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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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术——中国资本市场论坛20年百名专家争鸣集(上下册)(中国资本市场论辩20周年)试读：
前言
从1997年1月11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算起，迄今已迎来第20个年头，我们将在2016年1月9日举行第二十届（2016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历史，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资本市场论坛讨论的重要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理论研究的重要历史轨迹。从历史角度看，每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讨论的主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FSI）为历届论坛提交的洋洋3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之核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的资本市场理论研究，选取的问题都是当时乃至后续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1999年的“保护投资者利益与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到2002年的“中国金融大趋势：银证合作”，到2004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全流通之路”，再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以及2010年的“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寻求中国金融崛起之路”等，无一不是中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当时或一个时期面临的大问题。
为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历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主题，特列示如下：
第一届（1997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
第二届（1998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亚洲金融风暴与中国资本市场深化
第三届（199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保护投资者利益与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
第四届（2000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未来10年
第五届（2001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第六届（2002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金融大趋势：银证合作
第七届（2003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第八届（200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全流通之路
第九届（2005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十届（2006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资本市场
第十一届（2007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从制度变革到战略转型
第十二届（2008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全球视野与跨越式发展
第十三届（200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第十四届（2010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寻求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第十五届（2011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创业板市场：成长与风险
第十六届（2012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新起点、新机遇、新突破
第十七届（2013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
第十八届（201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互联网金融：理论与现实
第十九届（2015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国际化
第二十届（2016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主题：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与监管
在20年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每年围绕主题，集体讨论后分工撰写一部偏学术的研究报告。更为重要的是，每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都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发表演讲或参与讨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他们在20年论坛的演讲和讨论是一个时代理论的缩影。所幸的是，我们当时都做了（除1998年外）很好的录音整理，这些思想或见解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保持至今。这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本书《道与术——中国资本市场论坛20年百名专家争鸣集》中演讲、发言和讨论的专家学者多达百位以上，因而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争鸣集。这些专家学者几乎涵盖了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经济学者，他们中主要有：
1. 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成思危、蒋正华、戴相龙、周正庆、尚福林、刘鸿儒、周道炯、吴晓灵、宁吉喆、姜建清、郑新立、纪宝成、程天权、屠光绍、鲁炜、唐双宁、易纲、杨凯生、季晓南、靳诺、朱从玖、赖小民、张东刚等。
2. 老一代著名学者
宋涛、黄达、董辅礽、萧灼基、王传纶、陈共、周升业、胡乃武、赵海宽、戴园晨、陶湘、杨启先、秦池江、安体富、李茂生等。
3. 中生代学者或金融证券机构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贝多广、蔡明、曹凤岐、曹龙骐、曹远征、陈东、陈东升、陈淮、陈乃进、陈晓升、陈兴动、陈永民、陈雨露、川畑保（日本）、戴京焦、邓崇云、丁国荣、丁伟明、董安生、杜厚文、樊纲、范恒山、范剑平、方泉、方星海、冯惠玲、凤良志、高红冰、高坚、高培勇、高善文、郭庆旺、韩志国、何佳、何小峰、贺强、洪崎、侯宁、胡汝银、胡祖六、华生、黄达业、黄金老、黄泰岩、黄晓捷、黄运城、吉泽德安（日本）、贾康、焦瑾璞、景学诚、兰荣、李大霄、李稻葵、李伏安、李国旺、李华、李剑锋、李杰伟、李凯、李康、李连仲、李茂生、李青原、李玮、李扬、李勇、李振宁、廖理、林晨、林岗、林义相、刘国芳、刘慧勇、刘纪鹏、刘京湘、刘俊海、刘骏民、刘郎、刘李胜、刘振亚、刘志辉、刘志强、隆武华、卢克群、吕益民、马季华、马庆泉、缪建民、彭旭、平新乔、祁斌、邱晓华、裘国根、瞿强、邵健、施光耀、施炜、石小敏、水皮、宋逢明、宋清华、苏华、孙家琪、孙杰、汤珂、汤敏、汤世生、唐旭、滕泰、王大用、王东明、王广谦、王国刚、王化成、王坚、王开国、王连洲、王林、王旻、王明夫、王倩、王庆、王松奇、王文京、王宪章、王一鸣、王一萱、王云龙、王忠明、卫保川、魏加宁、魏杰、吴海坤、吴清、吴晓求、夏立平、肖风、谢平、徐光勋、徐宏源、徐雅萍、许美征、薛军、杨成长、杨东、杨瑞龙、杨再平、叶檀、易宪容、员瑞恒、袁钢明、岳志明、翟建强、翟志强、詹向阳、张广慧、张鸿翼、张景安、张磊、张曙光、张为国、张维迎、张卫星、张新、张新文、张燕生、张勇、张长虹、章政、赵瑞安、赵锡军、郑德龟（韩国）、郑跃文、周春生、周明、朱朝阳、朱青、朱武祥、竹内大介（日本）、祝献忠、左安龙、左小蕾等。
我们还要感谢历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大会或模块主持人，他们中既有专家学者，又有著名栏目主持人和记者。他们是（按姓氏拼音排序）：
