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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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和纳粹：美国商业巨头如何帮助纳粹德国实现种族灭绝试读：
前言
黑白颠倒的时代该如何被记忆？相信你在阅读本书时，内心会受到深深的震撼，而我在撰写本书时也有同样的感受。本书讲述了IBM如何直接或间接（通过子公司）地参与大屠杀，又是如何成为屠杀了数百万人的纳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自动化凶器
当“大规模组织的信息”（Massively Organized Information）这一概念悄然出现，并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件战争武器、一张集体性毁灭指引图时，人类几乎毫无察觉。1933年1月30日，20世纪最重要的一天，引发这一概念的独特导火索出现——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正式上台。讽刺的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托马斯·J.沃森，拍摄仇恨推动了技术变革；而一家美国企业及其独断于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布莱克收专行的传奇董事长，则凭借着自身对利益的渴求集，IBM档案）极大地促进了希特勒实现目标。这家美国企业即IBM，而这位传奇董事长则是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
希特勒并非首位痴迷于屠杀犹太人的领导者。在他之前，欧洲也曾出现独裁者和暴君。然而，希特勒却得到“自动化”技术的助力，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希特勒也并未孤军作战，而是得到了他人的鼎力相助。
大屠杀制造了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尊贵的技术人才成了希特勒的先行部队。警察无视职责，支持恶棍并迫害无辜者；律师扭曲正义，制定反犹法律；医生亵渎医德，操刀进行各种恐怖实验，挑选出相对健康的人，迫使其劳作至死，再将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科学家和工程师贬低了自己的使命，发明工具或阐明科学原理来助推大屠杀行动；统计学家利用鲜为人知却十分强大的统计学知识来识别受害者，以便更好地规划并合理化大屠杀行动、组织迫害，甚至审计种族灭绝行动的效能。现在，让我们看看IBM及其海外子公司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IBM创造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技术世界，但自恃骄狂的它也被这个技术世界的漩涡弄得头晕目眩。IBM谨遵一条“不道德”的特殊信条：只要有能力做，那就应该做。对于盲目的技术官僚而言，手段永远比目的重要。犹太人的生死之所以变得不重要，是因为技术官僚（科学家或工程师出身的IBM中高层）只关心能否在灾民排队等候救济粮时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利益的追求反过来也会激励IBM，使其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成果。
那么，IBM是如何做到的？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并毁灭德国境内的60万名犹太人。在纳粹分子眼中，犹太人不仅包括犹太教徒，还包括所有流着犹太血液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融入了其他群体、与其他民族通婚、参与其他宗教活动或已经转信基督教。纳粹分子只有在辨别出犹太人后，才能没收其财产，将其隔离、驱逐、毁灭。为此，纳粹分子必须搜索德国境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有的社区、教堂和政府记录。这是一项艰巨的交叉索引任务，需要计算机的协助才能完成。但在1933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第三帝国计划剥夺犹太人的经济权，并将其驱逐出家园，赶进犹太区。这项任务同样艰巨，也需要计算机。但在1933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纳粹分子在计划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时，想利用铁路系统更高效地将犹太人转移到死亡集中营，并让受害者一下火车就被送入毒气室。这需要精准掌控时间，仍需要计算机。但在1933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不过，当时存在着另一项发明——IBM穿孔卡及卡片分类系统，即计算机的前身。IBM通过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与纳粹分子交易，将希特勒的犹太人灭绝计划视为技术使命。通过与纳粹组成联盟，IBM试图大发战争财。德霍梅格利用自己的员工与机器为希特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使其能完成前人无法执行的任务——自动化人口毁灭。IBM向德国调遣了2 000多套机器，之后又向欧洲德占区调遣了数千套机器。每个大型集中营都安装了卡片分类系统。一批批囚犯会被转移到不同的地区，并劳作至死，而他们的死亡数据会被记录在冷冰冰的自动化系统中。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展览的原始IBM霍尔瑞斯机器，这台机器目前已移出该纪念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德霍梅格不只是提供机器，它也具备IBM纽约总部的运作能力，其正式业务就是为客户定制机器和应用程序。活跃而狂热的纳粹分子组成了这家公司的高层，最终，这群人在战后因其所犯的战争罪而遭到逮捕。1933年以来，IBM纽约总部自始至终都知道，德霍梅格努力讨好的交易对象就是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利用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德霍梅格不断加强与纳粹德国的业务关系，不仅包括德国境内的业务，也包括欧洲德占区的业务。
