人、给事中和御史台。或者说“三司”本身是一个灵活的临时组成的审判机构）。阎庄这个事儿，那当然是大事儿，应该由三司会审。狄仁杰有机会参与。

以狄仁杰的耿直性格，估计他会为阎庄说话，那倒不是他以公谋私，给阎立本报恩，而是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合法，既然宣布太子是死于疾病，那你办人家太子家令干什么？人家说什么了，说出来大家听听嘛。

我们可以想想，杀死阎庄的人，能让这事情摆到明面上大张旗鼓公审吗？所以，此事绕开了三司，秘密进行了。狄仁杰纵使知道这件事，也是爱莫能助。大概他会对自己的恩人阎立本怀有一丝歉意吧。

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悲哀，表面看起来有律法，不痛不痒的事情可以在律法框架内进行，一旦涉及统治者核心利益了，他就能绕开这套律法，擅自行动。这种局面就是一百个狄仁杰也无能为力。

这件事是狄仁杰步入仕途之后亲身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斗争。就在此事之后，狄仁杰劝谏皇帝成功，一时间名声大噪，由此当了侍御史，这更让他如鱼得水。唐代御史台是负责监察官员的，官员贪污腐化、渎职失职，甚至包括私生活都在御史台监察范围内。御史威风八面，谁见谁怕，他们有捕风捉影的特权。

曾有个官员，下朝了肚子饿，在路边买了个蒸饼一边走一边吃，恰巧让御史看到了，对不起，弹劾。为什么弹劾？穿着朝服大街上吃蒸饼什么样子，成何体统！御史弹劾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知道了也很生气，本来此人要升迁的，就此黄了。想吃个饼都不行，你看监察有多严。曾有个监察御史叫韦思谦，每次出巡都盛排仪仗，威仪赫赫，一时人们议论纷纷，说这人怎么这么臭显摆，他解释说：“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也就是说御史们还有意摆个架子吓唬吓唬大家。人人都怕御史台官员，唐代大诗人杜牧也当过御史，结果非常尴尬，别人请客吃饭，谁都请到了，单就不请他，为什么呢？谁愿意在宴席上坐个定时炸弹啊。噢，我们吃饭，你盯着我们，我嘬个牙花子回头你再告我个有失仪态？

监察体系对官员们有了威慑力，就能保证清正廉明。唐朝前期政治大体上还算清明，御史台功不可没。御史台这样的做派是皇帝需要的，皇帝需要刚直不阿的人担任御史，这回权善才事件让皇帝看到了——狄仁杰就是这种人啊，敢顶我，还有谁不敢顶的？于是乎，狄仁杰就走上新的岗位了。拿法说事，借“梯”上位

法律的尊严至少应该表现在两方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该不偏不倚，不重不轻，不能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不过，这要看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领导昏聩，法律只是随他个人喜好而修改的食堂注意事项，那就没有必要去维护。狄仁杰维护法律的出发点，可能在于，唐高宗是个清明的皇帝。

在大理寺卖命工作时，狄仁杰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皇帝近卫军长官（禁军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在负责守卫唐太宗的昭陵时，有一次带人出外野游，在聚餐时砍了几棵柏树当柴烧。权善才在战场上是熟手，可在皇帝陵墓知识领域就是个文盲。昭陵陵园周长60公里，对于一个坟墓而言，这是一个普通人不能预测到的数字。

权善才职责在身，所以他不可能跑出那么远去野炊。但权善才也应该清楚，皇帝园陵中的一草一木都是不能动的。那不仅是坟墓主人的私有财产，还是人间帝王的顶礼膜拜之物。权善才虽然注意到这点，但他和孙悟空一样，在佛祖手心里一顿筋斗云，看到五根肉柱以为到了天边。可他事后才知道，自己还在佛祖的手心里。

权善才成了佛祖手心里的孙猴子，却茫然不知。不过，厄运向他招了招手：一位低级军官犯了军规，权善才加重刑罚，将该军官打了个死去活来。这人无法忍受军规被权善才如此到位地执行，就趁假期跑进长安城花重金走后门，亲眼见到了唐高宗，把权善才用昭陵的柏树当烧火棍的事情向唐高宗声情并茂地作了汇报。