阿忆、艾诚、陈雨露、崔勇、丁国荣、董少鹏、方泉、冯惠玲、郭庆旺、何刚、胡紫薇、黄彦、计渝、李楠、李青原、李雨霏、刘纪鹏、刘元春、马庆泉、瞿强、施光耀、王明夫、王忠明、吴晓求、谢平、严晓宁、杨建群、姚振山、张泉灵、赵锡军、朱利、祝献忠等。
除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作为论坛的发起单位外，《中国证券报》和我们一同走过了20年历程，一直承担着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共同主办者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新疆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野村证券株式会社、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三星金融集团、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分别在不同时期作为联合主办单位，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和《中国证券报》一起主办中国资本市场论坛，
资本市场杂志社和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亦对论坛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们的加盟，使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得以延续至今，令人铭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所限，有些专家学者的演讲和讨论内容未经本人审阅，但都是忠实于录音。收录他们珍贵的发言内容，目的是存留一段珍贵的历史，沉淀一片理论财富。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李永森教授负责本集的选编。
由于篇幅所限，历届论坛的各种致辞和小结，如与本论坛核心内容无关，都删去了，望相关人士谅解。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2015年11月10日第一届（1997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演讲录本届论坛主题：“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
第一届（1997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于1997年1月11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等主办。会议主题是“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在论坛上先后发言的专家学者有吴晓求、王国刚、李茂生、王松奇、秦池江、杨凯生、张曙光、徐雅萍、马季华、许美征、宁吉喆、黄运城、贾康、卢克群、陈雨露、高坚、贺强。黄达、陈共、周升业、胡乃武、杜厚文、吴天林、魏杰、李扬等出席了论坛。吴晓求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级市场在我国已有6年的发展历史，1996年是最重要的一年，表现为：市场规模的扩大，运行机制的不断规范化，投资者心理素质的提高。证券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1996年最后两周，由于政策的干预，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但整体上看，1996年仍然是“长牛”年。这是宏观基本面进一步改善的结果。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3月至10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合指数从550点左右上涨到900点附近，深圳成分指数从1000点左右上涨到3000点附近。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绩优股领涨，投资者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收益与风险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因而，这一阶段的指数成长，我认为基本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我把它称为合理成长阶段或者说理性投资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合指数从900点附近猛涨到1250点以上，深圳成分指数从3000点附近猛涨到4500点以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爆炒个股、恶炒垃圾股，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极度淡漠，其指数的成长带有很强的投机性，泡沫成分急剧增多。我把这一阶段称为泡沫产生阶段或者说过度投机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12月中旬开始，到今天仍未结束。由于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一阶段的最初6个交易日，上证综合指数从1250点附近下泻到900点左右，深证成分指数从4500点的历史最高位狂泻到3000点左右，跌幅之深，跌势之猛，实属罕见。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绩优股和含权股微挫，垃圾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但风险意识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这一阶段的指数下调带有明显的非市场色彩。我把它称为强行灭泡阶段或者说强行整理阶段。
1997年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我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在1996年政策的基础上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宏观经济运行也将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态势。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前提下，将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一是，货币政策会有进一步的微调。主要表现是，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存款准备金也会有所降低。存款准备金的降低，虽然主要是为了改善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但不可避免地会对证券市场发生影响。
二是，由于1996年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趋于良性，在这样的条件下，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将快于1996年，在11%以上。受某些基础产品调价的影响，通胀率难以进一步降低。国民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为1997年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宏观背景，而为了通胀率目标的实现，则使1997年的利率难以有下调的空间。
三是，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些重要法规和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其中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暂行办法》《可转换公司债管理办法》等。这些法规和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利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启动，将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由于上市公司的素质和业绩平均说来要高于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所以，上市公司的业绩会随着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启动而有较大幅度的改善。这是今年我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的经济基础。