德霍梅格等IBM子公司会为客户定制应用程序。与今天的软件设计者类似，IBM的技术人员会反复将穿孔卡模型送进德国官员的办公室，直至达到要求。只有IBM能设计、印刷和出售这种穿孔卡，但IBM并不出售霍尔瑞斯机器，而是出租。同样，也只有IBM能对这些机器进行定期维修和升级。IBM子公司为欧洲各地的纳粹官员及代理商提供了专门训练，并在欧洲德占区建立分支机构，组织经销商。这些子公司还会寻找造纸厂，授权其生产穿孔卡。仅德国，这些工厂每年就能生产多达15亿张穿孔卡。此外，IBM的职员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到各处维修这些精细的机器，即便后者被安置于集中营内部。德霍梅格位于柏林的总部保管着大量编码簿的副本，就像今天的任何一个IBM服务部门所保存的电脑数据备份一样。1943年的IBM霍尔瑞斯穿孔卡，人口统计学家理查德·科赫尔（Richard Korherr）定制。理查德·科赫尔直接对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负责，并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共事。卡片边缘可看到IBM德霍梅格的标记。（埃德温·布莱克收集，美国国家档案馆）犹太人名单从何而来？
我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无法解答。为何德国人总能得到犹太人的名单。有了这些名单，面孔铁青的党卫军得以突然闯入城市广场，贴上告示，要求名单上的人第二天在火车站集合。之后，党卫军会将这些聚集起来的人驱逐到德国东部地区。但纳粹分子是如何获得这些名单的？几十年来，没人知道，也少有人问起。
德霍梅格利用人口普查和先进的统计技术、登记技术促成了纳粹德国的驱逐行动。1896年，德国发明家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创建IBM。IBM最初只是一家制表机公司，人口普查是其全部业务。但在德霍梅格与纳粹德国结成联盟后，IBM便被赋予新的使命。德霍梅格发明了种族人口普查，不仅要求获取调查对象的宗教信仰，还要求追溯调查对象的血统起源。这是纳粹分子梦寐以求的信息，前者迫切希望辨识犹太人。
登记人口与资产只是纳粹德国在运用数据分类系统时发现的众多用途之一。纳粹分子还会利用数据库分配食物，以选择饿死某些犹太人。对劳工的识别、追踪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穿孔卡进行。此外，纳粹分子还能利用穿孔卡管理火车的运行：既可确保火车准时到站或发车，也可对火车上的货物（人）进行分类。德霍梅格的首要客户是德国铁道部，后者直接同柏林的IBM高级管理人员洽谈业务。德霍梅格会定期维护火车站里的穿孔卡设备，其服务对象一开始只限德国，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
在第三帝国存活的12年里，IBM与其交往密切，肯定获知了许多信息。对于那些相当糟糕的信息，IBM充耳不闻。但IBM要员，如沃森的私人代表哈里森·K.昌西（Harrison K. Chauncey）与W.C.利尔（W. C. Lier），几乎一直在柏林或日内瓦留意第三帝国的举动，以确保IBM纽约总部不会错过任何利润或商机。尽管美国严禁通敌贸易，不允许企业与纳粹直接接触，但IBM要员仍通过IBM瑞士办事处不断为IBM纽约总部提供重要信息。由此，IBM纽约总部就可大胆声称自己没有从事非法活动了。
当然，在希特勒掌权的这12年中，IBM与德国纳粹的联盟关系与背景也在不断变化。我希望你能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若你只是跳跃式地阅读，那只能得出片面或不正确的结论。所以，如果你打算走马观花地浏览本书，或只选读部分内容，请干脆不要阅读。请明确这一点：即使没有IBM的协助，大屠杀仍会发生。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IBM的帮助，那么纳粹分子会借用纸笔慢慢统计犹太人，进而用子弹和死亡部队逐步屠杀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去考究为何希特勒能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屠杀数百万生灵，也有理由去确认自动化技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因为我们有必要弄清谁该为屠杀负责。
是什么促使我寻找“IBM和大屠杀”那些未被提及的问题？1993年的一天，我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见到了IBM染指大屠杀的证据。当时，我看到的第一件展览品是一台型号为D-11的霍尔瑞斯卡片分类机，上面满是电路板、插槽和电线，十分显眼。机器面板上贴着一张发亮的IBM标示牌。后来，博物馆用另一台较小的IBM机器代替了这台卡片分类机，因为围观人数过多，妨碍了其他游客走动。这次展览只提到IBM于1933年执行了人口普查项目，并首次鉴定犹太人。虽然证据确凿，但IBM对其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仍守口如瓶。因此，尽管先后共有1 500万人参观这次展览，且其中不乏研究大屠杀的著名专家；尽管杰出的博物馆历史学家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大众对这段历史仍知之甚少，只局限于馆长在展览时的简单解说以及几页研究报告上。
我仍记得自己盯着那台机器看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转向身旁的双亲，向他们承诺自己一定会挖掘出更多线索。
我的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背井离乡，从波兰逃到美国。当时，在一列开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火车上，母亲成功逃出车厢，却遭到枪击，被埋进万人坑。父亲从一列戒备森严的犹太人队伍中逃出来后，意外发现母亲露在坑外的腿，于是将奄奄一息的母亲救了出来。在月光的掩护下，这两名侥幸的逃亡者共同抵御寒冷、饥饿，他们历尽千险，最终躲过追捕，活了下来。50年后，他们站在我身边，身影倒映在展览台的玻璃上，脑海中回忆着那些子弹碎片是如何永久地嵌入了身体，脸上露出极困惑的表情。
但我此时正想着另一个问题：纳粹分子如何得到我父母的信息？
在欧洲，数百万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惨遭毒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战乱中痛快地死去，而是遭受了长达12年的高度组织化的虐待，在受尽羞辱和非人性化对待后，才最终被消灭。那么，这台静置于昏暗博物馆里的夹杂着黑色、米色和银色的锃亮机器与这一惨剧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罪证：不容遗忘的过去