唐高宗的头骤然疼痛，那可是他亲爹坟上的树啊，他亲爹当年对他多好啊，权善才拿他亲爹坟上的树当烧火棍，在唐高宗心里就仿佛是把老爹的头发一根一根揪起来。他心如刀绞，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简直天理难容。

唐高宗立即下令逮捕权善才，送交大理寺，并且作了批示：一定要给我好好审！

受到最高领导密切关注的案件，大理寺的行政效率出奇的高。先把权善才拉到审讯室，一顿教育，权善才当时就蒙了。这就像有人偷吃了一颗葡萄，被捉住后要他赔款几十万。偷窃犯当然大喊冤枉，但人家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葡萄，它是科学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培育出来的地球上没有的品种，而你小子居然把他吃了。

权善才也直喊冤枉，说：“我不就是砍了几棵树吗？”大理寺官员郑重其事地告诉他：“那树不是一般的树，那是太宗皇帝就寝地方的树，你怎么能随便砍？”说完就拿出法律条文，指着上面给权善才看，“你瞧，法律有这条，在皇家陵园上踩坏任何东西都是刑事犯罪，何况你居然把树当成烧火棍呢！”

很快，大理寺的判决结果出炉：权善才免官除名，永不录用。

唐高宗看到判决书，火冒三丈，把大理寺官员都召集到办公室，斥责他们判决过轻，并且他重点指出，这个案子应该适用死刑。唐高宗的表态让大理寺官员既恐惧又无奈，没人站出来对唐高宗讲道理，除了狄仁杰。

狄仁杰提醒唐高宗，按法，这是最重的刑罚了。唐高宗一意孤行，“权善才那厮砍我父皇陵上的柏树，陷我于不孝。我知道你是好法官，所以一定要将他处死”。

狄仁杰据理力争，因为他有法可依，执法也严，两人针尖对麦芒。唐高宗的身体直冒火星，大理寺长官张文瑾看到唐高宗的脸色在狄仁杰的言辞下忽明忽暗，感觉不妙，急忙去扯狄仁杰的衣服，使眼色让他闭嘴。

狄仁杰拿开领导的手，向唐高宗发表长篇大论：“犯颜直谏，自古以来都认为是难事。但我认为这种认识太绝对。在桀纣之时，难；但在尧舜之时，则易。老天爷爱惜我，让我生在尧舜时代，所以我肯定比比干（因劝谏商纣王被挖心而死的商朝大臣）命好。所以，我要痛快而又无担忧地说下去。“我可以举个例子，汉文帝时，有人偷了汉高祖庙里的一个玉环。汉文帝让司法官张释之判处那人灭族之刑。张释之当廷抗争，最后汉文帝改了主意，仅仅将那个人本身处以弃市刑罚。当时，张释之有这样一句话，偷窃高祖庙一个玉环就要被诛族，如果有人胆大包天跑到高祖陵墓去挖土盖房该如何惩处呢？“我说这个事其实是想告诉皇上您，您如果因几棵柏树就杀掉了一位将军，千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议论您？我不想让您因冲动而杀掉权善才，就是怕您背负无道的恶名。”

这是一段劝人的经典，处处都在替对方着想，处处都体现了关心，即使是铁石心肠，听到这段话也会悬崖勒马。唐高宗琢磨了半天，想反驳狄仁杰，但愣是没有找到狄仁杰话语里的破绽。他心服但心不平，所以又重新开辟了一条战线：“依据法律，权善才虽不至于死罪，然而情不可容。我恨死这人了，请您法外杀之。”

狄仁杰听到皇帝最后这句话，真想笑出来。这话显得毫无水平，唐高宗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国家法律拿他没有办法，那黑社会那一套应该可以。

法外开恩是错误的，而法外开罪简直是滑稽。狄仁杰义正词严，说：“法律是皇帝您制定的，而且公布天下，任何一种刑罚都有刑法作为根据，怎么可以有犯轻罪而处以极刑的道理？如果不依法办事，将来百姓怎么办，他们怎么知道在大街上追逐不会触犯您心里的法律？您如果真要为了权善才改变法律，那就从今天开始。”