在上述宏观背景下，1997年我国证券市场仍将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在稳定、规范、监管的基础上，证券市场的总体走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指数会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空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国证券市场由于是新兴的、处在高速成长阶段的市场形态，其成长率高于国民经济成长率是非常正常的。从结构上看，蓝筹股、绩优股、成长股以及国际政策重点支持的产业股票，在今年仍会有良好的表现；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密切相关的产业的股票，也将成为投资者青睐的对象。可以预测，证券市场运行将逐步趋于成熟、理性。王国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995年以来证券市场开始注重规范化，但主要应规范什么呢？是运行机制和主体行为。在1996年最后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即“投资者过度投机”，我们要简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投资者，即我们常说的散户、中小投资者，有2100万；一类是机构投资者，这类又分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不属于上述两种的单纯的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共同特征是，不管其资金是募股还是国有，都是公有资金。那么，我们说过度投机，到底是谁在过度投机？
理论上可以证明，用公有资金投机具有无穷大的风险。有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有证据可查的。
讲到过度投机时，许多人看的是个人投资者，但个人投资者拿的是自己的资金。机构投资者有着种种的内部信息渠道，在股市发生重大的变动之前，它们已经做了预先的准备，其结果受损害的是2000多万中小投资者。这里提出一基本命题是：规范首先应规范谁？我认为，应先规范各种机构。不能将眼光盯在千百万小投资者身上，这种倾向不好。希望在这一方面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对于机构应从根本方面使其行为规范化，这是股市健康发展之根本。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对储蓄存款下降这么担心，认为都应把钱存到银行才对，不存银行，贷款会出问题，贷款会无资金。如果做最简单的假定，假定全国城乡储蓄存款都没有，大家的资金都通过直接融资进入资本市场后进入各个机构，各个机构将资金转存银行。这样，银行存款总量不变，只是科目做了调整，实际上银行贷款资金并没有减少。用储蓄减少指责证券市场发展是没有道理的。除证券市场外，房改、国债发行，也分流了部分储蓄存款。李茂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年证券市场总体判断是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关于改革。
改革的许多问题，都留在本世纪最后几年。国有企业究竟怎么办，恐怕现在只有股份制改革这条路。银行包袱背不下去，要解决负债率高的问题，要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究竟谁来投资，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拿财政资金来投资，不利用证券市场恐怕不行。二、关于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在紧缩的谷底还有9.6%的速度，我估计今年增长速度将不会低于11%，经济发展给证券市场带来重要影响。证券市场本身发展不足是最大问题，供不应求必然带来非理性投机、非法投机。要在发展中求规范，停滞中的规范是永远规范不起来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我理解晓求同志刚才讲的宏观政策的“一定的微调”就是一定的放松。去年货币政策的一定放松使储蓄分流4000亿元，投入证券市场，今年将分流5000亿元左右。领导者、主管部门应从发展角度规范证券市场，首先要规范的是政府行为，其次是证券机构、交易所、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最后才是中小投资者。三、关于社会储蓄资金的转化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去年5月1日降息以前，大体每月储蓄存款增长1100亿元，而5—11月（12月数字不知）平均每月增长不到600亿元，降息前后每月净增加量有500亿元的差额，这个差额到哪儿去了？转到证券市场上了。证券市场不发展，会出现问题。四、关于政府行为规范化问题。
政府行为规范，不可能寄希望于一年半载有很大改变，这涉及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事情也在变，如证监会1996年朝规范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它制定了一些法规、进行风险宣传、处理了违规违法机构。但是，有关部门不要对股价变动过分关心，只要教育投资者理性投资，打击处罚违法机构即可。1997年在这方面应有进步。我的意思是，不要通过非常规性行为随意去调控证券市场。现在的情况，一是不可能关闭证券市场，二是还要发展证券市场。我相信，1997年政府行为规范化发展会有进步，进步多大则不好说。王松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一、对1996年“证券热”的评价。
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轨迹看，1996年的“证券热”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成功的极大反映。从1993年开始，宏观经济政策以紧缩为调节方向，经过几年调控，通货膨胀下来了，去年人民银行总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降低利率、取消保值补贴率，这些措施实际是总量控制前提下对货币市场进行的价格调节。管理当局力图通过这种调节将储蓄资金从间接融资领域压出来，使之流向直接融资领域。去年的“证券热”正是居民在金融资产替代选择上符合政策意图的表现。
然而，随着股票市场的升温，大家开始担心出事，所以有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之后出现的股票市场急剧降温的情况。对于这种做法，我们社科院的几位同志认为有些不大恰当。在一个市场形态的发展阶段，动用舆论手段来影响市场，本身是一种不规范的做法。二、对1997年证券市场形势的看法。
1997年，货币政策调节的重点应从价格调节转移到数量调节上来。理由有：（1）通货膨胀率下降了；（2）外汇储备达到了1000亿美元以上；（3）在公布的增长率后面存在着巨大的失业和越来越大的“三角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数量启动。1997年的证券市场应有一个好的形势。我们应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刺激、启动。由于中央银行实行资金、规模双重控制，导致我国银行内部存在大量的非盈利资产，存在着资源的巨大浪费。不仅如此，国有银行还要承担大量的政策性业务，这些直接导致间接融资效率低下。资金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稀缺资源，闲置的货币资源应该运用起来。我们现在谈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要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就是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把投资风险从政府转移到股民、企业，实现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权力下移”。把投资的权力下移，交给老百姓，交给企业，让他们在市场中自由选择，同时，也实现风险转移。三、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充当何种角色。
市场经济应该由“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看得见的手”在市场中只能失灵，或其征兆已明显出现的条件下才能使用，不能滥用。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上大多数坏事，大都是好人干的”。虽然政府的动机是怕出现风险，但如果干预太多，又不规范，那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将会带来负效应。市场经济就像组织一场比赛，政府只应当裁判，及时处罚违规行为，而不能动辄取消比赛。1997年，政府应给予市场稳定的、连续的政策扶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能让银行背更多的包袱。经济发展的机遇几年才有一次，应该秉承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珍惜这个机遇。秦池江先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股市的投资者非常关心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关心什么样的政策将为股市营造一个利好的情况；同时宏观调控者也非常关心股市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投资者想从宏观经济政策中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宏观调控者也感到证券市场随时都有风险，当这种风险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抑制。我想，在中国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结合点，既避免宏观调控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又使我们的市场能够活跃、成熟起来。