在那次偶然发现后，一个想法困扰了我数年，那就是IBM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某些技术参与了纳粹大屠杀。但对于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我却不得而知。线索散落在世界各地，我要做的就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IBM标榜自己是一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之后，我了解到IBM并不是一味等着客户登门造访。它之所以能积累大量财富与声誉，是因为它通常在达成协议前就已预知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且能及时设计并交付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即便这意味着需调遣内部职员与机器。正是借助这种方式，IBM为不计其数的政府机构、商业巨头和行业协会提供了服务。
多年来，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会查清IBM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多少解决方案。我知道它最初的解决方案是人口普查，但其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998年，我开始疯狂地寻找答案。当时，我没有得到任何基金会、组织机构或出版社的赞助，只能自掏腰包招募研究人员、实习生、翻译与助手，开启调查活动。
很快，一个网络在美国各地发展起来，随后蔓延到德国、以色列、英国、荷兰、波兰和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网络在不断扩大。大屠杀的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退休人员和一些与大屠杀毫无关联(1)的学生、专业人员、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甚至是原纽伦堡审判中的审查员都开始协助我搜索档案。最终，有100多人参与了这次调查活动。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只是简单地寻找关键词，如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名单、登记、铁路、穿孔卡等。每当找到这些关键词，他们就会将相关资料复印并发送给我。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都会收到近100份文件。
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是自愿参与这次活动的，而且所有人都发誓会对此保密。他们每个人在得知这个活动背后的动机后，都大为震惊，但也从中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一些人承认，当得知IBM和大屠杀之间的联系后，他们数夜难眠。他们的话语时常鼓励着我，使我得以坚定地走下去。
最终，我从50份案卷、收藏于图书馆的手稿、博物馆档案及其他资料库中收集到超过2万页的文件。在此过程中，我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美国战略情报局等政府部门，并得到了大量原机密文件。我们并未翻译其他来自欧洲的意义不清的文件，也没有将之与此次调查活动联系起来。所有文件都被收入我的档案中心进行集中处理，且如实反映了原始档案提供的信息。
我们检查并翻译了图书（50多本）、回忆录及二战期间涉及穿孔卡与统计数据的科技期刊、纳粹出版物和新闻报纸。原始文献、期刊文章、新闻剪报和书摘都是按月交互索引的。我们还创建了马尼拉文件夹，按月分类1933—1950年的资料。如果一份文件涉及多个日期，就会被存入交叉档案。每条信息会根据特定的主题被进一步搜索，比如华沙犹太区（Warsaw Ghetto）、德国人口普查（German Census）、保加利亚铁路（Bulgarian Railroads）、德国沃森（Watson in Germany）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
按主题分类的文件被堆叠在我的地下室里。无论何时，在这里忙碌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少于6人。从早上直到午夜，他们总是忙着将文件从一个文件堆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堆。一份文件有时会被复印成五六份，分别放入不同主题的文件堆。为此，我在地下室装了一台配有20个分拣设备的高速复印机。地下室里堆满了文件，工作人员若想走动，就得在文件堆里跳来跳去。
这2万页文件没有用闪存卡存储，因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单独检阅某份文件，你并不能发现什么。事实上，如果单独检阅，其中的大多数文件可能会误导你。你只有将某份文件与其他文件综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而后者往往来自完全不相关的资源。换言之，每份文件是一块拼图，只有将所有拼图拼起来，才能构建完整的图案。例如，IBM曾在报告中粗略提到，“亨德里克斯（Hendricks）先生”从达豪集中营取走了一台IBM机器。我最初无法得知这位先生是谁，直到将该报告与伦敦国家档案局一份晦涩的军事统计报告结合起来，才知晓他的身份。
更让人头疼的是，IBM的许多文件都未经署名或未注明日期，且故意使用了许多模糊的词汇、代码、流行语及公司内部临时的缩略语。为此，我只能参考与IBM同时代的词典以求解读这些文件。有时，我得耗费几个月来研究某份文件，直到通过对比其他已知文件，理解了其意义才罢休。例如，某份文件提到了“点”，后来我才发现“点”指的是为IBM的百分百俱乐部制定销售配额。在整个希特勒时期，IBM都会为其子公司制定销售配额。