唐高宗实在没辙了，也没有了脾气，只能勉强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不过，唐高宗有着并不低级的行政艺术，既然他已经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那狄仁杰的辛苦就不能白费，他化激愤为温和，对狄仁杰说：“您能守法，我就有了个好法官。”然后对身边的史官说，把这件事给我写进史册。

唐朝的国家监狱设置在大理寺下，如果大理寺负责审案的官员偷懒，政治又不清明，那监狱里的人就会呵气成云，滴汗如雨。狄仁杰初到大理寺去视察监狱时，就发现这里俨然是闹市区，只不过人人都在笼子里而已。

狄仁杰急忙扭头回去看案卷，发现几年前的案件居然还没有被审理。这是繁重的工作，也是对狄仁杰的鼓励。狄仁杰几乎是奋不顾身，废寝忘食，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历年积压的旧案处理完毕，同时也没有影响任何新案的诉讼期限。据后来大理寺的报告中说，狄仁杰在一年之内审理了17000余人，没有一人上诉。

狄仁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勇气和责任可以创造奇迹。然而奇迹往往使人震惊，继而不信。

此后不久，唐高宗就把狄仁杰从大理寺调入御史台担任监察委员（御史）。狄仁杰职责所在，对唐高宗的劝谏更是变本加厉。由于狄仁杰深谙进谏艺术，所以都能得到唐高宗的接纳。有一次，唐高宗对狄仁杰开玩笑说：“您是借了权善才的光啊！”

狄仁杰笑了。的确，老天创造了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废物。或是自己登梯子成为英雄，或者是做别人的梯子，让别人成为英雄。权善才就是狄仁杰的梯子。官小衙门大，初显“谋士”像

我们在责难官场权谋家时，必须注意一个事实，任何一个被视为官场权谋家的人都是才能卓越之辈。他们屹立多年而不倒，并不仅仅是靠谄媚得到上司的欢心。仅以唐朝的李林甫为例，在宰相位十几年，权倾天下。有人会说这人是靠着阴谋诡计而得到的这个职位。

其实，李林甫是个行政天才和理财能手，唐玄宗花钱如流水，如果没有李林甫的理财，大唐根本等不到安禄山起兵就会因贫困而亡。从这一点来看，权谋家大都有个最本能的特质：能把本职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狄仁杰也是如此。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狄仁杰调入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担任科员。这是一个级别不高（从六品上）但权力却很大的职位。大理寺置丞六人，分别掌管该机关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

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公元675年对狄仁杰而言是一个吉祥年，他终于可以在中央一展拳脚。而对唐高宗来说，却是个遭殃年。

如果不是老天偏袒，唐高宗李治根本坐不上龙椅。他在唐太宗李世民十四个儿子里排行第九，在李世民嫡子中排行第三。李治的性格优柔寡断，智慧中下，皇位对他而言，是个绝望的位置。但是，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生性放荡不羁，居然要提前坐龙椅，被李世民及时发觉而废掉。

李世民嫡子中排名第二的李泰野心勃勃，工于心计，冷酷无情，在李承乾被废后，他上蹿下跳，想要获得太子的宝座。李世民不能容忍第二个李承乾出现，于是把他赶出长安。可想而知，李世民是在无计可施之下选择了李洽作为王朝的下一任领导。李治主政不久，就患上了剧烈的神经性头痛，严重时，双目难睁，头痛欲裂，生不如死。

万幸也是不幸的是，他有位精明干练的皇后武则天，只要他的头痛病发作，批阅奏折的权力就交给武则天。当时，宫中对这位能干的皇后敬畏十足，称这两口子为“二圣”。

公元675年，抱头痛叫的李治居然想把国政放手给武则天，这种在法理和传统上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授权受到决策层的强烈反对，李治这才作罢。可就在这件授权事件不久，他的太子李弘莫名其妙地死亡，死因极为可疑，一些人猜测是有着曼妙身姿和虎狼野心的武则天用毒药制造了这起谋杀。

宫廷里潜伏的血雨腥风，狄仁杰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他当时还没有到可以闻听宫廷之事的层次，况且他也不想闻听，因为他很忙。

凤仪元年（公元676年），中央政府按惯例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考课制度，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为一大考，共分九等），本年负责京官考核的是首席宰相（尚书左仆射）刘仁轨。