这里，我对1997年的证券市场发展谈几点看法。一、1997年，我们依然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对证券市场来说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因为它将使资本市场有一个正常的价格信号，使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处于稳定的状态；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上市公司有更好的业绩；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二、对目前利率水平的看法。
我国目前的储蓄存款利率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因为名义利息率和实际利息率的差距只有1~2个百分点。储蓄存款是全国人民支援国家建设的表现，对之不给予一定的正利率是不对的。所以，再次降低利息率是不合适的，它将损害大多数储蓄存款者的利益。保持适当的正利率，是给小额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市场利率比较的参数，存钱应当得到一个相对低限度的收益水平。适当的利率有利于稳定企业的资金，使之更好地从生产、交易中获取适当的收益率，有利于合理的资金分配，防止资金的过分流动。三、分业管理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
证券市场的投机说明我们对分业管理执行的力度还不够。大量的信贷资金、企业流动资金和财政资金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流入证券市场，这些国有资金抬高了证券市场的价格，从客观效果来讲，是一种负面作用，加大了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分业管理有利于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在1997年应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加强资金监管本身就是一个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宏观政策。四、关于准备金率的问题。
各方面都在猜测中央银行是否会降低准备金率。我认为这方面的理论讨论和政策讨论已有时日，但准备金率的降低只是间接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并非将资金直接引向证券市场。它实际是改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后，有可能为证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总之，我们不应使宏观调控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形成二极，而应使之相互找到一个结合点，这将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杨凯生先生（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副研究员）
研究1996年证券市场的变化，要注意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去年3、4月份直至7、8月份在股市上涨的同时，储蓄存款也在稳步大幅增长；而8、9月份以后直至12月份，股市火爆的同时，储蓄存款增长的势头减弱了，有些省市甚至出现了绝对额的负增长。
这一事实说明了以下问题：
1. 1996年上半年，股市上涨时，真正进入股市的是机构资金，与此同时，出现的是银行不规范的对券商融资的行为，正如《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说的，信贷资金确实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个人投资者特别是前两年被套住的个人投资者多数则是解套后，取出钱来存入银行。
2. 1996年下半年储蓄增幅的减缓不能简单归结为8月份的调息。大量新开户的股民进入股市导致了居民储蓄的大量分流。相反，券商的资金并不紧张，银行同业存款稳定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去年大量的从来没有涉足过股市的中小投资者进入股市后，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担心银行的储蓄减少，担心银行资金不足就紧张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前面有些同志所说的，储蓄存款的减少，必然表现为其他存款的增长，去年下半年，银行的头寸并不紧张。所以，我想，下决心对股民进行一次风险教育，或是说政府进行必要的调控，出发点并不是出于担心银行头寸紧张，而是出于对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中小投资者大量进入股市的关注，对他们所可能面临的风险的关心。因为我们知道，股市暴涨之后必有暴跌，我们是听任这种情况自然出现还是设法努力避免它、控制它？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控制的方式和效果是否好？实际结果如何呢？是否如有人所担心的那样，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被套住了，遭受了重大损失，而真正兴风作浪的机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里也有几个事实，提供给大家思考：
1. 从调控的客观效果来看，总体上，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指数并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暴跌或一连多少个跌停板的状态，而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
2. 从机构的操作来说，事实上并不是如有人担心的那样，放纵了用国有资金炒作的人，而使老百姓的个人资产遭受损失。实际上有关部门对违规的机构也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业内人士应该深深感到这一点。
总之，我认为，我们应对这一次调控股市的愿望给予理解，同时也对调控的效果给予一个公允的评价。张曙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证券市场。去年10月份以后股市污气冲天、投机严重，到12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才基本结束。我认为这个问题好的一方面就是政府并未像对待国债期货市场那样采取直接关闭的措施，但是采取舆论工具干预股市也值得研究，因为这不是一个规范的措施。对于股市的过度投机，政府可以有多种措施加以选择，如加强对机构违规操作的监管和处罚等。所以采用舆论工具干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开了一个不很好的先例。
第二是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目前对1996年经济形势一个普遍的概括就是：宏观好，微观不好。我认为不尽然。所谓宏观好，主要是达到了政府年初的调控目标。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同时还有失业问题，但看来失业还没有进入宏观经济决策者的视野。事实上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所谓微观不好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效益下降、亏损增加。我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内部人控制操纵账目的问题很严重。举例来说，城镇居民的灰色收入的增长在速度和数量上都超过正式收入的增长。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我从1995年年初就认为我国已到了改变适度从紧的政策的时候了。事实上去年的一些操作，如两次调低利率就是在改变这一形势。不论利率在我国有多大的作用，这一政策本身就表明了松动。今年总的政策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仍然是适度从紧，但由于财政上的困难，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大，而货币政策也有沉重的包袱，除银行的不良资产外，还有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外汇储备过少，固然有很大风险，并不足取，但外汇储备过多，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对于这些处于稀缺资源状态的储备，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来支持我国的战略产业和国产品牌的发展，但目前银行全盘收购外汇的做法使得中央银行的负担加重。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间接融资存在困难，财政状况不好，发展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1996年的宏观形势是比较平稳的，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特别是连续两年农业丰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货币政策逐渐松动，以及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预计1997年的经济增长还会适当加快，但不会有太大波动，仍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这些许是目前达成的一个社会共识或者形成的一个普遍预期。所以，我认为1997年的证券市场会有进一步发展。徐雅萍女士（中国证监会研究信息部主任、博士）