有时，只有追溯某份资料的原稿，我们才能发现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我最初在查阅雅各布·普雷瑟（Jacob Presser）著名的《荷兰犹太人的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Dutch Jews）的英译本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想要的资料。我请求身在荷兰的研究员核查了这本书的荷兰版本，后者发现荷兰版提到了穿孔卡。只有在核查了普雷瑟的原始稿件之后，我们才在稿件边缘发现了一处引用荷兰档案的注解，而正是这个档案让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荷兰的信息。在研究罗马尼亚的人口普查时，我委托他人翻译了一份由德国统计人员写的长达20页的记录，并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证实了罗马尼亚也曾使用穿孔卡。这一信息与IBM所写的一封信正好吻合，后者提到要将机器从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转移到罗马尼亚，以帮助罗马尼亚完成人口普查。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IBM和大屠杀的故事已经被粉碎为成千上万的信息碎片。只有将这些碎片全部拼凑起来，我才能看到过去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些已经得到查证的故事将会在这本书中被揭开。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私人机构、公众机构和政府机构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遗憾的是，唯一一个拒绝我的机构是IBM。IBM断然拒接了我的请求，不允许我查阅相关文件，也不允许我进行采访。不过，被拒绝的人不止我一个。自二战结束后，IBM就一直拒绝与外部作家合作。几乎每一本关于IBM的书籍，无论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商业史学家，还是IBM的前雇员，都曾提及IBM拒绝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不过，我最终还是以恰当的途径得到了数百份有关IBM的资料，并审阅了一番。
在写本书时，我还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包括对文字挑剔的人、注重细节的人，还有研究人员和档案管理员，后者会审查本书的每一句话，以确保每个事实都有白纸黑字的文件支持。
我在审阅每一份资料时都遵守着两项指导原则：背景和影响。例如，尽管我喜欢收集外交资料和情报信息，但也会关注大众媒体对发生在欧洲的暴行及反犹现状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多次引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文章。我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并非因为它详细记录了历史，而是因为包括托马斯·J.沃森在内的IBM高管都是在纽约总部领导IBM业务的。如果他们住在芝加哥，那我会引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文章；如果他们住在克利夫兰，那我会引用《克利夫兰平原商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文章。
或许你会发现，我在引用电报、信件和通话内容时常会重现当事人使用的具体词汇。你可以自行判断在当前情境下，那些话所隐含的真实含义。
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的著作都未提到霍尔瑞斯机器，尽管后者已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里被高调展出。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为那些尚未被提及的事做辩解。公开文件就在那里，但仍有大量大屠杀资料被藏在世界一流的档案馆中。在这些资料里，许多至今仍不可获取，许多仍未对外公开；有些建立在错误的时间线上，有些只是关于企业的细枝末节。还有一些资料则广为人知，如海德里希（Heydrich）在1939年下达指令，要求将犹太群体集中到铁路附近，不过，他反复提及的人口普查则被那些资料忽视了。
若想完成调查，除了解读晦涩难懂的文件，还需了解一些专业知识，诸如二战前后的大屠杀历史、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历史及技术发展史（即穿孔卡系统发展史），以及认识第三帝国经济同跨国企业是如何进行合作的。此外，在拼出完整的图案前，我们还需要综合多国信息。在我查阅有关IBM的文件前，几乎有一半的真实历史都被遮蔽了。只有将各类文件综合起来，我才能得到重要信息。得益于我早期的著作《转让协议》（The Transfer Agreement），以及我在计算机产业方面的背景和作为记者积累下来的经验，我有幸了解了第三帝国的经济和跨国商业的运作方式。尽管算不上宏伟，但我的这个项目也是一次全面的企业行为调查。但它与此前的调查有着戏剧性的区别：该项目涉及的主题影响了数百万名生者和死者。
在本书出版前召集专业审阅者，也是个耗时费力的过程。我找到了研究大屠杀的重要历史学家及研究维希法国、罗马尼亚、人口普查与迫害等领域的专家；咨询了研究商业史的历史学家、技术专家、会计、知晓战争赔偿和企业战争罪的法律人员、原纽伦堡审查员、战时军事情报技术专家；甚至咨询了研究金融犯罪的前FBI特工。我想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视角的改变或许是IBM和大屠杀的关系从未被探究的主要因素。1984年，当我开始撰写《转让协议》时，没人真正关注资产的运作。但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资产。对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多出现在计算机时代前，那个时候，信息时代还远未到来。而如今，每个人都了解技术如何被运用在战争或和平事务中。因此，我们可以让时光倒退，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许多人都曾为计算机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欣喜若狂。我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被一股强烈的意识所吞噬，这种意识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这个“认知时代”（Age of Realization），我们将重新审视技术的觉醒。除非我们了解纳粹分子如何获取名单，否则将有更多人被那些名单所编码。