刘仁轨此人是被人忽略的民族英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傅仁轨。有人问他原因，傅斯年激动地说，中国第一个能把日本兵团全歼的，迄今为止只有唐朝的刘仁轨。

傅斯年所说的全歼日本兵团事件在历史上称为“白村江海战”，发生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唐军用武力把百济当成殖民地，日本与百济有双边友好条约，所以日本出动海陆两军，想把唐军从百济领土上赶走。

唐朝远征军积极迎战，刘仁轨当时是远征军海军司令，就在白村江（锦江），他的部队与日本海军迎头相撞。刘仁轨当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说：“这真是天老爷让我这老头子发财致富啊！”经过四轮激战，日本海军四战四败，刘仁轨抓住战机，对鬼哭狼嚎的日本海军发动总攻，就此全歼日本海军。

如果我们大致浏览中日战争史，就可以理解傅斯年激动的原因。中国跟日本两千年来大规模的交战有五次。第一次就是白村江海战，中国全胜。第二次是元朝初年的忽必烈东征，结果惨败。第三次是明朝万历时期的抗倭援朝，双方打了个平手，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军总司令丰臣秀吉暴死，那场战争的结果真不知会是什么样。第四次是清朝末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清朝以绝对优势的硬实力完败，还赔了人家好多银子。最后一次则是20世纪的八年抗战，虽最终胜利，但中国损失惨重。

只有唐朝让日本吃了一次大亏，白村江海战之后，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现代化。而刘仁轨功不可没，必须彪炳史册。

不过，战功上的光芒万丈并不能掩盖刘仁轨在见识上的缺陷。当大理寺把狄仁杰的建议考核标准拿到他面前时，刘仁轨只看了看名字，发现是新官，想都不想，就把建议考核上“中上等”（第四等）给否了。

这一轻率的态度立即引来大理寺一把手（大理寺卿）张文瑾的质疑，张文瑾也是个有强烈责任心的人，初到大理寺时，不到十天，他就把多年堆积下来的四百多件疑案审理清楚了。所以他和狄仁杰是同道中人，狄仁杰受到不公正待遇，就等于他也间接地受到了。

他问刘仁轨：“您是拿什么标准考核狄仁杰的呢？”

刘仁轨没有标准，只凭多年官场见闻的直觉，他回答：“这小子是新来的吧，你们大理寺怎么把新来的人评定为中上，他开天辟地了不成？”

张文璀回答：“狄仁杰是刚来不满一年，但经他手审理的案件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而且没有一人喊冤，您说该不该给这样的人好的考评？”

刘仁轨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官场中居然还有这样勤奋工作的官员，急忙将狄仁杰的考核成级改成“上下等”（第三等）。

考级成绩对狄仁杰显然是一种鼓励，自此后，他认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是老天派下来担当重任的使者。他的心性正直，光明磊落，在还不算太昏暗的唐高宗时期的官场受到了一致好评。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遇到与其价值观相悖的事情时，往往会把法律看得至高无上，冷酷无情地来维护法律的尊严。要证明身价，必付出代价

西方哲学大家笛卡尔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是哲学家，哲学家的工作应该就是每天思考。如果这句话放到狄仁杰身上，则成了：我弹劾，故我在。

任何人想要证明自身价值，都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行动。而行动的思路则是，在本职业或者是擅长的领域对困难发动凌厉的攻击。狄仁杰的监察委员职责要求他必须对那些有违法制和道德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打击。

狄仁杰证明其价值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农业部部长（司农卿）韦弘机。韦弘机是位老官僚，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已是中央政府中级官员，出公差到西域，因通往西域路上的国家跟唐朝决裂，所以不能返回长安。韦弘机就在西域游历3年，对西域进行了专业性的考察，回来后向李世民献上《西征记》一稿，李世民龙颜大悦，这使得韦弘机一下就跳进了唐朝高级官员的行列。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升韦弘机为农业部副部长，5年后，成功转正。唐高宗时虽有武则天对朝政指手画脚，但政治总体上还算清明。韦弘机本人机警伶俐，善于逢迎，但如果不是他有超人的才干，不可能同时得到仁慈的高宗和精明的武则天的信任。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韦弘机亲手种下了晦气的种子。同年，唐高宗在东都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后要返回长安，临行前对韦弘机说：“洛阳和长安分别是我的东宅和西宅，洛阳现在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接近60年了，虽然不是豆腐渣工程，但外表上不能显示皇帝的威风，我想要装修一下，肯定要花钱，你认为有什么好办法？”