我的发言不代表我所在部门的意见，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点随想。
第一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这几年，我体会到应当让经济学家们从书斋中走出来，让他们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使经济学大众化，这就会使经济学变成一种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外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第二是对于1997年的展望，我有一个深刻体会：我国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确实不同，从投资者到政府监管决策者都不同。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由于证券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因此对于从国外拿来的东西必须加以革命性的改造才能运用。
第三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自律。虽然我国的证券法尚未出台，但法规总体框架已经建立，由于许多涉及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决策难以推出，因此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都必须严格自律。
第四是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市场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公有制这一基本前提中找到线索。除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需要系统完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应正视这一现实，都有责任帮助政府完善成熟现代企业制度，协助市场的顺利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五就是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也会付出代价。年轻的市场在成熟的过程中会有许多起伏，在每个起伏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都会逐步成熟。我们应当在目前开放的形势下缩短成熟的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电子、通信技术等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运作这一市场。
第六点是对于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信心。我们不应当因为发展过程中有起伏而丧失信心。投资者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入市，也就形不成融资市场。
我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永远是证券市场的灯塔。我国目前面临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认为最迟明年年底将会有答案。对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或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财政和商业银行解脱出来，把风险分散给全社会，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资本市场的前景是广泛的，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是困难也是有的，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马季华先生（国家计委财金司证券处处长）
在谈到1996年的证券市场时，大家都提到风险问题，去年的股市涨落对于股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是一次很好的风险教育。我谈一下企业债券的风险教育问题。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虽然在逐步地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企业债券如不能偿还仍会引发社会问题，说明人们的承受能力仍然不够。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大部分人对1997年都有较好的形势预计。我个人认为，股票、企业债券、国债规模都会有所扩大，这就有一个如何保证偿付企业债券的问题。目前情况下，企业不偿还债券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完善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偿还等各方面的管理，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努力，这会使我国今后的直接融资更规范，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许美征女士（中国证券业培训中心主任）
1997年，我对投资基金寄予厚望，希望1997年能真正成为基金年。理由有三：
1. 从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讲，银行储蓄要分流。旧的资源配置方式以计划为主，资金来源靠财政。现在国内储蓄结构已发生变化，过去以政府为主，现在政府储蓄只占5%，企业储蓄占25%，个人储蓄占70%。而个人储蓄主要进入银行。但是由于银行的改革滞后，银行资金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还是计划分配，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缺乏风险约束。按经济学的观点，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因此，在商业银行改革困难条件下，银行资金应该分流，让个人投资者承担风险。分流应采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即通过投资基金把个人储蓄组织起来，进入资本市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提高资金效益。
2. 从企业改革来讲，现在企业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上不能抵制行政干预；二是对下不能对经营者形成产权约束。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很严重，企业亏损有些是假的。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指经营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原来政府对企业控制很严，改革以来，放权让利，对企业的行政控制放松了，但是企业里没有产权主体，没有形成对经营者的产权约束，因而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分流个人资金到资本市场，组成机构投资者，包括培育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入到企业，形成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这样对上可以抵制行政干预，对下对经营者形成产权约束，从而解决企业“内部控制人问题”。