IBM和大屠杀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根据欧洲各国的资料，我能再写出20本。据估算，目前还有超过10万份资料散落在欧洲及美国的地下室或企业档案馆里。企业的档案管理员请留意：这些档案跟某项罪状相关，不能被移走、篡改或销毁，必须被转移到合适的档案机构，让学者和战争罪检察官能在第一时间检阅，这样一来，问责制便得以延续。
只有通过揭露和审视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技术世界才会接受这条老生常谈的格言：到此为止（Never Again）。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华盛顿(1) 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二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了数十次军事审判。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译者注第一部分第1章 “种族灭绝”的帮凶：穿孔卡系统“没有名字，永远只有编号”，对德国纳粹而言，犹太人不过是被记录在一张张纸片上的数据。成千上万名犹太囚犯受困于纳粹德国创造的人间地狱，被一项源于美国的高新统计系统所监控。美国的高新科技为何会出现在纳粹集中营里？是被抢夺了吗，还是……一场利益勾结？
烟雾犹如薄纱笼罩着大地。许多筋疲力尽的囚犯早已对折磨和饥饿麻木，他们重重倒在地上，毫无生气，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不过，在这6万名囚犯中，大多数人仍挤在常绿林内那难以想象的狭小空地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快速完成各种杂务，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生存能力，来换取哪怕是多一天的生存机会。争取多活一刻，就是他们的追求。这个噩梦般的地方就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纳粹德国创造的人间地狱。无法逃离的编号
在集中营后方，距离其围栏仅几米处，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警戒塔。警戒塔上耸立着一个长达25英尺（1英尺≈0.3048米）的叉字形木制支架。从警戒塔俯瞰集中营，可看到右侧有三排木制营房整齐地排列着。营房左侧，厨房、工作车间、仓库和茅厕杂乱地分布在弯曲的泥泞车道间。监禁区止于大门几百米处，而大门通向指挥官的办公室和党卫军的营地。在集中营内部，一连串交错的栅栏横穿巡逻通道，将这个残酷的囚禁地分成6个小型区域。不过，集中营外围的带刺铁丝网更能清楚定义何为集中营。
警戒塔下方是一座黑而细长的圆顶火炉，周围布满淤泥，它就像一列蒸汽机车，只是前面多了两扇笨重的炉门。炉子上那根乌黑的烟囱有数米长，直指天空。炉子边总是放着一副做工粗糙的金属担架，用来将瘦弱的尸体滑入炉膛。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焚尸炉。焚尸炉四周没有任何物体遮挡，完全暴露在警戒塔前。由于两座建筑物离得很近，焚尸炉里的火几乎能灼伤在警戒塔上站岗的党卫军士兵的双眼。任何人都能看到这座焚尸炉，对其传达的不祥讯息也一目了然——这个终点站象征着生命的终结，抑或生命的解脱。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建立于1943年春，坐落在贝尔根和贝尔森两村之间。起初，它是1万名犹太犯人的临时关押地，这批犯人通常可被赎回或用作交易。然而，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随着同盟国相继解放了奥斯维辛（Auschwitz）等死亡集中营，无处安置的囚犯便被转移到这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就成了犹太人的梦魇。截至1945年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已逾4万人，关押环境极为恶劣。饥饿、过度劳作和肆意虐待夺去了许多生命。仅1945年3月，就有近2万人惨死。在集中营解放后，惊骇万分的英国医疗团队无力挽救约1.4万条奄奄一息的生命。最后，他们只能用推土机将死者铲进早已布满扭曲而僵硬的尸体的万人坑中，场面惨不忍睹。
离贝尔森焚尸炉左侧仅几米处，靠近厨房和蓄水池的泥泞小路旁，是营区负责人的房间。因为里面住着集中营的劳务主管，所以囚(1)犯有时会称之为“狮穴”，这里也是处理霍尔瑞斯穿孔卡（Hollerith Punched Card）的地方。乍看之下，霍尔瑞斯穿孔卡不过是一张长5.25英寸（1英寸≈2.54厘米）、宽3.25英寸的普通卡片，只是在上面划分出了带编号的数列，还打上了几行孔洞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自1944年12月起，荷兰籍犹太人鲁道夫·伊姆（Rudolf Cheim）便受命到劳务办公室工作。每个寒冷的清晨，饥寒交迫的伊姆都会试图找到一点额外的食物，还会设法弄到几根火柴，生火驱寒。办公室里堆放着引火物，但并没有火柴。要弄到火柴，伊姆就得冒险进入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房间。通常，这群军官会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休息，当他们看到伊姆走进房间时，会恶狠狠地揍他的脸，以惩罚他因为取火柴而靠得太近。但对于伊姆而言，挨打是值得的，因为有了火，他便能活下去。
在劳务办公室工作算是一份美差，因为这里是掌管着生杀大权的地方，决定着伊姆等囚犯的生死。倘若囚犯尚能劳作，就能活命。之后，伊姆获得了一份可以接触到霍尔瑞斯穿孔卡以及卡片编码的办公室职务，这让他很高兴。工作时，他会偷偷观察纳粹党卫军进行卡片分类时的步骤。5周以来，他都默记于心。
很快，伊姆便弄清楚了党卫军是如何使用霍尔瑞斯穿孔卡的。每天，一批批奴工会被运到集中营里。每名囚犯都配有霍尔瑞斯穿孔卡以标示身份，每张卡片上的数列和孔洞详细说明了囚犯的国籍、出生日期、婚姻状态、子女数量、被捕缘由、体型和工作技能。卡片的第3列和第4列被用来编码囚犯的16种类别，这取决于不同的孔位：孔3代表“同性恋”、孔9代表“反社会”、孔12代表“吉普赛人”，而孔8就表示“犹太人”。此外，根据卡片打印出的表格也会依照囚犯的个人编号列出相关信息。
卡片的第34列用于标明“离开缘由”：孔2表示囚犯已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继续劳作；孔3代表“自然死亡”；孔4代表“处决”；孔5代表“自杀”；而不祥的孔6则意味着“特殊处理”，该词通常被理解为“消灭”——要么被送进毒气室，要么被处以绞刑或枪决。