韦弘机千方百计地寻找讨好上司的机会，想不到机会马上砸到他脑袋上，他当然不肯放过。他说：“农业部有钱啊！咱们这些年根本没有花什么钱。政府给农业部伐木雇工的拨款每年节省下来的都有很多，至今，应该有40万两黄金，装修一下洛阳宫殿是绰绰有余啊。”

唐高宗一听，大喜过望，任命韦弘机为洛阳宫殿装修工程总指挥，全权负责洛阳宫殿的翻新。韦总指挥是个出色的心理大师，长期的仕途生涯让他总结出很多科学的做官法则。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虚荣心，每个人，特别是领导，都希望得到人间极品。唐高宗当然也不例外，韦弘机装修洛阳皇宫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领导的虚荣心。

所以，在装修洛阳宫殿的过程中，韦弘机还自作主张，重新修建了三座奢华的皇宫。其中的上阳宫位于皇城之外西南方，皇宫的级别绝对是当时唐王朝皇室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座。同时，为了来去方便，韦弘机用一座高架桥（虹桥）将皇城和上阳宫连了起来。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春节前后，韦弘机完工大吉，回到长安等待领导颁发奖状。

可是，韦弘机万万没有料到，早有人把洛阳城工程摸得清清楚楚，向宰相刘仁轨作了详细的报告。本来，领导改善居住条件并没有错，错的是，改善领导居住条件的是韦弘机。

韦弘机因为在官场上以善讨领导欢心而著称，很多人对他是羡慕、嫉妒、恨。包括宰相刘仁轨在内，也是对这位领导面前的红人，极不待见。如今听到这一天大的消息，刘仁轨清楚，韦弘机的好日子到头了。

但是还有个难点，刘仁轨不能以堂堂宰相的身份去攻击韦弘机这个部长，如果将他击败还好，如果失败了，那他这张宰相的老脸往哪里放？刘宰相思来想去，他马上想到一杆枪：火力强大，准星精准，并且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狄仁杰。

他叫来狄仁杰，谈些闲话，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话题引到了韦弘机身上。刘宰相说：“韦部长从洛阳回来了，春风满面，听说洛阳装修工程顺利完工。”

狄仁杰说：“我也听说了，仅装修就搞了4年，韦部长真是慢工出细活啊。”

刘仁轨提高嗓门：“扯淡，哪里仅是装修，他还在皇宫外面建了三座豪华的别墅，美其名曰是让领导修身养性的。我对历史也是稍有了解，历来给皇帝建造别墅，都是把别墅建在深宫之中，不使外人看到，恐伤百姓的心。韦部长倒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失德啊。”

狄仁杰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听到这样的事情，若不是顾忌上下之分，早就拍案而起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明天我就去皇上面前弹劾韦弘机。”

刘仁轨老谋深算，劝阻狄仁杰，说：“韦部长这人也不是什么坏人，我看，还是先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态度如何。”

狄仁杰出了宰相府，就去韦弘机家，把刘宰相和他本人的意思一说，韦弘机对此嗤之以鼻。他傲气十足，鄙夷地看着狄仁杰，说：“天下有道，百官各奉其职，宰相就应该每天思考如何替皇帝分忧国家大事，而至于像我这样的技术型官僚，只是为皇帝做具体事务的，我只是尽职责而已。”

狄仁杰当然能听出来韦弘机的话外之音：刘仁轨包括他这位监察官都是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韦弘机不怕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他是在给皇帝办事，是在恪尽职守。

狄仁杰暴跳如雷，他认为韦弘机的强词夺理极为可笑。的确，洛阳宫殿的整修是皇帝的意思，但是，皇帝从来没有特意命令要重新修建三座别墅。韦弘机所用的金钱看上去是合情合法，因为是历年政府拨款剩余的。但是，这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法律条文中从来没有一处条文规定，部门的政府拨款如果有剩余，可以自行处理。