3. 从银企债务重来讲，现在银行企业改革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银行不良资产过多，企业债务沉重。这是为什么？虽然有经济效益不佳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储蓄结构的变化，政府储蓄只占5%，政府没有钱给企业。企业钱从哪来？到银行去贷款，所以负债率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新的投资者。由于个人储蓄已成为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那么怎样使人成为新的投资者？让个人分散去买股票，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利于股市稳定。同时，从证券市场本身来看，也需要发展机构投资者。因此，发展投资基金，把个人储蓄组织起来，让专家去管理，并进行债务重组，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过度负债，进行银企债务的重组。
总之，我觉得通过投资基金可以一箭三雕：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解决银企债务重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改革的重要问题。宁吉喆先生（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产业政策处处长、博士）
我主要讲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问题。1996年的经济形势有两个要点：一是以抑制通胀为基本任务的宏观调控目标基本实现；二是中国经济进入了相对平稳、适当快速的增长轨道。据国家统计局称，1996年GDP增长9.7%。1996年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需求引起的，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的作用占60%。这是“八五”后两年、“九五”第一年的新现象。在此之前，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拉动的。消费需求增长的经济增长贡献度1994年为40%，1995年为50%，1996年上升为60%。从产业层面来说，工业的贡献度为40%，农业的贡献度为29.4%（1995年为21.8%），第三产业的贡献度为26%（前两年为30%）；从效益角度看，劳动生产率比1995年提高了8%，资金产出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去年持平，实际还略有下降，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略有提高，约提高3%。这里面主要还是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全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占30%，集体企业占40%，个体企业占10%多，外资企业占10%多，从地区分布来看，中部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南等发展较快，新疆也发展较快。这样看来，证券市场走势与产业及区域经济增长似乎不甚一致。
展望1997年，中国经济将稳中求进，经济增长速度将按8%把握。这里的一个事实是，我国仍是低收入国家，人均GNP 670美元左右，消费水平较低，很多东西卖不掉。目前，城镇消费浪潮难以形成，城乡消费出现断层。总的形势是各种商品都供大于求。另外，我国的外汇过去大大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也面临印度等国的竞争，机电产品又面临“四小龙”的竞争，压力很大。总的特点是生产能力>产量>销量。要针对现实问题把证券市场发育与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结合起来。黄运城先生（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我简要谈四点想法：
第一，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需要，从当前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来看亦是如此。
第二，证券市场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供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处理和看待问题应从这个角度做出判断。
第三，从市场本身的发展来看，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需要相互协调、平衡发展。
第四，从股份公司的角度来看，其基本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重构达到重塑经营机制的目的。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满足这样两个条件：股权分散化和股权流动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功能。贾康先生（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研究员）
先谈一下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看法。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新型的中国证券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这点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但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可能才刚刚进入攻坚阶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企最大的问题在于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对称。股份制或许不是国企改革唯一的目标模式，但却是最有代表性的。为了发展和完善股份制，培育新一代企业家阶层，离不开证券市场与资本市场。因此今后国企改革或者说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可能不考虑与之相配套的资本市场的成熟性问题。当然，这是整个一代中国人在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历史性使命。目前，国有经济已进入证券市场并在起作用，但我们看到的这个作用往往是跟原来设想的比较规范的路子相背离的。例如，很多人士指出，现在在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很多大户实际上都是国资单位，而这些国资单位，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谓的“硬约束”根本不存在，这些单位的实际操作者可以拿国家的钱来赌博，亏了并不心疼，也不负什么责任；赚了个人则可以大捞一把。这样一种风险与激励机制的不对称恐怕是目前中国经济以及证券市场最关键、最主要的弊病之一。今后国有经济的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怎样将约束机制“硬”化起来。
下面再谈一下有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国债和公开市场操作问题，这也属于证券市场发展的范围。1996年的一大进展是4月份公开市场操作开始启动了，虽然现在还处在一个摸索、试验的阶段，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今后政府转向间接调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近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希望把银行系统的国债大量吐出来，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失之偏颇。因为以后公开市场业务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银行系统在其金融资产中应持有比现在更高比重的国债。如果想硬性地一下将银行系统持有的国债基本都出光的话，会对今后证券市场的发展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也不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走上更健康发展的轨道。从现在国债的形势来看，1996年国债的发行还比较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1997年的发行工作就一定顺利。1997年国债的发行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但1996年的一些有利因素1997年不一定继续存在，怎样采取一些适当的新的对策恐怕是宏观政策决策部门应认真考虑的问题。卢克群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总经济师、北京市证券业协会理事长、研究员）
我首先介绍一下北京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1996年北京的股票市场和全国的股票市场一样，是发展很快的一年，这可以从以下数据中看到：（1）入市股民迅速增加。据统计，1996年末全北京市的股票账户达到65万户，比1995年末的30万户增加了117%，所拥有的资金账户达30万户，比1995年末的16.9万户增加了78%。（2）1996年北京的股票交易额达到了2700亿元，比1995年的473亿元增长了4.7倍，占全国股票交易额的12.9%，以前这个比重只有3%~4%。（3）1996年北京股民购买股票的周转金额成倍增长，比1995年末增加了8倍。