两年来，火车和卡车从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蜂拥而至。工作人员审核、处理了成千上万张穿孔卡，并将信息反馈给奥拉宁堡，由纳粹党卫军经济部统计处进行统计分析。随后，带编号的男女会根据贝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的需求清单进行分配。伊姆回忆道：“我们失去了名字，成了编号。”对纳粹而言，死亡人数不过是一项统计数据，是一件需要由机器处理的琐事。仅在1944年12月，就有约2万名囚犯登记在册。平均每天有50人死去，他们都被记录在穿孔卡上。
伊姆了解到，为了获知囚犯先前所从事的工作，代表囚犯身份的穿孔卡会被送进分类机中进行分拣。然后，工作人员会根据工作营区的不同需求来调节刻度盘，从而筛选出一些特定职业的囚犯，或具备特殊工作技能、语言能力以及年龄适宜的囚犯。如果有符合条件的人选，机器就会打印出相应囚犯的编号。随后，这些囚犯便会被送往附近的附属营区、工厂或当地农场。
党卫军经济部的DⅡ机关负责管理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将军统治下的所有集中营，根据各个集中营的需求报告，为其匹配合适的劳工。波尔将军曾提出“劳动灭绝”（Extermination by Labor）计划，坚称：如果迅速将犹太人毒死，德国就白白浪费了一项重要资源。简而言之，他所谓的“劳动灭绝”就是让犹太人劳作至死，只有在这群犹太人已毫无用处、苟延残喘时，才需要将他们转移到死亡集中营毒死。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曾宣称：“如果有1万名俄国妇女在挖防坦克壕时因筋疲力尽而倒下，那么，我会只关心她们是否已经挖完了这条防坦克壕。”DⅡ机关极力拥护希姆莱的理念。
一天，伊姆留意到，有5名妇女逃出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党卫军警卫愤怒不已，发誓要抓回她们。这群警卫十分厌恶用穿孔卡第34列上的7号孔来报道囚犯的离开缘由——逃离。
伊姆渐渐对一名年轻的荷兰女裁缝着了迷。她最初在韦斯特博克集中营，之后还进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出生于1924年5月10日，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53752。伊姆在想，这个53752到底是谁？难道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就只有一个编号？
很快，伊姆便了解到真相，即成千上万的囚犯是通过霍尔瑞斯系统（Hollerith System）来进行鉴定、分类、分配和运送。他猜想，穿孔卡和各种各样的数字物化了这些人，并可能将他们全部杀死。然而，伊姆仍无从知晓霍尔瑞斯系统到底从何而来。染血交易
12月的一个清晨，当穿着破烂制服的编号人伊姆正匆忙地走向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劳务办公室，以取暖、挣扎求存时，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新车停在了纽约麦迪逊大道590号。一位穿着高档西装、披着保暖外套的绅士从车上走出，他就是托马斯·J.沃森——世界级大型企业IBM的负责人。IBM把定制的霍尔瑞斯卡片分类系统出租给第三帝国，第三帝国就利用这些系统来管理几乎所有的集中营，包括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IBM每个月都会为纳粹检修机器，还会训练纳粹分子操作这些复杂而精密的系统。甚至连IBM的办公室里，都还保存着密码本的副本，以防母本丢失。更重要的是，沃森的公司是这类系统的独家供应商，为了运转机器，第三帝国每年需要从IBM购买15亿张穿孔卡。
实际上，霍尔瑞斯系统不仅应用于集中营的管理。长久以来，在德国及欧洲德占区，纳粹因经济、工业、作战、反犹等目的建立的基础设施都应用了这一系统。
在这个阴冷的12月清晨，沃森格外忙碌，因为IBM的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失控了。他要召集更多律师、发送更多电报，也将采取更多聪明的手段与美国国务院较量。不过，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终止德霍梅格参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计划，而是为了确保IBM纽约总部仍然能够留住所有收益及利润。无论谁赢得战争，IBM都要蓬勃发展。总之，一切为了生意，这就是IBM的突出特点。(1) 由统计学家赫尔曼·霍尔瑞斯建立，主要应用于人口普查。—译者注第2章 IBM与希特勒帝国缔造史
让无数犹太人为之惊恐的穿孔卡，竟源于火车上不经意的一瞥；一度被美国奉为英雄的人物，竟无情压榨了美国政府，打了它个措手不及。反托拉斯的美国联邦政府为何亲手帮助企业实现了全球垄断？当全世界的商人因与德国交易而受到谴责时，IBM又为何成了例外？希特勒上台后，一场合作性博弈于暗中展开，在这个商人备受压迫的时期，IBM却迎来了一次历史性扩张。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成为德国元首。就在这一天，希特勒的信徒穿着各色制服，或步行，或驾车，或骑着自行车在柏林街道上肆意庆祝。欢呼雀跃的纳粹分子伸直手臂，跨着重步，有时还会随着音乐大跨步地走。纳粹分子一直怀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希冀着战胜所有对手。现在，他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历史性时刻。从现在起，世界将不再一样。创建之初：权威之战
很快，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分子接管了德国政府，事实上，他们还掌控了德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元首希望雅利安人这一优等种族能征服所有非雅利安人，而雅利安德国也能就此控制整个欧洲。至于犹太人，希特勒另有打算：种族灭绝。希特勒并未隐藏自己的谋划，反而向世界大肆宣传，相关言论迅速充斥各大城市、广播电台及报刊头版头条。讽刺的是，一些有远见的人也与希特勒法西斯主(1)义产生了共鸣，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及托马斯·J.沃森——美国极负盛誉的IBM公司的董事长。