狄仁杰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对韦弘机这样的人进行教训，效果微弱。韦弘机和所有“官职由领导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专制政府官员一样，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工资是由纳税人给的，但他们的官职却是领导给的。只要满足领导的欲望，金钱和荣耀便会随之而来。所以，政府拨款的剩余，任何官员都说服不了自己把它用在利国利民的事业中去，因为这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典型愚蠢作风。

所以，当狄仁杰在对这位部长谈高度时，韦部长立即端茶送客。狄仁杰怒气冲冲地来找刘仁轨，并发下毒誓，不把韦弘机弹劾下台，他就主动辞职。

狄仁杰的誓言正中刘宰相下怀，他几乎是命令狄仁杰立即达成所愿，但狄仁杰认为此事不能操之过急，仅以韦弘机擅自营建别墅这件事来弹劾他，高宗肯定会给韦弘机支持。

隋朝时，大臣杨素奉隋文帝杨坚之命修建皇宫，和韦弘机一个心思，杨素把皇宫修建得富丽堂皇，堪比天宫。杨坚素来以节俭治国持家，在检验工程时大发雷霆，认为杨素以此种手段邀宠。

杨素魂不附体地回家等着处理，不过他老婆给他吃了一剂定心丸：“只要是人，就都喜欢住大房子，吃大餐。皇上心里肯定也喜欢，但他要树立节俭标杆，所以必然大怒。你明天请皇后去检验，肯定会转祸为福。”杨素按照老婆的意思去做，几天后果然得到了杨坚的表扬。

狄仁杰深知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伸手不打送礼人。那三座别墅可是韦弘机送给高宗的一份大礼啊，高宗无论如何都不会对韦弘机忘恩负义的。

狄仁杰决定曲线攻击，他有办案经验，熟谙犯罪嫌疑人心理。韦弘机平时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经常使用小伎俩哄皇上开心，这是品格不端正的表现，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以从他的家人人手。

经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狄仁杰终于掌握了韦弘机家人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显然，这是韦部长手中权力的功劳。狄仁杰立即弹劾韦弘机贪污受贿。证据确凿，韦弘机纵然有千张嘴和高宗皇帝火炉一样的宠幸烘托，也无济于事。

韦弘机就这样被狄仁杰轻而易举地搞下了台。按常理来推测，高宗对韦弘机应该袒护一下才对，哪怕是摆一点姿态，但高宗得知了韦弘机的罪状后，居然深恶痛绝起这位送礼人来。可见有些领导的喜恶跟狗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监察委员狄仁杰看上去永远不会变，永远是那么刚直果敢，那么疾恶如仇。随着仕途时光的流逝，狄仁杰也在掌握做官的窍门。不过使很多官场“老油条”失望的是，狄仁杰这段时期的做官秘诀就是：在长官本性不算坏的情况下，恪尽职守，激情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副宰相级别（左司郎中）王本立在尚书省滥用职权，做了种种不法的勾当。当时很多政府官员都对王本立咬牙切齿，却没有人敢向他投以拳头。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本立位高权重，更要命的，他还是唐高宗面前的红人。

狄仁杰在观察了很久之后，发现王本立并不是智慧型人物，他充其量只是个官场暴发户。他总以为皇帝是自己屹立不倒的保护伞，从来不对官场中的同僚关系进行维护，而这个弱点是致命的。狄仁杰发现王本立的这一缺陷后，立即发动攻势，列举出王本立的数条罪状（当然是证据确凿），要求唐高宗将王本立送交司法部门审理治罪。唐高宗一百个不愿意。做领导的只要喜欢一个人，那就是真的喜欢。他对狄仁杰说：“王本立这人虽然有点小过失，但才华横溢，对政府的运转有着很大的贡献。”

狄仁杰说：“难道缺了王本立，天还能塌了吗？国家虽然缺乏人才，但少了王本立这样一个人，并不会影响什么。如果您为了一个有罪的人而不顾国家法律，那才是后患无穷。”

唐高宗变了脸，把目光投向百官，想寻求援助。此时只要站出一个人说上一句话，他就可以有台阶下，但是没有。狄仁杰看得太准，拿捏得万无一失。当唐高宗手足无措时，狄仁杰又痛下杀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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