1996年11月到12月中旬《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我们对北京市500个中小投资者（不含机构投资者）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股市的短期收益高，这是吸引居民踊跃入市的主要原因，80%的投资者反映其入市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率的下调和为了增加收益，有84.6%的投资者表示他们已在股市中获得了收益，这么宽的获利面，不可避免地对普通居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股市的发展对储蓄存款产生了强有力的分流作用，有54.7%的投资者入市资金直接来源于银行存款，1996年北京的储蓄存款增幅比1995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3）入市的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月收入为500~2000元、2000元以上的分别占63.5%和17.4%。（4）多数入市投资者只将自己金融资产总额一半以下的份额投入股市，有31%的投资者进行了跨市操作以降低投资风险，70%的投资者只将自己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下的份额投入股市，将70%以上的金融资产投入股市的投资者只占18%。
以上提供了一组数据和一些调查的结果，供专家、学者们研究参考。结合这些数据，我再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认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以下几个不成熟：第一，股市上的短期收益过高，股市规模过小，市盈率过高，风险过大；第二，适合工薪阶层的投资工具匮乏，储蓄存款收益过低，股票投资的风险又太大；第三，证券市场的运作不够规范，违规拆借、违规透支大量存在；第四，管理层的经验还有待成熟。
我认为，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建立系统的、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运作，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加快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短期国债等投资工具；尽快出台经纪人制度，帮助普通居民进行股票投资；出台一系列相关的证券法规；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以抑制过热的需求。陈雨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
尽管经历了几次起伏跌宕，1996年的中国股市基本上还是以“暴涨”为主旋律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求严重失衡，这种膨胀的需求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推动的：银行信贷资金的挪动，部分财政资金的介入，证券经营机构的透支资金，居民对利率下调的货币幻觉和风险意识的欠缺所造成的储蓄分流，最后是境外游资悄然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我个人认为，造成股市需求过旺的国内因素和境外因素短期内都是难以消除的，国内的学者们不能忽视境外资金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的和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四个理由：
第一，从中国金融改革的趋势来看，外部金融管制的放松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第二，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后，目前的外汇制度不可能完全限制外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我们没有必要等到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之后才来注意这方面的冲击。
第三，国际资本流入可以给我们的证券市场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也会加大证券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可能在非常时期使我们的市场忽然丧失了流动性，智利、韩国、墨西哥、中国香港这几个新兴市场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这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第四，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股市的国际概念会日益增强。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国际游资又对新兴市场，尤其是有一定的规范基础但又不很规范的市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意味着，中国的证券市场和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证券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游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将会越来越明显。高坚先生（财政部国债司司长、博士）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中，国债市场走在前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1988年的国债市场就不会有证券中介机构，也就没有证券市场，从历史上、逻辑上讲都是如此。许多国家都把债券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础。
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市场发展很快。1991年财政部进行承购包销国债试点，表明国债一级市场已经建立起来，这是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93年开始实行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1994年上市品种初步实现了多样化，1995年实行国债招标发行方式。1996年国债期限进一步多样化，不仅有3个月期的短期国债，也成功发行了10年期的长期国债。
对于国债市场，人们有几个认识不很清楚。首先是国债市场是批发市场还是零售市场的问题。1996年国债的发行的确有“批发市场”的特点。1993年的一级自营商实际上就是批发商，1996年这种批发特点更明显。许多人由于对国债的本质认识不清，当成股票来看待，认为一手券好。实际上国债一手券一上市跌破面值对个人来讲更有利，而许多人反而认为价格越低越不好。另外，从国债品种的设计上，无记名国债、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全部都是对个人投资者的。只不过记账式国债需要购买者在银行开个户。从收益角度讲，896、696、396等等这些品种的收益率都很高。个人买国债最不方便的在于不知道该买哪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做许多工作，其中包括积极推动国债基金。
其次是银行对国债市场的参与问题。1996年银行对国债市场发挥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都参与国债市场，占5%~10%的比重。中国银行购买国债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作用不同，商业银行参与购买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无论从其自身资产负债的角度讲，还是从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角度讲，银行参与国债市场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1996年国债市场迈出了很大一步，在发行形式上以及利率市场化、交易无纸化方面都取得了有效进展。1997年对于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个市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贺强先生（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一、1996年股市基本行情与特点