希特勒与沃森的出生地不同，成长环境也截然相反，人生目标更是迥然有异。一个是十足的资本家，一个是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技术与商业上结成联盟，并最终导致600万欧洲犹太人与同等数量的其他欧洲人死亡？也许，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历史证明，他们可以在合作时无比融洽。
这一切还得从几十年前的纽约说起。19世纪末期，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大量新发明的出现，使得几乎所有手工业都实现了自动化。大批移民受经济增长的吸引，纷纷移居美国，以寻求工作。但是，许多人都期望能以更好的方式提供劳力——至少能更快速、更省力。这一时期，奇特的、机械化的装置以及专利产品无处不在，这些设备在作坊或工厂里转动着车轮，摇动着齿轮，简化了工作程序。这场由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因此，世纪之交的美国成为商业与工业的汇集之地，不仅积累了大量资金，还出现了许多“咔嗒咔嗒”的工业发明。此时的美国是企业的绝佳发源地，也就是在这时，诞生了一家将会享誉全球的大型企业——IBM。
IBM创建之初，其技术发明只出于一个目的，即利用具有鉴定和量化功能的技术开创性地统计人口。不久之后，IBM便向世人证明，由它发明的技术不仅能统计人口或物品量，还能“计算”——可以记录、处理、检索和分析数据，并且自动回答指定问题。机械化热潮的出现使人类可以利用机器，完成普通人借助纸笔无法完成的海量计算。
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是IBM的创始人。他出生于1860年，父母是德国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移居到了纽约州布法罗市，但霍尔瑞斯的父母并没有丢弃骄傲而坚毅的德国传统。霍尔瑞斯7岁时，身为语言教师的父亲在骑马时意外身亡。因此，他的母亲不得不独自抚养5个孩子。霍尔瑞斯的母亲是一位自尊心很强，且非常独立的女性，她不愿求助于经济条件优渥的父母，而是有原则地选择了艰苦而自立的生活。
年轻的霍尔瑞斯于15岁那年移居纽约，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除了在拼写上有些困难，霍尔瑞斯很快就展示出了他的创造天赋。19岁时，霍尔瑞斯以傲人的满分成绩获得了哥伦比亚矿业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Mines）的工程学位。1879年，他应学院教授的邀请，成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名助理。当时，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不过是基本的人头计算，并没有涉及调查对象的职业、受教育情况等信息，因为单是统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就已是一项任务量惊人的工作。仅人工计算以及后期的交叉分析，再到得出最终结果就要耗费几年时间。此外，由于美国人口在南北战争后快速增长，人口数量较上一次人口普查可能会翻一番，因此专家预测，1890年的人口普查总花费时间会超过十年。也就是说，当1900年，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开始时，1890年的人口普查还没有完全结束。
当时，年仅19岁的霍尔瑞斯来到华盛顿，进入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波托马克河游艇俱乐部举办的晚宴上，人口统计局主任约翰·比林斯（John Billings）向霍尔瑞斯打趣地说：“应该发明一种机器来做那些纯机械性的工作，比如将人口数量或类似的统计资料绘制成表格。”在听到这句话后，富有创造力的霍尔瑞斯便开始构思方案。其实，当时的法国织布机、简易音乐盒、自动钢琴等装置，都是通过圈状物或卡片上的孔洞来实现自动化重复性动作。大约一年后，霍尔瑞斯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当时，他看到一名火车售票员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车票上穿孔，以此来记录乘客的身高、发色、鼻子大小、衣着等特征，这种卡片就类似于“以孔位来呈现信息的照片”。其他售票员可以快速读取这些信息，从而抓出那些试图用其他乘客的票应付检票员的人。
霍尔瑞斯的想法就是发明一种标准化的孔洞卡片，每个孔洞代表不同的特征，如性别、国籍、职业等。之后，再将卡片放进一个“阅读器”中。当卡片快速通过阅读器的槽口时，借助可调节的弹簧装置和感应孔洞的电刷头，阅读器便可以“读取”卡片上的信息。经过处理的卡片会根据特定的孔洞序列被放进相应的卡片堆中。
利用这种技术，人们便可以分类并使用数百万张卡片。任何想要记录的特征，无论是宽泛的还是具体的，都能通过排序或组合卡片中特有的孔洞筛选出来。这种机器能够完整地描绘出某个人的形象，甚至可以记录某些群体的具体信息。事实上，假如卡片上有足够多的孔洞，而且排序的次数足够多，那么要在数百万人口中辨别出某个人也是可以实现的。每张卡片都是一个信息宝库，而限定其信息量的只有卡片上的孔洞数量而已。对19世纪的人们来说，这种卡片就相当于“条形码”。
1884年，靠着从一位德国朋友那里借来的几千美元，霍尔瑞斯制造了这台机器，并获得了专利权。讽刺的是，这项发明的初期测试并不是用来统计活人，而是为马里兰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卫生部统计死人。
不久，霍尔瑞斯发现这套系统不仅能计算人数，还能帮助各行各业快速完成枯燥的运算，不论是纽约中央铁路局的运货清单，还是普天寿保险公司的保险记录及金融记录，它都能迅速处理。最重要的是，霍尔瑞斯系统不仅能计算数量，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这台叮当作响的奇特装置在几周内就能完成人类用几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受到激励后，霍尔瑞斯开启了一次越洋旅行，将自己的电动制表机展示给欧洲各国政府，其中就包括德国与意大利。每到一处，霍尔瑞斯总能受到官僚、工程师和统计员的赞誉。这台由钢铁、转动轴与橡胶轮组成的机器不仅是一种精巧的器具，还是一把钥匙，将开启装有无限信息的潘多拉魔盒。
为了协助完成189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人口普查局赞助了一项比赛，希望能找到最好的自动计算装置。毫无意外，霍尔瑞斯的设计获胜了。而在此之前，裁判员已经耗费了几年时间去研究霍尔瑞斯的设计。这之后，霍尔瑞斯生产出了自己发明的第一台机器。