中国股市1996年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1）理性稳固上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追捧业绩，绩优股股价上升可观；沪深两市相互竞争、良性发展；深强沪弱的局面难以改变；先扬后抑，至10月份达到暴涨高潮。（2）不正常的过热阶段，这一阶段从10月份开始股票过热暴涨，由炒作绩优股变为炒作垃圾股。新入市机构增多，期货机构进入股市构成股市主导力量。新股民入市人数剧增，由年初的900多万户增加到年底的2100多万户，这些股民入市的主要原因在于降息分流资金效应和股市赚钱效应。大量企业资金、银行资金和境外资金入市，恶性炒作，企业资金入市是1996年出现的新现象，而每次股市发热都有银行资金违规入市。（3）暴跌反弹阶段，从1996年12月中旬开始，股市开始出现利空因素，加上《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和证监会规定实行涨跌停板制度，股市开始下跌。二、对1996年股市的总结
1. 管理者应着重加强对股市违规现象的监管。从1996年股市发展看，机构操纵股市行为较多，相比之下，证监会的管理力度、处罚力度则显得较弱。在1997年股市发展中，管理机构应探索增加上市公司数量、改变上市公司结构、改变交易规则和制度等技术性措施变革的路子，而不应直接干预股价高低、直接干预股市市场。
2. 应注重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虽然中小投资者的入市动机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且风险意识低，但他们毕竟是促进我国股市发展的基本力量，是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支持力量和资金依托力量之一。目前实行的涨跌停板制度不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 涨跌幅度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实行涨跌停板制的第二天，深市暴跌400点以上，第三天深市暴涨470点，助长了过度投机；（2）造成股市骤涨骤跌，股市对政策特别敏感，利好则涨，利空则跌；（3）导致股市过度投机、速涨速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使得股市每个交易日有上下20%的空间，机构大户高抛低吸、转换过快，中小投资者无法操作；（4）失去股市规律、乱涨乱跌，机构大户凭借巨额资金实力在股市上任意行为，使得技术分析、业绩分析作用甚小，中小投资者行为盲目。三、对1997年股市的展望
1. 1997年股市供求可能出现逆转形势，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供给方面，1997年发行额度为100个亿，以每股平均10元发行价计算，需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资金供给方面，中小投资者增量资金将大量减少，原因在于：（1）降息的分流资金作用已钝化；（2）投资者发财效应减少、亏本效应增加；（3）大部分已入市的中小投资者已被套牢，资金抽不出来；（4）股民对股市预期改变可能会减少已入市的资金存量。
2. 进入股市的期市资金不可能长期驻留股市。1996年期市资金进入股市的原因在于：（1）股市成为热点；（2）期市管理较严、不好操作。1997年期市进入试点阶段，且期市资金进入股市仅是追求短期利益，有可能退出股市。
3. 国债市场情况对股市将造成一定压力。1997年国债发行额度可能为2600亿元，比1996年的1952亿元要多几百亿，且1997年发行主要面向居民，限制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但居民购买力有限，国债的发行将受到限制，且国债二级市场也会因此萎缩。目前国债市场平均收益率为11%左右。1月份国债发行利率可能是9%左右，会导致二级市场上新发行国债价格下跌或原有国债价格上扬两种可能。这些都可能抑制股市。
4. 违规资金入市将会减少，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违规资金将很难入市，股市不会太热。第二届（1998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演讲录本届论坛主题：“亚洲金融风暴与中国资本市场深化”
第二届（1998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于1998年1月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承办，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金新信托投资公司协办。论坛主题是“亚洲金融风暴与中国资本市场深化”。在论坛上先后发言的专家学者有戴园晨、萧灼基、杜厚文、王国刚、曹凤岐、安体富、陶湘、吴晓求等。黄达、王传纶、周升业、胡乃武等老一代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由于本届论坛缺少录音资料，故缺文字记录）第三届（199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演讲录本届论坛主题：“保护投资者利益与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
第三届（199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于1999年1月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证券报社、新疆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承办，北京证券有限公司和新疆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办。论坛主题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与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在论坛上先后发言的专家学者有杜厚文、黄达、刘鸿儒、董辅礽、戴园晨、吴晓求、徐雅萍、景学诚、曹凤岐、王国刚、宁吉喆、卢克群、李茂生、秦池江、许美征、贺强、王明夫、李康、赵锡军、焦瑾璞、朱朝阳、邓崇云等。杜厚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同时证券界的专家、学者和这个行业的全体人员也不断地走向成熟。过去的一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1997年8月份的亚洲金融危机，然后这个危机蔓延到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后又波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1998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经历了动荡不定的一年，汇市、股市大起大落。最近，据国际权威的金融机构评价，1998年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全世界最稳定的市场，当然稳定当中也有问题。对证券市场来说，去年一个非常可喜的事情是《证券法》终于出台了，经过许多专家、证券业人士的努力，经过人大常委会几次的讨论、修改，终于被通过了。这部《证券法》从总的方面来看，对规范我国的证券业、证券市场，使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政府的行为、券商的行为，都是很有作用的。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回顾1998年证券市场发展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展望1999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趋势，研究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今天到会的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和学者，还有证券业的一些著名的公司，我相信经过一天的研讨，大家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祝会议圆满成功！黄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
证券市场有其内在的规律，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现在已有两个证券交易所。原来把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看来也不叫资本主义了。杜厚文教授讲了中国证券市场相对稳定，同时证券市场也有另一个缺点，就是比较低迷。最近，我偶然看了一下深、沪两市，目前的交易量仅30多亿元。原来想证券市场能为国企的改造筹集一大笔资金，不想发展成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看来不能归因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恐怕得归因于我们自己的机制。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发展，它不依靠也不决定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不过，从前途来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还有正在研究的第二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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