1890年，当人口普查结束后，霍尔瑞斯一夜间成了英雄。他在统计学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整个科学界的注意，新闻媒体也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霍尔瑞斯发明的系统为美国人口普查局节省了约500万美元，即预算的1/3。这个系统让人口普查的计算速度变得前所未有的快，也为人口普查这项事业增加了戏剧性的新维度。现在，人口普查员能处理的问题多达235个，包括家庭成员使用何种语言、留在家中或已离开家的孩子有多少、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如何、来自哪个国家等各种问题。突然间，政府有了记录人口数量与特征的能力。
怀有戒心的霍尔瑞斯一直怀疑有电工或技工会偷走他的设计，而且考虑到美国人口普查局只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才会用到大量制表机，于是，他决定将这套系统租给政府，而不是卖给政府。20世纪，在IBM进行的所有大型商业交易中，这项只租不卖的重大决定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完成人口普查项目，政府支付了75万美元租用霍尔瑞斯的机器。现在，这位发明家的另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在两次人口普查的间隔期找到新客户。很快，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因为，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工业组织，他们都排着队，抢着租用霍尔瑞斯的机器。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的人口普查与统计部门全都提交了订单。可见，霍尔瑞斯发明的这项新技术几乎无可匹敌，它使世界各地都实现了先进的人口普查工作。霍尔瑞斯只身一人就垄断了这项技术，因为穿孔机、分类机、制表机只能彼此兼容，而且暂时还没有类似的机器出现。
此外，为了采集数据，客户还需要大量穿孔卡，每张卡片本质上只能使用一次。霍尔瑞斯尽管还未正式建立公司，却已经拥有了垄断产业的资本。更重要的是，这项事业不仅迅速提高了霍尔瑞斯及其系统的社会地位，还为两者赢得了国际声誉。对霍尔瑞斯而言，政府只是被他控制的客户。在许多方面，霍尔瑞斯都认为他和他发明的技术比政府更加强大。事实也确实如此。
全世界都在等着这位工程师成立公司。然而可笑的是，霍尔瑞斯忙于开展新业务，根本抽不出时间创立公司。此外，霍尔瑞斯虽只有三十多岁，但已变得十分固执。事实证明，这个留着八字胡、经常发脾气的工程师并不适合创业。虽然在有需要时，霍尔瑞斯可以戴着大礼帽，持着精美的手杖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但他缺少耐心，也不具备圆滑的处事手段，他憎恶成立公司这种商业化的活动，还不断怀疑客户企图偷走自己的设计。霍尔瑞斯将自己的发明视如亲生子，事必躬亲。因此，于他而言，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重要到不可以得罪的客户或不能违背的合约。正因如此，他与客户纠纷不断，他对客户的态度通常是“要么接受，要么拉倒”。霍尔瑞斯直言不讳，并不顾及他人感受，因而当他怀疑政府官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损害自己的专利权时，就会毫不犹豫地与之展开战斗。其实，生活中的琐事也很容易激怒霍尔瑞斯，比如，当他的车子突然抛锚时，他会立即写信，愤怒地谴责生产商。
除了发明，霍尔瑞斯还珍视另外三样东西，即德国传统、隐私及他的猫俾斯麦（Bismarck）。人们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他与德国相关的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例如，他出海去欧洲时乘坐的是德国船。他在澄清与某位同事妻子的关系时说：“因为她是个德国人，所以我才能跟她相处融洽。”当同事觉得霍尔瑞斯需要休息时，就会建议他回到他深爱的祖国休个长假，因为那是唯一能让他放松下来的地方。
为了保护隐私，霍尔瑞斯在自己的房子周围立起了高高的围栏，将邻居和他们的宠物拒之门外。但霍尔瑞斯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猫跳上房顶，再跳进自己的院子。一天，他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在围栏上绕了一圈电线，并将电线连上电池，然后坐到窗前惬意地抽起雪茄。当看见邻居的猫进来骚扰俾斯麦时，霍尔瑞斯就会按下开关，给这只猫来一次电击。
霍尔瑞斯的第一次大型海外人口普查是为残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组织的。这是俄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涉及近1.2亿人口。由于尼古拉二世急于引进霍尔瑞斯的技术，于是，他便邀请这位发明家来到圣彼得堡，签订了这份大合同。
1896年底，从俄国回来后不久，霍尔瑞斯终于成立了公司。霍尔瑞斯将公司简陋的办公室置于自己的两层工作室中，这个集车间与仓库于一体的工作室就坐落在华盛顿的乔治城，距白宫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只有几分钟的车程。霍尔瑞斯给公司起了个很直白的名字——制表机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这个名字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不过它最终演变成了IBM——有史以来最具辨识度的商业名称之一。
1900年人口普查结束后不久，美国联邦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帮助霍尔瑞斯的制表机公司实现了全球垄断。这种全球垄断是基于他们所使用的一项发明，而这项发明则是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名内部员工——赫尔曼·霍尔瑞斯的手中获得“授权”的。另外，富有改革思想的美国人口普查局新局长西米恩·诺思（Simeon North）发现，调查局与霍尔瑞斯就机器签订的合同中存在许多违规之处。他意识到，霍尔瑞斯敲诈了联邦政府：过高的专利费、有名无实的机器、机器与穿孔卡前后不一的价格、限制使用权限等供应商滥用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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